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具有 人物·中國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人物·中國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2015年2月7日 星期六

徐才厚行賄王瑞林當上軍委副帥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出 身寒門的徐才厚,因年輕、高學歷優勢,在擺脫在吉林省軍區幹部處副團職幹事任上“被轉業”境況後,官運變得非常順達。從1982到1985年,三年之內由 普通副團職軍官擢升為正師職的大軍區二級部部長。五年後,晉升正軍級,1990年,徐才厚升任第16集團軍政委。兩年後又升任總政治部主任助理兼解放軍報 社社長。僅僅一年之後,他再次晉升,當上了總政治部副主任,時年50出頭便躋身大軍區正職。短短10年的火箭式飛升,真可謂是順風順水,青雲直上。

《外參》早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話報導,徐才厚當初能當上中央軍委副主席,是于永波一手提拔的,但于永波的後面還有更關鍵的人物,那就是鄧小平的心腹大秘王瑞林。

“徐才厚的軍中後台是于永波和王瑞林。王瑞林提拔了于永波,于永波又提拔了徐才厚,所以說,徐才厚是鄧小平在軍中的‘遺禍’(遺産和禍害),王瑞林也收受 了徐才厚的大量賄賂。”知情人士說,“正是考慮到徐才厚有王瑞林這樣的後台和政治背景,習近平才在處理徐才厚問題上斟酌了很長時間。”


徐才厚

“軍中大老虎”徐才厚落馬後,香港《鳳凰週刊》發表長篇報導,披露了“國賊徐才厚查抄內幕”。此文能引起轟動,除了查抄數噸現鈔要用多輛軍車拉走等驚人細節 外,文章傳遞了一條更重要的信息:徐已跟多位老領導決裂,而且徐也不是前軍委領導人一手提拔的,並明確指出徐還有後台“一位山東籍的某軍隊政工系統高官的提攜”,只是沒有點出此人的名字而已。

那麽,文中提到的“山東籍的某軍隊政工系統高官”又是誰呢?這個範圍縮得很小,其人呼之欲出:在徐才厚升遷的時代,符合“山東籍”條件的,只有擔任過總参政治部主任的遲浩田和中央軍委委員、總政副主任的王瑞林,而另一名出 身山東的張萬年上將並非“政工系統高官”。

據了解徐才厚案情的知情人士最新向《新史記》披露,徐案的另一個涉案人員是張樹田上將,也是王瑞林信任的馬仔之一。王瑞林通過張樹田收受賄賂,徐才厚和郭伯雄通過賄賂張樹田,從而搞定王瑞林,徐才厚向王瑞林行賄600萬,才獲得晉升。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任何地方都可掌握中國內幕,《明鏡郵報》每日送至您郵箱。
明鏡書刊安卓App,世界領袖的電子書單。

2015年2月6日 星期五

王瑞林掌握江澤民的政治秘密?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有關江澤民與王瑞林的恩恩怨怨,高新撰寫的《領導中國的新人物》(明鏡出版社出版)有更多披露。該書引述江澤民的政治心腹的話說:當年騎在總書記頭上“挾天 子以令諸侯”的黨內“攝政王”楊尚昆和楊白冰是同胞兄弟,而王瑞林和遲浩田是拜把兄弟。如果總書記在軍委實權問題上前門趕走了楊家兄弟,後門裡又引來了一 對拜把兄弟,豈不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窩”?

所以,江澤民對王瑞林的安排,沒有像事前人們預測的那樣,在中共十五大上為他恢復軍委秘書長 的建制。北京政壇內有不少人曾猜測,當初江澤民在籌備十四屆五中全會時,曾經向鄧小平許諾過先給王瑞林安排一個軍委委員,待中共十五大時再恢復軍委秘書長 建制,並由王瑞林出任。但人算不如天算,鄧小平死在十五大召開之前,江澤民當然沒有必要再兌現當初的承諾。

江澤民在鄧小平去世後還不能立刻就與王瑞林翻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瑞林手中掌握著江澤民的政治秘密。從1992年鄧小平自南方發起北伐攻勢之後,江澤民 眼看楊尚昆、喬石、田紀雲等人均開始“仗勢欺人”,鄧小平在珠海召見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居然不通知江澤民這位軍委主席,江澤民借重曾慶紅出謀劃策,審時度 勢後立刻調整戰略,先通 過表示改革開放的決心,令鄧小平不至於從路線角度繼續質疑,繼而用楊尚昆兄弟可能為“六四”翻案這一理由,打中鄧小平要害,成功離間了鄧小平與楊家兄弟的 親密關係。而這一史實,王瑞林當然心知肚明。


1994年6月8日,中央軍委舉行儀式,晉升19位上將。

軍中消息人士告訴《新史記》記者,鄧小平交權後,王瑞林實際上是鄧一手安插在軍中的代理人,因此也就成了制衡江澤民的重要棋子。王瑞林在鄧小平的庇蔭下, 多年在軍中經營有成,成爲軍中實權派之一。尤其是在軍中人事安排上,王瑞林更是當仁不讓。(《中南海三大總管之禍》連載7。《新史記》第23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任何地方都可掌握中國內幕,《明鏡郵報》每日送至您郵箱。
明鏡書刊安卓App,世界領袖的電子書單。

2015年2月5日 星期四

江澤民撼不動王瑞林“山東幫”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軍中“山東幫”早不是秘聞了,當過兵的人都知道,軍中來自山東、四川、湖南的,最愛抱團。這些抱團的省分的官兵,往往是按老鄉而不是按照能力提拔。

在 鄧小平退居二線後,王瑞林仍是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的實際控制者,只不過多了一項職能:他還控制著中央軍委主席。鄧就是通過王瑞林,遙控黨、政、 軍,尤其是軍隊各種重大和日常事務。有人形容,在實際操作中,鄧對王瑞林的言聽計從和政務軍務依賴的程度,幾乎達到“一體化”的地步。

以加速實現軍隊現代化、年青化、專業化的理由,中央在隨後兩年內調整了一百多位軍級以上的軍官的位置,在1993年6月調升了三總部六位上將,組成新的少壯派人馬。1994年6月,又進一步提升了19位後起之秀進入中央軍事決策層。

有評論稱,王瑞林在實施操作中,排擠異己,扶持親朋。早在鄧小平剛復出時,他就設法調出遲浩田,提升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在1988年中共十三大之後升任總參謀長,進入中央軍委;在中共十四大後,1993年任國務委員、國防部長。

遲 浩田因為與王瑞林是同鄉,從小過往甚密,1987年58歲時便由眾多同級軍官中脫穎而出,1988年便榮獲上將軍銜,從此官運亨通,一路升遷。據稱,王瑞 林經常在鄧小平面前稱贊遲浩田忠誠可靠。因此,鄧小平也另眼相看遲浩田,把他列為自家人對待,遲也很精明地成為鄧的心腹幹將,他的通天身分,使中央軍委三 野派系的劉華清、張震也懼他三分。


江澤民與劉華清、張震、遲浩田交談。

軍隊裡的人說,遲浩田的妻子姜青萍在其任職的海軍總醫院裡,專門負責鄧小平的醫療小組,並經常開出些保健補品送給鄧小平家人或王瑞林。當時主政山東的姜春雲,每次進京,總是先拜會王和遲這兩位京官,這是姜春雲後來能夠進入政治局、成為副總理的重要鋪墊。

遲浩田轉任國防部長後,原職位由另一位山東同鄉張萬年接任,張萬年歷來就是“楊家將”的對手,也是王瑞林的同鄉。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任何地方都可掌握中國內幕,《明鏡郵報》每日送至您郵箱。
明鏡書刊安卓App,世界領袖的電子書單。

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太子黨把鶏蛋放進洋籃子更安全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早在2014年10月出版的《新史記》22期,就發表長文披露了安邦的來龍去脈。

《新史記》特約記者 呂仁敏


了解了安邦集團的運作團隊,他們買下紐約地標建築——華爾道夫酒店交易是否合算,從他們的心理著眼,或許就有了新的判斷。

盡管華爾道夫酒店每間客房收購價達130萬美元(折合人民币約800萬元),但對比同等級別的奢華酒店——上海半島酒店就還是低廉多了。半島酒店連同地皮價格約30億元人民币,但其僅235間客房,每間客房竟高達近1300萬元人民币。

這還是其次。專業人士指出,安邦更看中的,應該是美國的不動產市場比較穩定,不動產是永久的,這與中國國內不動產市場有被“調整”的可能及商業地產50年期 限,完全不一樣。買下華爾達夫酒店,讓“太子黨”們實現了資產結構的多元化,“鶏蛋放在多個籃子裡”,就算投資回報率沒有那麽亮眼,但卻絕對是高穩定性的 地產投資——這對安邦保險集團而言,再划算不過了!

更重要的考慮因素是,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風暴刮了近兩年,眼下沒有止息的跡象,政治權力的博弈與金融、保險領域的競逐,交織在一起,政策變動也使投資環境處於不確定、動蕩之中,這些“太子黨”很難有安全感。

分析人士指出:這筆交易,讓“太子黨”們的億萬身家和能够掌控調度的巨大資金,多了一層保護殼:讓他們在中國國內享受其祖輩、父輩多年身居高位帶來的特權和 人脈,同時能利用美國和西方國家穩定完善的法治和經濟規範來保護自己。“既要社會主義的草,也要資本主義的苗。”中西通吃,社資兼撈,資金如此外流,對他 們的未來,既是出路,也是退路。

不僅如此。一位經營金融産品多年的高幹子弟對《新史記》記者分析說,華爾道夫酒店不是一家普通旅館,可以說,華爾道夫酒店的大門,就象徵了西方世界的大門,它積澱了美國和西方的百年榮耀,它是無數政要名流炫耀的資本。


坐落在曼哈頓中城的地標——華爾道夫酒店。

這筆交易,意味著過去被西方憐憫、提防、壓制的中國“泥腿子”“土八路”,揚眉吐氣地與西方平起平坐,分庭抗禮,甚至堂而皇之地成了美國和西方權勢標誌、財 富象徵的主宰。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12
※任何地方都可掌握中國內幕,《明鏡郵報》每日送至您郵箱。
明鏡書刊安卓App,世界領袖的電子書單。

2015年2月3日 星期二

王瑞林幫江澤民扳倒“楊家將”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鄧小平掌握軍權後,王瑞林也水漲船高:於1983年2月升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主任(副兵團職)。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再次當選連任中央軍委主席。而王瑞林於次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


楊尚昆和楊白冰。

鄧 小平沒有軍委主席的職務了,但這不表明他對軍權的把持真的放棄了。首先他安排了關係極爲密切的楊尚昆擔任軍委常務副主席,其弟弟楊白冰擔任軍委秘書長、總 政主任;其次鄧小平安排了自己的大祕作爲掌控軍權的第二條線: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王瑞林,開始兼任中央軍委紀委書記。

1992年10 月的中共十四大,鄧小平控制軍權的第一班底“楊家將”垮台,這第二條線的重要性頓時上升,王瑞林開始兼總政治部副主任、黨委副書記。不過,在鄧小平的棋盤 上,是讓自己的老部下劉華清、張愛萍的老部下張震這兩位老將軍做主要監軍班子,當軍委副主席,而王瑞林仍然還是鄧執掌兵符的“預備隊”。

有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說法稱,對於“楊家將”失勢,王瑞林和江澤民的第一智囊曾慶紅起的作用最大。在中共十四大前,江澤民與“楊家將”的權力鬥爭正激烈, 鄧小平南巡時又流露出對江澤民不搞改革的不滿,當時江澤民的地位岌岌可危。曾慶紅於是出面遊說王瑞林倒向江澤民這一邊,對王瑞林暗示,如果能把“楊家將” 搞倒,江澤民可讓王當軍委第一副主席。王瑞林於是向鄧舉報軍委秘書長楊白冰開黑會密謀政變,並說“楊家將”兩兄弟打算在鄧去世後為“六四”翻案,成功離間 了鄧小平和楊家將的關係。

宗海仁在《第四代》一書中披露,曾慶紅在幾個“太子黨”中騰轉挪移,用變幻難測的高深政治手腕,一手導演了扳倒“楊家將”這齣政治大戲。雖然《第四代》在 談到“倒楊”時沒有提到王瑞林,但大家都知道,鄧小平最後同意江澤民來家中匯報軍委工作,王瑞林是中辦副主任兼中央軍委紀委書記。據信王瑞林在曾慶紅與鄧 樸方和鄧家聯繫過程中,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中南海三大總管之禍》連載5。《新史記》第23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2015年2月2日 星期一

鄧陳朱家權貴 雲集安邦董事會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安邦集團是幹什麽的?”最近 “安邦”“民生銀行”等再次闖進人們的視野。早在2014年10月出版的《新史記》22期,就發表長文披露了安邦的來龍去脈。

《新史記》特約記者 呂仁敏


安邦保險集團的官方網站上,幾乎查不到關於安邦高管的任何背景信息,只說CEO為吳小暉;在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網”提供了“安邦保險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的高管信息,董事中包括了“陳小魯”和“朱雲來”這兩個招人聯想的名字,還有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會長胡茂元等人。

當然,人們對安邦更為關注的,還是其CEO吳小暉。

吳 小暉不到50歲,溫州人,有魄力,能幹精明。他應該被列入浙商,但僅僅十年前——在他籌建安邦財險之前,浙商圈子裏還很少有人聽說過。英國《金融時報》 說,吳小暉投資房地產、礦業和基礎設施。接近吳小暉的人士說,吳早年在上海從商,最早在上海標準基礎設施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工作,這就與陳小魯發生了交集。

熟悉北京政界的資深媒體人透露,吳小暉有過三次婚姻,現在的妻子是鄧小平的外孫女鄧卓芮。

鄧小平那一代人多數生育不少,他有三女兩子。但到了他兒女這一輩,就多是獨生子女了,所以孫輩人丁不算興旺。他的孫輩都姓鄧,但名字的第一個字,都用了鄧小 平夫人卓琳的姓,“鄧三代”姓名前兩個字都是“鄧卓”,第三個字卻都偏於生僻:芮、泝、玥、棣……文化水平稍低的人念不出來。

鄧小平的外孫女,鄧楠的女兒,大名鄧卓芮,其實在“鄧三代”中排行老大,1972年在江西出生,小名“眠眠”。網上流傳了一張鄧小平“抓住小辮子”的照片,那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就 是她:因爲她紮了許多小辮子,鄧小平一把抓住,說:“抓住小辮子!”

