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陳小雅／高伐林
（續前）共產國際的東方政策
新史記：那麽，從給中共“輸血者”，也就是共産國際，或者說蘇聯這一方來說，向中共提供經費，您認爲，意圖該如何歸納呢？
陳：共產國際給中共的錢，是希望能在蘇聯帝國的東方，築起一道抵禦英、美、日本的戰略防線。共產國際的東方政策，必須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所以，它兩次促成“國共合作”，首先是希望中國統一於一個聽命於莫斯科的勢力，不希望革命黨內鬥互相消耗了，讓其他帝國主義鑽空子。在二戰時，主要目標是牽制日本，儘量避免在東西兩線作戰。花一點小錢，讓別人替它擋住日本，還是很合算的；其次，才是共產主義理想。
新史記：您曾說過，在建黨初期，黨內群雄競爭時，毛異軍突起，與他握有“第一桶金”至關重要。
陳：這是根據政治經濟學常識和經驗做出的判斷，而不是陳述句。您應該比我更瞭解，當美國總統，可能沒有財團的支持嗎？蔣介石娶宋美齡，不也是政治與經濟的聯姻嗎？其他人在黨建時期也有一些是依賴軍閥的財力支持的，主要是當時中國南方的軍閥還比較進步。但由於各地軍閥的後面是各帝國主義，或很容易被帝國主義收買，這是蘇聯不願意看到的，所以決定，至少先把他們養起來。
籌款的人地位是最穩固的
新史記：那麽，申請共産國際的經費，在當時有什麽程序、手續呢？
陳：楊奎松先生引用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在給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的信中，有一段文字非常生動：
“幾乎為每件小事都提出請求。……只是建議散發個傳單或宣言，需要調人到某地去，中央派個書記到省裡去，就連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會立即向我們提出撥給追加經費的要求。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撥出”。結果，“所有從地方上來的同志都要舉行報告會，以款待俄國同志。例如，如果俄國同志對暴動特別感興趣，那麼在每次報告會中都會十分詳細地敘述暴動的準備情況，幾乎所有報告都千篇一律地這樣做。如果對必須立即舉行暴動的情緒已經消失，而方針是進行組織工作，那麼所有同志就立即開始敘述他們省裡這方面工作的前景。有趣的是，前來的同志總是不僅十分清楚地瞭解俄國同志的情緒，而且甚至瞭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關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數同志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同上海省委書記鄧中夏）的事務性會見。然後採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佈謠言，說什麼基層工作人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還開始濫用感情，每天跑來要求經費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獄，歇斯底裡地責備我們，說我們為救援這些同志沒有做任何事”。
新史記：這種方式的漏洞可不小！
陳：王明為了多要錢，向斯大林謊報紅軍人數。長征結束時，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只有三萬。王稼祥到莫斯科匯報情況，斯大林問他，他如實說了“三萬”，但王明馬上插話，大概想搶在翻譯之前“糾正”這個說法，說“30萬”。對於這些“窮哥們兒”，斯大林心裡明鏡兒似地，不過，他也很給面子，說兵貴精不貴多啊！
王明。
我很久以來都不理解，中共老一代都是出生入死、見過大世面、有大見識的人，為什麼一度會聽命於王明這樣的人把黨玩弄於股掌，而且玩得那樣拙劣——就像一個突然暴得了一大堆籌碼的賭徒，敢於那樣“豪賭”！但一旦我們獲得觀察黨的活動的經濟視野，就會清楚，王明是被“國際”看重的人。所謂“國際”，實際上就是共產國際主管中國事務的季米特洛夫或他派往中國的代表。這個主管或代表喜歡的人，就是眾人都必須依賴的“財神爺”的代表！
您前面問“被輸血者”的心態，王明的心態就很典型。這個錢不是他一點一滴積攢起來的，所以他有賭徒的“豪邁”。毛澤東得到“第一桶金”時，也有過類似的豪邁。有文字記載，他從上海乘船到武漢的時候，在碼頭上與小流氓大打了一架。這種事情，在這位“教師”的一生中，恐怕是很少的。（未完待續。《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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