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共，一切開支全部由國庫開支，作爲一個政黨，財力之雄厚，不僅冠於全球，而且前無古人。但創建初期白手起家，別無選擇，不拿盧布作啓動資金就活不下來。中共開闢屬於自己的財源，大體上可分“取之於俄”、“取之於敵”、“取之於民”、“國共合作”和“自己籌措”等五個階段
《新史記》陳小雅／高伐林
（續前）“革命黨”是如何變成“反動派”的？
新史記：談到蘇聯和共産國際資助中共，我想，不能忽視，蘇聯當時的主要資助對象，其實是國民黨。國民黨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所得到的蘇俄資助，遠不是中共能望其項背的。
陳：過去我對蘇聯資助蔣介石北伐沒有概念，後來看張戎的書，知道前期的資金主要靠蘇聯。那麼，蔣介石為什麼要發動“4?12”呢？他就不怕得罪蘇聯人嗎？我推論，當時一定是“資金鏈”發生了斷裂，所以，蔣介石才投靠了江浙財團。斷裂的原因，一是共產國際資金接濟不上；一是中共在北伐途中一路“打土豪”，激怒了原先用資金支持革命統一戰爭的紳商階層。另一種意見認為，國民黨的這次轉軌，主要是蔣介石與汪精衛爭權，而當時，國民黨的財政大權在汪手裡，宋子文還聽命於武漢，逼得蔣介石不得不與上海的大買辦作交易，最終投降於帝國主義。
據宋鴻兵先生統計，從1924到1927年，三年時間裡，國民黨在蘇聯人手裡得到了3000萬金盧布（相當於2700萬銀元），但在江浙財團手裡僅1927年4月到5月兩個月，就融資4000萬銀元。這個數字很說明問題。
新史記：國民黨武漢政府在1927年7月15日“分共”前夕，斯大林仍擬用金錢拉住國共合作的破裂。6月27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等寫信：“需要千方百計堅持不讓武漢屈從於南京。因為喪失武漢這個獨立的中心……一句話，喪失公開組織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可能。請相信，因此給武漢追加300到500萬是值得的。”（引文見朱洪《百年潮》）
陳：國民黨原來也是一個“革命黨”，上海工人反對帝國主義的“三次武裝起義”，還用了國民黨資助的5000元。他後來變得橫徵暴斂、如狼似虎，這有一個背景，中共在這個時候搞“紅色割據”，“國家統一”的大業半途而廢，客觀上為內戰創造了理由。大家都知道，打仗，打的就是錢，拼的就是老百姓的命。因此，國共分裂，是民族的不幸，人民的不幸。
把政治問題變為法制問題
新史記：從歷史說回今天，當下黨國不分，中共的官員都是公務員，都由國庫開支，也就是說，中共的一切活動，費用都由全國納稅人承擔。
陳：楊尚昆在回憶錄中說：“經營黨產，那時還有一個更長遠的考慮，就是全國勝利後，共產黨就不領國家的錢，自己吃自己的。進北平前，要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了，任弼時同志和朱老總提出一個問題：你共產黨不用國家的錢，其他那麼多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這個問題受到大家的重視。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會議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會議討論中明確作了結論：對待民主人士是個重要問題，我們應該公開地坦誠地和他們合作，統統吃國家的。黨產的問題，以不搞為好，有飯大家吃……”
任弼時當時提出的問題，不能說沒有道理。一個政黨，沒有自己的財政，怎麼可能有“獨立性”？中共成為執政黨後，如果利用手中大權進行商貿活動，必然會產生特權，孳生腐敗。但這些，本也是可以通過立法和監督加以解決的問題。但毛澤東的一句話——“有飯大家吃”，則把一個法治問題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從而也為“把國民財富變為黨的財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敞開了大門。
新史記：明年又要開黨代會了。多年前我曾經在一些類似的全國性會議當過工作人員，那時我們就私下議論過：這得花多少錢啊，花這些錢要達到什麽效果、對老百姓有什麽好處呢？
中共開一次黨代會，耗資鉅大。
陳：本來，如果社會主義真有法制，中共用錢，事先造預算也要經過人大批准，當用的、不當用的，應有個公開的聽證過程。但現在一次黨代會有多少人參加？開多少天？一次用掉多少錢？黨的工作者工資、醫療、住宅等等福利從哪裡來？……更奇怪的是，不久前我收到一個短信，說中央要花一個億，組織黨的局級幹部來一次“重走長征路”。這樣的動議，不知道經過什麼必要性論證？一個億又準備從哪裡出？我想，國庫是沒有這個義務開支的。
新史記：這種黨國不分的狀況如何解決呢？
陳：如何解決，那當然是糾正毛的錯誤決定，回到中共最初的設想。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反腐問題。並把腐敗問題還原為“法制問題”，與政治問題脫鉤，社會穩定才是可以指望的。（《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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