鄧小平和眠眠:“抓住小辮子!”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12
※任何地方都可掌握中國內幕,《明鏡郵報》每日送至您郵箱。
明鏡書刊安卓App,世界領袖的電子書單。

2015年2月1日 星期日

安邦太子黨帶著美元來買美國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安邦集團 是幹什麽的?”最近“安邦”“民生銀行”等再次闖進人們的視野。早在2014年10月出版的《新史記》22期,就發表長文披露了安邦的來龍去脈,指出:安 邦用大手筆購買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動産的方式資金外流,對“太子黨”既是出路,也是退路:在中國國內享受其祖輩、父輩帶來的特權和人脈,同時能利用美國和西 方完善的法治和經濟規範——“既要社會主義的草,也要資本主義的苗”!

《新史記》特約記者 呂仁敏


“安邦集團是幹什麽的?”

2014 年10月6日之前,將這個問號拋給中國人,沒有幾個人能答得出來。但是這一天之後,安邦保險集團一夜成名天下知:買下了美國最有歷史積澱、全球政要名流來 到紐約下榻第一選擇的華爾道夫百年酒店。僅這一單,就超過了去年全年中資在美國的投資總額,還一舉刷新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筆單家酒店(甚至是單棟建築)的投 資額。

——牛!真牛!10月6日之後,還有誰不知道安邦?那就是自己孤陋寡聞了。

或許,這就是安邦集團執意要壓倒競爭對手,以天價買下這個紐約地標的最重要原因?

當然,也有副産品:那就是讓安邦的領頭人和團隊的權貴背景洩露出去。



《新史記》第22期

19.5億美元買下一棟百年酒店,平均每間客房130萬美元,而且還要投入重金——據說要好幾億美元進行大裝修——值還是不值?安邦是不是當了冤大頭?莫非真是“錢多,人傻”?安邦爲什麽要竭盡全力來買下這棟酒店呢?
追問這一問題,就要先來看看安邦保險集團的來龍去脈。

中國保險業內人士當然是知道安邦的,將之形容成“一匹黑馬”,在中國保險業界屬小弟,總部設在北京,旗下有三萬多名員工。但是其名氣一直沒有超出業界。

安邦保險集團成立了十年,面目一直比較模糊。直到10月6日的超大手筆交易之後,人們才了解到它的發展經歷和背景確實非常不一般:年近天命的創始人和董事長,是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吳小暉。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2015年1月31日 星期六

王瑞林跟隨鄧小平登上權力頂峰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再次寫信給華國鋒,表示“完全擁 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並綿裡藏針地建議“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 民”。政治局討論了這封信,同意了鄧的這個建議。

在鄧小平再次給華國鋒寫這封信之前,王瑞林又回到鄧小平身邊,再次擔任鄧小平的秘書。有資料稱,鄧小平給華國鋒寫的這第二封信,就是由鄧小平口述,王瑞林執筆的。

鄧小平這封信起到了作用。在三個月後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在鄧小平被恢復黨政軍職務後,王瑞林也於1978年1月由鄧小平的秘書,變為鄧小平辦公室主任,負責處理鄧小平所掌管的黨政軍日常事務。

記錄這段歷史的回憶文章和官方資料,都多次提到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當時,鄧小平的所有活動都由王瑞林安排,中共元老們赴鄧家會面也都由王迎來送往,中共中央的所有文件和鄧小平的信件往來也都由他親自處理。對王瑞林而言,進入了他陪同鄧小平登上中共權力頂峰時期。


王瑞林。

哈佛大學教授、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 F. Vogel)撰寫的《鄧小平時代》一書,披露了若干人們此前並不熟悉的鄧小平片段:他的個性,他的起落,以及格外值得強調的、他把控國家大船方向的“治國之術”。同時,也對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有一些描述和介紹。

王瑞林是如何扮演鄧小平大秘這個角色呢?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任何地方都可掌握中國內幕,《明鏡郵報》每日送至您郵箱。

2015年1月29日 星期四

鄧小平第三次下台,大祕王瑞林未受牽連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3月10日,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王瑞林又出任其秘書。在8月24日召開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被選為中央委員。12月12日,毛澤東正式提議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再次進入領導核心。

1974年4月,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首次向全世界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5月以後,由於周恩來健康惡化,他代理主持黨和政府日常工作。同時,1974年初以江青為首“四人幫”發動“批林批孔”,鄧小平與“四人幫”的矛盾開始激化。12月23日,已經屢現尿血的周恩來乘飛機前往長沙,與毛澤東討論全國四屆人大籌備事項,支持鄧小平工作,並挫敗“四人幫”的“組閣計劃”。


1974年4月,鄧小平登上聯合國講台。

1975年1月四屆人大召開後,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即所謂“三副一長”,著手對當時極端混亂的經濟局勢、軍隊建設、科研工作等進行全面整頓,並同當時擁有很大權力的江青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鄧小平全力推進這一事業,但是很快遭到激進左派攻擊,他們批評鄧小平重搞“唯生産力論”,是企圖翻“文革”的案,“資產階級復辟”,雙方爭論日趨激化。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會上,雖然是由鄧小平致悼詞,但他已經在開始刮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地位不穩。毛澤東鑒於鄧小平和“四人幫”之間矛盾不可調和,害怕自己死後鄧小平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便將最有可能繼任國務院總理的兩派代表鄧小平和張春橋都排除在外,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

“四人幫”批鄧日益白熱化。4月5日,北京市民在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發洩對“秦皇”和“上海幫”的怒氣,群眾有人貼出大字報為鄧小平挨批鳴不平。4月7日,中共中央對天安門上群衆悼念和抗議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並發布《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鄧小平第三次下台,但剛剛又給鄧當了三年秘書的王瑞林卻沒有再次被“打倒”,當然,秘書是當不成了。官方簡歷顯示,王瑞林於四個月後的1976年8月,擔任總參謀部動員部裝備處參謀。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中南海政治局勢變得異常複雜。

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發動懷仁堂政變,逮捕“四人幫”,兵不血刃地結束了“文化大革命”,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

10月10日,鄧小平立即向華國鋒表示擁護,在信中寫道:“我同全國人民一樣……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中南海三大總管之禍》連載3。《新史記》第23期)

上海男人徐光启


徐光启与利玛窦

近来添了毛病,有了边走路边看微信的坏习惯,这日正在看路明老师的《今天,写几个上海男人》,一抬头,看到漕溪北路南丹路路口的徐光启铜像。于是想,不妨来说说这个上海男人吧。

徐光启是著名的科学家,即使在小人书里——依稀记得是那本《中国古代科学家故事》,都是高大上的形象,不过,或许他其实也是一个平常的上海男人。《明史·徐光启传》起首就是“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当时的上海属于南直隶松江府,行政级别不高,更不是什么大都市,徐家务农,也不是什么世家。

笔者家在上海体育馆附近,就是旧地名土山湾所在的地方,离文定路(路名就是徐光启的谥号)也不远,沿着漕溪北路往北向徐家汇走到南丹路,有一个光启公园,就是徐光启的坟茔所在。余也孤陋,成长生活的半径很是康德,在这些和徐光启相关的地标附近生活三十年了吧,但总觉得对徐光启不是特别了解。排除文科男先天对《几何原本》之类头痛的因素,可能以往传播往往都侧重于徐光启作为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或者天主教信徒的某个方面,多少有些割裂。

不由得想,如果仅仅从一个上海男人的角度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之前有文化散文大家对徐光启评价很高,诸如“上海文明的肇始者”、“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不过,当具体展开对这个上海人的评价时,心理学的投射效应就发生作用了,大家为人玲珑圆融、春风化秋雨,于是他笔下的徐光启“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这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这样的句子读多了,会有些错觉,这是洋行买办、工商巨头徐雨之(徐润)呢?还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徐光启呢?

徐光启确实有在党争中中立超然、全身而退的智慧,但这并非简单的一句精明可以涵括,其实他之所以全身而退,和他遭到诬蔑时候的独持异见、据理力争和清介廉洁、克己奉公的为官之道都有着很大的关联。

泛读《明史?徐光启传》,满眼都是“志不得展”、“不听”、“既而以疾归”、“议不合”、“复称疾归”、“落职闲住”、“不能有所建白”,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而至于兴利除弊、深谋远虑、拼死苦谏、挚情吟唱这些,徐光启其实一个都没有落下。

徐光启在数学、天文历法、农政等等方面的建树众所周知,无须多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军事上的贡献。

徐光启是我国最早提倡引进红夷大炮用以作战的先驱之一。他面对危如累卵的时局,一直关注军事,在万历年间就披肝沥胆,上疏言“正兵”,同时也参与实务运作,在北京城郊的通州、昌平地区训练新兵,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他又曾为保卫京城出谋划策,而其中最为引入瞩目的就是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又称西洋大炮(清朝避讳夷字,改称红衣大炮),即英制前装重型滑膛加农炮,在当时,是一种革命性的新生事物,明朝自制的火铳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徐光启认识到:“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明廷先后四次向澳门葡萄牙商人购炮四十余门。这些红夷大炮中的11门被转运到山海关和宁远,在宁远大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宁远大捷是后金发动战争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和张岱《石匮书后集》等文献记载证实后金一重要人物在此役被大炮炸伤,传言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并因此而不治。袁崇焕的军功章上也有徐光启这个上海男人的一半。红夷大炮从此威名远扬,明朝廷随之大规模组织人员,对红夷大炮进行仿制,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半年间,徐光启本人就共主持仿制了红夷大炮四百余门。

徐光启的这项工作在当时遭到朝中许多重臣的极力反对和攻击,保守官僚指责他“一味迂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练兵购炮的目的“无非骗官盗饷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越俎代庖事小,而误国欺君其罪大”。倘若他是个精明而不高明、和光同尘、左右逢源的上海男人,估计早已吓尿歇搁。

徐光启晚年的痛心事也与红夷大炮有关。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八月,西洋火炮专家、徐光启的弟子登莱巡抚孙元化(他也是上海川沙高桥镇人),急令孔有德率军赶赴辽东前线增援被皇太极围困的明军。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部队给养不足,又受奸人煽动,发动叛变,史称“吴桥兵变”。叛军攻陷登州,掳获士兵七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门。孙元化自杀未成,但坚持不向叛军妥协,城中辅佐孙元化的葡萄牙人12人死亡,15人重伤。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从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降后金,如获至宝的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孔有德等降军日后成为满清汉军旗的主力和攻明的急先锋,明清火炮战力配比也自此逆转。孙元化放回后被崇祯帝处以大辟极刑,含冤而死。

徐光启痛失爱徒,而且自己苦心筹谋的战略布局出现逆转,他的晚年心境应该是无比伤感的。崇祯六年十月初七日(公元1633年11月8日),也就是吴桥兵变的第二年,徐光启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二岁。

徐光启临终四道奏疏,谈论的都是关于修订历法的事情,无一言及于自身的功利封荫,也无一言论及兵事,“说出来蛮傻的,就不讲了”,但关于钱粮一项,四年共领户部、礼部、工部银八百七十余两,他都一一亲自料理记录封存,即使贫病交加,也未动用过一分一文——上海男人账目总是清清爽爽。而他也有路明老师舅舅那样的一把剔骨刀,架在朽烂的制度、传统的陋见和自身灵魂品格的脖子上。

理工小白、惯听华亭鹤唳之声、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的犬儒笔者以后的模样,绝对赶不上这个叫保禄(教名Paul)的上海男人。但心底对这个上海男人永远怀着最高的景仰:

是模子!

