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接待幕后秘闻

　　形势突然转弯的思想后果还是如官方预料得那样严重，不少单位上报了群众在学习活动中自发提出的疑问，有的单位多达一百多条，充满了对“美帝头子”突然来京的疑惑和本能排斥。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却吹皱了一池原本封闭的静水，深深地触动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很多改变的机遇和可能。本文根据新开放的档案文件，首次讲述少为人知的中方接待方面的幕后故事。

　　怎么能让各级干部、广大民众的头脑及时转弯？

　　1971年夏秋之际，中美两国政府确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意向，消息传出立即轰动全世界。在世人惊奇万分的同时，中方高层更觉辣手的是，在高调反帝几十年后，怎么能让党内各级干部及广大民众的头脑及时转弯，接受“美帝国主义头子”即将来到北京这样匪夷所思的严酷事实。从当年冬季开始，一直到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之际，中方先后开展了三个阶段的尼克松访华内部教育活动，下发多种学习材料，组织宣讲活动，努力平抚党内外的思想强震和巨大疑虑。

　　高层为此次宣讲活动定义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教育”，最早下发的是《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紧跟着的是外交部、北京市委印发的有关教育材料，学习的目的在于：“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尼克松为什么要来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让尼克松来等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解决一些糊涂思想，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自觉性。”（见外交部材料）在1972年春节前后，对事态进展颇为担忧的北京市委几次下达指示，要求加快学习进展，号召革命群众“为捍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尽最大的力量”。

　　从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党委致市机械局党委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从1972年1月23日至2月3日，该厂共用了八个业余活动时间，除了学习毛主席与斯诺谈话纪要之外，还组织职工围绕毛泽东的《关于重庆谈判》和五二0声明、周恩来1月17日关于外事工作的讲话及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进行讨论，“在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深入发动群众，逐步加深教育效果。”（见1972年2月20日报告语）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在延安就相熟的美国记者斯诺，交谈长达五个小时之久，后来形成了只供传达的官方简本《谈话纪要》，并择要刊发《参考消息》。此次被中央钦定为基层群众需要反复学习、解开疑惑的主要材料之一。毛在讲话中几次强调尼克松是自己主动要求到中国访问的，中方是被动接受的。这样充满优越感的表态排遣了民众的思想惶恐和焦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交政策上的难堪，显示中方强大示人、不可藐视的主体一面，倒看出美国人的几分狼狈和焦急。

　　毛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很明确地表态：“为什么要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斯诺问：“主席愿意见他（尼克松）吗？”毛回答了一段事后闻名全国的著名语录：“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凭着高度专一的领袖权威和不可置疑的解释权，他诙谐轻松、举重若轻的语态很好化解了国内民众的困惑，反而让民众颇为受用和自傲。那时中方还一如既往地在越南、柬埔寨、拉美等热点问题上保持反美的理论姿态，这也从侧面舒缓了“尼克松访华”对社会层面的压迫感。

　　当时周恩来也多次在内部讲话中引到台湾问题，言语之间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尼克松来京是为了解决统一台湾的大事。这也多少淡化了干部群众对尼克松之行的恶感，逐渐减弱了群众最初的震惊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形势突然转弯的思想后果还是如官方预料得那样严重，不少单位上报了群众在学习活动中自发提出的疑问，有的单位多达一百多条，充满了对“美帝头子”突然来京的疑惑和本能排斥。市委宣传部门及基层单位党委无力全盘解答，只能笼统地表态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问题，找答案，自我教育。”

　　吴德要求保证外宾在本单位不出问题

　　周恩来作为主事者，在前景险恶不测、极左思潮泛滥的政治大局下，深知接待工作的超级难度和复杂性，他只能谨慎从事，异常小心。1971年12月初，他以中性的标准制订接待尼克松的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他强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见《周恩来传》第2062页）

　　随着到访日子的临近，重大责任慢慢下移到基层，整个京城也随即呈现躁动、紧张的局势。1972年2月10日、17日，市委连续两次下达关于进一步搞好接待准备工作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各局、区县，希望在尼克松到达以前逐一落实各项工作。2月17、18日，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杨寿山等人率队分头检查十七个重点参观工厂和六个游览单位，着重在参观路线、安全保卫、环境卫生以及解说词等方面一一把关，提出了从未有过的高标准。2月18日市委负责人吴德亲自来到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在厂区逐一检查重点部位，并在现场指示市委人员再传口信，要求各单位坚决把接待任务完成好，保证外宾在本单位不出问题。

　　实际上，从职权来分，北京市只负责尼克松随行人员参观工厂、商店、游览景点及社会层面的安全问题，重点接待单位约有二十家左右。2月17日晚上，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杨寿山和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把相关单位负责人叫到市里，再三强调：“这是一项极为光荣、重要的政治任务，要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实际演习，做到人人心中有底。”结果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回去后，又在第二天清晨匆促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市委的工作精神。市里的高压态度致使基层单位“草木皆兵”，如履薄冰，不得不高调表示：“天天检查，天天抓落实，直到尼克松走，确保不发生任何问题。”（见1972年2月19日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关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汇报》）

　　为慎重起见，在尼克松访华前一个月，市委又临时补充一批工厂参观点做为备选。按市里的要求，各接待单位纷纷成立以党委（或支部）书记为主的十人领导小组，下设思想教育、政治环境、安全保卫、卫生防病、接待服务等工作机构。各车间也相应成立了3至5人的接待班子。仅以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为例，全厂各级接待队伍人员多达130名，还特地举办学习班，专门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对相关工作事宜进行反复研究，逐条落实。（见工厂简报语）

　　作为外事接待大户，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对参观线路、环境布置格外重视，多次排演外宾接待保卫的具体过程，通过模拟来验证有否漏洞，明确每位保卫人员的分工和位置。2月19日晚上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再次对与会者进行组织纪律性教育，让大家充分认识到搞好这次接待是保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一场斗争，要求做到“四不”：不围观、不隔窗观望、不在厂内、楼道内外来回走动、不离开生产岗位。（见工作简报语）

　　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是把这“四不”作为纪律条例下发各单位的，明确指出这是市委布署工作的一部分。当时中国与外界基本隔绝，基层单位很少能看见外国人的身影，能见到美国总统的随行人员，工人届时难免会好奇地围观，前颠后跑。面对这种可以预见的细节，高层人士觉得有碍国家政治形象和人民精神面貌，因此不得不处处设防，以严苛的纪律来加以控制。

　　工艺美术工厂等单位还提出，职工要真正从始至终做到“四个显示”，即“显示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变化和精神面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显示出中国工人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显示出我们有条不紊、按计划办事的工作作风。”（见1972年2月19日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关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汇报》）

　　每逢重大事件来临，基层单位总会习惯性地拿出类似“四显示”的表态性言论，让它们充斥各种简报汇报之中，以满足上级焦虑的维稳需求。各单位的工作表面上有所松动，甚至还略嫌轻松，其实还是被板结凝重的内部气氛所弥漫。尤其遇到“尼克松访华”这种不告而来、异常的外交事件，官方在台面上对美帝国主义的说法、判断没有彻底改观，只是策略性的应变和最高层的谋划，对党内和民众根本没有交待领袖的真实想法，政策界限不分明，各级干部无从了解事变的要领，头脑陷于混沌茫然之中，只能靠着熟悉的老调和惯性穷于应付。

　　目标中的各类敌对分子不敢轻举乱动

　　治安保卫工作成了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重中之重，市委在此问题上非常强硬，提出几项刚性要求：“对五类分子和其他危险人物逐个做了安排，严格控制和防范。参观沿线的各种隐患，都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易燃、易爆、剧毒等物品，进行了普遍检查，订了保管、使用制度，预防意外情况发生。保卫人员进行了具体分工，各负专责，确保绝对安全。”（见1972年2月22日《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致吴德、吴忠、丁国钰》）为此，公安部门已提前向各系统下达“冬防”安全保卫工作的指示，力争在尼克松来访前在安保上万无一失。

　　在工业各系统中，以从事民族工艺生产为主的市二轻局是外事接待较为集中的重点部门。据简报称，局党委先后召开五次保卫工作会议，逐项研究并做了细致的布置。局党委还下文强调，要百倍警惕，决不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隙。经过各单位汇总，确定二轻全系统共有“九种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四百八十九人，对其中表现不好的三十人需要严加把控，采取留厂专人负责看管的措施，要组织监改小组，对怀疑对象早晚安排劳动，加强管教，不给其破坏时机。

　　吴德等市委领导特别指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严格城区、单位出入管理，对生产需要增替的设备、产品，在可能的范围内均要提前配置。为此，各单位都要提前备货，尽量让外地人员在此期间少进入城区相关区域。譬如料器厂原来每天都有外地来人取料，厂领导对外来人员的政治情况不太了解，因此决定在二十日前将七天外加工材料一次发完，在尼克松来华期间不再发货，以此堵塞可能出现的安保漏洞。（见1972年2月20日北京二轻局党委致市委、市革委会《关于我局系统接待尼克松准备工作落实情况报告》）

　　实际上，到了1971年尼克松准备来华之际，经过文革以来几番“清理阶级队伍”，“过滤”了城区芜杂、可疑的人口，大大提高了首都市民的红色净化度。据1968年11月市革委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截止11月13日，全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已达80100人，其中叛徒3927人，特务4761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20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993人，新挖出的五类分子14435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7566人，其他坏分子14320人。

　　转年2月20日，市革委会上送中央的报告中称：“到二月底，全市（清理阶级队伍）已揪出9.9万人……已定案的1.5万人中，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占已经定案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定案人中有一半以上确定为敌我矛盾，结案处理时会格外加重。

　　1970年12月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12月24日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的《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报告》披露，全市又挖出各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5002人。市委高层确信，通过这么几次定点定时的运动式清理，已在全市范围内基本摸清了“各类阶级敌人”的状况，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早已发挥到极致，目标中的各类敌对分子基本上不敢轻举乱动。

　　那几年间，市里还数次进行规模很大的治安大清查，往往会出动公安干警、卫戍部队和街道积极分子二三十万人次，沿街盘查，深入住户，每次都能查出有疑问人员数千人，按政治轻重的情况一般能收容其中的三分之一。

　　为了确保尼克松访华过程不出差错，北京卫戍区和各区公安分局还派出专业人员，深入到各接待单位进行岗位与任务的预习，也就是训练治保骨干“散落”在群众中发挥作用。市第二通用机械厂抽调65名可靠的治保工人散布在参观沿线，安排300多人在车间班组的不同部位定时巡查。该厂通过摸底，早已列出各类问题人员192名，对五类分子和精神病患者作了重点安排，让他们届时有工作任务在身，无法有空隙离岗。

　　尼克松是七十年代初第一位到访的西方国家元首，中方安保工作尚在摸索之中，防范严苛，又因经验缺乏而略嫌拘谨。到了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政治保卫的内部规格更为严厉和细化，甚至明确提到：“对帝修反的间谍、特务和五类分子，加强侦察、控制。”（见1973年9月11日市委简报56号）

　　北京所有公园里的其它饭馆不再允许炒菜

　　到了1972年2月，北京全城进入了临战状态。接待单位开始全力打扫自己区域内的厂区、室内卫生，参与人员之多为历年少见，各单位纷纷报告称“面貌大有改观”。2月20日市第二通用机械厂党委向市革委会外事组上报说，全厂抽出近千名人员突击卫生环境，动员34辆汽车、两部铲车、两台推土机、50辆大马车以及数十辆电瓶车、手推车等运输工具参战，共清理运走积土2000余立方米，就地平整积土500多立方米。（见厂党委《关于接待尼克松随行人员准备情况的报告》）

　　有意思的是，在尼克松到访前的一个星期内，各接待单位突然整建车间里的更衣室，理由是不合规格，建筑材料过于简陋，有碍观瞻。北京不少工厂的更衣室多是建设中利用剩余物资随意搭建的，样子破旧，这次市里下令予以全部撤除，重新翻建。有的车间男女更衣室整修后的面积共达八百多平方米，宽敞而又整洁，工人们借此享受外事带来的福利。

　　市外事组此时收到基层大量的汇报材料，譬如说沙发、地毯、桌椅等都已布置好，供电线路作了几次检查，室温始终保持在22、23度左右等等。市里领导也特意叮嘱，接待人员的衣着尽量穿得干净，女同志尽量穿花衣服。同时，市革委会根据最新的上级精神，派人对主要街道上的画像、语录牌、标语口号等作了调整和更新，并指示建设部门对外宾可能到达的街道的门窗、墙壁、厕所等，抓紧进行简易的粉刷和修整。

　　从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一直到1973年秋季法国蓬皮杜来京，这一连串重磅人物的访问都给北京的社会层面带来许多细微的变化，官方有了改进诸项工作、弥补市容不足的动力，原有的一些简陋、凑合方法因此得以改善，整个城市的服务功能在调节之后明显有了良好的提升。

　　市民的副食供应由此得到切实的保障，商店中的食品、农产品比以往大大丰富，副食品的售卖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难得的改观。譬如水产公司规定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对质量太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售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市革委会财贸组推广西单菜市场大肉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五不卖”的经验，人们所不喜的不雅外观的大肉就此难以摆上案板。

　　过去副食店是用敞篷汽车运送大肉，承受尘土洒落，此情景难免会为外宾观察到。副食部门当即决定在尼克松来京前夕，以领导、职工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式，突击改制帆布篷汽车，限令在2月20日全市八十余部运肉敞车全部篷盖化，并规定苫盖不严，司机不准开车。

　　存在多年的副食店小吃店的卫生问题也终于摆在财贸组的工作议程里，譬如生鱼、生肉和糕点柜台的部位挨得很近、小吃店脏乱差拥挤不堪等等，都是顾客意见很大，多年未得解决的。市里一声令下，副食部门紧急开会商讨，决定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做出调整。最生硬的一条决定是，为了避免外宾在公园见到乱扔的鸡骨、鱼刺，市里强令除了颐和园听郦馆、北海公园仿膳食堂和中山公园来今轩外，所有公园里的其它饭馆不再经营炒菜。

　　有趣的是，商业副食部门重点关照了尼克松随行人员及记者所住的饭店及周围的商店，陈列了品种齐全的名特商品，制造琳琅满目的观感，随时销售，随时补充，一直供应到贵宾离京。

　　尼克松访华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中方却因国家形象、外交观瞻的政治面子需求，吹皱了一池原本封闭的静水，深深地触动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某些改变的机遇和可能。这是尼克松本人在来华前万万想像不到的，相信他当时对这些的中国国情特别是基层状况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陈徒手，北青天天副刊

“狂人”是粘在他額頭上的標籤

《名星》季高 專稿

2014年6月，美國電動汽車企業特斯拉（Tesla Motors）的創始人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在博客上宣布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將秉承IT開源精神，允許其他公司使用特斯拉的知識產權，以推動電動汽車行業的發展。

美國專利與商標局官方網站提供的信息顯示，特斯拉目前擁有超過160餘項美國專利，包括保護電池組的系統、過量充電、以及電動馬達中改進的轉子結構等。

雖然不是公司的正式通告，但由於他的身分，這就是宣布特斯拉將向其它企業開放其獨家專利技術，歡迎大家抄襲。

許多人說，在科技產業的視野中，馬斯克的這一決定並非破天荒，IBM已採用過這樣的戰略，但在汽車產業，就顯得與眾不同——只有馬斯克敢這麼幹！


伊隆·馬斯克

有人借用托爾斯泰《安娜·卡列琳娜》開頭那句名言說：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敗者則各有奧妙。用這句話來套創業奇才馬斯克顯然就遇到了例外。且不說與爺爺輩、 父親輩的傳統大亨相比了，就是與比他大16歲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喬布斯（Steve Jobs）、比他小13歲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urg）等人相比，馬斯克的成功軌跡似乎與他們反其道而行之。他選中了三個最想涉足的領域——在他看來都是深刻影響人類未來發展的領域，三個領域是：互聯網，清潔能源，太空。

馬斯克在應邀作為嘉賓到一所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時說，感謝主持人“在介紹我的時候，沒有稱呼我是‘狂人’”，引起鬨堂大笑。“狂人”確實在很長時間內，就像 粘在他額頭上的一個標籤。他的每次投資創業，都曾經被人視作瘋狂之舉，被斷定孤注一擲必會輸個精光。（《創業奇才伊隆·馬斯克》連載1。《名星》第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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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家輝曾是總統第22位繼承人

《名星》岳秋聲 專稿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2 月27日，中國重要官方媒體之一中國新聞網刊出了一篇署名“王平”的評論，題為《別了，駱氏家輝！》，對剛剛離任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Gary F. Locke)，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並用上了種族侮辱性詞語，立即招致中國網民排山倒海的抨擊。本網特連載《名星》雜誌第6期發表的關於駱家輝的深度報導。

駱家輝辭去駐華大使職務，終於使天朝官員們舒了一口氣。幾年來他的存在如同芒刺在背，這根肉中刺自動消失，對中共來說是最大的年度驚喜。然而駱家輝留下的聲望，卻將長久影響著中國人的是非和善惡判斷，駱家輝的名字及其傳達的“正能量”，絕不會在中國大地上輕易消失。


駱家輝在家人陪同下宣布辭去駐華大使職務。

現在轉入另一話題——駱家輝能否成為未來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這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依稀可見。羅 斯福在第四個任期未足三月就病逝。杜魯門繼任總統做了一件事，他在1945年繼位僅一個月，就根據權力制衡的憲法原則向國會提出，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副議 長應排在國務卿之前為總統順位繼承人，因為國務卿是由總統提名，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副議長卻是民選的，在民主體系中，民選官員應比委任官員更具優先資格。 國會接納通過，新的順位格局由此確立。

1947 年，國會再通過新的《美國總統繼承法》（The President Succession Act of 1947），增加了順位繼承人，依次為副總統、眾議院議長、參議院副議長、國務卿、財政部部長、國防部部長、司法部部長、內政部部長、農業部部長、商業部 部長、勞工部部長、健康與人力部部長、房屋與都市發展部部長、交通部部長、能源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和退伍軍人部部長，一共17位。

美國是憲政國家，憲法是國家的“聖經”，是人民團結的基石。開國先賢們訂立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國家憲法，一輩輩仁人志士根據時代變遷而精益求精地完善它，彌補可能的漏洞，使之成為全體國民的根本大法。

駱家輝會成為未來美國副總統嗎？不但可能，事實上他尚未辭職時，已是總統順位繼承人之一。911襲擊之後，美國政府立刻把正副總統分隔，並把 第三第四繼承人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副議長轉移，又規定白宮開內閣會議，必須有一名重要閣員缺席，以防出現權力斷層。那種突發情況除了核子戰爭，還有一種可 能：得艾美獎的美國電視劇《國土安全》(《Homeland》)就有這幕場景，變節的海軍陸戰隊中士若在緊急安全屋裡拉響炸彈，那麼副總統和絕大部分順位 繼承人就給炸飛了。

而美國總統就職典禮和總統年度國情咨文，幾乎所有重要繼承人都要到場，所以自奧巴馬就職開始，典禮上見不到國防部長，因為他被指定為發生意外時的代理總統。2006年美國總統的順位繼承人又增添了第18位，是國土安全部長。

然而如遭核襲擊，華盛頓的政要恐難倖免。於是，2012年國會又通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駐英大使、駐俄大使、駐華大使、駐法大使為新的總統順位繼承人，算起來共有23位繼承人，故此駐華大使駱家輝在辭職之前，已經是美國總統的第22順位繼承人。（《名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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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位常委”顛覆天朝潛規則

