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苏东坡这个保守派为何不招人恨？

大凡在历史上，反对改革的人，是比较招人恨的。但在北宋，苏东坡是个例外。他是个公认的保守派，但这个保守派不招人恨，甚至口碑比改革派还要好。这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苏东坡赶上了北宋改革时代。改革的总设计师就是他的师兄——同出欧阳修师门的时任宰相王安石。与同学同道为官，且同学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对于此时仅为大理评事七品官的苏东坡来说，一旦相应同学的改革召唤、结为同党，那么则意味着十分光明的前程。

基于利益和感情出发，许多人觉得苏轼应该站在新党一派，但是对秉性正直的苏轼而言，利益和感情不能取代政见。在社会危机已降临的北宋中期，在改革问题上，无疑王安石是激进的，苏东坡是保守的。

从出发点看，以“重新分配财富”和“整军”为中心的王安石“熙宁变法”无疑是进步的，客观上会起到减轻土豪对农民的压迫、释放生产力，以及“军民一体”作用，如果改革成功，北宋一定富国强兵，女真人日后还能不能灭掉它还是两说。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经是好经，但为什么最终失败和在历史上颇多争议？

问题出在两点，1、改革者代表谁的利益；2、具体执行和执行人的动机。

什么是改革？一言以蔽之，曰：利益再分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确是代表了一部分地主土豪的利益，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者，也未必就天然代表了广大北宋人民的根本利益。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苏东坡这段遭贬官后的陈情，道出了他与王安石的根本分歧。

利用改革、打着改革旗号、提高一己之位，谋求一己之私，这是苏东坡与王安石分歧的主要原因。因为用人不当，改革沦为一些官场小人强取豪夺的工具。这是王安石变法最受诟病的要害。

且不论王安石与苏东坡，谁更多为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着想，但单论改革的用人及其带来的异化上，起码苏东坡是清醒的，王安石是当局者迷。新党小人群的反复无常趁火打劫已说明了这一切。

在识人上，苏东坡比王安石看得远看得透。在新党日盛、党首王安石做当朝宰相最风光的时候，身边聚集了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王安石并不清楚，巴结他的这些人不是对新法情有独钟，而只认准新贵。其中，以吕惠卿最为代表性。这个王安石视为得力助手的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王安石。

吕惠卿是福建人，善于投机钻营，王安石看重他，做了他的恩师，将他从一个小县官提携至宰辅的高位。当恩师权倾朝野时，吕是“护法善神”。但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反戈一击，不论新法同僚或元老旧党，凡不合意的一概排斥打击，同时用人唯亲，重用自己的胞弟，以实施新法之名大肆搜刮聚敛。

王安石视吕惠卿为改革最得力的助手，而苏东坡不看好吕惠卿。在评价吕惠卿时，苏东坡说：“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诚哉斯言。骨子里王安石也还是喜欢奴才的，而苏东坡却把奴才与人才能够厘清。

北宋中期，繁荣的文官制度造就了“旷古三大才子”的问世，改革家王安石，大学者司马光，大文豪苏东坡。围绕“熙宁变法”，他们政见不一，甚至成为政敌。但历史对这三人的评价，没有一个贴上“反面人物”标签。

这是对“旷古三大才子”的政治品质肯定，也是苏东坡虽为保守派但并不遭人唾弃的原因。在改革问题上，他虽然代表了一部分地主阶级的诉求，但并未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更多时是从“改革变异”和“民生”考虑问题。任何改革既是利益再分配，那么就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公平的改革就像公正的法律，会照顾到各个阶层的合法权益，从而鼓励全民创造，共享成果，公平获利。

就此，你可以说保守派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但比起吕惠卿之流的改革家，他的政治品质确是后者难以企及。只有具备优秀的政治品质的政治家，也才配享“天降大任”、不负苍生！

程万军，博客中国

胡錦濤的前大總管令計劃其實是個“深喉”

《新史記》編譯 蕭憲聰



當 2011年11月15日，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的屍體被發現時，沒有人預料到，後續效應能對中國政治產生如此巨大的震撼。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創辦人何頻與作 家黃聞光合著的最新著作《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堪稱當前記載薄熙來事件最詳盡的英文書籍，2013年3月27日，就在該書上市前幾天，黃聞光來到紐約公 共廣播電台（WNYC），接受廣播名人倫納德·羅帕達（Leonard Lopate）專訪，以下便是採訪內容：




羅：王是秘密去到美國領事館嗎？
黃：薄熙來和手下的人根本沒察覺。當薄知情時，大大嚇了一跳，緊張萬分，由於擔心事情會演變成國際醜聞，他立即派遣武警團團包圍住領事館，用“拆除炸彈”為由，試圖進入領事館，以強行帶走王立軍，避免王立軍會將海伍德案的真相洩漏給美國人。

羅：美國領事館接受王立軍政治庇護的要求嗎？
黃：沒有，理由有二：第一、王立軍事件發生於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前一星期，如果美國領事館提供王立軍政治庇護，有可能因此傷害中美關係，讓情況變得尷尬；第二、他們低估了王立軍的影響力，只單純地把他當作一個地方的公安局長看待，以爲不會有太大的情報價值，而且，王立軍情緒激動，言談舉止語無倫次，所以，美國官員拒絕提供庇護。

羅：王立軍最後還是跟隨調查人員回到北京，心裡是怎麼想的呢？希望說服黨內高層，薄熙來和谷開來參與了海伍德謀殺案嗎？
黃：王最主要的是想要告訴薄熙來在北京的政治敵手，薄正在計劃一樁政治陰謀，企圖推翻現任國家主席，也就是胡錦濤。

羅：薄熙來在黨內高層也有支持者，如此事實是否對領導人們如何處置薄熙來產生歧見？
黃：很大程度上是的。當我們寫這本書時，發現胡錦濤身邊的大總管令計劃其實是個“深喉”，他是薄家的朋友。從（2012年）3月到7月，胡錦濤的立場由於受到令計劃影響，認為王立軍的醜聞是一起單一獨立事件，意即不會涉及其他人；但之後，他們的態度丕變，指稱薄熙來應該負起直接責任，這也是擁薄派和倒薄派相爭後得到的結果。


紐約公共廣播電台主持人倫納德·羅帕達。
羅：王立軍和谷開來的審判公平嗎？
黃：一點也不。海伍德案的案情如此複雜，審判竟只持續七小時，整個過程沒有傳喚證人，也沒有交叉詢問。照道理講，這是一場公開審判，但當局僅挑選140人來旁聽，其中還有不少官員和官媒的記者。有太多的疑問，法庭沒有解答。

羅：法院似乎也將案情延伸到腐敗上，不只是謀殺？
黃：針對谷開來案，他們只論謀殺；但王立軍的部分，他們卻控訴他有腐敗情事。

羅：在中國，調查腐敗是一項政治武器嗎？
黃：正確。在中國，沒有官員是清白的，不管你是村長還是市長，每個人多多少少幹過一些腐敗勾當；所以，腐敗的指控，就成了掃除政治對手的相當有效的工具。

羅：事件在媒體的能見度如何？中國官媒也報導嗎？
黃：以中央電視台為例，他們只提供非常短暫的報導，大約五到十分鐘，很簡單地說明谷開來和王立軍的罪名為何，不過，新華社倒是有非常翔實的文章。醜聞爆發期間，國際媒體的角色十分重要，每一家都發出了即時報導。

羅：社交媒體也是嗎？
黃：對的，有些網民看到《紐約時報》出現報導，便立刻翻譯成中文並貼於社交媒體上，讓更多人獲得信息。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作者之一黃聞光。

羅：我們能確定谷開來是真正謀害海伍德的兇手嗎？
黃：我不是很確定，越來越多人也提出懷疑聲音，畢竟有太多疑點，法院沒有釐清。舉例來說，我們都被告知，海伍德死於氰化物中毒，證據從海伍德的血液驗出，可是，該血液樣本被轉手多次，甚至一度存於某位警察的冰箱；另一方面，海伍德的死亡徵象也不像氰化物中毒，我們跟一些醫生談過，當一個人死於氰化物後皮膚會發紫，但根據警方最初的檢驗，海伍德的屍體並不是這樣。

羅：所以，是警方故意引導案情至此嗎？
黃：我想是的，王立軍在謀殺案中的身分十分可疑，他是謀殺案的參與者和計畫者。

羅：王立軍的罪名是什麼？
黃：最主要的罪行是腐敗和掩飾謀殺，但法院並沒有追究他在謀殺案裡的積極角色，可能因為他提供大量針對薄熙來不利的證據，這方面就放了他。

羅：當中似乎還有很多陰謀，據聞海伍德是英國派來的情報間諜？
黃：事實上，依據《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以及我們取得的內幕消息，海伍德極有可能是英國情報局的線人，因為海伍德跟中共高層家庭如此親密，乃是不可多得的機會。

羅：談談薄熙來的審判。
黃：他的審判或許會在未來幾月登場，不過我們不是很確定，尚未收到這方面消息。

羅：還有其他人受薄熙來事件波及嗎？
黃：非常多，那些在薄熙來底下做事的，或曾從事打黑行動的警察，很多人都被替換。

羅：你覺得，薄熙來事件對其他領導人有警戒作用嗎？
黃：我想會的，寫書時我們都同意，對中共官員來說，如果為人不夠小心，早晚都得入獄；如果你得罪太多人，下場一定很慘。

羅：黃聞光和何頻共同寫作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4月2日上市，由公共事務出版社（Public Affairs）出版，今天非常感謝黃聞光接受訪問。
黃：謝謝。 （《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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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伍德知道得太多，就變成一件危險的事

《新史記》編譯 蕭憲聰



當2011年11月15日，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的屍體被發現時，沒有人預料到，後續效應能對中國政治產生如此巨大的震撼。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創辦人何頻與作家黃聞光合著的最新著作《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堪稱當前記載薄熙來事件最詳盡的英文書籍，2013年3月27日，就在該書上市前幾天，黃聞光來到紐約公共廣播電台（WNYC），接受廣播名人倫納德·羅帕達（Leonard Lopate）專訪，以下便是採訪內容：




海伍德知道得太多了

羅帕達（以下簡稱“羅”）：海伍德在中國居住很久了嗎？他怎麼會去到中國？
黃聞光（以下簡稱“黃”）：海伍德在中國很久了，而且，跟薄家保持密切的關係。對於一個外國人而言，能跟中共領導高層如此親密並不常見，所以，他利用這層關係來搞商業諮詢，為進軍中國市場的外國人服務，可是，後來他跟薄熙來的妻子有了爭執，持續威脅她，才引發殺機，這是官方說法。谷開來用討論生意的理由，將海伍德引到重慶，當晚，他們在酒店房間喝了點酒，隔天，海伍德被發現身亡。

羅：海伍德看樣子是否很喜歡中國？他住在中國還娶了一名中國太太？
黃：是的，他原本學的是國際關係專業，1998年到中國學中文，跟很多愛上中國的外國學生一樣，他留了下來，在大連靠教導富家子弟英文賺錢。當他知道薄熙來的兒子正準備到英國留學時，便主動接觸薄家，甚至前往英國，與薄熙來的兒子變得熟識，一切就從這裡開始。

羅：薄熙來和他的兒子都能稱作“太子黨”吧？能否談談“太子黨”這個概念？
黃：他們是中共革命大佬的後代，像薄熙來的兒子已是紅三代，大多在海外留學。

羅：何頻著有《中共太子黨》一書，現在，太子黨這個詞被國內外媒體廣泛使用，是嗎？
黃：是的。1989年後，太子黨逐漸扮演政治上和商業上舉足輕重的角色，當人們說太子黨，我們就知道他們指的是資深領導人的子女。

羅：他們比一般人有優勢？
黃：太子黨擁有如貴族般的血統，其父輩曾跟隨毛澤東建立共產中國，因此，繼承了政治優勢。

羅：海伍德跟薄熙來和谷開來是怎樣的商業關係？
黃：他跟谷開來的往來比較密切，因為，谷開來將海伍德介紹給兩位有錢商人，這些商人正準備在重慶建造一些英式風格的別墅——中國人一向對歐洲風格的房子很著迷，所以，他們想抓住此一良機。海伍德的工作是引薦外國投資者投資這一項目，從中抽取傭金。

羅：這是非法的嗎？
黃：不，這是合法的，他們只想找到更多的投資者。不過，為了使事情順利進行，必須先取得政府許可，成功與否跟一個人的人脈有很大關係。薄熙來和谷開來都是太子黨，自然有這方面的優勢，但最後還是出了問題。一種說法是，薄熙來正角逐政治局常委的寶座，擔心此事會演變成醜聞；海伍德認為，他已投注了很多心力在其中，便向谷開來索取報償，谷開來並未同意，這就成了谷開來謀殺海伍德的伏筆；谷開來要殺海伍德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知道得太多了，他知道這個家庭太多事情，包括海外洗錢。當一個人知道太多，就會變成一件危險的事，海伍德藉此威脅薄家。


2011年11月被謀殺的英國商人海伍德。
信奉毛澤東只是薄熙來的手段

羅：謀殺案發生時，薄熙來的聲勢如日中天，他在共產黨裡的地位如何？
黃：薄熙來是一顆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主掌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相當有希望未來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人選，常委會是中國最高決策機構，所以，其政治前途可說光明無量。

羅：政治局常委會在中國意味著什麼？
黃：他們決定每個重要政策，決定國家前進的方向，而且，如果一個人能進入常委會，他將擁有事實上的刑事豁免權，這是一個很大的特權。

羅：市長或省級領導要進入常委會困難嗎？
黃：中國只有四個直轄市，北京、上海、重慶和天津，要是政治家能當到直轄市的市委書記，通常能成為聚光燈的焦點，進入常委會的希望也就濃厚許多。

羅：薄熙來成為重慶市委書記前的政治生涯如何？
黃：因為父親的緣故，薄熙來在仕途上平步青雲，從縣級領導一路攀升到大連市長，最受歡迎的就是其環境美化的政策；2004年，他成為中國商務部部長，數次訪問美國；最後是主掌重慶這個大都市。