秦凌,文汇笔会

陈永贵临终:华国锋把江山丢得一干二净


  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一书作者、知名作家吴思在书中披露,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草包,他没有毛的千分之一。把毛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华国锋在幻想,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在党内任主席。

  我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员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

  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毛曾经召集过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迫达这些人的脑子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迫达强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等。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俩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清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以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过。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旁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正常,吆喝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错牌,她虽然在打牌,但是坚张得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这样可以让人更加清楚地识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蚀,我们不要搞那些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给,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完全在原则和范围内进行。

  据我了解,江青不但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我亲眼见到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就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来三百多块钱给王的。你们都知道江青喜欢照相,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了伙食费和生活开销,几乎全买胶卷了,我的钱实在不够花。但我不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问: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如何?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我在粉碎她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毛泽东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华国锋也看得很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的面说: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忠实的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尊重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了觉得可笑,感觉华国锋像小孩子讲话一样。

  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草包,他没有毛的千分之一。把毛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来了,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不尽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他多傻瓜!

  华国锋在幻想,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在党内任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是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人还要再说什么?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意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一次国务院开会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我问了他那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在”四人帮“在台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是有发言权的,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讲完这些话,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简直没有办法了。

  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陈永贵终于恢复了他一个农民的本色,我和一些山西老乡去看他,他几次对我说: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个地方和他一起干。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经济拥护邓小平,因为他推倒了毛泽东的经济学,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宣传一直不肯承认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倒是支持毛泽东思想。

  陈永贵还为江青做了辩解,更是难得可贵。他认为毛是爱江青的,毛有时候指出江的弱点,完全是出于爱护,而不是讨厌。毛江是恩宠夫妻,在政治上更是如此,毛江是不能拆开的。而且毛是拥护“四人帮”的。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江比之“白骨精”多么下三滥。江青还在台上的时候,郭写了许多诗,吹捧江青;江青倒下,他又一边倒。郭是一个有才气、没骨气的人!

  陈永贵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详情

  1.坐立不安的一天

  动手抓“四人帮”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

  从下午3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北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2.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心绪渐渐转开了。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1983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3.“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1985年7月,陈永贵被确诊为晚期肺癌。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陈永贵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也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0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陈永贵纪念碑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

  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关于陈永贵

  1986年3月27日,新华社播发“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京逝世”的消息,文称:“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穷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陈永贵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显然,这个评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斯人已逝,盖棺定论,标志着大寨历史的一页已经掀过。

凤凰网



2015年1月28日 星期三

张灵甫在抗战中做了什么?


  “抗日名将”的头衔是中国的民众对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奋起反抗日军,并对日军造成一定打击的中国中高级军官的爱称,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但想用自己心目中的标准规范别人的定义,不许别人被称为“抗日名将”,合适吗?

  从团长到副军长:张灵甫抗战征战轨迹

  张灵甫的抗战生涯实际上应该从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开始算起。有的地方说张灵甫参加了淞沪会战,实际上张所在的51师确实参加了淞沪会战,但张本人并没有参与这一开战以来规模前所未有的会战。

  在淞沪会战失败后,国军想南京撤退,日军也跟随其后向时为中国首都的南京发动进攻,张灵甫就在此时开始了他的抗战军事生涯,他在51师担任305团上校团长。很快,就在南京外围的战斗中负伤。

  这一事件留在了当时51师的战斗详报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晚,我奉命放弃淳化,该团(305团)即负责掩护我第一线部队之转移,在管头上方镇附近与敌激战甚烈,该团团长张灵甫负伤,连长伤亡五员,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名。”

   之后,1938年2月,张灵甫升任153旅副旅长,9月,任153旅少将旅长。在此期间,张率部随51师参加了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其中的万家岭会战 中,张灵甫指挥153旅下辖305团、306团以及151旅的302团,反攻德安的张古山之敌,阻止日军南进。此战中派出一支突击队攀藤附葛,从人烟绝迹 的崎岖峡谷偷渡,配合正面进攻,夹击日军,夺取了张古山。日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进行反扑,把张古山阵地炸成一片焦土。张灵甫指挥部队顽强战斗,白天退 却,晚上夺回,与敌人反复争夺了五昼夜。他腿部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时,第4军、32军、66军协同74军在左右两翼突破了日军106师团的防线,乘 胜追击,收获了九江以南的全部失地,阻滞了日军南进,给予日军大量人员杀伤,史称为“万家岭大捷”、“德安大捷”。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第六处处长作家田汉在 长沙,曾以此战役为题材,编写了活报剧在当地演出。剧中就有张灵甫的角色,他因而名噪一时。战后,他率部随74军开赴奉新、高安一带休整。

  1939年4月,74军奉调入赣,参加南昌会战第二阶段的反攻南昌战役。此次战役中,51师攻克高安,直逼南昌。就在进攻高安的作战中,张灵甫在城北被日军机枪打断右腿,后送至桂林。6月,张灵甫担任51师步兵指挥官。

   1939年9月,张灵甫随74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冬,张灵甫升任58师副师长。1941年3月,率部参加上高会战。在上高会战中,74军 作为决战兵团,负责正面防守,第58师奉74军军长王耀武命令,在高安以西、棠浦以东一带牵制日军。张灵甫协助师长廖龄奇指挥作战,命令战士挖陷井、埋地 雷,阻止敌人重武器前进;组织机枪火网或白刃格斗,对付敌人步兵冲锋等,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由于日军飞机、大炮多,攻势凶猛,58师官兵伤亡众多。 172团团长明灿向师部打电话请示行止时,张灵甫命令说:“那怕打到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也必须守住阵地!”放下电话,即赶赴前沿阵地,出谋划策,帮助团 长指挥部队,坚守阵地。这次战役,58师以二千余人伤亡的代价,协同74军其他部队在上高县、北下陂桥阻击了日军攻势。会战结束后,74军获“飞虎旗”, 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等受到嘉奖。

  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张灵甫所部星夜兼程,与日军重兵激战于春华山、永安、黄花市,战后张灵甫升任58师师长,并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

  1943年冬,常德会战爆发,张灵甫率58师在常德以北阻击日军34师团佐佐木支队、13师团116联队向扁担垭、赤松山、亚门关发动猛烈攻击,并击退日军的夜间化妆偷袭。有力地支援了常德的正面防御作战,获国民政府授予的四等云麾勋章。

   1944年5月张灵甫升任74军副军长并兼58师师长。第四次长沙会战开始,6月中他率部与日军40师团激战宁乡五昼夜,予敌重大杀伤。确保日军最终未 能攻占其防区。衡阳保卫战开始后,1944年7月从,张率部湘潭公路青树坪转衡宝公路,参加衡阳外围战斗,主攻鸡窝山日军据点。1944年7月下旬,他令 第一七三团担任侧翼掩护,第一七二团在军山炮连和师迫击炮营的配合下,对敌人施行强攻,歼灭敌人,占领了鸡窝山。接着,指挥所部向衡阳进逼。抵达市郊五里 牌。这时,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突然向日寇投降,坚守四十七天的衡阳终于陷落。但张灵甫还获得了三等宝鼎勋章。

   1944年10月,张灵甫赴重庆参加军官培训,次年3月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因而错过了抗战的最后一次大型会战雪峰山会战。这就是张灵甫 再抗战中的履历,在第一线作战从上校团长一步步升至少将副军长。(参考材料:《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二 历史档案馆,1987年;《韩文德回忆:跟随张灵甫的战斗》,《贵阳文史》2012年04期;《跟随张灵甫将军的抗战岁月》,《贵阳文史》2013年第3 期,《宁乡保卫战亲历记》,《湖南文史》2000年第5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衡阳会战中的鸡窝山战斗》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张灵甫在抗战中到底是“将”还是“校”

  有一种说法,称张灵甫在抗战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上校的校官,连将军都不是,自然难以称得上“名将”的称谓。那么,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这要从民国复杂的军衔体系说起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民国并没有“军衔”这个概念,而代表军人职位身份的等级标准有两个,这两套标准均借用了西方“将校”系统,由此造成了混乱。

   第一个系统是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的官位系统,或称“叙任军衔”。此系统的官位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根据职务、资历、学历、战功等情况综合考虑,由铨 叙厅正式叙任,并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由国家政府主席签发命令叙任,此“军衔”除了褫夺和晋升外,不随职务调动而变动。

  如蒋介石的官位委任状为:

  国民政府任官状

  蒋中正任为陆军特级上将,此状。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中华民国廿四年四月一日

  另一个系统是军事委员会发布“任职令”的职务系统,称“职务军衔”。其位阶和职务一体,随着职务变更而随时变更。如少将旅长、中将师长等,是由军事委员会发布任职令,在任职同时授予的位阶,此种“军衔”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签发任职令。

  如: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令

  兹任萧毅肃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此令

  委员长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二年十月十日

  需要注意的是军官佩带军衔符号由其所任职务军衔决定,任什么职就佩带什么职务所对应的军衔符号,职务下降或者取消,“军衔”也随之降低或取消。比如张灵甫死后其叙任军衔才晋升为中将,但在生前,他已经佩戴中将符号,原因是其职务军衔已经是中将整编师长。

  那么我们说的张灵甫的“军衔”究竟是怎样的呢?

  从官位体系角度上说,1945年2月,张灵甫的叙任军衔从上校升为少将,从这个角度上说,说张灵甫抗战期间大部分事件都是“校”而不是“将”有一定道理。

  但是,从职务军衔来说,1937年张灵甫还是上校团长,1938年9月,张灵甫已经升为少将旅长,1940年少将副师长,1941年末少将师长,1944年5月少将副军长,其佩戴的军衔符号也随着职务军衔而佩戴的是少将的将军符号。

   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一种叙任军衔下,“军衔”本身与军务并不挂钩,因此仅仅成为并不很被重视的荣誉,叙任军衔与担任实际职务的职务军衔间差距不小的例子 比比皆是,张灵甫以叙任军衔上校担任职务军衔少将副军长这种情况的并不少见,比起差距更大的也不乏其人。如另一位“抗日名将”孙立人,在担任新一军军长后 10个月,其叙任军衔才由上校升为少将;更加离谱的是廖耀湘,他在1946年升任职务军衔中将兵团司令,其叙任军衔不过是骑兵上校,直到一年后的1947 年,其叙任军衔才升为少将。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虽然其名义上的叙任军衔在抗战中大部分时间只是上校,但从职 务军衔联系其指挥部队的规模,1938年升为少将旅长的张灵甫就已经是将不是校了。正如廖耀湘在1938年当200师副师长时已经是将军,1946年东北 战场上林彪的对手是兵团司令中将廖耀湘,而非上校廖耀湘。(参考材料:《张灵甫到底是什么军衔?》,《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5期)

  谁才能是“抗日名将”?

  这次热议的核心,其实是张灵甫是否符合“抗日名将”资格。无论纠结于“将校身份”,还是“独立指挥会战”还是“战绩”等等,核心不外如此。但问题在于,在此之前,有一个国家认证的“抗日名将”标准吗?笔者并未查到有这样一种标准的认定。

  事实上,在国内合法的史学报刊书籍中,被称为“抗日名将”的大有人在。除了大家熟悉的宋哲元、张自忠、戴安澜、左权、赵登禹、孙立人、薛岳……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抗日名将他人同样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理由不予承认其“抗日名将”身份的。

   如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团长吉星文(《抗日名将吉星文》,《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吉星文: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的“抗日名将”》,《党史文苑》 2010年第19期;),他是1937年任219团团长,1938年109旅旅长,1939年37师师长至1946年,其军职与张灵甫恰在同一时段内差相 仿佛。

  又如牺牲时为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16旅旅长的罗忠毅(《新四军抗日名将罗忠毅》,《人民日报》2011年3月16日第5版),1937年为新四军第2支队参谋长,1941年末牺牲时为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与同时张灵甫的军职也约相同等级。

   又如1938年牺牲于台儿庄的副师长周元(《抗日名将周元》,《文史春秋》2004年第7期);又如1940年任129师新8旅旅长的张维翰(《鲁西北 抗日名将张维翰》,《中国作家》2006年08期);甚至如牺牲时为国军团长的杨怀(《身先士卒的抗日名将杨怀烈士》,《红岩春秋》2005年第06 期),游击队长张甲洲(《张甲洲:让周恩来热泪横流的抗日名将》,《文史精华》2008年12期)……笔者已经不想继续列举下去了,这些可以用那些否认张 灵甫“抗日名将”身份的同样或相似理由否定掉的“抗日名将”们,他们“抗日名将”的头衔难道就要如此被褫夺吗?“抗日名将”就不许再叫了吗?

   自然不是,实际上,“抗日名将”的头衔是中国的民众对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奋起反抗日军,并对日军造成一定打击的中国中高级军官的爱称,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确 定义,不同的人心中自然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但想用自己心目中的标准规范别人的定义,不许别人成为“抗日名将”,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一种意见从道德层面出发,指张灵甫曾在抗战前曾枪杀妻子,道德败坏,不配被称为“抗日名将”。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广大读者的是,中 国自古以来,一直与“兵圣”孙武齐名合称“孙吴”的大名将吴起,正是一个亲手杀死自己妻子,“杀妻求将”而在道德上一直遭到批评的人物,但中国人从古到今 都没有否认其名将的身份。用道德来否认名将身份,是否得把吴起先开除出“名将”队伍呢?