《名星》岳秋聲 專稿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2 月27日，中國重要官方媒體之一中國新聞網刊出了一篇署名“王平”的評論，題為《別了，駱氏家輝！》，對剛剛離任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Gary F. Locke)，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並用上了種族侮辱性詞語，立即招致中國網民排山倒海的抨擊。本網特連載《名星》雜誌第6期發表的關於駱家輝的深度報導。


與其說駱家輝洞悉了天朝潛規則，不如說他顛覆了這些潛規則。故而這個黃皮白心的美國大使很招人嫌，官媒指他代表的是美國新殖民主義，換言之，駱家輝比起當年傾銷鴉片的英國佬義律，比起火燒圓明園的英使巴夏禮、法使葛羅更可惡，因為他拿的是軟刀子。

而 在草澤民間看來，駱家輝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天朝官場的糜爛與齷齪。須知巴黎市長騎自行車上班，拿一美元工資的紐約市長坐地鐵上班，那是西洋鏡景象，畢竟 隔了重洋；馬英九吃便當盒飯、穿舊衣、住公寓樓，妻子周美青坐公交車上下班，這確係一景，卻又隔了海峽。獨是駱家輝生就華人面孔，在天朝朗朗乾坤處處顛覆 官場禮制，偏對中國老百姓頗具親和力和道德感召力，尤其是全民對天文數字的“三公支出”及官員貪腐、奢華、糜爛之習忍無可忍之際。

其實在美國，駱家輝為人處事方式很普通，美國政務官和一般民眾莫不如是。試問駱家輝在西雅圖機場用折扣券買咖啡，“表演”給誰看呢？要不是有華人旅客用手機 拍下這幕情景，中國百姓也不會知道有此一幕。更何況，駱家輝的折扣券還被咖啡店拒絕了，要知道，他曾是西雅圖所屬的華盛頓州兩屆州長，這在天朝實在不可思 議！

在西方，民主並不僅僅是國家體制的選擇，而首先是 一種生活方式。難怪著名作家王朔忍不住在微博開罵：“人駱家輝不過吃碗炸醬麵，坐個經濟艙，去趟民工子弟學校，咱報紙就不幹了。你他媽一中國報紙，貪官不 敢報就算了，人家吃穿簡單點也礙著你了，非跟你一起鮑魚魚翅同流合污你丫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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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的“第十位常委”

先按下中西價值觀和官場行為準則不論，駱大使駐華期間最大的外交風波，當然是王立軍闖館與陳光誠遁入使館這兩宗突發事件，這堪稱中美兩國關係的震撼彈。

王立軍夜奔成都美領館，引爆了中共自林彪出逃以來的最大危機，一連串的政治黑幕與醜聞落到駱家輝大使手裡，經緊急呈報國務院和白宮後，相關情報又與盟邦英國共享，遂使北京已無法按自己編寫的劇本去解釋這個“偶發事件”（胡錦濤最初的說法）。

其後中國政局急轉直下，薄熙來被連根拔起，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和政治版圖，而且周永康未來的黯淡結局亦由此而注定，所以駱家輝一度被網民戲稱為中共十八大政治局九常委之外的第十位常委。

關 於薄王案已無須多談，而周永康案還在發酵之中，這都按下不表。回頭看駱家輝的大使任期內，陳光誠逃館又是另一顆震撼彈。陳出逃後發布視頻質問溫總理、政法 系統和山東地方政府，令中央高層無言以對，其內心惱怒就益發熾盛，這在《北京日報》所刊登的《從陳光誠看美國政客拙劣表演》一文暴露無遺，該文指斥駱家輝 “種種行為與其自身職責不符，小動作不斷”。何謂小動作？此文列舉：“從乘飛機坐經濟艙、自己背包、拿優惠券買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到監測公布大使館空 氣質量數據，摻和北京的城市管理爭論；再到膽大妄為地以非正常方式將陳光誠帶入大使館”。

這 篇極其雷人的奇文旋即遭網民狂轟，至為尖刻的一條反諷警告：“行賄受賄、吃喝嫖賭才是駱家輝大使在中國的惟一出路！請你駱大使認清形勢，痛改前非，不要再 做傷害中國人民公僕的事情！”褒揚駱家輝的網評則有“拿著美帝工資的中國信坊辦主任”、“中國殘聯主席兼中央精神文明辦主任”、“唯一全家都紮根在國內的 部級官員”。

豈知還有一個屁股決定腦袋的幫閒加入罵 戰，她就是前外交部長李肇星的侄女秦楓，此人在大陸背景的某香港衛視供職，已屬管理層。陳光誠事件一出，秦楓發微博指駱家輝是黃皮白心的香蕉人，“一個外 交官挑撥駐在國內鬥，這甚麼行為啊？有沒有外交規定，類似公開干涉內政的外交官可以驅逐？”


陳光誠（左）逃進美國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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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楓如此忌恨駱家輝，欲逐之而後快，那麼，大可以去問問李肇星，姑丈或會回答：有此規定，卻要慎用。要知道秦楓的堂兄李禾禾就在美國討生活，李肇星還私下託 美國官員關照自己的兒子，驅逐駱家輝，誰知人家會反過來驅逐誰？別忘記李肇星有一金句：“你是中國公民，還有甚麼比這更光榮的？”哪曉得他讓兒子背棄這份 光榮，去一個不那麼光榮的地方待著，這或就是李家的高風亮節，把光榮讓給別人，將屈辱留給自己。依照新華網和各大喉舌媒體力薦的那篇“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麼 都不是”之高論，李禾禾原來和陳光誠總算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什麼都不是”。

《北 京日報》那篇奇文也有說對的地方，駱家輝確是代表美國利益，同時又代表著美國價值，他提升了美國在中國民眾心目中的形象，這正與大使“自身職責”相符。其 實並不在於他做了什麼，而是中國的民心輿情已有滄桑之變。20多年前方勵之進入美使館避難，坊間尚有微詞，這多少和民族主義情結有關；哪怕同情民運的一些 知識分子也曾批評，方勵之此舉令八九民運的道德資源有所流失。殊不知時光流逝，及至陳光誠進入美使館時，舉國網民卻是一邊倒地將他視為英雄。

陳 光誠事件雖然幾經周折，和美國使館交涉時也鬧出不快，但都無損陳光誠以盲人之身對抗專制的形象。同樣，駱家輝也未能將“唯一全家都紮根在國內的部級官員” 的形象堅持到底，其妻在他辭職幾個月前已帶著孩子回西雅圖了。或許網民的調侃雖不中亦不遠矣，那就是霧霾——即便逼不走駱家輝，至少會逼走駱太太和孩子。（《名星》第6期）

駱家輝處處與天朝官員反著來

《名星》岳秋聲 專稿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2 月27日，中國重要官方媒體之一中國新聞網刊出了一篇署名“王平”的評論，題為《別了，駱氏家輝！》，對剛剛離任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Gary F. Locke)，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並用上了種族侮辱性詞語，立即招致中國網民排山倒海的抨擊。本網特連載《名星》雜誌第6期發表的關於駱家輝的深度報導。


駱家輝在美國政壇口碑不俗，但相較之下，怎也比不上他在中國的口碑。駱家輝自任美國駐華大使後就話題不斷，迅速成為偶像級的政治明星。這實拜中國官場腐敗糜爛，老百姓盼清官如大旱望雲霓所賜。對於這股駱家輝旋風，中國官方媒體的反應和民間很不一樣。

不妨回顧一下駱家輝的在華歷程——
赴 任中途在西雅圖機場用折扣券買咖啡；抵埠北京輕車從簡，一家五口肩背手提行李出閘，棄用大使館的禮賓車，改坐中巴。然而這僅係駱家輝旋風的序幕。接下來， 他和訪華的副總統拜登到北京鼓樓姚記炒肝店吃炸醬麵和包子；其後駱大使到成都，用大陸話語是“視察”或“檢查工作”，他和成都美領館的同事到夫妻檔吃川 菜，點的都是平民菜式，15個人餐費竟不足200元人民幣，這和大陸鮑參翅肚和天價酒“人民公僕”級別的消費有雲泥之別。

於 是中共官媒光明網發表義正辭嚴的雄文《警惕駱家輝帶來的美國“新殖民主義”》，指他一系列的表演都是展示給中國人民看，“暴露了美國以華治華，煽動中國政 治動亂的卑鄙用心”：是“為美國收攬中國民心，強化中國民眾崇洋媚外的奴性，進而分化中國的意識形態，才是這位華裔大使的如意算盤”。

駱家輝的“表演”卻沒完沒了，他去成都來回都坐經濟艙，當時只因是美國大使自己的公務，並未和中國官員有所交接，所以議論不算多。但其後駱家輝出席2011年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他再次坐經濟艙出行，這回和一大堆天朝“公僕”有鮮明對照了，那些達官貴人出入有跟班迎送， 莫說安坐公務艙商務艙，就連出入機場都要走特殊通道，儼然一副朝廷命官肅靜迴避的派頭。

為 了彈壓駱家輝時時處處兜售美國價值觀的氣焰，央視主持芮成鋼在達沃斯論壇咄咄逼人向這個美國大使提問：“聽說您是坐經濟艙來的，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國欠 中國的錢？”如此腔調這般嘴臉，活脫脫是土財主黃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在向楊白勞厲聲吆喝：你欠了多少多少，快還錢來！更何況，中國購買美國國債是一種金融 投資，美國是要按債券期限還本還息的。購買美國國債證券不止中國一家，因為這畢竟是全球最安全可靠的優質投資。好比有人買了某上市公司的股票，卻對著該公 司的人高喊：“你們欠了我的錢！”此說實屬瘋人瘋語，不必細說，美國國債比起股票，其風險係數低得多！

當 時駱家輝據實作答：“作為政府官員，不管是我們領事館官員還是大使館的，也包括總統的內閣成員，一般的規則就是坐經濟艙。”央視主持芮成鋼氣焰為之一頓， 終是覺得氣出得不順，而後再在博客裏數落駱家輝。


駱家輝抵京履新，夫婦及三個子女一起亮相。

更離奇者，是人民日報社《經濟週刊》主編田俊榮人格抹黑式的討駱。他在復旦大學演講時指斥駱家輝幹的是損公肥私的勾當，稱：“他為什麼會坐經濟艙？因為美國政府規定大使的差旅費是包乾的，留下是自己的。”田主編呼籲大家要看清此人實質是在中飽私囊。

然 而天朝喉舌要愚弄百姓實在已經智窮，畢竟國人越來越難被“忽悠”了。美國政府連同商業公司都不存在差旅費包乾之說，機票酒店都由公司或政府部門訂購，分文 到不了個人之手。出遠差可預支部分款額，回來實報實銷，多退少補。不坐出租，自己駕車去機場，可以得到少量汽油和里程補貼。所謂“差旅費包乾”，以美國財 務制度連聽都未聽過！田主編是用自己的小肚雞腸度駱家輝之腹——或許這是盛世強國的“大肚雞腸”。（《名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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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退休上將盯上了中國的財富

《名星》編譯 艾米娜

克拉克14年的退休生活，他真正的興趣卻是 賺大錢。中國市場的吸引力，自然也無比誘人。他2010年接受《三聯生活周刊》專訪時，就直接承認自己把目光放在中國企業上。

克拉克退伍後定居阿肯色州小石鎮，他先於2000年6月加入當地一家歷史悠久的投資公司史蒂文斯集團（The Stephens Group, LLC），並受邀擔任幾家軍火公司的董事，等到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規則後，2003年3月他就單飛，以310萬美元的資金，成立克拉克聯合戰略諮詢公 司（Wesley K. Clark & Associates），並且很快展現超強吸金功力，收入的爆炸式成長，甚至引起媒體密切關注。

2003年11月10日《紐約時報》刊登的報導《退役將領克拉克打造鑲金第二春》便稱，這位四星將領用盡一切政治人脈，讓自己趕進度般地累積財富，成為一介富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逐漸成為民主黨政治人物的攻擊目標。

克拉克“創收”的秘訣，首先是接受多家軍火公司董事會的任命，每年出席費初估可達20萬美元（約123萬元人民幣），幾乎所有的退役高階將領都會接受這種供養；其次，克拉克與出版社簽訂的著述合約，也有可觀進帳。

其三，克拉克也為個別公司牽線（遊說服務），業界盛傳，為了談妥案子，克拉克從不介意賣弄自己的人脈，總是很驕傲地提醒別人：他曾是北約聯軍最高統帥。克拉克也透過前美國駐歐盟大使福儂·韋佛（Vernon Weaver）的引介，硬是闖進投資界。

2000年6月到2003年3月之間，克拉克領了史蒂文斯集團的全薪，期間沒有帶來半筆生意，但是寫完一本書，這個工作也讓他有機會跟小型軍火商接觸。不過，這個集團本身具有共和黨金主的色彩，日後因而成為克拉克爭取黨內提名的阻礙。

克拉克為軍火公司提供的“顧問”服務，也為自己賺取高額傭金。他指點廠商五角大廈可能會對哪類商品感興趣，像是幫地產公司牽線，取得國防部數據資料庫的基地租用合約；幫助廠商瞭解，具有怎樣穿透性的無線超寬頻技術，才能符合特種部隊需要等等。

兩次參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期間，克拉克僅暫時停止商業操作，2005年他接受美國投資銀行羅曼倫修的邀請，於2006年開始擔任董事會主席與執行長，開始將目光轉向中國。

2009 年華爾街開始回暖之時，克拉克帶領公司大量投資中資公司，像是中閥科技（China Valves Technology，Inc.）、中國臍帶血庫（China Cord Blood Corporation）等等。中國臍帶血庫公司，幫助他們在納斯達克（NASDAQ）主機板、紐約證交所（NYSE）上市取得高額融資，一度引起美中媒 體大量報導，當時“錢”進中國看來是高瞻遠矚的投資規劃。

2009年12月克拉克還帶著華爾街投資銀行的高級經理人們來到北京，接受中國媒體與企業界的膜拜。在他的領導下，羅曼倫修當年共投資35家中國企業，2010年更一口氣幫助90個中國企業在美國申請上市。當他接受《三聯生活週刊》專訪時，態度意氣風發、不可一世。

克拉克說：軍隊與商業兩個領域，都必須具備專業知識，像是軍人得知道如何看地圖從而履行命令，商人必須看懂資產負債表，從而判斷各公司的運營狀況，兩者都需 要很強的判斷力。克拉克自誇，2005年進入羅曼倫修後，一直在探索進入中國市場的方法，思考怎樣與中國企業進行更有效率的合作。

不幸，克拉克的投資眼光，日後證明大錯特錯，近半世紀前牛津教導克拉克的財經專業，後來在美國股市帶來的，竟是中國概念股的“空”襲風暴──僅有做空的投機 客才能賺到錢。成立逾半個世紀的羅曼倫修，很快把名聲做臭，2012年黯然退出中國市場，也終止證券交易業務，其股票交易平台Direct Markets則申請破產保護。

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企業一度興起的赴美上市潮，讓一票羅曼倫修這樣的公司賺足了仲介、輔導費。因為，中國國內融資困難的企業，若以中資“反向併購”（reverse takeover）美國企業的方式，借殼上市進入美國資本市場，比原公司自行申請國內或在國外資本市場首次公開募股（IPO）相比，前者最短只需要五到六 個月的時間，且無需經歷複雜的司法與審計流程。

看準了這種法規漏洞，羅曼倫修等提供上市輔導服務的中介機構，積極遊說一些中資中小企業，以反向收購方式，作為赴美上市與取得資金的捷徑，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統計，2007年至2012年3月，共有159家中國公司透過反向併購的方式在美國掛牌。


克拉克退休上將與新歡梅雪。

另 《巴倫週刊》（Barrons）2010年曾統計，超過350多家中國企業，利用反向併購的方式在美國上市，總市值最高甚至超過500億美元。不過，魔鬼 藏在細節裡，這些不按資本社會經營之道的中國公司，提交給中國工商局的收入數據與交給SEC的數據，兩者往往存在巨大的差異，一對照資料便知有鬼。

或者說，若克拉克夫婦曾經是民主黨的忠貞信仰者，兩人後來的價值觀發生重大歧異，應該也非不可能的事情。如今羅曼倫修在中國的業務暫時縮減，但克拉克還有機會更靠近中國的財富。

根 據《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6月份的報導，投資眼光顯然不到位的克拉克，已經朝中國財富更接近一步，他宣布進入美國大型投資管理公司黑石集團 （Blackstone），擔任能源部門的資深投資顧問。根據黑石集團官方網站，克拉克將軍表示：“幫助各國克服能源挑戰並發展能源安全，對於經濟增長和 可持續發展非常關鍵，很高興加入Fisterra Energy董事會，期待能支持團隊實現目標。”——Fisterra Energy是黑石集團2013年1月新成立的新投資公司，投資目標主要設定於全球大型供電項目，目前還沒有談成任何投資計畫，美國前中情局局長大衛·彼 得雷烏斯也是黑石屬意的“顧問人選”，由於黑石2007年IPO之初，接受中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SIC）30億美元，持股比例雖只有9.7％，但未來投 資重心之一仍然是中國。

另一方面，若克拉克真如許多報導所揭示的生性貪婪，若北京願意開價，成功收買到克拉克為中國徹底效力，應該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說穿了，為了更瞭解白宮與五角大廈核心決策思維，克拉克這種美軍退役高階將領，無論開口要財富、要名聲還是要紅粉知己，北京都付得起任何價碼。（《名星》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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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克拉克籍籍無名，梅雪會愛上他嗎？

《名星》編譯 艾米娜

一目了然的商業模式

AHAlife網站的編排類似網絡時尚雜誌與奢侈品牌網站，梅雪找來好萊塢明星與社交名女人，自我展示品味愛好與推薦商品，另外還定期介紹新銳品牌與設計師，推銷手法與時尚雜誌如出一轍。以鄧文迪的時尚特輯為例，梅雪會設計一些讓受訪者樂意回答、自我推銷的問題，例如：

Q：如果手上有20美元，會想做什麼？
鄧文迪答：捐款給紐約公立學校造福當地學童。

Q：如果自己有能力解決一件事，最想要解決什麼？
鄧文迪答：改善美國公立教育品質。

Q：希望人們多關注什麼問題？
鄧文迪答：環境。

這些問答的表演做秀的成分比較大，大家都知道鄧文迪沒有讀過美國的公立學校，也不可能讓兩個女兒去讀。但是網站透過與名人互動，一些樂意經營知名度或喜歡炫耀品味的社交名媛，便自然而然成為網站的代言人。

然而，這樣的銷售模式是否難以被模仿、抄襲、甚或後來居上？答案就藏在網站的細節裡，AHAlife網站將產品分為100美元以下、300美元以下、500美元以下、1000美元以下、5000美元以下以及5000美元以上商品。

若 以公司最熱賣的71項商品來看，沒有1000美元以上的高單價商品，300美元以上的商品只有兩件，100元以上商品只有14件，其他56件商品全都是單 價100美元以下商品，也幾乎都是其他零售渠道能買到的產品，所以，想靠著壟斷上流社會採購市場的獲利模式是否行得通？答案不言自明。

