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一生先生1953年生于天津，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参加中青年经济学家讨论会－－“莫干山会”，1985年4月任《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副总编辑。1989－1991年任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1991－1994年任日本政法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最近回国省亲，作客1980学社做了题为“中日百年较量背后的资本逻辑”的演讲。经作者修订并授权大学问全文刊载，实录如下：
《日出日落》这本书，为什么叫这个书名呢？因为120年来，在东亚有两次日出，两次日落。一次是120年前日本的日出，明治维新让日本蒸蒸日上，那时的中国日落了。今天，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拔地而起，而日本却冬眠了25年。我1989年3月到东京，从那个时候的泡沫崩溃到现在，日本慢慢进入冬眠，整个国家变化很小，与1960～199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判若两人。
两次日出日落，引出了深度的逻辑问题。120年前，甲午惨败以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家、史学家、社会经营，都在反思我们为什么会被打败？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败得冤。
第一，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2倍；第二，中国的国土是日本的12倍；第三，中国1840年的人均GDP还比日本要高一点；第四，清军的陆军参战60万大军，日本只有17万。我们的北洋舰队拥有"定远号"这样的超级战舰，日本没有。那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
不对称的战争
中国人一提甲午战争，大凡只提海战，不提陆战。为什么呢？因为陆战跟本就没怎么打，中国不是打败了，是没打就败了。从平壤一路溃逃，说第二天要跟日本人打仗了，今晚偷袭日本人一下，结果黑灯瞎火的、清军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死了20个人，伤了80多。其实日本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哪里放鞭炮呢。第二天就开始跑，一直逃到鸭绿江，600里地跑下来，中国军队是一路溃败。说中国军队当时是“撤退”，那是瞎鬼，因为清军把所有的粮食和辎重都扔给了日本人，自己跑了。最后自己路上没粮食吃了，又去抢人家北朝鲜老百姓的粮食。
清军陆军很多人里面穿着民服，外面穿军服，敌人一来把军装一脱，站在路边装老百姓。日军到了中国的村里，为什么去挨家挨户搜呢？倒不是抢老百姓的东西，是搜军人。几万人全跑村子里，你们家老娘再有本事，也不能生10来个岁数差不多的儿子吧。
上海前两天踩踏事件还死了36人，可日军攻占旅顺军港只死了24个人。热兵器时代、有枪有炮，比上海踩踏死的人还少，那还能叫打仗吗？基本就没打。
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又去攻打俄国人盘踞的旅顺。天皇对已经退役的乃木西典说，你甲午战争打过旅顺，这次还得你去。虽然上次只死了24个人，可这次为争夺203高地，日军一个冲锋就死了16000人，尸横遍野，根本看不见山是什么颜色的了，全是日军黄色的军装的尸体。前后三次攻势总计死了5万多人。
“制度派”、“技术派”的纠结
对甲午战败的根源，中国的史学界有两派，一个叫“制度派”，一个叫“技术派”。制度派说我们制度不好，皇上无能、慈禧太后挪用军款过生日；我们的官僚制度不好、科举制度不好。所以要辛亥革命，要推翻这个政权，走暴力革命的路。
“技术派”说我们的枪不好，炮不好，枪炮都买来了炮弹又不行、炮弹让洋人装了沙子。电影《甲午风云》的一个镜头，一个士兵拿了一个炮弹，把炮弹头拿下来，跟邓世昌说，我们的炮弹里全是沙子。所以，甲午海战打不赢。
其实人家欧洲军火商卖的就是训练弹，弹头里本来就是装沙子。丁汝昌的旗舰“定远号”，主炮只有三发实战炮弹，剩下的全是训练弹。所以我们的炮弹，打到日军的军舰的燃料仓库里没有炸是理所当然。日军战后把它挖出来，摆在那儿做了个纪念碑。有专家说我们的炮弹没炸，要是炸了就能可能扭转黄海海战的战局，那不过醉人说梦。
电影里甲午战争虽然打得很英勇、很惨烈，但实际上是北洋水师是在用训练弹在跟敌人打演习，而对方是真枪实弹。所以，北洋水师在那场战争中沉了7条船，伤了两条船，而日军一条船没沉。不是日军军舰经打，而是不可能被训练弹打沉。
北洋水师定远舰先开的炮，第一发炮弹打出去以后，不但没有打中敌舰，却把自己的飞桥震塌了。丁汝昌腰部严重摔伤，英国的海军教练干脆就摔晕了。这证明北洋水师很长时间就没开过炮，连训练都没有。