  由此,无论从抗战时期的经历、战绩、军衔身份以及任职等各方面看,在“抗日名将”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国家标准且大量相似履历的将领也被称为“抗日名将”的条件下,称张灵甫为“抗日名将”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兰台,凤凰历史


2015年1月27日 星期二

你的战犯我的英烈:张灵甫遗骨归乡争议





张灵甫
国民党说张灵甫(中)是战败拒绝被俘自戕而死,共产党说,是解放军击毙了张灵甫。
近日,因为国民党“抗日名将”、国共战争中在孟良崮阵亡的张灵甫遗骨迁葬问题,再次让“战犯还是英烈”的争议浮现台面。
这事件的起因不过就是张灵甫的后人,希望将其遗骨迁葬之陕西的家乡。
据称遗骨埋葬之处的农户,开口索取20万人民币的所谓鉴定费。
这条消息在中国的微博疯传猛转,认为张灵甫抗战期间多次参与重大战役,“痛击日寇、战功彪炳”。

有其他用意?

这种“崇拜民国”的所谓“国粉”显然让中国军方感到担心。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提笔抨击称赞张灵甫的“国粉”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他除了指强调如果要赞扬张灵甫在抗日战争中的战功,就不可不说张灵甫在两次国共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徐焰的“吹捧张灵甫、难道也要歌颂汪精卫是反清革命英雄?”、“张灵甫杀妻”、“张灵甫丧失道德底线”等等言论,引发了一波议论。
虽然有不少网民支持他的言论,但是徐焰也受到了相当多网民的批评,指责他污名化、试图歪曲历史真相等等。

不记得对日抗战的台湾?

如果中国网民或者民间对张灵甫的这股是“热”的话,国民党和台湾方面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冷到不行”。
徐焰在他的文中,也提到过近年来,台湾本土意识高涨、国民党式微,导致对日抗战的历史越来越被人淡忘。
对日抗战的老兵凋零,在台湾也是一样,能够讲述这段历史的老人,两岸都一样的为数不多。
以张灵甫来讲,当年为纪念张灵甫的灵甫号军舰因为国共内战到了香港被英国收回,也没有到台湾,后来反而是因为曾经在4个国家的海军服役(英、中华民国、埃及、以色列)而知名。
现在台湾境内,可能也只有在台北大直的国军忠烈祠里面还保有张灵甫的牌位,连张灵甫的后人都已经移居上海。
前几年,张灵甫的遗孀,因为张灵甫生死前将所有勋章销毁,希望能够补发,台湾国防部回应需要付款方能补发,造成舆论大哗,一些台湾民众才知道有张灵甫这号人物。

万世流芳与遗臭万年

两岸在对日抗战方面,张灵甫的历史定位应该争议不大,争议大的部分是国共内战。
在台湾,他是进了忠烈祠每年春秋两季由总统率领“文武百官”献花致祭的英烈。
在中国,张灵甫是国共内战中被“击毙”的“蒋匪军头”。
但是在这波争议中,似乎被忽略的恰恰就是事件的起源--张灵甫的儿子张道宇希望将其遗骨迁回陕西家乡埋葬。
死后能够回乡安葬是华人的传统,张灵甫的后人可能也没料到这样一个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希望,却因为农家索要鉴定费登上媒体,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吧?

2015年1月26日 星期一

鄧榕稱鄧小平對大秘王瑞林不是骨肉似骨肉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在鄧榕所著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對鄧小平夫婦景德鎮之行特意探望王瑞林的經過,有較詳細的描述。不過據鄧榕回憶,鄧小平第一次赴景德鎮探望王瑞林的時間是1972年11月。

鄧榕在書中介紹:11月12日清晨,趁著和煦的秋日晨光,鄧小平夫婦在省警衛處一位同志和黃幹事的陪同下,離開步校,乘車一路南下,奔赴井岡山地區。

這是他們到江西兩年多以來第一次外出,也是自“文革”爆發六年以來的第一次外出。這次外出,標誌著長達六年禁錮生活的結束。

能夠外出,鄧小平十分高興。正像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所說的,他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六年,他真想出去走走,真想親眼看看世界。

車子一路向南,下午四時到達吉安。在吉安,鄧小平一行受到當地負責人的熱情歡迎,被安排住在地區交際處毛主席1965年曾經住過的一號房。當晚與吉安地委的同志交談,聽著情況介紹,他說:“好多年沒有出來了,這次出來什麼都新鮮。”當聽到林彪企圖篡改井岡山歷史時,他說:“這是不可能的,歷史還是歷史,歷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線。”

……從景德鎮回來的路上,因得到通知,中央同意他見王瑞林,鄧小平一行便直奔進賢。中午時分,當他們到達進賢中辦“五七幹校”時,看見當時在幹校任副校長的李樹槐在門口迎接。李樹槐原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文革”前和鄧家相當熟悉,到此時也是多年未見了。他對鄧小平說:“老首長,你來了我們很高興。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鄧小平看見李樹槐也很高興,他說:“我來這裡是想見見王瑞林。”李樹槐立即說:“可以。我們馬上派人叫他去。”


鄧小平和王瑞林。

此時王瑞林還在田頭勞動。有人到田間通知他:“你的老首長看你來了。”王瑞林先是一愣,隨即上了來接他的吉普車,匆匆趕到招待所。

鄧榕在書中描寫:

見到幾年未見的老首長,真是百感交集。這次能夠見面,實乃劫後重逢。看著王瑞林消瘦而曬得黑黑的面頰,看著他一腿一腳的泥巴,父母親都很激動。他們專程來進賢,就是為了要看王瑞林。沒想到,原來那個年輕精神的小夥子,如今已經年逾不惑,一副滿面風霜的樣子。父親為人一向寡言,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從不多說。雖然不會多說,但他內心的感情卻是極其豐富的。特別是對王瑞林這樣跟隨他多年的秘書,更是感情很深。這種感情,不同於對自己子女的骨肉親情,但卻又極其相似。

見面後,王瑞林跟大家一起吃午飯,隨後鄧小平對李樹槐說:“我想帶王瑞林回南昌去住兩天。”李樹槐爽快地答應了。王瑞林隨鄧小平一行回到南昌。在步校的小樓中,王瑞林見到了鄧家的一大群人。幾年沒見,大家相互詢問著對方的遭遇,其中的滄桑辛酸令人難過,也令人感嘆。

鄧榕說,像家人一樣在步校住了兩天後,王瑞林要返回進賢幹校去了。我們全家人把他送到門口,大家依依不捨,但卻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再見。

1973年2月20日,鄧小平離開江西,回到北京。一起被鄧小平帶回北京的還有他的大秘王瑞林。(《中南海三大總管之禍》連載2。《新史記》第23期)

曹思源始終不渝探尋和平漸進的變革方式

“曹破産”“曹憲政”“獨一無二的院外活動家”……這些稱號,說的都是曹思源——這個渾身都是活力、永遠笑口常開的中國學者,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 來,很幹了幾件“不可能的任務”,提出過更多異想天開的設想;遭受過接二連三的打擊,堅持著一以貫之的理念。2014年11月28日,68歲的曹思源猝然 去世。

知情人介紹,曹思源雖然罹患癌症並動過手術,其實癌症並未復發肆虐。他將絕症視若等閑,依舊不甘寂寞,為中國實現憲政而奔走呼號,沒有料到身體畢竟免疫力降低,一個小恙偷襲擊倒了他。

2014 年12月19日,中國研究院主辦追思研討會,多位與曹思源相識、相熟的旅美學者、媒體人,回憶了他們對曹思源的鮮活印象和感受,論及曹思源1989年5月 為解決中國嚴重危機而推動人大緊急會議導致秘密被捕,試圖從新的角度還原“六四”的實質和各方博弈真相。《內幕》記者根據研討會的錄音整理了發言全文,經 發言者訂正補充,刊載如下。

探尋和平漸進的變革方式

張博樹(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

今天是追思老曹,這會早該開,沒想到老曹68歲就走了,很可惜。最近連續發生這類事,陳子明62歲,曹思源68歲,說起來歲數都不大。

我 跟老曹這些年有接觸,記得第一次見老曹是1999年,我還在北京,參與辦一所民辦大學,人當然還是屬於社科院的人,算是半下海吧,當時為了辦大學,舉辦了 一個研討會,請來了一批北京的名流討論民辦大學怎麼辦,把曹思源、楊東平、黎鳴等都請來了。老曹侃侃而談,像個大肚子彌勒佛笑口常開,但講起話來有見解, 而且中氣十足。以前“曹破產”的名字我早知道,但沒見過他,那回頭一次見,覺得這老曹有意思。


曹思源

後 來接觸越來越多,到了2009年,我被社科院“掃地出門”,正好趕上李凡的世界經濟研究所開會,請了北京一幫形形色色的人去,老曹也去了,我記得李凡講, 今天不少人來了,博树剛被社科院開掉,但是我們歡迎他“回歸社會”,我心想我本來就在社會上啊。老曹也很高興,好像還賦詩一首,相談甚歡,留影拍照,現在 回想起來宛如昨日。
再往後,是我來美國之後的2012年10月,開胡趙基金會的學術研討會,請他來美國,他沒來成,但是很認真,特意傳過來一篇稿子作為大會正式參會論文,有七、八千字,為這個事我跟他郵件反覆往來,党國政府沒讓他來,很遺憾。

最 近一次,是2013年他到美國來,勝平帶著他到了我家,這是我跟老曹最後一次见面,當时他已經做過手術,不過看不出是個病人,狀態很好。進門要脫鞋,他太 胖了,脫鞋腰彎不下去,只好算特殊,不要他脫鞋了。老曹就是這樣一個特別鮮活的形象,到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這個人還在我們中間。

老 曹的事跡大家都了解,又是“曹破產”,又是“曹憲政”。小平剛才談到,2003年的青島修憲會,他個人生計上受到重大打擊,但他一直保持著樂天向上的狀 態。這些年他在憲政知識的啟蒙和普及方面寫了很多文章,前前後後說起來大概有二三十本書,最近的一本是《亞洲憲政啓示錄》,他送了我一本,不是很厚,裡面 講的也都是些常識:亞洲各個國家如何實現民主化,它的憲政是如何運行的,都是針對中國現在存在的問題有感而發,有針對性地講些道理。這方面老曹做了很多工 作。據我觀察,他自己的研究包括他寫的帶有建言性的方案其實都是相當溫和的,他和我們海外有些朋友不大一樣,從來沒有說共產黨你現在就得下台,而是一直在 考慮自己的話當政者有沒有可能聽進去,要找個方式能夠讓之接受,從長遠看肯定對中國民主轉型的大目標是有幫助的,這樣的思路也是我們國內大部份朋友的思 路,就是找到一個和平的、漸進的、能夠讓官方接受的、或者儘可能爭取讓你接受的思路和設計方案。所以他要修憲並不是很徹底的,會考慮哪些話統治者可能聽了 覺得還行,有可能琢磨琢磨,有些根本沒戲,他會很認真地權衡這個東西。所以老曹的東西在我們這邊的某些朋友看來,就顯得太溫和了,但這正是曹思源花了很多 心思的地方,他試圖去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當然我也知道北京像這樣辛勤努力的朋友很多,儘管到現在為止我們看到的官方反應是令人失望的。但不管怎麼說,像 老曹這種努力,令人崇敬、令人欽佩,特別是這幾年國內的情況越來越緊張,越來越糟糕,左轉的勢頭越來越猛烈,老曹在心理上肯定是感受到壓力的,就像剛才小 平和胡平兄提到的,他得的這個病是不是和大環境給他的壓力、他所經歷的狀態有關係?儘管他是個樂天派,但人總是要受環境影響。他這麼早地離世,說起來都是 有關係的。

不管怎麼說,曹思源已經成為歷史,也肯定會進入歷史,我們這些人還在,沒有做完的事情還是要繼續。(《他承擔了“不可能的任務”》連載3。《內幕》記者馬儉 高伐林 整理,《內幕》第37期)


發言人張博樹。

朱学勤: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疑惑


——记朱永嘉先生


朱学勤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让我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说,王张江姚被捕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复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在我心里30年,不能忘却。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读历史读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机场,下机即逮捕,入狱14年。

  14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间或还有同情。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1948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1964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闻讯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住复旦老房子,拿讲师工资。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给他装上。1974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科教文卫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1 976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200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悭一面。又过十一二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空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军装刚上身,“9?13”事发,那人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宋德金先生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曾调入毛家湾任秘书,“9?13”后隔离清查10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召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他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30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30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来来沪传达毛泽东与田中角荣谈话,突然说要请客,在座者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1974年前后,毛泽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凉,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9·13”事件后,张春桥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的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等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遂悄然搁置。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 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指示,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指示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后一番话触动我心底,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无啥稀奇。

  他是无锡大户人家出身,半个世纪前在复旦读书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并不在意这些。1976年巨变,下狱前开除党籍公职,母亲却在同一年落实政策,得一笔退款,写信问需要什么,他回信说:“里面有点冷,送一套棉毛衫裤,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为革命治史,或为伟大领袖点校诗赋,无暇细读二十四史,这一次有的是时间了,却无力购置。于是“剥削阶级”母亲出手,用“落实政策”退回的“人民币”,给“革命逆子”购置“二十四史”,向铁窗内邮寄。二十四史太沉,从上海提篮桥转狱去秦城,狱卒搬书发有怨嗔:“你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书,还是书!”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进提篮桥,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平反出狱,一进一出,居然是同一间牢房,贾先生特意关照他所熟悉的狱卒,要善待这位刚进去的狱友。这些事发生在1976年,可与《基督山恩仇记》开头媲美,一起一伏,一进一出,颠扑如戏。我历来认为本国上世纪史最为生动,且将那些真人真事如实道来,毋庸虚构,即可把19世纪巴黎文人那一点小说滥情比下去。他听后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维细胞都已经历史化,不给文学留下空间。

  他的人性柔情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见的。天热,他门前有一棵树,他坐树下翻阅书报,一方凳,一竹椅,一壶水,一副老光眼镜。树影摇曳,有三五只野猫来脚下寻食,他竟有耐心起身喂食,口中还喃喃有语。我看那盆猫食,是煮熟的,可见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这群老朋友来见。冬天去,野猫不见了,陋室内堆满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结构,门窗皆漏风。室内只有两张老式的学生床,下一层留出床沿当座位,上一层书摞书,摇摇欲坠。主客对坐,也是隔一张学生桌,青灯黄卷,冷风嗖嗖。我扛不住冻,大衣不能脱,他穿棉裤棉鞋,也不说冷,数着刚完稿的古籍点校本,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是《淮南子》,60万字,那是《唐六典》,100万字,还有20万字长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时好多了!”他说的“那时”,是指丁香花园学雷锋,为领袖点校大字本;还是秦城铁屋为自己读二十四史,一读14年,终于读出历史深处的滋味?