年 紀輕輕便擁有“華爾街認證”的經商實力，梅雪的資歷好看得也有些虛張聲勢的味道，以她在高盛銀行的資歷來說，前後三個暑假加上投資銀行部門工作九個月的表 現，就被提拔到私募基金部，薪水自稱達六位數，卻不到兩個月就辭職，此後便成立自己的創投公司，擔任瑞典企業執行長，後來又搖身變為經營時尚網站的社交名 媛。

有媒體挖苦梅雪，小康家庭出身卻迅速晉升高盛私募基金管理人，大概是因為中共培養她當女間諜，所以把幾個投資項目交給她牽線？——因為在華爾街，若本身沒有一些銀兩，就算是名校出身的天才，不可能畢業第一年就能成為她自稱的“銀行家”。

受訪時說自己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的梅雪，不管是不是共諜，與克拉克據稱2012年3月才認識，交往不到六個月就讓男方決定結束45年的婚姻關係，這場看似轟轟烈烈的愛情，確實值得玩味。


如果克拉克籍籍無名，梅雪還會愛上他嗎？

截 至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明其獨特性的AHAlife.com，據稱已經取得累計2000萬美元（1.2億元人民幣）的創投資金（Venture Capital），有媒體認為，其中必然有克拉克的“貢獻”，此外，若梅雪通過網站持續拓展富貴階層的人脈，對於退休後涉足投資產業的克拉克，也有一定幫 助。

《華爾街日報》2010年9月推出青年婚配專題，當時27歲的梅雪剛好是其中受訪對象，她有位同居男友，說自己沒有結婚壓力也不覺得非結婚不可。近期一位不具名的友人受訪時說：“我並不奇怪梅雪和老男人約會，但讓我驚訝的是，她會和年齡這麼大的男人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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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位無望，四星將軍解放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紐約郵報》（NYP）報導，克拉克為了擺脫與梅雪雙宿雙飛的障礙，搬離與妻子共創的家園後，便直接提出離婚訴訟，聲請判決離婚理由是“general indignities”，意思約等同於“不堪羞辱”。

根據阿肯色州的法律，判決離婚必須基於配偶一方的過失，理由包括通姦、分居超過18個月、犯重罪被判刑、慣性肉體虐待、以及“不堪羞辱”。

“不堪羞辱”的定義則包括（但不限於）：粗暴無禮、不當羞辱、輕蔑傲慢、侮辱、刻意忽視、針對性粗暴對待與傷害、態度鄙夷、言語暴力、羞辱性嘲弄、以及其他可證明為蓄意疏遠、離間情感、與報復的表現，唯原告必須負責舉證。

這對一生信仰天主教的妻子格特魯德·金斯頓來說，其實才是另一半的公開羞辱。相關報導稱，格特魯德對於克拉克提出離婚一事，被折磨得近乎崩潰，完全沒有意料到另一半會徹底背叛她，看到丈夫帶著新歡出席民主黨等社交活動，格特魯德傷心且難以置信。

目前離婚案判決，因資產分割問題被推遲，但克拉克與梅雪在公眾場合高調展現恩愛，完全不避諱外人眼光。克拉克的部分工作仍在阿肯色州，但只要他來到紐約，一定住進梅雪家。相較於糟糠妻，克拉克在愛情的滋潤下，看起來容光煥發。

克拉克的相貌身形，原本就挺受女性選民歡迎，但他處理失敗婚姻的方式，幾乎已經中斷了未來角逐總統大位的可能。

其 實，就跟偶像麥克阿瑟將軍一樣，克拉克長期以來，在美國政治圈多被視為副總統而非總統的理想人選。除非美國迫於緊張的國際外交情勢，受個別國家或恐怖主義 威脅，美國人才會覺得國家需要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那樣的軍頭當總統，除了管理國家外，還可以統御軍隊，帶領美國粉碎恐怖分子和其它外敵的攻擊。

克 拉克有能力應付槍枝管制、同性戀這種媒體熱衷的爭論議題，他曾經公開表示：“我有20多把槍，我非常喜歡打獵。槍伴隨我一生。但是假如有些人偏愛攻擊性槍 枝，那他們應該去參軍，我們的軍隊需要這樣的人。”然而，他大半輩子的軍旅生涯，讓他很難展現出典型民主黨人的自由主義精神。

以“同性戀”議題為例，克拉克曾經公開表態，支持同性戀傾向軍人的出櫃權利，反對“不說也不問”（Don't Ask, Don't Tell.）政策，但他認為比較好的軍中政策應該是“不問也別搞亂”（Don't Ask, Don't Disrupt.）政策。

也 就是說，只要不造成內部分裂，軍隊不干涉任何人的性傾向，也不應強迫任何人出櫃，然而若有同袍抱怨個別同性戀行為造成團隊困擾，克拉克認為，軍方還是有調 查的正當性。這種主張固然能夠加以正面解釋，其實仍影射同性戀比異性戀更容易帶來混亂與管理問題。類似的不左不右主張，就讓他在非戰爭時期很難突破候選人 重圍。

美國是個離婚率很高的國家，政治人物婚姻破裂也 是家常便飯，不過，若是離婚過程牽扯詭詐欺騙，不管理由是什麼，支持者馬上一哄而散。如今克拉克把婚姻失敗的責任，統統推給為了家庭放棄個人生涯的太太， 原先欣賞克拉克男子氣概的女性選民，想不生唾棄情緒也很難，退伍軍人原先的老實真誠形象，如今只剩自私偽善，彪炳戰功也變成謀取個人政治利益的炫耀行為。（《名星》第4期）

他真的刺杀了肯尼迪？

BBC戴维·斯特恩

发自明斯克

奥斯瓦尔德（中）和在明斯克无线电厂的同事合影

50年前的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震惊世界。曾经叛逃前苏联的美国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认定是凶手。BBC记者斯特恩最近在奥斯瓦尔德生活过2年多的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采访，发现那里的人拒绝接受他是谋杀犯。

铁托维茨回忆说，“我真很喜欢那家伙。”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叛逃后，于1959年被送到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生活。当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恩斯特·铁托维茨（Ernst Titovets）和他成了朋友。

两人一起去跳舞、听音乐会，他们都喜欢开玩笑，喜欢穷追女生。

铁托维茨能讲流利的英语，奥斯瓦尔德认识后来的妻子玛丽娜时，铁托维茨还扮演过“助理红娘”。

离开明斯克一年多以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扬名世界

那么，听到奥斯瓦尔德被定为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后，铁托维茨是怎么想的呢？
今年75岁的铁托维茨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深信，奥斯瓦尔德是无辜的。他根本没有杀人的能力。”

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的奥斯瓦尔德20岁时来到前苏联，他以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为由，提出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

彼得·萨沃德尼克（Peter Savodnik）关于奥斯瓦尔德在明斯克生活的新书《闯入者》（The Interloper）于本月早些时候出版发行。萨沃德尼克说，当时，奥斯瓦尔德说，他掌握美国U-2侦察机的秘密。不过最开始，克格勃并不太感兴趣，拒 绝了奥斯瓦尔德的申请。

但是，奥斯瓦尔德在旅游签证到期的当天割腕。苏联当局担心，如果他再次企图自杀，会演变成一起国际事件，因此决定让他留下来。

他们把奥斯瓦尔德送到了明斯克。明斯克天高皇帝远，和去西伯利亚可能区别不大。他们还给奥斯瓦尔德在当地的无线电厂安排了一份工作，并在市中心给他安排了一套一居室。

奥斯瓦尔德在明斯克结识了妻子玛丽娜，女儿1962年出生

作为明斯克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之一、仅有的美国人，奥斯瓦尔德成了热门人物，他自己也很喜欢成为别人注意力的中心。据说，他经常造访公寓附近的女生宿舍楼。

英语翻译、当年的女大学生茵娜·马尔卡娃（Inna Markava）说，“他经常事先不打招呼、不请自来，敲敲某个女生的宿舍门，说，嗨，我来啦。就这样，在那儿呆2、3个小时。”

茵娜说，“奥斯瓦尔德喜欢当中心。记得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如果他觉得我们忽视他了，他会立刻提醒所有的人 ，他还在呢，不要忘了。”

克格勃密切注视着奥斯瓦尔德的行动，监听他的公寓，甚至记录下他最私密的那些瞬间。

铁托维茨说，奥斯瓦尔德怀疑受到监视。记得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公寓里到处寻找监听装置。最开始，铁托 维茨误解了，他还以为奥斯瓦尔德要找“昆虫”（bug既可以译作昆虫，也可以译作窃听）。两人在公寓内摸高爬低找了一圈，既没在房顶上找到窃听头、也没在墙壁上发现摄像孔。

一直到苏联垮台之后，铁托维茨才意识到当年克格勃对奥斯瓦尔德的监视有多严密，给他在市中心分配房子都是有“预谋”的。

奥斯瓦尔德的公寓位于明斯克市中心有名的“共产主义大街”

铁托维茨说，“公寓地点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很容易就能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最开始，克格勃以为奥斯瓦尔德是中情局间谍，俄语学得结结巴巴可能是故意装的。

获准查阅克格勃有关奥斯瓦尔德档案材料人为数不多，其中之一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他在1995年出版的《奥斯瓦尔德的故事》（Oswald’s Tale）一书中透露，克格勃并没有监听到奥斯瓦尔德在亲密时刻透露出自己的真正动机，而是两口子吵架。

奥斯瓦尔德：你什么活儿也不干。
妻子：你搞过卫生吗？就一次？

奥斯瓦尔德：你早上10点才起床，整天什么也不干。

妻子：我需要睡觉。你不喜欢，可以回你的美国去……你什么都能挑出毛病；什么都不顺心，什么都不满意。
奥斯瓦尔德：你不讲理。懒惰、粗鲁。

萨沃德尼克说，奥斯瓦尔德“相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派”、到苏联去“干事业”，不过，他叛逃的深层原因更多的却是出于“心理、而不是思想”因素。

萨沃德尼克说，“我认为，他去苏联是因为在别的地方不合群，他是一个绝望、孤独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到了苏联就能获得挽救。”

茵娜在奥斯瓦尔德昔日公寓的阳台上，一旁是现在公寓的主人

萨沃德尼克说，在结识玛丽娜·普鲁萨科娃之前，奥斯瓦尔德曾向另外一位名叫埃拉·日耳曼（Ella German）的女人求婚，埃拉的拒绝“加深了奥斯瓦尔德的孤立、愤怒、异化感”。后来与玛丽娜的婚姻生活并没有扭转他的心态。

铁托维茨注意到，奥斯瓦尔德开始对在苏联的生活非常不满，有时候还大发脾气。

他回忆说，每一次我们谈到苏联的和美国的区别……有时候我会说，你们那儿对有色人很不公平。他承认，但是随后会反驳，你们这儿的人生活像奴隶。

我在明斯克访问过的人，谁也不相信奥斯瓦尔德刺杀了美国总统。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相信朋友，是人的本能。尽管如此，想到奥斯瓦尔德的名字和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最震撼人心的一起刺杀案有关，听到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关于他的好话，心里还是感觉很异样。
我在一家咖啡馆采访奥斯瓦尔德从前的同事弗拉季米尔·奇多维奇（Vladimir Zhidovich）。和所有的人一样，弗拉季米尔也说，奥斯瓦尔德是“好人”，他根本无法想象他会是杀人犯。

临别前，弗拉季米尔请我帮个忙。他说，你如果有机会去德克萨斯，能不能代表他本人和无线电厂的同事，到奥斯瓦尔德墓前献上一束花？

这个请求让我大吃一惊。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一方面，我们说的可是奥斯瓦尔德，那个暗杀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家、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凶犯；另一方面，弗拉季米尔的请求确实是发自内心。
到底怎么办？我还没有拿定主意。

编译：苏平，BBC

肖河：美国的国安会是如何诞生的

　　肖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诞生，恰恰是缘自海军希望用‘做大蛋糕’的方法来回应来自陆军、空军对军事资源分配的挑战。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国安会成为了白宫依靠国务院来压制在军事预算上屡屡挑战总统权威的五角大楼的有效机制。

　　从当时看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的诞生完全是一场发端于美国军事部门斗争的意外。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之时，美国国内战争部和海军部也在为了争夺美国国内的各种资源大动干戈，各自建立了一整套收集、存储和分配物资的网络。由于吸取了一战时的政治教训，当时美国的后勤物资都是由私人公司提供，因此两个部门的“市场竞争”让生产商趁机大发其财。美国一般民众对于这种现象很不满意，美国国会也专门组建了一个针对“军事部门浪费和重复建设”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就是“年轻的”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杜鲁门。

　　军事部门内部同样有人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绝，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就一直在考虑将各自为政的美国战争部和海军部统一起来，以从根源上杜绝这一问题。1945年战争即将全面胜利之际，马歇尔的“统一计划”获得了空军、陆军将领，陆军部长、“东部权势集团”教父史汀生，以及意外成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的全力支持。

　　杜鲁门支持马歇尔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为杜鲁门希望通过节约军事开支来推行“公平施政”的新政改革，他时常更真诚地重复罗斯福“我们必须牢记重组的目的是为了节约”的说法。其二是因为军事部门与民政部门间、不同军种和军事部门内部在二战后矛盾重重，总统及白宫预算局对于解决棘手的军事部门预算斗争问题既无兴趣，又乏能力，迫切需要一位国防部长来分担总统“过重的负担”，顶住来自军队和国会对某一军事资源分配政策的质疑和攻击。其三则是希望能够搭上声望正隆的马歇尔的顺风车，在这个“很容易达成共识”的议题上露露脸。

　　战争部的军中统一方案简单地说就是“一个部门，一位部长，一名总参谋长”，白宫想的则是“一份统一预算”。正是因为觉得军中统一在即，杜鲁门在1945年9月直截了当地指示前来汇报海军预算方案的海军部长约翰·福莱斯特不要再思考海军的“小计划”，而应当考虑“整个国家军事部门”，并且声明海军在国会推动的一切预算案都与总统没有任何关系。在海军看来，这种“统一方案”就是战争部对海军部的吞并，未来海军将在陆军和空军的多数面前丧失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力。福莱斯特及其他海军派人士认为，必须采取“跟进”措施遏制“军种统一”的势头。

　　福莱斯特的密友、熟悉产业动员问题的艾伯斯塔特为海军部起草了一份“更大的计划”，并且在10月份将其通过海军派议员提交国会。在这份日后被称为“冷战史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之一”的《艾伯斯塔特报告》指出，当前的问题不在于陆军、海军和空军各自为政，军种间如同企业那样的“自由竞争”反而有利于国家安全，“不会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真正的问题在于军事政策、外交政策、产业政策没有协调一致为未来的全面战争做准备。福莱斯特希望在保持海军部独立的情况下组建一个按照多数原则进行投票的委员会，而不是单纯的跨部门协调机构。其成员将包括总统、国务卿，未来的陆军、空军、海军部长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的主席，这意味着军事部门将在本不属其置喙的外交政策、经济产业领域发挥重大影响。可以说，国安会的诞生，恰恰是缘自“部门利益斗争”，海军希望用“做大蛋糕”的方法来回应来自陆军、空军对军事资源分配的挑战。

　　陆军和空军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概念兴趣索然，因为这根本没有解决他们眼中海军所占的预算份额过大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在攻击海军部“三个军事部门”时也顺带批评国安会的设计师“非美国的”，是从英国引进的舶来品。杜鲁门及其白宫助手对于福莱斯特的想法更是充满警惕，他们认为唯一应该协调外交、军事、产业政策的就是美国总统，国安会的建立则会侵蚀宪法赋予的总统权力。杜鲁门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处理好分内之事”的国防部长，而不是一个能够进行决策的委员会。

　　国务院则对“国安会”在《国家安全法》中出现表示了不满，1946年已经专任国务卿的马歇尔还代表国务院向白宫表示，“雾谷”之所以没有加入到《国家安全法》的讨论中是因为这原本与国务院无关。国务院特别提醒白宫，美国宪法赋予了国务卿作为总统首席外交政策顾问的地位，这是不能被任何其他机构和职务取代的。

　　不过归根结底，国安会并不是这场从1945年延续到1947年的第一次《国家安全法》的主战场。在经历了陆军派和海军派近乎狂热的斗争之后，最后更加坚决的福莱斯特取得了在国防部问题上的胜利，保住了海军部的独立、设置了权威不足的国防部长职务、确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全体一致的原则。为此，海军部长爽快认可了国安会只是讨价还价的筹码，放任其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在1947年的最初版本中，国安会没有设置主席而仅仅只有一名负责上传下达的副部长级别的行政秘书长，其属员由国务院和新成立的国防部各出一半组成。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既没有领导也没有下属的跨部门委员会，由行政秘书长来监督各部门的行为完全符合总统的政策。马歇尔的后任、杜鲁门的最坚定支持者艾奇逊在评论二战时组建的形形色色的协调委员会时就说过，这类委员会毫无意义。事实上，杜鲁门治下正是国务院而不是国安会或者任何其他部门大放异彩的时期。

　　在这一艾奇逊毫不谦虚地称为“创世之时”的几年中，国务院主导建立了联合国、推出马歇尔计划、提出以遏制政策为核心的杜鲁门主义、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包括NSC68号文件在内的冠名国安会的纲领性文件，事实上全部出自于国务院政策规划署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之手。在很大程度上，国安会成为了白宫依靠国务院来压制在军事预算上屡屡挑战总统权威的五角大楼的有效机制。新任国防部长福莱斯特每一次引诱国务院提出具体预算数额的建议，都被赖其推荐才蜚声华盛顿官场的凯南婉转回绝。

　　在其诞生的最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身上完全看不出其在未来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中枢”。其遭遇正如名义上负责协调各部门情报收集的“中央情报局”那样尴尬，当后者的首任局长索尔斯在其成立之时被记者问及将要采取何种措施时，对这一情报机构职责和权力迷茫不已的他脱口而出：“我想回家。”

　　东方早报 2013-11-19

徐贲：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夫人

　　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一样，美国人对最高权力执掌者的家庭，尤其是对第一夫人感到好奇。美国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美国人可以公开议论第一夫人，也可以在图书馆里阅读到各种关于第一夫人的书籍。

　　美国人关注第一夫人，除了好奇，还有公共政治的理由。美国第36位总统夫人波德·约翰逊说过，“美国的宪法没有提到第一夫人。法令全书也没有规定她的职责。但是，一旦她成为第一夫人，只要愿意，她就有一个指挥台。”在美国历史中，许多第一夫人都曾登上过这样的指挥台，对总统乃至国家产生影响。

　　阿比盖尔·亚当斯是第一个住进白宫的美国第一夫人，也是她丈夫，第2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最重要的政治参谋。萨拉·波尔克不仅为丈夫（第11位总统）出谋划策，甚至还帮助他修改演讲搞。多莉·麦迪逊（第4位总统的夫人）从英军手中救出国宝《独立宣言》原稿和华盛顿画像。朱丽叶·泰勒（第10位总统的夫人）为白宫聚会活动专门安排了一位报道员，这个报道员的工作造就了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的职位。卡洛琳·哈里逊（第9位总统的夫人）为地方大学募款，条件是必须也招收女生。露·胡佛（第31位总统的夫人）是第一位从白宫发表电台讲话的第一夫人。1931年，她发动无数的妇女为贫困家庭捐助食品和衣物。

