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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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7日 星期六
徐才厚行賄王瑞林當上軍委副帥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出 身寒門的徐才厚，因年輕、高學歷優勢，在擺脫在吉林省軍區幹部處副團職幹事任上“被轉業”境況後，官運變得非常順達。從1982到1985年，三年之內由 普通副團職軍官擢升為正師職的大軍區二級部部長。五年後，晉升正軍級，1990年，徐才厚升任第16集團軍政委。兩年後又升任總政治部主任助理兼解放軍報 社社長。僅僅一年之後，他再次晉升，當上了總政治部副主任，時年50出頭便躋身大軍區正職。短短10年的火箭式飛升，真可謂是順風順水，青雲直上。
《外參》早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話報導，徐才厚當初能當上中央軍委副主席，是于永波一手提拔的，但于永波的後面還有更關鍵的人物，那就是鄧小平的心腹大秘王瑞林。
“徐才厚的軍中後台是于永波和王瑞林。王瑞林提拔了于永波，于永波又提拔了徐才厚，所以說，徐才厚是鄧小平在軍中的‘遺禍’（遺産和禍害），王瑞林也收受 了徐才厚的大量賄賂。”知情人士說，“正是考慮到徐才厚有王瑞林這樣的後台和政治背景，習近平才在處理徐才厚問題上斟酌了很長時間。”
徐才厚
“軍中大老虎”徐才厚落馬後，香港《鳳凰週刊》發表長篇報導，披露了“國賊徐才厚查抄內幕”。此文能引起轟動，除了查抄數噸現鈔要用多輛軍車拉走等驚人細節 外，文章傳遞了一條更重要的信息：徐已跟多位老領導決裂，而且徐也不是前軍委領導人一手提拔的，並明確指出徐還有後台“一位山東籍的某軍隊政工系統高官的提攜”，只是沒有點出此人的名字而已。
那麽，文中提到的“山東籍的某軍隊政工系統高官”又是誰呢？這個範圍縮得很小，其人呼之欲出：在徐才厚升遷的時代，符合“山東籍”條件的，只有擔任過總参政治部主任的遲浩田和中央軍委委員、總政副主任的王瑞林，而另一名出 身山東的張萬年上將並非“政工系統高官”。
據了解徐才厚案情的知情人士最新向《新史記》披露，徐案的另一個涉案人員是張樹田上將，也是王瑞林信任的馬仔之一。王瑞林通過張樹田收受賄賂，徐才厚和郭伯雄通過賄賂張樹田，從而搞定王瑞林，徐才厚向王瑞林行賄600萬，才獲得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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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6日 星期五
王瑞林掌握江澤民的政治秘密？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有關江澤民與王瑞林的恩恩怨怨，高新撰寫的《領導中國的新人物》（明鏡出版社出版）有更多披露。該書引述江澤民的政治心腹的話說：當年騎在總書記頭上“挾天 子以令諸侯”的黨內“攝政王”楊尚昆和楊白冰是同胞兄弟，而王瑞林和遲浩田是拜把兄弟。如果總書記在軍委實權問題上前門趕走了楊家兄弟，後門裡又引來了一 對拜把兄弟，豈不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窩”？
所以，江澤民對王瑞林的安排，沒有像事前人們預測的那樣，在中共十五大上為他恢復軍委秘書長 的建制。北京政壇內有不少人曾猜測，當初江澤民在籌備十四屆五中全會時，曾經向鄧小平許諾過先給王瑞林安排一個軍委委員，待中共十五大時再恢復軍委秘書長 建制，並由王瑞林出任。但人算不如天算，鄧小平死在十五大召開之前，江澤民當然沒有必要再兌現當初的承諾。
江澤民在鄧小平去世後還不能立刻就與王瑞林翻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瑞林手中掌握著江澤民的政治秘密。從1992年鄧小平自南方發起北伐攻勢之後，江澤民 眼看楊尚昆、喬石、田紀雲等人均開始“仗勢欺人”，鄧小平在珠海召見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居然不通知江澤民這位軍委主席，江澤民借重曾慶紅出謀劃策，審時度 勢後立刻調整戰略，先通 過表示改革開放的決心，令鄧小平不至於從路線角度繼續質疑，繼而用楊尚昆兄弟可能為“六四”翻案這一理由，打中鄧小平要害，成功離間了鄧小平與楊家兄弟的 親密關係。而這一史實，王瑞林當然心知肚明。
1994年6月8日，中央軍委舉行儀式，晉升19位上將。
軍中消息人士告訴《新史記》記者，鄧小平交權後，王瑞林實際上是鄧一手安插在軍中的代理人，因此也就成了制衡江澤民的重要棋子。王瑞林在鄧小平的庇蔭下， 多年在軍中經營有成，成爲軍中實權派之一。尤其是在軍中人事安排上，王瑞林更是當仁不讓。（《中南海三大總管之禍》連載7。《新史記》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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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5日 星期四
江澤民撼不動王瑞林“山東幫”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軍中“山東幫”早不是秘聞了，當過兵的人都知道，軍中來自山東、四川、湖南的，最愛抱團。這些抱團的省分的官兵，往往是按老鄉而不是按照能力提拔。在 鄧小平退居二線後，王瑞林仍是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的實際控制者，只不過多了一項職能：他還控制著中央軍委主席。鄧就是通過王瑞林，遙控黨、政、 軍，尤其是軍隊各種重大和日常事務。有人形容，在實際操作中，鄧對王瑞林的言聽計從和政務軍務依賴的程度，幾乎達到“一體化”的地步。
以加速實現軍隊現代化、年青化、專業化的理由，中央在隨後兩年內調整了一百多位軍級以上的軍官的位置，在1993年6月調升了三總部六位上將，組成新的少壯派人馬。1994年6月，又進一步提升了19位後起之秀進入中央軍事決策層。
有評論稱，王瑞林在實施操作中，排擠異己，扶持親朋。早在鄧小平剛復出時，他就設法調出遲浩田，提升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在1988年中共十三大之後升任總參謀長，進入中央軍委；在中共十四大後，1993年任國務委員、國防部長。
遲 浩田因為與王瑞林是同鄉，從小過往甚密，1987年58歲時便由眾多同級軍官中脫穎而出，1988年便榮獲上將軍銜，從此官運亨通，一路升遷。據稱，王瑞 林經常在鄧小平面前稱贊遲浩田忠誠可靠。因此，鄧小平也另眼相看遲浩田，把他列為自家人對待，遲也很精明地成為鄧的心腹幹將，他的通天身分，使中央軍委三 野派系的劉華清、張震也懼他三分。
江澤民與劉華清、張震、遲浩田交談。
軍隊裡的人說，遲浩田的妻子姜青萍在其任職的海軍總醫院裡，專門負責鄧小平的醫療小組，並經常開出些保健補品送給鄧小平家人或王瑞林。當時主政山東的姜春雲，每次進京，總是先拜會王和遲這兩位京官，這是姜春雲後來能夠進入政治局、成為副總理的重要鋪墊。
遲浩田轉任國防部長後，原職位由另一位山東同鄉張萬年接任，張萬年歷來就是“楊家將”的對手，也是王瑞林的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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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太子黨把鶏蛋放進洋籃子更安全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早在2014年10月出版的《新史記》22期，就發表長文披露了安邦的來龍去脈。
