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計劃李源潮當鄰居促成了結盟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厲佑昶

2015年，習近平面臨許多棘手問題，現在又多了一樁——更準確地說，這一樁本來就列在難題清單上，但是最近上升到了清單的前列。這就是：
——如何處置李源潮？

現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既是“共青團派”，又是“太子黨”；既是“華東幫”最早栽培拔擢，又與“北大系”扯上淵源；曾是與習近平、 王岐山一樣的知識青年，又勉強算得上是“海歸”……現在，雖然他披著如此五顔六色的“迷彩服”，卻被翻查出衣服內側，綴的是令計劃朋黨集團核心成員的標 簽。

過去兩年多以來，明鏡集團的多家媒體對李源潮問題多次披露，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前曾獨家披露李源潮涉嫌捲入令計劃的朋黨活動、十八屆政治局新常委名單中榜上無名，不僅轟動海外輿論界，更震撼中國政界。

“新 四人幫”核心人物令計劃和妻子谷麗萍落網，並未讓海內外民眾感到意外，畢竟他的哥哥令政策、弟弟令完成和侄子令狐劍相繼落馬，“山西幫”的多米諾骨牌連續 倒下，已經預示了他的末日遲早來臨。讓人們感到出乎意外的卻是過去被一些人宣傳為“形象較好”的李源潮，竟然也利令智昏，深深捲入令計劃的小團體陰謀，印 證了明鏡網的披露。
現在，《明鏡月刊》獲得了更多李源潮的涉案細節。


《明鏡月刊》第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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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决裂導致魯迅首次心靈崩潰

《明鏡月刊》孫乃修


周作人決裂信，是對長兄的冷峻抗擊，魯迅大家長地位頓時崩塌。這是魯迅在家庭關係上的失敗，四年後與人非法同居構成他在家庭關係上的另一不德。儒家一向強調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人格理想，修身是基礎，齊家是初步，一個人修身不佳，家庭鬧得一團糟，談何治國平天下之社會大業？打倒孔子學說，否棄傳統優秀文化和道德，陷入無道德、無文化的虛無主義絕路，能不導致人格危機嗎？


《阿Ｑ正傳》裡的插畫。

一 個人不能正派、道德地對待家人和家庭關係，怎能正派、道德地對待社會人士和社會關係？三年後狂飆青年們輕蔑和批判魯迅，十年後左翼青年們公開批判魯迅，皆 非偶然。家庭社會兩方面行為發人深省，鴆酒皆係自己釀造。在家庭，他身為兄長，在左聯，他身為頭領，比青年們大二、三十歲，不是禍起蕭牆、鬧得決裂，就是 屢屢內鬥、紛爭不已。評論者都說周作人、信子不好，青年作家們不好，卻不知魯迅責無旁貸。

魯 迅從冷漠無語的作人手裡接過信，已知凶多吉少。值得注意，他對此事態度消極，默然接受，而不強辯，與和人筆鬥那種不依不饒痛罵和纏攪態度迥異。與作人一家 禍起蕭牆，魯迅作為兄長，完全失去在東京洶洶動手打作人那種架式。五天前，他已獨自就餐。這個大家庭已瀕崩解。囚於書房，他蔫萎了。

五 天來，他一篇小文沒寫，某些往事復現心中，撕扯那顆脆弱心靈，使之忐忑難眠，等待發落似地難熬。他等來的，不是熱戰式怒罵，而是冷戰式短信。尷尬、恥辱、 默飲苦酒的無奈，成為此後對他人、對社會瘋狂發泄和無情報復的內心驅力之一。遷怒他人和社會，是他對個人恥辱和失敗感的補償方式。他性格錙銖必較、有仇必 報，常常強詞奪理，卻對此事緘默。

魯迅日記所謂“邀欲問之”，不過是出於面子的勉強作態。如果冤枉，真想澄清，同住一個大院，何必讓別人去邀，不自己去談？作人不來，何不修書與之，滔滔辯 之，以表清白？為何默忍青蠅點糞之污，卞和璞玉之冤，刀筆頓失滔滔？為何不積極求得胞弟了解，勸他勿“偏聽偏信婦人之言”？為何一聲不吭搬走？

周作人不願透露真相，是為自尊，怕家醜外揚，面子不好看。不過，從《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中的一點說明可以看出，假如魯迅不認帳，和他糾纏，他會回擊。魯 迅不“說明”或不“辯誣”，自知此弟性格，他讀懂決裂信，作人勸他自重。一個不願鬥，一個不敢鬥。後人為魯迅辯解，實屬徒勞。（《明鏡月刊》第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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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魯迅兄弟決裂的解釋都不可信

《明鏡月刊》孫乃修

關於周作人魯迅弟兄決裂，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經濟”或“金錢”說，一種是“聽信讒言”或“弟兄誤會”說。這些說法都迴避決裂的真實原因。

許 廣平《魯迅回憶錄》“所謂兄弟”一文，持經濟說和金錢說。這觀點來自魯迅自辯。魯迅對她說：“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給二太太（周作人之婦，日 本人，名叫信子），連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借到手連忙持 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

此言令人納悶：一，許廣平用魯迅話，所言皆是魯迅對周作人一家發的經濟或金錢方面的牢騷。照這邏輯，應當是經濟受損者魯迅主動與作人分家或決裂才是，為何偏偏是佔盡金錢便宜的對方斷然與魯迅絕交呢？



羽太信子與周作人夫婦。


二，照魯迅這說法，純屬經濟和金錢問題，這很簡單，以“親兄弟、明算帳”態度，分開過就是了。周作人為何不寫分家信，卻要寫這麼一封別有所指的信、不讓魯迅進他後院？這能用經濟說或金錢說解釋嗎？

三， 照魯迅這說法，他的收入都交給弟媳信子（這話誇張），總被信子揮霍，魯迅到處為家裡借錢（這話亦誇張），而且有病總請日本醫生（魯迅生病也看日本醫生）， 那麼，若出於經濟和金錢考慮，作人和信子決不應當與魯迅決裂，因為魯迅每月工資300元“全行交給”信子，作人夫婦既然錢總不夠用，那麽與魯迅決裂，不是 把搖錢樹趕走了嗎？（《明鏡月刊》第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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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爲什麽向魯迅發出決裂信

《明鏡月刊》孫乃修


魯迅兄弟的家庭結構，沿襲中國宗法大家庭模式，各有妻室的三弟兄不分家，收入放在一起，吃飯在一起。魯迅和周作人收入優厚，每月工資總收入高達600元（不 算稿酬收入），出門皆坐人力車，實是京城上乘生活水平。經濟問題不是兄弟決裂的原因。假如為經濟問題決裂，應當由魯迅提出與作人一家經濟分開，這才合乎情理，因為他嫌作人一家花錢如流水，而不是作人一家嫌他花錢大手大腳。

周作人與魯迅決裂，發生在1923年7月18日。7月14日，魯迅日記：“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寥寥數字，透露這個大家庭發生異常事。魯迅性喜絮絮責人，獨對此事一生緘默。周作人同日日記，沒有記載。


本文作者孫乃修著有《思想的毀滅：魯迅傳》（明鏡出版社）。

7 月17日，作人日記：“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說月報》收到。得玄同函。”此日他得知實情。他晚年說，此日日 記還有大約十個字，涉及他與魯迅決裂原因，後來“用剪刀剪去了”。經過一夜思考，心情由震驚、憤怒轉為平靜。對其兄性格的了解，使他不能以沉默聽之任之，他要向這位兄長顯示自己的人格尊嚴。

7月18日，周作人態度冷靜，似帶悲憫，給其兄寫一短信，19日上午面交魯迅。此信全文如下：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 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此信言簡意賅，內容有三：一、你的行為，我已知道；二、我寬容你，不想責難；三、今後自重，勿來我家。（《明鏡月刊》第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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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是一个“宁左勿右”的恐怖时期

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2）


　　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的政策时有一个基本思路，即“宁左勿右”，这种政治运动方式造成了自杀现象的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当时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干部都习以为常；虽然上层官员也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从官方内部材料中，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与自杀有关的报导，但从中既看不出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从下面列举的《内部参考》中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出这一点：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7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后，部份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17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1月16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20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16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17只，但其中有8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11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我国最大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2月8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沈，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卢是国内航业巨头，在四川影响尤大，但死后却少见议论，主要是因为工商界进行“五反”甚紧，人们不便顾此，有的人也不敢发言或表示态度。

　　记者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们均故作镇静，但言语之间仍透露了他们的心意。上层人物如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认为卢死并不突然，甚至说：“死得其时”，意谓再活下去将来查出政治问题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业者则传说纷纷，揣测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极情绪很浓，有的说“五反后我把产业卖了，不干了”。民生公司内卢所培养提拨的高级职员曾号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该公司附属的民生机器厂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幺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但在该厂工人中则确认为卢有政治问题，情绪未受影响。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26人（其中有12人未死），还有8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9日止，自杀总数达120多起，死者70多人，未死者46人。其中除一部份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份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份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份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号444页，“上海二期失业登记中发生自杀事件四起”：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1952年231号67页，“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干部宣传不够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甘肃省武都专区在试办土改中先后发生自杀案件30起，其中有中农14人，地主9人。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恶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杀。另方面是由于该专区在土改中宣传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确，观点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现象。

　　1953年58号370页，“重庆因婚姻问题自杀者增多”：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月下旬开始后，因婚姻问题自杀的案件骤然增多；仅据一、二、三、五等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截至3月3日止，已发生自杀案36起，因领导机关先有布置。控制较严，全市自杀者只死了2人，其余获救未死。……上述自杀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发生的，三月以来已减少了，如二、五两区已有五六天未发生此类事件，其原因是各区工作干部已经下去，根据中央补充指示进行了宣传纠正了急躁现象，同时各区负责同志都下去亲自指导，由专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杀者，并分别情况进行了教育和处理，所以群众情绪已超稳定。

　　1953年66号573页，“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态度。 严重的如四川大学团委，仅1951年3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去年7月为止，被孤立的学生共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4％以上。被“孤立”的学生，包括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者，社会关系复杂者，个人历史复杂者，生活作风恶劣者，“有没落阶级情绪者”等等。“孤立”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常常被斗争和打击。……该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去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去年12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该校前后得神经病者三人，并有退团退学者。又如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于去年3月，将32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3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车、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团来渝都不准这些人参加。对这些学生的行动限制直到去年10月团市工委的检查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32号183页，“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文元自杀事件”：山西榆次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李文元因工作不适应自杀。

　　1953年141号355页，“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况”；祁东、嘉乐、耒阳、临武等县已先后发现饥民因病饿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号316页，“贵州王家司选区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死人事件”：贵州都匀县纸坊乡王家司区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偏向，致选民王继华自杀。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历史问题，不给王继华选民资格。

　　1954年8号124页，“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在粮食统购中，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与投机粮商斗争中，没有注意策略。望江县洒口区区委书记江良，在公审投机粮商徐树华的群众会上，用“打鸡骂狗”的办法，点了私商胡效祝（开屠宰店、南货店、兼营粮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惧，与妻一同自杀。

　　1954年76号33页，“辽西第二批基层普选中发生自杀事件十四起”：绥中县某村工作组因对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该村一个富农因没有得到选民证上吊自杀了。

　　1954年131号174页，“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死了六百人”中说：自杀者536人。

　　1955年163期219页，“河， 南省今年有25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表面化”中说：全省已发生自杀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页，“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发生十起自杀事件”：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由于调查方式不当和政策交代不明确，在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自杀已死，四人自杀未遂）。……有不少报告员和宣传员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领会不深，在宣传中“信口开河”地乱讲，有的还歪曲了党的政策。金县十区山后村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讲，“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是流氓，都应检举。”已引起许多青年男女不安。金县六区河阿尔宾村农民侯忠良爱喝酒，有时酒醉骂大街，在1月6日晚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的宣传大会上，有人提到：“我们村里有喝酒骂人的，为什幺不处理？”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进行解释便散会。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61岁的老工人邱馨齐，1月7日在工厂听报告，当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的话后，表现惊慌，过了两天便投井自杀，并留有遣书一封，上写：“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副死群众113人”：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133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109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50％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224人中有地主13人，富农18人，雇、贫中农193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6年2103期231页，“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逐年增多”：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395起。

　　1956年2105期287页，“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从上述中共内部关于1952年到1957年4月前发生的自杀现象的通报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现障碍（如升学、婚姻、失业、饥饿、工作中压力等）而自杀的只有少数几例。绝大多数自杀现象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自杀达到了1949年以后自杀现象的第一个高峰。1956年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运动，从以上的官方报导中可以看出，就只发现两起常态情况下的自杀现象。（未完待续）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注释：