羅：薄熙來的年少時期似乎遇到一些困難，儘管他的父親跟隨毛澤東一起打仗，“文革”期間卻鋃鐺入獄，他和他的兄弟被迫下鄉勞動，這如何影響後來的政治觀？
黃：這是很有趣的問題。“文革”時，很多革命英雄被關押或遭到迫害，所以，年幼的太子黨們霎時間失去所有優勢，成了下鄉知青，到偏遠地區做辛苦勞動。諷刺的是，也許你認為薄熙來在“文革”中受過巨大創傷，但當他治理重慶時，竟然做出很多毛澤東在“文革”時做過的舉措。我們相信，薄不是真心真意信奉毛澤東，這只是一種訴諸民粹主義的手段，畢竟中國經濟放緩，民間不滿上升，人們開始懷念毛澤東，因此，薄熙來才這麼做。

羅：薄熙來可以被視為左派，當然黨內也有右派存在，即使共產黨表面看起來鐵板一塊，裡面可能分成兩到三個小黨，可以這麼說嗎？
黃：共產黨希望呈現團結形象，但的確裡頭有些人比較親毛，有些人比較是自由派，就像美國一樣，每個政黨中難免會有派系。大體而言，共產黨員仍堅持相同的意識形態，只是方法不同，儘管有些人被稱作“政治改革者”，他們也沒有做出太多改變，這只是一種贏得民心的手段，人們對共產黨有太多不滿了。

羅：薄熙來發起“唱紅打黑”運動，這是打擊腐敗的政策嗎？
黃：是的，“唱紅”的意思是大家齊唱革命時期的流行歌曲，歌詞像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或“社會主義好”，這些歌曲在我成長過程中，很受歡迎，培養人們對共產黨的信念；另一方面是“打黑”：隨著近年組織犯罪興起，“打黑”就是打擊這些非法分子，但事實上，薄熙來經常通過打黑來對付政治敵手。（《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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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開”書記陳良宇的“罪行”邊審理邊縮水

坊間流傳：江澤民鬥垮陳希同，瓦解了北京幫；胡錦濤整倒陳良宇，重創了上海幫。但《新史記》記者日前從接近北京中共高層的知情人得知，前一句話，陳希同是江澤民鬥垮的，不假；但后一句話，陳良宇是胡錦濤整倒的，則不實——陳良宇垮台的主要推手，仍然是江澤民


《新史記》特約記者　孔繁琳

“小開”書記緊跟江澤民

上海市民對陳良宇的印象是，“這個人小兄弟味道蠻濃的”，不像市長像“小開”。然而陳良宇的野心，是一般上海小開遠遠不能望其項背。

陳良宇是浙江寧波人，出生於1946年10月，1963年8月進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建築系結構專業，“文革”中的1968年畢業，下到解放軍6716部隊當兵。兩年後他轉到上海彭浦機器廠當工人、設計員，後擔任該廠基建科副科長。他入黨算晚的，到1980年34歲時才成為一名中共預備黨員﹔當官也算晚的，一直到中央強調幹部“四化”的1983年，才被提拔為上海彭浦機器廠副廠長、上海冶金礦山機械公司黨委副書記。1984年，他升任上海電器公司黨委書記。
正是在這裏，他得知正在北京擔任電子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江澤民的夫人王冶坪，在自己公司旗下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擔任文書，大喜過望，立即前往探望，噓寒問暖。十分感激的王冶坪自然會告訴丈夫，陳良宇由此與江澤民搭上了線。江澤民次年被調任上海市長之後，與陳良宇接觸更多。

陳良宇隨後改任上海市委老幹部局副局長，又陞為局長。與過氣官員打交道的老幹部局局長，看似一個不起眼的閑差，但對於目光遠大的人來說，不妨將之作為“放長線吊大魚”的機遇。陳良宇對這些曾經一跺腳、上海灘也要抖三抖的人態度謙恭，照顧周全，贏得他們好感。1987年開春他轉任黃浦區委副書記、區長，期間還被選派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當訪問學者九個月。

據知悉他在英國學習期間底細的人透露，這位年過不惑奔天命的上海黃浦區長，打熬不住沒有老婆在身邊的寂寞，竟然冒著身敗名裂的風險，偷偷去風月場所泄火！官員在外國嫖妓的醜聞總算僥幸沒有曝光。

從英倫三島鍍金回來之後，陳良宇立即被安排為上海市委副秘書長，這種自暴自棄的心態才算告一段落。江澤民度過從鄧小平南巡到十四大舉行這一段危機，重新穩住陣腳，“上海幫”全面擴張，聲勢暴漲，大批官員提到中央或外省，留下的真空需要填補，陳良宇也看到了希望。1992年底，他被提拔為上海市委副書記；四年後，50歲的陳良宇頭上又多了一頂副市長官帽，還當上了第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又過五年，與市委書記黃菊一直不和的市長徐匡迪，終於被調走，擔任中國工程院院長，陳良宇熬到了代市長，兩個月後成了這個中國最大都市的一市之長。

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市委書記黃菊被江澤民提攜進了政治局常委，陳良宇跟著雞犬升天，當上上海市委書記，又以此身份進入十六大政治局，抵達他此生的政治頂峰。
飛黃騰達的陳良宇，一隻眼睛盯著權，另一隻眼睛盯著錢。他用權讓張榮坤能多賺錢，好將來讓張榮坤再給自己回報。陳良宇親自主持召開協調會，用威勢逼迫上海的相關部門放寬政策，降低門檻，甚至不惜低價出讓，讓張榮坤的賺錢年限從20年延長到30年。更難以想像的是，陳良宇命令相關部門必須在一周內辦妥手續。簽約那天，陳良宇親自出席，與張榮坤之流彈冠相慶。
陳良宇的腐化據傳也十分驚人，擁有多名情婦，其中有“名模”，還有一位局級幹部，他居然還將與情婦生下的兒子帶回家中。


陳良宇（右二）陪同江澤民回其母校。


“罪行”不斷縮水

不過，陳良宇雖然絕算不上清官，但在當今中國這種“不查，人人都是孔繁森（中共樹立的廉潔幹部典型）；一查，誰都是王寶森（北京前常務副市長、得知被調查時自殺）”的局面下，他算不上“出類拔萃”，卻被撤職、“雙開”、入獄，上海民衆爲之抱不平，認爲他為維護上海利益而對中央决策軟磨硬抗，得罪了溫家寶等北京當朝新貴，被整下去純屬政治鬥爭的祭品。

審查過程中，尤其是進入司法審訊程序後，陳良宇的“罪行”不斷縮水。開始中紀委說他涉嫌“六宗罪”，但案件秘密開審時，控罪被減為三項，為被控受賄、濫用職權及怠忽職守三項，另外三項：包庇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身邊工作人員、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以及道德敗壞，利用職權玩弄女性，搞權色交易，都不翼而飛；2008年4月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時，怠忽職守一罪也沒了，罪名只剩下“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兩項，判處有期徒刑18年。

法院判決認定陳良宇的犯罪事實為：1988年至2006年，陳良宇利用擔任上海市黃浦區區長，上海市副市長、市長，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書記的職務便利，為上海新黃浦（集團）公司、上海申花足球俱樂部等單位在拆遷補償、獲得財政補貼款、解決樓盤閑置問題等方面謀取利益，索取或收受有關單位和個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39萬餘元。案發後，陳良宇動員其親屬退繳全部贓款。

2002年，陳良宇在擔任上海市代理市長、市長期間，違反有關程序規定，擅自決定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總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橋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限期轉讓給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導致該股權價值未按規定進行評估而被低價轉讓，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2億餘元。
2002年至2003年，陳良宇在擔任上海市市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期間，明知其弟陳良軍不具備土地開發的資質和條件，為徇私情同意有關部門違規為陳良軍徵用土地，導致537畝土地被徵用，其中183畝係由耕地轉為建設用地。陳良軍最終違規獲得354畝土地使用權，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441萬餘元。後陳良軍將其獲得的土地使用權變相倒賣，非法獲利1.18億元。

2004年，陳良宇在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期間，違反規定，幫助某公司從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融資，致使10億元社會保險基金被違規動用而置於巨大的風險之中。
陳良宇一審判決後沒有上訴。

判决之後，民衆吃驚於200多萬元的涉案金額：“這麼大的官，才貪這麼少？真是廉潔啊！”上海市民因此認定為“反腐敗是假、政治鬥爭是真”的呼聲更高。尤其是在經歷過他的繼任者習近平、俞正聲主政時期，不少上海市民認爲他們都是“天兵天將”、來上海不過是“鍍金”當“跳板”，更大有“一蟹不如一蟹”、“今不如昔”之慨，時時念叨陳良宇的政績，給他平添上了一道政爭犧牲品的光環。（《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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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被整，老部下揭發是關鍵

《新史記》司馬清揚


歷史造成的原因，軍內兩大派系——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之間的鬥爭或明或暗未曾終止。原林彪所屬的紅一方面軍在軍隊中佔有優勢，總參、空軍、海軍以及各大軍區莫不如此，可是，紅二方面軍的人馬亦有相當的實力。“文革”初起時受各地造反奪權的影響，軍內也不平靜，1966年夏空軍、海軍的黨委會上的鬥爭，以及總參內部的鬥爭可見其端倪，而這些鬥爭中都可看到軍內兩大派系之間的較勁，而此時的賀龍卻未能審時度勢，反而輕易表態發話，授人以柄。



本文作者著有《周恩來與林彪》（上下冊，明鏡出版社）

毛澤東在1966年8月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黨內鬥爭矛頭直指劉少奇之際，毛澤東必須確保軍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換句話說就是要掌握在林彪的手中。賀龍在7月11日晚談及林彪時狠狠地說：“只要我不死，我就要同他林彪鬥到底！我就不相信他這一套。他這個人為什麼不能反對，他能代表黨？反對他林彪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他林彪就是想利用黨和毛主席的威信來嚇唬人，使別人不敢講話。”而對比軍隊中其他老帥，如葉劍英、劉伯承、陳毅、聶榮臻等人，他們對林彪卻是極為支持的，他們與賀龍的態度迥然相異。難道是這些老帥們沒有賀龍的階級覺悟高，沒有看透林彪的“反動本質”？顯然不是。賀龍沒有看明白的是，“文革”運動這場毛澤東對劉少奇展開的殊死鬥爭，是毛澤東認為的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生死決鬥，在這場運動中人人都要表態支持，否則就會被毛澤東所拋棄。賀龍不僅沒有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一邊，沒有堅決與劉少奇、鄧小平等劃清界限作鬥爭，反而陷入與林彪權力的爭奪當中，毛澤東怎麼放心軍中如此重量級人物的存在？在賀龍與林彪的矛盾中，毛澤東對林彪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賀龍實際上是軍內與林彪權力角逐中的失敗者。

林彪依據毛澤東的指示，小範圍內傳達了賀龍的問題。
1966年9月8日，軍委常委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開，林彪、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出席，其他與會者還有肖華、楊成武、王新亭、劉志堅、邱會作等人。根據會議記錄：

主持會議的林彪說：“今天談談賀龍同志的問題。在主席那裡談過兩次，主席已看了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選看了一些綜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主席已找賀龍同志談了，要他以後不要這樣搞，人家不滿意。賀龍同志說，有些是事實，有些不是事實。主席找我、劍英、陶鑄同志談，主席說賀同主席的關係不好。”
“我們元帥中間，除了彭德懷外，賀是最不好的一個。”

“過去早有苗頭了，因為不那樣緊急，所以拖著沒有談。我從沒有同主席談過。這次他搞到總參來了，利用外事局這樣小的一件事，要把楊成武同志搞掉。要打倒楊成武，換上許光達。”
“在空軍大鬧要搞掉吳法憲，就是他煽動的。打掉吳法憲，替成鈞開路。”
“空軍開會期間，賀那裡是地下司令部。”
“海軍他想扶蘇振華，搞掉王宏坤、李作鵬、張秀川。”
“材料很多了，總參、空軍、海軍、工程兵、政治學院、國防工辦、公安部、衛生部，到處發現他伸手奪權，……他同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關係很密切。”
“現在主席說要向高級幹部打一個招呼。”


賀龍：我就要同他林彪鬥到底！
 

據邱會作回憶，大約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軍兵種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由肖華、楊成武帶隊，乘車去葉劍英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周恩來還曾特別交代肖華、楊成武，重點是看賀龍通敵的材料。葉劍英對軍隊幹部說：“主席對賀龍很不放心，不少人揭發了他的問題。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來看一看。總理剛才打電話來，特別強調要注意看投敵問題。”這些材料大都來自賀龍比較親信的部下的揭發材料，僅有一份是周恩來提供的一封信，此信是賀龍寫給其一位國民政府任職的舊交。

李作鵬對此事亦有回憶：1966年深秋的一天，軍委辦公廳通知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到京西賓館集合，然後楊成武、肖華帶隊到葉帥家。在葉帥家會議室內擺了不少揭發賀龍的材料。葉帥當時說：這次看賀龍材料是根據毛主席“在小範圍內打招呼”的指示而進行的，並要大家看材料。
雖然賀龍被邊緣化始於羅瑞卿被整，然而其最後被整，關鍵是其部下的揭發。據知情人透露，正是由於原紅二方面軍的人成鈞、廖漢生等人的揭發，為中央專案組提供了“重磅”材料，從而坐實了賀龍的“兵變陰謀”。邱會作回憶說：“賀龍是被認為和劉少奇搞到一起去了，再加上他最親信的部下有份量的揭發，才加重了他的‘罪行’。”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說：“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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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的胡耀邦在于浩成問題上也出現了失誤

《新史記》李南友（遺作）

（續前）“榮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雲卷雲舒。”這是掛在于浩成“新綠書屋”中，友人題贈給他的一對軸聯。它十分確切地道出了于浩成對政治風雲，世態炎涼的心境、態度。
有人說，于浩成的長處和短處都在於一點，就是太認真，書生氣太重。他說：“我相信的只有真理，因此只能講真話。”
他雖然因講真話而一再獲罪，可是他仍然“死不改悔”，大概是應了一句中國古話：“不見棺材不掉淚”。

1985年6月，于浩成接到中國政法大學羅大華的來信。信中提出，香港《鏡報》主編林文先生來京採訪，想找他談談法制建設方面的問題，于浩成請示了有關領導，同意在保密的情況下同他談一次。

于浩成同林文談了11個問題。
他認為：“在執法方面也有很多問題，許多人在黨與法的關係上沒有很好的解決。當然，黨章講了，憲法也規定，党也要守法，要在法律範圍內活動。但是，實際上往往受到習慣勢力的影響。”他非常同意鄧小平的“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早在1981年1月23日于浩成就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黨委不應該繼續審批案件》的文章，當時居然遭到了批判。一位部長批示說：“你的這篇文章有不少反映，請你同辦公廳的同志一起研究弄清主要的問題在哪裡。”其實，于浩成這篇文章的主要精神就是鄧小平這段話的意思。不過，他說早了些，但作為一個法學工作者說早了又有什麼呢？我們的研究人員為什麼都要等領導人發話了再開口呢？那還要研究人員做什麼呢？