《新史記》特約記者 呂仁敏
了解了安邦集團的運作團隊，他們買下紐約地標建築——華爾道夫酒店交易是否合算，從他們的心理著眼，或許就有了新的判斷。
盡管華爾道夫酒店每間客房收購價達130萬美元（折合人民币約800萬元），但對比同等級別的奢華酒店——上海半島酒店就還是低廉多了。半島酒店連同地皮價格約30億元人民币，但其僅235間客房，每間客房竟高達近1300萬元人民币。
這還是其次。專業人士指出，安邦更看中的，應該是美國的不動產市場比較穩定，不動產是永久的，這與中國國內不動產市場有被“調整”的可能及商業地產50年期 限，完全不一樣。買下華爾達夫酒店，讓“太子黨”們實現了資產結構的多元化，“鶏蛋放在多個籃子裡”，就算投資回報率沒有那麽亮眼，但卻絕對是高穩定性的 地產投資——這對安邦保險集團而言，再划算不過了！
更重要的考慮因素是，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風暴刮了近兩年，眼下沒有止息的跡象，政治權力的博弈與金融、保險領域的競逐，交織在一起，政策變動也使投資環境處於不確定、動蕩之中，這些“太子黨”很難有安全感。
分析人士指出：這筆交易，讓“太子黨”們的億萬身家和能够掌控調度的巨大資金，多了一層保護殼：讓他們在中國國內享受其祖輩、父輩多年身居高位帶來的特權和 人脈，同時能利用美國和西方國家穩定完善的法治和經濟規範來保護自己。“既要社會主義的草，也要資本主義的苗。”中西通吃，社資兼撈，資金如此外流，對他 們的未來，既是出路，也是退路。
不僅如此。一位經營金融産品多年的高幹子弟對《新史記》記者分析說，華爾道夫酒店不是一家普通旅館，可以說，華爾道夫酒店的大門，就象徵了西方世界的大門，它積澱了美國和西方的百年榮耀，它是無數政要名流炫耀的資本。
坐落在曼哈頓中城的地標——華爾道夫酒店。
這筆交易，意味著過去被西方憐憫、提防、壓制的中國“泥腿子”“土八路”，揚眉吐氣地與西方平起平坐，分庭抗禮，甚至堂而皇之地成了美國和西方權勢標誌、財 富象徵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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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3日 星期二
王瑞林幫江澤民扳倒“楊家將”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鄧小平掌握軍權後，王瑞林也水漲船高：於1983年2月升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主任（副兵團職）。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再次當選連任中央軍委主席。而王瑞林於次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
楊尚昆和楊白冰。
鄧 小平沒有軍委主席的職務了，但這不表明他對軍權的把持真的放棄了。首先他安排了關係極爲密切的楊尚昆擔任軍委常務副主席，其弟弟楊白冰擔任軍委秘書長、總 政主任；其次鄧小平安排了自己的大祕作爲掌控軍權的第二條線：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王瑞林，開始兼任中央軍委紀委書記。
1992年10 月的中共十四大，鄧小平控制軍權的第一班底“楊家將”垮台，這第二條線的重要性頓時上升，王瑞林開始兼總政治部副主任、黨委副書記。不過，在鄧小平的棋盤 上，是讓自己的老部下劉華清、張愛萍的老部下張震這兩位老將軍做主要監軍班子，當軍委副主席，而王瑞林仍然還是鄧執掌兵符的“預備隊”。
有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說法稱，對於“楊家將”失勢，王瑞林和江澤民的第一智囊曾慶紅起的作用最大。在中共十四大前，江澤民與“楊家將”的權力鬥爭正激烈， 鄧小平南巡時又流露出對江澤民不搞改革的不滿，當時江澤民的地位岌岌可危。曾慶紅於是出面遊說王瑞林倒向江澤民這一邊，對王瑞林暗示，如果能把“楊家將” 搞倒，江澤民可讓王當軍委第一副主席。王瑞林於是向鄧舉報軍委秘書長楊白冰開黑會密謀政變，並說“楊家將”兩兄弟打算在鄧去世後為“六四”翻案，成功離間 了鄧小平和楊家將的關係。
宗海仁在《第四代》一書中披露，曾慶紅在幾個“太子黨”中騰轉挪移，用變幻難測的高深政治手腕，一手導演了扳倒“楊家將”這齣政治大戲。雖然《第四代》在 談到“倒楊”時沒有提到王瑞林，但大家都知道，鄧小平最後同意江澤民來家中匯報軍委工作，王瑞林是中辦副主任兼中央軍委紀委書記。據信王瑞林在曾慶紅與鄧 樸方和鄧家聯繫過程中，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中南海三大總管之禍》連載5。《新史記》第23期）
2015年2月2日 星期一
鄧陳朱家權貴 雲集安邦董事會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安邦集團是幹什麽的？”最近 “安邦”“民生銀行”等再次闖進人們的視野。早在2014年10月出版的《新史記》22期，就發表長文披露了安邦的來龍去脈。
《新史記》特約記者 呂仁敏
安邦保險集團的官方網站上，幾乎查不到關於安邦高管的任何背景信息，只說CEO為吳小暉；在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網”提供了“安邦保險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的高管信息，董事中包括了“陳小魯”和“朱雲來”這兩個招人聯想的名字，還有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會長胡茂元等人。
當然，人們對安邦更為關注的，還是其CEO吳小暉。
吳 小暉不到50歲，溫州人，有魄力，能幹精明。他應該被列入浙商，但僅僅十年前——在他籌建安邦財險之前，浙商圈子裏還很少有人聽說過。英國《金融時報》 說，吳小暉投資房地產、礦業和基礎設施。接近吳小暉的人士說，吳早年在上海從商，最早在上海標準基礎設施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工作，這就與陳小魯發生了交集。
熟悉北京政界的資深媒體人透露，吳小暉有過三次婚姻，現在的妻子是鄧小平的外孫女鄧卓芮。
鄧小平那一代人多數生育不少，他有三女兩子。但到了他兒女這一輩，就多是獨生子女了，所以孫輩人丁不算興旺。他的孫輩都姓鄧，但名字的第一個字，都用了鄧小 平夫人卓琳的姓，“鄧三代”姓名前兩個字都是“鄧卓”，第三個字卻都偏於生僻：芮、泝、玥、棣……文化水平稍低的人念不出來。
鄧小平的外孫女，鄧楠的女兒，大名鄧卓芮，其實在“鄧三代”中排行老大，1972年在江西出生，小名“眠眠”。網上流傳了一張鄧小平“抓住小辮子”的照片，那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就 是她：因爲她紮了許多小辮子，鄧小平一把抓住，說：“抓住小辮子！”
鄧小平和眠眠：“抓住小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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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日 星期日