　　谢泳，爱思想 2013-02-04

《林豆豆口述》淋漓盡致揭示毛澤東時代的絞肉機本質

　《明鏡月刊》記者 周漢明

林豆豆（右）與《林豆豆口述》一書的整理者舒雲合影。（舒雲提供）

　　林豆豆回憶中有幾句話，被印在這本書的封底：

　　【林豆豆說：震驚全國的中央[71]57號文件中說我在緊要關頭，‘揭發’了林彪‘私調飛機，叛國投敵的罪行’，純屬無中生有的蓄意虛構！

　　林彪氣得發抖說：一個領袖這樣不爭氣，幹這種……鬧出這麼大的亂子！

　　葉群說：主席、江青叫我辦事，我都留文字根據，到時候，如果要賴到我頭上，我就拿出來

　　林立果說：如果林彪不走，他將是劉少奇第二】

　　四個人說出的話，都引出一段鮮爲人知又驚心動魄的祕辛。

　　例如“林彪氣得發抖說：一個領袖這樣不爭氣，幹這種……鬧出這麼大的亂子！”就披露了1967年震驚全國的“720”事件真相的另一面。衆所周知，武漢“720”事件是“文革”中轟動一時的大事。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武漢處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爭鬥，湖北軍區獨立師和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因不滿謝富治和王力的處理意見，便發動數十萬人衝擊謝、王駐地，嚴重危及毛澤東的安全。毛澤東乘飛機轉到上海，謝富治、王力也脫險回到北京，北京舉行了隆重歡迎謝王的百萬軍民大會。中央公開表態後，“百萬雄師”垮台，武漢軍區改組。此事對“文革”後來的走向産生重大影響。

　　儘管林彪、周恩來和江青等各方人等都為毛澤東的安危擔心，毛澤東卻任憑“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堅持不肯離開武漢。奧秘何在？是毛澤東的大無畏精神？不！毛澤東不肯離開的理由，實在匪夷所思。林豆豆叙述了她當時聽聞的情况：

　　【葉群說：主席到底為什麼不離開武漢，具體原因我還搞不清楚。大約1968年底後，葉群帶著我多次問過汪東興。汪東興開始隻字不露，後來當著我對葉群說：別墅裡有一個……主席捨不得離開，怎麼勸也不行。過去主席一去武漢，就捨不得走。幾乎每年要去一次，一去就住幾個月。】

　　文中的那個省略號，是否讓人費解？但參考林豆豆書中其它文字，就明白了：這是一位被稱作“劉某某”的年輕女士。林豆豆又說：

　　【九大後，林立果給我講了同樣的情況。
　　林立果說：主席在武漢演這場戲，整陳再道，不是整陳再道一個人，而是為了做給軍隊看的。那麼多群眾互相殘殺，死於非命，地方那麼多老幹部和陳再道等軍隊老幹部被鬥得那麼慘，家破人亡。他還在尋歡作樂！這太重色輕國了！與幽王無故點烽火有什麼區別？！總理、首長（林彪）和軍隊把他救護出武漢，他不放心，也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卻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級別墅裡，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陪著。可是他一天也離不開……就叫汪東興用專機把劉某某等人立即送到上海，藏在一個小樓裡，怕江青知道，弄得江騰蛟、余立金很為難。他把好心好意保證他安全的陳再道弄到北京鬥得那麼慘，他疑心太重了！他容不得別人對他有任何不同意見，除了江青和幾個“秀才”，他誰也不相信。】

　　林豆豆還强調說：“這件事在許多人的心裡並非什麼秘密。”
　　類似這樣的內幕，在本書中比比皆是。

　　林彪女兒回憶具有獨特價值

　　著名青年歷史學者司馬清揚對《新史記》記者高伐林曾經談到，林豆豆是林彪的女兒，由於血緣、身份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作爲嚴肅的史學家，對他們提供的證詞必須特別謹慎。這一看法是有見地的。然而，林豆豆等人的證詞，又是絕對不能忽視的，因爲他們畢竟有條件得到一般人無由得知的許多信息。這正是《林豆豆口述》一書不可取代的價值所在。

　　這本書，還輯錄了林豆豆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林彪女兒和《空軍報》記者的身份所寫的部分報導、文章。這些文字，正如舒雲所說：“值得一提的是《三下九廠》和《爸爸教我怎樣學會寫文章》。《三下九廠》被《解放軍報》、《人民日報》轉載後，毛澤東得知是林彪女兒是作者之一，在天安門城樓上特意對林彪提起。而林彪卻根本不知道此事，回去問葉群才知道，還生了一場氣。《爸爸教我怎樣學會寫文章》沒有公開發表過，是被林豆豆的同事發在《空軍報》的內部通訊上，發表時她並不知道。《爸爸教我怎樣學會寫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流傳很廣。……還有《劉亞樓叔叔永遠活在我們心裏》，這是劉亞樓逝世後林豆豆的懷念文章，因為是真情實感，所以動人。”

　　但舒雲也說：“至於剩下那些林豆豆的舊作，就不敢恭維了。裡面的時代氣息太濃。但為了保持歷史的相對完整，還是不加刪改保留於此。”

　　兩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對照起來看，不僅淋漓盡致地揭示了毛澤東時代在“偉大光榮正確”外表之下的絞肉機本質，無疑也對我們深入理解“文革”高潮中突然爆發的林彪事件，復原整個拼圖，提供了很多關鍵性的碎片。（。《明鏡月刊》第32期。本期雜誌還刊登了林豆豆的數萬字長文《羅瑞卿是被林彪誣陷和迫害的嗎？》）

《明鏡》月刊 第32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5000?apKey=fedd22f528

《林豆豆口述》出版：終於直接聽到了林彪女兒的聲音

　《明鏡月刊》記者 周漢明


　　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記得“最最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林副統帥在五年中神話般地崛起，又戲劇性地垮台；記得1971年“913”林彪乘飛機出逃折戟沉沙事件造成的巨大震撼；當然，也會記得關於這一事件的中央文件披露的一個細節：林彪的女兒林豆豆（林立衡）在關鍵時刻堅决與之鬥爭，不肯跟他一起出逃，並向中央揭發了他的罪行。

　　儘管人們對中共謊言之多，早有了充分的認識，可以說見怪不怪，但是誰也難以想像：林彪的女兒林豆豆披露：震驚全國的中央[71]57號文件中說我在緊要關頭，“揭發”了林彪“私調飛機，叛國投敵的罪行”，純屬無中生有的蓄意虛構！

　　關於林彪，關於“913”事件，40多年來，無數人寫下無數文字，唯獨極少有人聽聞最重要的親歷者、林彪和葉群僅存的女兒林豆豆親口回憶——直到2012年8月，明鏡出版社出版《林豆豆口述》。

　　《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


　　林豆豆數十年來不停申訴

　　林豆豆是林彪和葉群的女兒，1944年8月31日在延安出生。1962年，她考上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很快就因健康原因轉到北京大學中文系。1965年3月，劉亞樓對吳法憲說，葉群想讓她到《空軍報》當記者。第二天吳法憲把林豆豆帶到北京穿上了軍裝。1969年，林豆豆被破格提陞爲《空軍報》副主編。“913”事件中，她認爲母親與弟弟有陰謀，便設法阻止母親和弟弟將林彪帶走。但“913”事件後，仍然被審查，失去人身自由，後貶到鄭州一汽車廠當副營級革委會副主任，1976年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更被下放到車間當工人。經多次上訪，八十年代被調回北京，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直到退休。

　　數十年來，林豆豆只要有機會，就不停地在說，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央申訴。儘管她身體狀况極差，自己寫不了，也鍥而不捨地口述，由“913”前夜訂婚、後來成爲她的丈夫的張清林記錄，寫下大量材料。她反覆要求中央恢復歷史的真相：林彪與“謀害毛澤東，陰謀武裝政變”的“兩謀”無關；林彪也根本與衆多按在他頭上的罪名，諸如迫害忠良、篡黨奪權、叛黨出逃的“野心家、陰謀家”等等都無關。

　　實際上，林豆豆叙述的父親，是一個危重病人，在毛澤東威壓與妻子葉群誘騙的內外夾擊之下痛苦不堪。林豆豆爲世人揭開了這個看似顯赫的家庭駭人聽聞的內幕。

　　林豆豆口述這多份申訴材料，都是交到中央，石沉大海。幸虧有幾份主要材料的底稿保存下來，經中國軍旅傳記作家、林彪研究者舒雲整理，得以問世。

　　舒雲，安徽宿州人，中國著名軍旅傳記作家，從軍數十年，曾為林彪、聶榮臻、羅瑞卿、楊勇等將帥作傳。1987年開始研究林彪事件，有眾多獨到發現，在明鏡出版社出版《林彪畫傳》、《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林彪日記》、《林彪元帥最新相册》、《百問“九一三”》等書。

　　親歷者與知情者

　　林豆豆在“913”事件中，與她的未婚夫都是親歷者，但是，他們也僅僅只是親歷者。斯時斯刻，林豆豆雖然仍然是號稱“副統帥”的林彪的女兒，但她的父親已經被毛澤東處心積慮地邊緣化，她所寫的也只能是她自己的親歷和觀感，無論是關於毛周如何密室决策，以及包圍著他們的陰謀，她只能感覺、只能猜測，還不如也在現場的8341部隊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宏等人瞭解得更多。

　　但是林豆豆的口述，仍然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價值就在於她提供了第一手記錄，如實地寫下當時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她接觸到的有關人等的言談舉止，以及她覺察到的種種異乎尋常的跡象。

　　不僅如此，在林豆豆成年之後，到她“913”身份發生劇變之前，畢竟生活在多年來“一人之下，億人之上”的家庭，她有條件看到、聽到、知道許多高層內幕，甚至在某些個別事件上，也被迫捲入。例如，關於羅瑞卿如何被整落馬，關於林彪是否參與整倒劉少奇，關於林彪與黃、吳、李、邱幾個手下大將的關係，等等，她提供的情况，就彌足珍貴。

　　林豆豆上面那句話“震驚全國的中央[71]57號文件中說我在緊要關頭，‘揭發’了林彪‘私調飛機，叛國投敵的罪行’，純屬無中生有的蓄意虛構！”被印在這本書的封底，同時印在封底的，是她這樣幾句她的回憶：

　　林彪氣得發抖說：一個領袖這樣不爭氣，幹這種……鬧出這麼大的亂子！
　　
　　葉群說：主席、江青叫我辦事，我都留文字根據，到時候，如果要賴到我頭上，我就拿出來

　　林立果說：如果林彪不走，他將是劉少奇第二

　　每一句話，都引出一段鮮爲人知又驚心動魄的祕辛。（未完待續。《明鏡月刊》第32期。本期雜誌還刊登了林豆豆的數萬字長文《羅瑞卿是被林彪誣陷和迫害的嗎？》）

新四軍一共消灭了多少日本兵？

“記得在皖南時，我們20人打鬼子二人，一個鬼子不防時被我打倒，還有一個鬼子利用窪地，四面抵抗，結果我們被打倒十餘人，還丟掉幾枝槍，這一個鬼子直到援兵來逃走。”（摘自《粟裕文選》第二卷）

抗日戰爭時日軍戰力是世界一流，國民政府以300多萬軍人陣亡的慘烈代價方才殺死50來萬日本鬼子，而毛共大筆一揮就宣稱他們打死了150萬日軍！並以此洗腦中國人60年，毀滅抗戰遺址，對抗日英烈挖墳拋屍，製造了無數連抗戰勝利日都不知的人。

共產黨自稱“抗日中流砥柱”，可要找他們具軆的抗日戰果真比登天還難！自網絡出現之後，人民用外界數據公開質疑共黨的抗日謊言，中宣部有苦說不出，只好裝聾作啞。偏有五毛不體恤黨的苦衷，真去找數字來幫黨解圍，沒想到無意中剝了黨的褲子。八路軍打死的日軍能有兩三千就不錯了，而新四軍更爛。請看一位五毛收集的精確到個位數的數據：

“韋崗戰鬥：1938年6月,擊斃日軍少佐井及大尉梅澤武四郎等官兵13名，擊傷近10名。新四軍傷亡5人。

蔣家河口戰鬥：1938年5月12日，斃傷日軍20餘人。新四軍無一傷亡。

新街戰鬥：1939年10月13日，擊斃日軍守備隊長以下100餘人。

棋盤嶺戰鬥：1938年9月3日，擊斃日軍70餘人，俘虜4人，共擊毀日軍汽車50餘輛。新四軍傷亡幹部1人、班長1人，傷7人。

句容戰鬥：1938年8月，共斃傷日軍40餘人。新四軍傷亡10人。

新塘戰鬥：1938年7月10日，斃傷日軍40餘人，擊毀敵汽車兩輛。新四軍無傷亡。地方武裝傷、亡各1人。

新豐車站戰鬥：1938年6月30日，殲滅日軍10餘人，燒死日軍30餘人，並燒毀車站。

繁昌保衛戰：1939年間，斃傷日軍中佐以下1000餘人。

朱家崗戰鬥：1942年冬季，擊斃日軍280人。

車橋戰役：1944年3月，殲滅日軍三澤大佐以下465人（內俘虜中尉以下24人）、偽軍483人（內俘虜168人）。

蘇北根據地1944年夏秋季攻勢：1944年6月下旬，斃傷日偽3000餘人。9月上旬，全殲日軍1個中隊。(至少180人)。

五毛高聲道：“這是有史料清楚記載的，明確寫明新四軍殲滅日軍的匯總，共計二千餘人。”

有網友讀後感歎：“真是夠偉大的呵，僅僅消滅了2000個敵人，就承擔了抗擊‘近200萬在華日軍主力’的光榮使命，新四軍作戰之效率，日軍戰鬥力之低下，都是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啊！”

