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陳小雅／高伐林
（續前）邊區大生産，包括種鴉片？
新史記：抗戰期間，國共合作，中共的軍隊和地方政權有了中央政府的撥款，應該緩一口氣了？
陳：據楊尚昆回憶，抗戰初期，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新四軍時，國民政府按四至五萬人的編制撥發經費，三年後，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50萬人，經費卻分文沒有增加，連外來的援助也常被扣發。就說陝甘寧邊區吧，只有140多萬人口，要供給七萬脫離生產的幹部和戰士，養活一個政權，就顯得魚大池小了，因此，經濟非常緊張。加之1940年入夏以後，水災、旱災、風災和雹災併發，60萬災民生活沒有著落；皖南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加緊“限制異黨活動”，竟停發八路軍、新四軍全部經費，又命令胡宗南對邊區實行“經濟作戰”，不讓糧食、棉布進入邊區。以致毛澤東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窩”的地步。
1941年，邊區政府向當地老百姓徵收了20萬擔公糧，另外還派運“公鹽”六萬馱，老百姓怨聲載道。時逢天上打雷，劈死了陝北的一個縣長，有老百姓說：“老天打雷，怎麼沒把毛澤東給劈了？！”毛澤東方才意識到“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危險。
為了解決困難，朱德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務”，每一個單位都要有一點家務這一思想。任弼時則提出了軍隊實行“屯田制”，生產自給，開荒，把三邊地區的鹽運出去向邊區外銷售，盤活經濟，等等主張。此後開展了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大生產”自救運動。這一運動的結果，使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實現了60％的自給。
在此同時，中共還抽出一部分資金和人力從事生產經營，到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去做生意，開商店辦企業，外銷邊區的土特產，換取法幣和美元，採辦根據地不能生產的電訊器材、醫藥用品等。中共在香港的“華潤公司”，就是那時建立起來的“黨產”；華東區則建立了“五豐商行”；北平也另有經營。
據說，邱會作的回憶錄說到延安的生產，還有種鴉片一項。我感到難以置信，但相信販賣鴉片的事情是存在的。
新史記：非常贊同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學者的嚴謹！
我看過若干資料提到陝甘寧邊區的鴉片生産，張戎的《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中就說：
【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後，毛擔心蘇聯不能繼續資助他，找了個新的收入來源：種鴉片。幾個星期不到，延安就買了大量鴉片種子。次年，大規模的種植鴉片開始。
在小範圍內，毛把此舉稱為“革命的鴉片戰爭”。在延安，知情的人們含蓄地說著“特貨”。中共掌權後，這件事在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問師哲時，他先說：“這個東西傳出去，對我們共產黨很不利的。”接著承認說：“是有這個事情。”“鴉片周圍種了很多糧食，是高粱，鴉片種在中間。”1942年8月，在延安的一個蘇聯人打麻將時直截了當地問毛，共產黨人怎麼可能“公然種鴉片”？毛不吭聲，鄧發替他回答：鴉片能賺錢，“有錢我們就能打國民黨！”西安報紙上有一個很詳細的調查報告，指出陝甘寧邊區那年種鴉片的地有三萬英畝。】
這家“西安報紙”提出的“三萬英畝”這個數字，我覺得不可信。一英畝等於6.075畝，三萬英畝，相當於18萬多畝，陝甘寧邊區一共有多大？有多少可耕地？
但是，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中共元老《謝覺哉日記》等大量史料中，都提到過這件事。一位國軍高級將領的兒子也曾告訴我，他的親戚親眼看見邊區的罌粟田。
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生產。但近年有人披露，南泥灣實際上也種了罌粟。（資料圖片）
看來，邊區疆域內種鴉片，應該是確有其事，史學界對此爭論的焦點是：到底這些罌粟，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中共在改造舊世界的過程中尚未來得及全部根除（因爲必須給種罌粟的農民找到新的生計），還是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政府行爲？不管是哪一種，曾擔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邊區中央局副書記、邊區政府秘書長、副議長的謝覺哉，在《謝覺哉日記》中說：“特貨一項得的法幣佔政府收入……儘夠支用。”（1944年1月18日）“據調查邊區內存的法幣不下二萬萬元，無疑是由特貨補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餘來的。”（1944年4月9日）足見其在邊區財政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我聽說侯天嵐著《陝甘寧邊區財政史》2010年在美國的柯捷出版社出版了，書中對這個問題有專門調研，不過我還沒有讀到。在這裡提出來，有待進一步探究。（未完待續。《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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