安邦太子黨帶著美元來買美國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安邦集團 是幹什麽的？”最近“安邦”“民生銀行”等再次闖進人們的視野。早在2014年10月出版的《新史記》22期，就發表長文披露了安邦的來龍去脈，指出：安 邦用大手筆購買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動産的方式資金外流，對“太子黨”既是出路，也是退路：在中國國內享受其祖輩、父輩帶來的特權和人脈，同時能利用美國和西 方完善的法治和經濟規範——“既要社會主義的草，也要資本主義的苗”！
《新史記》特約記者 呂仁敏
“安邦集團是幹什麽的？”
2014 年10月6日之前，將這個問號拋給中國人，沒有幾個人能答得出來。但是這一天之後，安邦保險集團一夜成名天下知：買下了美國最有歷史積澱、全球政要名流來 到紐約下榻第一選擇的華爾道夫百年酒店。僅這一單，就超過了去年全年中資在美國的投資總額，還一舉刷新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筆單家酒店（甚至是單棟建築）的投 資額。
——牛！真牛！10月6日之後，還有誰不知道安邦？那就是自己孤陋寡聞了。
或許，這就是安邦集團執意要壓倒競爭對手，以天價買下這個紐約地標的最重要原因？
當然，也有副産品：那就是讓安邦的領頭人和團隊的權貴背景洩露出去。
《新史記》第22期
19.5億美元買下一棟百年酒店，平均每間客房130萬美元，而且還要投入重金——據說要好幾億美元進行大裝修——值還是不值？安邦是不是當了冤大頭？莫非真是“錢多，人傻”？安邦爲什麽要竭盡全力來買下這棟酒店呢？
追問這一問題，就要先來看看安邦保險集團的來龍去脈。
中國保險業內人士當然是知道安邦的，將之形容成“一匹黑馬”，在中國保險業界屬小弟，總部設在北京，旗下有三萬多名員工。但是其名氣一直沒有超出業界。
安邦保險集團成立了十年，面目一直比較模糊。直到10月6日的超大手筆交易之後，人們才了解到它的發展經歷和背景確實非常不一般：年近天命的創始人和董事長，是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吳小暉。
2015年1月31日 星期六
王瑞林跟隨鄧小平登上權力頂峰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再次寫信給華國鋒，表示“完全擁 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並綿裡藏針地建議“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 民”。政治局討論了這封信，同意了鄧的這個建議。在鄧小平再次給華國鋒寫這封信之前，王瑞林又回到鄧小平身邊，再次擔任鄧小平的秘書。有資料稱，鄧小平給華國鋒寫的這第二封信，就是由鄧小平口述，王瑞林執筆的。
鄧小平這封信起到了作用。在三個月後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在鄧小平被恢復黨政軍職務後，王瑞林也於1978年1月由鄧小平的秘書，變為鄧小平辦公室主任，負責處理鄧小平所掌管的黨政軍日常事務。
記錄這段歷史的回憶文章和官方資料，都多次提到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當時，鄧小平的所有活動都由王瑞林安排，中共元老們赴鄧家會面也都由王迎來送往，中共中央的所有文件和鄧小平的信件往來也都由他親自處理。對王瑞林而言，進入了他陪同鄧小平登上中共權力頂峰時期。
王瑞林。
哈佛大學教授、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 F. Vogel）撰寫的《鄧小平時代》一書，披露了若干人們此前並不熟悉的鄧小平片段：他的個性，他的起落，以及格外值得強調的、他把控國家大船方向的“治國之術”。同時，也對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有一些描述和介紹。
王瑞林是如何扮演鄧小平大秘這個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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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9日 星期四
鄧小平第三次下台，大祕王瑞林未受牽連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3月10日，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王瑞林又出任其秘書。在8月24日召開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被選為中央委員。12月12日，毛澤東正式提議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再次進入領導核心。
1974年4月，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首次向全世界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5月以後，由於周恩來健康惡化，他代理主持黨和政府日常工作。同時，1974年初以江青為首“四人幫”發動“批林批孔”，鄧小平與“四人幫”的矛盾開始激化。12月23日，已經屢現尿血的周恩來乘飛機前往長沙，與毛澤東討論全國四屆人大籌備事項，支持鄧小平工作，並挫敗“四人幫”的“組閣計劃”。
1974年4月，鄧小平登上聯合國講台。
1975年1月四屆人大召開後，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即所謂“三副一長”，著手對當時極端混亂的經濟局勢、軍隊建設、科研工作等進行全面整頓，並同當時擁有很大權力的江青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鄧小平全力推進這一事業，但是很快遭到激進左派攻擊，他們批評鄧小平重搞“唯生産力論”，是企圖翻“文革”的案，“資產階級復辟”，雙方爭論日趨激化。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會上，雖然是由鄧小平致悼詞，但他已經在開始刮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地位不穩。毛澤東鑒於鄧小平和“四人幫”之間矛盾不可調和，害怕自己死後鄧小平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便將最有可能繼任國務院總理的兩派代表鄧小平和張春橋都排除在外，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
“四人幫”批鄧日益白熱化。4月5日，北京市民在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發洩對“秦皇”和“上海幫”的怒氣，群眾有人貼出大字報為鄧小平挨批鳴不平。4月7日，中共中央對天安門上群衆悼念和抗議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並發布《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鄧小平第三次下台，但剛剛又給鄧當了三年秘書的王瑞林卻沒有再次被“打倒”，當然，秘書是當不成了。官方簡歷顯示，王瑞林於四個月後的1976年8月，擔任總參謀部動員部裝備處參謀。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中南海政治局勢變得異常複雜。
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發動懷仁堂政變，逮捕“四人幫”，兵不血刃地結束了“文化大革命”，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