因此，北洋水师是纸老虎，定远舰是花600万两白银买来的。600万两是多少钱呢，是大清国6年的军费开支。清政府花大价钱买来的北洋水师，却买得起马、配不起鞍；买得起军舰，配不起炮弹。
甲午战前，李鸿章曾几次给皇上打了奏折，要求增加军费开支、增购速射炮。皇上批示：海疆无事，停购船械。1890到1894年，北洋水师就没有再增加新的装备和弹药，这仗怎么可能打赢？
工业总投资11倍的巨大差距
经济学的规律是，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也就是总收入的增长，最终靠投资。你没有投资，一切无从谈起。中国1840年至1894年之间的工业化投资总量是多少呢？
统计数据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中国此间工业投资的总量大约7770万美元，而日本同期是8.6亿美元。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11倍，而那时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2倍。这意味着，当时中国的人均投资是日本的1/120。中国每人投资1块钱，日本每人投了120块钱。
所以在甲午战前，几乎所有的工业的相关数字，纺织厂的纱锭数、铁路公里数量、钢产量、煤炭使用量，学校、学生，电话、电报，方方面面日本几乎都是中国的大约10倍。
甲午战争没打就输了。因为你的国力低10倍，差距太大。举个例子，1937年中日开战，中国的钢产量还不到5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差距超过100倍。相当于日本有580发炮弹和子弹，我们只有5发。
同样，太平洋战争日本把珍珠港炸平了，所有太平洋舰队几乎被炸光了（除了航母），后来怎么样呢？在此后太平洋战争中的将近5年时间里，日本又新造了3艘航母，而美国却造出了124艘。因为美国的钢产量6000万吨，是日本580万吨的10倍。山本五十六早在太平洋战争前就说了，日本可以开战、但却不可能打赢美国。
钱都去哪了？
我把这些数据和想法和朋友分享，其仁第一句话就问我：那中国的钱都去哪了？
当时中国的主要社会财富，大都落到了地主手里。这就造成了“两头穷、中间富”。皇上穷、百姓穷，地主富。
皇上怎么会穷呢？很多人说，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水师200万两军费修圆明园，所以甲午战争被打败了。这与事实不符，慈禧太后确实动用了200万两白银过生日，但这笔钱是清政府以海关关税作抵押，向德意志银行借款500万当中的200万。这个钱并没说是用在哪儿，只是政府借款。但是很少有人反过来想：大清帝国怎么穷成这样？连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过个生日都没钱了？4万万中国人一人出一毛钱，慈禧太后有什么样的生日都过了不是？
超低税率的陷阱
晚清超穷政府的根子是由于超低税率。清朝的税率从始至终5％就没变。实际上到清末，连5％都没有。
清政府的税收制度规定，一个县太爷，年俸只有1900两银子，但县太爷的总收入都在3万两左右。因为县太爷收税上缴后可以“提成”24％。但是，清朝同时允许官员收受礼品。有人送字画、元青花，县官可以接受。
最后就会为地方官与地主联手逃税留下漏洞。例如，某地主或商人，向县太爷送礼50两，要求自己少缴税100两的税。这样的结果是：地主逃税50，县官受贿了50，皇上少了100。
清末的真实税率算到最后只有1.9％，而同期日本的总税率却高达35％，比今天中国的税率还高。日本的税是怎么收上来的呢？日本是按地价收税。建立税收制度之前，先颁发土地所有权证书。然后再按地价的3％征税，税逃就比较难了。
中国是按收成收税，如果今年“受灾”，不但交不了税，还要请皇上赈灾。赈灾款大多进了地方官的口袋。结果是清政府收不上来税，变成了超穷政府。
那老百姓呢？中国是小农社会，自耕农大约2／3、占将近70％没错。但中国近代，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都出在雇农和佃户身上－－无地农户占大约1／3。
表面公平下的不公平
中国人口从清初到清末涨了一倍，从2亿涨到4亿。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也就从将近7亩多地，降到了2亩多。最少的像福建，人均耕地只有0.9亩。按照平均亩产量217斤计算，基础代谢量（维持一个劳动力吃穿住、生儿育女，更新农具）需要517斤。人均1亩地才收217斤，而人均需要500多斤，本身就差了一半。所以福建人逃出去闖南洋，去种橡胶、咖啡、水果的人特别多。为什么？他在福建活不下去。按照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结论，当我们的食物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时候，就只能让人口来适应食物。就像太平天国10年暴乱，中国就死了至少7500万人。
