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新史記》記者高伐林專訪
從千禧年世紀之交開始，蘆笛在中文互聯網上橫空出世，迅即成爲最出名也最高産的作家之一，2010年元月以來的17個月內，在明鏡出版社連續出版了五本書：《毛澤東與他的近臣和女人》、《國共偽造的歷史》、《百年蠢動》、《野蠻的俄羅斯》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在蘆笛的第六本書《華夏文明解剖》呼之欲出之際，7月中旬，蘆笛以書面形式回答了《新史記》記者提問。
（續前）中華民族尤其是所謂精英階層實在愚蠢
新史記：為什麼你在網絡上贏得了巨大影響之後，仍想以傳統方式出版自己的書？
蘆笛：我本人對出書其實並無太大熱情，是粉絲們推動的。另一方面，蘆敵們老是嘲笑我只能在網上吆喝，沒本事出書，也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除此之外，我也覺得電子書進不了圖書館，難以傳下去，而我覺得自己有些思想是可以也應該傳世的。
新史記：從2010年初起，你在17個月內連續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五本書。這些書，都是新寫的嗎？
蘆笛：這五本書是幾年來的作品匯集。我的平均寫作速度每天不下於四千字，11年來寫了上千萬字。刨除大量網戰垃圾文字和遊戲文字後，編成了13本免費電子書，還剩下3本沒功夫編。史論因為需要細看大量資料，寫的是最慢的，不可能一年半就寫出五本來。我出版的都是史論，因為只有此類書籍才有市場。對我這個完美主義者來說，出書壓力較大，不如網上輕鬆自如。
新史記：你對這五本書的內容和思路，從總體上如何概括？
蘆笛：五本書的內容龐雜，似乎無法從總體上概括。思路則永遠是一個：從基本事實出發，經過邏輯推理導出未知事實，以功利分析檢討教訓；結論也永遠是同一個：中華民族尤其是所謂精英階層實在愚蠢，近現代史上就幾乎沒有幹對一件事，後人萬萬不可再如此。
新史記：寫完五本書後體會最深的是什麼？
蘆笛：每寫完一本書，最深的感覺就是懊悔。因為我總是發現錯誤，例如“于學忠”轉成了“於學忠”，“一仆不能復起”寫成“一撲不能復起”，“強姦”轉成“強奸”，等等，而此時已經付印，再不可能改了，於是在面對想像中無數笑駡的面容汗如雨下之時，便只有責駡自己校對太粗心。何頻說：出書永遠是一種遺憾，信矣夫！
新史記：對這五本書，讀者反饋如何，是否聽到了有份量的回應？
蘆笛：第五本書《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才上市不久，讀者的反饋我還沒來得及聽到，只是為我審稿的摯友謝子石先生告訴我，我若指望死後用那書墊頭，分量還嫌不夠。我也顧不上了。若是不夠，就把那13本電子書打印出來，統統塞進棺材去就是了。
對其他四本，讀者的反應都不錯。當然，我只可能聽到謬讚——痛恨我的人不會去買，更不會與我通信。批評的意見當然也有。我上次回國與國內史學界的人座談過，其中一位認為我最成問題的文章是《是誰殺了宋教仁》，他認為立論依據薄弱，將來肯定要讓人駁倒。但我請他指出我的推導何處不能成立時，他又未能具體說明。另一位專治黨史的學者的批評則非常中肯，他認為，我在《紅一、四方面軍草地分裂真相》中過分採信了張國燾的一面之詞。事實上，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實行的政策也非常左，不能僅根據他的回憶錄，就認定他那時就已意識到蘇維埃革命之路走不通。這批評很有見地，雖然“蘇維埃運動已經失敗”是張國燾在草地與其他人爭論的焦點，此前他還搞了“西北聯邦政府”，並沒有打出蘇維埃的旗號來，這些都被毛澤東等人當成了罪行，既在中央文件裡留下了記錄，也為李德回憶錄證實，但我那篇文章開頭介紹所謂“路線鬥爭”時，採用的張的證詞確實比較多。比較準確的看法應該是，張國燾確實是意識到蘇維埃道路走不通的黨內第一人，但我把他的認識提前了。
有趣的是，好幾位朋友都認為《野蠻的俄羅斯》是四本書裡水平最高的一本，而《毛澤東的近臣和女人》則寫得最差。我告訴他們，兩本書的市場價值恰好相反，《毛澤東的近臣和女人》最好賣，國內業已大量盜版，我上次回去就在地攤上見到，成了地攤讀物，而《野蠻的俄羅斯》則據說不是那麼好賣。可見韓愈說的“小慚小好，大慚大好”一點都不錯。（《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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