但就是這可憐的數字還是嚴重摻水的。略復查一下就發現，共黨是撒謊容易圓謊難：

朱家崗戰鬥：原北京軍區副政委羅應懷將軍回憶“我軍共消滅日偽軍280餘名”，而此五毛偷梁換柱，把“日偽軍”改成“日軍”。——但替羅寫文者吹起牛來也不讓人：“十來個十五六歲的戰士，編為一個‘小鬼班’。‘小鬼班’上陣地後，為了節約子彈，他們舉槍瞄準敵人，近距離射擊，一排齊射，30多個鬼子應聲倒地，剩下的鬼子連滾帶爬逃了回去。有一次，兩個鬼子衝到東南門的一輛牛車邊，還沒回過神來，一個被‘小鬼班’一槍斃命，一個被一刀砍死。十進十出，反覆衝殺。”哈哈，“小鬼班”莫非一人一發子彈能打死三個日本兵，比打中肯尼迪還神！？小鬼們刀槍不入，莫非是拳民再世！？

新街戰鬥：“此次戰鬥，共打死打傷日、偽軍180餘人”，又是偷樑換柱。

新塘戰鬥：牛皮更大了，“日軍100餘人，並附有步兵重武器，自南京向新塘駛來。兩輛在前，其餘7輛在後方一二百米跟進。日軍一進入新四軍的伏擊圈，即遭到猛烈襲擊。日軍下車頑抗。激戰約半小時後，日軍自句容縣城和湯山鎮派出援兵500餘人，並有汽車、坦克、騎兵等，在飛機掩護下，向新四軍逼近。新四軍遂迅速轉移。此次戰鬥持續約1小時，斃傷日軍40餘人，擊毀敵汽車兩輛。新四軍無傷亡。地方武裝傷、亡各1人”。

車橋戰役：粟裕戰爭回憶錄載“殲滅日軍三澤大佐以下465人（內俘虜中尉以下24人）、偽軍483人（內俘虜168人）……185位同志光榮負傷，53位同志光榮獻身。”這麼強的戰鬥力，還不多找日本鬼子多打幾仗？

新四軍究竟打死多少日本鬼子？有一個數字：大概450！估計不離譜。

別看新四軍沒打幾個日本鬼子，但打起中國人那個狠！光是1940年10月的黃橋一戰（在中共整天念叨的皖南事變之前），就殲滅“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部1.1萬餘人，其中俘3800餘名！（以千、萬來計了！）中共抗日時陣亡的僅有兩個將軍之一彭雪楓，也其實是在“1944年9月11日，於河南夏邑八里莊圍攻國民革命軍蘇北挺進軍第一縱隊李光明部的戰鬥中飲彈而亡”！

Goon沫若，《明鏡月刊》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想當盛世才第二

《明鏡月刊》陳守中



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西安事變的誘因，是中共的“二個口號”、“一支流亡曲”。但若對張學良的行事規律稍加考察，就會發現，連殺父之深仇，尚且未能觸動張學良，使他矢志抗日，更何況區區幾句口號。“九一八”，特別是“一二八”上海抗戰，那樣高漲的全民救亡運動中，全國報紙，多少慷慨激昂的抗日愛國文章、口號、歌曲，何曾感動過張學良。因而，已喊了多時的抗日口號，已唱了多時的救亡歌曲，絕對動搖不了張學良不抗日的意志。況且張學良真的要抗日，隨時都可像他自己在西安事變前一天，口上所說的那樣，潛回東北打游擊，何須發動西安事變。更何況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私下勸告中共：“（你們如此在西北地方頻頻挑動內戰，）不僅政治上要受不好影響。而且，（受你們侵犯的西北地方政府，一定會向南京中央政府求救，）必然給蔣介石以增兵陝北進攻紅軍的藉口。”這清楚表明，包括張學良在內的西北地方廣大軍民，完全知道，是中共在西北挑動內戰。內戰禍首的反內戰口號，更不可能誘使張學良突然“愛國抗日”，而發動西安事變。

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誘使張發動西安事變呢？筆者對公認的、對張學良影響最大的人——杜重遠所能影響人的“德性”，以及杜重遠的志向、興趣、愛好、奮鬥目標，以及為之奮鬥、獻身的場所，進行了認真的考察。我驚人地發現，這位公認的“西北大聯合”設計師，當年設計“西北大聯合”“鴻圖”的“靈感”，並不是來自愛國抗日，而是來自盛世才的雄圖偉業。本來就“天下英雄之見略同”，更何況“杜重遠是對張學良影響最大的人”。張學良即於他獲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謀聯蘇叛離中央，派李杜擔任此工作，先後派趙毅、應德田擔任李的助手，沿著盛成功的足跡前進。再加上認真的分析、對比盛世才與張學良聯蘇所用的手段，發現他們如出一轍。特別是認真考察他們如此不擇手段，爭取蘇聯援助的目的和動機，發現他們也完全相同，即用來對付中央，而不是抗日。他們的密電：“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則財政來源完全斷絕，每月至少應得到國際三百萬元的資助。同時，東北軍脫離南京後，武器來源也完全斷絕。因此，各種彈藥，都需要來自國際的援助。”請注意：該密電中，二次提到“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清楚的告訴世人：他們在幕後的真實活動是“脫離南京政府”，搞軍閥割據。他們期待的蘇援，也是爲了應付“脫離南京政府”後的生存問題，並不是用於抗日。且他們期待的蘇聯三百萬元援助，也僅僅夠在偏僻的西北“另立局面”，根本就不能用於對日作戰。徹底否定了抗日能誘使張學良犯難的說法。

因而，西安事變的誘因，絕對不可能是事實早已證實，根本就不可能觸動張學良的（在歷次救亡運動中已喊了多時的）抗日口號，和（在歷次救亡運動中已唱了多時的）救亡歌曲，以及內戰禍首的反內戰口號。而是盛的崛起，撩撥了張的野心，使張沿著盛成功的足跡前進。張為了像盛世才那樣，得到蘇聯的支援，以能像盛那樣，成為一個為所欲為的的土皇帝，而萌生與“大老闆（指蔣公）”打一架，乃至劫蔣念頭。再加上毛澤東這位對張學良的心理有透徹研究的革命大師，以其特有的“革命”的觸覺，為張學良量身定做了一整套“統戰方案”。毛澤東甚至引誘張學良以外蒙為師：“三月間訂立的蒙蘇條約，就是告訴我們，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毛澤東明白的告訴張學良，只要你張學良像外蒙古那樣，把中國遼闊的大西北，從中國的版圖中割裂出去，像外蒙那樣附庸於蘇聯，就可在蘇聯支持下，據西北稱雄。

西安事變的密信

筆者還嘗試更深層的利用我們早已掌握的檔案資料。如劉鼎以事先約好的暗語，給李克農及周恩來寫的信。這批隱藏西安事變深層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們絕密信件中，找不到他們真的要去抗日的蛛絲馬跡，完全證實張學良絕對不可能愛國抗日的結論。這批隱藏西安事變深層背景的密信，清楚地告訴世人：張學良所關心、所焦慮的是東北軍廣大官兵，自從吃中央的糧，拿中央的餉後，軍隊國家化的趨勢。軍隊是軍閥的命根子，此一趨勢，使張惶惶不可終日，視為“已超過第三期以上”，使他“受不了”的重“病”。筆者認真的探究此“病”的來歷，以及張學良準備用甚麼方法，來治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的重“病”。發現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並不是他口上所喊的抗日，而是為了治愈此一使他“受不了”重“病”。即：只有從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中出走，建立屬於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據）。才能躲避統一祖國大家庭的凝聚力，對廣大東北軍的影響。從而治愈他的心病——根除東北軍內軍隊國家化的趨勢，達到牢固的控制東北軍的目的，徹底改寫了西安事變史。

根本就不存在的愛國抗日

張學良從一九三四年歸國之初，就積極與胡漢民等聯絡，密謀“軍事倒蔣”，以能“另立局面”。驅動張學良劫蔣的動力，是張學良夢寐以求的“另立局面”；並不是張學良身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愛國抗日。張學良在他身邊的中共宣傳鼓動家們的蠱惑下，以為“蔣介石與共產黨十年血海深仇”，是共產國際眼中的沙皇，代共產國際除掉“中國的沙皇”，斯大林心目中“最可憎的人”。一定會被視為“中國的十月革命”，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並“釋蘇前嫌，遂多年聯蘇的願望”。蘇聯紅軍將會像駐新疆的著名“紅八團”，幫助盛世才擊敗盛的所有政敵那樣，幫助張擊敗蔣。各地方勢力將會紛紛來附，“南京政府必將難以招架”，而“分崩離析”。張學良自認必勝，毛澤東的迷魂湯“一舉手便旋轉乾坤”。使張學良自以為他締造了一個“大且偉”的“嶄新時代”。他將是這個“嶄新時代”的開國元勳，從而取蔣代之，達到“由我張學良來幹”的目的。在如此雄偉的目標激發下，使張學良叛離中央，“另立局面”信心倍增，“到了狂熱的程度”。“他(指張學良)已經瘋狂了，那時他的愛國熱情，（應讀為在西北建立張氏王國的熱情）一直在沸騰著。”只有權力夢，才能使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爆發出如此巨大的勇氣，發動震驚世界，改變中國命運的西安事變。
《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嚴格地以事實為依據，而不是以名人的言論為依據。如葉劍英說：“張學良愛國到了狂熱的程度”，因而張學良就是狂熱的愛國者。某教授說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完全沒有考慮個人私利，因而張學良就是“世界級的民族英雄”。嚴謹的邏輯推理，得出合乎情理的結論。該結論合情合理的解釋了西安事變研究中，一系列無法解釋的問題。且與胡適先生當年的研究銜接。

西安事變連蘇聯都認為是“軍事陰謀”。中共在蘇聯的嚴厲指責下，在西安事變後期也不得不如此說。軍事（與政治）陰謀是非常骯髒的。 揭露那駭人聽聞的內幕，還軍事（與政治）陰謀的原貌，令人心寒！（《明鏡月刊》）

《明鏡月刊》 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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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想成爲盛世才第二

《明鏡月刊》陳守中

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西安事變的誘因，是中共的“二個口號”、“一支流亡曲”。但若對張學良的行事規律稍加考察，就會發現，連殺父之深仇，尚且未能觸動張學良，使他矢志抗日，更何況區區幾句口號。“九一八”，特別是“一二八”上海抗戰，那樣高漲的全民救亡運動中，全國報紙，多少慷慨激昂的抗日愛國文章、口號、歌曲，何曾感動過張學良。因而，已喊了多時的抗日口號，已唱了多時的救亡歌曲，絕對動搖不了張學良不抗日的意志。況且張學良真的要抗日，隨時都可像他自己在西安事變前一天，口上所說的那樣，潛回東北打游擊，何須發動西安事變。更何況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私下勸告中共：“（你們如此在西北地方頻頻挑動內戰，）不僅政治上要受不好影響。而且，（受你們侵犯的西北地方政府，一定會向南京中央政府求救，）必然給蔣介石以增兵陝北進攻紅軍的藉口。”這清楚表明，包括張學良在內的西北地方廣大軍民，完全知道，是中共在西北挑動內戰。內戰禍首的反內戰口號，更不可能誘使張學良突然“愛國抗日”，而發動西安事變。

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誘使張發動西安事變呢？筆者對公認的、對張學良影響最大的人——杜重遠所能影響人的“德性”，以及杜重遠的志向、興趣、愛好、奮鬥目標，以及為之奮鬥、獻身的場所，進行了認真的考察。我驚人地發現，這位公認的“西北大聯合”設計師，當年設計“西北大聯合”“鴻圖”的“靈感”，並不是來自愛國抗日，而是來自盛世才的雄圖偉業。本來就“天下英雄之見略同”，更何況“杜重遠是對張學良影響最大的人”。張學良即於他獲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謀聯蘇叛離中央，派李杜擔任此工作，先後派趙毅、應德田擔任李的助手，沿著盛成功的足跡前進。再加上認真的分析、對比盛世才與張學良聯蘇所用的手段，發現他們如出一轍。特別是認真考察他們如此不擇手段，爭取蘇聯援助的目的和動機，發現他們也完全相同，即用來對付中央，而不是抗日。他們的密電：“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則財政來源完全斷絕，每月至少應得到國際三百萬元的資助。同時，東北軍脫離南京後，武器來源也完全斷絕。因此，各種彈藥，都需要來自國際的援助。”請注意：該密電中，二次提到“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清楚的告訴世人：他們在幕後的真實活動是“脫離南京政府”，搞軍閥割據。他們期待的蘇援，也是爲了應付“脫離南京政府”後的生存問題，並不是用於抗日。且他們期待的蘇聯三百萬元援助，也僅僅夠在偏僻的西北“另立局面”，根本就不能用於對日作戰。徹底否定了抗日能誘使張學良犯難的說法。

因而，西安事變的誘因，絕對不可能是事實早已證實，根本就不可能觸動張學良的（在歷次救亡運動中已喊了多時的）抗日口號，和（在歷次救亡運動中已唱了多時的）救亡歌曲，以及內戰禍首的反內戰口號。而是盛的崛起，撩撥了張的野心，使張沿著盛成功的足跡前進。張為了像盛世才那樣，得到蘇聯的支援，以能像盛那樣，成為一個為所欲為的的土皇帝，而萌生與“大老闆（指蔣公）”打一架，乃至劫蔣念頭。再加上毛澤東這位對張學良的心理有透徹研究的革命大師，以其特有的“革命”的觸覺，為張學良量身定做了一整套“統戰方案”。毛澤東甚至引誘張學良以外蒙為師：“三月間訂立的蒙蘇條約，就是告訴我們，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毛澤東明白的告訴張學良，只要你張學良像外蒙古那樣，把中國遼闊的大西北，從中國的版圖中割裂出去，像外蒙那樣附庸於蘇聯，就可在蘇聯支持下，據西北稱雄。

