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人徐光启

徐光启与利玛窦

近来添了毛病，有了边走路边看微信的坏习惯，这日正在看路明老师的《今天，写几个上海男人》，一抬头，看到漕溪北路南丹路路口的徐光启铜像。于是想，不妨来说说这个上海男人吧。

徐光启是著名的科学家，即使在小人书里——依稀记得是那本《中国古代科学家故事》，都是高大上的形象，不过，或许他其实也是一个平常的上海男人。《明史·徐光启传》起首就是“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当时的上海属于南直隶松江府，行政级别不高，更不是什么大都市，徐家务农，也不是什么世家。

笔者家在上海体育馆附近，就是旧地名土山湾所在的地方，离文定路（路名就是徐光启的谥号）也不远，沿着漕溪北路往北向徐家汇走到南丹路，有一个光启公园，就是徐光启的坟茔所在。余也孤陋，成长生活的半径很是康德，在这些和徐光启相关的地标附近生活三十年了吧，但总觉得对徐光启不是特别了解。排除文科男先天对《几何原本》之类头痛的因素，可能以往传播往往都侧重于徐光启作为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或者天主教信徒的某个方面，多少有些割裂。

不由得想，如果仅仅从一个上海男人的角度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之前有文化散文大家对徐光启评价很高，诸如“上海文明的肇始者”、“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不过，当具体展开对这个上海人的评价时，心理学的投射效应就发生作用了，大家为人玲珑圆融、春风化秋雨，于是他笔下的徐光启“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这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这样的句子读多了，会有些错觉，这是洋行买办、工商巨头徐雨之（徐润）呢？还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徐光启呢？

徐光启确实有在党争中中立超然、全身而退的智慧，但这并非简单的一句精明可以涵括，其实他之所以全身而退，和他遭到诬蔑时候的独持异见、据理力争和清介廉洁、克己奉公的为官之道都有着很大的关联。

泛读《明史?徐光启传》，满眼都是“志不得展”、“不听”、“既而以疾归”、“议不合”、“复称疾归”、“落职闲住”、“不能有所建白”，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而至于兴利除弊、深谋远虑、拼死苦谏、挚情吟唱这些，徐光启其实一个都没有落下。

徐光启在数学、天文历法、农政等等方面的建树众所周知，无须多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军事上的贡献。

徐光启是我国最早提倡引进红夷大炮用以作战的先驱之一。他面对危如累卵的时局，一直关注军事，在万历年间就披肝沥胆，上疏言“正兵”，同时也参与实务运作，在北京城郊的通州、昌平地区训练新兵，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他又曾为保卫京城出谋划策，而其中最为引入瞩目的就是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又称西洋大炮（清朝避讳夷字，改称红衣大炮），即英制前装重型滑膛加农炮，在当时，是一种革命性的新生事物，明朝自制的火铳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徐光启认识到：“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明廷先后四次向澳门葡萄牙商人购炮四十余门。这些红夷大炮中的11门被转运到山海关和宁远，在宁远大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宁远大捷是后金发动战争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和张岱《石匮书后集》等文献记载证实后金一重要人物在此役被大炮炸伤，传言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并因此而不治。袁崇焕的军功章上也有徐光启这个上海男人的一半。红夷大炮从此威名远扬，明朝廷随之大规模组织人员，对红夷大炮进行仿制，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半年间，徐光启本人就共主持仿制了红夷大炮四百余门。

徐光启的这项工作在当时遭到朝中许多重臣的极力反对和攻击，保守官僚指责他“一味迂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练兵购炮的目的“无非骗官盗饷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越俎代庖事小，而误国欺君其罪大”。倘若他是个精明而不高明、和光同尘、左右逢源的上海男人，估计早已吓尿歇搁。

徐光启晚年的痛心事也与红夷大炮有关。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八月，西洋火炮专家、徐光启的弟子登莱巡抚孙元化（他也是上海川沙高桥镇人），急令孔有德率军赶赴辽东前线增援被皇太极围困的明军。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部队给养不足，又受奸人煽动，发动叛变，史称“吴桥兵变”。叛军攻陷登州，掳获士兵七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门。孙元化自杀未成，但坚持不向叛军妥协，城中辅佐孙元化的葡萄牙人12人死亡，15人重伤。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从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降后金，如获至宝的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孔有德等降军日后成为满清汉军旗的主力和攻明的急先锋，明清火炮战力配比也自此逆转。孙元化放回后被崇祯帝处以大辟极刑，含冤而死。

徐光启痛失爱徒，而且自己苦心筹谋的战略布局出现逆转，他的晚年心境应该是无比伤感的。崇祯六年十月初七日（公元1633年11月8日），也就是吴桥兵变的第二年，徐光启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二岁。

徐光启临终四道奏疏，谈论的都是关于修订历法的事情，无一言及于自身的功利封荫，也无一言论及兵事，“说出来蛮傻的，就不讲了”，但关于钱粮一项，四年共领户部、礼部、工部银八百七十余两，他都一一亲自料理记录封存，即使贫病交加，也未动用过一分一文——上海男人账目总是清清爽爽。而他也有路明老师舅舅那样的一把剔骨刀，架在朽烂的制度、传统的陋见和自身灵魂品格的脖子上。

理工小白、惯听华亭鹤唳之声、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的犬儒笔者以后的模样，绝对赶不上这个叫保禄（教名Paul）的上海男人。但心底对这个上海男人永远怀着最高的景仰：

是模子！

秦凌，文汇笔会

反贪官与除弊政——试论明朝反腐阵营的内部分歧

明朝的残酷通过其酷刑而闻名于史，不仅皇权专制社会中其他朝代的酷刑明朝一样不少，而且还增加了“株灭十族”与“剥皮充草”这种为别朝所未有的极刑。然而，在如此酷刑之下，翻看明朝历史仍会发现官僚的贪腐不比其他朝代少，最终仍亡于腐败，究其原因是没有跳出选择性地处理贪官、反贪官不反皇帝、更不反制度的窠臼，因而不能从制度上革除弊政。

对于明朝反腐现在有许多史料可供研讨，其中刘和平先生所著，后被拍摄成电视剧热播的《大明王朝1566》，就很形象地刻画出了明朝反腐阵营内部存在的“反贪官”与“除弊政”两种路径的分歧，进而形成官僚反腐队伍中“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角力，这值得后世反腐参照。

所谓“反贪官”就是追查贪腐官吏，但不追究、不反思皇帝与朝廷在产生贪腐问题上的责任与根由，即只查人的问题而不查体制问题。反贪官派认为，皇帝与朝廷是不容置疑的，是“伟光正”的代表，其光辉形象不容污损。所以，一切贪官都必须与朝廷、皇帝切割，追究其原因只能是自身修养出现了问题，是他们的贪腐本性而使其犯罪，在此过程中朝廷与皇帝无过，并且最终因为皇帝与朝廷的英明而使贪腐势力得以查出并惩除。反贪官派的着眼点在个体官吏上，采取的方式是惩处旧贪官而更换新官吏，实现官僚队伍力量的更新换代，以此来保江山永固，王朝万代。其宗旨就是效忠圣上，维护朱家天下，即一心为朝廷。

所谓“除弊政”就是通过追查贪腐而反省产生贪腐的体制性根由，即不仅查人的问题，而且反思追究体制的问题。在封建社会，皇帝与朝廷是体制的代表，所以反贪中也反省检讨朝廷及其皇帝所推行政制存在的问题，进而设法努力促使皇帝与朝廷改正那些政制问题。除弊政派着眼于体制问题，不回避皇帝与朝廷在政制上存在的问题，采取方式是革除制度性弊端，来实现惩治与防范贪腐，使官僚清明，百姓受益，王朝兴盛。其宗旨是谋利百姓，效忠皇上，其重心在民。

在明朝反腐阵营中确实存在着“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两种势力，他们在反腐的大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处理反腐个案上尤其是面临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上，就会出现很大分歧，有时甚至也产生剧烈对抗，形成生死之搏。这种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历史性角力在《大明王朝1566》剧中有极为形象而鲜明的反映。

《大明王朝1566》在揭示明朝国库空虚、战事频仍的内忧外患严峻形势下，以首辅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为代表的顽固贪腐势力推出了在浙江“改稻为桑”的国策，以每年卖给西洋五十万匹丝绸来应财政之急。为了让世代种粮为生的浙江农民放弃种稻子而改为种桑，严氏在地方官僚的直接代表郑泌昌、何茂才采取毁堤开洪淹没已种稻子的农田，构陷抵制改稻为桑的农民通倭，以农民饥荒而用粮低价买田等方式，试图实现强征农田、搜刮民财、完成种桑之目的。在遭到浙江农民拼死抵抗，出现了剧烈官民冲突，产生巨大社会危机，官僚队伍中在朝廷以裕王手下一批清流为代表的官僚借机奋起抵制，揭露其中贪腐官吏黑幕，从而形成了腐败势力与反腐势力在浙江“改稻为桑”问题上的直接对垒。后来，在民怨沸腾，外倭入侵，民变四起的危局下，嘉靖皇帝终于下旨查办浙江问题。反腐势力赢得了浙江局势的控制权，组成了以浙江巡抚赵贞吉率县令海瑞、王用汲，后来又增加谭纶等人的反腐审判团，对郑泌昌、何茂才实施抓捕审判。

反腐阵营赵贞吉、谭纶事实就是“反贪官派”，而海瑞、王用汲却是“除弊政派”，他们在对待浙江贪腐案审理上的不同方式，深刻地揭示了反腐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也反映出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下反腐循环不已剧幕中深层的社会本质。书中赵贞吉、谭纶与海瑞、王用汲的对话，集中而经典地呈现了这种历史本色。

赵贞吉对谭纶坦承自己对浙江案的态度时说：“奸党（严嵩势力）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扰乱朝纲构陷忠良敛财贪墨，为什么就一直不倒？是因为他们把大事小事都牵着皇上，动他们就势必有伤圣名。刚才你在大堂上背读圣旨能够一字不差，为什么就没能从旨意中看出皇上的苦衷？皇上为什么一面说他老人家四季常服不过八套，一面又要把杨金水（宫中太监派到浙江的代表）押解进京，还要追查尚衣监巾帽局？这是告诉我们，宫里的事由宫里去审。也是相信我们，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便不会牵涉到他老人家。因为我们是裕王的人，儿子不会说父亲的坏话。”

“我现在就给你交底。”赵贞吉在谭纶身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压低了声音，“第一，倒严就不能牵涉皇上，牵涉皇上就倒不了严，还可能牵祸裕王他们。不为你我安危想，为裕王爷徐阁老那些朝中砥柱想，也万万不能有一个字牵涉到皇上。”

赵贞吉：“就是倒严，也不能一竿子打倒一船人。像胡汝贞（江浙总督）这样的人我们就得保。还有一些名义上是依附严党的人，其实都是皇上看重的人，这些人都要保。不保他们，反而是抬高了严党。”

赵贞吉：“那今年五月毁堤淹田的事就一个字也不能问。那件事是胡部堂结了案报给皇上的，其用意也是不愿扰乱了朝政。这件事如果像那个海瑞那样穷追彻查，就会牵连胡部堂，也会牵到皇上身上。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就牵涉到我自己了。”赵贞吉又站了起来，“看了上谕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皇上竟会让我兼领织造局的差使？国库空虚，北御鞑靼，南抗倭寇，今年都指着卖给西洋的五十万匹丝绸。为了军国大事，我必须以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你们可不能再掣我的肘。”