当时英国人口才700多万，相当于10个英国全死光了；日本当时是2000多万人，相当于死了3个日本人口。这么庞大的战争、农民暴动，死这么多人，皇上就会嘀咕：是不是税高了？其实不是。
实际上是因为有1亿3千万的中国无地农户，他们要把自己50％的收成给地主交租。本来就不够，再把一半给了地主，口粮缺口将近60％。到了年根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暴风骤雨》有一句有名的台词：我给地主干了1年，到头来我欠地主100块钱。
中国的1.3亿没有吃饱的农民就只能到地里去挖野菜、扒树皮，整个农村迅速沙化，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第二年再发洪水也会比以前更大。
天灾人祸的宿命
在1840到1894年的甲午战前，中国有各种自然灾害2000次。包括地震、旱灾、风灾、水灾、虫灾、瘟疫。而日本同期灾害却在下降（主要是地震和海啸、台风）。农民穷到这个份上了，李自成起义，我跟你走也许还有条活路，反正不走也是死。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参加太平军、上井冈山。这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根。
惨败的资本逻辑
结论，甲午战争打败了，是因为我们没钱军备、没钱军备是因为穷政府、穷政府是因为低税率、低税率又造成了两头穷、两头穷导致工业投资超低、工业投资少又使国力相对弱小、国家税收愈少。这就是晚清百年积弱的资本逻辑。
李约瑟难题新解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解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完成了十五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后，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中国朋友在科学技术、聪明才智方面，绝对不比我们差，四大发明全在中国。那么，英国工业革命为什么没在中国爆发呢？
据说在英国的大学定期举行李约瑟难题的研讨会。为什么一定要破解李约瑟难题，因为即便可以为中国百年积弱找出100个理由，但日本明治维新却已经证明东方人其实也行。如日俄战争就向西方世界证明，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那，日本既然这么行，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你到哪去了？
不光是中国和日本，1730年当时的英国还不如荷兰。荷兰能成为海上马车夫，是因为造船能力强，造船能力强的背后，是因为荷兰港口背后有大片森林，随时可以砍伐、就近有充裕的木材造船。荷兰当时三天就可以造一条快船。
荷兰在整个东印度航线船舶的数量有1800多艘，是英国的1倍。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曾说：1620年以前，如果你问一个在欧洲非常博学的人，100年后欧洲将发生一场工业革命，引领世界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你认为会是哪个国家？他一定会告诉你是荷兰，而不是英国。
1792年，马嘎尔尼率一个代表团，160多人，几百个大箱子的礼物，给乾隆皇帝拜寿。当时和珅劝乾隆，跟英国人做生意可以赚钱。乾隆皇帝一问，英国多少人呐，500多万，也就相当于大清一个县。乾隆说，算了，我们自古以来是以农为本，不可动摇。
那么，一个二流的欧洲中等国家——英国，怎么就爆发了工业革命？
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我注意到一个事件，安汶岛屠杀。安汶岛现属印尼，是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岛。但盛产丁香，是当时商家必争之地。当时，主要的东印度贸易是香料：胡椒、丁香、肉桂。
英国人比荷兰人晚去了20年。1600年前后，荷兰人先到了东印度，把葡萄牙人赶走了。20年后英国人又去了之后，荷兰人坐不住了，他们不愿意让英国人抢了自己的生意。
英国人和荷兰人同时在岛上有商馆（商务办事处）。荷兰人找了个茬，说英国的商务办事处的20人（其中11个英国人、8个日本人、1个葡萄牙人）要杀荷兰人。1623年荷兰人把这20人都抓来，严刑拷打，逼供、画押后，把这20人全杀了。从此，英国和荷兰交恶，当时英国人不敢跟荷兰人拼，荷兰把英国赶出了东印度。
次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转头去做印度印花布生意。做胡椒生意，一克多少钱，跟黄金一个价，可以赚8倍利润；那时没有人愿意做印花布生意，太重压船、利润率低。但是也总不能跑空船。
这样，从1623年开始的70多年里，印花布向英国和欧洲的出口不断增加。以前英国是穿毛和麻，但穿麻不舒服，毛又太贵、而且夏天太热。棉布可不一样，轻薄、易染色、便宜，可以织到80支纱这么细的线，做出来的布像蝉翅一样。不光是英国，整个欧洲，开始风靡印度印花布。