　　在众多的第一夫人中，艾莉诺·罗斯福（第32位总统的夫人）是惟一当了12年第一夫人的，也留下了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艾莉诺代表美国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作为主席，她的主要责任就是起草《人权普遍宣言》。当时，许多人认为，要起草一份能够让联合国里的所有国家领导人都能接受的文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1945年，联合国尚是一个新生的国际组织。艾莉诺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她对无权和贫困者的关怀为她赢得了普遍的声誉，因此非常适合担任人权委员会主席。但是，美国政府中很多人并不相信世界各国能够坐到一起，共同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艾莉诺并不这么认为，她相信，无论世界各国利益多么分歧，至少都可以同意，凡是人都应当享有某些基本权利，而这就是《人权普遍宣言》所要说的。

　　1948年12月10日凌晨3点，联合国对《人权普遍宣言》投票表决，48国同意，8国弃权，没有国家反对，2个国家的代表缺席。艾莉诺记下了她的感想，“漫长的工作终于结束。”

　　这确实是一桩漫长的工作。人权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是1946年4月29日。两年多的许多会议中充满了分歧和争论，最严重的分歧出现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权利”的含义和每个人应有的基本权利有不同的解释。

　　不仅是政治制度的对立，就是细小的具体文字理解也会引发不同的意见。《人权普遍宣言》的原稿有这样一句话，“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所有的人都生来平等）。印度的一位女代表提出，这句话在印度可以被解读为，拥有人权的只是“男人”，妇女不包括在内。艾莉诺回答道，美国《独立宣言》中有同样说法，美国妇女并没有觉得受排斥。但这位印度妇女代表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因此《人权普遍宣言》将“all men”改为“all human beings”。

　　艾莉诺在人权委员会的“漫长工作”使她不仅能够为美国，也为全世界留下一份持久的宝贵遗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说，《人权普遍宣言》是联合国产生的“最好文件”。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称《人权普遍宣言》是人类的《大宪章》。《大宪章》是英国国王约翰于1215年签署的让英国人民享有公民权利的文件，成为现代公民权利的开端。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族国家独立浪潮中，许多国家都把人权写进了它们的宪法。尽管《人权普遍宣言》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许多国际条约、和平协定所援引自《人权普遍宣言》的条文却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艾莉诺为《人权普遍宣言》所做的漫长工作早已告一段落，可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落实这一宣言却并非易事。这才是艾莉诺留给世界的真正遗产。艾莉诺被人尊称为“世界的第一夫人”，就她留给人类历史的人道遗产而言，她确实无愧于这一称号。

　　徐贲，天益网

馬歇爾將軍最終詛咒：願瘟疫降到你們兩黨頭上

《新史記》馮勝平 專稿



中美兩國政治家互不瞭解

美國可以同一個統一的中國打交道，卻無法同一個分裂的中國打交道。無論是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美國都可以成為朋友，並取得相互的尊重的信任。但是，一旦捲入國共內部之爭，美國就完全不知所措。它不僅不瞭解國民黨，也不瞭解共產黨——確切地說，它不瞭解中國政治以及作為背景的中國政治文化。在美國，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底線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在中國，政治是贏者通吃的遊戲，原則是你死我活。在美國，黨爭的雙方有規則，有底線，打的是有限戰；在中國，黨爭的雙方無規則，無底線，打的是超限戰。在美國，軍人不參與政治，在中國，政治離不開軍人。1945年，在重慶，蔣對毛說，不服，回延安，帶兵來打。1949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1945年11月26日，被國共雙方搞得焦頭爛額的赫爾利向杜魯門遞交辭職信，返回美國。12月 20日，馬歇爾到達上海，次日在南京與蔣介石見面，正式介入國共調停。12月22日，他在重慶與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見面，後來又接見了各界代表。馬歇爾認為，國共兩黨雙方的矛盾在於歷史原因造成的互不信任。他相信，美援作為一種動力，會化解矛盾，促成國共雙方和談。

與赫爾利不一樣，馬歇爾給中國帶來了戰後復興需要的資金。後來用於德國的馬歇爾計畫，本來是為中國設計的。美國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援助的唯一的條件是國共停止內戰，重建家園。但就是這個條件，國共雙方也不答應。對中國政客來說，權力從來就比人民的福祉重要。

少將赫爾利看不懂的東西，五星上將馬歇爾也一樣看不懂。儘管肩上比赫爾利多四顆將星，他對中國政治的瞭解與赫爾利並無二致。平心而論，中國共產黨指控美國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是不公正的，正如它後來指控該書作者包瑞德策劃1950年炮擊天安門事件，並將其缺席判處死刑不公正一樣。包瑞德是一個天真、善良、對共產黨懷有相當好感的美國職業軍人。1971年，周恩來與應邀來華訪問的謝偉思談話，承認指控包瑞德捲入炮擊天安門案件是個錯誤，並表示歡迎包瑞德來中國訪問。遺憾的是，由於個人原因，包瑞德沒能來中國與他的延安朋友們相見，他終老北京的願望也沒有實現。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舊金山病故，終年84歲。

美國政客的經典是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中國政客的手冊是294卷的《資治通鑑》。這部書毛澤東一生通讀了17遍。1986年，當筆者還是一個學生時，曾在密西根同奧克森伯格教授有一次雖不愉快卻終身難忘的談話。作為中國問題權威和總統顧問，當時的他正忙於遊走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對我熱衷的民運不屑一顧。被教授的傲慢所激怒，我挑戰地說，要瞭解中國宮廷政治——中央政治，一個人不僅要有字裡行間閱讀的能力，還要有字後閱讀的能力(Ability to read between lines,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read behind lines)。這裡我是暗指教授並不熟練的中文。看到辦公室書架上的《君主論》，我問他是否讀過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面對我的無禮，教授突然改變了態度，謙虛地回答：“如果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能瞭解中國政治的百分之一，我將感到非常欣慰（I would be very pleased if I could understand 1% of Chinese politics by the time I die）。

正如赫爾利、馬歇爾無法理解國共兩黨的敵意一樣，熟讀《三國演義》和《資治通鑒》的毛澤東，也無法理解赫爾利、馬歇爾調停國共衝突的善意；他認定美國對華政策的目的是“扶蔣反共”。今天看來，這一指控既不公平，也不正確。事實上，在當時存在的四大勢力——美、蘇、國、共之中，希望內戰的是蘇聯和國民黨，不想打仗的是美國和中共。沒有蘇聯的慫恿和支持，共產黨不可能控制東北，也不會形成“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國共衝突更不會發展到全面內戰的程度。查閱歷史檔案，當時衝突各方的政策立場大致如下：

（1）美國：以中國為依託，控制日本，遏制蘇聯，維護其在亞洲的利益，不希望國共內戰。

（2）蘇聯：扶植中共割據中國，如不能奪取政權，至少削弱蔣政權，抵消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希望國共內戰。

（3）國民黨：自信憑藉軍事優勢能在短期內解決共產黨問題，不顧美國勸阻，主動發起內戰。

（4）共產黨：各方面——軍事、外交和經濟，處於劣勢，希望避免內戰。
以上四種力量的奇特組合形成一股合力，把歷史導向未知的天地：最初並不希望戰爭的毛澤東在蘇聯的支持下打敗了主動發起內戰卻失去了美國支持的蔣介石。

兩個約翰的遠見

最早預見到中共勝利的，是迪克西使團的兩個發起人——約翰·謝偉思和約翰·戴維斯。早在1944年，他們就預言戰後美國在中國前途上沒有選擇：中國註定屬於共產黨。他們的遠見超越了同時期的斯大林和毛澤東：前者支持中共只是為了給美國和蔣介石製造麻煩，並沒有想到毛會奪取整個中國；後者被迫應戰，完全沒有料到美國會在關鍵時刻退出四方角逐，全面停止對蔣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作為中國通，謝、戴知道國共實力——尤其是以人心衡量的軟實力，為真實對比；作為美國人，他們深知美國政府不會在二戰結束後再捲入一場中國內戰。中共對美國太友好了，很難反目；國民黨太腐敗了，不值得支持。延安《新華日報》充滿了對專制的批評和對民主的讚譽，非常符合美國人的口味，而重慶官場的腐敗卻使他們厭惡。就這樣，在國民黨執意要發動內戰的情況下，美國選擇了退出。幾乎與此同時，表面上退出東北的蘇聯在中朝、中蒙邊界對中共展開大規模援助。非常可能，美國退出時並沒有想到蘇聯會進入，而蘇聯進入時亦沒有料到美國會退出。在一進一出之間，歷史的天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得人心、有蘇聯支持的共產黨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失去人心、失去美國支持的國民黨，在遠比毛澤東預期短得多的時間內和斯大林根本就沒有意料到的情況下，奪取了全國政權。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蔣介石相互敬酒。

結語

回顧歷史，無論美國在國共調停中犯了多少錯誤，它的善意和真誠是不容否認的。真正希望中國內戰的是蘇聯。通過國共內戰，斯大林把毛澤東綁上蘇聯戰車，實現了他控制中共，進而控制中國的目的。1924年至1927年，斯大林曾斥資三千萬盧布，支持蔣介石統一了中國，但他最終沒有能夠控制蔣。通過與英美等國的聯盟，蔣輕而易舉地擺脫了蘇聯的控制。這一次，斯大林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也沒有犯同樣的錯誤。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斯大林積極推動中共捲入，徹底斷絕了中美建交的可能。

在包瑞德看來，國共談判開始於1944年11月7日，地點在延安，赫爾利將軍是發起人；美國全部調停活動的結束，是在1946年馬歇爾將軍回到美國，發表他的“願瘟疫降臨到你們兩家頭上”（a plague on both your houses)的聲明之後。

如果不曾為中國和平真誠奔走，很難想像馬歇爾會對國共兩黨發出如此惡毒的詛咒。（《新史記》雜誌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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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下）

　　随着古巴防御系统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在发现了地对空导弹之后，美国军方对应急作战计划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肯尼迪、麦克纳马拉与参联会讨论了对苏联在古巴的地对空导弹基地发动空中打击的可行性，以及美国可能遭受的伤亡，指示空军和海军飞行员进行模拟攻击训练，强调要确保对应急作战计划不断进行完善，必须考虑到苏联的装备和技术人员源源不断地涌入古巴这一因素。肯尼迪还要求军方考虑重建一支古巴人的武装力量，以便参与实施应急作战计划。(50)9月初，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向肯尼迪表示，尽管古巴的进攻与防御能力都较前有了很大提高，参联会认为按照目前的应急计划，美军可以应对任何新的威胁。14日，海军作战部敦促参联会尽早采取行动，推翻古巴政府，担心古巴的防御体系一旦完成，苏联就会在古巴建立进攻性基地，并部署核武器，届时如果美国再发动进攻则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大战。(51)18日，空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模拟轰炸飞行训练，以便实施“312行动计划”，各项要求均与实战要求大体相当。27日，斯威尼将作战计划提交给空军参谋长莱梅和大西洋司令部，并获批准。莱梅指示，空军部门应到10月20日完成实施“312行动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52)

　　按照“312行动计划”，美军将在6小时内投入152架飞机、12小时内增至384架飞机、24小时内出动470架飞机对古巴实施空袭，以摧毁古巴的空军和导弹设施，削弱其进行战争的能力。打击目标首先是机场、导弹基地、雷达及其他防空设施；其次是有选择性地摧毁其交通和通讯设施；再次是部队和炮火的集结地及海军舰艇等。入侵计划确定在古巴东、西部发起进攻，进入古巴境内的部队应在目标区域内迅速集结，切实保护区域内的机场和港口，同时要有能力尽快对哈瓦那地区实施占领。西部地区是主战场，进攻之日由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将空降部队送往指定的6个区域，占领哈瓦那附近的四个主要机场以及马里埃尔港口。在此区域作战的部队包括第1和第2步兵师、第1装甲师和海军陆战队第5特遣旅等，另有第4、5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为机动预备队。在东部，主要是加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力量。(53)

　　10月1日，麦克纳马拉、参联会新任主席泰勒审议了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商讨了在何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采取何种行动等问题，确定到10月20日最大限度地完成空袭和入侵行动的一切准备。(54)麦克纳马拉要求五角大楼就行动准备、所需动用的兵力、行动后果以及对美国应对其他地区的威胁所造成的影响等进行研究，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同时强调应急作战计划的政治目标是消除苏联进攻性武器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并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他表示，实现第二个目标更为困难，一旦实现第一个目标，应集中力量确保完成第二项目标。(55)

　　肯尼迪要求空军部门模拟建造苏联地对空导弹发射台，以便进行轰炸演练。但在五角大楼看来，古巴飞机的混凝土掩体要比地对空导弹发射台更难于摧毁。因而，战术空军司令部在内华达一空军基地建造了古巴机场使用的混凝土防弹掩体模型，用来进行投弹演练和分析轰炸效果。麦克纳马拉向肯尼迪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以确保我们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不断更新”，打击目标清单已经分发给飞行员；一旦确定了新的导弹发射台，在收到照片的数小时之内即可将其列入攻击目标清单。(56)10月6日，丹尼森敦促有关各部进一步做好实施应急作战计划的准备，包括预先部署与调拨部队、飞机、船只、装备及补给，指示参与作战行动的航空母舰、海军陆战队应尽可能驻守在有利位置，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开始行动的反应时间。大西洋司令部还为空袭部队准备了有关打击目标、路径和防空情况的详细资料，并开始制定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的相关措施。(57)12日，参联会就空袭和入侵行动的各项准备和减少反应时间进行了研究，要求参战部队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事件，全面考虑应对措施，并对实施行动计划的准备事宜做出具体安排。(58)15日，麦克纳马拉与参联会一起再次审议了应急作战计划，并决定做出如下调整：缩减反应时间，优先考虑实施“316行动计划”，各部应为此做好“最高程度”的准备；为地面作战部队增派一个装甲师；部署一个步兵师作为后备力量；计划出动24—36艘驱逐舰和一艘航空母舰执行封锁任务；部署450—500架飞机实施空袭计划；“314行动计划”需要首先出动3.2万人的空降和两栖登陆部队，在随后的18日之内将作战部队增至8万人；“316行动计划”要求在进攻之日出动4.9万人的部队同时实施空降和两栖登陆，5日后使作战部队增至6万人，16天内达到8万人；进一步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防空能力。参联会提出，最好由拉美国家出动象征性的部队参加行动，并与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进行协商，以减少美军对古巴军事行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强调严格保密是确保行动成功的关键。作为应急作战计划的辅助方案，大西洋司令部还开始准备对古巴实施心理战行动。(59)

　　为进一步完善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提高部队的两栖和协调作战能力，并借机进行军事部署，1962年4—5月、8—10月间，美国在加勒比海和西大西洋地区接连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在为期两周的代号为“快速打击II”的军事演习中有4个陆军师、8个战斗机中队、2个战术侦察机中队参加，总人数达7万人，五角大楼称之为“美国军事史上和平时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60)根据丹尼森的建议，国防部决定于10月15日在波多黎各附近的一个小岛进行为期三周的演习，参加演习的有2万名海军和4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以及4艘航空母舰、20艘驱逐舰和15艘运输舰，演习内容主要是在一个假想的敌对国家实施两栖登陆及各兵种的协同海上作战，推翻Ortsac(卡斯特罗名字的倒写)的统治。(61)

　　美国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引起了古巴和苏联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确信美国正准备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卡斯特罗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命令所有部队做好战斗准备。(62)

　　三、军方力主空袭和入侵

　　1962年10月16日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后，肯尼迪立即召集其主要顾问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商讨对策，并逐渐形成了空袭和封锁两大派意见。邦迪、麦科恩、尼采、财政部长狄龙、前国务卿艾奇逊等为代表的所谓“鹰派”都强烈主张对导弹基地尽早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突然空袭，认为这样可以干净利落地解决苏联的导弹，给世人造成既成事实，并借以显示美国保护其重要利益的决心。麦克纳马拉、副国务卿鲍尔、国务院顾问汤普森等少数人则主张实行海上封锁，反对采取“珍珠港式”的突袭，强调这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有悖于美国的价值观念，并将严重损害美国的道义立场。

　　美国军方力主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16日，参联会对美国应做出何种反应进行了讨论，强烈反对只对导弹基地进行有限的空袭，认为这样会失去打击的突然性，招致苏联和古巴对美国以及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报复性攻击。在军方领导人看来，与其进行有限的空袭还不如不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那将产生“难以接受的危险”，并使美国遭受不必要的伤亡，要求对凡是影响到美国及其军队的所有重大军事目标进行强有力的大规模空中打击，一天出动700—1000架次的飞机，连续轰炸5天，打击目标包括所有的导弹基地、飞机、防空系统、可疑的核武器储藏地、坦克、登陆艇等，同时全面封锁古巴，加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力量，并准备实施入侵。在他们看来，实现古巴政权更迭的时间和机会已经到来，军事行动的目标“应是消除对美国的威胁，同时解放古巴”。(63)代表军方参加执委会会议的泰勒强调，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极大地改变了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提高了苏联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必须消除这些基地，只有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阻止苏联将更多的导弹运入古巴，空袭的同时还必须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他向肯尼迪表示，空袭并不能保证摧毁所有的导弹基地，第一次打击至多能摧毁90%，对随后发现的目标应立即进行持续性空袭。(64)

　　自始至终，美国军方领导人的立场一直非常明确：动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击败在古巴的苏联军队和古巴军队，推翻卡斯特罗政府，这是一劳永逸解决古巴问题的唯一办法。海军作战部长安德森日后表示：参联会认为，导弹的存在为美国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权提供了很好的借口，美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直接的行动，彻底消除距离美国只有90英里的“威胁”，这的确是一个理想的机会；几个月以来，“我们的研究小组一直在考虑各种使美国干预古巴正当化的可能手段，甚至考虑蓄意挑起事端使古巴对美国率先采取某种行动，这样美国就可以入侵古巴，导弹危机正是我们一直所期望的事件”，“毕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65)军方领导人认为，苏联不会因为古巴而发动全面战争，可能会对柏林、中国沿海岛屿，或者伊朗、土耳其、韩国等施加新的压力。根据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的报告，如果美国进攻古巴，苏联很可能在柏林采取报复行动，但不会出兵占领，更不会挑起一场大战。为了预防全面战争的爆发，军方领导人建议将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进行疏散；全球美军做好战斗准备；战略空军司令部1/8的轰炸机处于警戒状态；进一步加强东南沿海的防空能力。他们认为，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时间最早应在21日，但他们倾向于23日进行；可能最早的入侵日期是28日，但30日为最佳。(66)