由上面赵贞吉的谈话，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几层意思：其一、案子只能追查到浙江官吏郑泌昌、何茂才，一切贪腐与罪恶均栽在他们头上，不能与朝廷牵连，更不能牵涉到皇上；其二、过往已经结案的案子明知冤假错案也只能维持不动，不能追查，否则牵出太多人事，危及朝纲；其三、贪腐势力执行的制造矛盾祸国殃民的国策不能动，还得“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苦一苦百姓”。这几条总归起来就是：贪腐是个体官僚，不能牵涉皇帝、朝廷与太多官僚，过往历史不能追究，制造灾难的政策还得延续执行。

与此相应，同在反腐阵营的海瑞在听到赵贞吉一番话后，对谭纶与王用汲慷慨直陈了自己对浙江案的看法：“无非是我海瑞办事认真而已。”海瑞也激昂起来提高了声调，“从三月到浙江，现在也就不到半年，我看到的知道的只能用四个字来说，那就是触目惊心！郑泌昌、何茂才和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还有田土赋税，还有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更不知多少！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只浙江，两京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贪墨横行愈贪愈烈？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比他们更多挥霍无度之人！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又一千匹。其余各种开支更不胜繁举。你们算没算过，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大明朝那么多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至于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就以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只有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和府衙禄米就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而北方俺答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将士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蕃能够说得过去吗？像谭大人刚才所言，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就算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孟子云‘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谭大人适才说我偏激，这就是我的偏激。请谭大人把我的话转禀赵中丞，也可以转禀裕王和徐阁老高大人张大人。倘若因此获罪是我海瑞一人之罪，与你们皆无干系。我海瑞无党！”

海瑞一席话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浙江案不是孤案，后面牵涉到众多朝廷官吏，理应彻查到底；其二、是因为皇室朝廷存在诸多问题，故而才导致官僚贪腐盛行，百姓困苦不堪，天下内忧外患，如果不能从过往追查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无法根治社会弊端；其三、必须中止那些误国害民的政策，使天下回到“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正道上。由此可见，海瑞追贪腐是要寻根问底，消除体制之弊，归正权力之道，落实以民为本。这是典型的以清除弊政为目的。

由赵贞吉与海瑞对浙江案各自所说的一席话，彰显了明朝反腐阵营中“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原则立场分歧。应该说，在明朝官僚队伍中，以严嵩为代表的顽固贪腐势力是主流，是多数，是朝廷的中坚力量，而反腐的清流却是少数，是弱势，是苦苦撑持的态势，而在反腐阵营中以赵贞吉为代表的“反贪官派”又占着优势，类似海瑞这种反腐“除弊政派”事实就是少数中的少数。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之下，最后浙江案只处死了郑泌昌、何茂才，无伤于严党，因此很快遭到严党的反扑，反腐派差点全军覆灭。而由于海瑞所持立场及其在专制王朝中的形势，也决定了他一生几度濒临死亡的悲剧命运。

王德邦，民主中国

周口店遗址“被爱国”说明了什么？

    1961年，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个遗址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7年，它被列入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天，这三块牌子在周口店遗址并列。

    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定位于是从远古文物遗存和文化遗产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意义。这本来有关公战秦琼之嫌。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远古人类活动的遗 址，但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欧洲或者非洲国家把在它们境内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民族主义。

对 于任何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是自然史和人类演化史意义上的，和后来产生的国界和民族的概念完全无关。如果非要让一个远古人类活动的遗址 负载政治教育的使命，那么倒有充分的理由说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它在世界人类进化史上地位的确立完全是国际主义的产物，凝结了世界很多国家科学工 作者的心血，体现了科学无国界的普世性原则。

无视或者淡化明显的国际主义内容，同时却用放大镜寻找或用聚光灯突出爱 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严重失衡，甚至是国际主义的完全缺位，是当代中国建立在历史叙述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一个只有爱国主 义没有国际主义的大国，是一个心态纠结的畸形巨人。


                          （一）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爱国主义日渐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周口店遗址的政治符号作用越来越突出。北京地区很多学校将它选为入团入队、社会实践活 动和清明节扫墓的地点，一些全国性重大活动选择它作为点燃火炬或者火炬接力仪式之处，例如1993年全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长安街上象征中华 复兴的“中华世纪坛”上的长明火不但采自周口店，而且由古老的钻木取火方式点燃，以接力的方式在1999年和2000年由一系列跨越千年的国家政治仪式来 完成。

    一个几十万年前的猿人遗址究竟和爱国主义有什么关系？

    从一些最常见的介绍和宣传来看，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初参加和后来主持发掘的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和贾兰坡等）都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 对中华民族的奉献，他们甚至死后都埋葬在这个遗址。第二，1929年裴文中发现的那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侵略军掠走，至今下落不 明。所以这个遗址也会提醒人们民族耻辱的历史。

    以上这两个原因虽然可以挂靠到爱国主义，但问题是在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具有爱国情怀的科学家很多，每个辛勤工作的科学家都可以说他们是为国奉 献。此外，考古这门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本身就特别具有奉献的性质，中外都是如此，这是职业使然，和爱国主义没有必然联系。

    至于让人联想起“民族耻辱”的地点和事件，如果较真起来的话，在中国也比比皆是，例如曾经被日本人占领过的每一个城市的城门都可以让人回想起当年侵略者铁蹄的践踏。

所以，用以上理由解释周口店猿人遗址被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似乎并不充分。

                           （二）

    更重要的是，如果用以上原因来说明周口店遗址和爱国主义有关的话，那么有充分的理由来论证它更应该是国际主义的教育基地。

    走进2014年五月刚落成的周口店猿人遗址新展览馆，第一个展厅介绍的就是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它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的确立。在这三个方面，其早期阶段起 决定作用的都是国际科学家、外国的研究基金和外国在华科研机构，指导发掘和研究的都是在中国以外发展起来的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和概念，参加发掘的中国科学家 或是留学西欧、或是直接受到欧美科学家的指导，手把手地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对化石的发掘、辨别和整理。

    以下把有关基本事实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周口店的古人类化石最初从本地文化中的“龙骨”到科学家眼中的类人猿遗骨，这个认识的转变是由一个名叫施洛塞尔的德国古生物家根据一个德国医生特意从中国 带回的一颗“龙骨”牙齿化石完成的，时间在1903年。第一个认识到周口店可能有古人类活动遗址并开展发掘工作的是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时间在 1921年。第一个在这里发现两颗人类牙齿化石的是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担任安特生助手的斯丹斯基，时间是1926年，这是周口店发掘史上第一个重大成果。

    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是下一阶段的主角。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是他将那两颗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杂 志上，使得周口店化石进入了国际科学界的视野。他又通过瑞典古生物学家布林的关系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经费，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及美国资助的协和 医学院解剖科合作，于1927年进入周口店展开大规模发掘。

    正是在这次发掘中，布林发现了又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类牙齿化石。步达生在将它和斯丹斯基发现的那两颗牙齿化石加以对照后，给它们所属的那个古人类起了一个学名“中国猿人北京种”，同时又起了一个俗称“北京人”。

    因此，步达生不但是周口店遗址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的主持者，也是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北京人”的命名者和第一个重要的研究者。1934年他在办公室中突然去世，当时他的头衔就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手下带着一批中国学者和学生。

    假如步达生是一个中国学者，按照中国人习惯的政治教育思维，一定会说他为祖国的古人类研究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口店的爱国主义先贤榜上一定会有一个更生动感人的事例。

    但步达生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加拿大人，所以尽管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对爱国主义宣传也毫无用处。但换个角度，为什么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国际主义的范例，就像 他的同胞白求恩那样呢？既然周口店遗址承载了如此沉重的爱国主义使命，为什么就容不下哪怕只是一个名副其实国际主义的典型呢？

    在步达生之后，从纳粹德国出走美国的犹太裔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任上应聘接任步达生的工作，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的职位，继续指导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魏 敦瑞对于“北京人”的研究最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是他基于对当时出土的大量化石的系统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把“北京人”放在了人类起源研究的中心，为今天 国际人类学界有关人类起源的多元论（即非洲和东亚都是人类尤其是智人起源的地方）奠定了基础。这个理论无疑突出了以“北京人”为代表的中国古人类在世界人 类演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魏氏流风所及，泽被今日中国民族主义中有关“祖先”的历史想象。就凭这一点，今天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应该特别感谢魏敦瑞。

此 外，魏敦瑞对“北京人”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以及在他催促下复制的很多化石模型，在原始化石材料在日本军队手中失踪后成为最重要的替代品。北京人头盖骨发现 后一直存放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魏敦瑞安排由在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等一批化石运去美国保护起来，未料被日军中途 劫走，至今下落不明。在今天与北京猿人有关的一些爱国主义叙事中，这个历史悬案把“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含含糊糊地牵扯了进来，和日本侵略军放在了一起,成 了把“我们祖先”的头盖骨从中国抢走的劫犯。

                    （三）

似 乎苍天有眼，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尽管欧美人到1929年为止是发现、发掘和解释北京猿人的主角，但最重要的发现还是留给了中国人去完成。1929年12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年仅25岁的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1936年10月到11月，同样只有20多岁的发掘现场技工贾兰坡竟然一连发现 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今天，很多人都把裴文中和贾兰坡的名字和“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真要计较的话，他们的成就显然是在欧美学者主持下进行了大量发掘的基础上的继续，是那些科学家把他们放在了做出最终发现的位置上，更不要说他们的相关知识和训练也来自于这些外国专家。

1949 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文化，在论功行赏时一般都喜欢突出集体的作用，个人再杰出，也必须放在集体的意义上来评价。考古发掘尤其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完全不同于基 于个人努力的学术研究。例如相对论以爱因斯坦命名，无人对此提出异议。如果裴文中和贾兰坡是在1949年以后作出这样重要的发现，很有可能他们的名字就不 会这么紧密地和这些发现联系在一起。

裴文中之所以主持了发掘，是因为步林辞职，离开了周口店的发掘，而当时另一个法 国人德日进前往中国其他地方考察。德日进曾担任法国地质学会会长，在法国发现过一个猿人牙齿。他在中国也工作了十几年,担任过周口店发掘的顾问。裴文中说 自己考古发掘的工作方法得益于这位法国科学家，他的古生物知识除了来自当时参与指导发掘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杨钟健（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当时 和德日进一起离开周口店前往外地考察）外，都来自于德日进的口授。

正是在步林、德日进和杨钟健离开了他们一起工作了 很久的周口店发掘现场后不久，裴文中发现了猿人的头盖骨。1934年他应法国旧石器考古专家步日耶（此人为周口店化石做过很多重要鉴定）之邀前往法国留 学，当时步达生已去世，于是杨钟健推荐跟随裴文中数年的发掘技工贾兰坡主持周口店现场的继续发掘。两年后辛勤工作的贾兰坡好运连连，几个月内发现了三个猿 人头盖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后，长期资助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增加了款项，使得中国地质调查所能以4900银洋的价格从周口店龙骨山的“地主”鸿丰灰厂手中将龙骨山购买下来，成为中国国家财产。