西安事變的密信

筆者還嘗試更深層的利用我們早已掌握的檔案資料。如劉鼎以事先約好的暗語，給李克農及周恩來寫的信。這批隱藏西安事變深層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們絕密信件中，找不到他們真的要去抗日的蛛絲馬跡，完全證實張學良絕對不可能愛國抗日的結論。這批隱藏西安事變深層背景的密信，清楚地告訴世人：張學良所關心、所焦慮的是東北軍廣大官兵，自從吃中央的糧，拿中央的餉後，軍隊國家化的趨勢。軍隊是軍閥的命根子，此一趨勢，使張惶惶不可終日，視為“已超過第三期以上”，使他“受不了”的重“病”。筆者認真的探究此“病”的來歷，以及張學良準備用甚麼方法，來治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的重“病”。發現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並不是他口上所喊的抗日，而是為了治愈此一使他“受不了”重“病”。即：只有從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中出走，建立屬於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據）。才能躲避統一祖國大家庭的凝聚力，對廣大東北軍的影響。從而治愈他的心病——根除東北軍內軍隊國家化的趨勢，達到牢固的控制東北軍的目的，徹底改寫了西安事變史。

根本就不存在的愛國抗日

張學良從一九三四年歸國之初，就積極與胡漢民等聯絡，密謀“軍事倒蔣”，以能“另立局面”。驅動張學良劫蔣的動力，是張學良夢寐以求的“另立局面”；並不是張學良身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愛國抗日。張學良在他身邊的中共宣傳鼓動家們的蠱惑下，以為“蔣介石與共產黨十年血海深仇”，是共產國際眼中的沙皇，代共產國際除掉“中國的沙皇”，斯大林心目中“最可憎的人”。一定會被視為“中國的十月革命”，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並“釋蘇前嫌，遂多年聯蘇的願望”。蘇聯紅軍將會像駐新疆的著名“紅八團”，幫助盛世才擊敗盛的所有政敵那樣，幫助張擊敗蔣。各地方勢力將會紛紛來附，“南京政府必將難以招架”，而“分崩離析”。張學良自認必勝，毛澤東的迷魂湯“一舉手便旋轉乾坤”。使張學良自以為他締造了一個“大且偉”的“嶄新時代”。他將是這個“嶄新時代”的開國元勳，從而取蔣代之，達到“由我張學良來幹”的目的。在如此雄偉的目標激發下，使張學良叛離中央，“另立局面”信心倍增，“到了狂熱的程度”。“他(指張學良)已經瘋狂了，那時他的愛國熱情，（應讀為在西北建立張氏王國的熱情）一直在沸騰著。”只有權力夢，才能使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爆發出如此巨大的勇氣，發動震驚世界，改變中國命運的西安事變。
《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嚴格地以事實為依據，而不是以名人的言論為依據。如葉劍英說：“張學良愛國到了狂熱的程度”，因而張學良就是狂熱的愛國者。某教授說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完全沒有考慮個人私利，因而張學良就是“世界級的民族英雄”。嚴謹的邏輯推理，得出合乎情理的結論。該結論合情合理的解釋了西安事變研究中，一系列無法解釋的問題。且與胡適先生當年的研究銜接。

西安事變連蘇聯都認為是“軍事陰謀”。中共在蘇聯的嚴厲指責下，在西安事變後期也不得不如此說。軍事（與政治）陰謀是非常骯髒的。 揭露那駭人聽聞的內幕，還軍事（與政治）陰謀的原貌，令人心寒！（《明鏡月刊》）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密信解開劫蔣者之夢

《明鏡月刊》陳守中



震驚世界、改變中國命運的西安事變，已過去七十多年了。由於此一重大歷史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所佔有的特殊地位，吸引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者，從事其研究工作。有關西安事變的專著與張學良的傳記，以及學術論文，多到汗牛充棟。但均不能自圓其說，更無法解釋這些論著中所極力迴避的問題。特別是從事其研究的學者們，非等閒之輩，其中，有台灣的一大批頂級歷史學家，以及海外“世界著名的學者”。他們並沒有像中國大陸學者那樣，受到種種政治壓力，他們可以自由的發揮他們的才能。可是，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迄今仍未能解開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原因何在呢？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是有人隱瞞了事實真相。但筆者認為，發生在資訊已相當發達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且廣為報道的西安事變，並不是資料太少，而是人們不習慣根據最基本的事實，卻熱衷於追逐“血統高貴”的人自白，以及“熱鬧”的戲劇性情節；且推理方法也值得商榷。

不少論者自己都認為，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是“國人皆曰可殺”的不抵抗將軍，失地喪權的國家與民族的罪人。卻僅僅根據張學良的自白：“愛國抗日”，就認爲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劫持自己祖國的元首後，一躍而成為“世界級的民族英雄”。

張學良另起爐灶

首先，此結論無視基本的事實，連最起碼的邏輯證偽“功課”也未做。國難家仇，能使張學良愛國抗日？眾所周知，對張學良最具震撼力的“國難家仇”，並不是發生在西安事變前夕，而是張仍在東北時。那時張學良不僅耳聞目睹日軍的暴行，日軍還殺了他的父親，入侵他的家鄉東北。張真的有一腔熱血的話，早就灑在東北，何須等到1936年。張學良口中的“愛國抗日”，是多麼不可信，“謊言止於智者”。因而，當時中國沒有一位學者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愛國抗日的。張學良與中共令人眼花繚亂的“一致抗日”口號真正含義是甚麼呢？毛澤東的內部講話，為我們做了解答：“在一致抗日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張學良用更通俗的語言概括為：“用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即在“愛國抗日”掩飾下，與大老闆打一架”（叛離中央），從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中出走，另起爐灶，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據）。

其次，此結論是依據甚麼道德標凖得出的呢？衆所周知，軍人的職責是服從軍令，完成上級所下達的作戰任務；且業績在戰場，“馬革裹屍還”。可是，張學良這個軍人，不但在抗日的戰場上，是可恥的逃兵；更劫持主帥，如此與軍人身份不符、職責不合，且為法紀不容，因而受到當時全中國人民一致譴責的逆行，值得稱頌嗎？特別是，持此論者中，還有海外學者。他們都自稱是在寫中華民國史，自然應以中華民國的法紀、道德標準來衡量張的此一行為。可他們竟謳歌劫持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且這位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並不是“昏君”，而是當時公認的無人可替代、當之無愧的領袖。因而，如此謬誤，甚至不能用毛澤東的“黨文化”來解釋。毛澤東也不會承認這些海外的學者，是懂他的“黨文化”的“無產階級學者”。

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

第三，劫持自己祖國的元首，是表現愛國抗日的適當方法？更何況，張學良劫蔣後，向蘇聯邀功：“唯一希望”，“尤願知”，“格外關心”，“乞告”蘇聯對他們的“革命義舉反應如何”。人類歷史上，有以囚禁、羞辱自己祖國的元首，向外國邀功的愛國者嗎？有以囚禁、羞辱本民族的領袖，向外族示好的民族英雄嗎？……

在西安事變研究中，此類無視基本事實而熱衷於追逐“血統高貴”的人自白，以及“熱鬧”的戲劇性情節，比比皆是。又如把張學良在九一八時恥國喪地的責任，推在根本就不存在的不抵抗令上，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方法論失誤的另一例證。儘管張學良散佈種種謊言，有意杷水攪混，以能蒙混過關。但是，人們完全可以繞過這些人為的障礙，給張學良在“九一八”時的功過，做出結論。眾所周知，“抵抗”與“不抵抗”，不是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如越王勾踐，在不適於抵抗的情況下，果斷的決定不抵抗。越王勾踐不僅不是狗熊，而是能忍他人所不能忍的超級勇士，他的“臥薪嚐膽”，也成了著名的成語。相反，“發憤圖強”與“苟且偷生”，倒是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這是因為人世間，還沒有在國家民族處於萬分危急的時刻，把國家民族的災難置於腦後，仍毫不振作，繼續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而痛失戰機，能成為英雄的。

因而，只需認真地考察張學良在“九一八”前後，是“發憤圖強”呢？還是“苟且偷生”呢？就可給張在“九一八”的功過，做出結論。根本就不需浪費時間，追逐所謂不准抵抗的密電。早在一九二八年，日寇就慘殺了張學良的父親。殺父之深仇，竟未能觸動張學良任何一個神經細胞，使張振作。張在他在父喪期間，仍毫無心肝地縱情聲色，“吃喝嫖賭，無一不來。”且妒忌賢能，慘殺楊宇霆等，致使九一八前夕，再無像楊宇霆那樣，曾多次化解危機的良材，應付危急。而張學良本人，竟在東北危在旦夕的“九一八”之夜，毫無心肝地在看戲。並“三令五申不准還擊”，致使東北軍在“全副武裝的日軍四處追殺他們的時候”，“眼睜睜地望著敵人屠殺自己……令人悲憤難抑。”把三千里東北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日寇。就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自古亡國之君，敗軍之將”中，沒有比張學良更可恥者。可是我們今天的悠悠史筆，竟歌頌這位“自古亡國之君，敗軍之將”中最可恥者——張學良。簡直是對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人類智慧的諷刺。

其實，返璞歸真，歷史並不是“血統高貴”的人在河邊談出的。歷史並不是“神話”、“傳說”，歷史事件有著內部的邏輯規律可循。歷史研究很多時候就好像破案，不應僅僅根據當事人本人的自白。而應以事實為依據，為線索，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還歷史的真面目。其結論必須符合邏輯規律，且能為歷史事實所證實。
儘管西安事變是在極其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其後的“合縱”與“連橫”，雖蘇秦、張儀在世，也會瞠目結舌，驚歎不已。更給西安事變研究者們，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但是，每個人的行為，受每個人的人生哲學，意志，氣質，道德觀念所支配，與其一貫行事規律相符。世間萬物都有其內在的規律，因而像包公等人類歷史上著名的破案大師，能根據案犯留下的蛛絲馬跡，憑他們過人的邏輯推理能力，去偽存真，由表及裡，由此及彼，偵破種種奇案。要解開西安事變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先對張學良的人生哲學、道德觀念、意志、氣質，以及具如此品德的人行事規律，做一翻透徹的研究，是有益的。總之，要偵破西安事變此一歷史奇案，解開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需在方法論上，下一番功夫。（《明鏡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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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還亂世梟雄張學良的本來面目

《明鏡月刊》陳守中

張學良享盡人間榮華富貴

張 學良平時揮金如土，生活糜爛，吃唱嫖賭，無一不來，享盡人間榮華富貴。卻從未想到他揮霍民脂民膏後，所應承擔的社會義務。竟在東北有事時，“空國而逃千 里”。如此重大罪行，張學良只需偽造所謂不准抵抗密電，就能推給從未在東北得到財政收入的南京中央政府。而當時的南京中央政府與蔣公，竟未大張旗鼓的戳穿 張學良偽造不准抵抗密電。可見蔣公，寧願自己忍辱負重，也要編造出連張學良這樣的逃跑將也抗日的“神話”。以能營造出一個“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的全 國統一，全民團結的氣氛，對付惡鄰——日本。既要讓惡鄰知道“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又要“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以麻痹日寇，消除日 本對中國戒心，而放心北進，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走。使中國避戰禍，爭取寶貴時間，使中國儘早統一強大，以能收回失地。且避免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再進 一步受戰火煎熬。如此做所承受的壓力與忍受的恥辱，比公孫杵臼、程嬰以及越王勾踐有過之。瞭解內情的陳布雷，在他的《日記》中，感慨萬分的寫道：“蔣如此 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

面對強敵，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正確的方針是忍辱負重，發憤圖強。遠例如越王勾踐 的“臥薪嚐膽”；程嬰救趙氏孤兒的含垢忍辱；以及韓信的胯下之恥等。設若越王勾踐在處於劣勢時，圖一時之快而玉碎，何來復國揚威？救赴氏孤兒也一樣，倘若 當年程嬰、公孫杵臼抱著嬰兒“大無畏”的勇撞仇敵，只不過是毫無意義的犧牲，怎能報仇雪恨？韓信當年若不忍胯下之恥，與市井無賴糾纏，將自己降為市井無賴 之列，何來後來成為我國歷史上名將？今天中共的經濟雖遠優於俄國，但仍把本屬於中國的黑瞎子島一部讓給俄國，以換取和平建國。更何況一九三零年代，那時的 中國經濟，遠遠落後於於日本呢！蔣公以他個人性格，又何嘗不想與倭寇（自九一九後，蔣公在他日記中，深惡痛絕的稱日本為倭寇，）決一死戰。“如果倭寇逼我 政府至於絕境，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只有挺然奮起，與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要蔣公受倭寇的窩囊氣，其內心的痛苦，比一般人 大得多。就連一直左傾的《大公報》也承認：“蔣先生為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大更多。”但是蔣公所處的地位，使他不能意氣用事。“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 “倉促應戰，非惟於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只能“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于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以和日掩護外交，以 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不輕開戰端的本身，就已表明蔣公忍人所不能忍的高度負責精神。更何況 蔣公如此做，還包含“以夷治夷”，以能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走，使中國避免戰禍的謀略。