　　10月19日，肯尼迪就美国所应采取的行动与参联会进行商议。他表示非常担心如果进攻古巴，苏联很可能会夺取柏林，届时美国的行动将失去盟国的支持，因为英国、法国等更为关注欧洲的局势。泰勒和空军参谋长莱梅对此明确表示不以为然，称如果美国对苏联在古巴的所作所为保持克制，将对美国与盟国的关系造成严重影响，柏林局势会进一步恶化，苏联将感到美国“软弱可欺”而“猛击柏林”。相反地，如果对古巴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就会威慑苏联不敢在欧洲轻举妄动。莱梅坚持认为，直接进行军事打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封锁以及政治谈判将被视为一种相当软弱的反应，不仅使苏联人有时间将导弹藏匿在树林或掩体中，而且只能导致战争，“采取这种办法几乎如同慕尼黑绥靖政策一样糟糕”。他宣称，“除了现在就进行直接军事干预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有限封锁“纯粹是一场灾难”。(67)其他几位军方领导人都对此表示赞成。安德森认为，从军事上说，对古巴实施封锁会导致与苏联在海上立即发生对抗，更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而且对于已在古巴的那些导弹不起任何作用，反而给苏联和古巴更多的时间装配导弹和伊尔轰炸机，并使其做好战斗准备；倘若美国随后再采取军事行动，在军事上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遭受更大的伤亡。如果美国发动入侵，“毫无疑问我们会取得成功”，美军的伤亡程度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而且只要发起进攻，就会立即得到古巴民众的支持，美国就可以在古巴建立一个对美友好的政府。他确信，如通过适当途径向苏联发出警告，美军就不会在古巴与苏军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陆军参谋长惠勒强调，“从军事上来讲，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可能攻击的风险最低的办法就是采取突然空袭、封锁和入侵行动”。海军陆战队司令肖普赞成直接出兵入侵，夺取古巴，这样不仅可以消除对美国的威胁，还可以在古巴建立一个新的、非共产党的政权。他确信，如果肯尼迪做出了决定，美国将很快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美国甚至会比柏林、南越和韩国还容易遭受苏联的打击。(68)为了保持行动的突然性，同时又能获得盟国的支持，参联会建议在发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两小时左右告知西欧各盟国领导人。(69)

　　肯尼迪对军方领导人的建议表示怀疑，指出苏联不会对美国的行动无动于衷，听任美国轰炸他们的导弹；尽管其洲际导弹的性能并不完全可靠，但仍然可以瞄准美国的城市，并给美国造成难以预料的伤亡；封锁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冲突升级为核战争，使美国能够控制住局面。(70)参谋长们没有说服肯尼迪，但他们并不气馁，20日再次向泰勒提出，要求在23日发起全面空袭，因为一旦导弹基地投入使用，美军所要付出的代价就会大大增加。(71)莱梅、惠勒等军方领导人一直对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胆怯”表现耿耿于怀，指责他未能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彻底消除古巴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72)

　　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不论是有限空袭还是全面空袭都不再是一种诱人的方案，其弊端越来越明显，而封锁方案逐渐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一，空袭并不能保证所有导弹都被摧毁，也不能保证剩余的导弹不会打向美国。泰勒、斯威尼都表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空袭也只能摧毁已发现导弹的90%。(73)麦克纳马拉也多次强调，所谓“外科手术式”的空中袭击在军事上是不现实的。其二，空袭无法解决预先警告的问题。不发出警告，就违反了一种道义原则，用罗伯特·肯尼迪的话来说，就成了“珍珠港事件”的重演；而事先发出警告，又会使美国失去主动权。(74)其三，空袭并不能保证只杀死古巴人而不伤害到苏联人，更有可能激起苏联做出强烈反应，使其对柏林、土耳其甚至直接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其结果将是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乃至一场全面战争。(75)封锁方案虽然不能立即消除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但这是一条介乎无所作为和战争之间的中间道路，是“最不可能触发一场全面战争的措施”。而且，封锁的灵活性较大，使美国可以有效地控制事态的发展，保持日后行动的自由，处于既可战又可和的有利地位，同时也使双方都有时间考虑一下各自的利害关系，找出一条不动用武力解决危机的办法。如果封锁难以奏效，必要时美国仍有选择空袭或入侵等军事行动的自由，而且那时将不会再有“珍珠港事件”重演之嫌。同时，这一方案还可以减少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大限度地获得盟国和世界舆论的支持，避免因突然袭击而引起的震惊。(76)

　　四、美国的大规模军事部署

　　尽管肯尼迪最终决定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但他并不能确定此举是否奏效，迫使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因而，美国进攻古巴的各项准备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并在东南沿海集结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入侵部队”。国防部、参联会以及包括战略空军在内的所有美国军事力量都进入了二级战备状态，国务院则为在入侵和占领古巴后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并救济古巴难民加紧筹划。为实施应急作战计划，五角大楼建立了由丹尼森、斯威尼等共同领导的联合特遣部队指挥部，组建了由100多名军官组成的作战参谋部，计划首批登陆1.7万名美军，其中伞兵1.45万人，出动750架作战飞机和140艘各类舰艇。参与登陆作战的主要有第82、101空降师，第1步兵师和第2步兵师的一个旅，第1装甲师，海军陆战队第2师及第5特遣旅，第4、5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则作为预备队。打击目标清单和数千份古巴道路图已分发完毕。陆军还计划在古巴投入特种部队，并建立了一支非常规联合作战部队和两个行动基地。10月17日，参联会将“316行动计划”的反应时间从5天增至7天，以便使更多的军队能够参与作战，并大大降低行动失败的风险；首先出动500架次的飞机摧毁古巴的飞机和已发现的导弹基地，然后派遣2.5万人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实施入侵，两周之内使登陆部队增至9万人，并为此准备了15天的后勤补给。随着大量人员、飞机和各类作战物资涌入佛罗里达，美军在该地建立了一个后勤司令部，拥有各类人员1万人。(77)

　　根据空袭计划，攻击导弹基地和核武器的藏匿地需出动52架次飞机；如再加上打击米格-21和伊尔-28轰炸机，需出动104架次；若要再摧毁地对空导弹、巡航导弹和其他飞机，则需要194架次；打击除了坦克之外的所有军事目标，要出动474架次；作为入侵的前奏，摧毁已发现的所有军事目标共计1397个，则要进行2002架次的轰炸。(78)为此，美军大西洋司令部准备了579架战术轰炸机、49架护航战斗机、64架侦察机和40架加油机，此外还有相当数量防空司令部的载有空对空导弹的截击机，在佛罗里达基地的1.5万名空军官兵同样准备了15天的后勤供给。10月20日，大西洋司令部根据作战任务将“312行动计划”分为三个行动阶段：首先是有选择地摧毁地对空导弹发射台；其次是对机场、地对空导弹发射基地等一个或多个目标进行有限打击；第三阶段是对古巴发动全面空袭。计划规定，为了协助入侵部队，第一天将对古巴发起三轮轰炸，第一轮出动576架次，第二、三轮分别出动307架次，总共是1190架次的攻击行动，连续轰炸一周。轰炸目标首先是地对地导弹基地、主要机场和防空部队，其次是备用机场、分散的炮兵、油库、弹药库、军队指挥部和交通枢纽。24日，大西洋司令部建议应立即实施“312行动计划”。(79)

　　美国军方对作战计划不断进行更新、完善。10月25日美国发现在古巴有战术核导弹后，参联会决定为入侵部队与支援部队配备短程核武器，但同时规定没有华盛顿的明确指示不得使用核弹头。(80)由于担心军队大规模的长时间集结，很容易成为苏联先发制人核打击的目标，参联会决定放弃“314行动计划”，以便集中力量实施“316行动计划”，并为大西洋司令部增加兵力，力争做到速战速决。泰勒向麦克纳马拉表示，2小时之内即可对古巴的地对空导弹基地发起空袭，对所有军事目标实施全面轰炸需要12小时的准备时间，实施入侵则需要7天的准备时间，以便最大限度地摧毁古巴的空军和地面力量，减少美军伤亡。(81)为了应对古巴和苏军可能的报复行动，美国国防部制定了紧急民防计划，包括有选择地疏散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建立应急供水系统、简易医院和药店等；储备压缩食品等。同时还决定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对佛罗里达等地的1.4万名建筑工程师和建筑承包商进行快速培训，以建造更多的防护所，并在公共防护所内为每人储存3天的食物。(82)

　　美国军方领导人一直认为封锁方案过于软弱，不足以迫使苏联撤走导弹，只有军事行动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继续敦促肯尼迪尽早实施应急作战计划，10月28日或最迟在29日开始进行全面空袭，一周后实施入侵，并强调这是消除威胁的最后机会，而且从长远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他们强调，美国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术上都享有优势，并控制着局势的发展，根本用不着担心什么。情报部门估计，如果空袭导弹基地和机场，除了通过在联合国谴责美国的行动，并向苏联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加政治压力外，苏联领导人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倘若拒不行动，就会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美国虽然是一个强国，但在关键时刻却并不愿意使用自己的力量。(83)10月27日，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导弹击落后，莱梅甚至擅自下令对古巴进行大规模空袭，幸好飞机在起飞前被白宫及时制止，一场冲突得以避免。(84)

　　此时，美国在古巴附近海域部署了2艘航空母舰、9艘护卫舰、12艘驱逐舰和巡洋舰，并处于15分钟警戒状态。3个海军陆战队营进驻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使驻守美军由8000人增至1.6万人，家属和非战斗人员也已从该基地分批撤出。美军联合防空司令部在东南沿海部署了携带空对空导弹的183架截击机，其中22架预警时间为5分钟，72架为15分钟，5架飞机则一直在佛罗里达上空巡视。战术空军司令部在佛罗里达的5个基地部署了850架轰炸机，准备实施空袭计划。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部署了近9个师的兵力，一支由步兵、装甲兵和炮兵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也从美国西海岸赶赴佛罗里达。24个空军预备役运输中队立即转入现役，负责空投物资和部队。为了威慑苏联，美国战略空军所属的1436架轰炸机和916架加油机都已作好战斗准备。自10月22日起，52架B-52轰炸机携带196枚核导弹一直在空中待命。在地面，271架B-52轰炸机和340架B-47轰炸机处于15分钟预警状态，并载有1634枚核武器；136枚“大力神”和“宇宙神”以及9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待命发射。到了28日，战略空军司令部的1576架轰炸机和382枚导弹全部处于待命状态。在海上，7艘“北极星”潜艇处于15分钟戒备状态。500万张用西班牙语印制的传单已装箱，准备空投至古巴。(85)

　　军方的意见得到了麦科恩、邦迪等人的支持，他们同样认为军事手段不仅可以消除苏联导弹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借此推翻卡斯特罗政府。在他们看来，即使苏联撤走了导弹，如果卡斯特罗依然掌握着政权，拉美局势仍令人担忧。麦科恩称，中情局经过对空袭效果的重新评估，确信可以摧毁全部导弹的几率非常高。虽然如此，肯尼迪还是努力通过外交谈判和秘密磋商来摆脱危机，把军事行动作为向苏联和古巴施加压力、促其妥协的重要手段。经过反复交涉，美苏双方于10月28日达成协议，苏联同意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而肯尼迪则保证不入侵古巴，并秘密承诺一旦危机结束，还将从土耳其撤走对准苏联目标的中程导弹。在军方看来，赫鲁晓夫的让步是其玩弄的一个把戏，不过是缓兵之计，旨在延缓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为导弹基地的建设赢得更多的时间，推迟采取军事行动只会有利于苏联，使得占领古巴变得更为困难，美军也将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并极大地增加美国本土遭受直接攻击的危险。莱梅甚至称，危机的解决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86)

　　美国军方并未因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放弃实施应急作战计划的努力，集结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部队仍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发起攻击。(87)11月初，军方领导人借苏联留在古巴的42架伊尔轰炸机问题继续敦促肯尼迪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认为，这种轰炸机有能力从古巴飞到美国，应被列入进攻性武器范畴，为美国公开使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古巴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莱梅看来，一旦空军完成了对古巴的全面空袭，入侵将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等于是“走进古巴”。陆军参谋长惠勒视察了预定发起第一次进攻的部队，称在其30年的服役期间，“我们从来没有准备得如此充分”。(88)16日，参联会向肯尼迪报告说，美军不仅已经做好了空袭和入侵古巴的一切准备，而且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遏制苏联的军事反应，现在是实施应急作战计划的最佳时机，空军可以根据所需力量在2—12小时内实施有选择的攻击行动，两栖登陆部队可在空袭7天之后采取行动；由“企业号”和“独立号”两艘航空母舰率领的特遣部队正在古巴南部海域游弋，随时可发起攻击，每艘航母还备有大约40枚核弹。当时美军在东南沿海地区集结了8.5万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近10万人的陆军，其中包括1.45万名伞兵。参联会还计划征召两个师的国民警卫队，协助占领古巴。不仅如此，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1479架轰炸机装载着2962件核武器、182枚洲际导弹、144枚“北极星”潜艇导弹和1003架加油机都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打击预定目标。(89)直至11月下旬，计划参加对古巴作战的部队才开始陆续返回原驻地。

　　虽然美国政府做出了不入侵古巴的承诺，但并未因此而放弃这些作战计划。肯尼迪认为，原定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两个空降师进入并控制住古巴两个机场，但是所需兵力不足。为此，国防部、参联会对原定计划做出调整，为大西洋司令部大幅增加了兵力和装备。麦克纳马拉于1963年5月向肯尼迪表示：参联会已经修正了入侵计划，确保行动初期将大量部队和装备运抵目标区域，这将大大增加行动的力度和成功的几率；从决定攻击到发动全面空袭只需3天的准备时间；所有主要作战部队登陆还需9日，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共计27天。此后，美国政府仍不断更新、完善对古巴的作战计划，并伺机而动。(90)

　　五、制约美国实施应急作战计划的因素

　　尽管肯尼迪政府制定了旨在推翻古巴政府的作战计划，但由于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使其终究未能付诸实施。其一，通过支持反对派来实现一个国家的政权更迭是美国的惯用手法，但不论是在古巴国内还是国外，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派别，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多次指出古巴政府赢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国内政局稳定，美国策划的骚乱或反叛行动不可能取得成功，这就使美国失去了军事干涉的基本前提。也正因为如此，自肯尼迪政府以来，虽然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古巴坚持奉行强硬的政策，但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其二，无论是空袭还是入侵古巴这样一个小国都会在全世界特别是拉美地区引发一场反美浪潮，在政治上给美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复杂化。因而，美国国务院一直对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古巴问题持反对态度。即使在美国国内，绝大部分民众也不赞成采取大规模空袭或入侵这样的极端行动，担心这将引发一场更大的战争。(91)其三，美国要为军事干涉付出高昂的代价，且行动后果难以预料。据大西洋司令部估计，在实施“316行动计划”的首日，美军将伤亡4462人，10天之内伤亡人数为1.85万人，其中陆军为9千余人，海军陆战队为8千余人。(92)当时美国情报部门推测在古巴的苏军只有8000人，至多1万人，更不清楚苏军配备有大量战术核武器。很显然，其对伤亡数字的估计是非常不准确的。事实上，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苏联在古巴驻军41902人，拥有36枚中程导弹和24枚中远程导弹、576枚地对空导弹、80枚巡航导弹、12枚战术核导弹和158颗核弹头。(93)如前所述，美国军方并不能确保大规模空袭就能彻底摧毁苏联在古巴的导弹，也不能保证美国免遭报复。倘若美军实施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其结果只能是一场灾难。当时，美国已经完成的庇护所能容纳6000万人，不到美国总人口的1/3。负责民防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曾向肯尼迪汇报说，9200万美国人和58个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处于古巴导弹的射程之内。因而，民防成为肯尼迪面临的一大难题。他曾考虑对东南沿海若干大城市的居民进行疏散，但鉴于此举势必会造成全国范围的恐慌而作罢。(94)入侵带来的问题或许会很多，古巴27万人的部队和数量庞大的民兵组织以及广大民众将对美军实施游击战，4万苏军也将与古巴军民一道抗击入侵者，从而使得大量美军旷日持久地陷入古巴泥潭。事实上，肯尼迪非常担心对古巴的战争会牵制美国几个师的兵力，从而削弱美军在其他更重要地区的防御与作战能力。他明确地告诫下属：“我认为我们应该牢记英国人在布尔战争、苏联人在苏芬战争以及我们自己在北朝鲜的教训。”(95)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担心空袭或入侵古巴会导致同苏联的战争，这很可能是两国之间的一场核较量。当时美国国家资源评估中心曾用计算机模拟系统就苏联对美国发动大规模核打击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分析，称在两天之内，苏联可向美国投掷355件核武器，即便其攻击的目标限于军事基地而不是城市，仍会有50个城市的中心地区遭受严重破坏，3400多万人将严重缺水，48%的工厂设施不能使用，有25个州的州政府因受到辐射和爆炸冲击波的影响至少在三个月内不能正常运转。(96)

　　此外，美国领导人也高度关注当时另一个热点地区，那就是柏林。不论是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前还是之后，柏林始终是美国政府的一根软肋。与古巴相比，苏联在这里占有相对优势，特别是在常规力量方面。自1958年11月以来，美苏两国在柏林展开了新一轮的激烈角逐，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肯尼迪及其主要顾问大都认为，柏林局势与古巴紧密相连，如果美国对古巴采取行动，苏联势必会在柏林做出反应，夺取整个柏林。腊斯克等人甚至确信，苏联领导人之所以在古巴部署导弹，就是为了声东击西，转移美国人的视线，或刺激美国对古巴动武，以便趁机将西方势力完全赶出柏林。(97)1962年10月初，肯尼迪曾向西柏林市长勃兰特表示，“柏林是美国的关键承诺”，“如果不是因为柏林，我们可以在古巴自由采取行动”。这句话虽然对柏林因素的制约作用有些夸大其词，但也的确道出了柏林与古巴之间的内在联系。(98)

　　美国军方和政府中的一些“鹰派”分子一味地要求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确信导弹危机为美国推翻古巴政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军方领导人先后提交了24份报告要求采取军事行动，认为不论是在战略力量还是常规力量方面美国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对古巴采取行动不会有“真正的战争危险”，苏联进行报复或做出军事反应的可能性非常小，甚至完全没有，除了退却之外别无选择；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无所作为，而不是采取空袭和入侵古巴这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99)这显然是大大低估了当时的战争风险。肯尼迪坚持军事行动必须同外交谈判协调起来，并服从于政治的需要，通过妥协的方式谋求危机的解决。对他而言，军事部署乃是向苏联和古巴施加压力、促其妥协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清晰地折射出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冷战的一些基本特征，也揭示出美国霸权的限度。

　　注释：

　　(50)FRUS, 1961-1963, vol. 10, p. 1081; Lawrence Kaplan et al.,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ol. 5, p.203.

　　(51)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162.

　　(52)USAF Historical Division Liaison Office, "The Air Force Response to the Cuban Crisis," DNSA/Cuba, no. 1361, p. 21; 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19, 163.

　　(53)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164; Michael C. Desch, "That Deep Mud in Cuba," p.336.

　　(54)Adam Yarmolinsky,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s During the Cuban Crisis," 12 February 1963, DNSA/Cuba, no. 2925, p.1; 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 39.

　　(55)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41-42; Weapon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1962 Cuban Crisis," pp 67-68; FRUS, 1961-1963, vol. 11,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996, pp. 6-7.

　　(56)FRUS, 1961-1963, vol. 11, pp. 10-11; Robert McNamara, "Presidential Interest in SA-2 Missiles System and Contingency Planning for Cuba," 4 October 1962, DNSA/Cuba, no. 515.

　　(57)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39-40, 154; John M. Young, When the Russians Blinked: The U. S. Maritime Response to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ashington, D. C.: US Marine Corps, 1990, pp. 66-67.

　　(58)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44-45; Jean R. Moenk, "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 p.9.

　　(59)US Army, "US Army in the Cuban Crisis," p.2; Mark White, The Kennedys and Cuba, pp. 167-168.

　　(60)James Nathan, e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isit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250;Richard Lebow and Janice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26.

　　(61)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2-3; Adam Yarmolinsky,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s During the Cuban Crisis," p. l.

　　(62)FRUS, 1961-1963, vol. 11, p. 159; Philip Brenner, "Cuba and the Missile Crisi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22, no. l, 1990, pp. 121-122.