                       （四）

以上的史实都来自周口店遗址出售的有关历史资料，网上基本上也都可以看到，属于大众历史教育和科普性质，任何关心这段历史的人都可以轻易收集到。

这 些基本事实充分说明，如果非要给周口店猿人遗址找到一个政治教育的内容（虽然笔者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全文不过是对周口店遗址“被爱国”的反思），那么国 际主义比爱国主义更有历史根据，至少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事实说明中国学者的贡献是在这个国际主义的大环境下做出的。

这些基本的历史材料也说明，在周口店遗址和北京猿人问题上，欧美学术界和基金会没有依仗学术“话语霸权”和经济资助“欺负”中国人，而是从学术标准和科学价值出发。

考 古学、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对当时的中国学者是完全陌生的，其知识传授的方式甚至如裴文中所说是依靠欧美学者的“口授”。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那些欧美大牌 学者对他们的中国学生和同事有任何的藐视和轻蔑，没有以项目“老板”自居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研究助手任意使唤，更没有抹杀他们的贡献甚至把他们的发现据为己 有。

即使地位“卑微”如没有大学学位的技工贾兰坡，当事实证明他能胜任主持发掘工作时也就被委以重任，一旦他做出惊 人发现时其贡献随即被承认并在世界上广而告之。我想，无论是裴文中还是贾兰坡的贡献，放在哪怕是显赫如像法国地质学研究所所长或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 的身上，都是一辈子最光荣的成就。

北京猿人在人类演化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在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它把人类演化的历 史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从当时能够确认的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的10万年左右推进到50万年左右。中国在世界人类学和人类发展史上突然从默默无闻到处于聚光灯下 的中心地位，而且最重要的化石—头盖骨—都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发现的。欧洲学者不但把这个古人类称为“北京人”（“北京”这个名称本身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就有 象征性意义），而且据此提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多元论。

所有这些，虽然都是在科学的范畴内用学术的语言来表达的，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科学界乃至很多普通人来说，又何尝不具有民族主义的暗示。我想，周口店遗址之所以“被爱国”，和这个难以明言的民族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  

                            (五)

然而说到这里，还没有触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中国当代爱国主义之间被构建出来的最“血肉相连”的关系：北京猿人被认为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

这 个祖先和后代的关系，为当今中国民族主义言说尤其是“中国人”的认同提供了一个最原始最具有“凝聚力”的因素，是其他任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难以替代 的。周口店遗址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其本源在于此。与此相比，中国科学家的爱国精神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它们并不是周口店遗址独有的历 史，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并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些借助周口店猿人遗址开展的国家政治仪式都是把五十万年(最新鉴定是七十五万年)前的“北京人”作为当今中国人的“祖先”来崇拜、祭奠，甚至吸取精神力量的。北京猿人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这个概念，不但在中小学生中，就是在成年人中也是很普遍的。

“我们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没有间断的文明，而且有地球上最古老最单纯的血脉。这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爱国主义观念，其对原始性和生物性的诉诸，已经超越民族主义，迹近种族观念了。

这 里首先涉及一个科学界至今没有公认的答案的问题：数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究竟是不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DNA的测试结果是今天的东亚人是大约距今不到十万年 时从非洲抵达这里的智人的后代，北京猿人和类似的直立猿人没有进化为“我们”的祖先。不但中国，世界范围内的基因调查结果也是如此—世界各地的当代人类都 是约二十万到十万年前走出非洲的那批智人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现代人类起源的一元论。

但中国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有 很多考古学和人类形态学上的证据，对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直立猿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连续进化到智人阶段这个理论有利。这就是现代人类起源的多元论。世界范围 内就整个国家的古人类学界而言，只有中国主张这个多元论。但这个今天很多中国学者坚持并一直在寻找证据的多元论，最初还是芝加哥大学的魏敦瑞这个欧美学者 奠基的。

因此，在遗传学界和古人类学界对北京猿人究竟有没有进化为现代人类还没有一致的答案时，主流意识形态和通俗 文化认定它就是中国人的祖先，并将它吸收进爱国主义教育，按照官方近年来的“科学发展观”或者一直以来提倡的“尊重科学”和“实事求是”，本身就是违背科 学的，而且有提倡种族言论之嫌—不过中国人意识不到这是种族观念。和种族问题有关的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其 次，即使假定将来有更多的证据有利于多元论，北京猿人确实连续进化到现代智人，或者和后来的智人发生某种混合，这种血统关系对于一个具有清明理性和科学常 识的国家来说和当代国族认同乃至爱国主义也不应该有任何联系。在社会发展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近几千年的“中”外交流在族群和文化上产生的强大的混合性和 复杂性，早就使得几十万年前的那个生物单一性显得微不足道了。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周口店遗址的 “爱国”性在很高层的官方言论中又呈现出某种模糊。例如，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为《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丛书》（每个“基地”有专册介绍）撰写的 总序中，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遗址是“中华文明”历史演化中第一个被提及的地点。


                           （六）

回到本文时开始的话题。中国政府1961年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7年将它列为世界文物遗产，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它们都是非常合适的定位。但从9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远古人类活动的遗址却被赋予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识形态使命。

然 而考诸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历史，如果真要给这个遗址贴上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的话，应该说国际主义比爱国主义有更充分的根据。做一个换位思考：如果周口店是在 外国，而为它的发现、发掘、阐释和国际地位的确立做出关键性贡献的是中国科学家，对这种“爱国主义”的标签，中国人难道不会觉得太小气了吗？

周 口店猿人遗址的国际主义内涵的更重要的方面，其实还不在于有多少外国科学家和组织对它做出了贡献。更广泛而言，它是整个人类远古生活场景的再现，当时的古 人类和现在的国族以及国界没有任何关系，驱使欧美科学家投身这个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的是对科学的热爱和对人类起源的关注。这个遗址更应该引导人们得出科学无 国界、人类是一家的结论。

明明是一个国际主义的范例，却被扭曲成爱国主义。一个经济上如此开放的中国为什么反而具有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连远古人类活动的遗址都要为爱国主义宣传服务，这是当代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

每 天都有很多的中国人参观周口店遗址，他们看了那么多明显反映了国际主义的人和事，却难以沿着那个方向思考，反而绕一个弯去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很多人可能 还会想：唉，中国那时真是不强，所以都是老外跑到中国来发现。对于这些人来说，文化交流和相互的学习关系成了弱国和强国之间的权力折冲和利益权衡。

今天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有让人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博物馆或其他设施（从古迹到烈士墓，都可以和爱国主义挂钩），但全国绝少有地方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培养国际主义意识，知道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毕竟也曾和正在得益于世界。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严重失衡，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叙述中，难以看到世界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只有对中国的欺负和羞辱。这样的教育把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说成充满了紧张和对立，而中国的发展和成就的所有资源和动力似乎完全来自中国内部。

毫 不奇怪，对爱国主义的极度敏感和对国际主义的极度麻木，反映了对外部世界的怀疑、不满甚至怨恨这个难解的心结。在中国民族主义叙事中，中华文明是古代史上 最伟大和有贡献的文明，但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又受尽各国的屈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苦主。建立在这种双重夸大之上的对中国和世界之关系的叙述和理解，潜藏于大 众心理，其长期后果比任何对具体历史事件的隐瞒、否认、歪曲或遗忘更有害。

程映虹，《纵览中国》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说法毫无根据

　　苏共的历史黑不黑，该不该否定，苏共的口碑佳不佳，形象好不好，该不该垮台，苏联当年全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用钢铸的还是纸糊的，该不该倒塌，对那段历史该不该自我否定，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前苏共、今俄共自己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能说马知非是庸人，但其《尊重历史，是制造悦读的底线》一文中的一段言说：“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上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上就曾经出现过大量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抹黑苏共历史的片面历史内容……结果导致了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自我否定成为主流，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致命缺口”，很有自扰和扰人之嫌。

　　龚自珍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晚清思想家，但是，他说的话也未必句句是真理。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为例，就值得推敲。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威振四海，灭掉六国，是“先去其史”还是先攻城略地？六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结论明白在那里。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皇权专制王朝，眼看他造阿房宫，眼看他修长城，眼看他鞭笞天下，人莫予毒。

　　到了秦二世，更变本加厉，陈、吴二人振臂一呼，一干人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很明显，这是官逼民反，哪有什么陈胜、吴广或者刘邦、项羽“先去其史”的影子？“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过秦论》和《阿房宫赋》所下的结论，到现在我还没发现有谁质疑过。

　　事实上，自秦以降，唐宋元明清，多数王朝都是如秦一样的原因灭亡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次是满清入主中原。无论是忽必烈，还是努尔哈赤，都是野蛮战胜文明，凭的是铁蹄。到了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印证的更是毛泽东总结和发明的那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坐江山，关键是一个打字。与“先去其史”何干？

　　改朝换代，有“去其史”的，那大抵是一个皇权专制王朝建立起来后，通过对前朝的否定，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达到天下归心而已。但历史证明，这个做法，有用，也有限。秦始皇焚书坑儒，心肠不可谓不狠，办法不可谓不绝，但他忘记了，历史不仅写在煌煌的典籍中，更写在国人心里。焚书坑儒帮不了自己的忙，反倒是“坑灰未冷山东乱”，“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始皇帝不行，后来的哪一个皇帝也不行。雍正王朝、乾隆大帝的文字狱够厉害了，武昌一声枪响，满清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后来，“四人帮”也在“去史”方面忙活了一阵子，徒留下一地历史的笑柄。此为题外话，打住。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不是这么回事。话说回来，如果“先去其史”就能“灭人之国”，这个“国”也太不争气、太脆弱了，或许原本就该灭。

　　马知非为了给“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找根据，拿苏联说事，对所谓抹黑苏共历史痛心疾首，其对苏联历史的无知，让我惊讶。

　　苏共历史需要人去抹黑吗？在早期，高尔基的遭遇给出了答案。

　　十月革命后，被誉为无产阶级伟大文学家的高尔基，在彼得堡自己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反对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反对推翻由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反对取消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政策和对农民的剥夺政策，反对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高尔基把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列宁终于忍不住了，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并于1920年10月20日约见高尔基，要他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谁也能听出这是通牒，是最后摊牌，要把他驱逐出境。高尔基从此走上了失去祖国的漫漫七年路。当然，与另一些异见者如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相比，对高尔基来讲，这算是很客气很幸运了。

　　顺便讲一下，高尔基当年发表的那些文章，曾结集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当时不能出版，70多年后才见天日，1998年翻译过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马知非是不是应该读一下这本书？看看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需要不需要抹黑。

　　到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更无须别人去抹黑。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导的大清洗是怎么回事，杀死了多少开国元勋、中央领导、红军将领，以及各级领导和无辜群众，马知非未必不知道。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之《古拉格群岛》，就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真实写照，哪需要别人去画蛇添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与美争霸，穷兵黩武，到处扩张，甚至公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苏交恶后，陈兵百万于我国境线外，并磨刀霍霍，准备对我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如果不是另一个霸主给以颜色，后果不难预料。我们曾经把它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而势不两立。那段历史，当然还有更多的解读和教训，但北极熊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是毋庸置疑的。用得着马知非自作多情，为人家背书？