“最難纏的對手”胡宗南

暗地裡，當時的南京中央政府與蔣公，腳踏實地的準備禦侮。以陳誠、胡宗南為代表的黃埔精英，雖與我國古代名將孟明、白乙丙等相比，也亳不遜色的發憤圖強，以能報仇雪恨。
黃 埔將領胡宗南，“國難如此，何以為家。”胡宗南雖已年過三十五歲，但仍未成家，以軍營為家，與士兵穿一樣的衣服，一同吃飯，一同娛樂。既使在左傾記者范長 江筆下：“住破廟，睡門板，放幾塊磚頭就是坐位，他的手、臉、額、耳都已凍成無數的瘡傷。問他，人生究竟為什麼？他笑著避開，卻滔滔不絕的談他的部下。” 胡宗南等黃埔精英，以身作則，嗚雞起舞，把滿腔愛國熱血，凝聚在練兵場上，苦練勁旅。

他們才是後來的抗日戰爭的中 堅，被日軍稱為“最難纏的對手”胡宗南，就連政敵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認：“還是中央軍能打，胡宗南二個師，在上海堅守幾十天，我們廣西十個師，一天就垮下 來了。”以及被日軍認為“要當其他支那軍十個軍看待的關麟征軍”，重創日軍的第五軍、十三軍、十八軍、七十四軍……。他們在南口、在淞滬、在昆侖關……浴 血奮戰，為中國歷史增光添彩。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於一九三九年分析：“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 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 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 魚”。


張學良在夏威夷的墓地。


亂世梟雄的罪惡面目

西 安事變前夕，中華民族處於歷史上最困難的時候。晚清以來的割地賠款，以及幾十年軍閥混戰，使中國民窮財盡。廣大中國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生活境況， 遠遠惡劣於今天颱風吹襲下的重災民，甚至南亞海嘯中的災民。水、旱、蝗災，不絕於中華大地。大批同胞餓殍、凍死於道，慘不忍視。當時的某些政治人物，明知 戰爭不僅不能把強敵趕出國門。相反，只能使已痛苦不堪的同胞雪上加霜。但是，他們為了他們的私利，在抗日的幌子下，妄圖把中央軍推入與日軍苦戰中，使之再 無力統一中國，以能繼續保持他們的軍閥割據地位。早在一九三二年，共產國際秘書處就指示蘇聯在各國的代理人，即各國的共產黨立即行動，煽動民眾的反日、仇 日情緒。其中，蘇聯在中國的代理人——中共最為賣力。千方百計，把日本這股原本指向蘇聯的戰爭禍水引向中國。把祖國的錦繡山河，四萬萬五千萬善良同胞，推 進痛苦的戰爭深淵，用中國人民的血肉保衛他們的外國主子。出賣生長、養育他們的國家。正如蘇聯的崔可夫所說：“甚至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裡，日本也沒有 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

人類歷史上，多少罪惡假正義而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多少罪惡假抗日而行。 西安事變就是此類罪惡的突出代表。可是直到現在，該叛亂的主角，“醜聲洋溢，穢德彰聞”的“逃跑將軍”張學良，竟因他發動該次叛亂，被中共尊為“千古英 雄”，“愛國者”。還被海外“世界著名學者”譽為“世界級的民族英雄”。

相反，那些在中華民族最困難的時候，忍辱負重，想方設法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走，使中國避戰禍，並避免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再進一步受戰火煎熬；爭取寶貴時間，使中國儘早統一強大，以能雪恥並收復失地的先賢們仍被糟蹋。他們的良苦用心，仍沒有為世人所認識。

筆者深為他們感到不平，藉《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一書為他們辯冤，讓他們的在天之靈得安。並將亂世梟雄的罪惡面目，呈顯於光天化日之下，以儆傚尤。

西安事變是以外蒙為師，步盛世才的後塵的嚴重叛亂。使原來僅僅局限在西北一隅小規模內戰，發展成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我國數千年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大內戰。並使原來可在一九四五年統一的中國，迄今仍未能統一，把中華民族統一的歷史進程，推遲了一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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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並非為愛國抗日

《明鏡月刊》陳守中

西安事變的起因是“愛國抗日”的說法，與史實不符，也解答不了西安事變研究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但是，目前海峽兩岸，以及海外學者（幾乎）都認為：西安事變的起因是愛國抗日。就連美國《紐約時報》，在張學良死後的一篇長文中，也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與動機是為了“抗日”。

筆者獨排眾議，正如當年科學家徹底否定“地平（方）說”，提出全新的“地圓說”那樣，徹底否定西安事變起因是“愛國抗日”的說法。提出了能合情合理的解釋西安事變研究中，一系列無法解釋問題的全新看法。


張並不是像他自己所説的那樣

其實，只要對張學良的一貫表現，稍加考察，就會發現：將愛國抗日按在張學良身上，是多麼彆扭。如同要人們相信，臥於街邊，口吐酒味的醉漢，是煙酒不沾的清教徒；以及太陽從西邊出那樣，令人疑團重重，總感到是不是真的？

按張學良自己的説法，早在“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且早在那時，他已“在日軍的飛機，坦克及大炮分路猛攻下，我軍奮勇應戰，激戰十晝夜之久，前僕後繼，死傷蔽野。”但是，只要人們稍加考察，就會發現：張並不是像他自己所説的那樣抗日勇將。恰恰相反，張學良是醉生夢死，“國人皆曰可殺”的不抵抗將軍。不少人把張學良不抵抗的惡罪，推給根本就不存在的“不准抵抗令”上。持此種看法的人，既無視中央政府的職責，國家元首的職責，決定他們不可能命令自己的邊防大軍，不抵抗入侵邊疆之敵；又無視張學良這類軍閥，根本就不聽從中央政府的命令。

其實，不抵抗的是張學良韓復渠這類軍閥本質所決定的。正如張學良本人多次説過的那樣：“換了一個任何其他人（像他那樣的軍閥），也都會這樣做（不抵抗）。”在張學良韓復渠這類軍閥看來，抵抗像日本這樣的強敵入侵，除了拼光他全部家當外，他們個人撈不到任何好處。張學良根本就沒有維護祖國領土完整與民族尊嚴的使命感。他認為，抵抗強敵入侵，僅僅只是為了政治生命。你們那些追求政治生命的人，你們自己去抵抗吧！不要期望我張學良為了你們的政治生命去抵抗，“視我東北將士，不過是政治上理由應送死之犧牲品而已。”我張學良不追求政治生命，只是重個人的實際利益的瓦。像我這樣的瓦，沒有必要去碎了。因而張學良只希望拱手讓出東北，換取日本讓他能繼續割據平津。唯恐在東北抵抗，惹惱日軍，日軍連平津也一鍋端，使他再也不能在平津享樂了。在這樣的張學良心底裡，對抗日絲毫也不感興趣。以致張學良在東北危在旦夕的“九一八”前夕，仍能毫無心肝的在北平醉生夢死。且“張學良把一個經議決要下達的抗日軍令，拿起來隨便往大衣口袋一塞，意然忘了發出去”。


陳守中著有《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


張根本就沒有抗日的能力

張根本就沒有把抗日放在心上。即使張學良口上大喊大叫抗日，自稱他的團隊，“沒有人不想抗日的”，“魂縈夢繫白山黑水”，“急切的希望打回東北”的西安事變前夕，張也沒有準備帶領他的部隊，與日軍作戰的打算。以致，在他們商討真實計劃時，張明確的表示：“特別是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且張更沒有抗日的勇氣與決心。因而，張沒有像張靈甫等真正的抗日將領那樣，吃大苦、流大汗，把他的軍隊，練成一支能與日軍作戰的部隊；張根本就沒有抗日的能力。筆者考察東北軍在戰場上的表現，根據他們“戰果”，計算張學良所帶來帶領部隊的作戰能力，計算的結果是，張學良所帶領的軍隊即使有九個軍，也對付不了日軍一個大隊。倘若用如此軍隊守南口的話，不但不會有後來的南口大血戰，只會是一百二十八名日本騎兵，佔領了熱河省會承德的重演。東北軍戰鬥力如此薄弱，並非偶然。這是因為張學良建軍宗旨、選將、練兵均不是為了國家民族利益，練成一支效忠於國家民族的軍隊。而是僅僅為維護張學良個人的權力、地位與享受，效忠張學良個人的極腐朽的軍隊。正如當時重要將軍徐永昌所說：“東北軍作戰力薄弱”，“不配談抗日”。可張學良吵吵嚷嚷的大談抗日，居然有人相信，真是不可思議。

張學良以外蒙古為師

張學良進入西北後，仍要以外蒙古為師。“三月間的蒙蘇協定，就是告訴中國的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與你同盟。”張實際上要將遼闊的中國大西北，像外蒙一樣，從中國的版圖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樣成為蘇聯的附庸。以能像外蒙那樣在蘇聯支持下，在西北建立張氏王國。不惜出賣祖國主權，換取個人權位。如此亳無悔意，又毫無羞恥之心，毫無社會責任感，把個人的利益看得遠遠高於國家的主權與民族的尊嚴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在我國歷史上並不多見。張已丟失三千里東北，又準備出賣我國遼闊的大西北。張是我國歷史上，最可恥的賣國賊。其賣國惡劣程度，遠遠超過失地燕雲十六州的石敬瑭。中國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愛國抗日的張學良。自然不能從愛國抗日的角度，合理的解釋極端賣國主義者張的行爲——他發動的西安事變，致使該事變成了：“令人撲朔迷離”，“迷霧一團”的歷史之謎。
人類歷史上，很少有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南京國民政府那樣艱難的政府。當時南京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五省，其他省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軍閥控制的獨立王國，但他們卻將他們防區的一切問題悉推中央。歷史在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時刻，把蔣公放在一個非常可悲的地位。一方面他是名義上的國家最高領袖，必須為全中國的一切災難特別是外患負責。另一方面“一個領袖剛剛表現出領導力量，便有人妒忌，來拆台。”“阻人成功，逐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加上原來的割據者，使蔣公不能利用全國資源，“克服復興途上的障礙，發展效能。”履行國家最高領袖的職責。如張學良控制東北四省，以及華北四省、市。所有這八者市的財政收入，被張“悉數截留，不以一文解諸國庫。”更不准中央軍進入東北。

陳守中，《明鏡月刊》




《明鏡》月刊 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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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的悲剧究竟是什么？

《明鏡月刊》张方晦


2007年7月下旬某日，我家电话铃响。
陌生的女声。“请问，是张方晦先生吗？”
我答：“我是。”
“你好，张先生。”对方说：“我是林希翎。知道我吗？”

大名鼎鼎的林希翎，是“反右运动”初期被打成“右派份子”的北京女大学生，当时作为“反面典型”被大事宣传而名噪一时。几十年后，她是当局指定“不予改正”的几名右派份子之一，又是特例。
我很意外。我笑笑说：“怎么会不知道你！”又说：“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知道你的。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
她说：“听著。我从法国来美国开会。纪念‘反右’的。好多团体邀请我演讲。我现在在华盛顿朋友家里。我读了你送给他的大作长篇小说《这五十年》，很感动，很佩服。你写得太深刻了。我想跟你见见面。”
我思忖片刻。“好啊。怎么见？”
“过几天我会去纽约。我到纽约后再给你电话。”

“你来这里见我吧”

几天后，她来电话：“我住在宣树铮先生家。知道他吗？”
我说知道，但不相识。
“没关系的。你来这里见我吧。”

当晚，我给宣先生打电话。他时任纽约大型文艺月刊《彼岸》总编，是纽约华文界名人。宣先生很热情。令人宽慰的是：他知道我，这省却了自我介绍的口舌。他欢迎我去他家，并详告住址及公交路线，还代林希翎与我商定了时间：8月4日上午11点钟。
我蛰居年久，路径不熟，由妻子导引伴同。从地处Brooklyn区西南端Bay Ridge的我家，到Queens区东北隅Flushing的宣府，我俩在地铁中花去95分钟，再转乘巴士，于10点50分到达公寓大楼门厅。等到11点差两分，上楼按铃。

宣夫人开门，宣先生迎出。这是一套三卧室单元。进入客厅，分宾主坐定。我早些时候知悉，宣先生原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移民来美多年。
宣先生的女公子奉上茶水。刚会走路的宣家小孙儿摇摇晃晃绕桌而行。小小的人儿会用遥控器开启电视，开开关关，向我们示范。
但是，不见林希翎。
“林希翎女士呢？”我问。
宣先生尴尬地一笑，语音低了下去。“她……好像……还没起床……一直没有动静……”宣夫人见我面有惊讶之色，就试探地对丈夫说，“是不是……去叫一下？”
宣先生似未反对。她就走去一个紧闭着的门前，轻敲几下，轻声唤道：“林……林……你的客人到了。”
我没有听清楚她如何称呼林希翎。我也没有听到房间里面有无回答。

我与妻子跟宣先生交谈。他非常诚恳，非常坦率。他说，《彼岸》杂志目前生存困难。由于销路不好，财务就紧；发不出稿费，约稿便难。我说，这是当今报纸和期刊普遍面临的窘境。我读过几期《彼岸》，觉得主办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做到了内容丰富，雅俗共赏，印刷精美，图文并茂。我妻则询及家庭、工作诸多方面，宣先生一一据实以答。接着我也三言两语概述自己在国内以及来美后的经历。我的心情好了起来。与宣先生初次见面，彼此就推诚倾谈，真有说不出的亲切和舒畅。宣先生约我写稿，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发不出稿费。也就是说，为《彼岸》写稿是义务劳动……”我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当然也要吃饭，但如今不能指望靠写文章吃饭。我一定写。”