  前年他心脏动手术,医疗费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请他来seminar给研究生讲讲他的史学,满肚子学问还有阅历,不说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开列讲课费,略尽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绝,怕给我惹是非。这一次他终于同意了,我们父子俩很高兴地去接。路过1976年他初次被关押的军营,我让儿子等一等,陪他从围墙边踱过去怀古。隔一条小河,他辨认出那间房子,笑微微地说:“不就是那排灰营房吗?没变,没变。当时从虹桥机场押进这个大院,他们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团部!每逢“八一”,我要领队来慰问,熟门熟路。上海我是第一个关进去的,编号为01。”说完用食指在空中画圈,圈里画“1”。

  原来又转出一层历史,凡有历史处,总要戛然而止。预定讲一个学期,结果只讲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处痕迹:那次讲完秦汉古制,学生领来讲课费,我签字,也须请老先生签字,他却为我顾虑起来:“签名恐有不宜,会给你留下麻烦的。”我说也是,你也不在乎笔名多少,刚才提到那个“01”就不错,新开一个吧?老先生展颜一笑,大笔写意,就签两个字:——“凌伊”。

愛思想网

国民党军人刘篪和李植荣之死


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窑洞

“莫攀共,攀共太心偏……”我在劳改队滞留十余年,经历的事情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其中印象较深的有刘篪之死和李植荣的被杀害。

我和刘篪相遇有一定的偶然性。那是1973年。当时我已经从黑龙江省泰来县第八劳改支队(对外挂牌为黑龙江汽车制造厂)出监,但是仍然戴着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我患高血压病比较严重(210/130),被安排到新生医院住院,和其他刑满释放份子在同一个病房。房间里有八张病床。

有一天成吉思汗农场送来了几名患者,其他人的名字我已经忘却,唯一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刘篪,刘篪是一个身材颀长、面色红润的南方人。由于他在东北和内蒙古已经度过了几十年的劳改生涯,他的口音变得使我无法确定他原籍是什么地方了。光知道他是黄埔军校四期的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里资格算是比较老的。他原来在中华民国国防部担任中校参谋,职务不算高,但位置相当关键。解放后他在数难逃,被捕判刑,发配黑龙江劳动改造。

刘篪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说话有礼貌,态度和蔼可亲。从举止上看,他虽然历尽磨难,军人的风度没变。他患的是食道癌。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知道,劳改生活对犯人的种种摧残有许多是无形的。例如,长期吃不饱饭,劳动时间长,尤其农活忙时往往没有足够的吃饭时间,不得不狼吞虎咽,再加上心情压抑等等,久而久之,消化系统很容易得病。我本人就曾因为胃和十二指肠溃疡严重而动了手术,切除了80%的胃。我还认识几位“难友”,也是消化系统疾病缠身。

刘篪的食道癌需要动手术。由一位医术较高的李大夫主刀。刘篪平静地接受这种大手术。手术整整进行了七个小时,据说很成功。当他从手术室被送回病房时大家都很高兴。按理说,只要好好休息,得到好好照顾,他的健康是可以逐渐恢复的。而因为是同病相怜,我们同病房的患者之间,相互关怀和照顾的情形是颇为感人的。

天下有许多太巧的事情。不早不晚,就在他动手术前夕,他接到成吉思汗农场场部的通知,说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对过去担任县团级以上的伪职人员进行特赦,不仅提前释放,而且给予他们公民权,每人还发一套新的中山装,以示宽大和关怀。刘篪是够条件的,也获得了这项“殊荣”,这样一来,他的身份就变得和同病房的其他患者不一样了。

就在他术后醒来和大家微笑时,医院院长来巡视病房了。院长来了就生气。怎么搞的,一个已经获得特赦的公民怎么可以继续和这些刑满释放份子呆在同一个病房里呢?阶级观念和政策观念哪里去了?于是,他不由分说,命令立即把刘篪转移到干部病房去。

当李大夫来巡视由他动过手术的患者们时,发现刘篪已经被转移到干部病房,大吃一惊,而且非常不高兴。要知道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大手术。我听说仅仅是刀口就得从前胸一直交叉地切到后背。所以患者根本不可以有哪怕是轻微的运动,更经不起像转移病房这样的折腾了。

果然,由于受到了过大的震动,刘篪的刀口恶化。而更要命的是他被换进了一个只有劳改干部才有资格住的病房。在那“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时代,劳改干部会怎样看待一个刚刚获得特赦的国民党军官呢?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丝一毫的“阶级感情”吗?别说是互相照顾了,就连倒个开水也不会有人管他的。所以他的病情急速恶化。而我们这些难友们曾经怯生生地主动提出照顾刘篪,不出所料马上被顶了回来:“干部病房是你们‘二劳改’去得的吗?”

没过几天,到了刘篪病危时,医院才破例地允许我们病房一个姓张的小伙子去伺候他。可是为时已晚,当天晚上刘篪就不行了。小张回来后告诉大家:刘篪头脑很清醒,没有任何神智不清的症状。小张问他有什么话要捎给亲属,他说不用了。过了不久,他就安安静静地走了。我们只知道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住在上海。

这是一个不大好听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内容,也没有严刑虐待的罪恶。在那个年代,甚至可以说院长也是好心好意,但恰恰是那根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的弦,送了刘篪的命。尽管我对刘篪的了解不算多,但是我想,他作为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员,在国民党军队里一定打过许多硬仗,他一定是一位抗日战争的功臣,可是新中国的建立,给无数像刘篪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结果是经历了漫长的劳改岁月之后,孤单寂寞地死在塞北他乡,给妻子女儿带来无限的哀痛和思念。我猜想,他的家属接到的肯定是一份简单的死亡通知书,说是刘篪因患食道癌经医治无效而去世。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还在人世。就让我的这段不太愉快的回忆留给刘篪的同期同学和同事们作为小小的纪念吧!

不论怎样,刘篪是病死在医院的病床上的,从这一点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这要看和谁比!比方说,和同是国民党军官的李植荣相比,他就幸运得多。

李植荣是在1969年4月被解放军战士击毙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劳动现场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犯的又是什么罪呢?这话得从头说起。

李植荣没有刘篪那么高的学历和资历。他出身于河北省顺义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国民党军队把他三哥和他当作壮丁抓去入伍,后来他当上了小小的排长,随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和平起义、接受改编,不久以后复员回家,按理说,“历史罪恶”即使有,也应该是一笔勾销了吧?可是不然!1957年反右开始,根据毛泽东的一句话:“言者无罪对于他们是不适用的”,李植荣也就在劫难逃。既然被打成右派,就得新账旧账一起算,成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刚刚结婚才六天的李植荣被捕判刑十年。他觉得他是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不应该算犯罪,于是上诉。而根据当时的法律,上诉本身就意味着不服判决,不服判决就意味着对自己的罪行缺乏认识。而在人民法官眼里,是否认罪是量刑的重要标准之一。既然李植荣不认罪,就说明他罪加一等。所以他上诉的结果就是撤销原判,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发配黑龙江劳动改造。

李植荣死心了。人在矮檐下,不低头又能怎样?只剩一条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人总有个盼头,他的幻想是通过刻苦的劳动争取减刑,早日回家,和苦苦等待着他的妻子胡凤兰,和从未见面的儿子小早重新团聚,过几天人的日子。加上他年轻力壮,劳动家庭出身,干活是把好手,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每项劳动都走在前头,担任犯人小组长。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一年一年地熬,熬过了十三个年头,眼看就有出头的希望了。说不准哪一天天老爷可怜见,兴许会发下来一张减刑甚至提前释放的通知书呢!这样一想,他的劳动劲头更足了。

就说一个极小的例子吧!1969年4月,嫩江草原天寒地冻,我们中队130名犯人在两名劳改队长和三名解放军的押解下来到劳动现场执行打草任务。每个犯人每天的打草定额是三百斤。完不成任务的要受罚,例如,别人空手回监舍,完不成任务的得背一大捆草回去作烧炕用。劳改队的定额总是必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勉强完成的。可是李植荣呢?总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出事那天,李植荣一上午就打了415斤草,名列全队第二,仅次于打了435斤的李树文。中午吃饭后,李植荣一面磨镰刀,一面笑着对李树文说,要争取超过他。真的,这种渴望通过艰苦劳动,获得宽大处理的心情若非身临其境是难以理解的。

打草任务比较特殊,犯人必须弯腰低头紧张干活,一不注意就可能越出警戒线。而什么是警戒线呢?是犯人大组长奉命在劳动现场周围插四面红旗,象征性地画地为牢。两面红旗之间的距离是300米到500米。根据初中物理学的常识,在这么长的距离上允许的视觉误差应该是5米到10米。为什么建筑工人需要不断地“吊线”呢?就是这个道理。

就在下午开始干活一小时左右,战士(后来得知他叫马洪才)从他在东北角的哨位上走过来,指着一堆草问是谁打的。正在弯腰打草的李植荣不敢回答。马洪才又问一遍,李植荣不得不回答说:“报告队长,是我打的。”马洪才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根据劳改队规定,越出警戒线是严重的错误,回去是要受批斗,受处罚的。李植荣就比划着两端的红旗,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出警戒线。马洪才看这个犯人胆敢强嘴,就有点生气,命令他朝前走。李植荣只得说软话:“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但是解放军的话他又不敢不服从,于是放下镰刀,乖乖地朝前走了几步。这样一来,如果他本来没出警戒线,现在也站在警戒线外了,如果他真的出了警戒线,现在离警戒线就更远了。

在通常情况下,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许多曾经越出警戒线的犯人,也都曾被钉在原地罚站大约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就命令他们回去,继续干活。要知道,在四月份的嫩江农场,脱了棉袄,只穿背心,站在野外是很冷的。而且这么长时间被钉在那里不干活,就很可能完不成当天定额,所以罚站本身也是一种惩罚。后来这两个解放军自己说,当天在喝住李植荣之前,就有三、四名犯人曾因越出警戒线而被钉在那里。

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以为李植荣也会在罚站以后回来继续打草。可是不然。解放军的代理班长(后来知道他叫王忠全)巡逻到了李植荣罚站的地方,他问了马洪才几句话,就开始询问和训斥李植荣。对话内容大致如下:

王忠全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

李植荣说:“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

王忠全说:“你们队长没有说不准出警戒线吗?”

李植荣说:“队长说了。”

王忠全说:“都随便出警戒线,要红旗有什么用?”

李植荣说:“我下次注意。”

王忠全问:“你叫什么名字?”

李植荣说:“我叫李植荣。”

王忠全问:“你犯什么罪?”

李植荣答:“历史反革命。”

王忠全问:“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李植荣说:“我是国民党军队的排长。”

王忠全问:“杀过人没有?”