　　其实，苏共的历史黑不黑，该不该否定，苏共的口碑佳不佳，形象好不好，该不该垮台，苏联当年全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用钢铸的还是纸糊的，该不该倒塌，对那段历史该不该自我否定，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前苏共、今俄共自己。在苏共垮台十年祭日，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不无痛心地尖锐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三个垄断下，苏共是个什么德行，苏联是幅什么模样，不用多讲。一晃，20多年过去了。如果说当年苏联有什么人别有用心，抹黑苏共历史，苏联人民上了当，导致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和苏联解体，今天，俄罗斯人民总该觉醒了，把三色旗换下来了。何以俄罗斯至今没有任何动静，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没有指望？

　　还有，除苏联外，东欧那些华沙条约国家，是不是也因为“先去其史”，导致他们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而一夜易帜？恐怕齐奥塞斯库同志那只享有军衔的狗听了，也会摇头的。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老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总是上错坟头，对着别人的祖宗胡乱哭一起；总是提上猪头，找错庙门，胡乱烧香；总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为别人瞎操心。我不知道，他们是吃饱了撑的，还是无知，抑或卖傻？

　　段协平，共识网，原标题为：《无知，还是卖傻？》

反贪官与除弊政——试论明朝反腐阵营的内部分歧

明朝的残酷通过其酷刑而闻名于史，不仅皇权专制社会中其他朝代的酷刑明朝一样不少，而且还增加了“株灭十族”与“剥皮充草”这种为别朝所未有的极刑。然而，在如此酷刑之下，翻看明朝历史仍会发现官僚的贪腐不比其他朝代少，最终仍亡于腐败，究其原因是没有跳出选择性地处理贪官、反贪官不反皇帝、更不反制度的窠臼，因而不能从制度上革除弊政。

对于明朝反腐现在有许多史料可供研讨，其中刘和平先生所著，后被拍摄成电视剧热播的《大明王朝1566》，就很形象地刻画出了明朝反腐阵营内部存在的“反贪官”与“除弊政”两种路径的分歧，进而形成官僚反腐队伍中“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角力，这值得后世反腐参照。

所谓“反贪官”就是追查贪腐官吏，但不追究、不反思皇帝与朝廷在产生贪腐问题上的责任与根由，即只查人的问题而不查体制问题。反贪官派认为，皇帝与朝廷是不容置疑的，是“伟光正”的代表，其光辉形象不容污损。所以，一切贪官都必须与朝廷、皇帝切割，追究其原因只能是自身修养出现了问题，是他们的贪腐本性而使其犯罪，在此过程中朝廷与皇帝无过，并且最终因为皇帝与朝廷的英明而使贪腐势力得以查出并惩除。反贪官派的着眼点在个体官吏上，采取的方式是惩处旧贪官而更换新官吏，实现官僚队伍力量的更新换代，以此来保江山永固，王朝万代。其宗旨就是效忠圣上，维护朱家天下，即一心为朝廷。

所谓“除弊政”就是通过追查贪腐而反省产生贪腐的体制性根由，即不仅查人的问题，而且反思追究体制的问题。在封建社会，皇帝与朝廷是体制的代表，所以反贪中也反省检讨朝廷及其皇帝所推行政制存在的问题，进而设法努力促使皇帝与朝廷改正那些政制问题。除弊政派着眼于体制问题，不回避皇帝与朝廷在政制上存在的问题，采取方式是革除制度性弊端，来实现惩治与防范贪腐，使官僚清明，百姓受益，王朝兴盛。其宗旨是谋利百姓，效忠皇上，其重心在民。

在明朝反腐阵营中确实存在着“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两种势力，他们在反腐的大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处理反腐个案上尤其是面临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上，就会出现很大分歧，有时甚至也产生剧烈对抗，形成生死之搏。这种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历史性角力在《大明王朝1566》剧中有极为形象而鲜明的反映。

《大明王朝1566》在揭示明朝国库空虚、战事频仍的内忧外患严峻形势下，以首辅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为代表的顽固贪腐势力推出了在浙江“改稻为桑”的国策，以每年卖给西洋五十万匹丝绸来应财政之急。为了让世代种粮为生的浙江农民放弃种稻子而改为种桑，严氏在地方官僚的直接代表郑泌昌、何茂才采取毁堤开洪淹没已种稻子的农田，构陷抵制改稻为桑的农民通倭，以农民饥荒而用粮低价买田等方式，试图实现强征农田、搜刮民财、完成种桑之目的。在遭到浙江农民拼死抵抗，出现了剧烈官民冲突，产生巨大社会危机，官僚队伍中在朝廷以裕王手下一批清流为代表的官僚借机奋起抵制，揭露其中贪腐官吏黑幕，从而形成了腐败势力与反腐势力在浙江“改稻为桑”问题上的直接对垒。后来，在民怨沸腾，外倭入侵，民变四起的危局下，嘉靖皇帝终于下旨查办浙江问题。反腐势力赢得了浙江局势的控制权，组成了以浙江巡抚赵贞吉率县令海瑞、王用汲，后来又增加谭纶等人的反腐审判团，对郑泌昌、何茂才实施抓捕审判。

反腐阵营赵贞吉、谭纶事实就是“反贪官派”，而海瑞、王用汲却是“除弊政派”，他们在对待浙江贪腐案审理上的不同方式，深刻地揭示了反腐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也反映出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下反腐循环不已剧幕中深层的社会本质。书中赵贞吉、谭纶与海瑞、王用汲的对话，集中而经典地呈现了这种历史本色。

赵贞吉对谭纶坦承自己对浙江案的态度时说：“奸党（严嵩势力）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扰乱朝纲构陷忠良敛财贪墨，为什么就一直不倒？是因为他们把大事小事都牵着皇上，动他们就势必有伤圣名。刚才你在大堂上背读圣旨能够一字不差，为什么就没能从旨意中看出皇上的苦衷？皇上为什么一面说他老人家四季常服不过八套，一面又要把杨金水（宫中太监派到浙江的代表）押解进京，还要追查尚衣监巾帽局？这是告诉我们，宫里的事由宫里去审。也是相信我们，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便不会牵涉到他老人家。因为我们是裕王的人，儿子不会说父亲的坏话。”

“我现在就给你交底。”赵贞吉在谭纶身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压低了声音，“第一，倒严就不能牵涉皇上，牵涉皇上就倒不了严，还可能牵祸裕王他们。不为你我安危想，为裕王爷徐阁老那些朝中砥柱想，也万万不能有一个字牵涉到皇上。”

赵贞吉：“就是倒严，也不能一竿子打倒一船人。像胡汝贞（江浙总督）这样的人我们就得保。还有一些名义上是依附严党的人，其实都是皇上看重的人，这些人都要保。不保他们，反而是抬高了严党。”

赵贞吉：“那今年五月毁堤淹田的事就一个字也不能问。那件事是胡部堂结了案报给皇上的，其用意也是不愿扰乱了朝政。这件事如果像那个海瑞那样穷追彻查，就会牵连胡部堂，也会牵到皇上身上。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就牵涉到我自己了。”赵贞吉又站了起来，“看了上谕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皇上竟会让我兼领织造局的差使？国库空虚，北御鞑靼，南抗倭寇，今年都指着卖给西洋的五十万匹丝绸。为了军国大事，我必须以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你们可不能再掣我的肘。”

由上面赵贞吉的谈话，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几层意思：其一、案子只能追查到浙江官吏郑泌昌、何茂才，一切贪腐与罪恶均栽在他们头上，不能与朝廷牵连，更不能牵涉到皇上；其二、过往已经结案的案子明知冤假错案也只能维持不动，不能追查，否则牵出太多人事，危及朝纲；其三、贪腐势力执行的制造矛盾祸国殃民的国策不能动，还得“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苦一苦百姓”。这几条总归起来就是：贪腐是个体官僚，不能牵涉皇帝、朝廷与太多官僚，过往历史不能追究，制造灾难的政策还得延续执行。

与此相应，同在反腐阵营的海瑞在听到赵贞吉一番话后，对谭纶与王用汲慷慨直陈了自己对浙江案的看法：“无非是我海瑞办事认真而已。”海瑞也激昂起来提高了声调，“从三月到浙江，现在也就不到半年，我看到的知道的只能用四个字来说，那就是触目惊心！郑泌昌、何茂才和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还有田土赋税，还有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更不知多少！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只浙江，两京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贪墨横行愈贪愈烈？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比他们更多挥霍无度之人！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又一千匹。其余各种开支更不胜繁举。你们算没算过，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大明朝那么多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至于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就以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只有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和府衙禄米就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而北方俺答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将士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蕃能够说得过去吗？像谭大人刚才所言，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就算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孟子云‘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谭大人适才说我偏激，这就是我的偏激。请谭大人把我的话转禀赵中丞，也可以转禀裕王和徐阁老高大人张大人。倘若因此获罪是我海瑞一人之罪，与你们皆无干系。我海瑞无党！”

海瑞一席话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浙江案不是孤案，后面牵涉到众多朝廷官吏，理应彻查到底；其二、是因为皇室朝廷存在诸多问题，故而才导致官僚贪腐盛行，百姓困苦不堪，天下内忧外患，如果不能从过往追查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无法根治社会弊端；其三、必须中止那些误国害民的政策，使天下回到“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正道上。由此可见，海瑞追贪腐是要寻根问底，消除体制之弊，归正权力之道，落实以民为本。这是典型的以清除弊政为目的。

由赵贞吉与海瑞对浙江案各自所说的一席话，彰显了明朝反腐阵营中“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原则立场分歧。应该说，在明朝官僚队伍中，以严嵩为代表的顽固贪腐势力是主流，是多数，是朝廷的中坚力量，而反腐的清流却是少数，是弱势，是苦苦撑持的态势，而在反腐阵营中以赵贞吉为代表的“反贪官派”又占着优势，类似海瑞这种反腐“除弊政派”事实就是少数中的少数。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之下，最后浙江案只处死了郑泌昌、何茂才，无伤于严党，因此很快遭到严党的反扑，反腐派差点全军覆灭。而由于海瑞所持立场及其在专制王朝中的形势，也决定了他一生几度濒临死亡的悲剧命运。

王德邦，民主中国

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兼談習近平的“中國夢”

《新史記》嚴家祺 專稿

中國問題，與伊斯蘭世界問題、國際金融問題相比，看起來很複雜，實際上很簡單。一個運動，有許多行為主體參與，不知道它的規律性，無法預測它的變化，這就是複雜現象。地球繞太陽運行，古代人感到複雜，現代人知道，它不過是一個簡單力學系統中的週期運動。

經濟體系有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主要是經濟體系問題，當然，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還是意識形態；君主制、共和 制、專制、民主是政治體系問題。專制政體可以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結合，19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20世紀的希特勒德國和鄧小平後的中國，就是這樣。

專制、民主的政治體系都有許多具體形式，現在英國、加拿大、日本是君主制國家，君主是沒有多少權力的“國家元首”，君主立憲，是一種走向民主的途徑。中國、 朝鮮、伊朗名義上實行共和制，實際上，政治還是古老的專制制度。我在這裡，談一談“政治秩序”概念，談一談政治秩序與專制、民主的關係。

人類社會的政治秩序，主要有三大類：一是人治秩序，二是多中心秩序，三是法治秩序。人治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個體，在一般情況下是一個個“人”，有時會出現一些有自主行為能力的群體。多中心秩序的個體主要是一個個團體或群體。如武裝集團、軍閥、割據性政權。

中國5000年的歷史，始終在第一類秩序和第二類秩序中循環。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和現在的“人民共和國”是第一類秩序，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金夏、元末、明末以及大清王朝滅亡後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時間內，是第二類秩序。