　　(63)"Notes Taken from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5 November 1962, DNSA/Cuba, no. 1183, pp. 3-4; 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21 December 1962, DNSA/Cuba, no. 2780, pp. 9-12; Anatoli Gribkov and William Smith, Operation Anadyr, Chicago: Edition Q, 1994, pp. 125-126, 132.

　　(64)Ernest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8-59, 63.

　　(65)Anderson Oral History. 25 April 1967, pp. 4-5, John F. Kennedy Library; George Anderson, "The Cuban Blockade: An Admiral's Memoi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5, no. 4, 1982, p.84.

　　(66)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p.14-15, 17-18; 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169.

　　(67)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p. 177-178, 182, 185-186; "Notes Taken from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10.

　　(68)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p. 178-179, 181-182; Norman Polmar and John Gresham, Defcon-2, p.279.

　　(69)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19.

　　(70)"Notes Taken from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p. 9-10; 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184.

　　(71)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 23.

　　(72)Steven Rearden, Council of War: A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42-1991, Washington, D. C.: NDU Press, 2012, p.232; Richard Kohn and Joseph Harahan, Strategic Air Warfare,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1988, pp. 114, 119.

　　(73)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p. 205-206.

　　(74)Robert Kennedy, Thirteen Days, New York: Norton, 1969, p.38.

　　(75)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05; Theodore Sorensen, Kennedy, p.685.

　　(76)Theodore Sorensen, Counselo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p.295;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Longman, 1999, p.120.

　　(77)Adam Yarmolinsky,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s During the Cuban Crisis," pp. 9, 12; US Army, "US Army in the Cuban Crisis," pp. 3, 6; John M. Young, When the Russians Blinked, pp. 71-73.

　　(78)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p.227; 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119.

　　(79)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18-19; Jean R. Moenk,"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 p. 63.

　　(80)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52; Law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186.

　　(81)Taylor, "Timing Factors," 25 October 1962, DNSA/Cuba, no. 1326; 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67-68; 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178.

　　(82)Adam Yarmolinsky,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s During the Cuban Crisis," p. 18; Alice George, Awaiting Armageddon: How Americans Face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p. 65-66.

　　(83)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 179; 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p. 46, 49; FRUS, 1961-1963, vol. 11, p.267.

　　(84)Sheldon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88; Dino Brugioni, Eyeball to Eyeball, pp. 463-464.

　　(85)"Cuba Fact Sheet," 27 October 1962, DNSA/Cuba, no. 1477; Lawrence Kaplan et al.,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ol. 5, p.213; USAF Historical Division Liaison Office, "The Air Force Response to the Cuban Crisis," p.8.

　　(86)Walter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 180; 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635.

　　(87)US Army, "US Army in the Cuban Crisis," p.4.

　　(88)"Notes Taken from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28; 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Norton, 1997, p.299.

　　(89)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Chronology of JCS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uban Crisis," pp. 97-98; Michael Dobbs, One Minute to Midnight: Kennedy, Khrushchev, and Castro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8, pp. 95, 249.

　　(90)Lawrence Kaplan et al.,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ol. 5, p.225; Walter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pp. 233-234; Jean R. Moenk, "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 pp. 26-29.

　　(91)Marcus Pohlmann,"Constraining Presidents at the Brink: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9, no. 2, Spring 1989, pp. 340-341.

　　(92)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pp. 55-56; US Army, "US Army in the Cuban Crisis," p.8.

　　(93)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pp. 204-205; Len Scot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Threat of Nuclear War, London: Continuum, 2007, p.38.

　　(94)FRUS, 1961-1963, vol. 11, pp. 173-174; Ernest May and Philip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p. 338.

　　(95)FRUS, 1961-1963, vol. 11, p.381.

　　(96)Alice George, Awaiting Armageddon, p.41.

　　(97)Richard Betts, 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8, p.115.

　　(98)FRUS, 1961-1963, vol. 15, p.347.

　　(99)Anatoli Gribkov and William Smith, Operation Anadyr, p.151; Gregg Herken, Counsels of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168; Richard Kohn and Joseph Harahan, "U. S. Strategic Air Power, 1948-1962,"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4, 1988, pp. 93-94.

　　作者简介：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赵学功，《历史研究》2013年2期

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上）

　　内容提要：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政府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采取种种敌视古巴的政策，而且还秘密制定了一系列应急作战计划，试图通过直接军事打击来推翻古巴政府，建立一个为美国所接受的政权。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在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的同时，仍加紧准备实施应急作战计划，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以美国军方为代表的强硬派极力主张以此为契机，实施既定的作战计划，对古巴进行空袭和入侵。此举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有可能导致与苏联的全面战争，美国最高决策者只是将军事部署作为向苏联和古巴施加压力、促其妥协的重要手段。应急作战计划清晰地折射出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冷战的基本特征。


　　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其奉行政治上敌视、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强硬政策，致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不仅如此，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政府还曾秘密制定了一整套应急作战计划，试图通过空袭、入侵等方式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建立一个亲美政权。多年来，围绕这一问题，人们各执一词。曾担任肯尼迪政府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肯尼迪的特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丁等人和一些美国学者对此坚决予以否认。麦克纳马拉和邦迪都声称，美国“绝对没有入侵古巴的计划”，高层决策者中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不论白宫还是五角大楼都没有以武力推翻古巴政府的企图，更没有讨论过采取这类行动。施莱辛格表示，美国从未制定过入侵古巴的秘密计划，如果肯尼迪试图入侵古巴，那么核武器在古巴的发现无疑为实施这一行动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但他却拒绝行动。马丁认为，美国对古巴的行动基本上是经济的，而非军事的，旨在通过禁运、采取破坏手段来为古巴经济制造困难，提高苏联援助古巴的代价，并采取外交手段减少古巴和苏联在拉美地区的影响。①一些美国学者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不承认肯尼迪政府有任何针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即使在相关档案资料公开之后，还有一些学者称，这些应急计划不过是美国对苏联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和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所做出的“预防性反应”而已。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对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的应急作战计划进行了初步研究，揭示了美国采取的种种隐蔽破坏行动，但大部分论著对此仍讳莫如深。③古巴和苏联(俄罗斯)的学者则坚持认为，1962年初美国准备实施进攻古巴的计划，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古巴”，正是因为苏联向古巴提供了包括导弹在内的军事援助才阻止了美国的入侵。④本文主要依据近年来解密的美国档案文献，特别是有关军方的资料，对肯尼迪政府的应急作战计划进行全面考察，阐释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对古巴的政策。

　　一、隐蔽行动与军事干预双管齐下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由于美国政府对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敌视政策，致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肯尼迪执政后，尽管古巴曾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准备重新开始”，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以改善双边关系，但美国决策者对此置若罔闻。肯尼迪认为，古巴已成为“最大危险的来源”，“威胁着整个西半球的安全”，是共产党国家在美洲“进行渗透、颠覆活动的基地”，严重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古巴问题已经不单是古巴与美国关系的问题，而是美苏冷战的一个重点。他特别担心，卡斯特罗政权的存在会在拉美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因而决意推翻古巴政府。⑤在肯尼迪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入侵古巴成为美国决策者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1961年4月17日，由美国一手组织、训练和装备的古巴流亡分子1400多人在古巴南部的猪湾登陆，结果以惨败而告终。但这并没有使美国决策者改变对古巴政策的目标，所改变的不过是手段和方法而已。

　　肯尼迪的一些自由派顾问多次奉劝他谨慎行事，强调应对古巴“威胁”的主要手段是加快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建议通过美洲国家组织集体的努力来促使古巴发生变革，明确表示不赞成对古巴采取直接行动。助理国务卿鲍尔斯提醒肯尼迪，“卡斯特罗固然对美国来说是个灾难，但是更大的灾难是忽视造就他并使其能够存在下去的各种力量”。⑥但在决策者看来，这些建议太软弱了。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强调，“我们实在不能认输”，必须采取某种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行动，否则莫斯科就会认为美国人是“纸老虎”。他认为“摊牌”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再过一两年局势将变得更为恶化。⑦在猪湾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美国决策者讨论了各种措施来对付古巴，以雪入侵失败之耻，他们“感情冲动，几近野蛮”。麦克纳马拉等人后来都承认，当时美国对古巴的政策“简直就是歇斯底里”。⑧正是在这种情绪和心态支配下，美国对古巴的“猫鼬行动”计划和应急作战计划应运而生。

　　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罗斯托认为，古巴对美国构成了五大威胁：有可能成为苏联部署进攻性空中力量和导弹的基地；可能会加强自身常规军事力量建设，这不仅导致西半球的军备竞赛，同时还威胁到其他拉美国家的独立；可能会构筑秘密的颠覆行动网络，以此从内部对其他拉美国家造成威胁；古巴的意识形态对美国构成一种道义和政治上的“冒犯”；作为一种成功的革命模式，古巴对一些拉美国家具有一定吸引力。因而，美国应制定一份全面的应急计划，一旦国家利益需要时即动用美军推翻古巴政府。⑨一个由助理国防部长尼采领导的特别研究小组得出了相似结论。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情报研究处的联合工作小组则指出，卡斯特罗政权的继续存在将从根本上改变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的克制将被拉美各国视为软弱的证据。⑩由肯尼迪的军事顾问泰勒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也强调卡斯特罗“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美国不可能与古巴现政权作为邻居长期共存下去，必须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拟定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心理等各种行动计划。(11)美国决策者在5月5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确定，对古巴的政策应当是“旨在让卡斯特罗倒台”。肯尼迪指示中央情报局密切关注苏联对古巴的军事援助情况，以便确定日后美国军事干预的程度，同时要与政府其他部门一道研究古巴的“脆弱性”。(12)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谋划，11月30日，肯尼迪正式批准了一项代号为“猫鼬行动”的秘密行动计划，旨在使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通过古巴流亡分子的准军事行动，采取破坏、挑起骚乱乃至暗杀等手段，削弱并最终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政权。(13)为了协调行动，并加强对行动的监控，避免猪湾事件的重演，肯尼迪指示建立了一个高级部际特别扩大小组，任命泰勒为该小组负责人，成员包括罗伯特·肯尼迪、麦乔治·邦迪、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等，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在必要时也参与讨论。“猫鼬行动”的计划制定、实施则由助理国防部长兰斯代尔具体负责。

　　与猪湾入侵计划不同的是，根据“猫鼬行动”计划，要想根本解决古巴问题，需要美国进行公开的军事干预。“猫鼬行动”只不过是为美军的干预进行前期准备，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美国决策者试图通过“猫鼬行动”和应急作战计划双管齐下，里应外合，待机会成熟时一举达到推翻古巴政府的意图。一位负责行动实施的中情局官员称，“猫鼬行动”应该“最大限度地使用中情局和军方的资源”来挑起古巴内部的骚乱，或诱使古巴对美国人的生命财产进行挑衅，从而为美国的全面军事干预提供“正当理由”，否则，“猫鼬行动”就没有什么意义。时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安德森日后也承认，“猫鼬行动”与应急作战计划是相辅相成、互为呼应的。(14)实际上，在“猫鼬行动”计划正式出笼之前，肯尼迪、麦克纳马拉就已指示军方制定针对古巴的作战方案，准备以“压倒性力量”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据此，麦克纳马拉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参联会”)尽快提交报告，主要内容应包括：对古巴的军事实力进行评估；分析实现推翻古巴政府这一目标的各项计划，如全面海空封锁或军事入侵等；美国所需动用的军队以及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美军行动的时间表和具体行动的说明；估计美军和古巴军队的伤亡情况；行动过程中各种应急情况的预案；对古巴采取行动期间美军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特别是应对潜在的老挝、越南和柏林军事冲突的能力。(15)

　　参联会认为，除非美国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否则古巴将变成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其后果对于西半球的安全来说是灾难性的”，“古巴将成为共产党国家向业已不稳定的、潜伏着危险的拉美国家输出革命的一个基地”；美国对古巴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尽快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16)参联会提出了五种行动方案：海空封锁，阻止共产党国家的武器装备和人员进入古巴；公开支持古巴的反政府力量；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由来自拉美各国的“志愿者”加入美国对古巴的公开行动；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参联会认为只有最后一项方案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美国所确定的目标，并能产生最大程度的冲击效果，负面影响是会招致不少国家的强烈批评，拉美国家会因此而对美国愈发不信任。不过军方确信，如果能迅速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推翻卡斯特罗政府，届时包括对美国持批评态度的所有国家都会接受既成事实。不仅如此，美国也会因对共产主义采取果断行动而重新赢得“自由世界”的信任。参联会强调，如果美国采取公开行动，就必须确保成功，并要做到速战速决。建议精心策划一场事端，这样美军就可以“师出有名”，减少国际社会的负面反应。参联会表示，美军需要18天的准备时间，进攻开始后6—8天可以控制哈瓦那，完全占领古巴则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最佳攻击时间应不晚于1961年7月，并估计地面部队的各种伤亡率为16%。在随后提交的报告中，参联会又将美军反应时间增加至25天，出动6万兵力在8天之内完全控制古巴。(17)

　　肯尼迪、麦克纳马拉等人审议了军方的这一报告，指示应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军和古巴人的伤亡，确保行动取得成功，要求将准备时间缩短至5—7天，并就此提出更为详细的作战方案，以便具体实施，同时强调在计划付诸实施之前应严格保密。(18)麦克纳马拉与参联会商议后决定，在美军大陆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协助下，由美军大西洋司令部的一个特别小组拟定空袭和入侵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控制古巴，恢复并保持那里的法律与秩序，帮助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支持美国政府的政权”。(19)1961年5月初，参联会正式指示大西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森尽快拟定对古巴的行动计划，确定并着手部署所需各类部队及装备，要求在接到指令5天内即可发起突然攻击，确保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推翻古巴政府，并对古巴局势和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进行有效的控制。(20)19日，大西洋司令部将计划大纲提交给参联会审议，表示5天的准备时间太仓促，要求延至18天，以确保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控制古巴。参联会对此表示同意，同时向麦克纳马拉保证，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两个空降师仍可在8日之内对哈瓦那地区发起攻击。(21)8月初，参联会提出了日后应急作战计划的雏形：经过18天的准备，在航空母舰、战斗机的支援下，出动5.3万人的陆军和两个空降师(2.3万人)，10天之内完全控制古巴。尽管如此，参联会仍希望大西洋司令部拟定一份快速反应的计划，尽可能缩短准备时间，一旦出现机会，即可迅速出击。(22)肯尼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尽管用武力解决古巴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但美国必须为此而做好各项准备。(23)

　　1962年1月兰斯代尔拟定了对古巴的行动计划，要求国防部准备一份应急作战计划，以便必要时对古巴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帮助古巴的反政府力量推翻现政权；中央情报局提出实施破坏行动的具体方案，并进一步收集相关情报，对古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做出最新的评估；国务院拟定对古巴施加更大经济压力的各项措施。(24)2月下旬，兰斯代尔敦促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并为此制定了一份行动时间表：1962年3月开始启动计划，8—9月进入游击战阶段，10月在古巴挑起公开的骚乱，并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古巴政权。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一旦在古巴出现公开骚乱，美国政府必须立即做出反应，公开动用军事力量来“帮助古巴人推翻卡斯特罗”。他特别强调，美国独立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获得了国外及时的、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对古巴行动的最终成功需要美国的军事干预。(25)这一计划得到了美国高层的首肯。“猫鼬行动”计划确定可以基于以下两点来实施：第一，美国将最大限度地利用古巴人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同时也认识到行动的最终成功需要美国“决定性地”介入；第二，鼓励古巴人采取行动，这不仅是为美国的军事干预进行必要的准备，而且也是提供理由，并有助于干预行动取得成功。(26)

　　与猪湾入侵计划一样，“猫鼬行动”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过高估计了古巴国内的所谓反政府力量，认为只要挑起骚乱，就会形成群起响应的局面。这当然是策划者的一厢情愿，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愿承认古巴政府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一基本事实。根据中情局的报告，“卡斯特罗政权有充分的民众支持，在可预见的未来有能力对付任何可能的内部威胁的发展”；虽然古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在中情局看来，不论是在古巴国内还是在流亡分子中间，缺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领导层，而且也不会很快就建立起来。(27)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处长希尔斯曼也明确表示，兰斯代尔的行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巴国内存在一个政治行动组织，并获得了大多数古巴民众的支持，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一组织存在的任何确凿情报”，甚至看不到在短期内这一组织建立起来的前景；除非美国直接出兵干预，否则不可能推翻卡斯特罗政府。(28)

　　与“猫鼬行动”相呼应，1961年底至1962年初，美国军方将完成对古巴的各项应急作战计划列为“首要任务”，并加紧筹划。鉴于决策者希望缩短实施行动的准备时间，参联会、大西洋司令部分别拟定了“314行动计划”和“316行动计划”，两者都是大规模入侵古巴的方案，只是前者需要准备行动的时间较长，收到指令18天后在以哈瓦那为重点的古巴西部地区实施空袭和两栖登陆；而后者则要求快速行动，下达命令5天后首先实施空袭，3天之后再进行两栖登陆。两者所需部队相同，主要包括2个空降师、1个装甲师、1个陆军师及其他支援部队。(29)国防部要求确保美国决定性的军事干涉能力，缩减反应时间，将“314行动计划”所需反应时间从18天压缩至4天，“316行动计划”的反应时间由5天减至2天，这样一旦古巴出现了合适的机会，即可迅速采取行动。在大西洋司令部看来，随着古巴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而美国投入的兵力又有限，准备实施“316行动计划”的时间不宜再压缩，建议基于“314行动计划”行事。但国防部仍倾向于速战速决。(30)在此情形下，参联会和大西洋司令部又拟定了“312行动计划”，作为实施上述两项应急计划的开始，要求首先对古巴的军事目标按照先后次序实施快速、突然的空中打击，从对某一特定目标的定点打击到对有选择的多个目标的大规模打击，乃至对古巴进行全面空袭。计划规定，在攻击命令发出之后的24—72小时内，应随时可以发动进攻。空袭力量主要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一个歼击机中队、两个海军陆战队飞行大队和17个空军战斗机中队。(31)国防部还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由国防部、参联会和军事情报局等部门的代表组成，旨在协调各部门的行动，并指定专人负责与“猫鼬行动”特别扩大小组之间的联系。肯尼迪向古巴流亡分子的一位领导人表示，美国准备用武力解决古巴问题，这需要动用6个师的兵力。(32)

　　美国军方对尽早实施应急作战计划有些迫不及待，认为在今后9—10个月内古巴爆发内乱的可能性不大，美国有必要制造事端，为军事干预寻找正当理由。为此，参联会提出了一系列可以采取的挑衅举措，其中包括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通过骚扰和欺骗手段使古巴确信入侵迫在眉睫，从而促其做出某种反应，一旦出现机会，美军即可由演习转变为实际的干预；在关塔那摩精心策划一系列事端，并给人以是古巴所为的感觉，借机采取行动；袭击古巴邻国和美国的运输船只，干扰美国民航，并在公海攻击民航客机，然后嫁祸于古巴等等。参联会认为，时间对古巴有利，古巴问题必须在短期内尽快得到解决，军事干预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无论是内部骚乱还是外部的政治、经济或心理压力都不足以使古巴政府倒台，而且美军的干预可以做到速战速决，确保在苏联做出反应之前有效地控制住古巴局势。参联会再次重申，美国不能容忍古巴共产党政权在西半球长期存在下去，否则拉美国家就会纷纷落入苏联阵营，苏联也可能会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军方领导人还向肯尼迪表示，入侵之后，只需要一个约1.5万人的步兵师就足以控制整个古巴。(33)毫无疑问，情报部门对苏联行为的判断进一步鼓舞了军方。根据中情局的报告，如果美国进攻古巴，苏联将不会向古巴提供有效的援助，“几乎可以确定，苏联不会为了挽救卡斯特罗政权而诉诸全面战争”，很可能是采取各种手段向美国施加政治和心理压力，并谋求在联合国通过谴责美国侵略古巴的决议。(34)