10月10日，鄧小平立即向華國鋒表示擁護，在信中寫道：“我同全國人民一樣……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中南海三大總管之禍》連載3。《新史記》第23期）
任何與中共意識型態背離的文化都要排除
《新史記》編譯 南音
古代中國的富麗堂皇以及現代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的光榮崛起，是推動市場經濟時期中共亟欲向外界展現的民族主義力量，同時對於國內因市場改革而分裂的各個階層，更必須靠民族主義來凝聚其共識與力量。但鄧騰克在此特別指出，這並不代表革命的意識型態已經消逝，完全被民族主義給取代，因為對於中共而言，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在國家的修辭上一向是共存的，對於博物館的展覽規劃及投射角度，當然也是如此。
目標主軸一以貫之
在1990年代初期，博物館建設更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環節，1991年3月，江澤民向教育官員下令，應擴展近代與現代中國史和當前重要事件的相關教育，目的是為了讓年輕人產生對國家的自豪與信心，遏止崇洋媚外的思潮。
同年，中共當局下令，在文藝、博物館相關建設上，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比重，目標對準年輕世代，企求以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展覽來影響年輕族群，透過“直觀”的意識來讓他們產生更強烈的“現實感”；此外，更必須強調革命傳統中“自我犧牲”的價值，對於中共統治階層而言，這是新一代的年輕人絕對不能忘卻的。
官方著意將西柏坡打造成紅色旅遊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圖為中共進城時“五大書記”塑像。
1995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建立100個“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基地”。雖然中國古文明及前現代歷史的相關遺址，例如黃帝陵、長城和莫高窟等都在名單之列，但大部分基地仍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為主，顯現其民族主義和政治性的角色。此外，早期建置的博物館也都被要求突出宣揚愛國主義，重新布展，以各自的收藏品為主出版與愛國主義掛上鈎的讀物——1996年的關於“紅岩精神”的展覽，就是其中一例。
關於這段時期民族主義在中共統治思維中的崛起，鄧騰克特別提到，其中有一個重要且會持續繼續進行的面向，就是復興過去王朝的榮耀與古代哲學，主要是儒家思想。當代歷史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對中國“國學”的復興提出他的觀點，認為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成就，已經讓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有所轉型，強化了人民在國家認同上的自信，以及對過去歷史發展的自豪。
換言之，中國逐漸崛起的強國地位，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過往那些王朝的榮耀，以及支撐帝國的儒家道德體系；過往那些帝國，已經在新的博物館與新型態的展覽中，找到新時代的表現形式。
博物館和相關展覽的訊息也經常躍上中國的媒體版面，媒體因而也成為一種宣傳媒介。2004年夏季，在中共中央機關舊址西柏坡舉辦的特展、以“延安精神”、鄧小平為主題的特展，都通過官方媒體而大幅宣傳。由此可見，所有這些媒體、博物館和展覽空間，基本上都成為官方塑造中國革命歷史的敘事機制。
自1949年中共建國以來，不同時期的執政者對博物館這類公共建築的意象操弄，實際上各有其目標主軸，但大體上不會偏離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對於中共而言，所謂的文化“底蘊”必須能夠為其所用，且服膺中共一貫的宗旨，任何與黨的意識型態背離的文化，基本上都在必須排除的名單之列。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的統治歷史儘管逐步累積發展，但對於這些領導人而言，革命遺產、愛國思維、民族主義、中華民族昔日榮耀與現今復興崛起，這些概念主軸基本上不曾改變，只不過每一代領導人會有不同的詮釋形式罷了，而這些被操弄的文化、被扭曲的公共建築，正是中共一手掌控歷史敘事的最佳證明。（《被扭曲的建築：中共一手掌控歷史敘事》連載2。《新史記》第23期）
古代中國的富麗堂皇以及現代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的光榮崛起，是推動市場經濟時期中共亟欲向外界展現的民族主義力量，同時對於國內因市場改革而分裂的各個階層，更必須靠民族主義來凝聚其共識與力量。但鄧騰克在此特別指出，這並不代表革命的意識型態已經消逝，完全被民族主義給取代，因為對於中共而言，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在國家的修辭上一向是共存的，對於博物館的展覽規劃及投射角度，當然也是如此。
目標主軸一以貫之
在1990年代初期，博物館建設更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環節，1991年3月，江澤民向教育官員下令，應擴展近代與現代中國史和當前重要事件的相關教育，目的是為了讓年輕人產生對國家的自豪與信心，遏止崇洋媚外的思潮。
同年，中共當局下令，在文藝、博物館相關建設上，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比重，目標對準年輕世代，企求以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展覽來影響年輕族群，透過“直觀”的意識來讓他們產生更強烈的“現實感”；此外，更必須強調革命傳統中“自我犧牲”的價值，對於中共統治階層而言，這是新一代的年輕人絕對不能忘卻的。
官方著意將西柏坡打造成紅色旅遊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圖為中共進城時“五大書記”塑像。
1995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建立100個“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基地”。雖然中國古文明及前現代歷史的相關遺址，例如黃帝陵、長城和莫高窟等都在名單之列，但大部分基地仍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為主，顯現其民族主義和政治性的角色。此外，早期建置的博物館也都被要求突出宣揚愛國主義，重新布展，以各自的收藏品為主出版與愛國主義掛上鈎的讀物——1996年的關於“紅岩精神”的展覽，就是其中一例。
關於這段時期民族主義在中共統治思維中的崛起，鄧騰克特別提到，其中有一個重要且會持續繼續進行的面向，就是復興過去王朝的榮耀與古代哲學，主要是儒家思想。當代歷史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對中國“國學”的復興提出他的觀點，認為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成就，已經讓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有所轉型，強化了人民在國家認同上的自信，以及對過去歷史發展的自豪。