李植荣说:“杀过。”

……

由于野外风向不定,各人听到的对话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们之间有较长的对话。

这番对话惹怒了王忠全。他命令李植荣转身朝前走,李植荣向前走了几步;王忠全还嫌不够,又喊:再朝前走!李植荣又服从了。这样的命令重复了好几次,这样一来,李植荣就距离警戒线越来越远了。王忠全对旁边的马洪才说:开枪打!马洪才奉命拉上枪栓,准备射击。李植荣是军人出身,听到枪栓声,觉得不对,急忙转过身来。可是子弹已经打中了他的腹部,他应声倒下。王忠全急切地对马洪才说:“再开一枪,再开一枪。”可是,马洪才在慌乱中把子弹掉落在草地里,他蹲在地上找到子弹,再上了膛。朝天开了第二枪。

两声枪响惊动了正在昨天打完的草垛里休息的劳改队长。李队长赶到现场,看到的是被击中腹部而躺在地上的李植荣,便问解放军怎么回事。王忠全和他嘀咕了几句,李队长就命令犯人大组长刘德元在离草垛不远的地方集合犯人队伍。这期间,李队长走到李植荣跟前,踢了他一脚,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按照王忠全的说法,向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过警戒线,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去!”这时候,李植荣又挣扎着跪起一条腿来,但马上又倒了下去。

王忠全、马洪才和郑队长带领队伍回监舍,留下李队长和战士赵明贵看守现场。受伤的李植荣没有得到过任何抢救。一直到王忠全、马洪才步行好几里路押送犯人队伍回监舍,然后向上级汇报,再由上级派人赶到现场,经过这么长时间,李植荣还没死,还和赶到现场的排长刘继贤有过对话。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人企图采取任何措施抢救李植荣。据说,是在派一名犯人用牛车把李植荣拉到半路上的时候他才断气。该犯人将他草草埋葬。事后,按照“犯人企图越狱逃跑,经鸣枪警告不听,被解放军当场击毙”的结论,通知李植荣的家属。就这样,李植荣的生存权被极其卑鄙而残忍地剥夺了。而被扣上“企图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反革命份子的家属”的帽子的胡凤兰,和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父亲的小早,则几十年如一日地背着这顶黑锅,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插曲:第二天犯人照常出工打草,犯人大组长需要用红旗,可是发现红旗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而是被移动到离草垛近几十米的地方了。这就不奇怪了:后来向各分场犯人传达时,都说是嫩江农场七分场有个犯人企图越狱,跑出警戒线七十米以外,解放军鸣枪警告,他不听,继续逃跑,解放军不得已才开枪,将他当场击毙了。

1986年,胡凤兰和小早收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书,说是李植荣原来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属于冤假错案,给予平反。这就是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标准,李植荣是个守法公民,他完全是无辜被捕判刑的,而在服刑(读作苦役)十三年、只剩两年残刑时,竟被罪恶的子弹剥夺了生存权利。尽管后来法院于1989年确定王忠全、马洪才的行为是典型的故意杀人,李植荣纯属无辜遭到陷害,他的亲属至今得不到任何赔偿,甚至连一句慰问的话从政府那里都没有听到过。

我们这些经历过长期劳改炼狱的人,能够从劳改队里活着出来,毕竟是幸存者。尽管九死一生,尽管妻离子散,但是与李植荣和刘篪相比,我们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有责任使丑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李植荣和刘篪的命运告诉人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毛泽东喜欢说的那句话:“能够消灭者马上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以后消灭之。”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毛泽东们也是这样做的。

陈世忠,《黄花岗》2006年



2015年1月25日 星期日

毛岸英牺牲并非彭德怀保护不周


  嘉宾简介:滕叙兖,笔名老藤,辽宁大连人,中共党员。1963—1968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员。1968—1970年在黑龙江省鹤立39军农场劳动锻炼。历任中科院长春物理所工程师,中科院长春地理所高级工程师,深圳科技园高新科技创业中心副经理,中国深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部门经理。高级工程师。2003年开始发表文史作品。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不信青史尽成灰》等十多部长篇传记文学著作。2007年《哈军工传》获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图书奖,湖南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彭德怀曾亲自照顾黄公略之女坐月子

  凤凰历史:彭德怀一生没有自己的孩子,他将侄儿侄女视如己出,在子侄辈的眼中,彭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滕叙兖: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在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时候牺牲了。他的大弟弟彭金华有两个孩子,就是彭梅魁和彭康白,小弟彭荣华有六个孩子,大女儿叫秀兰,接着生的长子叫启超,以下依次是次女爱兰,次子康志,三子康仁后改名正祥,最后的幺女、小不点姑娘就是玉兰,后改名彭钢。侄儿侄女共八个孩子。

  在孩子们眼里,彭德怀就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父爱,他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牺牲了。苦日子过了这么多年,都怀念着这个伯伯,因为两个妈妈对他们讲,你们有个很了不起的伯伯,共产党的将领,但是他到底是怎么个官,他们也说不清。后来全面抗战时公布以后,共产党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他们吓一跳,哎呦,伯伯可真厉害。所以大家心目当中伯伯就是一个大英雄,整天想着伯伯。

  彭德怀也非常关心他们。关心到什么程度,彭德怀办公桌上的台历,就写着这几个孩子的生日,今天是你过生日,明天他过生日,彭总都仔仔细细写在每年的台历上,他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

  到朝鲜作战临走的时候,彭德怀把彭梅魁和彭爱兰找来,对两个大的女孩子说,我到前线打仗,跟最强大的美国军队交手,意思是我活着回来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就死在朝鲜了。但是我跟你们每个人办了一个储蓄本,存一万块钱(旧币,合新币一百元),以后你们结婚,这就是伯伯送给你们的礼品。

  建国初消费很低,一个普通公务员当时的工资大约三四十块钱,可以养全家。他心细如发,一个领导千军万马打仗的志愿军统帅,对自己的侄儿侄女就像一个母亲那样细心,他想到这些孩子成人后要结婚,一旦我不在人世了,伯伯的礼品怎么送呢,我给每人留一百块钱吧。从头到尾,七个孩子一个不拉,在家乡的秀兰已经结婚了,从梅魁开始都在读书,没有结婚,包括玉兰小不点儿,每人存一百,存了七个存折,交给彭梅魁保存。

  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的侄儿侄女,对烈士子弟,他养大的那几个孩子也是一样,一个是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一个是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都是彭德怀公开承认的养女。黄岁新生第二个孩子时,就在吴家花园坐月子。黄岁新的母亲早去世了,没有亲人,彭德怀就是她的亲人。彭德怀落难后关在吴家花园,黄岁新就讲,肯定是中央搞错了,我伯伯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反党?不可能的。她生第二个孩子,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肚子大了临产,彭德怀就让秘书带车把她接到吴家花园。

  凤凰历史:那他怎么照顾黄岁新?

  滕叙兖:黄岁新生了个女儿,彭德怀给婴儿洗尿布,有时候喂牛奶,有时候抱孩子,都是彭德怀承担起来,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种菜、养鱼,为黄岁新补养身子,他也时时操心。
  凤凰历史:是彭德怀亲自做这些事,还是吩咐警卫员做?

  滕叙兖:自己做啊。他那时候没有警卫员了,警卫排战士是奉命来看守他的,他不相信那些年轻人,你搞错了怎么办,搞坏了怎么办,这事他要亲自做。所以黄岁新大儿子张忠就跟我讲,他说我听我妈妈讲,我妹妹生下以后,彭德怀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

  彭德怀被软禁起来以后心情极为苦闷,除了学习、思考,就是种田、种果树、养鱼,从1959年10月开始平整土地,挖鱼塘,1960年春开始种庄稼,直到1965年11月离开挂甲屯。他一直向中央写信,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写了8万字的长篇申述报告,毛泽东也不理他。后来彭总就不写了。每天傍晚他出去散步,在挂甲屯村子里走一走,到老百姓家里看一看。彭梅魁两次生孩子,都是在吴家花园坐月子,彭爱兰生了第二个孩子,没有奶,从长沙来找伯伯。所以前后有几个小婴儿,整牛奶,喂孩子,洗尿布,抱孩子,都是他的活。


  彭德怀晚年评价毛泽东:优点是整人但不杀头

  凤凰历史:据彭德怀后人的回忆,彭晚年对毛泽东的看法究竟是什么样的?

  滕叙兖:彭德怀的大侄子彭启超跟我讲,庐山会议后,彭启超从福建到中南海跟彭德怀谈了一个晚上,谈到凌晨三四点,他就问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看毛主席?彭德怀跟他讲实话,说“万言书”你看了没有?你先看,彭启超一看这个“万言书”,没有错误啊。彭德怀说,毛主席这次在庐山上打了我一闷棍,打得我遍体鳞伤,好歹还没有推出午门外斩首,还留我一条命,党籍还没开除。什么叫打闷棍?就是你走路,根本没准备,这个人从墙角出来,“啪”一棍把你打倒,这叫突然袭击。彭德怀说对自己的战友搞突然袭击,我们党今后要多灾多难了,我们党今后怎么办啊!他态度很明确,是毛泽东搞阴谋、打闷棍、整人,详细地把对毛泽东一肚子气给彭启超讲了。

  彭启超第二次到吴家花园看伯伯,带他爱人来。他又问到关于党内斗争问题。我现在书里有这个话,就问你怎么看毛主席,彭德怀说毛泽东这个人优点是整人但不杀头,缺点是整人就往死里整。彭启超跟我重复好几遍,他说我伯伯就这么讲的。整人但不杀头,不像斯大林是拉出去枪毙,肉体消灭。毛泽东整是整,但还是说不要杀头,关起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是点头下旨意,由别人当组长签字。彭德怀最后的判决书里,XXX签了八个字,代表党的最后结论:“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所以是整人就往死里整,把你整死拉倒,而且是群众整死你的,不怪我。


  毛泽东解释为何被“万言书”激怒:“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骂人话

  滕叙兖:彭德怀传记组还想把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写成亲密战友关系。杨献珍说扯淡,什么亲密战友,后来打翻天了,整得死去活来。杨献珍是谁?他本来是老中央委员,中共党校校长,党内一号的理论家。1958年大跃进,他站在彭德怀这边反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讲了很多真话。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康生说,党内现在有两个海瑞,武海瑞就是彭德怀,文海瑞就是杨献珍,一块儿打倒。杨献珍就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从党校校长一撸到底。但他是北方局的老干部,跟刘少奇、彭真关系非常好,他们就保杨献珍,到1962年“甄别”时跟毛泽东说,杨献珍是不是给“甄别”了,老同志。那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很孤立,三百多万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国一片怨声载道。毛泽东就说,我退到二线,少奇同志你来主持工作吧,刘少奇提啥都点头,这样就把杨献珍给甄别了。甄别只是有所区别,想恢复原职不可能,本来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现在降一格成了副校长。但总算是平反了,杨献珍就写报告,说少奇同志,我现在已经恢复党校的工作,我跟彭德怀同志是老战友,他现在就住在我们党校边上的吴家花园,我可不可以到吴家花园看看他?刘少奇说这事我不能作主,得请示毛主席,刘少奇转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关系?我就不相信杨献珍会把彭德怀绑架了,看吧,随便看。其实毛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所以彭德怀晚年在吴家花园,就把他和毛泽东几十年关系中深层次的秘密全部跟杨献珍讲了,讲得非常详细。比如派彭德怀到四川参加三线建设的时候,开始彭真在人民大会堂找他谈话,他拒绝去四川,说把我搞得臭成这个样子,我指挥谁能听我的?我不去,让毛主席找我谈。彭真也没办法,只好回去汇报。毛泽东说看来解铃仍须系铃人,找他谈吧,把彭德怀叫到中南海谈话,两人关起门来谈五个小时,可是对外只公布七百多字,其中有句话,毛泽东说可能真理在你这边,彭德怀说什么叫可能,本来就在我这边,“可能”是什么意思,彭德怀不服气。

  还有很多话现在都没公布,但彭德怀把这五个小时跟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都跟杨献珍说了,杨献珍都记在脑子里。那五个小时里,彭德怀和毛泽东拍桌子瞪眼吵得一塌糊涂,彭德怀是上风,毛泽东是下风。彭德怀就质问毛泽东,庐山会议我给你写了封信,本来是提意见,给你个人做参考的,怎么成为我反党的纲领了?毛泽东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就东扯西拉,不要这么说了,看来这个事情真理在你这边,我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当时在苏区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在哪儿,陈芝麻烂谷子讲了一大堆。彭德怀就始终不放,我怎么得罪你了?你给我讲明白。为什么这么大的气?毛泽东最后就赖帐了,你这个意见书骂了我嘛,所以我对你气才大。彭德怀说我哪儿骂你了,我没骂你,对你很恭敬的。毛泽东说,你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德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骂人的话吗?毛泽东说是骂人,你看过东北会议上高岗的报告吗?彭德怀说我没看过。毛泽东说,高岗在报告上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做了个解释,看这个就明白了,你就是骂我了。

  彭德怀说,那你给我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毛泽东讲了,说那个会上有人问,党内经常拿“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给大家戴政治帽子,高主席,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高岗说,这个你们不懂吗,我给你们解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男人的XX。下面一片哗然,女干部都挡着脸不好意思,说怎么这种脏话都说出来了。高岗亲口讲的,拿男人的生殖器比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捧你一两句就了不起、横起来,不理你就软面蛋一个。毛泽东就赖彭德怀,你看高岗解释了吧,“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骂人的话。彭德怀哑然失笑,我怎么知道还有这个解释呢,我哪知道高岗讲过这个话啊。

  另外,《血红雪白》那本书里,张正隆采访了很多四野的老干部,有当年参加高岗会议的老干部,回忆高岗当时真是这么讲的。毛泽东跟彭德怀不讲道理,拿这个话来敷衍彭德怀。五小时谈了很多内容,我就不详细讲了。可是这些历史内容到现在都是保密的。

  在彭德怀去世前半年,在301医院,他清醒的时候几乎都在骂毛泽东。怎么骂呢?话说得很难听,他说什么路线正确,我的路线才正确呢,你这个路线正确个屁,你就是个封建皇帝、政治流氓。他在301医院的床上公开讲,警卫战士不让他说他也说,这些话都记录在案,叫恶毒攻击,他在晚年是骂毛泽东的,说毛泽东就是个专制皇帝,“文化大革命”没搞成,把党搞成这个样子。还公开骂江青,骂康生。


  彭德怀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有个变化过程

  凤凰历史:根据当时到成都抓彭德怀那些红卫兵的回忆,说文革初彭德怀还上街看大字报,挺支持“文化大革命”。彭德怀对文革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

  滕叙兖:彭德怀对“文化大革命”看法有个变化过程。他侄子彭启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他写信,说那些造反派出身不好,自己不干净等等。彭德怀还在信里给他做了番解释,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因为他也有他的思想局限性。所以在1966年的8月份,全国刚刚大乱的时候,彭德怀还对“文化大革命”抱以希望,说这下可好了,把那些党内的官僚主义整一整,我们党作风会变好。他真诚地信仰“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使我们党不变颜色,而且他常年被禁锢,党内很多事也不知道。但是后来到了1966年的下半年,9、10月份天下大乱,乱到红卫兵到处抄家,斗人打人抓人,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彭德怀思想开始变化了。他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原先想象的太不一样了,他思想就变化了,就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划问号了。


  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并非彭德怀保护不周

  凤凰历史:有人说因为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导致毛泽东对彭德怀产生隔阂。彭德怀有没有跟他的亲人或者朋友说过毛岸英牺牲的真相?