　　二、应急作战计划的制定

　　1962年秋季，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和越来越多的苏联船只驶往古巴，古巴再度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共和党利用有关苏联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的传言，指责政府对苏联在古巴咄咄逼人的攻势采取了消极的无所作为政策，把古巴问题说成是“政府优柔寡断的可悲象征”。参议员基廷频频发表讲话，要求肯尼迪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以捍卫正在遭受苏联破坏的“门罗主义”。他警告说，美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不在古巴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们将在柏林和世界其他地区面临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麻烦”；从长远来说，无所作为和接受古巴的现状将导致自“失去中国”以来整个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失败。参议员凯普哈特、瑟蒙德、道尔等要求政府立即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以“保卫美国的利益”。(35)共和党议员皮尔逊称，美国在多米尼加、越南、老挝、泰国等地采取了干涉政策，却让苏联控制了古巴，这就使得古巴成为西半球的柏林墙，“一道耻辱之墙，一个犹豫不决、无所作为的象征”。9月初，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两名议员起草的一份议案，授权肯尼迪必要时可动用军事力量解决古巴问题，以此向世人表明美国的决心和意志。这两名议员称，从美国的重要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古巴的局势不仅非常严峻，而且正变得越来越糟”，美国领导人必须尽快采取有效的、决定性的行动。根据一位美国新闻记者的说法，在当时的华盛顿，主战派如同1898年鼓动发起美西战争的鹰派分子一样活跃。(36)共和党之所以抓住古巴问题大做文章，很大程度上旨在赢得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正如肯尼迪的一名顾问所言，自从猪湾惨败之后，古巴一直是肯尼迪政府一个最沉重的政治负担，是政治上“唯一致命的弱点”。共和党参、众两院竞选委员会公开宣称，古巴问题“将成为1962年竞选运动的主要问题”，“是共和党一笔最大的资产”。(37)而对于肯尼迪来说，确保一个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是非常重要的。资深参议员富布赖特评论说：如果肯尼迪不能控制国会，并得到国会的合作，“那么他这一届政府将是一个失败”。不仅如此，民主党议员也要求肯尼迪对古巴采取强硬态度，至少在军事上“有所表示”，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在古巴问题上抛弃他”。(38)

　　古巴问题也成为美国公众和媒体谈论的焦点。1962年9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24%的受访民众将古巴列为美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71%的人要求对古巴采取强硬行动。(39)《时代周刊》主张援引“门罗主义”，以“外科手术般的速度和效率”对古巴实施大规模军事入侵。《生活周刊》载文称，“对古巴进行干涉或者不进行干涉的决定，现在所牵涉的不仅是美国的威望而且是美国继续生存的问题”。《国会季刊》的调查显示，1962年9月底10月初，报纸编辑和国会议员谈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古巴问题，而将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问题列为第二大问题。英国《经济学家》评论说，此时整个美国国内对“古巴问题”简直是“走火入魔”。(40)

　　随着苏联在古巴活动的日益频繁，再加上来自国会和舆论的压力，美国政府决定加快实施“猫鼬行动”和应急作战计划。政治上，通过广播、传单等手段进一步诋毁古巴政府；鼓励、支持拉美国家的反古行动；拟定古巴政府倒台后新政府的组成计划。经济上，强化对古巴的禁运；对古巴的主要工厂和公共设施，特别是通讯、交通和发电站等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利用各种手段减少古巴农产品的出口，摧毁其经济命脉。情报方面，广泛招募和培训有关情报人员，最大限度地扩大情报来源。军事上，继续不断完善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确保最大限度地做好军事干预准备，以压倒性优势消灭古巴军队；在古巴主要城市及其他所选择的地区招募、训练小规模的反政府力量，并向其提供武器、弹药和各种装备。军方向“猫鼬行动”特别扩大小组通报说，已经做好一切行动准备：接到指令18天后即可展开空投和两栖登陆，10天之内控制古巴主要的军事设施和城市；6—12小时之内即可对所选择的目标进行空袭；24小时之内对古巴进行有效的海空封锁，全面封锁约需48小时。8月初，参联会和国防部警告说，随着苏联向古巴提供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武器，并帮助训练其军队，使其作战能力大大增强，推翻古巴政府的任务因而变得更为紧迫。文件的倾向性很明显，行动越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1)

　　“猫鼬行动”几乎从开始就遭到中情局局长麦科恩等人的反对，他们非常怀疑能够在古巴成功地发动一场“起义”，认为除非美国公开进行军事干预，否则对古巴施加的外交、政治和经济压力就不会取得既定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大量援助会使古巴政府变得更为强大，并完全倒向莫斯科一边，要求政府“使用军队摧毁古巴政权，占领古巴”。(42)8月初，中情局完成了分析报告，结论是卡斯特罗仍牢牢控制着古巴，古巴军队几乎可以肯定会支持和捍卫现政府，在目前形势下完全有能力平息任何反叛行动。(43)泰勒也坦承，如果没有美军的直接介入，看不到卡斯特罗政权被推翻的可能性。(44)8月23日，肯尼迪同意尽一切努力加快实施“猫鼬行动”，以挑起反对古巴政府的大规模骚乱，必要时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并要求国防部制订计划，准备摧毁古巴对美国可能实施核打击的任何设施。(45)

　　由于古巴政府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美国策划的各种破坏活动进展迟缓，美国领导人要求采取“新的、更为有力的”大规模行动，以削弱卡斯特罗政府，为美军的直接干预创造有利机会。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后，“猫鼬行动”暂时停止活动。据古巴方面统计，自1962年1月至8月，古巴流亡分子共在716处实施了5780次破坏行动和恐怖袭击，其中不少是针对重要的工业和公共设施。(46)美国没有达到挑起内乱、推翻古巴政府的目的，但给古巴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古巴领导人向苏联寻求支持和帮助，以对抗美国可能的直接入侵，确保国家的安全。在古巴和苏联领导人看来，这些破坏活动只不过是美国大规模军事干预的前奏。

　　尽管在实施“猫鼬行动”方面成效不大，美国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却得到大幅完善，从西海岸向加勒比海地区调集了大量军队、轰炸机和舰艇等，在东南沿海各基地储备了充足的燃油、弹药和各种作战物资，并加强了该地区的防空能力。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上预先存放作战物资和装备，条件是这只是一个“君子协议”，不签署正式文件，并要求美国在使用这些物资、装备时应事先取得英国同意。(47)一位参与制定应急作战计划的海军官员回忆：当时政府正从各地调集军队和飞机，“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准备入侵古巴”。另外一位在两栖登陆部队中负责情报工作的官员也承认，“我们一直都在训练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两栖进攻”，并“仔细研究了各种地图和可能的登陆滩头”。(48)同时，为了摧毁古巴经济，美国军方也在加紧准备对古巴实施海空封锁，认为这一措施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使古巴经济陷于停滞，特别是石油禁运，对古巴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古巴经济会因此陷于崩溃。(49)（未完待续）

注释：

　　①James Blight et al.,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3, pp. 141, 160-161, 289-290; Bruce Allyn, James Blight and David Welch, eds., Back to the Brink,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2, p.9; James Blight and David Welch, 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Hill & Wang, 1989, pp. 249-250.

　　②Raymond L. Garthoff,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9, pp. 6, 9, 50; Allyn, Blight and Welch, "Essence of Revision; Moscow, Havana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4, no. 3, 1989/1990, pp. 146-147; Michael C. Desch, "'That Deep Mud in Cuba': The Strategic Threat and U. S. Planning for a Conventional Response during the Missile Cri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2, 1991, p.332;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89.

　　③James Hershberg, "Before 'the Missiles of October': Did Kennedy Plan a Military Strike against Cub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2, 1990.

　　④Wayne S. Smith, ed., The Russians Aren't Coming: New Soviet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2, p.163; James Blight et al., Cuba on the Brink, p.151.

　　⑤Herbert Parmet, J FK: The Presidency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pp. 46-47; Trumbull Higgins, The Perfect Failure: Kennedy, Eisenhower, and the CIA at the Bay of Pigs, New York: Norton, 1987, pp. 58-59.

　　⑥Mike Mansfield, "The Cuban Aftermath," 1 May 1961,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Cuba, no. 67; Arthur M. Schlesinger, J 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p.473.

　　⑦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61-1963, vol. 10,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pp. 302-304.

　　⑧Chester Bowles, Promises to Keep,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p. 330-331; Thomas Paterson, ed.,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23; Don Bohning, The Castro Obsession,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2005, p.92.

　　⑨Rostow, "Notes on Cuba Policy," April 24 1961, DNSA/Cuba, no. 53.

　　⑩FRUS, 1961-1963, vol. 10, pp. 422, 459-460; Lau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 e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4.

　　(11)FRUS, 1961-1963, vol. 10, pp. 605-606.

　　(12)FRUS, 1961-1963, vol. 10, pp. 476-479, 481-483.

　　(13)FRUS, 1961-1963, vol. 10, p.688.

　　(14)Lawrence Freedman, Kennedy's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57; James Hershberg, "Before 'the Missiles of October, " pp. 195-196.

　　(15)FRUS, 1961-1963, vol. 10, pp. 306-307; Weapon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1962 Cuban Crisis," 14 August 1964, DNSA/CU1440, p.45.

　　(16)FRUS, 1961-1963, vol. 10, pp. 57-58.

　　(17)FRUS, 1961-1963, vol. 10, pp. 371-383; 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US Military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of Castro's Cuba," April 1981, p.10.

　　(18)FRUS, 1961-1963, vol. 10, pp. 405-436.

　　(19)US Army, "U. S. Army in the Cuban Crisis," January 1963, DNSA/Cuba, no. 2819, p.1; Weapon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1962 Cuban Crisis," pp. 46-47.

　　(20)FRUS, 1961-1963, vol. 10, pp. 423, 516-517.

　　(21)Historical Division/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US Military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of Castro's Cuba," p.11.

　　(22)Weapon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1962 Cuban Crisis," pp. 49, 51; FRUS, 1961-1963, vol. 10, pp. 638-639.

　　(23)FRUS, 1961-1963, vol. 10, p.710.

　　(24)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10-718; Fabian Escalante, The Cuba Project, New York: Ocean Press, 2004, pp. 99-100.

　　(25)Law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 ed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pp. 23-37; 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45-747.

　　(26)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71-772; Law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 ed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p. 38.

　　(27)CIA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o. 85-61, "The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in Cuba," 28 November 1961, DNSA/Cuba, no. 118.

　　(28)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47-748.

　　(29)The Atlantic Command, "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 29 April 1963, DNSA/Cuba, no. 3087, pp. 20-21; Jean R. Moenk, "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 October 1963, DNSA/Cuba, no. 3164, pp. 6-7, 16.

　　(30)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49-756; Jean R. Moenk, "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 p. 17.

　　(31)Lawrence Kaplan et al.,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ol. 5, Washington, D. C.: Historical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6, p. 200; Weapon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1962 Cuban Crisis," pp. 55-56.

　　(32)Tomas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The "Missile" Crisis as Seen from Cuba, New York: Pathfinder, 2002, p.87.

　　(33)Walter S. Poole,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8, 1961-1964,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Joint History/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11, pp. 160-161; Mark White, The Kennedys and Cuba, Chicago: Ivan R. Dee, 1999, pp. 110-115, 118-119.

　　(34)FRUS, 1961-1963, vol. 10, p.785.

　　(35)Robert Weisbrot, Maximum Danger,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p.83; Dino Brugioni, Eyeball to Eyeball: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p. 112-114.

　　(36)Jeremy Pressman, "September Statements, October Missiles, November Elec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10, no. 3, 2001, p.88;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p.506; David Larson, The Cuban Crisis of 196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3, pp. 5-6.

　　(37)Theodore Sorensen, Kenne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p. 669-670;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p.506.

　　(38)Thomas Paterson and William Brophy, "October Missiles and November Election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merican Politics, 1962,"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3, no. 1, 1986, p.88; Robert Dallek, An Unfinished Life: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3, p. 540.

　　(39)Tom Smith,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U. S.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7, no. 2, 2003, pp. 266-267.

　　(40)Robert Weisbrot, Maximum Danger, p. 86; James Nathan, Anatom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1, p.84.

　　(41)FRUS, 1961-1963, vol. 10, pp. 868-869, 917-920.

　　(42)FRUS, 1961-1963, vol. 10, pp. 790-792, 800-801, 955-956.

　　(43)CIA NIE 85-2-62, "The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in Cuba," 1 August 1962, DNSA/Cuba, no. 256.

　　(44)FRUS, 1961-1963, vol. 10, pp. 947-949; Mary McAuliffe, ed., CIA Document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Washington, D. C.: CIA History Staff, 1992, p.23.

　　(45)FRUS, 1961-1963, vol. 10, pp. 957-958.

　　(46)Clara Nieto, Masters of Wa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3, p.79; Tomas Diez Acosta, October 1962, p. 85.

　　(47)US Marine Corps Emergency Action Center, "Summary of Items of Significant Interest," DNSA/Cuba, no.571.

　　(48)Norman Polmar and John Gresham, De f con-2: Standing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6, p.133; Mark White, Missile in Cuba, Chicago: Ivan R. Dee, 1997, p.76.

　　(49)FRUS, 1961-1963, vol. 10, pp. 1082-1083.

　　作者简介：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赵学功，《历史研究》2013年2期

美國人勸不了中國架

《新史記》馮勝平 專稿



《迪克西使團——1944年美軍觀察團出使延安》是迪克西使團團長包瑞德1970年發表的一本回憶錄，它敘述了中共與美國之間最早的外交接觸和他對中共領袖的個人印象。那時的中國有兩個惡鄰——日本和蘇俄，和一個剛剛相識的朋友——美國。美國從一個惡鄰手中救出中國，卻因對國共兩黨內戰的厭惡，從中國抽身，從而使中國落入了另一個惡鄰的懷抱。

1944年，毛澤東51歲，大權在握，躊躇滿志，他的目光已從延安跨越重慶和莫斯科，伸展到大洋彼岸的華盛頓。那時的江青剛30出頭，她不僅不能涉入政治，甚至不能出席延安的例行舞會。一切都剛剛開始，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確定性。也正是因為看到了這種不確定性，觀察團負責與中共領袖政治接觸的謝偉思，提出了美國在一個親美的中共和一個親蘇的中共之間仍有選擇的設想。為實現這一目的，他同毛澤東和周恩來進行了幾十次會談，給美國國務院寫了許多極具前瞻性的報告，希望美國援助中共抗戰，改善和發展與中共的關係，防止戰後蘇聯徹底控制中共。——1945年6月，聯邦調查局以“通共”嫌疑拘捕了謝偉思。


赫爾利支持毛“五點建議”

在包瑞德的印象中，毛澤東和周恩來不相信蔣介石，卻對美國充滿了好感。這種好感在赫爾利訪問延安時達到了高潮。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作為美國總統特使飛抵延安，調停國民黨政府和延安共產黨人之間的關係。在11月8日的會議上，赫爾利開門見山地指出：“美國無意干涉中國內政，而只是希望儘可能迅速促進日本投降。此外，他還表示他深信蔣、毛都是真摯的愛國者，他們無疑都希望看到自己祖國的和平統一。隨後，赫爾利將軍向毛澤東主席呈遞了一份有談判條件的聲明書。據赫爾利聲稱，蔣介石已同意，在不違反這些條件的基礎上，可以和共產黨達成協議。”（《迪克西使團——1944年美軍觀察團出使延安》英文版，p58。以下只注頁碼）

11月9日，赫爾利接到共產黨的提案。根據包瑞德回憶，赫爾利在讀完提案條款時當即表示：“這些條件在我看來是完全公正的。但我認為它們還不夠充分，還可以補充。如果毛主席不反對的話，我想對它們仔細進行研究，然後把我的意見在明天早上的會議上提出來。”聽到赫爾利要補充他們的提案，共產黨領袖似乎有些驚異，但並沒有反對。於是再次休會，商定在第二天早上舉行最後會議。（p62）
 
1944年11月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

對此包瑞德寫道：“我不是一個律師，也不敢自誇具有中國人稱之為‘和事佬’的調停者的特殊資格和才能，但我認為，調停——尤其是調停像國共這樣兩個尖銳對立，相互極不信任的政黨，其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在一方提出議案，而另一方還沒有機會閱讀和考慮它們之前，最好不要提出修正案，尤其不要提出有利於提案一方的修正案。”（p62）

但赫爾利顯然不這樣認為。他把提案帶回住所進行了補充和修改，並於11月10日上午舉行的最後會議上提出。共產黨欣然採納了他的意見。後來以共產黨“五點建議”而知名的這一提案全文如下：

【1，為儘快戰勝日本，重建中國，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將共同致力於全國武裝力量的統一。

2，現國民政府必須改組為包括各反日政黨及非黨派政治團體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頒布並有效實行一項有助於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事務改革的新政策。同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必須改組為由各抗日軍隊代表組成的聯合政府軍事委員會。

3，聯合政府支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原則，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聯合政府將遵循旨在促進民主和進步，建立公平和正義，良心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保護公民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人身不受侵犯的權利及自由居住的權利的政策。聯合政府還將遵循旨在有效地實行保護人民，使之免於匱乏、免於恐懼的政策。

4，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必須遵守和執行聯合政府及它領導下的聯合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並受到此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承認。一切外國提供的物資在各軍隊中平均分配。

5，中國聯合政府正式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所有反日團體的合法性。】

“上述條款漂亮的義大利字體顯然出自於赫爾利將軍的手筆。”包瑞德寫道，“如果到會的共產黨人事先從沒聽到過美國憲法中的權利法案，那麼，乘此良機他們可以好好補上一課。中國人在傳統上並不習慣於用面部表示感情，然而這一次，即使從表情上判斷，也可以看出他們是高興極了。因為他們知道，赫爾利來延安之前曾同蔣介石仔細磋商過，所以很可能預料他會對共方的條件提出保留意見。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赫爾利竟這樣慷慨地答應並補充擴大了他們的條件，以至於實際上把美國憲法中美國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利都包括了進去。在赫爾利把修改草案交給共產黨領袖之後，11月10日上午的會議變成了一個聯歡會，所有的參加者都興高采烈，整個會場充滿了親切友好的氣氛。在這片歡樂的海洋中，只有一滴苦水，那就是迪克西特使團指揮官的擔心：所有這一切，還有待於蔣介石的同意。”（p63）

好像玩笑還開得不夠，臨上飛機前，赫爾利對毛說：“主席，我想我們兩人應該在這些公平的條款下簽字，以表示我們對它們的支持。”於是，他們把赫爾利補充修改過的草案放在一塊高度適宜的平坦的石頭上，在上面簽了字。根據包瑞德的回憶，毛當時沒有使用圖章，而是像美國人簽支票一樣，在兩份檔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檔簽字處還特意留出空白，打上了蔣的名字，以便他日後如果同意這些條款，可以在那裡簽名。（p64）