換言之，中國逐漸崛起的強國地位，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過往那些王朝的榮耀，以及支撐帝國的儒家道德體系；過往那些帝國，已經在新的博物館與新型態的展覽中，找到新時代的表現形式。
博物館和相關展覽的訊息也經常躍上中國的媒體版面，媒體因而也成為一種宣傳媒介。2004年夏季，在中共中央機關舊址西柏坡舉辦的特展、以“延安精神”、鄧小平為主題的特展，都通過官方媒體而大幅宣傳。由此可見，所有這些媒體、博物館和展覽空間，基本上都成為官方塑造中國革命歷史的敘事機制。
自1949年中共建國以來，不同時期的執政者對博物館這類公共建築的意象操弄，實際上各有其目標主軸，但大體上不會偏離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對於中共而言，所謂的文化“底蘊”必須能夠為其所用，且服膺中共一貫的宗旨，任何與黨的意識型態背離的文化，基本上都在必須排除的名單之列。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的統治歷史儘管逐步累積發展，但對於這些領導人而言，革命遺產、愛國思維、民族主義、中華民族昔日榮耀與現今復興崛起，這些概念主軸基本上不曾改變，只不過每一代領導人會有不同的詮釋形式罷了，而這些被操弄的文化、被扭曲的公共建築，正是中共一手掌控歷史敘事的最佳證明。（《被扭曲的建築：中共一手掌控歷史敘事》連載2。《新史記》第23期）
2015年1月27日 星期二
中國博物館三個發展時期代表不同的領導思維
值得注意的是，若我們從1949年看起，可以發現自中共建黨以來，就不斷將所有文化產業和文化機構國有化，使其能服膺國家社會主義的新型意識型態；在這當中，透過中央、省和地方政府來資助設立的博物館，對中共而言就是一個相當好的宣傳媒介。中共建黨初期創建的博物館，比如說1950年代設立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已與中國歷史博物館合併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包括建築的形式、對革命遺產的推崇，幾乎都是繼承蘇聯的影響；直到“大躍進”時期，才有更系統性的整體建設。
因此，鄧騰克認為，若從中國博物館、紀念館的發展史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蓬勃活躍時期，這三個時期也分別代表了中共不同的領導思維，其一為大躍進時期（1958年至1962年），其二為後毛澤東時代初期（1980年代），其三則為後天安門事件時期（1990年代至今）。
中共建立了平型關大捷紀念館，但塑像只是八路軍將領，抹殺了這場戰役中更多浴血拼殺的國軍將士。
在大躍進時期，共產領導高層下令快速拓展各種形式的文化機構，其中也包括博物館的設立；相關數據顯示，在1958年時，中國境內就已經有865個縣級博物館及8萬3065個公社展覽廳，此外當然還有國家級博物館的創建。這些機構中的展覽，基本上都呈現了一種狹隘、以黨為中心的現代史觀，強制地將過往事蹟以一種尷尬的型態嵌進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而這當然也符合毛澤東對歷史的詮釋，那就是排除掉一切與官方論述相左的細節與事件，壓制與黨的思維不同的史觀。
然而，就像大部分的文化機構一樣，博物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因為“破四舊”的理由而遭到摧殘，但宣揚黨的精神的腳步未曾停歇，關於紅衛兵“成就”的展覽仍相當活躍；當然，“文革”本身是反博物館精神的，毛澤東的名言“我不想讓人像對待死了的祖宗般待我”，很明顯地就是對博物館尊崇的那些過去歷史表示反感。
說到底，進行“文革”的動機，部分就是喚醒人民對過去革命的記憶，為了找回已與人民漸行漸遠的革命精神，因此在當時，著名的革命聖地如井岡山、韶山和延安等，都成為追溯革命記憶與精神的指標地點；直至現在，這些地點對中共而言仍有重要意義及操縱意涵，自2003年開始，中共開始發展“紅色旅遊”，以主動、參與性的方式來延續革命記憶，儘管這種帶有思古懷舊、商業氣息的行程，基本上已與文革的“革命朝聖之旅”大不相同了。
對歷史記憶重新制度化
接著下來就是後毛澤東時代初期，鄧騰克指出，這個時期中共在博物館的創建設置上，主要也還是以革命歷史或紀念革命烈士為主，目的在於對過去的歷史記憶重新進行制度化，推崇愛國主義與自我犧牲這些道德價值。
然而，由於毛澤東的逝世與鄧小平式自由主義的興起，毛澤東對近代史那種宏大的敘事方式逐漸消融，曾經遭其清算的政治人物也都得以平反昭雪；比方說，在大躍進時期遭清算的彭德懷，就得以恢復名譽，中共也為其設置紀念基地。
鄧騰克表示，中共領導階層在這個期間，利用博物館這樣的公共設施來重建人民對黨中央的信心，因為當時黨的統治正當性，基本上已因“文革”造成的衝擊而蕩然無存。儘管毛澤東的宏大史觀已逐漸消逝，但許多中心價值仍被保留下來，例如從黑暗和壓迫中達致解放的艱苦歷程、中國共產黨的核心角色以及革命烈士的貢獻等，基本上仍是中共領導階層灌輸給人民記憶的重點。
此外，在1980年代，國家和黨在博物館上投注的心力，可說是前所未有地積極，博物館在統治手段上扮演的是能提倡“精神文明”的角色，中共甚至還為此通過了相關的保護及管制法令，甚至在“82憲法”中，也強調了博物館在公共服務方面的重要地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都約莫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另一方面，中共還創建了許多關於史前時代的博物館，藉此來表明從史前、帝國統治到現代的時代變遷關係。
民族主義被揀了起來
鄧騰克所劃分的第三個時期，為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延續至今的階段，在這段期間中，新上台的領導班子對於博物館與紀念基地的功能，著重於恢復社會主義的價值；這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價值已逐漸式微，在年輕世代中尤其如此，才會掀起1989年的這場軒然大波。
中共的統治在此期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開始推動市場經濟，在此期間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垮台，緊接而來的是1990年代伴隨經濟改革和快速城鎮化而興起的消費經濟型態，人民對社會主義基本上已喪失信心，各式各樣的主張逐漸興起並相互競逐。因此對於中共中央來說，如何讓人民不忘卻過去中國所受的屈辱以及相關的英雄主義事跡，就成了首要之務；而推崇“民族主義”，自然就成為建設博物館的核心主軸。（《被扭曲的建築：中共一手掌控歷史敘事》連載2。《新史記》第23期）
2015年1月26日 星期一
中共通過纪念建築物，掌控民衆的歷史記憶
《新史記》編譯 南音
從南京高近450米的綠地洲際酒店樓頂，你可以眺望古城牆、紫金山、玄武湖，以及觀察現代都會的車水馬龍。14世紀時，南京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擁有近50萬人口，直到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之前，這裡是明代帝國的國都。
美國建築師阿德里安·史密斯（Adrian Smith）為南京建的高樓，象徵著這座城市富裕繁華的未來；然而，這座城市的意義不僅如此，它也是歷史辯論的焦點，定義了中國與日本這兩個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主導亞洲傲人崛起的國家之間的複雜關係。
南京定義了中日歷史情結