于浩成又對林文說，“例如紀律檢查委員會，是中央和各組織黨委的，是黨內的，但整個經濟犯罪案件是由它來負責的，這就不只是管黨員的事了，黨外的也管了。實際上這是公檢法機關的事，似不應由紀檢委包攬。”他建議，經濟改革以來，國家機關幹部違法亂紀的現象相當嚴重，可是至今我們只有紀檢委，沒有國家監察部，為了處理國家機關幹部的違法亂紀問題，應考慮設立國家監督機關。

他說，“對經濟體制改革，有些領導人公開的講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這是一個經驗主義的口號。怎麼能夠摸著石頭過河呢？”于浩成忘了，在我們這裡，凡是領導人說過的話不能妄加評論，可是這位呆公還不閉嘴，他繼續說：“這還是那種邊設計邊施工的做法，將來出了大問題再返工，損失就更大。這樣大的改革，應當有一個總體規劃，實施步驟，允許根據實際情況做些調整，但必須有總的規劃。”

“中國有兩千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是個行政管理的社會，過去的縣太爺既有行政權力，又有司法權，現在，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的觀念，認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唯一的法律就是刑法。其實，還應明瞭，人民是可以和政府打官司的，如果政府官員侵犯了人民的合法權益，人民可以要求賠償，這在很多幹部的觀念中是不可想像的。”
他說，“有些事情無法解決，只好‘找個大幹部來拍板’，誰官大，誰就說了算。雖然他說的不一定合法，但他批了就解決了。什麼事，都要靠一兩個領導人來拍板，這還是人治，不是法治。應以法治國，而不是以人治國。”

他提議，“以後，不懂法律的人恐怕不能當政治幹部了。國家許多事情上不去，就是幹部的素質水準低，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主張現行法律可以討論，“人民對自己的國家的法律、政策都不能討論，還能說是人民主權國家麼？強調保護國家機密當然是需要的，但我們從來沒有強調過人民的知情權。人民應有權獲取必要的信息，你要我進行選舉，那麼被選舉的人是個什麼人，做過什麼事情，有過什麼政績，應該允許問一問吧？”
他說，“害怕民主，說到底是‘四人幫’的意識形態決定論。比如經濟損失了幾個億，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說沒有經驗，交學費就完了。如果一篇文章提法有什麼錯誤，那就不得了，說什麼政治影響不好，好像有很大的問題啦。毛澤東同志講凡是推翻了一個政權總要製造輿論，太誇大了，當然會有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看你的政策是否得到人民的擁護。對自己要有信心，要相信人民，就不必害怕輿論。”

于浩成最後談到關於第三梯隊的問題，他說：“現在主要的是對政治體制怎樣進一步改革，而最重要的是幹部制度、人事制度的改革。我非常反對有些地方選拔‘第三梯隊’的做法。由在位的領導人選定接班人的做法，實際上還是‘你辦事，我放心’。實際上還是封建主義繼承的辦法，這對於發現和提拔真正的人才是十分不利的。有些領導同志總喜歡順從，聽話的人，往往讓這些人接自己的班，對於喜歡提意見，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往往覺得他們不可靠，看不順眼，這樣就埋沒了許多真正有才幹的人，而且給一些阿諛奉承的人，拍馬屁的人開了倖進之門。當前廣大人民群眾對這種現象是很不滿意的。對於改革能否順利進行，改革成果能否得到保持，大家也很擔心。因為事在人為，選擇幹部問題確實是關係改革成敗的大事。大家認為幹部制度，人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于浩成的這個講話，約有一萬多字，在1985年7月10日的香港《鏡報》上全文發表了，而且是冠之以非常醒目，非常敏感的《“第三梯隊”提法質疑——訪于浩成談大陸法制理論與前景》。誰都知道“第三梯隊”是誰提出來的，無論在港澳，海外，這篇文章都引起了注意，因為這個講話所涉及的問題，雖然沒有任何秘密可言，可都是中國大陸社會十分敏感的問題，也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儘管于浩成所談的意見，其中相當一部分後來在實際工作中也一一被採納了，例如國家監察部不久也宣告成立了，“摸著石頭過河”再也聽不到有人提了，“第三梯隊”的提法與做法更慎重了……，可是于浩成的談話在香港一發表，卻引起了軒然大波，成了于浩成一生中又一次大轉折。


胡喬木

掌握新聞出版界生殺大權的胡喬木在8月15日率先批示：“最近一期香港《鏡報》（8期）載有一文，批評該刊一期發表的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總編輯、《啄木鳥》雜誌總編輯于浩成同志的《關於第三梯隊質疑》，于文未見，但評文說該文認為選擇“第三梯隊”仍是“你辦事我放心”的一套。一個負責的黨員對党的政策的意見送給香港刊物上發表（如非由該刊轉載在國內發表的文章的話，但即在國內發表也是極不妥當的），此事似應提請公安部注意，並對於提出必要的批評……”

有關領導同志也一一作了批示。
一時間，于浩成似乎成了有嚴重問題的人。好啊，你敢反對“第三梯隊”？！于浩成所在的主管部門的領導專門召開了會議，討論他的問題。有人關心的不是他的這些意見到底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意見不正確？不正確在那裡了？而是先定下了一個框框，他是錯誤的，現在是定什麼處分的問題。

有人建議撤銷職務，有人建議給予黨紀處分，有人提議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正巧這時主管的部長劉復之在北戴河，有關領導將討論的意見向他做了彙報。這位劉部長在對待于浩成的問題上挺主持公道。因為他深知，于浩成是一介書生，只是喜歡鑽研，喜歡發發議論而已，未必有什麼居心。他主張可以進行批評教育，但不要給處分。
據說這個意見送到了胡耀邦同志那裡，胡耀邦同志在不少問題上挺開明，不知為什麼在對待于浩成的問題上也出現了失誤。

于浩成1986年8月29日又一次上書胡耀邦，他在信中說：“在公安部黨組發出了《有關于浩成發表錯誤言論的報告》之後，我當時也寫了《檢查與申辯》，一併送您和中央各位領導同志，喬石同志的批示是對我進行嚴肅批評，後來公安部內流傳，總書記對於于浩成的問題有批示：‘調離原崗位，年齡也到了嘛！’（去年9月我剛剛60周歲），阮崇武通知到公安部後找我談話說，耀邦同志確有這樣的批示。今年3月底，公安部在決定免去我的社長、總編輯職務並找我談話時，陶駟駒副部長也對我提出您的這一批示，但在我要求看一下您的批示原文時，公安部卻一直未給我看過。”

“現在，在我擔任一些學會領導職務、出國訪問……等許多問題上，都遇到了困難，一些同志向我暗示，對我的限制措施是執行您的批示的結果，因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原文，只能懷疑一些同志在執行您的批示時有擴大化的傾向。我懇切地要求能對此給以澄清，從而取消對我的各種歧視性待遇。”
但是，于浩成還是沒有得到胡耀邦的答覆。不過在阮崇武調到公安部工作、劉復之被免去公安部部長職務交接時，劉復之還是主張讓于浩成充當群眾出版社的顧問。
劉復之的建議沒有被採納，這件事情一拖再拖。1986年4月間，于浩成被以“年齡過線”為理由從群眾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職位上宣告離休。這時，距離于浩成去年初秋渡過的六旬壽數，只不過半年光景。其實，在各級領導崗位上，“超期服役”過線居官者比比皆是，從中央到地方均不乏其人，有人還有七八十歲被委以重任的。而于浩成還是專業業務幹部、著名的學者。（新史記》第5期）

于浩成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言介紹公安部情況

《新史記》李南友（遺作）




（續前）等待分配

于浩成從幹校回到了北京，但是一直沒有分配工作的跡象，閑著無事做的日子實在是不好過。
1975年，公安部下令將他作為工作組成員下放到長江葛洲壩工作，帶隊組長是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長，這一位是靠造反起家的副局長。老實說，組員們都見了幾年“文革”的世面，也不那麼好管理了。
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批判開張時，他們一行又回到了北京。這位局長大人立即控告他們不老實，是右傾翻案風的反映，控告他們背後議論江青等中央首長。於是，公安部又通知于浩成去五七幹校，但是于浩成堅決頂住了。

1976年，是中國歷史上多災多難的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党和國家領導人，在這一年相繼離開人世。4月，在天安門廣場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自發的聲討“四人幫”，悼念周總理的偉大群眾運動，不久，又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唐山大地震，10月6日，又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
10月5日，于浩成同公安部的其他幹部，出發到唐山救災，那時他還沒有恢復黨籍，被分配到派出所幫忙工作。也許帶隊的人向當地的派出所交了底，大家都知道他是“走資派”，所以不少人仍然歪著眼睛注視他。
于浩成知道“四人幫”被徹底打倒的消息，是在10月下旬。他高興地徹夜難眠。他想，終於熬過來了，終於歷盡艱辛迎來了第二次的解放。
1978年1月，于浩成被恢復了黨籍，恢復了工作，公安部黨組委託他負責群眾出版社的恢復工作。

理論務虛會

1978年底，1979年初，于浩成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理論務虛會。會議召開之前，批判“兩個凡是”的觀點，主張“實踐是鑒定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已經在全國展開，會議異常活躍。于浩成說，這是他過去從未參加過的思想活躍的會議，也是心情最舒暢的一次會議，與會者暢所欲言，使他聽到了過去聞所未聞的新思想，新觀點。嚴家其提出的廢除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建議，給了他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舉雙手贊成。

會上，于浩成向與會者介紹了公安部的情況，長期以來，公安部一直由謝富治控制，後來，華國鋒也曾當過一陣子公安部部長，汪東興對公安部的影響很大，他與華國鋒都是主張“兩個凡是”的。在全國開展“實踐是鑒定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時，于浩成建議，在自己任主編的《人民公安》上刊登此類文章，讓全國的公安幹警進行討論，但當時公安部內某些負責人不同意。事實上，在公安幹警中討論這個問題尤其是有現實意義，因為，在“文革”中、“文革”結束後不久，不少冤假錯案正是由公安部製造與執行的，肅清“文革”流毒，重新認識“文革”中與“文革”後的一些問題是十分有必要的。不僅如此，就連于浩成應邀參加這次會議，他們也要做文章。

理論務虛會即將開始前，他們獲悉于浩成要參加這個會議，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們以組織的名義給中宣部打了一個電話，說公安部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陸石更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公安部部長趙蒼璧也曾親自出面過問，他們不明白，于浩成憑什麼參加這樣的會議？中宣部答覆說，這次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名單是由中央籌備小組定的，由他們出面邀請，不是由各單位派遣的。無奈，公安部才默認了這個事實。
事實上，于浩成參加這次會議，是由于光遠提名的。于光遠與于浩成素不相識，只是由於于光遠曾聽過于浩成的幾次發言，很欣賞于浩成的觀點，所以提名讓他參加了。在會上，于浩成與黎澍支持嚴家其廢除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觀點。于浩成還提出，國家最高領導人應多到國外走走，看看，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現在很多國家發展很快，資本主義國家並非像我們所宣傳所理解的那樣，倒是我們自己落後了，落後的原因是閉關鎖國。他提出，毛澤東在“文革”中為什麼會犯這樣嚴重的錯誤，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夜郎自大，只知道鑽故紙堆，不是向外看看翻天覆地的新世界，毛澤東除了建國前期到過前蘇聯外，足不出國門一步，用一種狹隘的小農的思想意識來理解，猜度國外的情況，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法治，經濟發展，科學的文明都用一種極左的眼光去對待，他自己不明白，也不讓別人明白。稍微有不同意見，就進行批判鬥爭……夜郎自大使人愚昧，使人落後。

于浩成實際上在1978年就提出了放眼看世界，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資本主義文明，對外開放，謀求國內改革，以求得進步。


上書中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81年6月20日，當時任群眾出版社總編輯、黨支部書記、公安部辦公廳黨委委員的于浩成，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信中說：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即將舉行並討論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想到了一個問題，現在寫信向您們提出來，這個問題也許您們已經考慮到了。高崗、饒漱石的案不能翻，當時黨中央對這事處理得是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否應該重新考慮一下，即饒漱石在被開除黨籍後，作為一個公民，長期關押在監獄裡，既不審判，也不釋放，直到被關死在獄中，至今也未向黨內和社會上公佈過，這種做法是違反法律的。既然對饒漱石可以這樣處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許多同志也這樣處理，就不足為怪了。我建議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提到高饒事件時，講一下對饒長期關押沒有公開審判的做法是違法的，今後嚴禁再這樣做。我認為在全黨同志中，特別是在一些領導同志中，加強法制觀念還是十分需要的。我們必須接受歷史的教訓，對憲法和法律的任何微小的違反和破壞必將導致整個社會主義法制的崩潰，形成無法無天的混亂狀態，給黨和國家造成極大損失……”
于浩成的這個建議是無法批駁的。
胡耀邦同志很快作了批示，他說：長期不審批和未依法判處，這當然不對。但現在在決議上寫，不能這麼辦。請作點解釋。簽署日期是6月23日。這樣的工作效率不能不令人欽佩。
于浩成從自身的切膚之痛中感受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須真正用法制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這種法制，應該是對任何人都一律平等的，不論是饒漱石，還是國家主席都一樣。作為一個公民，人人都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和制約，“文革”的一條重要教訓是獨裁者可以無法無天，這種狀況到了必須徹底改變的時候了。（新史記》第5期）

廖伯康：我的大跃进，3小时等于20年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四川成都

　　廖伯康，1924年出生，重庆人。1943年至1947年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1962年，在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任上，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四川大饥荒真相，回川后受到政治打击。1982年获平反。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目前离休在家。（图/郝非）

　　1960年代，香港同胞在尖沙咀火车站排长队，搭九广列车回乡接济亲人

　　萧风报告第一页：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 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 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2012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网络上那条“……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的微博刚刚几百条评论的时候，88岁的廖伯康先生就知道了。