回到重慶，赫爾利立即把五點建議轉交給國民政府。他得到的第一個反應是：共產黨以花言巧語騙取了他的信任。

赫爾利開始發蒙。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國政治和那些搞這種政治的人。11月16日，赫爾利向羅斯福總統報告，蔣介石認為共方的建議“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世上還有詞不達意的報告，這就是一篇傑作。早些時候（11月13日），他向約翰·戴維斯表示，他認為“五點建議是合情合理的，假如談判失敗，責任應歸咎於國民政府而不是共產黨。”（p67）

史料表明，赫爾利確曾試圖勸說蔣介石接受中共五點建議，但終於無效。無法使他認清中共提案的“險惡用心”，蔣介石和他的幕僚們跳過赫爾利，於11月27日針對共產黨五點建議提出三點反建議，全文如下：

【1，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確保全中國軍隊的有效統一，促成日本投降，並實現人民重建家園之願望，作為一個戰時措施，謹同意在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共產黨正規軍編入國民政府軍隊，按同等待遇領取薪俸，軍需和其他物資。

2，在這場愛國戰爭及戰後重建家園的過程中，中共將全力支持國民政府，並通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把軍隊的控制權轉交給政府。

3，共產黨表示贊成的，國民政府的目的，是貫徹執行孫中山的原則，建立一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並遵循旨在促進政府中民主程序的進步和發展的各項政策。根據“抗日救國大綱”的條款規定，除非行動危及到有效地對日作戰，從而有特殊必要，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及其他公民權利均受法律保護。（p67）】（《新史記》雜誌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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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驼峰传奇（下）

北明来稿

 

　　“你他妈的以为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腾纳尔！？弄那么个劳什子满世界飞！--不知道我的人从没见过那玩意儿吗？他们可能一炮就把你轰下来！！”陈老爷子气都不喘，瞪着不大的眼睛，沙哑着嗓子接着训：“轰下你来就他妈正合适！谁给你的权力飞到这个战区来？”

 

　　腾纳尔试图说明他为什么飞来又飞去，飞去又飞来：他嚅嗫着说他联络过调度中心，没有回应……。

 

　　正因为他这个不明飞行物不知来自何方，不知是不是日本侦察机！调度中心才不知该打还是不该打，所以没法子回应他！调度室为此里忙乱一团！腾纳尔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陈纳德开始针对他的新娘子咆哮：

 

　　“你要这四个引擎的怪物干什么？这该死的东西非把汽油都喝光不可！”

 

　　调度室众人鸦雀无声。都知道十四航空队平时汽油紧缺。史迪威不仅抽调十四航空队的汽油，而且为了他的缅甸战事，切断所有中国军用物资。陈纳德为了中国抗战受尽了史迪威的气，正没出发火呢：“我们不给你一千加仑汽油，你就没法回到你应该在的地方！！”

 

　　腾纳尔终于有个机会说一句完整话了：

 

　　“不，长官，”他飞快地说：“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汽油。事实上，我打算现在就给你倒出八百加仑汽油。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放下汽油我就返回。”

 

　　这却让盛怒中的陈纳德更生气了，他猛地背转身，跺着脚走掉了。

 

　　空运之父租屋腾纳尔爱飞机近乎抽象审美，否则他不会翻越人类最高险峰，冒着枪林弹雨，视死如归一意孤行。此举太超现实，不但飞机没展览成， 终于辩解了一句囫囵话，还不是真的。空战之王陈纳德爱飞机是为了行义举，否则他不会拒绝苏联的重金邀请，却到中国参加抗战。在那些物资紧缺的日子里，他被 迫改写了自己两样最爱中的一样，他对自己倾心相爱女人陈香梅说，“汽油、飞机、补充兵员才是我的需要”。他太清楚，日军“若能遏制他们的汽油供应并截断运输流转，招致的损害，比实际所投的炸弹将更大！”没有汽油，他的飞机就是一堆烂铁。

 

　　腾纳尔四个引擎、双倍动力的C-54，是个喝汽油的“怪物”，还在战区上空飞来飞去地闲逛，“一滴汽油一滴血！”一千加仑汽油是多少血？腾纳尔着实撞到陈纳德的螺旋桨上了！

 

图8：1940年美国空战之父，中国领空之王，援华抗战十四航空队指挥美国空军将领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1958，左）与蒋中正、蒋宋美龄在一起。

 

　　六

 

　　腾纳尔诚挚而殷勤的炫耀以失败告终，差不多是“灰溜溜”地驾着他的新娘子返回印度基地了。

 

　　腾纳尔是陈纳德的学生，是陈纳德的晚辈，自知“不过是一个在空运中有点特殊经验的新来的娃娃”，他是陈纳德精神遗产的继承人，是陈纳德横扫 驼峰日军骚扰的受益者。陈纳德正忍受史迪威狂妄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对驼峰空运物资的严厉克扣，眼看日军在中国天空肆虐而不能一逞英雄义举，他拒绝苏联重金聘 请，到中国战场干嘛来了！腾纳尔有一千条理由受陈纳德的窝囊气。

 

　　其实，腾纳尔太冤枉了，他绝不是只会玩飞机的花花公子。甫上任，他心中装着跑道尽头那些黑色死亡丘包，就到灯火通明的空运调度指挥部去了。 他要求给他一架运输机，他要飞越驼峰。现在！必须！他无视他的飞行员和助手的存在，非要把他的手“放在操纵杆上”，他的脚“踏在机舵上”，他的的眼睛“看 着仪表盘”，亲自飞越。调度室罗伯特·巴克尔少校看了这位新来的顶头上司一会儿，回答说：“你不能驾机出行，先生。”可是巴克尔立即听见腾纳尔安慰他说： 别担心。我不过就是要一架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型运输机。我需要熟悉飞行时的全部感受和一切飞行技术。

 

　　上任伊始，首途昆明，腾纳尔登上了一架满载军用物资的C-46运输机，带着他的随行飞行员和军事助手，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实现了这次飞越驼峰的探险。

 

　　此后，腾纳尔马不停地地展开了驼峰空运情况和飞机失事原因的全面考察，针对性地采取各项安全措施。在腾纳尔明文规定的安全飞行指示中，气象 因素第一、无线电联络第二、飞行员和机场规章制度与纪律第三、报到与述职第四、全方位保养第五、机场设施维修第六，等等。腾纳尔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紧急征调 相关空军技术人员，太平洋、大西洋、欧洲大陆战区的无线电导航技术和人员，紧急移调中缅印战区的驼峰，以便在零距离能见度和完全依靠仪表盘操作的飞行中， 保持正确航向。

 

　　腾纳尔消解了那条不可逾越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月运输总量提高到了7万2千吨，6倍于1943年12月的运输量，每 季度事故记录则降低到半数以下，1945年1-3月只有77架飞机失事，不到他的前任同比的半数。若以同样的运输量为基础，以事故率最低的月份为计，驼峰 空运的损失的飞机几乎是1943年和1944年最高月份的十五分之一，即在可能损失192架的情况下，只损失了20架。

 

　　如果有一架摄像机对准腾纳尔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的那张空运坐标分析图，人们将会看到，急速上升的运输吨位曲线和急剧下降的事故曲线，在完成了一个优美的交叉之后，继续反向行进……。这是人类载重征服天象和高度的奇观。

 

　　如同飞虎队员关于轰炸机之于潜水艇的自信一样，驼峰飞行员从此也拥有了一句名言、一个共识：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驾驶任何飞机，飞越任何地面空间”！

 

 

 

　　七

 

　　1945年7月末，炎热潮湿，蚊虫飞舞的日子。腾纳尔接获上级指示：为庆祝1945年8月1日美国陆军航空队节，建议全体官兵休息，参加庆典仪式并举行各类纪念活动。

 

　　腾纳尔手执电文，在自己的总部召开了管理人员扩大会议。不过为了这个日子，他做出一个相反的决定：照常空运，而且加倍工作。

 

　　准备工作提前进行，通行部、人事部、飞行部、统计部、调度部、联络部、救援部、保养部等各部安排组织就绪。8月1日，午夜第一时第一分起， 全体驼峰空运人员，包括各级指挥官以及厨师、职员、中国搬运工和军中牧师们，全部破例投入空运。全体全天候24小时的劳作--“牛马一样的劳作”。

 

　　腾纳尔本人那天再度加入飞行员队列，亲驾运输机，一天之内三次往返印度与昆明基地之间，六次飞越驼峰。

 

　　空运系统流程完备运转。那是喜马拉雅山脉上空最忙碌、最壮观，最辉煌的一天：200英里宽的横向空间里，多道航线同时开启；1万到2万英尺 之间的纵深空间中，数层运输机同时飞行；数百架运输机往返于印度13个空军基地和中国内地8个机场，平均每1分20秒一架运输机启程。在总共1118次的 往返中，飞越驼峰2236次。如此密集飞行，飞机无一失事，飞行员无一受损。那一天落地昆明的军用物资超过500吨，闯破驼峰空运吨位最高记录，创造了 1945年1月6日以外，人类飞行史上又一个旷世记录。

 

图9：C-46 起飞前装载军事物资

 

　　八

 

　　驼峰航线是抗战中国的输氧血管。蒋中正对史迪威的不满不是没有原因。后者一直为了自己在缅甸的“战绩”，卡断本该送交中国战区的军事物资。 直到1944年10月史迪威调离，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接任中国战区陆海空军参谋长，驼峰空运的物资才正确配发给中国战区。

 

　　陈纳德将军回忆记载，十四航空队在1943、44、45三年的出动中，总共以500架飞机的损失，击毁敌机2600架，（外加）可能击毁的 1500多架；击沉及损坏223万吨敌人商船，44艘海军舰艇，和13100吨以下的内核传艇；击毙66000敌军，和摧毁573座桥梁。”其中最后的半 年，由于军用物资的正确分配，嗷嗷待哺的十四航空队换了血，所向披靡：陈香梅回忆录记载：“自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15日，半年的战役中，十 四航空队击毁日机1634架。而美机之损失仅16架”。日军丧失空中优势，海上交通断绝，战略原料转而依靠内陆铁路及河流。十四航空队进而利用制空权，以 轰炸和大量水雷切断了日本在华水上交通。 “自1945年元月至5月，十四航空队破坏了2500座火车头及5000辆车厢，炸毁370座桥梁，并击毁2000卡车。”

 

　　日本华南派遣军指挥官高桥中将战后回忆道，日军在华遭遇的所有最有效的敌对势力中，十四航空队的对日抵抗行动比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他说，对华侵略期间：“没有这只支空军，我们可以所向无敌。”

 

　　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旷日持久，挺到全面抗战的第八年，才初具现代化模型，也是得益于美军的军事装备：蒋中正接受魏德迈的建议，将地面部队接受 魏德迈的整编，依仗美军大量军事补给和装备，武装起了全军十分之一强的少数兵员。这少数兵员即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卓有成效的抵抗作用。

 

　　人们不应淡忘的是，百分之八十的美国援华军用物资总量来自驼峰空运。腾纳尔上任前的1944年8月，空运月总量是2万3千吨，他上任一年 后，提高到7万2千吨，相对于1943年12月份的运输量，提高了六倍。及至日本投降前的最后一个月，每天有600架运输机飞越驼峰，降落在中国机场，平 均每一分半钟一架。

 

图10：军用物资每日由驼峰运抵昆明机场，中国百姓围观。

 

　　腾纳尔创造了驼峰空运的高峰，魏德迈实现了空运物资的正确分配和使用。两项联袂，在1945年上半年，在太平洋战场的美军以极大耐力和牺牲 与日军激战的时候，为中国战场抗战的黄金岁月奠定了物质基础。焦渴干旱的中国抗日战场雨露滋润，战力陡增，长久以来以弱抗强、绝不投降的中国民族精神，有 了依托和伸张，如虎添翼。多年苦撑的中国战局开始转败为胜：魏德迈与蒋中正计划中的国军地面反攻日期提前两个月到来。中国终于迎来自己的抗战黄金岁月。

 

　　九

 

　　战后，中国战区陆海空三军参谋长，美国援华空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指出：空运将士们“在美军航空队节日期间完成的这一功绩，将作为这次战争的辉煌卓越的记录之一，载入史册。”

 

　　领导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赞誉驼峰空运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壮举”，是“二战的史诗”。

 

图11：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1897-1989）上将，和陈纳德一样，是正派人，也是中国的友人。

 

　　对人类上个世纪罪愆和恶行之源深具洞察力的丘吉尔首相，形容驼峰空运壮举是在“令人震惊的努力”和“巨大的成本代价”支付中进行的，他指 出：“在20，000或22，000英尺的高空实行运输，引擎失灵意味着飞行员的确定死亡。……这不可思议的功绩，体现了美国帮助中国抵抗的强烈愿望。毫 无疑问，这种意志力量、科学精神和组织才能在这类工作中是史无前例的或不可梦想的。”

 

　　多年后，腾纳尔将军“新娘子”的委屈已成前尘旧事。华盛顿举行了陈纳德将军和他的爱妻陈香梅的授勋典礼。典礼仪式上，空战之父和空运之父这一老一少又见面了。沉默寡言的男子汉陈纳德摆脱了史迪威的折磨，又遭遇了晚期肺癌之苦。他面容憔悴，脸上的肌肉更加沟壑纵横，但那双不大的眼睛依然炯炯有 神。他看见了腾纳尔，他握住了腾纳尔的手，那手依然有力，他对腾纳尔说：“贝尔（腾纳尔的昵称），我一直想告诉你，如果没有你和你的信念，以及你的出色的组织指挥，我们不可能在中国赢得胜利。”腾纳尔说，美好亲切的话语从这位伟大的老战士的口中说出，一切都变得美好了。

 

　　苍生气相类，驼峰恋驼峰。此言酝酿多年而出口，两位英雄心中依然暖流奔涌，因为他们是中国天空永远的鹰。

 

　　驼峰空运基本在中印之间的美国人中独立进行，中国更直接接触、更熟悉的是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以及后来的十四航空队对中国的援助。多年后的1984年，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1910-2003）将军访问美国，在五角大楼，张爱萍将军意外邂逅了当年在新四军战区遇难后被营救的美国空军老兵，老 兵对张将军表示由衷的感谢，张爱萍的回应代表了过来人对美国义举的认知，他说：“要说感谢，首先感谢美国政府、美国人民。40多年前，美国政府、美国人民 就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反法西斯盟国的身份，不远万里派兵支持中国打击日本侵略，为全世界和平，努力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张爱萍将军同时将一个精美的相册作为礼物送给了接待他的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相册里的图片上，是在中国遇难而被新四军营救的五位美国十四航空队飞行员。

 

　　2005年，中国抗战陪都重庆文化研究公司的民间独立学人王康先生在他的《男子汉的遗产》一文中正确地指出：“在中美两大民族共建和平与友谊的奋斗中，陈纳德和飞虎队将是太平洋上一座巍峨的桥梁，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他们将变成不可轻易逾越的屏障。”

 

　　十

 

　　远古洪荒时代，地球上两大重要板块相互冲撞挤压，西部板块叠入东部板块之下，导致一片大陆从海下形成，逐渐升起，先为陆地，再成高原，后演 为山峦，终于成为地球上的屋脊--世界最高的山脉。这沧海桑田之变持续数千万年，混沌漭渶无序无明，直到地球上有了人类为这造山运动命名，西部板块叫印度 板块，东部板块叫亚洲板块，升起的高原是青藏高原，隆起山脉叫做Himalaya（喜马拉雅）。

 

　　从此，这冥寂混沌千万年的冰雪之域，诞生了意义。最高峰之个种命名，足以表达人类对宇宙的敬畏：“大地之母”是藏人对它的顶礼；“天空女 神”是尼泊尔人的膜拜；“圣母峰”则是汉语正体字世界对它的尊崇。那时起，这雄踞世界东方的地球最高山脉，傲视脚下七国，睥睨全球人类，在八千八百多米高 的雪峰上，兀自领略万古气象与日月升沉。

 

　　这时，人类各民族疆界已然划分，国家建立、主权并存。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扞卫领土主权的战火硝烟漫起。四十年代，从距离喜马拉雅最远的地方，绕过半个地球，来了那些与此山此峰豪不相干的美国人，为这座拥有诸多山峰的山脉，划线命名，叫做“驼峰”。

 

　　是的，驼峰位于中国、缅甸、印度国土地域之间，它的命名者，确然是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抗战陪都重庆作证，当日本侵略者以其五年半之久、数 千吨炸弹的投掷导致数万名中国平民血肉横飞的时候；当日军以顽劣和残暴把他们的空中攻势命名为“试探性轰炸”、“疲劳轰炸”、“神经轰炸”、“月光轰 炸”、“全方位轰炸”、“密集轰炸”、“无差别大轰炸”的时候，美国陆军航空兵，为了给中国运输抗战军需，在陌生的航空地图上，标注了那些必须飞越的山 脉，取名叫做“ 驼峰”，同时划出了一道乃至数道飞行航线、一层乃至数层飞行高度，开辟了通往中国昆明的军需物资空中运输线，叫做“驼峰航线”。

 

　　与人命名，昭运以明；与物命名，揭冥于天。唯其重要，《礼记》记载，命名伴之以礼仪，被尊为一个复杂的程序。命名者同时拥有所命名之物的所 有权。喜马拉雅山脉七、八千米之上的高峰有八十一座，座座挑动人类的征服欲和占有欲，“驼峰”之命名，却不是为了征服，也不是为了占领。

 

　　美军运输部视驼峰为“军官的墓地”（a Graveyard for commanders），驼峰飞行被后世称为“死亡飞行”，派往中印战区的美军将领认为自己遭到了“流放”，他们称自己在印度的驻军基地是“上帝的弃 地”。腾纳尔到任之前，在本土满耳听闻都是归来的官员对那块不毛之地、险恶峻岭的憎恶！“那里是你惩罚、流放官员之地，是你必欲铲除之地”。腾纳尔在华盛 顿受命前往这块“墓地”，以便推进驼峰上的“死亡飞行”时，被问及他对此一派遣意下如何。腾纳尔竟一时失语，无法作答。最后他告诉自己说：“如果我的海外 任务就是到驼峰墓地去完成，OK，那就是它吧。”

 

　　就这样，美国军人到一个他们从未到过的地域，进入自古以来的禁区，飞越一片海拔最高的惊峦险峰，为一个陌生的民族争取他们的自由和独立。从 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40个月的1200多天里里，他们在自己的“流放地”、“墓地”争取中国的领土主权；用自己的死亡飞行运载中国民族的希 望；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换取了“驼峰”（The Hump）这个不朽的命名，用反对奴役、必欲自由的勇气赋予了那座峰峦不朽的意义，用他们协和万邦、人类大同，天下一家的价值书写了一个伟大的传奇。

 

　　2013年4月26日初稿

 

　　2013年5月27日美国军人纪念日定稿

 

　　注：

 

　　1，此文2013年9月13日《南方周末》删节更名发表

 

　　2，纵览中国2013年10月2日、4日分上下两部分全文刊出。

 

　　3，这是全文。

 

　　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陈纳德将军回忆录；腾纳尔将军回忆录，陈香梅回忆录，康斯坦因回忆及对他的访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