依娃／《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放 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厚厚的大書。50張飽經滄桑、溝壑縱橫的臉龐從封面凝視著我。他們剛從莊稼地走出來，從打麥場走出來，從土窯洞走出來——從遍地餓殍、屍 堆墳頭走出來。他們集結在這本書裡，講述自己，以及家庭、家族、村民慘絕人寰的往事。這些往事，他們在50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臆，沒有人傾聽；漏出來一句半句，也沒有人理會、沒有人相信，更有可能反倒給他們自己惹來禍殃——直到旅美作家依娃，跋山涉水，到偏僻鄉村尋訪到他們，用她的真誠和執著，開啓了他們的心扉——拯救了他們行將隨風而逝的記憶。
當近54萬字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一書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之際，《新史記》記者採訪該書作者依娃。
新史記：您是從什麼時候、受到什麼觸動，決定尋找、採寫大饑荒倖存者？
依娃：很多年以前，我只知道“三年自然災害”“蘇聯逼迫我們還債”。
首先要感謝研究大饑荒的前輩楊繼繩先生，治學十載，寫出百萬字巨著《墓碑》，內容翔實、證據確鑿，分析透徹，《墓碑》也可以說是在這個研究領域立起了一座 豐碑，已翻譯成五、六種文字出版。最初看到這個書的售書廣告時，我根本不相信餓死人，更不相信餓死3600萬人這個驚人的數字，我想作者是別有用心，誣衊 黨，討好老外。但我還是很好奇，買了一本，起先不喜歡看，因為這種專業學術著作，不是數字，就是圖表，很枯燥乏味，放了一年多。後來我好好地拜讀了兩遍， 一字一句，還做了重點筆記。這部著作對我起著啟蒙和指導的作用。我非常欽佩楊繼繩先生的道德勇氣和學術精神，他說連坐牢的準備都做好了，《墓碑》也是為自 己提前立個碑。
依娃與楊繼繩合影。
此外，還有我本人家庭的緣故。從五年前開始，我的腦子裡，像一棵棵小苗長出來一樣，冒出了一個個問號：我的母親從哪裡來的？那裡是什麼景象？甘肅老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們逃荒路上是怎麼走的？我産生了非常強、非常強地去知道的欲望。
我就想和母親回一趟她的老家，回一趟她出生的地方，她成長的地方，她逃離的地方。我從沒有去過，我渴望回去一趟，關於母親和她代表的家族的一切，我就會知 道得更豐富、更切近。我覺得，我和那塊土地肯定是聯繫在一起的。但只有回去一趟，那兒才能真正屬於我，我也才能真正屬於那兒。
2011年7月，從甘肅老家回來後，我反覆思考了好幾個月，才決定採寫大饑荒——我被它給粘住了、纏住了，身不由主。
新史記：中國大饑荒慘烈的省分和地區很不少，您集中寫了甘肅和陝西老鄉的故事。您是根據什麼選擇這些調查地點的呢？為什麼這些人能夠進入您的視野？
依娃：我最初也考慮過走訪四川、河南、安徽、山東、廣西等地，後來發現不切合實際，花費和時間就不說了，最主要的是，我不認識那裡的人，怎麼能儘快得到他們的信任？於是我放棄了“花錢亂跑白費力”的設想。
選擇甘肅，因爲甘肅是我母親的老家，秦安縣是我最早、也是比較容易的切入點。我還有一些親戚在秦安的鄉鎮，他們提供了不少幫助。通渭縣本來有一個好朋友， 說好帶我去鄉下採訪。但是他提前“暴露了”，被有關方面警告，我不能給他增加更多壓力和麻煩。剛巧我有一個本家遠親在通渭，我就去了——通渭餓死了1/3 人口，被中央列為“通渭問題”，因此是很有挖頭的，一家餓死幾個人在那裡是“正常”的，十個人有八個人見過人吃人。天水地區是甘肅大饑荒的重災區，餓死了 一、二十萬人，通過記錄片導演胡傑的介紹，我認識了一些當地人，他們很熱心，很支持我的採訪工作。
甘肅逃荒婦女遍布陝西各縣，這也是我採訪的一個重點。家人、朋友都很積極地幫我四處打聽，用汽車、三輪車、摩托車帶我去採訪。
進門是初識，出門成親人
新史記：您這個考慮是對的，您與調查對象有比較相近的背景，才便於理解他們。
依娃：我是個歷史的小學生，口述歷史的初級探索者。我是一邊學、一邊做、一邊總結經驗。
