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新史記》記者高伐林專訪
從千禧年世紀之交開始，蘆笛在中文互聯網上橫空出世，迅即成爲最出名也最高産的作家之一，2010年元月以來的17個月內，在明鏡出版社連續出版了五本書：《毛澤東與他的近臣和女人》、《國共偽造的歷史》、《百年蠢動》、《野蠻的俄羅斯》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在蘆笛的第六本書《華夏文明解剖》呼之欲出之際，7月中旬，蘆笛以書面形式回答了《新史記》記者提問。
（續前）
“文革”批量生產政客與土匪
新史記：對我們的讀者再講講？
蘆笛：我出生在南國一個風景無比秀麗（過去時）的省會城市。我家是個傳統大家庭，我母親非常聰明，我們家的孩子沒一個有她的一半智商。她老人家非常善良仁厚，將這優秀品質傳給了子女。1954年，我提前兩歲上小學，因為一貫調皮搗蛋，受到班主任科學地全面地系統地整治，一勞永逸地摧毀了我的自信心，令我此生再無出息可言。上高一時，我通讀了四遍《毛選》，變成了狂熱的毛教徒。雖然不久後就開始實行“階級路線”，我知道自己已入另冊，但“把一切獻給黨”的決心堅定不移。高三那年，我奮勇救火，幾乎喪生。
1966年，我剛考完畢業考，“五一六”通知就下來了。我積極投入運動，直到“紅色恐怖”開始。高幹子弟紅衛兵殺人越貨時，我家倒沒受到衝擊，因為早在此前就被反復洗刷乾淨，再沒什麼可搶的了。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讓我痛苦得幾乎發狂。最後我悟出：我黨絕對沒有那個容量信任我這個“階級異己分子”。我即使把心掏出來給它看，也是熱臉貼不上冷屁股，犯不上去犯賤，從此就成了“逍遙派”。
“文革”為我留下了終生不可磨滅的影響。我見識了那些據說是“鋼筋鐵骨”的老革命們在挨批鬥時的種種醜態，得知了“人民勤務員”們的特權享受，更目睹原來相當單純的同學迅速墮落為罪犯。他們不但參加武鬥，搶劫百貨大樓，吹噓自己怎麼機智勇敢地用機槍打死“敵人”，還在“兵團”總部毒打抓來的“流氓”……這一切讓我深感震撼，覺得這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完全是在批量生產政客與土匪，與書上的革命完全是兩回事。等到我最敬重的同窗被打死，另一個同學鋃鐺入獄之後，我就得出了結論：這完全是孟子說的“網民”——蓄意讓百姓去犯罪，然後再把他們一網打盡。上山下鄉後，我開始刻苦攻讀馬列，貪婪地吞下一切能找到古今中外的讀物，試圖查明我堅信不移的“真理”在哪兒出了錯，爲什麽會造出那麼多慘劇。我花了好幾年時間，逐一清算了馬列主義以及次生的黨文化垃圾（諸如“拜革命教”、“拜人民教”、“鬥爭哲學”等等）。我著魔一般閱讀和思索，僅僅是爲了求得內心安寧，根本沒料到幾十年後會把心得寫出來，居然還讓許多人茅塞頓開。
與此同時，我還按照林副統帥的教導，“帶著問題活學活用”醫學檢驗學，先後試驗過諸多造假手段，諸如在背上貼錫紙裝肺結核，在大便裡加重鉻酸鉀製造“大便潛血”，在小便裡加入雞蛋清和鮮血製造“腎炎”，終於成功地病退回城。雖然我出身不好，但我還是靠特殊技能（拉琴、畫畫、寫美術字等）進廠當了工人。我從最髒最累的工種開始，一步步往上挪，換成了最好的工種，最後還進了市裡的“技術革新隊”，並以三寸不爛之舌騙取了太太的芳心。以難度而言，我當時取得的成就遠遠超出了後來的。
以後的事就平平無奇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我四門課都考了高分，那也沒什麽好吹：考題非常簡單，而我雖輟學11年多，卻一直在自學大學教材（我相當於上了四個不同的大學專業，所以在網上什麽都能吹一氣）。不幸的是，黨把我分到了我極度討厭的專業，於是我只好強迫自己去學，而且還必須學得相當好。這倒不是我意志堅強，而是咱丟不起那麼大的人——轉學毫無可能，而若退學回廠，大家都要以為我混不下去。就是這無聊的虛榮心，逼得我本科畢業後又考上碩士，碩士畢業後又接著出國讀博士，退休前一直在自己深惡痛絕的專業裡做研究，此乃典型的中國奇跡。
我是自費出國。我的碩士論文被後來的博士導師看中，他幫我出了考托福與GRE的錢與大學的報名費（那陣人民幣沒法換美元）。考完後得到了獎學金，我就出來了。學校算是名牌，畢業後找工作毫無問題，就這麼留在了西方。出來後生活很平淡：上學、考試、做學位、搞研究。我這生最富色彩、思想最活躍、學習最主動、最刻苦的時段，還是“文革”十年。通過秘密閱讀，我對西方民主已有相當瞭解。來到西方後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人家深厚的人道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出國前，我和大眾一樣，都是種族主義者，是出國後耳濡目染才改變的。（《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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