《愛 爾蘭時報》一篇報導指出，從南京這個城市重新思索了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恩怨情仇，而這當中最具爭議性的，當然就是1937年12月13日後足足六個星期的 “南京大屠殺”，中國這一方普遍認為約有30萬人遭到屠殺，而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死難者大約定義在15萬人左右。
中共對南京大屠殺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
這段歷史之所以讓中日關係變得更加複雜，除了日本方面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和學者仍始終否認過發生過這場屠殺之外，中國對日本的態度似乎也不算一致，難免讓人產生中國藉此議題煽動中日關係之感，目的在於分散人民對國內議題的關注。
歷 史事件的解讀，若從不同立場觀看本就會有不同的思索，比方說，報導提到中共創始人毛澤東對於迫使日本道歉這件事基本上不太感興趣，當日本於1972年派遣 使節至中國道歉時，他的想法是，若無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就不可能會有中共革命——正因為國民黨的蔣介石忙著對抗日本人，才使共產黨有了發展壯大的空間。
不 過就算毛澤東當時抱持這樣的看法，中共解放軍少將羅援則指出，近來中方對這段歷史的矛盾與歧見基本上已經很少，他認為解鈴還需繫鈴人：究竟是誰，又是什麼 原因才會讓中日關係深陷如此低潮？這仍是個必須審慎思考的問題。“中日之前存在政治阻礙，其一是釣魚島問題，日方不斷挑釁我們；另一則是參拜靖國神社之 舉，這是歷史的問題，根本問題在於日本想擺脫二戰的束縛成為正常國家”；“他們可以成為正常國家，但他們必須再次思考這場戰爭”。
2014 年3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出訪德國時，在柏林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提及南京大屠殺，表示日軍在南京屠殺三十多萬中國人，中國人對此暴行仍“記 憶猶新”，此言一出立刻引發日本抗議；但在另一場演講上，習近平更提及在南京大屠殺時為中國人提供棲身之所的德國商人拉貝（John Rabe），並表示拉貝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大屠殺內情，成為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證據。
將史實嵌進官方口徑叙述
然而，若我們站在另一個高度來思考，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在歷史敘事的掌握上，基本上都有一潛在原則，那就是必須靠著對歷史的詮釋去向人民傳播黨需要的意識型態及基本認知——歷史的記憶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來說，是一個可以運籌帷幄的有效工具。
如 何去形塑人民的認知呢？美國知名漢學家、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鄧騰克（Kirk Denton）教授，這位當代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在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研究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亞太學報：日本聚焦》（The Asia-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發表了一篇相當特別的分析文章，就從中國博物館、紀念館的發展史，配合歷史的記憶，來探討中共對於歷史的詮釋及操控，以及如何透過建築來深入 人心、操縱人民的意志。
鄧騰克在這篇文章中，詳盡回溯了中共自建黨以來，在不同時期是如何利用博物館、紀念館這樣的公共建築來形塑人民的意識型態和愛國思維，其中當然也包括位於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其設立的宗旨，就是為了讓人民記住那樣的恐怖和仇恨。
這 座紀念館算是後毛澤東時代的產物，相較於毛澤東時期淡化日軍的暴行和侵害過程、轉而推崇中國共產黨主導之英雄主義敘事的作法，在後毛澤東時期，由於鄧小平 的經濟改革引發了深層的社會變遷，包括新階級的分化等，因此需要以共同的苦難來強調國家的團結，整合不同階層的憤恨，齊力對抗這個外部的“他國”。（《新史記》第23期）
鄧榕稱鄧小平對大秘王瑞林不是骨肉似骨肉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在鄧榕所著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對鄧小平夫婦景德鎮之行特意探望王瑞林的經過，有較詳細的描述。不過據鄧榕回憶，鄧小平第一次赴景德鎮探望王瑞林的時間是1972年11月。
鄧榕在書中介紹：11月12日清晨，趁著和煦的秋日晨光，鄧小平夫婦在省警衛處一位同志和黃幹事的陪同下，離開步校，乘車一路南下，奔赴井岡山地區。
這是他們到江西兩年多以來第一次外出，也是自“文革”爆發六年以來的第一次外出。這次外出，標誌著長達六年禁錮生活的結束。
能夠外出，鄧小平十分高興。正像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所說的，他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六年，他真想出去走走，真想親眼看看世界。
車子一路向南，下午四時到達吉安。在吉安，鄧小平一行受到當地負責人的熱情歡迎，被安排住在地區交際處毛主席1965年曾經住過的一號房。當晚與吉安地委的同志交談，聽著情況介紹，他說：“好多年沒有出來了，這次出來什麼都新鮮。”當聽到林彪企圖篡改井岡山歷史時，他說：“這是不可能的，歷史還是歷史，歷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線。”
……從景德鎮回來的路上，因得到通知，中央同意他見王瑞林，鄧小平一行便直奔進賢。中午時分，當他們到達進賢中辦“五七幹校”時，看見當時在幹校任副校長的李樹槐在門口迎接。李樹槐原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文革”前和鄧家相當熟悉，到此時也是多年未見了。他對鄧小平說：“老首長，你來了我們很高興。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鄧小平看見李樹槐也很高興，他說：“我來這裡是想見見王瑞林。”李樹槐立即說：“可以。我們馬上派人叫他去。”
鄧小平和王瑞林。
此時王瑞林還在田頭勞動。有人到田間通知他：“你的老首長看你來了。”王瑞林先是一愣，隨即上了來接他的吉普車，匆匆趕到招待所。
鄧榕在書中描寫：
見到幾年未見的老首長，真是百感交集。這次能夠見面，實乃劫後重逢。看著王瑞林消瘦而曬得黑黑的面頰，看著他一腿一腳的泥巴，父母親都很激動。他們專程來進賢，就是為了要看王瑞林。沒想到，原來那個年輕精神的小夥子，如今已經年逾不惑，一副滿面風霜的樣子。父親為人一向寡言，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從不多說。雖然不會多說，但他內心的感情卻是極其豐富的。特別是對王瑞林這樣跟隨他多年的秘書，更是感情很深。這種感情，不同於對自己子女的骨肉親情，但卻又極其相似。
見面後，王瑞林跟大家一起吃午飯，隨後鄧小平對李樹槐說：“我想帶王瑞林回南昌去住兩天。”李樹槐爽快地答應了。王瑞林隨鄧小平一行回到南昌。在步校的小樓中，王瑞林見到了鄧家的一大群人。幾年沒見，大家相互詢問著對方的遭遇，其中的滄桑辛酸令人難過，也令人感嘆。