一个大大的卷宗

约摸20来分钟之后，林希翎卧室门开。林希翎昂首高视，面无表情，慢步走进客厅。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她的大头大脸，以及矮胖的身躯。她身穿一件只能用“巴黎时装”名之的色彩斑斓的宽松大花长袖衬衫，差不多覆盖了整个身体。她虽然中气稍显不足，但容颜还算滋润。见我们都站立起来，她一摆手，“坐，坐。”
她并未端详我这个她特地召来相见的素昧平生的访客。她好像没有观察和琢磨别人的兴趣和习惯。她先介绍主人：“宣树铮先生是当年北大最年幼的右派份子，戴帽子时只有18岁……”宣先生笑笑，有一种受到褒扬的不好意思。于是我们自报年龄：林希翎72岁，宣先生67岁，我65岁。我开始称她林大姐。

我问她对美国的印象。她说，她喜欢美国，感到这里基础好，气氛好，华人社团好，主要是可以“干点事”。而法国，则非用武之地。我问为什么她会作如是想，她便说，她这辈子到处受到打压；中共打压她，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打压她，法国也打压她。“……台湾不准出版我的书。在法国，大家都很冷漠，简直没有说得上话的人……而在美国，我到处受到欢迎……”我想，她之“受欢迎”，恐怕是处在“反右运动50周年”的特定时刻、处在大会贵宾的特定位置。纪念活动过去之后呢？但是，她似乎深信不疑，她有经久不衰的形象魅力和持续不断的名牌效应；在美国，她会重新成为一颗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政治明星：“我不想回法国去。我要留在美国。在这里，我可以有所作为。”我瞧著这位讲话略显气促的老太太，不禁觉得一个人陷于莫大盲目性的可悲。

过了一会，她转身回到卧室，拿来一个大大的卷宗，打开并递给我看。里面杂乱无章地夹着大量发黄的剪报，杂志的散页以及锌版印刷的照片。她指着一幅自己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戴着军帽（她16岁入伍当兵）、蓄着两条辫子的半身像，“你看，那时我多神气！多可爱！是吧？”她还相当自豪地告诉我们，她的初恋对象，“是胡耀邦的秘书！”——不消说，这段罗曼史未有理想结果。接着，她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她当年被戴右派帽子后不久，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某年，毛泽东念及她，下令把她立即释放。“是毛泽东亲自下的命令！”而，后来，她申请去香港与早年赴台湾的老父团聚受阻，“是胡耀邦亲自下令批准我出境的！”而，后来，（还未正式接班的）胡锦涛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法国时，“他跟我握了手，说了话，祝福我生活得更好！”谈起这些，她脸上充满荣耀之色，竭力使我们明白她是历任最高领袖一直萦绕于怀的非凡人物。随后，她找出许多著名人物所写的歌颂她的文章，我接过来一一细阅。在那些人的笔下，她简直已是一位堪与圣女贞德、修女特蕾莎、缅甸民众领袖翁山素姬诸人并驾齐驱的伟大女性，集正义、激情、英勇、悲壮于一身；奋斗不懈，在苦难中升华，臻达了至高无上的境界……

“你交给我”“你不相信我？”

林希翎谈到了拙作，我即取出带来赠她的一部《这五十年》上、中、下三册，当场题了字。她说了不少溢美之辞，同时以不经意的语气问及我的家庭情况。我回答说，我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住房局促，仅两个卧室，有一个20多岁读大学的儿子……于是，这方面的话题戛然而止。从言谈中我获知，宣先生与她亦非多年故旧，并无深交夙谊。而我懂得，美国人以及久居美国的人，连家中电话号码都不轻易示人，一般接待外客都在办公室或饭店。如今宣先生接纳林希翎下榻于其私宅，是何等难能可贵的亲切慷慨之举。说话间，我去厕所，林希翎起身要打电话，电话在厨房内，此时宣夫人正抱着孙子在厨房。林希翎走到厨房门口像座山似地站定，朗声说道：“对不起！”宣夫人即刻携孙知趣退出。

回到客厅后，林希翎表示，张先生的大作可以去台湾或香港地区谋求再版，还可以设法拍成电视剧和电影，一定引起热烈反响。我说，此事谈何容易，现在的阅读影视市场已经相当娱乐化，这个想法不合时宜了。她反驳说，“谁说的！你没有路子！这样，你交给我，我替你进行。”我说：“谢谢。我想，不必麻烦你了……”她说，“不管怎样，谋事在人。你写个委托书，委托我帮你办理一切出版、影视等事。”我连连说，“不必了，不必了。”她说，“你不相信我？”我说，“哪里！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实际上我明白这完全是一个空头承诺。至于承诺背后是否另有意图，我当时倒是没有多想。她说，“那好。那你现在就写。”我说，“容我回去考虑一下再说。好不好？”

12点50分左右，我与妻子起立告辞。宣先生定于8月20日去中国大陆参加一项文化交流活动，要去旅行社取机票。（我明白，宣先生启程之后林希翎的下一站住处尚未落实。）林希翎则说要外出会晤一个侄辈亲戚。于是辞别宣夫人走到街上。林希翎逡巡不前，忽说忘拿手机和电话号码本子，宣先生返身上楼帮她去拿。她瞧着我们夫妇迟疑地说：“那么，这样……我请你们吃饭吧？”我妻即刻谢辞，但未回邀她共进午餐。公共汽车到站，我俩与她在互道“多保重！再联系！”声中挥手作别。
此后，林希翎与我再无任何联系。

五光十色的肥皂泡

据悉，她在纽约辗转飘泊勾留累月，实施着她的“留在美国”的计划。但是，一个没有强大靠山、不仅囊中窘涩且又年迈多病的妇人，凭借什么在纽约孤身硬撑，究竟能撑多久，她显然没有想过。直到见报，她病危并付不出医院开支，被有关单位送回法国。2009年9月下旬，骤获她逝世于巴黎某医院的消息。

林希翎已经离开人世。旁人的毁誉已经无损无益于她。但是，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禁忌阻止人们对这个50年来名扬四海的人物作一番客观的探究。
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从面对面的直观直感得出的结论是：那个卷宗。——整个卷宗里面的全部东西，就是林希翎这个人的全部。但那个卷宗只不过是一个大大的五光十色的肥皂泡而已。因为内中白纸黑字，绝大部份是不实之词；从五十年前当局迫害打击她时所罗织的罪状，到历年来国内外无数人对她的赞美，没有多少内容与她这个人的客观真实相符。那些不实之词为她构筑了一个虚幻的空中楼阁，她就始终通过云霓彩虹的辉映，认识、定位、欣赏着自己。
从将近两小时的谈话中我确信，她活到古稀之年时的知识构成，好像未曾超越被戴右派帽子时的局限：20多岁的、大学在校学生的程度。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她可能没有机会、更可能没有意愿好好用功看书自学。不难察觉，她缺乏历史政治的基本常识。例如，她对国民党和台湾政治的看法，就仅止于五十年代一名解放军士兵所得的宣传灌输。我努力试图从她的谈吐、举止、神情中撷取思想、修养与品性的光彩，但是我一无所获。我有理由相信，她的所谓“做事”、“干事业”、“有所作为”，很难跟不断哄闹事件制造新闻区分清楚。因为我辨析不出她的理念信仰的核心以及明确的追求目标。如果说她的最终理想是中国结束专制政体、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那是笑话奇谈。因为那个政体中最高领袖的无上威严与无比权势，正是她津津乐道的毕生荣光的来源。

我想，如果林希翎是一个普通的正常妇女，她的境遇一定会好得多。但是，由于阴错阳差，以及“追星族”之类的胡乱哄捧，她竟成为一个国际名人，这使她自大、傲慢了到不通情理的地步；加上她的不识人、不懂事；只有机警而没有智慧，只有虚荣而没有自尊，只有计谋而缺乏诚意，归结为出言和举措的连串失当，把很多跟她接触过、极有可能帮她一大把的人推得远远的，最后甚至成为仇敌。这，使她的整个后半生一直跟寻常之辈皆能享有的人生之乐彻底绝缘，孤苦伶仃地在这个她从来没有了解过的世界上过完她困顿的一生。
但是，不管怎样，林希翎，我和我妻，愿你安息。
（2010年2月9日。纽约。）（《明镜月刊》）




左起：宣树铮、林希翎、张方晦。（张方晦提供）

鄧小平不反對民主，也不是改革啓動者

明鏡記者　宋元明



《傅高義：鄧小平不是啟動改革的人》，《傅高義筆下的現代中國“總經理”》，《鄧小平小心翼翼地重整破碎山河》，《鄧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毛澤東從批江青到批鄧小平的嬗變》……《新史記》第6期，以10萬字篇幅的大手筆，包括專訪、書介、回憶、人物專論和史實回溯文章等各種體裁，有聲有色地加入了對鄧小平功過評價的大討論。

鄧小平的真實面目

重要歷史人物身後的爭論，往往會延續很長時間，人物越重要，爭論越長久，並會隨著時代轉折而時起時伏。鄧小平作古15年，由於美國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所著《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問世，對鄧小平功過的評價又掀起了波瀾。在中共十八大即將又一次新老交替、並重新給中國定位、定向的背景之下，對鄧小平的大爭辯更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專訪了引發爭議的傅高義教授。傅高義堅信，他歷時12年完成的這部鄧小平傳，廓清了不少人對鄧小平的誤解和傳聞。例如：許多人都認為鄧小平反對民主，他的研究發現“實際上鄧小平不是一個單純反對民主的人”；人們稱頌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的研究發現鄧小平“不是啟動改革的人”。
研究鄧小平，最大的難點集中在“六四”上。傅高義指出，鄧小平知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很難因為中國之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就說天安門鎮壓有其正當性，但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國保持了穩定，過去20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傅高義對《新史記》說。
傅高義想必早有預料——對鄧小平“六四”鎮壓舉措，成爲海內外爭論的引爆點，並由此生發出衆多相關聯話題，這些話題在《新史記》第6期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前中共中央宣傳部官員鄭仲兵等人的文章，詳細討論了鄧小平與毛澤東的異同、二人在“文革”中關係的演變、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真實態度及原因、鄧小平改革思路的成功和失誤……等等。

《歷史决議》就是掩蓋歷史

研究鄧小平的重要側面之一是看鄧小平如何看待和評價歷史，這方面，集中體現在鄧小平主持制訂、並在1981年6月獲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上。
《新史記》刊出了鄭仲兵、李洪林、張思之、盧躍剛等一批思想理論界、新聞界、法律界人士，關於這一“歷史決議”的討論紀要。2011年，包括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等人在內的多種背景人士，爲此舉行過不止一次研討會，鄭仲兵强調：邀集朋友們來評說30年前出台的這一“歷史決議”，是“不帶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純史學意義的、民間的自由討論”，“無意針對其它機構召集的有關討論”。但與會者的看法則毫不含糊：
“多年來，官方和一些學者的著述，都把《決議》說成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產物，說它是在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搞出來的。其實不然。”恰恰相反，它是鄧小平“反‘自由化’的產物，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歷史版，完全是鄧小平意志的反映，與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相悖的”。
中共黨史專家、《黨史筆記》一書的作者何方也指出：1981年《歷史決議》和1943年延安《歷史決議》一樣，“都是為了搞個人崇拜。那次是確立對毛的個人崇拜，這次則既捍衛對毛的崇拜，也製造對鄧的崇拜”。他指出，其實，在堅持專制獨裁制度和實行獨斷專行上，鄧小平就是第二個毛澤東。而且在“六四”鎮壓、教訓越南、一手扳倒華、胡、趙三個總書記和指定兩代接班人的問題上，鄧還超過了毛。
當前中國朝野的最大關注熱點，非重慶王立軍事件和薄熙來前途莫屬。分析人士認為，自“六四”以後，中國政壇上發生過多次“政變”，重慶事件正是最新一次政變陰謀。《新史記》在這一話題上未曾缺席，以六萬多字的篇幅，翔實介紹了從薄一波到薄熙來其父其子的政治品格，被官方指稱為“精神病”的打黑英雄王立軍的仕途浮沈；尤其是以知情人的最新披露，回顧了十多年來的前兩次“政變”——整垮兩個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和陳良宇的來龍去脈。坊間流傳兩句話：“江澤民鬥垮陳希同，瓦解了北京幫；胡錦濤整倒陳良宇，重創了上海幫”。但《新史記》從接近北京中共高層的知情人得知，前一句話“陳希同是江澤民鬥垮的”，不假；后一句話“陳良宇是胡錦濤整倒的”，則不實——陳良宇垮台的主要推手，仍然是江澤民——雖然他此時已經退休，但還能“發揮餘熱”，清理門戶。（明鏡月刊》第24期）





《新史記》第6期。

不恪守法治觀念導致辛亥革命失敗

　　《明鏡月刊》記者　駱晨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界定，最不靠譜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這一說法，旨在證明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高明，共產黨比同盟會-國民黨正確，指責後者不敢發動工農，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戰火燒遍全國，導致辛亥革命失敗。這其實是昧於實際情況的宣傳語言，”曾讓中宣部十分惱火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再次發出讓官方御用史學界看來礙眼、聽來刺耳的聲音。