在農業佔主導地位、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不可能形成第三類秩序——法治秩序，當人治秩序無法維持下去時，就必然形成多中心秩序，而多中心秩序下混戰的結果，最終會回復到人治秩序。這就是幾千年中國王朝循環和“分裂割據—大一統”循環的重要原因。
這一時期中國政治是不受一個最高權力控制的“多體運動”的政治，北洋軍閥與地方軍閥之間、北洋軍閥直系與與皖系之間、孫中山和流動軍閥之間，國民黨的不同派 系之間，一片混戰。共產黨這時還沒有武裝力量，影響有限，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校長，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1927年後，中國的政治秩序也是多中心的， 蔣介石、汪精衛、共產黨和溥儀傀儡政權，形成多個中心。


中國軍閥割據的“地盤”。

這 種多中心秩序並不是中國僅有的，前面談到30年戰爭後的德國，德意志土地上有幾百個中心。國際關係從來是一種多中心秩序。多中心秩序會形成霸權。我在 2006年出版的《霸權論》一書，專門研究這種多中心秩序。不是誰要不要稱霸的問題，霸權是一種客觀存在，狼在羊群中有霸權，航空母艦在小軍艦面前有霸 權。（《新史記》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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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旗下人馬散了，塞翁失馬

《名星》陳小雅 專稿

《二 十四史全譯》從半途而廢到起死回生，背景至少要追溯到25年前的那場政壇變故。原先作為總書記或總理改革研究所聚集的一班人馬散了。這次塞翁失馬，把一批 眼界開闊、矢志報國、學有專攻的才俊拋向社會，他們有的衝浪商海，有的負笈遠遊……其中就包括時任江蘇省南通開發區南山投資有限公司總裁的楊冠三和他的同 事，也就是許先生序文中所說，《二十四史全譯》這個偉大工程“主事者”和“協調人”——孟繁華先生。

體改所被撤銷後，朋友告訴，孟先生仍堅守文化立場，沒有下海淘金。楊先生在《全譯》再版序中說，他也就是在那時，響應了這位主帥的召喚，來到了這個偉大工程的面前：

【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聽說《二十四史全譯》項目……亟需資金。當時我一口回絕。不是我不知道《二十四史》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中“惟一”的地位，而是不理解，這樣 一個關乎民族歷史、國家文化戰略，投資大、週期長，很難產生經濟效益的大項目，為什麼國家財政不支持，而要由個人投資？

三個人幫我回答了這個問題，幫我堅持下來，完成了這麼一件超出我能力範圍的大事。

孟繁華先生和我相識30餘年，於我亦師亦友，也是一位認真做學問的人，博古知今，落筆如 神，卻又儒雅謙和，彬彬有禮，人稱孟夫子。他既是編譯、編審，又是總編輯，也是錄入、校對、出版、組織、協調的實際主持人。他來找我談投資，不應則已，應 下來就是毫無保留，義無反顧。因為我們是共過患難的朋友。】


民營企業家楊冠三。

當然，世界上的事情，並不是你覺悟到，想做，並著手做，就能夠做得成的。做事情要有實力，做大事更要有雄厚的實力。冠三於折衝商海的這些年，雖也積蓄了一些 成功，但“並非擁資若干億的巨企”。而做這項事業，開弓沒有回頭箭，如果半途而廢，不僅前功盡棄，而且老本全蝕。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是沒有人為你買單的！（《名星》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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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為印在封面的江澤民題詞蒙蔽

《名星》陳小雅 專稿

2014 年1月9日，我收到楊冠三先生贈送的一套《二十四史全譯》珍藏本。總共六箱，全書原文加譯文一億字，從立項到付梓歷經13個年頭。來自七所大學逾200位 正副教授、博士生參加。成就如此偉業的關鍵人物，竟是一位民營企業家！一年前，當我聽到這個近似傳奇的故事時，曾激動得徹夜不眠。


《二十四史全譯》共六箱，全書近一億字。


熟悉《二十五史》的讀者，大概都知道毛澤東在《讀史》中“一遍讀罷頭飛雪”的詩句。這一次不僅僅是要讀，而是要把每一句話翻譯成現代漢語。一句話不理解，或 給不出說法，全篇就會是殘篇。這樣浩大的工程，不僅需要高水準的編審團隊、龐大的翻譯隊伍和訓練有素的校對隊伍，它還需要時間。或許，在起事當初，誰都不 曾預料，這個時間，竟是足以把中壯年拖成老年，把老年或病人熬成死人的時間！

而與組織、隊伍和時間直接相關的，是維持運作的經費。看了本書主編許嘉璐先生的序文，讀者便知道，他是怎樣被這場比抗日戰爭加三年內戰還要長的戰爭拖得焦頭爛額的——

【把 《二十四史》全部翻譯成現代漢語，這是個很大的工程。全書4000多萬字，譯文則近6000萬字。篇幅大就是一個很大的困難。這個困難或許可以用延長翻譯 和出版的時間來解決，但即使那樣也需要一批專職致力此事的隊伍，起碼參加者要具備專心致志、不務其他的條件(即所謂“脫產”)。而這是個“民間項目”，是 做不到這一點的。同時，篇幅大也還並不是最大的困難，最難就難在如何保證譯文的質量。】

請 不要為印在該書封面上的江澤民題詞所蒙蔽。請不要被“國家‘十五’規劃重點圖書”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 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所眩惑。儘管這些題詞和名目都是真的，沒有侵權問題，但看了許先生的序文，你已經知道，它其實是一個“民間項目”。這就意味著，那 些題詞和名目可以給你的只是保護和裝飾，它也要分享你的榮譽，而實際上你並不能從那裡得到和其他同類項目同等的待遇和福利。

就 在許嘉璐先生苦於“一疊疊稿子壓在手裹，欠著譯者幾十萬元的稿酬，令人夜不能寐”，眼看著這個好不容易啟動的工程就要半途而廢的時候，他遇到了，準確地說 是這個事業遇到了一位“知音”。（《名星》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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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不自覺的個人參與創造可怕的歷史

《新史記》一平 專稿

五、回歸人類文明之正途

黃河清兄並非職業史家，他耗十數年撰寫《中國當代史稿》這部巨著， 既是出於對中共謊言的義憤，也是出於對歷史的責任——恢復中國當代歷史之真實。由前者來說，這是對中共極權制度的抵抗，從後者而言，則是對歷史責任的自覺 擔當。他說“一般修史，不在本朝。我之違例狂妄，緣中共黨史代國史在先，且積鬱甚深，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不吐不快。”又說“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以運動 愚民禍國，60年一以貫之。一個執政黨的歷史絕不能代替、等同於國家、民族的歷史。我作為中國人、底層知識人，視難無睹。故不自量力，妄修此60年國史， 聊備一家之言，以存闕失，以正史實，留與‘正史’對照。”（《中國當代史稿·自序》）

中 國的史學著述浩如煙海，而彪列首者乃《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有如此之地位，乃因充盈浩然正氣；有此正氣，太史公才有如此之意志之 勇氣，秉真持正，刀鋸之餘完成此巨著，閱讀《史記》章章頁頁均可感“正”與“義”二字。河清兄著此作乃以太史公為樣，步其志，尊其道，承其氣：“太史公啟 我愚鈍、開我靈竅”；“太史公在彼時彼境，能如此做，前無古人。這是我的燈塔、標桿”；“《史記》開創史傳體例，後世彷此。……我能得其精髓之萬一，為後 人為歷史留一頁印記，於願足矣。”

河清兄此巨著貫穿 三字：“憤”、“義”、“正”。“憤”乃對中共謊言之憤、對其數十年禍國殃民之憤；“義”乃秉天下之道義，以之記述、評斷中國當代歷史；“正”乃匡邪持 正，60年來，中國走的是一條反文明的邪路，此著之旨乃是通過對歷史真實記述，使國人醒悟當代中國路之邪之惡，使人人代代明之，從而回歸人類文明之正途； 再者，“正”亦是公正、客觀，以實為據。

一般來說，史 家是不著當代史的，因為距離太近，難能全面看清，也難能深入闡述，因此學界多關注當代具體事件，或記述或評議，完整地記述一個時代的歷史是後人的事。河清 兄冒史學大不韙，撰修當代史，實乃有因，即他所說：“我之違例狂妄，緣中共黨史代國史在先，且積鬱甚深，骨鯁在喉……”，也就是說，他撰修此著是針對中共 謊言的，無中共當代謊言史即無此作。無需隱諱，一個非史學家撰寫當代史，乃是雙重“違例”，此著之局限之缺陷自不待言。此著的歷史價值，當下尚不好判斷， 須未來歷史來評述。但是此著的當下意義乃是清楚的，也是重要的，那就是打翻中共的謊言，真實地面對1949年以來的中國，有關這段歷史無論怎樣記述，這兩 點都是前提——或者說這是認識當代中國的前提。由此，我們說此著打碎了中共的謊言，呈現了一個真實完整的當代中國。


旅居西班牙的黃河清和他的《中國當代史稿》。
六、參與創造可怕的歷史
《中 國當代史稿》承《史記》傳統以記述人物為主，全書記述了一千多個人物，囊括各界各階層，領袖、將帥、工農、官吏、市民、知識者、學生、遺老、模範、知青、 科學家、藝人、軍人、烈女、右派、受難者、訪民、特務、宗教信徒、異議者、小販等等。作者說：“歷史是由人和事組成的，而事是由人來做的；故歸根結底，歷 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有血有肉的生物，具備人性，無論善惡；故歷史也就是人的善惡的記錄、演繹。”這是作家觀看歷史的角度，事實確是這樣，如果我們呈現了一 個時代各種人物的處境和經歷，那豈不就是完整真實地呈現了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真實歷史？作者對他的這部著作信心百倍，原因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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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說，著重記述人物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傳統，那麼河清兄此著與其區別，乃是他大量記述了普通人，特別是底層草民，他說“我撰修《當代中國史稿》，就是嘗試扭 轉東西方所有這一切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史籍慣性，企圖打碎國史等於帝王將相家譜的框架，妄想建立國史既是被統治者歷史也是統治者歷史的新格局新篇章。”他 引述高爾泰先生的信文說：“所謂歷史動力的民間性，無非茫茫紅塵中無數淼小個人各自追求自己的目標、不自覺地互相妨礙互相促進所產生的合力。比如一個農民 怠工，是因為農奴制使他喪失勞動興趣，無數農民不約而同的怠工，導致全國範圍的大饑荒，饑荒加劇獨裁者恐慌，使他大發神經，以致他的鷹犬爪牙遭殃，最終導 致有限度有控制的改革開放……這裡面無數不自覺的個人，都參與創造了這一段可怕的歷史。”

《當 代中國史稿》有一冊專記述“運動”——作者說是“以‘運動’代‘世家’”，如土改、鎮反、思想改造、合作化、大躍進、反右、文革、上山下鄉、嚴打、計劃生 育、圈地、維權、八九民運等等，中國的當代史實際上就是由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串聯起來的。如果說在此著作中，人物是點，那麼“運動”則是面，點與面的互補 結合，較完整地呈現了中國當代歷史的全貌。