　　他注意到这个帖子的作者的高学历和媒体工作背景，为“大饥荒”的事实成为历史悬案而慨叹。他对记者说：历史你可以不知道，但你不可以胡乱说！现在不是网络上在追查谣言吗？谣言止于事实，谣言止于真相。为何不让事实和真相传播出来？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曾向中央报告大饥荒而付出了个人代价，此后遭受20年政治和人身迫害。离休后，作为重庆和四川的政治元老，从2000年开始，整理有关四川大饥荒的回忆录。

　　两年后回忆录成稿，可是至今没能出版。尽管党内一位很严谨、也很熟悉南方史的专家，通过认真细致地查证，证明廖著可靠，四川省党史办的意见，也认为可以出版，却没有一家出版社认为“可以出版”。

　　2010年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辑录了廖伯康的回忆录。这个版本经过了某种“脱敏处理”，例如，原文中提到了当时四川的“主要领导人”——也被认为是四川大饥荒的直接责任人的名字，出版时被抹去了。

　　廖先生想把“要事实录”中他个人的部分抽出来，自己出钱印，自然也是不行。据廖伯康的回忆录，四川大饥荒危害最为剧烈，饿死人数一千多万以上，约占全国三四分之一。廖先生的回忆录是目前所见最权威的记录，但也只是在小范围传播。

　　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如同做地下工作

　　廖伯康1924年出生于重庆市的一个贫寒家庭，1943年考入当时已经迁至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很快转入中央大学，攻读经济学。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62年，向党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状况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倡导各地共青团“议大事，管本行”，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团市委的几位副书记有一天讨论到：中央可能并不知道四川大饥荒的严重情况！廖伯康提出，安徽的情况就是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批示派人去查，“就把盖子揭开了”。但另一位副书记，也是后来牵连到“萧李廖反党集团”中的李止舟认为：写信没用，毛主席收不到。

　　酝酿的结果，就有了由另一位副书记于克书给中央写的一封后来在四川受到严厉追查的信。为了避免从笔迹上看出写信人，信写好后再打印，寄出打印件。打印员是一位哑巴，绝不可能说出去。为了防止寄信地址泄露机密，信是托人带到武汉交邮局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

　　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担心和谨慎并不多余。廖伯康提到，已经有拆看信件、监听电话的现成例子。1959年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打电话有人监听，写信也有人拆看。邓自力写给他堂兄邓垦（邓小平胞弟）的信，邓垦写给邓自力的回信，都被拆看过。

　　但事实证明，这些用心都是白费了。后来，这封信的情况，被四川省方面查了个水落石出，当事人也因此受到政治迫害。多年以后，获得平反，他们也只承认自己是“半勇敢分子”。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中共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打定主意，要向中央反应情况。会议期间，在前门饭店的住地，廖伯康向胡耀邦面对面汇报过3个小时。胡耀邦没有带秘书，他带着铅笔和稿子，自己记录。胡耀邦没有就事件表态，但他把记录交给团中央另一位书记，整理成一份简报，报送了中央书记处。同时，胡耀邦又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口头汇报，并建议杨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谈话。他告诉杨尚昆，感觉廖伯康跟他虽然谈了许多情况，但言犹未尽。

　　1962年6月28日下午，团中央给了正在召开的会议一些掩人耳目的理由，把廖伯康和“一个共产党员”于克书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的一间小会议室，见杨尚昆去了。

　　杨尚昆说，他找四川的多位干部谈过。有的“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杨尚昆表示理解：不怕官，只怕管嘛。然后问廖伯康：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但杨尚昆也表示，知道四川的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提到国务院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叫《一字一泪诉川情》，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很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把信转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看了。

　　杨尚昆还提到办公厅收到一封只有两页半纸的来信，简明扼要，写得好。应该是指于克书的信。这表明，当时下层民众和普通干部给中央写信，还能寄到的。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四川大饥荒死亡数字的经典对话。公元两千年后，这段话流传出来，对不知情的新生代产生了震动。

　　杨尚昆说，四川死亡数字的详情，无从证实。中央要求四川报，四川没有报。找民政部问：你是管救济的，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四百万。民政部是找四川省民政厅问的，中央不相信。然后找公安部问，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勾，死一个就抹一个，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的，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

　　杨尚昆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伸出一根指头：一千万。如何得来的？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县以上正式文件都要送中办，我为什么不知道？”“你看文件和我看不一样——你看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

　　于是，廖伯康引用了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一份省委行政编制小组的文件，后面附有各地区人口数字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6236万。另一《户籍年报》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7215.6万。比较表明，3年之内，四川人口减少一千万。

　　但廖伯康补充说：实际死亡，应该不止一千万。杨尚昆又问此话怎讲？

　　廖伯康提出的理由是：一，1957年至1960年的自然增长人口；二、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还在饿死人。廖伯康说，基于这两点，还应该加上250万。廖伯康回忆道：杨尚昆听到这个数字，“一拍大腿”，表示赞成。并立即吩咐秘书打开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说：“就是这个数字！”这个情节表明，当时的中央领导是在各种数字中做筛选，找实情。

　　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四川省前政协副主席（离休前的职务）廖伯康认为四川大饥荒期间饿死1200万人的版本的由来。

　　中央派来秘密调查人员了解天府之国的惨状

　　廖伯康还以四川省荥经县为例，向杨尚昆具体描绘了大饥荒的惨状。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当时，杨尚昆问道：“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廖伯康回答，归纳起来是，四川省“主要领导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不过，现在廖伯康说，那只是他们当时的思想水平。现在，他认为，“其实这位领导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央，只不过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恶，又从‘左’的方面加以发挥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如何了解真实情况，他们给了中央一个建议，那就是派出一批四川籍的司局干部，以探亲的名义去调查。为什么是司局级，因为部长级干部到地方要报告省委，司局级不必上报，不引人注目。

　　7月2日，也就是廖伯康和于克书汇报后第四天，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向邓小平汇报了四川的情况，邓小平同意“按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四川籍司局级干部中提了16人名单。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有关这些人员的部委的党书记会议，把名单交给杨尚昆。会议的保密程度是：只让参加会议的人知道，不得告诉其他没有参与会议的部党组成员。

　　后来实际到川的是17人。多出一位萧风，刚从《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报社机关党委书记，调任中央办公厅财贸组长。他到杨尚昆处汇报工作得知情况，要求前往。他不是四川人，年龄偏大，身体不好，但他热心这件事。

　　这批人到四川后，完全依他们的意愿调查，没有当地官方的指令和安排。跟任何人联系，都不会说出真实目的。跟廖伯康等几位知情人，是心照不宣，很有秘密工作的味道。

　　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当时包括重庆)，在大饥荒期间，可谓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据现在可以查证的资料，郫县人口在1958到1961年4年间，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万。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有7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上半年有855个劳动力，后剩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亩土地，后需负担13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

　　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全部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

　　这里举的郫县、温江，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地方，历史上鲜有饥荒饿死的记载。

　　大饥荒饿死的都是农民。但当时四川的城市市民和公职人员，供给粮食定量，只有21斤（远低于全国其他城市，例如，北京是31斤），还被要求“节约”两斤，实际只有19斤。廖伯康回忆，当时的重庆市委机关食堂，一个窗口卖一两饭一份，一个窗口卖二两一份。可是，有人说，我一顿吃一两，太饿，吃二两，粮票不够。于是，廖伯康作为办公厅的副秘书长，决定为食堂增设了一两五钱的窗口！

　　可以想见，当时的调查人员给中央的报告内容是何等凄惨。廖伯康说，田家英看过所有报告，并打算送请刘少奇看过转毛主席，但接着八届十中全会，政治风向变化，并未送到毛主席那里。

　　这些报告至今尘封整整50年了。能够查到的，只有萧风的一份报告，流落到民间。2002年，廖伯康跟已经93岁的萧风取得联系，获得了萧先生当年报告的自留底稿。

　　“萧李廖反党集团”，真相与判断

　　廖伯康向中央报告大饥荒的政治后果，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萧风在四川调查期间，曾应邀与《泸州日报》编委座谈，其间以个人的理解回应过“包产到户”的话题。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消息很快传到了四川省委，直接影响到萧风的工作，“文革”期间还受到追查。

　　杨尚昆和廖伯康那次谈话，在“文革”中给杨尚昆造成麻烦。1968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在北京提审杨尚昆，一个在重庆提审廖伯康，追查1962年那次谈话的问题。

　　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廖伯康等人。四川追查“对不起省委的事情”（向中央报告大饥荒情况），从给毛写信开始（于克书作了检讨勉强过关），直到查出“萧李廖反党集团”。其中，萧指萧泽宽，当时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指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廖即廖伯康。这个排序由当时3个人的职务大小得来。他们的“罪名”是：“1962年正当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萧李廖等人……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

　　其中，廖伯康受到的冲击最大。他的检讨无论怎样都过不了关。他因“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纪律”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建筑工地劳动。此后，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逃亡……20年间，备受苦难。其间，眼见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在1949年之前的地下活动期间，廖伯康学习过如何坐监狱，这帮助了他。他在“学习班”打太极拳，不允许，就围着桌子跑。终于迎来了平反的一天。1978年第一次平反，1982年，第二次，彻底平反。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

　　现在，廖伯康先生在家安享晚年，做口述历史。大饥荒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最难忘的历史。“大跃进”时代有一句口号，“一年等于二十年”，“我的大跃进，三小时等于二十年”（报告四川大饥荒，跟杨尚昆谈话时间3小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四川为什么比全国更悲惨，在廖伯康心里，这些问题早已梳理得清清楚楚。自然原因？廖伯康查过气象纪录，不是问题。外调粮食？廖伯康把四川和外省做过对比，四川调粮算是比较少的。结论是，政策原因，而四川比全国更左。廖伯康说：58年谎报（产量），（其他省）59年补回来了；59年谎报，60年补回来了。就四川顶得住！所以，（四川）62年还在饿死人。”

　　在廖伯康的回忆录里，有两个“动人的故事”说明年轻人需要历史真相。一个是，“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重庆造反，当时廖伯康已经化名“廖纯”被关押在重庆周边。革命学生找到他，带回重庆。当学生们知道他是因为捅开四川大饥荒而“犯错误”，当晚就把惟一的一张床让给他睡，他们全睡地板。

　　第二个故事则有些浪漫：廖伯康和政治难友们避难北京期间，一直得到闹革命的大学生们的帮助，学生们组成了“专案组”。一位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在“专案组”发生了恋情，后来结婚了。廖伯康称，“萧李廖案”是他们的红娘。

　　30年后，廖伯康问这对夫妻，当时为什么那么热心帮助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那时，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邓照明（回川调查大饥荒的一位川籍干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他们还从邓照明的报告中，摘抄了八千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四川隆昌、成都


粮食所职工宿舍坐落于熙攘的肉菜市场边上。楼房老旧得仿佛被遗忘，里面却是一片热闹的小天地——麻将桌充斥在院子里、茶馆里、过道里，围满了专注的老人。他们沉浸在麻将的世界里，偶尔抬起头来，也是眼神空洞、不容打扰的模样。

“李盛照？”胖老人听到我的问询，指指脑袋说，“我们都叫他疯子！”

李盛照静静地坐在茶馆里。如今，这位82岁的老人，许多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呆在人群中间、呆在麻将世界的边缘，一言不发。夜幕来临的时候，他会蹒跚着穿过肉菜市场，来到隆昌县城的大街上。那里，夜灯闪烁，一身流行打扮的小青年们站在商店门口，和着欢快的音乐击掌叫卖……

这天，李盛照颤巍巍朝我走来。我们穿过麻将的院子，穿过麻将的走廊，走进他昏暗的小房间里。

另一重隐秘的世界旋即在眼前展开：厚厚一叠调查报告、幽闭中的诗歌以及一封封未能寄出的信件。这些早已发黄发脆的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他忧愤的文字。在1957年的言论“春天”中，他称斯大林为封建暴君，于是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遣送回乡后，他又成了一名“大饥荒”的上书者，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活。此后，他不断抗争，尽管，在过去五十多年时光里，世界几乎从未给过他积极的回应。

饥饿报告

李盛照的故事从1949年开始。那一年，他考入了国民党军校，18天后，解放军接管成都，他被收编。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到了战场，担任侦查科见习员。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持续毕生的习惯——做调查，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

1955年，他复员回到家乡，才知道农村的变化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妙。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作为小地主家庭，李家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挤到远处一个小房子里。当他看到“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民的粮食紧张，立即展开调查，写出了粮食情况报告，被四川一份内部刊物采用。

这一年9月，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接下来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享受调干助学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他疯狂读书学习，和同学真诚坦率地交流，直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

“反右”之前，他在《文汇报》读到了《斯大林的时代》，书里所描写的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让李盛照深深震撼——他至今仍记得图书馆里被翻烂的报纸的模样。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则直接击碎了他的迷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天使就会用银盘拖着奶和蜜奉献给每一个人”。

自此，苏联经济史成了李盛照的科研题目，厄运便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当自由鸣放的春风吹拂校园时，李盛照在自由论坛上斥斯大林为封建暴君，防止苏联惨剧在中国重演。政治方向突然转变后，他开始历经各种大小批判会，被划为川大极右分子，受到“劳动考察”处分。

1958年，他去修河渠、炼钢铁。劳动改造没有改变李盛照的思想，还让他了解到更真实的中国。在四川德昌，他看到为炼钢铁抽空劳动力、烧光树林的荒诞，也看到了路边饿得哭泣的小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饥荒的存在。

紧接着，自己的粮食供给也减少了，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让他患上了水肿病，在那时的宣传中，水肿病被描绘成由细菌所致。李盛照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流传较广的是，脱了衣服坐在机器边上，接受蒸气疗法，“往往水肿好了，人也死了”。李盛照那时还不知道，饥饿造成的水肿病患者大量死亡，当时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之为“疫病流行”。

回到学校后，他又提出了对“割私有尾巴论”的异议，给中央和地方报刊寄去了题为《苏联集体农民的宅旁园地及个人副业》的文章。随后又寄文章论述统购过头的危害。

不久，他收到了“支援农业”的通知。

1961年4月，保卫科的人将他押送回家。火车上，饿死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他下了火车，从广场走向公路时，一具干瘦的尸体闯入了眼帘。快到乡政府的时候，又目击另一具饿殍。

事实上，四川的饥饿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这年3月份，中共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会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随着毛泽东到郫县红光高级合作社视察，“三面红旗”狂飙四川，浮夸风开始吹刮，7月开始，亩产神话“卫星”陆续放出来。在毛泽东走过的郫县，亩产神话从三千多斤狂飙到上万斤。那时，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不仅失去自留地，也吃不到公共余粮。许多地方依然加大力度征购粮食入库，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已经传出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