　　袁偉時教授。（Jonas攝）

　　冰點停刊整頓因他的文章而起

　　1912年元旦，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宣告誕生。整整100年後的2012年前夕，《新史記》雜誌刊出剛剛迎來自己八十大夀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接受專訪的答問《清末已在改革，爲何爆發革命？》，分析了中國由一個老大帝國變為共和國的來龍去脈，以及整整一個世紀以來，“共和”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原因。
　　袁偉時教授是廣東興寧人，本爲哲學教授，但後來以晚清到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和思想變遷為主要關注和研究對象，成爲這一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出版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袁偉時教授對清末民初變遷的見解，一再挑戰中國官方史學界的結論。2005年11月15日，他在《中國青年報》著名的“冰點”週刊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以他多年研究成果，澄清中國教科書中的謬誤和片面說法，觸怒高層，被中宣部認定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引發軒然大波，導致“冰點”週刊停刊整頓，主編撤換。但是袁偉時教授並沒有屈服，最近六年來，他著述、接受採訪更勤，其敏銳犀利的觀點不僅在史學界別樹一幟，也在社會上産生較大影響，逐漸深入人心。
　　《新史記》記者向袁偉時教授提出了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而讀者又迫切希望得到解答的八個問題，包括“辛亥革命是什麽性質的革命？”“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敗？失敗的原因是什麽？”“清廷已啓動了憲政改革，爲何還會爆發革命？”“辛亥之後數十年的亂局，人們追溯到與《臨時約法》嚴重缺陷有關，您對《臨時約法》如何評價？”“如何看待辛亥革命與傳統的關係？”等。
　　袁偉時教授開宗明義就說：“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但他盡力簡明扼要地以書面形式一一作了回答。

　　民初紛爭的禍源是《臨時約法》

　　袁偉時對《新史記》記者指出：辛亥革命有三大收穫：1，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2，言論自由；3，三綱坍塌，宗法專制的思想體系開始瓦解。而失敗則在這些收穫沒有鞏固下來。主要原因，他認爲，是“北洋實力派和國民黨都沒有牢固樹立法治觀念。他們口頭上也講法治，但行動上往往背道而馳”。
　　例如：袁世凱居然成立軍政執法處，不經司法部門肆意抓人、殺人；同盟會和國民黨這一方呢？1，動輒暗殺或捕殺和自己意見不合或被懷疑為政敵的人；2，一不如意，就起兵鬧事，用槍杆子解決矛盾。“二次革命”，“護法戰爭”，“北伐”，“東征”，“國民革命”，直到政權奪到自己手上為止。這些行動都被美化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檢視，大都是權力或利益之爭。
　　袁偉時以宋教仁被刺案爲例：當時全國各界異口同聲，呼籲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宋案，實行法治，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最大的“國情”！可惜，孫文等國民黨領導人充耳不聞，先是冀圖暗殺袁世凱；繼而不顧黨內外反對，不自量力，一意孤行，發動“二次革命”，冀圖用槍杆子決是非，法治進程因此中斷，一個多月後，全軍覆沒。袁偉時指出：出現這個局面，不是由於“國情特別”，也不是民眾水平低下，而是國民黨領袖尚未告別草莽英雄的氣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從而造成這樣的惡果。
　　袁偉時教授更援引1925年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人的看法說，“戰禍，全由於《臨時約法》之不良”，他認爲，“這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在系統地分析了《臨時約法》的各項弊端後，袁偉時對《新史記》總結說：“說到底，這是革命幼稚病發作，使出一個連環計，把一手交出去的權力，換個手要回來。”
　　他認爲，制訂《臨時約法》的這些失誤，一直影響民初政局的發展，是各項紛爭的制度原因。
　　晚清大變局中的歷史人物，應該說，都是當時中華民族的傑出精英，爲什麽會一連串失誤，導致百年來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疊遭坎坷？袁偉時並未對此問題詳細展開，但他告訴《新史記》記者，有兩個原因非常值得重視：一是受限於傳統的重負，二是沉溺於抽象的正義和多數人利益。他們總是自負地認為自己生長的土地有悠久和輝煌的文化，總是構想出一些超越現代文明已有高度的美妙藍圖，就是不肯首先紮紮實實吸納現代文明和其他民族的制度成果，建築釋放中國人創造力的社會制度平台——“百年來，一個接一個的飛來橫禍，都是傳統包袱加民粹空想共冶一爐為思想源頭的”！
　　有分析人士認爲，袁偉時的這些見解又會引起不小的爭論。（《明鏡月刊》第25期）

李文普為什麼偷偷留下幾張草稿紙？

　《明鏡月刊》舒雲


281醫院外科教導員張淑英處理一個剝脫性皮炎的病人，直到9月13日零時才回家，半個小時後又被叫到外科。她注意到病人李文普很驚恐，問是什麼人，不說。張淑英說病人出了問題我們要負責，這才說是中央警衛團的處長。中央警衛團要求住急救室，張淑英說急救室不行。他們又提出要一個單人病房，裡面放兩張床。外科都是大病房，所以把李文普安排到燒傷病房，無關人員一律不許進去。

荷槍實彈的四名中央警衛團的幹部戰士24小時看守李文普，兩名屋外，兩名屋裡，屋內兩人輪流睡覺。住院的幾天中，李文普在兩支槍口下吃飯，在兩支槍口下上睡覺，到房間外上廁所也被押著，飽嘗犯人的滋味。姜作壽說，那時倒不是把李文普當敵人，只是交代不能讓他死了，也不能讓他跑了。
每天李文普在桌前寫材料，話極少。李太和給他換藥，他一聲不吭，換完了他低聲說一句謝謝。李太和看他的頭髮太長，提出給他理髮。中央警衛團嫌理髮室太遠，說借個推子就行了。

李文普住院十幾天，每天黑著臉寫檢查。國慶節前，中央警衛團告訴主管醫生李太和，明天要走了。李太和說我寫個出院小結。中央警衛團說不用了。第二天一早，李太和到病房，預備再給李文普檢查一下傷口，沒想到李文普已經被押走了。
李文普躲過看守視線，悄悄把幾張草稿紙塞到褥子底下。外科護士楊桂蘭整理床鋪，發現李文普留下的這幾張16開白紙，上面寫著林、葉逃跑問題，林老虎……。她趕快把這幾張紙交給教導員張淑英，張淑英又趕快上交醫院政委。逐級上報，最後來了一個首長式人物，講不准外傳。張淑英問首長有這回事嗎？他說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接觸過李文普這幾張紙的人都被辦了學習班，不許回家，不許和任何人說這幾張紙的內容。

李文普為什麼偷偷留下幾張草稿紙？是怕自己遭遇意外，為自己辯白？在李文普住院的十幾天中，中央警衛團早已得知林彪飛機墜毀。即便他們不對李文普明說，李文普也會從中央警衛團的言行中感覺到他們對林彪態度的變化，所以會寫林葉逃跑問題。但他心裡又拿不准，畢竟林彪的地位太高了，萬一林彪還在台上，他的揭發不是找死嗎？他留下了幾張看不懂的草稿紙，希望無論左右，都能成為救自己的“稻草”。（《明鏡月刊》第22期）

美籍传教士被驅離大理前，撞響了教堂大笨鐘

《明鏡月刊》廖亦武


依舊禱告，依舊安穩平和

據史料記載，這塊墓園是英國牧師喬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中文名叫花果香）買下的，他是1865年在倫敦創立的中國內地會成員，于1881年攜瑞士籍妻子芬尼·克拉克（Fanny Clarke），從緬甸八莫轉道，風塵僕僕地來到大理古城，定居，學漢語，傳福音。
他們為史上最早抵達此地的西方傳教士。起初，他們自己印了許多小冊子，在十字路口散發，對小孩，則配發糖果。可稍後才曉得，白族的文盲太多。於是他們刻苦鑽研漢語，然後教中國人識中國字，用中國話唱《讚美詩》。他們還借鑒白族拜本主、跳大神的形式，也穿戴類似民族服裝，走街串巷，一邊敲鑼打鼓，一邊念叨順口溜，宣講福音。有時候還進白族村子，與民間藝人交流，你彈三弦，我拉手風琴，在洱海月光下跳地中海的舞蹈。
他們在大理住了兩年，才發展七八個信徒；辦寄宿學校，也只招來3個學生。他們非常累。非常水土不服。但他們還是在古城生下一嬰兒。取名為撒母耳·大理·克拉克（Samuel Dali Clarke），以此紀念這段艱辛歲月。

產後不到兩個月，母親芬尼去世。但她病魔纏身時，依舊禱告，依舊安穩平和。滿心感激主，讓自己安息於此，成為蒼山洱海的一部分，見證福音遠播東方的未來神跡。

靈肉分離的刹那，她張開手臂，雙眸熊熊燃燒，正如英國詩人狄蘭·湯瑪斯在《挽歌》裏的句子：從她的眼裏我看見世界最高的光在閃耀……

芬尼·克拉克也是史上最早死於大理的西方人。街坊鄰里先是紛紛探病，被她的樂觀和美妙歌喉所打動；繼而目睹她的從容離去，低頭聆聽臨終唱禱，深感震驚。她的死訊不脛而走，眾多當地人由此走進基督教。

她的丈夫買下這塊蒼山坡地，花20多天，開闢為專門的基督徒墓園，半人高的圍牆內外，嵌刻著粗糙的十字架和一些英漢對照的箴言。她的葬禮於1883年10月30日清晨舉行。叮叮噹當的馬車運載棺材，出古城，沿茶馬古道，至南五里橋；再由8個白族漢子扛起來，穿過回民村莊，抵達更西邊的墓穴。誦禱過了，讚美過了，她的“花果香”丈夫，抓起第一把土，撒下去；然後是從昆明趕來的幾個教會同工；然後是本地信徒和街坊鄰里；然後是商販、村民、腳夫、過路人。幾百張不同的面孔，在墓園內外繞行著，或許他們此前燒香朝佛、求籤算命、跳神驅鬼，就算跪拜過成百上千的神仙，可此刻都遵循上帝的儀軌，唯一永存的儀軌，為這個他們不太瞭解的白種女人送終。

這卻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開始。據吳永生整理的《大理基督教歷史》記載，繼花果香夫婦之後，抵大理傳福音的西方傳教士源源不絕：
歷經幾十年的開墾，大理成為雲南，乃至西南最重要的教區之一。截至1949，紅魔席捲中國前夕，數百平方公里的山水間，教堂星羅棋佈，信徒已達數十萬。可接下來……
1951年5月4日，解放軍代表接管大理福音醫院，清點財產，據為己有。美国籍传教士美德純（Jessie McDonald）作為院方法人，被迫在移交文書上簽字，並“限期離境”。醫院圍牆的紅十字，轉眼覆蓋了“帝國主義間諜滾蛋”的大幅標語。民眾奔相走告。信徒紛紛反戈一擊。據說美德純，傳聞中“最後撤退的傳教士”，在離去那天，竟不顧士兵們的阻攔，執意要去始建於1904年的福音教堂做“最後的晨禱”。她1940年就從河南開封來到大理，當時還戰火紛飛呢，不料10餘年晃眼而過，又改朝換代了。
這個出生在加拿大的女人，在中國服務了半輩子，原以為自己會步芬尼·克拉克的後塵，埋骨在蒼山腳下。可是上帝似乎另有旨意？她走進教堂，士兵們尾隨而來，往日爆滿的禮拜大廳，此時只剩一排排空凳子。她為中國禱告，腦海內，走馬燈一般的黃面孔層出不窮，又灰飛煙滅；她為長眠於此的西方同工禱告，《讚美詩》和村間民謠交替在耳畔回蕩——馬車從天堂下來，把我帶回你的家鄉——她終於在永訣中，領略了芬尼·克拉克在彌留時分的甜美歌喉。
她再次甩開士兵，奔向穹頂。她撞響了150公斤重的大笨鐘。這鐘在倫敦定做，仿造的也是倫敦市中心著名的大笨鐘，1905年由負責設計教堂的傳教士理查·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和安選三（William J.Embery）親自運送，先萬里海運至越南西貢港，再經內河至雲南邊境，最後走陸路，有車乘車，沒車就雇苦力，哼喲哼喲抬。全程耗時兩三月，單河內抵大理就耗掉一個半月。
近60年後，教堂周邊的老人們，仍覺鐘聲縈繞，記憶猶新。一人衝我打保票，起碼傳出了5里外；另一人嘿嘿糾正，不止不止，洱海東邊肯定聽得見；還有一人道，那個鐘啊，嗡嗡嗡的，一波接一波，下關也感應得到。
1998年1月28日下午，一對法國籍夫婦和我一樣，由當地人嚮導，趕到這兒。他們是花果香夫婦的後代，在查閱了《China’s Millions》一書後，竟魂牽夢繞，不遠萬里。