可是当时英国已经有1/4的人口在从事毛纺织业。大量棉纺织品的进口，造成了英国毛纺织工人的恐慌。印花布抢了毛纺织品的饭碗，工人们开始担心：这么下去没人穿毛了。
按600万人口计算，英国当时有100多万人口和毛纺织业有关。至少有40万到50万的人专门从事毛纺织业，剪羊毛、梳毛、染毛、纺毛线，织毛布。最后工人上街造反，最多的时候有5000人，推倒了东印度公司的围栏，把房盖都挑了。
英国议会迫于压力，于1700年颁布《印花布进口禁止法》。但同时又给东印度公司留了活路。法律规定印花布不许进口，但没印花的白布可以进，不违法。白布进到曼切斯特去染，再买到欧洲，也很赚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大量的印花布走私。
这样，实际上英国的棉布进口仍然没禁得了。到20年后的1720年，英国又不得不颁布了《印花布使用禁止法》，不许穿印花布。一件衬衫0.5英镑，谁穿罚款200英镑。即便是400倍的罚款，仍然法不责众，一些农村干脆所有的女人全穿印花布。
在这1690到1733年的40多年间，整个英国的毛纺织业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必须找出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毛纺生产率、战胜印度棉纺。
1773年，飞梭终于问世。有人说，英国工业革命是大机器生产代替人们小机器生产。这个定义值得商榷。英国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自动化机器代替手工机器生产。飞梭让整个织布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好几倍，这一下绵线又不够了。
英国科学与艺术协会悬赏：谁能发明纺纱（线）机，给多少奖金。这个奖金悬在空中30多年没人能拿到。直到1760年代，珍妮纺纱机才问世。
珍妮纺纱机把纺纱的效率又提高了几十倍。织布机反过来又跟不上纺纱了。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最初是在河边，靠水流获得更大动力。瓦特把他的蒸汽机发明出来以后，卖500英镑，根本就没人买。后来才开始走向蒸汽机。说工业革命是蒸汽机革命，不是火车，最早是用作纺织工业生产的动力。
从此以后，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就刹不住车了。织布促进纺纱、纺纱再促织布。大量生产又促进了运输，铺设铁路，蒸汽机和轮船反过来推动煤炭和炼钢，再后来是飞机，一直到美国的电气化。第一张多米诺就被推倒以后，就是几何倍数的裂变。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洪流。
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孤儿
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跟迄今为止学术界所描述的几乎相反。资本主义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圈地运动导致的资本积聚、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科学技术的进步、煤炭成为新能源主力、手工工厂和行会的诞生等等。所有这些，过去认为构成英国工业革命基础的东西，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业革命的障碍。
举个例子。过去说英国的行会，促进了工业革命，其实相反。在英国的行会有严格的规定，梳羊毛必须使用木梳。学徒工如果敢用效率更高的铁梳子，马上会被开除。行会是极端抵制技术进步的。最初发明出来的纺纱机、织布机，全部被纺织工人捣毁了，连发明者的家都烧了。
另外，“资本主义”也并没有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给英国毛纺织业提供任何资金和援助。资本只会“锦上添花”，绝不可能“雪中送炭”。因为资本会担心，这炭送出去是不是还可以收回来。
应激突变
什么叫应激突变呢？你身体里有6000白血球，病菌侵入人体后，白血球会突然提高到2万，就是应激反应。这种外来的生存压力，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就可能出现“突变”。
当然，生存压力过强，不仅不会发生突变，反而会将受压主体压垮，就像美洲移民后的印第安人，以及英国机织棉布大量进口后，被挤垮的印度棉纺织业。
晚清：超弱的应激压强
那中国在1840年以后的实际情况如何？日本在被迫开港通商后所受到的应激压强（人均进出口／人均GDP），比中国同期高23.4倍。例如，当时日本有1/4的农民是棉农，开港后所有棉农全部倒闭、另谋生路。进口的印度棉花，丝又细、又长、又结实。但是中国开港后，在山东、河南还是自己种棉花，因为便宜。
同期1853年前后，欧洲正闹蚕慌，蚕不吐丝了。导致日本99％的蚕丝全部出口欧洲，因为价格涨了1倍。弄得日本连“幕府将军”都没衣服穿了。逼得将军下了一道《五品江户回转令》，包括蚕丝、蜡烛、稻米、菜籽油等5种商品，要先运到江户供给将军后再出口。