李盛照以为他看到的情况只是当地执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拖着浮肿的双腿、挺着孕妇般的肚子到各个生产队调查，收集关于饥荒的民谣，完成了诗稿《忧心集》，辑录了民谣《饥饿集》。他还写了3篇报告：《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

在《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中，他写道：

最近两年，四川很多地区的死亡数高得惊人。以下是一些例子……雷家公社六耕区成立时共有2200人，现有1600人……玉潭寺公社七大队三小队，从去年9月到现在由200人减至160人，有一个小队只剩下一个能耕田的人……荣昌安富镇五富乡六大队，由270人减至210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绝了……隆昌汽车站，4月13日，发现路尸。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也发现路毙。死亡原因90%是水肿病。农民是这样描绘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气喘不已，要东西吃，正行走间，就倒地死去。人们在睡觉时，似乎并无严重病态，而天明死在床上硬梆梆的。在死者当中，青壮年比重极大……

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从59年就开始的粮食紧张……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庄稼的人倒完全能对付过去……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

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盗窃成风……

纵使生产完全恢复了，这次劫难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缺陷也是永远弥补不起来了……因而假如对此应该负责的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会是天理难容，是对理智、良知及一切公正原则的挑战……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只有事实、真理、理智才会是最后、永恒的胜利者，一切虚伪、矫饰终究会破灭。

李盛照1961年5月，于四川隆昌乐只乡

“反革命”

半个世纪后，李盛照读着当年的书信，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记忆烟雾般在周围缭绕。他自然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反映意见的危险，但已经忘记当年的勇气源自何处。他只是朴素地描述了对自我生命的麻木感，以及一种无法自主的力量。

当时，他把报告抄了一遍又一遍，从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他一封又一封往外寄。没有人知道这些信件的最终命运，虽然，那里面托付着一个人的信念甚至是生命。他给郭沫若的信写道：

郭老：

现在我把所发现的严重死亡情况向您报告。假如我的报告被认为是污蔑抹黑现实，那我将忍受由此而带来的恶果，而且绝不抱怨。我毫不羞耻地承认，我是吸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郭老，您自称为蔡文姬，而我却愿意效法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描述的那个米歇尔？海姆？鲍罗廷，纵然被消灭了，那也死而无怨了。当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运，因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回音寥寥，对他的调查却在悄然进行，他并不知道牢狱之灾即将来临。

他收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回信，那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马寅初的回信写道：

盛照先生：

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幸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写了，祝早日康复。

马寅初 1961年9月

邓子恢则回信表扬他的勇敢。在第二封回信中，邓告知他已将信件转交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

李盛照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入狱的通行证。

1962年3月，李盛照手持邓子恢的回信到四川省委反映饥荒情况。他至今记得，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在大门外对他说：“情况全部了解，你尽快回去。”回去的路上，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尾随着他，将蹒跚中的他架上车，送到劳教场所——天回镇新生电机厂。

他清晰地记得，到了劳教办公室，当胸就挨了一拳，倒地后拳脚相加，那封视为珍宝的回信被搜走后，便开始了牢狱生涯。

在电机厂，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被劳教及劳改者，其中有许多是流浪汉。通过他们的叙述，李盛照才意识到，饥饿并不是四川独有，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在他接触的案情中，有“无数饥饿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案例”。

情绪长时间被愤怒支配。在一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的空隙里，李盛照开启了另一种独立的叙事。

在这本学习材料里，他还写下了许多诗歌，其中一首叫《致狂恋过的人》：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了狂恋过的人，几年的悲惨景象，磨灭了我诚挚的爱情。雪莱死得太早，拜伦死得正巧，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那就是我们的列宁，永受万世的膜拜、尊敬。在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再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身体好一些时，他开始强硬地反抗。有一次，他因劳动报酬有异议，用头顶了管理者的胃，结果受到“背铐”的刑罚。为了拒绝“像狗一样吃饭”，他绝食124小时，才得以从背铐中解脱。

此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调查，写成了上万字的《监狱劳改队状况、司法改革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及大赦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人们应免于因思想问题而入狱。他将报告和信件交给素不相识的外出探亲的刑满者，心里仍怀着一线希望——它们将遇到知音者。

许多年后，他在自己的档案里再次看到这些未曾投递出去的信件。它们为他招致了更大的灾难。1964年9月30日，他涉嫌“反革命”，被正式逮捕了。

牢狱里的抗争

在看守所，李盛照不折不挠，以他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一遇见来自那些亩产8万斤、4万斤地区的人，就询问调查。他想戳穿这样的谎言，证明自己的正确。他写各种控诉材料，偷偷塞在院子晾晒的衣服的口袋里。他仍心存幻想——信件或能抵达那些理解自己的人，帮他找回清白，昭告赤子之心。

两年后，法院开庭，当市检察院读完起诉书，他立即发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

直到被关进看守所，李盛照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都遭到四川“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此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1960年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四川仍“咬牙坚持”。

四川省的饥荒始于1958 年冬，结束于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 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李盛照慢慢看清其中的症结。当第一次审判以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而匆匆告终时，李盛照坚持上诉。

反抗的结局是更严酷的惩罚，最终，他被处20年有期徒刑。

狱友刘光策记得，李盛照刚入狱没几天，就被安排去山上干活，当时风雨交加，雨水打在犯人身上，李盛照坚持犯人也应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这把监狱人员气坏了。当晚，一场针对李盛照的批斗会在监狱举行，狱警把他从楼梯上倒拖下来。刘光策看到，有犯人为了表现，跳出来指责李煽动反动情绪，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李盛照坚持不认罪。他被关押进一个1.8米× 1.2米×2.5米的黑暗小监。他这样描述它惟一的小窗户：“大概是30×40公分。首先有4根拇指粗的钢筋，这是第1层。第2层是12片百叶板，百叶板往下斜。第3层就是玻璃窗。玻璃窗也是双层玻璃，而且每层上都涂蓝漆，所以里面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

在这间小监里，他戴着手铐和28斤的脚镣，待了7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度过那漫长的岁月。他曾听到隔壁的犯人不断怒吼，后来就疯了。而他依然愤怒，他把这种愤怒转化为诗歌，在头脑中翱翔。低声吟哦是李盛照惟一的乐事。当他有了笔，就把烂熟于心的“苗溪奴隶歌七百字”写在烟盒上，藏于砖缝。

在那些幽闭的日子里，他写道：

为民请命痴愚笨，吊民伐罪抓祸首。我洒热血荒山野，正气天地就长留。

后来小黑监地基下沉，拆除重建时诗稿被发现。作为惩罚，在寒冬，李盛照裹镣的破布、碎棉全被撕去，这使他身上留下毕生难以消除的疤痕。

回顾这一生，他说自己始终没有消沉的情感，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我精神保护。1973年，在周恩来提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第二年，李盛照终于从小监中解放出来。那时，刘光策看到李盛照被架到晒场上，他一阵晕眩，几乎分辨不了方向。直到两天半以后，他才重新学会了走路。

难以遗忘的历史

李盛照走在大街上。气候变得不一样了，神的时代宣告结束。书的种类也丰富起来，他挑了一本关于彭德怀的传记，在宾馆读罢，泣不成声。他说，尽管二十多年历尽苦难，这却是他第一次流下眼泪。这是1980年，他刚获得平反。他已经50岁了。他将第一次参加工作，第一次恋爱。人生，似乎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善于遗忘的国度，遗忘并不需要特别的论证。人们会用一套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搪塞。人们需要放下包袱，忘记伤痕，走向未来。可是倔强的李盛照要寻找历史，要找回尊严。于是，在出狱后的30年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一次又一次向法院索要他那些被没收的书信和手稿，却举步维艰。

他去寻找历史中的当事人。比方说，当年的审判长。他对其夫人说：他戴着手套杀人，沾满鲜血，就算把手套扔了，血也洗不掉……当年主持他的批判大会的川大同学，后来已是校党委副书记。这位同学摆摆手，对往事已经不愿再谈。

川大举行110年校庆时，昔日的同学鱼贯上台发表演讲，感谢母校培养之恩。他在台下散发和张贴传单，并邀请当年的同学（如今的党委副书记）重新主持他那关于斯大林历史反作用的学术讨论会。

他要求给当年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川大女学生冯元春平反。“大鸣放”那些天里，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拒不认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李盛照打听冯元春的下落，得知她饱受酷刑折磨，后被枪毙。

对于李盛照的传单和要求，同学们没有任何反应。还有一些人要求将他赶走，以便营造和谐气氛。

“我们对他的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都给他平反了，他还想怎么样呢？大多数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历史，而他不行呢？”李盛照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对他们而言，安度晚年是最好的选择。

狱友刘光策似乎是最理解他的朋友，在他看来，李盛照所继承的，是那种心怀天下而又迂腐的士大夫传统。他回忆起牢狱的岁月，每当看到李反抗却换来更深的伤害时，他会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李盛照总回答：“太霸道了！你们受得了，我受不了！”在他印象中，羸弱的李从未屈服过。

出狱这些年里，刘光策也曾陪他去监狱拍照取证，印传单，做调查。刘记得，李盛照还曾去看望在监狱的批斗会上第一个冲上去打他的犯人。对方已经病重，流着眼泪请求李盛照原谅。李安慰他，过去的就不要提了，还给他了50块钱。

李盛照的生活并不宽裕，平反之后，他被安排到四川隆昌粮食所工会工作，但他并不甘心“成为二等公民”。他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撰写文章，甚至还向报社举报自己单位搞小金库贪污腐败。这让一些领导耿耿于怀。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愤愤不平地向本刊记者提起这事。

“隆昌只要哪里打个雷，他就会立刻赶到现场去调查！”这位前女领导表示不可思议。另外一些人，则流露出不屑：“很反感他总提过去的事，总对体制不满，既然不满，为什么还拿共产党给你发的工资？”这样的逻辑似乎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1990年，李盛照退休，他依然保持着做调查参与时代议题的热情与习惯。他奔赴各种新闻现场——政府为了打击二胎而拆掉超生者的房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被抛在街头、实行门禁的中学里学生们翻墙摔成重伤、农民对火葬制度的抵触……通常是写一篇现场调查再配上一篇对背后体制沉疴的思考，然后寄往各大报社。

极少有回应，还引起妻子的不满，她不理解，费时费劲费钱去调查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他爱摆龙门阵，谁都不爱听，可我知道他的经历，我原谅他。”妻子总和他吵嘴，即便是在纪录片导演谢贻卉的镜头里，她也不掩饰。可她依然带着同情。

在谢贻卉心目中，李盛照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拍摄《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时，她感到李盛照被深深的孤独所包围，他几乎没有朋友，没有理解和支持，却也没有孤独感。她甚至觉得他过于平静、过于强大了。

“我就是要做反抗者。”李盛照说，他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大饥荒”成了他的关键词。过去几十年，他重回亩产神话之地再调查。冬天，在那些曾经的神地里，他看到小黄花瑟瑟发抖，感到有点凄凉。他终于了解到神话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他还四处收集粮食志和县志，他想了解那3年间的非正常死亡率，想证明当年自己对1000万饿死人数的估计是正确的。

四川大饥荒中确切死了多少人？如今很难考据，学界普遍的估算在1000万人以上。李盛照的资料都还堆积着，他82岁了，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

大多数时间，他在书桌上静静写着，整理着，还开通名为“倔老头李盛照”的博客。他对妻子说，他死后，这些文字不要扔掉，要把它们装在一个盒子里。他想着，会有人来到这所小房子的。他们将找到这些文字，看到一段嵌入个人生命的民族历史，看到他一生的反抗、寻找及焦灼的思虑。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中國今天又到了1976年“四五”前夕？

《新史記》畢誼民 等


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被當時的《人民日報》點名的“小平頭”劉迪，因病去世後，生前好友紛紛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劉迪這個名字，或許人們感到比較陌生；但是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
參加“四五”運動中被《人民日報》點名的“反革命分子‘小平頭’”劉迪，因病於2011年10月18日去世。用他的好友的話來說，“中鋒在黎明前死去”，並評價他“一生清白，沒錢沒車沒房，兩袖清風，有情有義有德”。
2011年11月6日上午，劉迪追思會在北京召開。參會人員都是劉迪生前的親朋摯友、同學故交。其中有曾與劉迪一起參加1976年“四五”運動和“八九民運”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和原《今天》編 輯部成員，以及劉迪生前長期擔任志願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謝小玲代表弟弟謝小慶參會，劉迪夫人張永冠女士和劉迪姐姐劉衛平女士代表家屬到會。

本刊摘選部分與會者的發言。


 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劉迪


充滿正氣的俠義精神

第二件事，“六四”之後我也被判了很重的刑。但是有外國記者問我，你“六四”那天在不在廣場，我說我不在，實際上整個“八九民運”過程中我就去過一次天安門廣場。我知道有兩個人一直在廣場，一個是後來寫出兩本關於鎮壓“六四”的書的吳仁華，他現在在美國，他是天天跟學生在一塊兒的。劉迪呢也是很多天在廣場，當時我們都不知道的，但是廣場上的學生知道，劉迪主動給他們當顧問，也說明他的犧牲精神。
第三點呢，我把劉迪去世告訴我媽媽，我媽媽大吃一驚，她也很熟悉劉迪，我就有點奇怪了：你怎麼會認識劉迪呢？“六四”以後我和劉迪見面次數很少，我出獄後不主動見人，別人來見我，我很歡迎，在我那種嚴管狀況下，我有個原則不主動找人。但是之虹跟我媽媽和劉迪見面的次數反而比我還多，這說明了什麼呢？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劉迪就出現了，當你向劉迪表示感謝的時候，他就消失了。我說這就是劉迪，這就是劉迪身上所繼承和發揚了的中國自古以來的那種俠義精神。大家都說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就可以見到劉迪，在我身上也是個生動的體現，在王軍濤身上也是個生動的體現。劉迪也給侯曉天、王軍濤的父母很大的幫助安慰。非常難能可貴。
劉迪強調一個正氣的概念。他說江澤民“講正氣”很可笑，中國現在一切以權為中心一切向著錢看，這都是邪氣。正氣與邪氣的交鋒也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雖然我們現在看到邪氣很重，但是我們不用失望，因為中國人的正氣這是有幾千年文明傳統的，也是不時就會冒出來的。因為這個正氣是蘊藏在人性的深處的，它是不可能被什麼東西消滅的，它只是被掩蓋，但它不可能徹底被消滅。我最近寫過幾篇文章，我就強調，現在已經是“九一三”以後了，是“四五”前夕了，中國人的正氣現在正在一個積蓄的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個疏導的辦法，它像“四五”運動那樣爆發出來那是必然的。我們為什麼要紀念劉迪，要弘揚劉迪的精神，實際上也就是弘揚中國的正氣，我們要走向一個新的紀元需要這樣的正氣。劉迪正是這個正氣的一個非常好非常好的代表，