鄧榕說，像家人一樣在步校住了兩天後，王瑞林要返回進賢幹校去了。我們全家人把他送到門口，大家依依不捨，但卻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再見。
1973年2月20日，鄧小平離開江西，回到北京。一起被鄧小平帶回北京的還有他的大秘王瑞林。（《中南海三大總管之禍》連載2。《新史記》第23期）
2015年1月23日 星期五
中國抗日戰爭史上應給他們紀功
川軍出川，在山西黎城抵抗日寇打了五天五夜，死傷2千人。當地老百姓說：川軍浄是些“娃娃兵”，滿臉稚氣，衣著襤褸，可愛、可敬、可憐。這樣慘烈的戰役，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沒有記錄
《新史記》讀者高士潔來信
《新史記》编辑先生／女士：你們好！
（2014 年）9月26日，我接到一位川軍聯絡員的電話邀請，參加川軍在山西黎城縣的“東陽關川軍抗戰紀念苑”項目的啟動典禮。我想，川軍李家鈺和我父亲高桂滋當年 在36集團軍是正、副司令長官，這好比是親戚家的典禮，於是，我邀請了趙壽山（國民革命軍38軍軍長、中共建政後為青海省主席、陝西省長）的孫子趙武原夫 婦、馮欽哉（國民革命軍第14軍團軍團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的孫子馮寄寧，一起去了山西黎城縣。
以 前不知道，川軍1938年2月13日的東陽關戰鬥，竟然與17軍的平遙古城保衛戰是同一天。川軍在黎城抵抗日寇打了五天五夜，死傷2千人。黎城縣老百姓 說：川軍浄是些“娃娃兵”，滿臉稚氣，衣著襤褸，可愛、可敬、可憐。這樣慘烈的戰役，竟然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沒有記錄。
他們中有位何允中先生既是川軍後代，也潛心從事川軍軍史研究，很想把川軍故事發表出來讓世人知曉。徴得他的同意，寄上一篇短文《川軍哭別家鄉赴抗日戰場》（附後），請你看看。
奔赴華北抗戰前線的川軍。
《新史記》編輯回覆：
讀之令人動容！渴盼讀到更多有血有肉、有筋有骨的全民族抗戰的故事。感謝何允中，感謝高士潔！
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
中南海三代總管造成全方位禍害
《新史記》特約記者 畢達文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每人都有一位最信任的大祕。大祕們在靠山支持下為其效勞，到後來羽翼豐滿了，也獨當一面，先後在中共政壇上活躍一時。
毛澤東的“大內總管”汪東興，這裡就不說了，只說後三位。
鄧小平把自己的心腹大秘王瑞林安插到軍隊，雖然王表面上看級別並不高，但他是鄧的嫡系人馬，而且在軍中又是實權派人物，掌管人事，負責督察。
“文革”中鄧小平夫婦與老秘書王瑞林合影。
江澤民在退位前也有樣學樣，效仿鄧小平，也把自己的大秘賈廷安安插到軍中擔任同樣的職務，來充當“監軍”。而賈到了軍隊後，一是拼命腐敗，成為軍中“河南幫”的代表；二是鉗制胡錦濤，使胡根本沒有機會真正掌握軍權。
到了胡錦濤執政時，“大內總管”令計劃的野心更大，企圖取而代之。
中共這三代領導人在退位前都想把自己的“大內總管”變成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王瑞林和賈廷安直接插手軍隊事務，在軍中拉幫結夥，狐假虎威，最後變成軍隊的兩大禍根；可以說，軍隊全面腐敗的罪魁禍首就是王瑞林和賈廷安，而他們的後台正是鄧小平和江澤民。
軍中政治觀察人士對《新史記》強調指出，確切地說，軍隊的全面腐敗並不是由“一號首長”直接造成的，而是一號首長親手扶植的“二號首長”造成的，在鄧小平和江澤民執政期間，軍中所有高級將領想見“一號首長”，都必須通過“二號首長”王瑞林或賈廷安。
然而，中南海大內總管的最後歸宿，或者說是最終下場，都帶著強烈的悲劇色彩。
縱 觀中國2000多年的帝制歷史，內臣、宦官因為和皇帝接近而被皇帝信任，在皇權至上的年代裡，屢屢得以篡權亂政，深刻影響著歷史進程。中共的歷史又何嘗不 是如此！中南海三大大內總管之禍，給當下的中共黨、政、軍所帶來的幾乎無所不在的全方位禍害，恐怕是習近平王岐山們在任期內都無法清除掉。若是不進行真正 的政治體制改革，內臣之禍所造成的全面腐敗何止是亡黨亡國？！
2015年1月20日 星期二
默默無聞的死亡在她筆下重獲尊重
《新史記》黎安友
《新史記》編者按：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2014年12月19日，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之譽的高耀潔教授，在紐約迎來87歲生日。高耀潔出國之後著述的第三本書《高耀潔的回憶與隨想》，即將由明鏡出版社出版。本文為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為該書所寫的序言。
高耀潔前一本回憶錄——《高潔的靈魂》令人喜愛，卻也令人感到意猶未盡。書中只用了大約80頁的篇幅講述高教授退休前的個人和職業生活，關注的重點在於她發 現河南艾滋病疫情並引發政府關注的壯舉——她揭發出疫情根源在於腐敗官員開辦的血站的事實，以及她對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兒提供的幫助。但這本新書更引發讀 者們的好奇：這些冒險舉動之後，高教授又經歷了什麼？她為艾滋病受害者所做的抗爭會不會成功，是不是會因為挑戰了從地方到省乃至全國各個層面的官員而受到 懲罰？
《高耀潔回憶與隨想——高潔的靈魂續集》（明鏡出版社）
《高 耀潔回憶與隨想——高潔的靈魂續集》恰恰是上一本書最好的補充。上一本書中限於篇幅無法盡述的精彩故事，這一次終於可以由高教授細細道來。她在本書中憶述 了祖輩居住的村莊和家族先人們的事跡，以及她和丈夫郭明久醫生長達52年的婚姻生活；描述了孩童時代被母親用傳統方式纏小腳的痛苦，以及後來行醫生涯的點 點滴滴，尤其是她診治過那些有生育問題和婦科癌症的貧苦農村婦女。她的經歷揭示了醫療服務落後和不公，並不只存在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更存在於後毛時代改 革中的中國社會。在許多中國人脫離貧困之時，大量農村婦女卻被棄之不顧。高教授在書中還描述了由於替艾滋病受害者群體發聲而遭受到的迫害，最終使她被迫離 開中國、移居紐約。書中也首次講述了她來到美國之後的各種甘苦和病痛體驗，以及她的所見所聞所感。
高教授的人生經歷漫長而跌宕起伏。她所目睹更親身經歷的時代巨變和慘烈苦痛，是外國人和中國年輕一代都無法想像的。她走訪中國那些鮮有人問津的角落，聆聽從 未被人記錄過的故事。她的見證在許多方面都是獨一無二的。
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
毛澤東為流氓正名 最先敗壞黨風
《新史記》高伐林
向忠發、顧順章這一類人沒有多少墨水。真正對“流氓”在理論上闡發、實踐中提倡，使“尚黑”滲透到中共血脈、骨髓者，非毛澤東莫屬。
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是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實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游民文化掛上鈎，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名”。
上海的中共中央雖然自身“與流氓共舞”，卻為井岡山紅軍操心。1928年6月4日致信朱德和毛澤東說：“你們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在成分上儘可能地增加工農和貧民的成分，減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
