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使他發了一筆財
我早就聽說司馬璐“文革”期間出版了一本《劉主席語錄》，在香港發行，他爲此發了一筆財，但在老人床邊的書架上我卻沒有找著。便問他，他一笑：早就沒有了！
“文革”初期，司馬璐讀過當時在全國發行了上億冊的《毛主席語錄》後，認為毛、劉二人的思想觀點有同有異，毛未必全對，劉未必全錯，靈機一動，編選了《劉少奇選集》和《劉主席語錄》，並於1967年6月在香港先後出版，竟然大爲暢銷——《劉主席語錄》比《劉少奇選集》更暢銷，甚至有人排隊搶購，一再重印了約五萬冊，還被譯為英、法、日多種文字出版。英文版印數最多，法文版印得最美，日文版宣傳廣告最多——據說日文版銷量曾高達15萬冊。這當然拜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之賜，讓海外讀者都要瞭解，劉少奇到底怎麽得罪了毛澤東，讓毛澤東雷霆震怒，非打倒他不可。人們從這毛、劉兩位主席的語錄來對照、思考、判斷中國大陸兩條路線的鬥爭。
司馬璐的部分著作。
據有關資料介紹，《劉主席語錄》與《毛主席語錄》在開本、封面、版式上大體一模一樣，
也是小本紅塑料皮，書名也用燙金字，書前有劉本人正面半身照片、“劉主席與毛主席合影”，以及劉少奇的題詞手跡：“學習雷鋒同志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
《劉主席語錄》110頁，定價港幣一元五角，內容分編為33個專題——《毛主席語錄》也是分33個專題。編者這樣安排，顯然意在表明毛、劉曾是最親密戰友。小書中還刊有劉少奇簡歷、生平事略。扉頁上印的則是“全中國的愛國者，團結起來!”在第一頁上印有“最高指示”，這在“文革”中，就是“毛澤東語錄”的同義詞，但這本小書的“最高指示”，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9條、40條、41條、42條、45條——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產生、職權、地位和行使職權的期限。司馬璐的意圖很明白：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那麽，中國的“最高指示”理應是憲法，而不是任何領導人的言論。
談到此書在海外熱銷，司馬璐曾坦率地說：“靠這本小書，我賺了一大筆錢：譯為外文按國際慣例都給版權費。這樣，我在香港才能買到多年渴求的一幢自家的住房，還到世界多國旅遊。當時中國大陸‘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了稿費，又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不然的話，我還應該送給王光美女士一筆原始版權費。”
不過，好景不長。1968年11月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劉主席語錄》這本小册子也就運交華蓋了。香港造反派在一個夏日午夜，衝進自聯出版社門市部縱火全部燒毀，當時香港報刊曾以“火燒《劉語錄》”為題予以報道。此書就這樣付之一炬，司馬璐於1983年從香港來到紐約定居時，一本也未帶來。
談到中共黨史研究的回報，還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
司馬璐對中共黨史的研究成果，發行對象也包括中國大陸當局。司馬璐的解釋是：中共宣傳的黨史中“有許多虛假、偽造的東西。‘文革’中，大陸又毀掉了很多黨史資料。‘文革’後期，中共當局設法從國外、黨外引進黨史資料。他們也派人與我聯絡，向我收買黨史資料，其中包括我所編著的《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大冊。我當然是明碼實價。中共都是經由中國銀行付款。‘四人幫’垮台後，中國銀行一度不認‘四人幫’時期向我買書的賬，我就在《展望》雜誌上寫文章向華國鋒討債，不久他們也把欠賬給清了。”（《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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