孫慶祝（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四五”運動參與者）：
76年那時我還小，18歲吧。“四五”那天廣場上有幾個人很讓人注意，印象中有三個人，一個叫王維衍的，針織廠的一個工人，後來聯繫不多；還有一個戴著白框眼鏡，穿一身藍衣服，從上午10點到下午，非常活躍；我見到劉迪大約是中午，他穿件洗得發白的藍衣服，比較莊嚴，領子扣都繫上了，戴一雙白色絨手套。中午從小樓談判出來以後，剛才子明說的，我和侯玉良互相留下通訊地址，其他人就沒什麼聯繫。關進王八樓以後直到粉碎“四人幫”，12月5號我和周為民同一天放出來，印象很深，咱們是一批，你還在那兒組織大家操練，早晨跑步，賀延光也是，劉迪可能晚吧。
剛才談到正氣、正義，我覺得在劉迪身上非常充分，我給他寫了挽聯，這麼幾句話：
真人劉迪：
不煙不酒不淫不娼不驕不阿不移不屈；
敢怒敢言敢愛敢恨敢想敢幹敢闖敢當；
無私無畏無怨無悔無欲無求無後無錢。

畢誼民：
我再加一句：最後他連身份證都沒有。
當年廣場上的風雲人物，報紙上都有報導，賀延光、周為民、劉迪……“小平頭”成為一個象徵。平反後，許多人還進入體制內，在團中央，王軍濤、韓志雄、周為民、賀延光是候補委員。老周說過，劉迪是特別淡薄名利的，我悼念劉迪文章提到老周，“周為民，原清華大學團委副書記，校黨委委員”。老周就說，這個東西不要這麼註明，這好像有一個官本位的情結吧。我寫這個為什麼要註明一下呢，就是想說，當時在體制內給你這樣的榮譽，有這麼好的一個發展空間，可是這些人為了我們社會的民主憲政，社會進步，一直保持著一種獨立的人格，沒有任何功利情結，你們自己從體制內出來。

中國又到了“四五”前夕

老鬼（馬波，《血色黃昏》作者）：
我和劉迪接觸不是特別多，但80年代就認識了。那時我那本《血色黃昏》在好些出版社碰釘子，出不了。後來鄭義看了，他特別肯定，但是他說你必須大改，徹底改，說暴力、黑暗面太多了，要增添一點光明面。當時我也說服不了鄭義，我說也不想改了，要真實地反映我們內蒙那段生活。不知道怎麼回事劉迪知道了，逐條反駁鄭義，他說真實第一，不要“高大全”，不要增加光明面，就這樣保持原樣，不要媚俗。我印象特別深，跟劉迪也不特別熟悉，我需要他幫助，他就幫我說話。鄭義看了劉迪的意見後就說行，不用大改了。
還有，今年春天《我的母親楊沫》要再版，有個徐阿姨，我想找，劉迪說，行，我陪你去找。約好一個時間，他從三間房騎車到北師大，我一看地圖有50多里地，跟我一塊開車到永定門，白跑一趟。我請他吃飯，死活不肯，這是我惟一一次和他一起吃飯。

中國著名攝影家賀延光拍下了親友追思劉迪的照片。


賀延光（著名攝影師，四五運動參加者）：
我和劉迪認識是在出獄以後，接觸並不多，這些年各幹各的，但是在我心裏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追悼會上那句話非常好：“劉迪和我們在一起”。我們要把劉迪的精神，對民主自由、法制孜孜不倦的追求，影響下一撥人，這是我們這撥人的責任。“四五”就是建國幾十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反對專制的運動，自發的群眾運動，我們不是有組織的，還是要把這個精神傳承下去。現在這個情況我想——老曹我不知道我這感覺對不對啊——和1975年真的差不多（曹思源：有同感，有同感，甚至更過）。後來網上要追“謠言”，我說你們追什麼“謠言”，1975年中央就發文件了，“七、八、九謠言四起”，三個月謠言滿天飛，層層追查，最後追查他媽一年多把你們自己弄掉啦。很多社會現象，對社會不滿，制度不滿，不是一層人的事，是層層人，沒錢的人不滿，有錢的人也不滿，老百姓不滿，官員也不滿，我的感受是非常強烈。但是我能做什麼，個人的能力都有限。
昨天我跟了一個帖，說只要有平台就要表達，不管你是誰給我提供平台，我覺得這種精神是一代人的。我們是從左到右從混沌到清醒，這個反思過程一定要讓下一撥人瞭解。我現在也想和“四五”相比，包括許多年輕人，至少是比我當時還清醒，因為我當時去天安門是覺得反正得有人出來，能幹多少事幹多少事，當時是那個感覺。現在很多人，學者專家教授甚至年輕人、40多歲的人——例如昨晚我參加一個“讀庫”聚會，參加的人，歲數我看都比咱們小，也相當厲害，至少比我參加天安門運動時還清醒。（《新史記》第5期）

林彪研究到了轉折點——介紹《找尋真實的林彪》

《新史記》隋楚燕


近十年來關於林彪的書出了不少，人們公認，價值較高的，是那些搜集、發掘真實史料，儘可能揀起林彪及“九一三”事件拼圖的一粒粒碎片，以求拼出全圖、重建現場的書，而分析、論述林彪的書，價值較低——這可以理解：史實先於詮釋，當真相都還被雲遮霧繞時，分析論述怎麽可能不是隔板猜枚，難中肯綮呢。

但是到了今天，這種情況可能到了出現重大改變的時候了。許多人數十年來鍥而不捨地鉤沈、撿拾歷史殘片，去偽存真，尤其是近年新出版的邱會作回憶錄、李作鵬回憶錄、吳法憲回憶錄，以及邱會作與兒子談“文革”等資料，頗具重要價值，儘管“九一三”事件還遠不能說真相大白，但是已經有了足夠浩瀚的材料，作為分析的基礎了。於是，在“九一三”事件40週年前夕，丁凱文、司馬清揚合著的《找尋真實的林彪》一書（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一書問世。這本書，也在搜集史料上花了不少工夫，但是重點卻是在將來源廣泛的眾多史料，加以印證、參照和串綴，並以之為依據，進一步剖析論證，對林彪的後半生做出儘可能全面的評價。

全書著重探討的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直至“九一三事件”的林彪，共665頁，約60萬字。分為上下兩編。

上編主要探討“文革”前的林彪活動：林彪與朝鮮戰爭、林彪與高饒事件、1958年的解放軍高層反教條主義事件與林彪、1959年廬山會議與林彪、1962年七千人大會與林彪、林彪與解放軍的建設與發展，以及林彪與軍隊政治思想工作。

下編則是“文革”期間的林彪：林彪與羅瑞卿事件、1966年初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林彪“五一八講話”到八屆十一中全會、文革之初動蕩的軍隊與林彪對軍隊的穩定、文革前期林彪與錯綜複雜的軍隊與地方之間的關係、1968年軍委辦事組的成立到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開、黨內高層的恩怨與林彪、1970年廬山會議上的鬥爭、廬山會議後中共政局的演變、驚心動魄的“九一三”事件。

兩位作者在結束語部分，重點討論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林彪與江青等人鬥爭的性質、林彪建國以來特別是“文革”時期的責任，以及林彪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問題。
說此書是近年來有關林彪研究的最新成果，當不為過。過去，官方的評價不肯改口且不說它，民間也分成多種派別，支持推倒加在林彪頭上的不實罪名的人，與認定林彪罪大惡極的人，多是各說各話，難有交集，在一般讀者看來，這兩部分人筆下的林彪，完全是兩個人。而這部著作，不迴避林彪飽受抨擊的問題，力求給以實事求是的評價，不隱惡，不溢美。

過去我們往往緊緊盯住林彪逢君之惡，投毛所好，大搞現代迷信、個人崇拜，對“文革”推波助瀾，以及“九一三”究竟是怎麼回事等問題，但是這本書，卻拉開視野，更全面、更立體地介紹了很多我們沒有想到、沒有看到的新情況。例如，林彪接替彭德懷主管軍隊之後，就國家的軍事戰略和國防建設作了很多重要的、建設性工作，如“北頂南放”戰略方針的確立，國防工程、全國基地網建設等等。他深入連隊、艦艇和地下工程，與指戰員坐在一起，討論如何促進和改進連隊的編制和裝備。穆天在對這本書的讀後感《中共何時重評林彪案？》（《前哨》2011年10月號）：“深感驚訝的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大饑荒時期，林彪主動地將彭德懷任期餘留下來的70億元軍費移交給周恩來的國務院，幫助國家儘快地渡過困難時期。僅此一點，讓筆者對林彪刮目相看”。

穆天也談到此書的不足，例如，作者對林彪在“文革”中助紂為虐支持毛澤東的批判尚嫌不夠。雖然在“毛林蜜月關係的總結”這一節中作了論述，但是還應更進一步探討林彪當時為何要這麼做，是出於自保？亦或是野心的爆發？對一些在學術上有爭議的資料的引用，似應再作些積極的求證。而對於許多具體事件的評價，也會引起爭論。但是，本書畢竟邁出了重新評價林彪的新步伐。（《新史記》第6期）



丁凱文、司馬清揚著《找尋真實的林彪》。

李先念说：邱会作在车后背厢放了冲锋枪想谋害……

我的一九七一年（下）




（明镜历史网编者注：经邱会作将军之子程光先生授权，我们陆续刊登他的文集《往事回眸》中部分篇章。敬请读者关注。 ）






5
七月底到了，团里有件公事叫我到东北去办，完成后就休了今年的假。这有点照顾，也很实际，减少了派专人去和一些花费。
我回到北京，听母亲说，林彪一家人在北戴河，正巧那几天叶群回来看病，父亲和母亲要去看她一下，我就随同一起到毛家湾去。父亲刚和叶群说了几句寒暄话后，说他工作忙就告辞了。
母亲和叶群贴近了说着话，我听得出，是豆豆的婚事，她的男友是部队一个医生，叶群想叫母亲问一问他的学问。
一会儿，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作了介绍。真巧，他是我所在的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部医院医务所所长。后来外边传说“招驸马”“选美”如何、如何，那是在瞎说，因为他没有“美男子”的风度，完全是一个给人以信赖感的敦厚和内秀。作为医生，母亲非常重视实际经验，问他一些医学上的事，他的回答让叶群和我母亲很满意。
豆豆他们走了之后，母亲说已经托人从湖南买了两床湘乡被面，还想为两位新人作几套衣服。当叶群得知被面每床要三十多元，比一般的缎子被面要贵，说一定要照市价付钱，还说结婚时豆豆他们就穿军装吧，最多作两件衬衣，婚事一定要节检。
临行前，叶群像往常一样问问我部队里的事。我说，我们那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工资定级是二十三级，而过去是二十二级，大家有想法。叶群“嗯”了一声，说应当按大学生定级，知识分子政策还是要执行。

我8月初到东北办事，然后回北京休假到9月7日，返回部队路过广州时住了两天，9月10日归队。
在广州那几天我听说军区有个重要的传达，很神秘。我到军区的珠江宾馆看望来这里检查工作的总参装备部一位首长，他说他们都不知道军区在传达什么。
临回部队前，我把母亲托我带给军区首长的一些北方的水果分别送去。在军区政委任思忠那里，他和我谈了一会儿，说部队反映你锻炼的不错，想让你向政治工作干部上发展，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我说最好不离开连队，如果调到机关，最好作干部工作。任政委笑了，说干部工作是有很多人羡慕。但你父亲要求你学真本事，你们师决定你调到三七二团政治处当宣传股副股长。你当连队指导员前当过宣传干事，写的文章有的在《战士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有些基础。三七二团是四十二军里政治工作很优秀的，他们编写的连队思想工作《六十个怎么办？》，受到林总的高度评价，你到了那里，要从这些基层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多学习。

我到了三七二团报到，团政委和政治处主任问我，说到我们军的老政委（任思忠）对这个团政治处一直非常关心。我说他在我临来前还交代，要团里抓好《六十个怎么办？》，发扬政治工作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
我捎来的这个话，被师团当成了军区首长“指示”，立即布置贯彻执行。我刚到新的单位人们就知道了我的背景，这令我很不安，感到害臊，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行。

6
1971年国庆节要来了，我二十天没有收到家信，有点奇怪。以前我到了部队后立即报个平安，我母亲会很快回信，之后每半个月来往一次写信，联系不断。好在报纸画报中常有中央领导活动的消息，时常可以看到我父亲的相片，因此我非常留心。那年9月中旬后十几天里突然没有了这样的消息，直到25日报纸上才有“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的新闻，配发了周恩来、叶剑英和我父亲送李先念时在飞机前的合影。

我想，国庆节各大报刊会发领导人参加庆祝活动的消息，但是没有想到，北京没有举行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晚会，对此，部队里提前传达了通知，说是为了战备。
1971年国庆节假日刚过，团政委突然让我去，不是通常那样让通讯员来喊，而是保卫股长“随便”来叫。政委严肃地说，上级决定送你到广州学习。我说回去准备一下，他说不必了，这就走。保卫股长带着两名连里抽上来的干部已站在我身后，用眼神示意我不许再问，带我上了门口停的一辆吉普车。他们让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人夹着我。我们到了广州，在军区附近的中山二路一个院子的楼里住下了，大门口站着双岗，楼门口有内岗，是特别加强的警戒。还有人押进来，他们是黄永胜的两个儿子，还有几个穿空军衣服的年轻人。

一会儿，一名干部来向我们宣读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向全国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内容只有一句话：“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宗派话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停职反省，彻底交待。”
听到这儿，我的头轰了一下，感到全身发热……我难以置信，我9月7日离开家，才几天就发生“九一三”，一点迹象也没有呀！