應該說，以上就是本書的特點，其有歷史淵源，也有作者自己的創新。這是作家撰寫歷史的獨到眼光和方式。

七、沿襲《史記》局限較大

本 書的編排體制基本上是沿襲《史記》。作為讀者，我以為這種編排有較大的局限性。當今世界與2000年之前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的中國遠遠不同於司馬遷 的時代，無論是制度還是人的處境、人與人的關係，或是人的眼界和思維方式。比如《史記》中“本紀”是記述帝王的，《當代中國史稿》的“本紀”記述了宋慶 齡、李先念，但是何以沒有胡耀邦、趙紫陽呢？難以自圓。關鍵所在乃是，現代獨裁者與傳統帝王是不同的概念，用“本紀”去套顯得削足適履。

古代史相對簡單，記足人與事即可，而現代國家甚複雜，特別是中國，如果不闡述清楚其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運作與世界之關係，那麼就很難對當代中國予以深層、高屋建瓴的呈現。於此，河清兄顯出他作為作家治史的欠缺。

其 三，古代信息匱乏，而當代則是信息過剩，特別是網絡出現之後，當今治史特別需要將此因素考慮進去。比如，司馬遷時代有關秦始皇的記述很少，因此司馬遷在 《史記》中記述秦始皇的每一筆都很重要，即使今人對秦始皇的瞭解也還是基於《秦始皇本紀》。而今各種毛澤東傳記、研究專著有百種之多，《毛澤東本紀》記述 得再全，也比不得一部專著；因此作為現代斷代史更重要的不是如何記述毛，而是如何闡釋他。這是現代史和古代史的重要區別。由於這個盲點，河清兄的《毛澤東 本紀》顯得單弱，令人讀後甚不滿足。

現代史學側重闡述“理”，但其另一面也更注重歷史細節的追究，這就是河清兄在《自序》中提到的“微觀歷史”，“從沙見世界”；但是重要的是要發現新的細節，而不是轉述；再者，“從沙見世界”也是強調尋求歷史內秩序。
這是我對河清兄《當代中國史稿》的三點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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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鐵血之書

河 清兄的《當代中國史稿》讓我想到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二著都是作家治史，而是時間上又正好銜接，後者記述的是1911至1949，前者記述的是 1949至今。我稱辛先生的《誰是新中國》是鐵血之書，其也是憤於中共之謊言，轉身治史，誓還中華民國之真貌。如果我們將二書連續起來，即清楚何為新中 國，何為鬼魅之中國，我們也會看清中國該向何處去。

當 然，作為史學二書均有欠缺，但它們均是中國（大陸）當代史學（作為完整地現當代史）的開山之作，即打碎中共謊言，恢復歷史真貌，匡邪持正，重新賦中國史學 以真、以義、以正，指引中國民族回歸文明之正途。它們對歷史的貢獻不在學問，乃在霧霾間開拓史學之正途。中國民族之前途之未來，不僅在結束中共之政權、之 制度，也在清洗其滿篇皆謊的符號體系，非此沒有文明之中國。

為 此著，河清兄嘔心瀝血、皓首窮生，況且他是在流亡中撰寫此書，生計之難、病疾之痛、孤獨之鬱、資料之乏是國內學者難以想像的。“限於一人之力，囿於南歐一 隅，制於書籍匱乏，困於財力窘迫，愧於才華淺薄，嘆於謊言惑世，勉強勉力，艱難成書。正心誠意，認真負責，首重史實，客觀、公正，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無 出處。……未是裨官，本乃孑民，草成野史，下里巴言，為歷史留一頁別樣存照。假以時日，充實完善，有生之年，念茲在茲。”他又說“我的苦心孤詣希望在歷史 的長河中沉澱下來，成為沙礫中閃光的金子。我知道，這有點狂，但是，披荊斬棘，路是人走出來的。我願試走，無論頭破血流，總要有人開步。……成史乃我所 期，成功不輕妄言，篳路藍縷開啟山林之勞，則萬不敢辭。”拳拳之心，瀝血之言，感天動地。

數 年前，河清兄患癌症，手術後又經是十數次化療，其間常常是說話亦無氣力，然而他仍是著不停輟，他不在乎生死，卻要竭生命完成此著。在有生之年，他終於完成 此書，並見其出版，乃天大慰籍。河清兄是血性之人，執著、剛烈，此部巨著也是其一生之寫照。在此書後記中，他最後說：我盡力了。2013年4月-9月 於伊薩卡（《新史記》16期，原標題為：篳路藍縷 匡邪持正——賀黃河清《中國當代史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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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120周年冥誕即將來臨，如何評價這位在上個世紀影響中國歷史走向和億萬人命運的最重要人物，隨著中共治下社會矛盾加劇，“擁毛”和“非毛”的交鋒更加激烈。明鏡新聞網歷史專欄將自即日起，推出“毛澤東120年冥誕”專題，集中推出剖析毛澤東功罪、論述毛澤東遺産的重頭文章，加入海內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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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扬：带路党人小史

 　　对于“带路党”这个几乎等同于“汉奸”的贬义词，我觉得最能帮他正名的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成语——箪食壶浆。

　　事实上，“箪食壶浆”的由来就是一个带路党人的故事。时值战国时代，燕国内乱，民不聊生，齐宣王趁势出兵燕国，谁料燕国民众对齐国侵略军的态度跟对待“人民子弟兵”一样，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不就是带路党么，不仅带路，还送饭送酒，军民鱼水情。

　　据说在伐燕之前，齐宣王就曾问过孟子意见，孟子的态度基本上和现在的北约一样“霸权主义”，表示现在伐燕就跟武王伐纣一样大快人心。出兵之后，齐军大胜，齐宣王又找到了孟子问计，接着怎么办，孟子的意思是，如果齐军不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而是本着吊民伐罪的高尚情操，对燕国民众秋毫无犯，与燕国民众商量着帮他们再立一位新国君，则就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

　　问题是，齐宣王野心太大，想一举吞并燕国，这就好比美国在帮助利比亚除掉卡扎菲之后，竟然想吞并利比亚一样失策，再加上齐军在燕国的表现完全对不起燕国“带路党人”的一片赤诚，结果后来被打得大败，不仅被赶出了燕国，而且如果不是田单的火牛阵，差点齐国自己都被灭了。

　　重点是，燕国民众在面对齐国侵略军的入侵时，为何纷纷成为“带路党”？对此，孟子给了一个十分夸张但却自成逻辑的解释，商汤在打天下时，先打东面，则“西夷怨”，先打南面，则“北狄怨”，反正面对商汤的“侵略”，周边国家的民众纷纷争先恐后的表示：“凭什么后‘解放’我们”？

　　对于这群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带路党”，孟子的形容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总之，在孟子的口中，带路党简直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因此必须用“箪食壶浆”，“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此等华丽的辞藻来献给他们。

　　当然，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如果齐国解放军背弃民心，烧杀抢掠，那么燕国千千万万曾箪食壶浆的“带路党”们会随时变脸为最英勇的抵抗者，将侵略军们赶出祖国。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成名的“带路党人”应该是伍子胥。伍子胥的祖国是楚国，还是个根红苗正的官二代，但当父亲和哥哥被听信谗言的楚平王杀掉之后，伍子胥一夜白头的逃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举兵伐楚，攻破了楚国首都，掘开了仇人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按理说，伍子胥充当“带路党”，引他国军队攻击祖国的行为至少也是个“叛国罪”吧，但问题是，伍子胥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用李零先生在名文《汉奸发生学》中的说法是，“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

　　继伍子胥之后，汉朝还出现过一个挺有名的“带路党”--太监中行说。据说中行说因为被迫参与和亲送亲团，到了匈奴之后一怒之下就归降了。中行说后来深度参与策划了匈奴对汉朝的战争，贡献了许多匈奴极其需要的情报和“本地智慧”.与伍子胥不同的是，尽管同为“带路党”先驱，中行说因为身上附带了民族冲突的概念，不可避免成为了早期“汉奸”的代表人物。但即使这样，司马迁在《史记》里对中行说的评价也没不堪到哪里去，还给他安排了一场舌战汉使，凸显才华的精彩桥段。

　　可以说，一直到汉唐时代，“带路党人”的形象虽然算不上多么伟岸，但还远未沦为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唐朝就不说了，连李氏皇族自己都分不清是胡是汉，民族大融合，也就谈不上去批判“带路党”或者汉奸了。在此之前的南北朝时代，如前秦的王猛，北魏的崔浩，尽管也出仕异族，但形象大多为正面，特别是王猛，在历史更被当作是如诸葛武侯一样的人杰，与苻坚二人君臣相得，在北方力主保护推行汉文化，死前还劝告苻坚不要伐晋，基本上属于那种心系故国的“带路党”。

　　“带路党”的形象逆转应该发生在“儿皇帝”石敬瑭身上。这要说起来，如果要给“带路党”分个类的话，石敬瑭绝对属于“带路党”中的败类，他的带路既没有伍子胥这样的家仇动因，更不是燕国民众那样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给契丹人带路就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因此不惜将燕云十六州作为报酬送给了契丹。放在任何一个时代，这种为了个人权位不惜生灵涂炭的都属于人中末流，至于是不是带路党还倒是其次了。

　　不过，即使没有石敬瑭，“带路党”的形象崩塌也属于历史必然，因为碰到了极其讲求“夷夏之辨”和“君臣大义”的宋朝。用李零的话来说，就算是伍子胥，“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稍扯远几句，中国历史上最注重“夷夏”和民族意识的时代，几乎都是衰落时代，如两宋，如明末，如清末，如民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你国家越弱，你越强调爱国。

　　为了收回石敬瑭丢掉的燕云十六州，北宋曾出现过一次非常著名的“带路党”乌龙事件，直接导致了靖康之变。1120年，宋金结成“海上之盟”，相约夹攻辽国。在宋人看来，王师一入辽境，自然是人心所向，“若兴师吊民，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也就是说，只要出兵，辽国的汉人同胞肯定会充当带路党，还会在边界用香花搭起彩门迎接，无非还有这样的桥段，“宋军兄弟们，你们终于打回来了，我们等你们等的好苦”。

　　一开始的故事的确是按照宋徽宗君臣的剧本所写的。事实上，献计联金灭辽的就是辽国汉人马植，正是他用“箪食壶浆”这些大词忽悠了宋徽宗；还有一位重磅“带路党”是辽国常胜军的统帅郭药师，宋军还没有出兵，他就率军八千来投，当然动机和民族大义无关，只是为了升官发财。

　　但让信心满满的宋朝君臣没想到的是，燕云十六州的汉人早已不“心向祖国”，在辽国轻徭薄赋的政策下，据说辽国汉人的税负比宋朝那边还要低，小日子过得挺红火，汉族读书人在高度汉化的辽国官场上也顺风顺水，在此种情况下，大宋祖国再怎么寄望于数百万汉族同胞幡然醒悟，再怎么意淫统一大业，也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

　　用葛剑雄先生在《“香花楼子”神话和北宋的覆灭》一文中的说法，宋军出兵之后，迎接他们的不是箪食壶浆和香花楼子，“而是观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宋朝的文武官员以救星自居，将北方同胞视为异己。更关键的是，辽国的汉人非常仇视与女真结盟的宋朝，认为正是他们为了得到这片土地，才造成了他们的国破家亡，背井离乡。

　　结果是，这群宋人预料之中的“带路党人”，非但没有对统一大业有所贡献，反而随即投靠了金军一方，很多辽国汉人加入了南下侵宋的金军，对“祖国”展开了复仇大业，在北宋的灭亡中贡献了属于自己一份的力量。