毛澤東接到中央指示，想必不以為然。早在1925年12月1日，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寫道：
【……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毛澤東還更為露骨地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據吳茂華《毛澤東論流氓無產者與革命元勛》介紹，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早版本中有這段話，後來被陳獨秀刪去。
直到在中國掌權十多年之後，毛澤東還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四清運動的講話》，1964年12月20日）
毛 澤東本人正是無法無天、我行我素。個人生活上的表現且不說了，在治國上的流氓動作才危害嚴重：發動“土改”沒收了地主土地分給農民，隨即通過“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收回；發動知識分子幫黨“整風”，隨即宣稱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僅據正式統計就打了50多萬“右派”；他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對民營工 商企業家、對自己黨內不同意見的同事和部下，對國際共運中的盟主和盟友……無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爾反爾，口蜜腹劍，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這裡只 說一件小事吧：
2015年1月17日 星期六
莫言稱牢記父訓“一定要少說話”
《新史記》蕭雨 杜林 岳誠 李肅
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和大家一起更加深刻地了解現代中國的禁書現象。
【解說：官方對禁書和禁書作者的打壓雖不合理，但並不意外。然而，某些作家在禁書作家受到壓制或迫害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冷漠往往更讓人感到可悲、可憐、可嘆。
美國之音編著《國家禁區》。（明鏡出版社）
德 國的法蘭克福書展是全世界出版業的盛會。該書展有個傳統，就是每年邀請某一個國家作為主賓國，在書展上重點推薦該國的文化。2009年，中國第一次成為法 蘭克福書展的主賓國。中國方面非常重視這個展示的機會。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親臨書展開幕式。中國還派出了一個陣容強大的代表團，其中包括2012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辦方也挑選了一些他們認為的優秀中國作家，邀請他們到德國參加研討會，其中包括戴晴和流亡詩人貝嶺。這兩位持不同政見的作家獲得邀請，讓中國官方很不高興。】
戴 晴：結果又是一系列的手段，拖時間，把我的邀請信退回，把我的飛機票給取消。我這人，這會我也無所謂，但你不讓我去，我當然要去了。我就去了。到了會上以 後，德方的組織者在德國傳媒和德國社會的壓力下覺得不應該這麼對待我。於是，就給了我10分鐘，說你可以到台上正式去講講這是怎麼回事。我就答應了。我同 意講的原因是，本來中方的喉舌已經把我罵成敵人，說絕對不能邀請這樣的敵人。我就想，既然已經來了，終於來和你們坐下來一起開會了，我就覺得中方真是有進 步了。中方同意了，也就是他們在某些問題上是可以讓步的。這才是現代社會最主要的特點。我就想上台誇誇他們，說你們還是有進步的。
結果，沒想到我一上台，所有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前三排，都退場了。一看就剩一個人，就是清華大學的教授秦暉，只有他一個人還坐在那兒。都退場了，莫言就是其中的一個，就是抗議像我這樣的人居然上台了。可是，我是中國公民啊，我是作家啊，我是可以在台上講講我的經歷的。
【解說：當時也在現場的貝嶺後來回憶說，那真是一個戲劇性的場面。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講台，就看到莫言沉著臉、一聲不響地隨著政府官員和官方學者們集體起立，魚 貫離席。他轉述莫言的話說，我退場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是中國作協和新聞出版署邀請出來的，我是中國代表團的一員，我當然只能夠按照領導的指示退場。
2015年1月15日 星期四
日本對中國的另類嚴重禍害
《新史記》高伐林
中共創始人之一、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指出：中國的事情都是被“黨”搞壞的，因為這個“黨”字，就是“尚黑”。
中國大陸的民眾面對簡體字的“党”，是否想到用拆字法觸及這個“尚黑”的奧義？
《新史記》第23期。
晚清以來，仁人志士們如飢似渴地“拿來”西方許多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概念。但是和許多舶來品一樣，概念一到了中國，往往就變了味——中華文化中的已有 詞彙無法準確對應那些舶來概念，只能儘量用一些意義近似的字。而當時又往往為“多快好省”而從日文“轉口貿易”，經過西轉日、日轉中兩次變形，就更是南橘 北枳。這些舶來概念的原始翻譯、用詞，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國人對舶來概念的理解。其中最事關重大的，就是英文單詞party。
談起日本對中國造成的禍殃，我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是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細菌 實驗；卻沒有意識到，他們還在無意中給中國造成的一樁影響至為深遠的另類危害，那就是將英文中本意是“團體”“聚會”的party翻譯成“黨”，將 political party翻譯成“政黨”，被中國人拿來。
在西方，“political party”指政治見解相同或相近的公民自由結合而成的團體，這樣的團體對成員並無控制力，成員對團體亦無依附性，更談不上無條件地服從組織和效忠黨魁。
而 “黨”在中國文化中絕不是個好字眼。“狐群狗黨”、“黨羽”“黨錮”、“黨禍”“黨爭”“死黨”“閹黨”……無一不具負面色彩，孔子早就告誡：“君子不 黨。”中國史籍上所記載的“黨”，與西方現代社會的political party不可同日而語，都只是專制政治下的朋黨、會黨，“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甚至還要咬破中指，滴血入酒，一飲而盡，立 下“保守機密”“永不叛黨”的死誓。
這個字，在上個世紀50年代外表上改頭換面了，成了“党”；然而其內涵卻並沒有脫胎換骨，還是“尚黑”。中國政治折騰了一個世紀還上不了正軌，與這一翻譯大有關係！
“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中國這兩個關於“黨”的著名成語，正好點明了其兩個特徵。由蘇俄派人來，按照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克隆的中國共產黨，將紅色塗在旗幟上，骨子裡還是“尚黑”，從一創立，就先天帶有“營私”與“伐異”的流氓氣。
這樣說，是否侮辱了無數英勇的先烈和勤勉的黨員呢？不幸，這卻是史實，玷污他們的另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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