从此，每天开始了“学习”，说是对“林陈反党集团”揭发批判，不知为何成了对我们的批斗，要交待所知道的阴谋。我刚好八九月份在北京，办案人员穷追不舍地逼我作揭发。我把所能记得的都说了，但他们不满意，不时说出一些凶恶的话，似乎我是“同党”，将要受到严惩。
我实在没有可交待的事，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我整夜难以入睡。在我的要求之下，医生每晚给几粒安眠药。他对管学习班的人说，这样不睡觉，几天后他身体就垮了，不能“学习”了，这才得到同意。每天只给我了两粒，我说不够，又加了两粒，我假装服下，暗中积攒成堆，我想，与其这样无辜地扣上反革命帽子苟且余生，还不如一了百了，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了“死”。几天之后终于积到二十多粒了，我在吞下药之前的一瞬，回顾还留在世上什么憾事，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文件不是说“停职反省”还称“同志”吗，万一爸妈活着出来了，知道了我已死去，该多么难过！再大的屈辱折磨我也要承受，要活下去！

10月中旬一天，说是中央首长要找我们谈话。上路时我看到走廊宣传栏里报纸上的标题：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广州。我们被解送到珠江宾馆的大餐厅，是最先到的。一会儿，军区首长的夫人和机关师以上干部入场了，夫人们多与我很熟悉，现在要么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要么怒视，好像要划清界限一样。只有父亲的老战友杨梅生副司令员的夫人刘坚走过我身边时小声说了句，“要懂事，小心爱护自己！”这位红军出身的老阿姨的话令我眼睛发湿，我忍住了要流下的泪，怕别人看到。

军区首长陪着李先念来到了会场，他讲话第一句就是，“总理原来要来的，突然有急事回北京了，叫我来谈谈。”
李先念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对我们“不许歧视，要一视同仁”的指示后，自己说起来了，好像对“九一三事件”已掌握了案情。他说到，“邱会作在自己乘坐的汽车后背厢里放了支冲锋枪，想要谋害……”一刹那，认识我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了我，我臊得恨不得有个洞钻到地底下去。这个刺激让我长久难忘，十年后我见到父亲问了。他并不介意，说会有那个事儿吗？先念和我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密切，他要划清界线，才说那个“官话”。“二月逆流”，他是从中最早解脱的，也是对别人说了狠话。

那天会后，学习班宣布，“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本次学习结束。你们都回原单位原来的岗位，思想上不要有包袱。”第二天，我被送回了部队。团政委说，他们已经学习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叫我安心工作。说罢，他把两封拆开已看得破旧的信给了我，是9月24日我母亲和哥哥写给我的，过去我收到家信最多五天，这次被扣下了一个月。哥哥在信中用暗语写了“树林起火，祸及他人……”母亲叫我“想得开，千万不要走绝路”。信是他们被监管前抓紧写的，幻想我能收到，但“落了网”。当时我以为再见不到他们了，把这两封信当了永别的念物，至今还保留着。

我回到了政治处，同事们没有明显歧视，但我走到那儿，都有人指指点点。我向团里提出来到团里的农场去工作，那怕是天天劳动也行。几天后政治处主任对我说，意见已反映上去了，上级不同意，说那样就违反了周总理的指示。你感到工作为难，那就分管一下文化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你愿意参加也可以。我突然有了想法，说想参加宣传教育，因为这样我可以阅读到更多的文件，我要把它们偷偷地抄下来，以后一定有用。
很快，轰轰烈烈地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开始了。广州军区揭发的一个重点是“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地点没明说，但暗指是南湖。我们部队是那里的建设者，发言时批判的人少，但私下却在议论，说那不是给伟大领袖修的吗？一个干部正在说着，政委目光射过去，大喝道，谁敢这么说！管好你的臭嘴！！那个干部小声嘟囔，人家又没说假话……
1971年的年底近了，天气变凉。广东的冬天并不严寒，可是我突然感到很怕冷。我没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也不许离开营区外出，只是工作还“正常”，但我知道，今后一定有苦日子难熬。我开始天天洗冷水澡，经常跑步锻炼，对寒冷逐渐适应了。

——作于2005年


 

作者简介


程光，又名邱承光，邱会作之子，1946年生，江西兴国人。
1965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广州军区部队当兵锻炼、工作，任战士、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审 查，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经他批示过问，撤消处分并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厂。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作成为技术 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公开发表过数十篇科技论文、译文。
1988年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
1998年辞掉公司高管职务，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做回忆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开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已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等。

林彪找毛主席请求一定安排罗荣桓为政治局委员

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刊登该书第十六章“调到北京工作”。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十六章　调到北京工作(续）

（上篇：“八大”对树立刘少奇的威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组织上安排不很得当。我和一些军队干部私下议论时，感到把刘的人在组织上摆得太高了。在两年后的“八大”二次大会上进行了弥补和平衡，补选了一批候补中央委员，主要是军队干部。）

子：这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父：尽管如此，这也没有完全消除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由此而引发的一些矛盾，它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显露了出来。

有件事顺便在这里提几句。在“八大”政治局委员的人事考虑上，军队的元帅已经有六名列为候选人了（朱、彭、林、刘、贺、陈）。林彪找毛主席，请他一定要把罗荣桓安排上。毛主席反复权衡，把罗安排成政治局委员了。我们这些林、罗的老部下得知这件事后非常高兴。十几年后林彪垮台了，不少揭发材料说，林彪和罗荣桓之间的关系不好，在东北时期罗荣桓就向林彪进行坚决的“路线”的斗争。那是瞎说的。

“八大”是比较平淡的会，只是在讨论大会对政治报告的决议时，出现过不同意见。多年以后我听周恩来说过，决议草稿的内容中有“我国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毛主席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在主席台上就作了修改，但在那个大家热烈拥护的场合下，举手同意了。事后毛主席还是强调，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件事曾在“八大”小组会上听说过。文化革命开始后，这件事又被翻出来了，把它说成了是“毛泽东向刘少奇的斗争”。

子：我在其他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中也看到过此事，但没有佐证。

父：我记得文革期间周恩来还在一个文件上写过一个比较长的批注，说明了这件事情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中央肯定有存档）。当我看了周恩来对此的批注，才知道毛主席和刘少奇早在1956年八大时就有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六十年代初才开始的。

“八大”制定的制度和提出的一些想法很好，比如：新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样实行常任制，每年都应举行一次全体代表会议，每届任期五年。但是只是1958年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在“八大”，毛泽东表示了他下一届不想再当国家主席，还流露了今后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的主席的想法，他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得连任一届，这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设想。

刘少奇、邓小平在党章上写进了“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是为毛泽东离职后准备的。在那个毛主席有崇高威望的时候，这个规定的提出，使很多包括我在内的老干部不理解，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共产党的领袖多是终身制。我们习惯于毛主席是党的唯一的、别人不能取代的最高领袖。当大家得知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认为既然如此，也就不提什么了。

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党的“九大”上说，“我们这些人只要不死，总是要当中央委员的。”并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写进了党章中，之后还写进宪法。这说明毛泽东认为以前刘少奇等人在“八大”提出的我们党要“设党的名誉主席”这一条，并不秉承他的真实意思，而是为夺取他的权力而在做某种准备。（《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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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

殷惠敏

國民黨在台灣長期的黨化教育給孫文生平和思想帶上光環，距真實的國父形象越來越遠。國母宋慶齡近年被發掘出四十年代與美國文藝青年泰勒一段「姐弟戀」，並有拒婚信件佐證。神話光環褪色，反而更還給他們血肉豐滿的形象。


上個世紀默片時代，上海有一個有趣的小新聞說，某日戲院放映一部官兵捉海盜的西洋片，最後一幕出現海盜被官兵打敗捆綁起來的時候，海盜頭目站起來向徒喊話，站在後面的解說員看著一長串英文字幕，情急之下脫口而出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結果他被捉將官裏，罪名是「褻瀆總理」。

這樣的罪名現在聽起來好像有點荒唐滑稽，可是二零一一年為了籌備建國百年的慶祝活動，台灣文建會找人拍攝國父的傳記影片時，就有國民黨監委公開警告說，製片人絕不能對孫文學說妄加評論，或對孫的愛情生活加油添醬，否則出資的文建會就要受到彈劾。一霎時，好像「褻瀆總理」的陰影又在台灣出現了。

建國百年，時代是進步了嗎？有時候真要令人懷疑。

我想起年輕時在東海大學上「國父思想」必修課時，徐文珊先生一點完名回頭寫黑板時，後座的人就快閃溜出門，轉眼間跑了近三分之一的學生。一種思想要靠點名來維持，說來也很可悲。國民黨黨化教育對國父思想的包辦，當然只會把它變得僵化。不說別的，單是什麼「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教條，在六十年代後期的台灣，就是不符現實要求的。

平均地權沿自俄民粹派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那個階段應該做的是「發達私人資本，節制國家資本」。死背教條有什麼意義呢？若說孫中山的思想是東拿一點西拿一點「拼」而成，其實並不為過。三民主義拿了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孫自己並不諱言。俄國民粹派反對階級鬥爭，主張用公平重分土地的辦法來消除貧富不均。孫也有同樣的想法。民粹派提出的「土地社會化」、「平均使用制」，也就是孫中山土地改革綱領中的「平均地權」。

孫後來在農業政策上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口號，原是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頒布的土地法中的一項原則。問題是孫的三民主義也好，建國大綱也好，在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局面下，根本沒有實行的可能。何況後來在「以俄為師」的大前提下，建國計劃中的國有化措施和土地改革綱領，與國民黨原先的性質也有扞格。當初出錢出力支持孫革命的是廣東地區的地主和商人，以及與他們關係密切的華僑商人。建國綱領有了變化，地主商人難免疑懼，同一背景出身的國民黨黨員也無所適從。這也是為什麼出身富商的陳炯明會背叛他。

孫的政治活動是充滿矛盾的。他痛恨軍閥割據，可是他自己又不能不成為南方的一個山頭，與北方的軍閥玩合縱連橫的戰略遊戲。他痛恨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經濟的支配，但他在廣州的臨時政府也不得不向英美法德求援。他以經濟上的讓步和特權作為西方國家給他財政和軍事援助的交換條件。在外國投資說明會上的情景是：掛圖一拉開，小旗子在上面插這插那，就像地產拍賣會一樣。對他來說，這是國際共同開發中國實業計劃的一部分。

孫中山是悲劇英雄

後來為了得到蘇聯的財政支援，孫也不惜對俄國顧問鮑羅廷展現出策略性的權宜。他於一九二四年八月三日講民生主義第一講時，駁斥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論和剩餘價值論，並說馬克思的預言都是錯的。當晚鮑羅廷就在廣東師範學院招待所內與他激辯，兩人不歡而散。但八月十日他講民生主義第二講時，語調就頗為緩和，並且說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話來。這句話後來讓在台灣吃三民主義這行飯的人費盡唇舌來為他轉圜。

孫中山的革命是要在歐美的資本主義和俄國的社會主義之間摸索一條新的出路，摸索的過程一直搖擺不定，時勢的發展最後使他的想法完全落空。所以有人說他是一個悲劇英雄。在心理層面上，我一直懷疑孫和他的同志對辛亥革命是有心理負擔的。有一種把事情搞砸的負疚感。在革命的大破壞之後，理想主義無法落實，黑暗勢力一次又一次的反撲，即便是那微小的革命果實，最後也難逃被吞噬的命運。整個國家四分五裂，災難一波一波接踵而來，遭受最大痛苦的不就是他們所要拯救的人民嗎？孫自己也坦言辛亥革命後，已是「民窮財盡」。汪精衛對此也是痛心疾首，所以汪後來極力主張避免戰爭，成為一個堅決的綏靖主義者，不是沒有原因的。

孫早年受王韜、鄭觀應發，主張變法維新，但他的制度改革想法在朝廷那裏碰了壁，才憤然轉而從事推翻滿清的革命。如果認為凡存在即合理，後人便無話可說，要不然，相對於辛亥革命造成的長期大災難，中國的Edmund Burke也許會認為，那棟搖搖欲墜的清朝樓房，還是不推倒的好。恭親王不是也勞心勞神在擬定制度改革方案嗎？弄得成，中國逐漸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能免去多少血光之災？當然，誰都知道歷史無法回頭。幾年前大陸推出一部電視劇《走向共和》，我那從大陸出來的表弟看得如痴如狂，「怎麼慈禧時代就有那麼先進的想法？」他問我。對他來說，那頁歷史是一片空白。可是不久，那部電視劇就在大陸禁演。「有了一個共和（人民共和國），你們還要什麼共和？」

孫中山是了不起的。為了救國，為了理想，他甘願放棄安逸的醫師生涯，四處奔走，變成「四大寇」之一，過著流亡生活。可是這個自承喜歡女人勝於書本的革命家，難道喜歡後人把他神化？難道喜歡黨棍把他弄得道貌岸然？

張北海看過拒婚信件

我寧願多知道些孫夫人的傳奇。一個不到三十歲的美國小夥子法蘭克‧泰勒（Frank E. Taylor），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見到了寡居多年的孫夫人，情不自禁地墮入情網，烈火乾柴，燃起了一段纏綿炙熱的「姐弟戀」。四十年後，垂垂已老的他在紐約參加了華人悼念孫夫人的追悼會，遇見吾友張北海。他在酒館向張吐露了這個埋藏在心裏多年的故事，並出示孫夫人婉拒他求婚的一封親筆信。「確實纏綿炙熱？」我問。「確實。」「有沒有……」，「有。」啊，我的國母。

張北海看了那封用墨水筆寫的信，字跡娟秀，造句典雅，信紙已泛黃。相隔四十年的時空，一頁隱秘的歷史呈現在眼前。她感謝他的表白，但她無法同他去美國生活。她必須留在中國，許多事都需要她去做……「有沒有想過複印一份？」「沒有，那是他的私人信，我怎麼好意思開口。」最近我在網上找到《紐約時報》藝文版的一篇訃聞（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Frank E. Taylor從四十年代開始，從事出版事業四十年，為Harper & Brothers發行叢書，擔任Dell Books總編輯、McGraw Hill出版社總經理。一九六一年他還是亞瑟．米勒編劇、瑪麗蓮夢露和克拉克·蓋伯主演的一部電影《Misfits》（台譯《花田錯》）的製片人。那部影片拍攝的過程一波三折，拍完不久，男女主角相繼去世，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Frank E. Taylor結過婚，也離了婚，他有四個兒子。一九九九年他過世後，那封珍藏的宋慶齡親筆信，也許還保存在他兒子那裏。