　　明明是一个民族，辽国的汉人本是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带路党”，最后却成为了金军侵宋的带路党，此种乌龙和逆转也堪称中国“带路党”历史上的最大奇观了。

　　到了南宋末年，又出现了新的一群“带路党”，而这其中大约可分为两大群体。一群如吕文焕、夏贵这样半路出家的，他们也本算是死守襄阳的大宋忠良，最后却又投降元朝成为了下一阶段灭宋的“带路党”.特别是死守六年之久的襄阳主帅吕文焕，可算是孤臣孽子，可歌可泣，因与南宋权臣贾似道不和，而贾在襄阳被围时的确也是救援不力，最后吕文焕投降之后将贾似道的刻骨私仇升华为对南宋的“国仇”，积极参与了灭宋。

　　还有一群如张弘范和史天泽这样的资深“带路党”.不夸张的说，在南宋的灭亡中，张弘范和史天泽这些汉族将领所起的作用甚至要大于蒙古人，比如张弘范，在崖山给了南宋最后一击的同时，还得意洋洋的在崖山留下了“张弘范灭宋于此”的墨宝；再比如郝经，在作为元人使节出使南宋时曾被囚禁了十六年而拒不归降，堪称元朝版的“苏武牧羊”。你很难说张弘范这群“开国功臣”有多么伟光正，但攻击他们为“汉奸”肯定是莫名其妙。

　　事实上，张弘范史天泽郝经虽是汉人，但都是金朝的汉人，你一定要说他们是“奸”，那也是“金奸”。更何况，张弘范和史天泽从父亲那一辈开始便已归降蒙古，张弘范的父亲还被封为“汝南王”，按照中国历史不成文的传统，如果父亲是前朝之臣，再到新朝为官便是“失节”，但他们的儿孙就尽可以在新朝官场上混，比如说反清了一辈子的顾炎武，他的亲外甥徐乾学还做过康熙的刑部尚书。或者这么说，你如果要攻击张弘范他们这些“带路党”为汉奸的话，就好比说艾森豪威尔是“德奸”一样好笑，因为艾总统的祖上也是从德国来的，最后他成为了灭德功臣。

　　最后是明末，这又是一个“带路党”的高产时代，当然，和宋朝一样，他们的历史形象已经不堪入目。无疑，没有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他们带路，仅凭多尔衮多铎这些八旗大爷，多半是灭不了明朝的，最少南明也能混个划江而治吧。但以范文程来说，一生并无戕害同胞的恶绩，在清军入关时甚至对劝说多尔衮收拾民心，善待汉人，“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这个路至少带的堂堂正正，且温情脉脉。

　　再比如说吴三桂，先降后叛，缢杀永历，自是无耻小人，属于明末“带路党”中的败类。但即使如此也应当正视，吴三桂在引清兵入关的初衷很可能只是“借师助剿”闯军，报君父大仇，在当时的南明朝野看来也一度有救国英雄的美誉。吴三桂后来的沉沦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时势所裹挟，一步步的滑向了所谓汉奸与无耻之尤。

　　我想强调的是，在明亡清兴的那个历史时段，“带路党”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群体，远不是吴三桂等人可以涵盖的。在那个时代，同样也发生过如燕国民众从带路党变脸为抵抗者相似的历史情境。从1644年4月入关到1645年5月，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清军取得了令人炫目的胜利，从李自成身亡到南京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清军基本上在鲜有激烈抵抗的情况下便已击败了大顺军和南明两大势力，南明那些拥兵自重的军阀们和各省州县也纷纷归降，清朝统一中国似乎已是手到擒来。

　　但此时清朝却犯下了比之前齐宣王灭燕时更为严重的错误。多尔衮满以为天下已定，便推出了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这其中尤以“剃发留辫”影响最为巨大。可以这么时候，在“剃发令”颁布之前，大半个中国的汉人已经做好了成为新朝顺民甚至是“带路党”的准备，对于继续抵抗或者什么反清复明已经失去了兴趣和斗志。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的说法，“剃发令一出，原本准备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辙，连已经归附的州县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树帜反清”，“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

　　我们都知道反清中最为着名的江阴之战，但事实上，江阴在弘光政权垮台时早已“和平投降”了清朝，无论是亡国还是听起来很吓人的亡天下，千万个江阴县城中的普通民众处江湖之远，大可不必忧国忧君忧民族复兴，“肉食者谋之”，就算做个“带路党”也无可指摘，朱家的皇帝和爱新觉罗家的区别本来就不那么大。但就是因为剃发令，才弄得天怒人怨，转而起兵反清，几乎战至最后一人，当时有“六万人同心死义，村大明三百里江山”的壮烈说法。在此前后，嘉定、昆山各地也纷纷起事。后来连另一位着名的“带路党”--大学士陈名夏都看不下去了，在他当时给清廷的上书中直言，“只需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一直到1664年的康熙三年，清军才算最后扑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清力量。而此时，距离闪电战胜利顶峰的1645年，已过去了整整19年。也就是说，一个剃发令多带来了十多年的战火。

　　“带路党”是如何成为反清义士的？箪食壶浆是如何成为四处烽火的？这其中的反转奥秘还是要回到文章一开头的“孟子曰”。

　　从燕国之乱到北宋末年，再到晚明，这些其实都远非什么值得留恋的盛世，征了“三饷”的晚明税负之重甚至堪称前无古人，在这样的坏时代，若真有孟子所说的王师到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自是大义所在。带路也罢，汉奸也罢，也正是所谓“若大旱之望云霓也”，顺乎天而应乎人，少数人的国尽可以让少数人去爱。但“王师”们尤其应该警醒的是，一旦他们试图破坏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与传统秩序，“王师”便是“侵略者”，最温顺的“带路党”时刻都会变为最坚决的抵抗者。

　　毕竟，带路党常有，而王师不常有。

　　张明扬，作者博客

吴晓波：中国人的内心就是呼唤独裁者

　　核心提示：中国人有一种“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的心态，老百姓的内心就是呼唤独裁者。反过来讲，中国的政治学基本上就是控制的艺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政府网罗和控制精英，政府要把宏观经济也控制起来。


　　阅读吴晓波先生所著《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大有早年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和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吴思的《血酬定律》一样的感觉，阅读中激发出许多思绪。2013年10月26日，《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吴晓波先生，虽然许多问题并非“新”问题，但当这些历史问题被集中提起，并与今天的中国改革实现理路上的对接，实在是一种创新。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把中国经济史，尤其是经济改革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您提出了四个利益集团这样一个前提假设。经济问题异常复杂，很难用中央、地方、有产者、无产者四个利益集团一语概之吧？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是以两个分析工具为前提，第一个分析工具就是四个利益集团。这个框架有它的特殊性。一般来讲，政府本身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中国是专制制度，政府本身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维持中央集权有四个配套制度。经济制度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郡县制、科举制和尊孔。第二个分析工具则是观察宏观经济波动的三个核心问题：财政问题，货币问题和土地问题。中国所有的经济变革基本上就在这两个分析工具的前提下进行展开。

　　国历：您在这本书一开始就谈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似乎就是一个治乱循环的历史。从经济史的角度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治乱循环？

　　吴晓波：在两千多年的经济变革历史中，基本上一手秉承了“发展是硬道理”、一手是“稳定压倒一切”。所有的经济波动都是在这副对联中间做钟摆式运动。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当政权刚刚创建时，国家经过战乱，国贫民穷、百废待兴。这时就放纵民间、发展经济，往往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放任带来自由经济的繁荣，但自由经济的繁荣一定会对大一统造成许多冲击，必然导致当权者反过来扼制自由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毕竟不能靠国家，长期压迫自由经济的结果就是国力衰竭。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外患，饥荒，改朝换代。两千多年就一直在这个周期里。

　　国历：在这本书中您谈到了管仲的经济改革。齐国在管仲治理下，一度称霸天下。齐国鼓励工商业，管仲思想中所谓“以商止战”是不是类似于今天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

　　吴晓波：管仲的“以商止战”思想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有一定的关联度。弗里德曼有一个黄金M的论断，就是只要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从来不发生战争。

　　我认为管仲代表了一个流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管仲思想有很大的超前性。管仲生活在春秋初期，那时候东周刚刚建立，诸侯国之间的攻伐还没有那么激烈。后来晋国和楚国靠军事冒险取得了巨大成功，管仲的“以商止战”思想也就随着齐国的衰落而被边缘化。

　　国历：的确，后来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逐步升级，最终很多国家都把自己变成了大兵营，类似于近代的军国主义。秦国的商鞅变法今天看来很厉害，当时那些东方大国恐怕还要嘲笑西方边陲的秦国过于野蛮。可能就有点像近世自由世界的人民嘲笑苏联人穷兵黩武。其实，苏联最终成为大秦帝国并非完全不可能，反过来说，秦统一天下就是历史的必然吗？

　　吴晓波：我认为先军政治必然有集聚国力的效果。如果再辅之以先进的配套制度更好，比如商鞅变法中的君爵制度，使得人民在新制度下获得利益。从前是贵族制度，平民再努力也没有用。现在是君爵制度，只要杀敌立功，杀一个敌人就能分五亩地。共产党搞“土改”就是类似的动员方式，无怪乎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政府和人民形成了一种契约，打破了僵化的贵族体制。所以，秦国老百姓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获得利益，再加上秦国确实屡战屡胜。所以，这样的军国主义就搞得下去。

　　国历：并不是所有的“先军政治”都搞得下去。我想举两个例子。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搞军国主义，苏联搞优先发展重工业，都是先军政治。德国人开始扩张还很得利，后来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连遭败绩。军事扩张失败，经济就很快垮掉，最后纳粹政权也完蛋了。苏联的情况类似，虽然没有遭遇战场上的失败，但是扩张走到极限之后，军事力量不能转化为利益，人民很难忍受长期的低消费，最终不战而亡。

　　吴晓波：实际上大秦帝国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当秦国的国家能力被发动起来，基本完成了国家建设，最终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剩下的问题就很麻烦。你刚才说，德国是打了败仗，抢劫失败，垮了。苏联是自我消耗。大秦帝国可能和苏联有点类似，也到了扩张极限。战争如果能产生新的土地和人口的话就是能产生效益的战争，否则就是一种消耗。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国的国力被迅速地、大量地消耗。秦国的军队跑去北面戍边、修长城，修长城不可能增加新的土地和人口，只是消耗资源。在咸阳修建阿房宫，在南方修运河、建立殖民地都是消耗。战争的目的是抢夺利益，如果没有抢劫对象，再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没法兑现嘛！

　　国历：后世儒生除了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之类，在经济领域拿不出更有效的办法。有种说法认为，儒家似乎带有一种“在野党”基因，真要去让他们管国家反而是不合适的。他们只能充当批评者的角色。您怎么看？

　　吴晓波：孔子对商业并没有太多反感，甚至对管仲有过很正面的评价。到了孟子就不一样了。孟子对商人有很大的反动性，认为商人是“贱丈夫”。孟子极力推崇农业，希望恢复井田制。孟子的思想影响后世，以至于儒家一直认为，一个国家最要紧的是安定，并不需要追求生产力发展，只要讲“礼”就可以长治久安，也就是维持一个低消耗社会。这样商人就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遭到限制。