中国呢？中国1843年开始五口通商，从1843到1853的10年间，中国的进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为什么？因为大量的鸦片不能进口后，中国的很多有钱人不得不自己到云南去种鸦片。另外，中国的贫苦无地农户又没有钱买曼彻斯特那么漂亮的机织布，而有钱人家又爱俏不穿棉。
日本在当时巨大的压力下，发挥出了他们全部的能量，把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工业投资上了。最后，创造出了明治维新后的辉煌。而中国，1894年后战败觉醒的也只是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而在日本，被唤醒的是整个民众。
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先生晚年说：我就像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人唤醒。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后在广州演讲，认为中国之所以百年积弱，是中国人没有觉醒。拿破仑也说了，中国是一头睡狮。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醒？不是没有人去唤醒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受到的刺激和压力太小。他自己动不起来。坐立不安的只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以及梁启超、康有为那些知识分子。老百姓没有被深深触动。八国联军从下水道钻进北京城墙，北京的老百姓就站在旁边看热闹，洋人跟皇上打仗，跟我没什么关系。
改革开放前的巨大落差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应激压强有多大呢？当时说中国国民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标志并不是绝对贫困。1979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300多斤，比解放初期还多出40％，1949年解放初期粮食人均产量才200多斤。中国不是绝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相对超贫困。
广东一个农民，地里干一天活，收入只有7毛钱；对岸香港的农民，一天的收入70港币，是中国农民收入的100倍。100倍意味着，你在香港干一年，回广东一辈子不用干活了。这个巨大的压差，逼出了中国南方12省、60多个县、56万人的大逃港。
逃港不是跑着玩的，边防军可以开枪。于是出来一个行业，叫“拉尸佬”。掩埋一个尸体，15人民币。有一个拉尸佬，最多一天赚了750块钱，埋了50多个人里面有4个是自己的亲戚。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带队逃港，开誓师会的口号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这不是笑话，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大逃港》。作者本人就是大逃港的幸存者，他爸背着他逃，前六次都被抓回来了，第七次边防军都认识他了，看他是个孩子，放他过去了。后来他在香港安定下来，在当年他逃港的地方立了一个碑，以为纪念。
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边缘、国家的凝聚力已经下降到了濒临崩溃的程度，这些人宁可死在逃港的路上，这需要多大的力量。再不搞改革开放，国家就散了。
改革开放30年，终于有了重新崛起的今天。这时我们就会问，当年总结甲午战败、百年积弱时，说是因为中国官不好、民不好，老百姓教育不好，四书五经不好，孔孟儒学不好，甚至于我们的哲学和中庸之道也不行，中庸怎么可以？你得跟着孙中山广州起义、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
一旦30年后的今天，面对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GDP总量不仅超过了日本，现在GDP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倍。你怎么解释呢，是祖宗好了呢？是我们的哲学好了、还是我们的四书五经好了呢？
其实什么都没变。因此，不要妄自菲薄。当年的惨败和今天的崛起，都有着更深的渊源和逻辑在背面。
郝一生，大学问
东普鲁士难民流（1944）
苏联红军攻入柯尼希堡（1945.2.12）
在二战末期被击沉的德国船只“冯·施托伊本将军号”残骸图片(2004.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