過去一年，兩岸為紀念辛亥革命聯手，又是舉辦國父伉儷文物展又是拍影片，一連串折騰，不管是那邊為統戰還是這邊拉選票，實在是「太多啦！」搞得小民幾乎要患「革命厭食症」。現在是中華民國一個新的百年的開始，該是向孫文說道別的時候了。

建國百年，孫文再見！

1983年趙紫陽接見金正日朝鮮領導人金正日

林彪家人授權獨家使用林彪元帥最新相册

林彪元帥最新相册

林彪元帥照片至今仍是禁區

林彪家人授權本書獨家使用

舒雲 編著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內容簡介

林彪（1907-1971），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十大元帥之一，他的一生經歷了中國革命的全過程，充滿傳奇色彩。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林彪家人的所有照片都被收繳。好在林彪的前半生已經得到公正評價，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長期展覽林彪元帥的標準像。林彪戰鬥過的平型關、雙城等地都展出了林彪銅像。

因眾所周知的原因，林彪元帥照片至今仍是禁區。

本書收錄林彪及相關珍貴照片2200餘張。

林彪家人授權本書獨家使用林彪元帥照片。

九一三事件40年，謹以此書獻給林彪元帥。

國際書號(ISBN): 978-1-935981-29-9 

封底折頁

編著者簡介

舒雲，安徽宿州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從軍數十年，曾為林彪、聶榮臻、羅瑞卿、楊勇等將帥作傳。1987年開始研究林彪事件，有眾多獨到發現，在明鏡出版社出版《林彪畫傳》《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林彪日記》、《林彪元帥最新相册》、《百問九一三》等書。

恃才傲物 宋子文不討歡心

汪朝光

1943年10月，宋子文、蔣介石在重慶與來訪的東南亞戰區統帥蒙巴頓(中)合影。

蔣介石與宋子文的關係始於1920年代中期。蔣介石當政後，宋子文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後來又兼行政院副院長，並兩度代理行政院長，成為蔣介石信賴的財經專才。

與蔣相左 四度辭職

但是，蔣介石與宋子文仍有諸多相異之處。蔣出身小商人之家，以帶兵起家，在群雄紛爭中出頭，個性堅毅，諳熟中國傳統權勢學，做事柔軟細膩，自掌權後更是力圖建立個人威權統治。宋子文出身西化教士之家，畢業於美國頂尖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自幼浸染於西式文明，英文程度不亞於中文母語，十足西洋派，個性率直，又由於其理財能力和治政功績，難免有相當的自負與傲氣。

不同的背景與性格，使得蔣介石與宋子文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經常發生矛盾衝突。蔣介石對宋子文的不聽話頗為惱火，日記中常批評宋子文「飛揚跋扈」、「目中無人」。而宋子文又不願忍氣吞聲，時常反唇相譏，甚至乾脆以撂挑子相要挾。蔣宋關係日漸緊張，導致宋子文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四度辭職，1933年10月最後一次辭職，甚至辭掉所有政府職務，遠離國民黨的決策中樞，轉往民間，創辦民營的「中國建設銀」公司。

「規戒」敲打 賦閒七年

宋子文辭職後，將近七年時間「賦閒」在家。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拘押，宋子文親赴西安「救駕」，得到蔣的好感，惟因宋與蔣在對共關係等方面的主張仍不盡一致，事變結束後並未因此而復出。1937年7月全面對日抗戰爆發後，宋子文非但沒有留在國內，反而自11月起客居香港，成了閒人。在此期間，蔣介石曾經考慮過宋的復出問題，如擔任廣東省主席或在行政院部會任職，但一想到宋的心高氣傲，蔣就頗為氣惱，認為宋「幼稚」，「各種主張，只有主觀，不察環境」；故對宋反覆「規戒」敲打，宋的復出未成事實。

蔣宋關係直到1940年才得好轉。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經濟財政面臨困難、亟須爭取國外的援助，而宋子文是知美派，蔣介石方才重新起用宋子文，命其擔任「私人代表」，赴美交涉美英對華援助事項。不過，蔣對宋的桀驁不馴以及兩人過往關係的歷史，始終存有心結，故其對宋的起用可謂走一步看一步，遠不到積極主動的地步。

1940年初，蔣連續約宋談話，告誡他「少年得志，應自知戒慎，切勿驕傲」；「望其改正性行」，「不可固執己見」。當宋要求行政院副院長職位時，蔣明面敷衍，暗中拖延，告以「副院長事屢想提出而未果者，總以官制無法常變，猶恐為他人所譏評。且此案必須經過立法手續，決非如普通提議或一紙手令所能發表也。」

蔣倚賴宋 斡旋華府

蔣介石與宋子文關係改善的契機源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認為，此時「內子力助於內，子文輔佐於外，最為有力」，所以決定由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長。不過，即便如此，蔣宋對於若干問題的看法仍然常常相左。

例如，1943年中，蔣介石與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之間，因為美國援華軍事的重點究在空軍還是陸軍以及反攻緬甸的計畫如何進行而出現意見分歧，蔣遂向美方提出撤換史迪威，宋子文亦隨蔣意而主撤史。然而，當宋子文好不容易說服羅斯福總統出換史迪威時，蔣卻變卦了。這是因為史迪威在得知蔣的態度後，主動向蔣示好，從而緩和了與蔣的關係，加上新上任的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也希望蔣不要更換副手(史迪威)，蔣遂同意繼續留用史迪威。這使得已經跟白宮方面說好的宋子文騎虎難下，宋子文盛怒之下，跟蔣大吵一架，蔣憤而摔碗，宋也奪門而去。蔣對於宋的不遜大為光火，日記中寫道，「子文之自私與卑劣，至此實無法再為赦宥，如不速去，則黨國之後患將不堪設想矣。」

宋子文因此再度失勢，不但被蔣冷凍在家，甚至連蔣介石到開羅參加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蔣也沒有讓本應隨行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前往，可見蔣對宋怒氣之大。直到年底，宋子文寫信向蔣表示悔悟，又有宋美齡的緩頰，蔣介石才原諒他。

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爭執並沒有解決，1944年9月甚至發生羅斯福要蔣介石把中國戰區的軍事指揮權交給史迪威，這時蔣介石才回頭重新重用宋子文，並在12月讓宋子文代理主持行政院工作，1945年6月任行政院長，成就了宋子文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

蔣宋不和 拍桌對罵

在蔣宋的多年關係中，蔣介石以其領袖地位而高居於上，對宋子文只有自上而下的頤指氣使，而難得推心置腹的平等討論。蔣日記中對宋的印象和評價，隨處可見的是「跋扈」、「氣盛」、「驕傲」、「固執」、「狂妄」等等。蔣自認是最高領袖，每每要宋配合他的政策及需要；而宋作為其部屬，卻屢違其意，屢屢與蔣發生衝突。在蔣看來，無異是「欺制元首，不問政策，一以個人之名位自保」。所謂「未任事無法聽命，既任事必致衝突」。

因此，蔣宋關係即便是在其最好的時期，也難免是磕磕碰碰，不無矛盾，更不必說在不好的時期，蔣對宋簡直是視若寇仇，動輒責罵，令宋難堪不已。國府監察委員王子壯指出，「二人均有強烈的個性，…宋子文氏態度倔強，遇事頗自負，此為與蔣先生不合之遠因。」 也有人認為，宋子文聰明自負，對蔣介石一向不太看得起，所以不大聽話，特別是蔣打仗要用錢，宋卻不痛快的滿足他，老拿「預算」、「國庫準備」做理由，使蔣深惡痛絕。尤有甚者，宋竟敢和蔣介石拍桌子對罵。宋如此行事，不討蔣的歡心也是勢在必然。

平心而論，宋子文有良好的家庭背景與個人天賦，早年赴美遊學，接受了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式文化的熏陶，勤奮努力，能言會道，頗具幹才。投身南方革命陣營後，迅即嶄露頭角，得獲重任，成為國民黨內不可多得之財政和外交領袖人才。在抗戰時期中國所處的艱難環境中，他通過自身的種種努力，為中國堅持抗戰爭取外援，可謂功不可沒。但宋子文不太考慮國情與融通，顯得恃才傲物，在派系林立、人際關係複雜的中國官場，時有疏離之感；而他與國民黨最高領袖蔣介石的關係，雖是姻親，但仍不時出現隔膜與緊張。(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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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對孔祥熙 既愛又憎

汪朝光

1927年4月，孔祥熙(左)促成蔣介石和宋美齡(中)的婚事。孔祥熙的政治命運從此便和蔣介石聯在在一起。

1927年以後，孔祥熙為蔣介石所信賴的當家理財之重臣。孔祥熙出身山西票號商人之家，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少影響，給外人留下的印象是謙和敦厚、平易近人，兼以自幼浸染於晉商之家的氛圍，深諳商人精明算計、注重利益之道，處理政治亦如經商，圓滑融通。當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說一不二的領袖之後，孔祥熙認定其主政之道即惟蔣命是從，自然得蔣歡心。

庸碌謀私 各方批評

1938年1月，蔣介石卸任行政院長，讓孔祥熙接任院長。根據蔣介石日記記載，孔祥熙有幾件事讓蔣介石不滿，一是孔辦事庸碌，只知「有財政而不注重整個政治」；二是孔注重謀私利，不斷為輿論所批，「輿情太惡」；三是孔祥熙一度主持與日本謀和，被主張抗日到底的蔣認為是「行同求和，彼猶不知誤事」。更令蔣「可痛」的是，他本來對孔頗為放手，然「一與商討財政，彼即憤氣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機皆祕而唯恐我知道，我亦樂得不知，一任彼之所為，而彼今以你是領袖之言相加，是全將余助他之好意誤會」，因而對孔表示不滿。1939年11月，蔣介石復任行政院長，孔祥熙又改任副院長。但即便如此，蔣對孔仍然是態度溫和，從不疾言厲色。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緊急派飛機去港，接運被困在港的若干知名人士。但當接運專機回渝時，傳出只接回孔二小姐和幾隻洋狗的新聞，此事後來證明是誤傳，但當時引起後方多個城市的反孔學潮，令蔣介石頗為難堪。蔣起初有意要孔祥熙主動辭職，但後來又改變主意，因為「因有人反對而去，則甚不宜也。」 蔣將此歸結為「反動派鼓勵昆明各大學學生遊行示威」，「此乃政客官僚爭奪政權之陰謀，可謂喪心極矣」；提出「各大學校長對教授應徹底整頓。」

輿情漸惡 成蔣拖累

雖然蔣介石對孔祥熙可謂維護備至，但孔的形象卻持續下跌，事實上，此時再由孔祥熙主政，非但無法為蔣分憂，反而成為蔣的拖累。1944年6月，孔祥熙受命赴美，出席國際貨幣基金會議，蔣介石有意借此機會讓孔祥熙逐步淡出國內政治舞台。孔亦知蔣的用意，一面主動作態請辭，一面又與陳布雷「談其無法不請辭之苦衷」，希望通過陳布雷得到蔣之「書面慰留」。據唐縱記載，蔣介石在退回孔的辭呈前，曾「問布雷先生，究外間對孔之輿論如何？布云，普遍的批評，孔做生意。…黨內的批評，孔不了解黨的政策，違背政府政策行事。委座云，現在沒有適當的人接替。…布公云，委座沒有徹底改革決心！」

不久，國軍在豫湘桂作戰中又一次大規模敗退，引致國內民怨沸騰，蔣介石為緩和外界批評，借此機會改組政府，於11月任命俞鴻鈞代孔祥熙為財政部長，12月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但仍保留了孔祥熙的行政院副院長職，可見蔣介石對孔祥熙仍留有餘地。

撤免職務 內心苦痛

但輿論對孔祥熙的不滿並未稍減，1945年中，美元公債案爆發，孔祥熙牽涉其中，聲譽再遭打擊，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以最低票勉強當選，原規畫的中常委竟然落選，蔣介石非常驚訝「其信望墮落至此，猶不知余往日維持之艱難也，可嘆。」

蔣介石對此非常煩惱，他在日記寫道：「為庸兄副院長職務亦甚煩惱，但為黨國計，無法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極矣。」但到了這個地步，已無法再維護孔祥熙了，遂於6月1日免去孔祥熙的副院長職務，推出宋子文任行政院長，翁文灝任副院長。蔣認為孔「無法為黨國與革命前途著想，而徒為本身毀譽與名位是圖」，故撤孔是為正當。蔣在日記中記載，「撤孔之舉猶嫌太晚矣」，然此「實為公私兼全與政治經濟之成敗最大關鍵也」。

家族親緣 一損俱損

論及蔣介石和孔祥熙的關係，他們的親緣紐帶是不可捨棄的事實。在一向注重家族親緣關係的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中，此等關係的重要性自無可諱言。當蔣介石成為握有實權的政治領袖之後，之所以對孔長期重用，一方面是孔善於理財，八年抗戰之後，國庫裡面居然還有十億外匯和黃金。另方面是孔對蔣的忠心支援，而且只要蔣介石要錢，他總是有求必應，很少詢問用處。

但是，蔣介石對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雖然有利於維持其黨政的權力，但也在國民黨內留下了諸多負面影響。國民黨元老丁惟汾感嘆說：「如蔣先生不以親屬當政，公私猶易分明，謗怨之集，當為稍差。」此固為一損俱損之謂。尤其是到抗戰後期，蔣對孔的繼續信任與重用，負面影響實已多過正面效應，對國民黨長期穩固執政非但沒有輔助作用，反而成為負擔。

用孔之長 無法治短

無法說蔣介石對孔祥熙的長短之處完全不知，以蔣與孔相知之久之深，他對孔的長短只能是比別人看得更深刻更透徹。透過蔣日記中的記載，剝離那些純屬發洩的激憤刻薄話語，我們仍可發現，其間還是反映出相當的歷史真相與人性真實。

蔣介石信賴孔祥熙，依賴孔的理財，但對於孔祥熙過於謀求私利、涉入貪腐而引致輿論批評行為，則頗為不滿甚而是憤怒。不過社會輿論對孔的批評、特別是把孔蔣連在一起，蔣是極不滿意的，他認為「社會對宋孔豪門資本之攻訐幾乎成為全國一致之目標。共匪宣傳之陰毒與深入如此，以此為倒蔣手段也」。無奈家族親緣關係的牽制，所謂「親戚家庭之難為其情，是不得已也。」因此，蔣對孔也就只能是用其長而無法治其短。(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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