新史記：您這樣說，是謙虛的，不過，從您的書，也可以看出您確實是在實踐中摸索和總結。口述調查的專業性其實是很強的，有一套學術規範，時間、地點、人物 姓名和身分這些要素都要介紹清楚，得到的材料才可作為口述史料，放心使用。您在初期可能缺少經驗，有的要素交代得不够清楚，越到後來就越完整準確了。
請問，您是怎麼向這些農民們調查的呢？
依娃：我去採訪，得帶兩個錄音筆，好幾枝筆，兩三個筆記本。我一般都是和受訪者單獨在一個房間裡談，這樣讓他們覺得沒有壓力，因為有時候婦女會談到自己的婚姻問題，老人們會罵村子裡的壞幹部；同時談話也不致於受別人插言攪擾、打斷思路。
有時候受訪者會把話題拉遠，我就把話題再問回來，自己要懂得掌握控制，讓對方儘量敞開地、暢所欲言地說，不去打斷、不去評論，更不要表現自己。其實，就是 當一個專注的好聽眾，看著他們的表情，對視著他們的眼睛，聽他們說，把自己的苦難都講出來。儘量從不同角度多提問題引導他們敘述。因為每個人的經歷、感受 都不一樣。
常常讓我自己都很驚訝：進門，彼此是陌生人；到離開的時候，我們擁抱握手，無所不說。那些老奶奶、年長的婦女拉著我的手就喊：“親人呀，見到你就見到親人 了。”給我裝上花生、雞蛋、水果等，把我當成來串門的親戚。所以，我不是覺得我是在工作、是在採訪、在搜集資料，而是來看望我的親人，聽親人講述他們的經 歷，我要把我的父母兄妹的苦難寫下來，記錄下來。不寫，我對不起他們對我的信任和熱忱。
這三年多，我走訪了甘肅和陝西十幾個縣，採訪了近200人，錄音200多個小時，有照片800多張，包括搜集到一些珍貴的老照片，還有倖存者的手跡等等。我希望以後捐獻給有關學術機構保存。
新史記：從這部書來看，我覺得您的照片還可以照得更多，留下更豐富的影像資料。您採訪了近200人，才有800多張照片，似乎不够，讓我覺得有點遺憾啊。 除了倖存者本人，還有家人與親友鄰居，家內外、村內外環境，死難者的墳塋墓碑，當年的用具、遺物……這些都有歷史價值，都能讓沒有經歷過大饑荒的後來人和 研究者，更直觀地感受那個浩劫年代。
第一次採訪順利嗎？是採訪家庭成員嗎？
依娃：第一次採訪，可以說是非常順利，其實那時候還沒有寫作大饑荒的想法。就是想多瞭解大饑荒、飢餓、餓死人是怎麼回事。我就給住在紐約的作家張方晦先生 打電話，他說：“你想知道飢餓，算你找對人了。”記得那是2011年9月11日，我坐上從波士頓到紐約的長途巴士，找到張先生，他很健談，談了他作為歷史 反革命子女“被移民”到甘肅戈壁灘的經歷——500多人，半年就餓死了100多人，讓我非常震驚。
新史記：就這樣一發而不可收了？
依娃：我得老老實實回答，我本來對歷史和政治根本沒有什麼興趣，從來沒有就任何主題，採訪過任何人。這個調研和寫作，讓我脫胎換骨，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做不做？有沒有能力做？怎麼做？都是我最初掙扎、考慮、徘徊的問題。
在決定做這件事情以後，有很長時間，我非常焦慮，寢食不安，就擔心能不能找到受訪人：到哪裡去找？找到了他們敢不敢說？願不願說？會不會說？如果沒有大量的倖存者口述，我根本不可能寫出一本書。
新史記：這種調查，難度特別大。第一，您的課題非常敏感，很難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幫助；第二，這個課題決定了您的調查對象文化水平肯定不高，記憶、表達能力都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第三，大饑荒畢竟過去了50年，即使是當年十來歲的孩子，現在也年過花甲。
依娃：是的，有些朋友和搞研究的前輩對我說：“和農民說話，很不容易，他們也說不清楚。”“農民不敢說，看你拿出錄音機、筆記本就不說了——這不是他們的 錯，是中國歷年的政治運動把人搞怕了！這很可悲。”還有人出主意：“你雇人去採訪，這樣比較實惠，花錢少。”我也想過在媒體上刊登啟事、電話採訪。但是， 我發現，真正的老年倖存者，根本不上網、不看報也不與外界交流，甚至沒有電話。我知道，那些辦法都不可行，挖掘歷史的真相沒有捷徑，不可能“多快好省” “大躍進”。我必須自己去農村，尤其是去窮山僻壤，去一個個尋找，去一家家面對面，親自問、親自聽、親自記。（《新史記》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