沒有墓，沒有園

法國詩人瓦雷裏的名篇《海濱墓園》裏的名句，大理石下面夜色深沉，卻有朦朧的人群接近樹根。寫的就是自己依偎著母親的墓碑，俯視人類如蟻群，牽著線回歸自然的情景。我估計這情景也鼓舞了花果香夫婦的後代，因為地中海岸的墓園和蒼山洱海之間的墓園同樣美到了極點。
可一切蕩然無存。沒有墓，沒有園，只剩大片被反復耕作過的莊稼地。幾個放牛的村民跑來湊熱鬧，有的說，文革紅衛兵在這兒造反多次，揮紅旗，喊口號，唱戰歌，把帝國主義的祖墳全挖掉。還有的說，不是挖，是炸，火藥雷管塞進石頭縫，點燃就躲閃，搞得地動山搖。而有長者卻搖頭道，不對不對。1950年代就開毀了，一次運動毀一點，大煉鋼鐵毀得多一點，再加上大夥修豬圈、砌院牆、填屋基，有事無事都來取石頭，所以文革前，幾十個的墳包包差不多平掉。紅衛兵嘛，就是虛張聲勢嚇鬼。




傳教士墓園废墟。（廖亦武提供）

老外不懂中國話，更不懂雲南土話，他們按自己的方式，不管不顧，仔細搜尋。曾祖母芬尼的墓碑不見，芬尼之後的墓碑墓牆也統統不見，但他們還是見到十字架的模糊刻痕。唯一能辨認的英文殘片，死者是小孩。
日頭漸漸西沉。自1883到1998，115年過去，曾祖母芬尼在哪兒？在故鄉的回憶中飄蕩嗎？在他鄉的苦難中沉淪嗎？她笑過哭過親吻過嗎？《海濱墓園》裏還寫，起風了，只有試著活下去一條路，無邊的氣流翻開又合上我的書。
共產黨。毛澤東。掘墓鞭屍。血海深仇。革命反革命。這些我們爛熟於心的詞彙，藍眼睛的老外們懂嗎？他們和我一樣，來過；不一樣的是，我兩手空空，他們卻隨 身帶了手風琴，小小的，兩頭壓一塊，像一本厚厚的《聖經》。他們在四周採集野花，編成五彩斑斕的環，支在土坎間。烏雲當頭駛過，夕照是晃動的船帆，銀魚似 的星星從洱海跳躍，手風琴響起了。接著歌聲響起了。這一首，曾祖母芬尼受洗前，還是小女孩時，就很拿手。如今許多中國人，也從一部電影裏學會了。它是《讚 美詩》嗎？《夏季的最後一朵玫瑰》，上帝也允許的憂傷？死者對生者的安慰？

夏季的最後一朵玫瑰，
還在孤獨地開放，
再沒有親愛的人兒，
陪伴在它身旁……

又過11年，又攏黃昏，我的耳邊還響著這支歌，而蒼山之巔，兩塊拉拉扯扯的雲伴奏著無聲的手風琴。澤魚說回吧。我們鑽出玉米林，奔走，跳躍，感恩，回民村落近了，透過大麻叢，清真寺的塔尖刺入了彎彎的長虹，而虹的上端，迸濺出彎彎的新月。
奔星如馬蹄。比月夜更高遠的穆斯林的誦經彌漫開去。（《明鏡月刊》第23期）

在雲南大理，尋找傳教士墓園

《明鏡月刊》廖亦武


2009年8月3日中午，我和老母輾轉千里，自四川成都抵達雲南大理，入住老牌先鋒詩人野夫在蒼山腳背租賃的農家院子。
野夫出遠門，看家護院的，是一位叫澤魚的佛教居士，圓腦殼大肚皮，皺褶頗豐的下巴和後頸窩，開口閉口皆笑，惹得我等連聲驚呼“彌勒佛轉世”。此種吹捧非同小可，於是澤魚甩動長袖，翻動短腿，數著菩提念珠，率眾下得山來，在懸掛著《麥加朝聖圖》的穆斯林清真館為我們接風。

我們吃葷腥，彌勒佛吃素菜，席間我得知，29歲的澤魚是整個大理地區，唯一的《零八憲章》簽署者，不禁肅然起敬。而澤魚卻慷慨陳詞，稱“沒有民主，哪來佛法，如果佛祖再世，也會對坐牢的劉曉波翹幾下大拇指”。

我不禁哈哈大笑。這個夾在蒼山洱海間的千年古城啊，大約被四野瘋長的大麻熏壞了腦子，橫豎不超過兩三公里，居民不超過兩三萬口，但被敬奉的神明卻不計其數。首先是白族的本主廟，供養了上千尊者，從東海龍王到王母娘娘到史書記載的皇帝和大將軍，應有盡有；然後是清真寺和佛廟；然後才是基督教堂和天主堂。至於官方排斥的家庭團契，以及比家庭團契更走極端的異教，如巴哈依教，也在那些低矮的屋簷底，伸縮，紮根，白蟻般暗中蠶食著無神論共產帝國的地基。

點悟蒼生，結束專制

因此才產生了如魚得水的“當代彌勒澤魚”。眼下他站起來，沖著斜坡間的幾條懶狗，宣告在雲南境內流傳已久的一則預言：2013年，未來佛，也就是彌勒佛，當真會從雞足山華首門降臨人間，點悟蒼生，結束專制。我恍惚記得我的鄰居老張，從一位雲遊中國的墨西哥瑪雅占卜師那兒得到啟示，也作過類似的宣告。還特地加一新紀元腳註：閒雜人員腳不出戶，正規人員遊走四方，天當被地當床，男不婚女不嫁。於是我撫掌歡迎高居殿堂的大肚羅漢來到我們中間。惹得澤魚亢奮至極，進一步宣告佛陀可以是你我他，是一條狗一條蟲，是耶穌是天主，是達賴喇嘛是穆罕默德，是悲哀是憐憫是喜樂是空氣。這個教那個教，眾教平等才阿彌陀佛。

我說你沒醉吧？澤魚說青天白日那敢醉？等落黑了再敞開，繼續乾飯乾酒乾民主思想，一乾方休。我說這些都不在話下，老廖最想乾的還是訪談。澤魚說好，我引見城外無為寺的主持和尚給你乾，何如？我說算了。澤魚說不乾和尚，難道乾基督？我說正是。澤魚一拍大腿，稱出大理南城門幾公里，就有西方傳教士的墓園。
我喜出望外。當即就敲定了拜訪墓園的時機。

飛毛腿時光。感覺只眨3次眼，就閃到3日後。用罷午餐，我提醒澤魚該出門了。我們一前一後，穿插羊腸道，直趨山腳。待橫過馬路，才抹把油汗，在古城牆的巨大陰影內回望，但見蒼山如一溜粗腰農婦，齊斬斬地躺倒，敞開了由天及地的陰道；經血般的溪流綿綿不絕，肥沃著這塊上帝眷顧的壩子，也肥沃著此刻米粒般的我們。

接著就在城門洞站牌登上一輛滿載白族人的中巴，奔10餘公里下車。接著就在城門洞站牌登上一輛滿載白族人的中巴，奔10餘公里下車。澤魚不由分說，將我領入高坡深處的“蒼麓書院”。這是一個不僧不俗的所在，門臉高聳入雲，人工池塘左右，均為兩進兩出的白族庭院。春花般燦爛的白族服務員穿梭著，而院長卻是個秋雨般晦暗的老男人。澤魚居中拉攏，我們只得落座，看翹起小指的土著妹兒表演中國茶道。緊接著，二胡、笛子、三弦加鄉村小調，裂帛一般，齊奏升平，令我等反革命如坐針氈。

藉口小便告退，繞行池塘良久，正中刻滿字的大石頭成為整座書院的核心。院長不請自到，為我講述這塊石頭的來歷：它在很遠很遠的時候，是頭羊或豬，這周圍山坡上的許多石頭，都是羊或豬，被觀音菩薩點化，驅趕，從洱海東渡到洱海西，抵達這兒，要為白族村民造福。豈料魔鬼卻藏在村頭，半夜三更學雞叫，引得全村的雞，後來是幾十個村子的幾千隻雞，都叫起來。於是人類在夜半起床，下地幹活。觀音菩薩的計畫被打亂，只好隱身走掉。失去法力的畜生群四散奔逃，全變成蒼山的石頭。

這就是造這個書院的起因？我問。院長點頭，並歎息周圍好多美妙的巨石，都被城裏人開採去。這塊“觀音石”，還是他經過反復交涉，才作為白族歷史傳說的信物，永久立此存照。
我想提議把“書院”改名“石院”，因為我尋遍書院，也沒見幾本書。卻忍住了。
至中途南五裏橋村下。爬了幾分鐘急坡，澤魚就氣喘如牛了。周圍是回族人的地盤，石頭圍牆蜿蜒如蛇，空氣中飄蕩著牛羊的膻味。在交叉的地溝旁，我撿起一個羊骷髏，又轉手拋往雜草叢。澤魚道，清朝時，回回杜文秀造反，自稱兵馬大元帥，攻佔大理古城，殺得白族和漢族屍橫遍野；後來朝廷滅杜文秀，又將回回殺得屍橫遍野。

我連連咋舌，稱“的確兇悍”。死也兇悍，蒼山之腰，回回公墓面積最大，界碑界樁經緯分明，外人外鬼不得擅入。


傳教士墓園废墟。（廖亦武提供）

繼續上行幾百米，沒路了。望不透的大麻和飛機草，這兩種強勢植物，特能適應大理水土，據說下個雨，吹個風，再出個太陽，齊腰深的大麻杆頓時就拔高一倍，條形葉片蒼翠欲滴，猶如惹眼的妖婦頂一把綠傘。而飛機草卻如大幫鄉間無賴，見縫就鑽，對所有的草木死纏爛打。
迂迴再迂迴，澤魚像一散掉包裝的肉粽，漏出油膩的肚皮；我則被蟲子或鋸齒草蜇得大吼兩聲。好歹登臨一地坎，可以四下遠眺。那兒，澤魚指點著。間隔五六塊玉米地，挖掘機的螳螂臂正伸伸縮縮。
我疑惑道，他們在整理墓園麼？澤魚嘿嘿，挖石頭呢。蒼山好多巨型石頭都進城，為房地產服務了。

在陡峭地坎間曲折進退，鳥翅般擺動雙臂，總比狗一般亂鑽大麻叢的滋味好。10來分鐘後，我們終於抵達傳教士墓園，被無邊無際的玉米林所包圍，且本身就是玉米地。我跳下地坎，細細觀摩每塊石頭，圓拱形、方形、菱形、三角形。石縫間雜草囂張，我拔掉一些，辨認出半組黑黝黝的英文；挪幾步，又是半組；再挪幾步，一新鮮血色的十字架迎著斜陽閃爍。
墓牆的基礎依稀可辨。四四方方兩塊，約兩個半畝地，中間隔著一土坎。西北角有一缺口，估計是進出墓園的門。可如今誰能曉得，這兒曾經埋葬過多少西方人，多少中國人。（《明鏡月刊》第23期）

林彪專機飛到蘇蒙邊境了嗎？

山海關到烏蘭巴托的直線距離1300多公里，三叉戟飛行時速850至930公里。林彪專機在中低空飛行，阻力比較大，只飛到一半的速度，每小時500多公里

　《明鏡月刊》舒雲



九一三事件40年了，蒙古政府和蘇聯政府一直沒有公佈林彪專機的飛行路線。而且蘇聯人一直在混淆視聽。澳大利亞記者漢娜姆的文章披露，前蘇聯克格勃官員告訴他，林彪專機墜毀時，不是在尋求庇護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國方向飛行。更離奇的說法來自2004年9月1日，接受鳳凰衛視中文台駐莫斯科記者採訪的扎格沃茲丁將軍說：“聽當地老百姓說，林彪專機飛到了蘇蒙邊境。”扎格沃茲丁將軍是退休的克格勃頭子，他當年驗證過林彪、葉群的頭骨，也就是說，他是九一三事件的調查者，為什麼編造如此“幼稚”的謊言？聽當地老百姓說林彪專機飛到蘇蒙邊境，密如蛛網的蘇聯雷達幹什麼吃的？

林彪專機選擇的迫降方向是從北向南，而不是它的飛行方向從南向北。但僅憑這一點並不能說明林彪飛機正在返回中國的路上。因為選擇迫降場，需要在迫降場上重新建立航線。
林彪專機怎麼可能飛到蘇蒙邊境？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周恩來說：“林彪飛機強行起飛後，沿著（北）京山（海關）航線飛行，空軍雷達看得很清楚。到了接近承德時飛機徐徐下降，到了承德上空雷達搜索到一次，飛機調頭向北去了。”雖然林彪專機飛越國境不久，中國雷達就跟蹤不到了，但可以根據飛行時間推算。

林彪專機有三個時間，起飛時間零時32分，飛越國境的時間1時55分，墜毀時間2時27分。也就是說，林彪專機在中國境內飛行83分鐘，在蒙古境內飛行32分鐘。從航程看，林彪專機在國內航程是整個航程的三分之二，而從國境飛到蒙古溫都爾汗，是整個航程的三分之一，大致和飛行時間相吻合。

山海關到烏蘭巴托的直線距離1300多公里，三叉戟飛行時速850至930公里。林彪專機在中低空飛行，阻力比較大，只飛到一半的速度，每小時500多公里。
地圖上，蘇聯赤塔距離中蒙邊境414號界碑的直線距離是800公里，而赤塔距溫都爾汗的直線距離約600公里。既然林彪專機每小時飛500多公里，怎麼可能半個小時飛1300多公里？所以，林彪專機決不可能飛到蘇蒙邊境，再返回溫都爾汗。（《明鏡月刊》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