  滕叙兖:毛岸英要到朝鲜打仗,他和毛主席两个人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什么不同意。彭德怀跟毛泽东讲,主席,战争无情,子弹不长眼,我老彭死了不足惜,我都这把年纪了,岸英还年轻,不能让他到朝鲜去。毛主席说老彭,我信任你,你是战神,你老彭身经百战,毫发未损,我毛润之搞秋收起义,国民党追着我打,把脚还崴伤了,你老彭打了一辈子仗毫发未损,把岸英交给你我放心。彭德怀就推,说这样吧,既然岸英一定要当志愿军,我把他放在北京,作为我们志愿军办事处的负责人。毛泽东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要到前线去打仗,不能留在北京。彭德怀马上要率兵出征了,最后那天晚上,三个人吃顿饭,喝了点酒。彭德怀一看这爷儿俩劝了好几天了,实在是推不掉。彭德怀说了句话:主席,我向你保证,有我老彭在就有岸英在。

  彭德怀先到朝鲜的,几天之后,毛岸英才跟邓华这些人过来。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干吗,是俄文翻译,对外叫董翻译,除了志愿军司令部几个最高领导,像邓华、韩先楚、洪学智、杜平、解方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大儿子以外,其他处长级干部都不知道他是谁。他的任务就是苏联专家来的时候当翻译,司令部里军事参谋一大把,都非常棒,比如,丁甘如、成普、杨凤安、杨迪、徐亩元、王亚志等,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参谋。所以现在电视剧讲毛岸英去抢救军用地图什么的牺牲了,完全是胡说八道,军用地图、军事文件由他抢,那军事参谋们干吗?不归他管嘛。

  彭德怀生怕他出事,就放在身边不让他走,天天看着他,后来在毛岸英入朝之后的两个多星期吧,彭总从西安调来了高瑞欣,高瑞欣是西北解放战争彭德怀身边的军事参谋,小伙子非常精明,非常能干,来之前刚刚结婚。到朝鲜见到彭总,彭德怀说小高,我把你调来你知道干什么吗?我交给你个任务,你要保护好董翻译,悄悄告诉他,他是毛岸英,主席的儿子,24小时贴身保卫,出一点事我拿你的脑袋。高瑞欣说彭总我一定完成任务,所以高瑞欣大事小情天天寸步不离守着他,怕出事,结果还是出事了。

  那么怎么死的?大家知道是美军燃烧弹烧死的。为什么被烧死?他违背了防空纪律。就在他牺牲前一天下午,美国一架军事侦察机就老在大榆洞上空飞,那时候志愿军的司令部在大榆洞,飞机老在大榆洞上面绕圈。哨兵报告,说美国一架飞机在这儿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枪也打不着它。我们志愿军司令部这帮身经百战的将军很有经验,说这肯定是军事电子侦察机。当时彭总准备打第二次战役,正在调兵遣将,战争需要电报指挥,我们这十多架电台在日夜发电报,美机的电子侦查能力非常强悍,这个飞机就是执行电子侦查任务的,一看这个山沟里电波这么强,就知道肯定是共军的指挥部。所以那天晚上,志愿军领导开了防空会,决定明天早晨天一蒙蒙亮,每个部门要吃完早饭下山进矿洞。早饭很简单,馒头干、炒面。有人说吃蛋炒饭,没那个事,哪有蛋炒饭?上哪儿弄鸡蛋?上哪儿弄食品油?作战室里有炒锅吗?这个军事会议要大家第二天清晨进入防空状态,这个决定毛岸英是知道的,已经跟他布置了。

  但是他恰恰在那天下半夜的时候,想起作战室彭德怀桌子底下还有十几个鸡蛋。那个鸡蛋哪来的?朝鲜领导人朴一禹送的。朴一禹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把四野的三个满额整编的朝鲜族师连枪带炮支援了金日成,朴一禹就成了金日成手下的主要将领。他看彭德怀太辛苦,好不容易找来十几个鸡蛋,拎个小筐拿来,说彭总你得补养补养身体,脸都黄了。彭总一辈子跟战士同甘共苦,他怎么可能吃呢。彭德怀说不能吃,拿走拿走,给伤员吃。当时志愿军总部还没有伤员,所以这个鸡蛋就放桌子底下没人动,谁也不敢动。

  毛岸英看上了,想吃,怎么吃啊,军队战士每人发个小搪瓷杯喝水,他就用这个小杯子煮,杯里只能放一个鸡蛋;又没有炉子,只有一个很小的、烧木炭的小手炉,火也不旺,鸡蛋放上去,半天也煮不熟。下半夜毛岸英起来,高瑞欣也得起来守着他,彭德怀那时候困得不得了,躺在行军床上要眯一会儿。好半天煮熟了一个,毛岸英就说彭叔叔,煮熟的鸡蛋你吃吗?彭德怀说,不吃不吃,你吃吧。这两三个小时,毛岸英就干这个了,煮了第一个又煮第二个。

  结果天快蒙蒙亮,洪学智把彭德怀拉起来,说彭总你怎么还躺着,今天要防空了。彭总说我不怕,你们怕你们就躲着去,我还要再躺一会儿。军事参谋早把所有的地图、文件拿走了,洪学智就拖起彭德怀往外走。彭德怀出门的时候还喊,岸英岸英快出来!毛岸英还和高瑞欣守着那个小炉子。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四架轰炸机从山边飞过来了,飞过来就对准山半腰志愿军这个作战室投弹,凝固汽油弹一爆炸,上千度的高温,瞬间就把人都烤焦了。高瑞欣扑在毛岸英身上,和他一块儿牺牲的。

  凤凰历史:这些细节您是怎么知道的?

  滕叙兖:彭德怀把毛岸英牺牲的真相告诉过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杨献珍。杨献珍高寿,生前把这一历史真相留给后人。有的军事参谋也看见过毛岸英煮鸡蛋,如果说他是煮鸡蛋牺牲的,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毛泽东一定要追问哪来的鸡蛋?鸡蛋下毒了没有?要牵连到朝鲜方面,谁说得清楚?所以就说他没来得及逃出去,再不往下讲了。毛泽东后来把志愿军司令部的主要领导,一个一个调到北京当面问,你当时在哪儿,你给我讲清楚,岸英怎么死的。这些干部都说,主席,我们犯了大错误,我们对不起您,我们没有把岸英保护好,没有逃出去,等等,就这么打马虎眼过去了,最后毛泽东也没有问出个子午卯酉。谁也不说煮鸡蛋,彭德怀也不说,但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有人提议设“毛诞日”彭钢坚决反对

  凤凰历史:从您接触的毛家后人那一方来看,他们觉得毛泽东对彭德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滕叙兖:我曾跟毛远新探讨过许多历史问题,但没谈这个问题。毛远新说彭老总对我挺好的,我在中南海还是小孩的时候,彭总还摸摸我的脑袋,你长的这么好看,像你爸爸大眼睛,彭总喜欢我。他说我对彭总很尊敬,他回避了毛泽东怎么整彭德怀的。

  凤凰历史:那毛彭两家的后人后来有什么接触吗?

  滕叙兖:没有听说有过接触。彭钢亲口跟我讲的,有一次红二代们开了大会,有人提议要把毛主席的生日列为中国的国家假日,叫“毛诞日”。要大家表态,同意就签名。彭钢说给我气的,我突地站起来了,说,搞什么你们,现在你们还搞个人迷信,我坚决反对。彭钢扬长而去。彭钢对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非常反感,也从来没听说彭家后人跟毛家后人有什么接触。

  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毛泽东的指示庐山会议没有人因此批判彭德怀

  凤凰历史:有人说,彭德怀过去整刘伯承、粟裕、肖克的时候,也非常狠,他晚年对此如何看?

  滕叙兖:有很多反对彭德怀的人,特别是“毛粉”们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说彭德怀整刘伯承、粟裕。这些话不符合史实。按说彭德怀这个人不是太整人的人,他跟刘伯承当年关系很好。《彭德怀全传》把这个问题讲透了,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是毛泽东的意见。军委主席不点头,彭德怀敢作主吗?本来在3月的成都会议中,毛泽东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多次提反对教条主义,其中就批评了解放军,说部队这些年我没管,军队落后了。弄得彭德怀压力很大,就跟黄克诚商量,决定召开一个落实成都会议、解放思想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我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要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主题。毛泽东说我同意。

  从5月27日到6月9日,反教条主义并没有成为军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此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毛泽东又说:“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于是本来是几百人的会议,扩大到1500人。这都是毛泽东下的指令。毛泽东又派邓小平坐镇,是会议的大组长,元帅们要听邓的指挥。

  后来,邓小平认为会议“温度不够”,毛泽东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会议变得火药味十足。6月29日,毛泽东在组长座谈会上指名,严厉批评了刘伯承和萧克,说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刘伯承在历史上跟彭德怀没有多大矛盾。百团大战的时候,彭德怀唯一一次骂过他,刘伯承说你这样打消耗战不行,人都死光了。彭德怀说你不把关家垴攻下来,我把你的番号给撤了,刘伯承挺生彭德怀的气,这些都是在战争年代当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但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并没有整刘伯承,查遍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没有“刘伯承”三个字。

  彭德怀和粟裕,因为一个是国防部长,一个是总参谋长,之间有点小疙瘩、小矛盾,彭德怀发过脾气,说你怎么不跟我讲就直接上报?意思是你越过国防部长就上报。但这些工作当中的矛盾都不足以形成什么整人不整人的问题。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什么让粟裕做检查?那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粟裕犯了三次擅权的错误,第一次是1955年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第二次是1957年访苏忽略外事纪律,未经请示向苏方索要国防部职责资料;第三次是朝鲜战争结束后,1958年2月擅自调兵。粟裕没经过毛泽东同意,以总参谋长的名义下了个令,哪个师、哪个团先回来,何时开拔,怎么坐车。这就犯了大忌,毛泽东绝对不允许部下不经过自己调动部队。当然粟裕完全是出于善意,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结果毛泽东记恨在心,在成都会议上就决定让粟裕做检讨。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的8月,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粟裕是坏人”。

  在反教条主义这个事情上,彭德怀是有错误,他很积极,他也反,但是背后操纵指挥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军委主席,军委主席不点头,谁敢批元帅,谁敢批大将?还有两个元帅,一个聂荣臻,一个陈毅,整粟裕要厉害多了。粟裕检讨时,聂荣臻说,“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陈毅也讲,你这个检讨根本就不深刻。“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到根据”。

  如果彭德怀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算他的严重错误,那庐山会议能不揭发吗?庐山会议所有揭发批判彭德怀的话,没有一个人提1958年反教条主义,这说明问题吧。毛泽东指挥,邓小平坐镇,几个元帅都参与,算彭德怀错了,那不等于毛泽东错了吗?所以庐山会议,把彭德怀踢个底朝上,说他从小时候就是坏蛋,人家本名叫彭得华,林彪说你有野心,你小时候就想得中华,你野心多大。无中生有地戴帽子,但是唯独1958年反教条主义没人提,说明问题。后来也有人动员刘伯承和粟裕揭批彭德怀,他们都拒绝了。

  我采访彭家子弟,他们就跟我讲,说我伯伯在吴家花园想起来1958年反教条主义挺后悔,说那时候我到南京调研,带着陈赓、谭政谈教条主义问题。恰好刘帅不在,当时如果伯承同志在,我们俩交换交换意见,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事,彭德怀挺后悔。

  彭德怀到吴家花园以后就反思自己,就跟彭启超讲,咱们党内斗争太惨了,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做过火了,把人整得这么惨,最后肖克都吐血了,不应该啊。他跟启超讲,我是没办法了,等以后有机会,你要去拜访肖克,就说1958年让同志们受苦了,我老彭对不起大家。彭德怀平反昭雪后,彭启超两次到肖克家里道歉,第一次自己去的,第二次领着彭钢和彭正祥去的。肖克说我对彭总一点意见没有,我知道这个事不是彭总的本意,但是彭总跟我道歉,这种风格我非常感动,这个事情我不怪彭总,后面有人指挥。


  彭德怀去世前最想见朱德但见不到

  凤凰历史:在将帅中,彭最佩服的人是谁?他晚年最想念的人是谁?

  滕叙兖:彭德怀最佩服的人是朱德,他跟朱德是生死之交,死前最想见见朱德,见不上,不让见。朱德拿着手杖杵地板,人都要死了,有什么可怕嘛,为什么不让我看一眼。

  凤凰历史:彭德怀刚到吴家花园的时候,朱德去找他,彭德怀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了?
  滕叙兖:他是怕朱德受牵连,开始两人一块儿下棋,左太北说我去看彭总,他和朱德两个老头在下棋,杀得不可开交,我在旁边看,我突然想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朱彭左就代表八路军,今天也是个朱彭左,只不过左是左太北。

  后来彭德怀说朱德再看我得倒霉,我就得撵他走,不发脾气他不走。朱德说你好好生活,心情要放宽,不要想不开,该吃该睡,朱德说这些家常话,彭德怀就故意发脾气,说我现在是犯错误,正在做检查呢,你给我说这些话,对我检查错误没有好处。你不教育我,不帮助我改正错误,现在犯反党的错误了,我都过不了关还说这样的话,以后不要来了。朱德说我好意劝你,怎么这样,朱德再就不敢去了。

  后来彭德怀在长沙碰到了谢觉哉说到这个事,谢觉哉说彭总我看你,彭总说别来,我有传染病,谢觉哉说我不怕传染,马上来,两个老头关起门来说。这是谢觉哉长子谢飘告诉我的。彭总说谢老,你还来看我,我在吴家花园谁来看我?我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躲都躲不及,就是朱老总来看我,帅大姐来看我,还有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来看我,这次你又来看我,没人来看我,不敢。他说朱德看他非常感激,后来不得不撵走。还有朱敏写的回忆录,就说我的父亲去看彭总,彭总不得不撵他走,再不撵走朱老总要受牵连。

  彭德怀生怕别人受牵连。杨得志上将在颐和园看见他,彭德怀装不认识,赶快走,杨得志追不上。警卫参谋景希珍把他挡住了,说你不要追了,彭总怕你受牵连。这些将军都怀念他,但不让看。李志民上将跟儿子说,你给我打听打听,彭总活没活着呢?警卫战士不让进,李志民上将的儿子为了看彭总,翻大墙跳进去,把彭总吓一跳,说你是谁家的孩子?来干吗?他说我是李志民的孩子,我爸让我看看你活没活着,他说我活着呢,回去告诉你爸。还有一次中央允许彭德怀在警卫战士的监视下,到十三陵休息一会儿,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当年是彭总的老部下,他事先知道,就开着吉普车悄悄跑到十三陵等着。把彭德怀吓一跳,说你怎么来了?他说彭总我现在要见见你。彭德怀军中威望特别高,下属都念着他,非常感人。

  当年平江起义,滕代远跟彭德怀是老搭档。庐山会议滕代远没去,周恩来给他打掩护,说滕代远有病,高血压,正在休病假。我书里写到,滕代远的儿子滕久明是我的同学,他告诉我,他说彭总倒霉的时候,我爸爸难过,在家里偷偷躲着掉眼泪,说彭老总遭了这么大难,他怎么可能反党?不可能嘛,他是多么热爱党,对毛泽东多忠心。我得去见见他。滕代远到颐和园休养时,就琢磨吴家花园在哪儿呢,人家说在那个方向。问彭总大约什么时间会出来散步,说下午四五点钟,他就整天那个时间往吴家花园方向散步,去堵彭德怀,果然让他堵住了。两个人不敢讲话,彭总后面有两个战士跟着,两个人就站住了,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抱抱拳,做个揖,意思是多保重,啥话不敢讲。

  滕久明亲口跟我讲的,我觉得太感人了,写在这本书里。彭德怀在军中、百姓中威望非常高,他被整得这么惨,死于非命。死的时候还隐名埋姓,化名王川,打发到成都郊区一个普通的火葬场藏起来,这种“元帅之死”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传奇,所以我说这个书一定要写。

  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滕叙兖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毛泽东安排许世友的两餐饭局大有玄机


1970年“炸平庐山”会议和1971年“炸毁毛专列”事件,都是中共党内斗争的重大危机事件。当历史平安地走过,回头再看时,一些“小事”总是那么的让人难忘,值得把玩。

两次事件,都有一个饭局,又都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而且请客的都是“上海同志”,而作客的就是一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历史总在细节中。

庐山上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本来是一次议题轻松的会议,正像开会前周恩来所说:“会议议程很间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另外还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会期不长,有个三五天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出现了毛泽东认为的林彪及其麾下几员大将就“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非组织活动,以至于会议火药味十足,差点发生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结果是,主席台上,原来的五个常委坐席,只剩了四个人,陈伯达坐到下面去了,也由此退出了中共的政治舞台。

这次会议,领衔喊城出战的,一方是陈伯达,另一方是张春桥。其实斗争的主角,都在后面,大家都清楚。毛泽东忧虑的是军人,他眼里看到的最活跃的是林彪那一帮手握军事重权的人及其他们的非组织活动。

其实斗争的硝烟早在起草《宪法草案》草稿时就弥散在中南海的上空了。张春春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狠狠地耍了吴法宪包括林彪一把。蒙在鼓里的林彪及其吴法宪上庐山后,突然向张春桥发难,组织会议要揪出敢于“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反对毛主席的坏人”。一时风烟四起,大多数中央委员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表态,附和吴法宪等人的高腔,强烈呼吁要设国家主席。随着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出台,眼见得会议完全可能按照林彪的思路走,张春桥已经感到了危机的降临。毛泽东在关键时候,发布了《我的一点意见》,战局立即发生逆转,陈伯达应声而倒,林彪及其同党处于败势。一些不明事理跟着林彪揪“利用毛的伟大谦虚来反毛的坏人”的人,因为表态太过仓促,这时候都只有作检查的份。如汪东兴、陈毅、许世友等。

毛泽东在很多时候是关注着许世友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的忠诚在党内是无二话可说的。毛泽东也知道,原来同在南京军区共事过的张春桥与许世友之间矛盾很深,许世友不搭理张春桥,这不符合毛泽东的想法。现在,庐山会议上,张春桥获了大胜,许世友犯下了“错误”,心气儿没有平时那么高,也算是“笔杆子打败了枪杆子”,毛认为时机成熟了,他找来张春桥,叮嘱道:“你要在庐山请许司令吃一次饭哩!”

张春桥自然知道毛泽东的深意,是希望他们能和好,枪杆子和笔杆子要加强团结。于是,张便立即安排在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其中包括庐山所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石耳)。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友发出邀请。其时,情绪因附和了陈伯达们的发言而处于低落中的许世友,知道这也是主席的意思,便欣然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次特别的宴请,主客就是他们两人,别无陪席。两人也不多说话,就是喝酒。许世友的酒量,是大家公认的海量。军人的气势有些瞧不起文人。但是,许世友很快就发现,自己这次在庐山是一错再错:张春桥的酒量不在他之下。他们喝的是茅台,不是用小盏喝,是用茶缸子喝,一口一个底朝天。喝着喝着就喝开了,话也有了,情绪也上来了,算得上是开怀畅饮。许世友才知道,张春桥在上海当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期间,在与号称“酒仙”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斗酒时,打了个平手。许世友酒兴一起,便起了高腔,你今天有什么酒,就上什么酒,一直到喝完为止。结果,把张春桥餐厅玻璃柜子里的所有存酒,喝了个精光。

毛泽东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觉得笔杆子或许也可以牵手枪杆子。他希望这个结局能成为这一次的庐山会议收场的样板:“孔夫子打牌——和为贵”。希望以此“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下山了。但“团结起来”的局面没有出现,相反,林彪及其同党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毛泽东不得不“南巡”——与各地的党和军队干部一一打招呼。毛泽东所到之地与地方干部“打招呼”的谈话,又陆续被传到了林彪帮伙的耳中,当得知道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及其在上海的同党,便准备开杀戒了——他们准备了包括炸铁路桥、用火焰喷射器烧杀等多种手段,向毛泽东下毒手。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不知道林彪已经下达了“生死令”,只知道情况有些不对劲。于是,在上海的火车上,9月10日晚,毛泽东见王洪文时,故意冷落了王维国(时任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同时兼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军管会主任,同时负责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毛泽东在王维国装着痛心疾首的样子“认错”时,顾意不予理睬,扭过头对王洪文说:“看来他们要动手了!”这句话,让王维国打了个冷颤。

第二天上午10点,王洪文和匆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以及王维国再一次来到列车上。毛泽东不让王维国进客厅,只让许世友和王洪文近前。毛见到许世友后旧事重提,许世友说:“我们听主席的。”

毛泽东告诉许世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还在那里不认错,不改正,不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

许世友知道这并不是什对他的,但针对谁,也弄不清楚。一时如听天书,不知就里。

毛泽东问许世友和王洪文:“你们会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王洪文抢着说:“会。”毛泽东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许世友双脚一并道:“一定,主席!”

谈了一个多钟头,毛泽东忽然问:“你们吃饭了没有?”

“还没有呢。”王洪文看了看表,已经是正午12点了。

毛泽东眼睛望了一下坐在一旁的汪东兴,转而对王洪文说:“那好啊,上海的同志,应该请许司令吃一顿饭,喝几杯酒……这样吧,我看就在锦江饭店。行吗?”毛泽东还特别交待王洪文:“你们的菜要搞得好一点。”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安排“上海的同志”请许世友喝酒。王洪文觉得很新奇,主席不仅指定了饭店,还叮嘱要“喝几杯”,且“菜要搞得好一点”。王洪文和许世友都很高兴,毕竟这是主席安排的啊。“主席指示,照办。”王洪文说。

毛泽东欠了欠身表示送客:“你们吃饭去吧,我要休息了。东兴你送客,送完客再回到我这里。”临别时,王洪文挽留主席在上海多住几天,许世友也说:离国庆节还有些日子,请主席过南京时,无论如何要留住几天。毛泽东都笑而不语。向客人再行注目礼以送别。

辞别毛泽东后,王洪文、王维国、许世友,一路风行,直奔锦江饭店。王维国是市革委副主任,在上海请客,他当然是作陪人。一行人下车后,在锦江饭店南楼中条顶层的小宴会厅里,摆起了一个大圆桌。由于是主席出面要求安排的,王洪文又将上海的头头脑脑,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以及驻沪三军负责人周纯麟、高志荣都叫了过来,加之王洪文、王维国,八大将陪许世友一人喝酒。王洪文特地将饭店经理叫来,要求烹、煎、炒、溜、炸样样都显摆一下。酒自然是许世友喜欢的茅台。

干杯、敬菜、恭维话……一杯复一杯,这一喝就到了下午两点多了。这时,有人将王洪文喊出去听电话。听完电话,王洪文行色匆匆地在许世友的耳边“咬”了一阵,许世友大出意外地“啊!”了一声,甩下一桌的客人:“去机场,立即走!”

此时,毛泽东的火车已经风驰电掣地行进在往北的双轨上……

许世友乘坐的伊尔—14飞机终于在毛泽东的火车到达之前赶到了南京,然后立即驱车去火车站接毛。但是,毛泽东没有见许世友。他对汪东兴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

稍事停顿后,毛泽东的专列,向北,一直向北,直到及于北京近郊……

在历史经过几十年的淘洗后,回头观望,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事实上,那一刻,毛泽东谁都不相信了,包括许世友。但是,那个饭局是安排得非常恰当的。许世友的酒量,王洪文的哥们义气,特别设定的宴席,正是拖住时间、赢得生还机会的最好安排。

两个饭局,值得我们把玩啊!

作者:佚名,新浪



2015年1月23日 星期五

令計劃李源潮當鄰居促成了結盟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厲佑昶

2015年,習近平面臨許多棘手問題,現在又多了一樁——更準確地說,這一樁本來就列在難題清單上,但是最近上升到了清單的前列。這就是:
——如何處置李源潮?

現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既是“共青團派”,又是“太子黨”;既是“華東幫”最早栽培拔擢,又與“北大系”扯上淵源;曾是與習近平、 王岐山一樣的知識青年,又勉強算得上是“海歸”……現在,雖然他披著如此五顔六色的“迷彩服”,卻被翻查出衣服內側,綴的是令計劃朋黨集團核心成員的標 簽。

過去兩年多以來,明鏡集團的多家媒體對李源潮問題多次披露,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前曾獨家披露李源潮涉嫌捲入令計劃的朋黨活動、十八屆政治局新常委名單中榜上無名,不僅轟動海外輿論界,更震撼中國政界。

“新 四人幫”核心人物令計劃和妻子谷麗萍落網,並未讓海內外民眾感到意外,畢竟他的哥哥令政策、弟弟令完成和侄子令狐劍相繼落馬,“山西幫”的多米諾骨牌連續 倒下,已經預示了他的末日遲早來臨。讓人們感到出乎意外的卻是過去被一些人宣傳為“形象較好”的李源潮,竟然也利令智昏,深深捲入令計劃的小團體陰謀,印 證了明鏡網的披露。
現在,《明鏡月刊》獲得了更多李源潮的涉案細節。


《明鏡月刊》第60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