　　国历：汉代初期经济发展得益于“统一红利”，也就是安定的社会和统一的市场。按照基本逻辑，这已经做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为什么到汉武帝还要搞集权改革，要更多的中央财政，要与匈奴开战？这似乎是汉武帝个人的意志，一个小概率事件。

　　吴晓波：如果汉景帝的继承人是一个类似万历那样的皇帝，或许不会有那么迅速的集权改革。但我还是认为武帝横空出世，进行一系列改革是个大概率事件。如果我们站在武帝的角度去想问题。七国之乱之后，地方军阀割据力量没有彻底消灭，人民尚未被凝聚起来。按马基雅维利的话讲：“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可以迅速将所有的权力都聚集在皇帝手上，为中央集权改革提供一个缓冲期。同时提出推恩令，消解地方军阀割据力量。

　　汉武帝经济上的集权变法，实际上是在对匈战争二十年后才开始的，原因是打匈奴打得没钱了。当然，汉武帝的成功也是有原因的，汉初七十年的积累，使得民间财富很充沛。所以，汉武帝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

　　国历：您在书中提到，汉初七十年出现了三大社会问题：商人控制经济，诸侯过于强大和官商勾结。经过七国之乱，第二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即便还有一些隐患，通过推恩令也能逐步解决。如果商人控制经济带来了社会繁荣稳定，那商人控制经济有何不可？

　　吴晓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里面有一个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问题。商人不会对皇帝效忠，商人会跟地方勾结。汉初的时候，冶铁业有点像今天的房地产业。全国最富有的八位商人中有四位是搞冶铁的，还有搞盐业、种植业、运输业和金融业都是大商人。大商人需要跟地方的诸侯国勾兑，中央政府分不到好处。现在很多资源，比如财政能力，资源配置能力，货币发行能力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上。农耕文明时期大量的获利就是土地和人口，地方政府和商人的勾结是天然性的。当土地和人口的配置权都被地方控制的时候，中央政权就连征税都变得很困难。有为之君自然会不满“王小而诸侯大”的状态。

　　当然，汉武帝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初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结束了，中产阶级集体破产，政府信用透支。社会活力一落千丈。

　　国历：西方人开创了发行国债解决财政问题。中国人则发明了国有企业解决财政问题。我理解，这两种方式有天壤之别。

　　吴晓波：你提到的这个点是经济史上中西之间最大的分界点，中国人到现在都没有纳税人的意识；政府也没有纳税人的意识。比如取消农业税，政府认为这是对农民最大的福利。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纳税人关系，而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在西方，由于百年战争，大规模的国债开始在欧洲发行。从此之后，商人的独立性就天然存在了。他可以通过战争，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利。同时，一些启蒙思想家在理论上解决了商人合法性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今天的民主制度。

　　当然，欧洲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非政府组织——教会。教会是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一个天然的、庞大的非政府组织，长期跟国王博弈。当两个博弈力量存在时，商人作为第三方力量就会有更多发言权。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国历：人们认为宋代是中央财政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时代，可是国力、军力都不强。宫殿比较小，还老被北方少数民族欺负，为什么呢？

　　吴晓波：北宋的军事战争部分，到现在还是个谜。我没有研究过军事，但北宋对西夏、对辽的战争，胜率是大于败率的。北宋的核心问题是养兵太多。国防军加在一起有140万人（80万禁军和60万厢军）。这是历史上最多的时候，养兵的消耗太大，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另外北宋不反对土地兼并和官员经商，因此到王安石的时候贫富差距就拉大了。

　　国历：王安石变法单纯追求中央财政扩张，似乎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徒增民间抵抗，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对于这次变法您怎么看？

　　吴晓波：从史料来看，王安石变法并没有造成民间的大规模起义，或者基层暴动。但是我们看到了商人的消极抵抗，比如商人不愿意在城市里经商，改成了在城外交易。实际上，王安石的变法问题在于，老百姓、商人和地方官均没有从改革中获益，也就是没有形成共赢的局面。只有中央政府是拿到钱了，另外三个群体都受到了伤害。如果青苗法能比较合理地实行的话，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农民就能够获益，这个变法就无非削减了地方政府和有产者的利益。中国搞改革开放就是先从农村改革，把十亿人先摁住，让他们都吃饱饭，你接下来就容易了。哪怕我城市改革失败，也还维持得住。

　　国历：明清时期再次形成大一统局面。这个大一统时期似乎就完全没有冲动了。或许是到扩张极限？所谓“统一红利”逐渐被消耗殆尽。朱元璋、朱棣，康雍乾都是有为之君，他们都老老实实地不去寻求对外扩张。如果当年汉武帝时期就不扩张了，那岂不是大汉就成为明清，进入一种缓慢死亡的轨道？

　　吴晓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回到原点谈一下。我认为中国的停滞和两个物资被有效解决有关：粮食和布匹。最早是水稻，后来地理大发现，番薯、玉米也传入中国，这种高产作物解决了中国超过一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有了这么多的人口，统治者就没有向外掠夺的冲动。其次是布匹，之前中国穿麻，只有少数贵族、官员穿丝织品，明代之后出现了棉花革命，穿衣问题也解决了。在农业社会，一个家庭就是衣食住行嘛！除了衣食以外，其他都好解决。当这两种商品能够自产自销以后，这个帝国就失去了扩张的欲望。

　　在农耕社会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们对生产效率就没有需求，工业革命就不可能萌芽。人们反倒觉得机器生产是对国家稳定有害的东西。晚清有些人认为，铁路一旦引进，粮食等物资就会大规模流通，导致造成人口流动，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中国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长达五百年时间里，人均GDP的增长是零。我们保持了长达五百年的水平停滞。换言之，从农耕文明的角度来讲，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如果不是西方人用枪炮打破了我们的天朝梦，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难有任何进步。

　　国历：照您的说法，没有西方人的入侵，中国岂不是就真成了“活化石”？一个民族在他刚刚勃兴之时就一眼万里，看到了他的死亡，岂不是太可悲了？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或许正是由于有了秦皇汉武们的折腾，才使得这个宿命不那么无聊。使我们中国人有一点值得谈论的历史？

　　吴晓波：汤因比总结了自古以来产生的21个古代文明，到现在还活着的只有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其实，真正还在制度层面有传承的就只有中华文明。

　　中国是一个从天然角度讲很容易封闭的国家。北边是大型的沙漠，东面是海洋，南面是热带丛林，西面是高山峻岭。在这个大区域中生活的人们，自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就有一种“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的心态，老百姓的内心就是呼唤独裁者。反过来讲，中国的政治学基本上就是控制的艺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政府网罗和控制精英，政府要把宏观经济也控制起来。但是到了今天，世界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中央集权和商业力量呼唤的自由市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突，我们有一个词叫“政治向左，经济向右”，这八个字实际上就是自由和控制之间的冲突，不解决不行。

　　吴晓波，《国家人文历史》2013-11-21

程万军：苏东坡这个保守派为何不招人恨？

大凡在历史上，反对改革的人，是比较招人恨的。但在北宋，苏东坡是个例外。他是个公认的保守派，但这个保守派不招人恨，甚至口碑比改革派还要好。这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苏东坡赶上了北宋改革时代。改革的总设计师就是他的师兄——同出欧阳修师门的时任宰相王安石。与同学同道为官，且同学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对于此时仅为大理评事七品官的苏东坡来说，一旦相应同学的改革召唤、结为同党，那么则意味着十分光明的前程。

基于利益和感情出发，许多人觉得苏轼应该站在新党一派，但是对秉性正直的苏轼而言，利益和感情不能取代政见。在社会危机已降临的北宋中期，在改革问题上，无疑王安石是激进的，苏东坡是保守的。

从出发点看，以“重新分配财富”和“整军”为中心的王安石“熙宁变法”无疑是进步的，客观上会起到减轻土豪对农民的压迫、释放生产力，以及“军民一体”作用，如果改革成功，北宋一定富国强兵，女真人日后还能不能灭掉它还是两说。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经是好经，但为什么最终失败和在历史上颇多争议？

问题出在两点，1、改革者代表谁的利益；2、具体执行和执行人的动机。

什么是改革？一言以蔽之，曰：利益再分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确是代表了一部分地主土豪的利益，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者，也未必就天然代表了广大北宋人民的根本利益。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苏东坡这段遭贬官后的陈情，道出了他与王安石的根本分歧。

利用改革、打着改革旗号、提高一己之位，谋求一己之私，这是苏东坡与王安石分歧的主要原因。因为用人不当，改革沦为一些官场小人强取豪夺的工具。这是王安石变法最受诟病的要害。

且不论王安石与苏东坡，谁更多为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着想，但单论改革的用人及其带来的异化上，起码苏东坡是清醒的，王安石是当局者迷。新党小人群的反复无常趁火打劫已说明了这一切。

在识人上，苏东坡比王安石看得远看得透。在新党日盛、党首王安石做当朝宰相最风光的时候，身边聚集了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王安石并不清楚，巴结他的这些人不是对新法情有独钟，而只认准新贵。其中，以吕惠卿最为代表性。这个王安石视为得力助手的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王安石。

吕惠卿是福建人，善于投机钻营，王安石看重他，做了他的恩师，将他从一个小县官提携至宰辅的高位。当恩师权倾朝野时，吕是“护法善神”。但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反戈一击，不论新法同僚或元老旧党，凡不合意的一概排斥打击，同时用人唯亲，重用自己的胞弟，以实施新法之名大肆搜刮聚敛。

王安石视吕惠卿为改革最得力的助手，而苏东坡不看好吕惠卿。在评价吕惠卿时，苏东坡说：“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诚哉斯言。骨子里王安石也还是喜欢奴才的，而苏东坡却把奴才与人才能够厘清。

北宋中期，繁荣的文官制度造就了“旷古三大才子”的问世，改革家王安石，大学者司马光，大文豪苏东坡。围绕“熙宁变法”，他们政见不一，甚至成为政敌。但历史对这三人的评价，没有一个贴上“反面人物”标签。

这是对“旷古三大才子”的政治品质肯定，也是苏东坡虽为保守派但并不遭人唾弃的原因。在改革问题上，他虽然代表了一部分地主阶级的诉求，但并未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更多时是从“改革变异”和“民生”考虑问题。任何改革既是利益再分配，那么就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公平的改革就像公正的法律，会照顾到各个阶层的合法权益，从而鼓励全民创造，共享成果，公平获利。

就此，你可以说保守派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但比起吕惠卿之流的改革家，他的政治品质确是后者难以企及。只有具备优秀的政治品质的政治家，也才配享“天降大任”、不负苍生！

程万军，博客中国

杨念群：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

 　　没有一个完整的让人完全倾慕的时代

　　起《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这个书名还是有一些波折的，我当时写这个随笔的感觉是，因为我自己是历史学出身，往往想从历史中读到一些东西。当然有些历史里面反映的一些现象和内容，不是通过学术著作就能完全反映出来，其实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体，它里面有一些人情世故，细微的末节，包括日常生活，有很多感受性的东西是很难用学术的形式加以表现的。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能不能通过稍微平易近人或者更贴近生活的方式来表达这些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最好能跟我们规范性的学术论文有所区别，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我还是从这本书的内容、书名讲起。最早的书名我起的是《说破》，也就是把什么东西说破，怎么来说，从读者的角度很难把握。后来我跟静武他们一些编辑朋友商量，其中有一个名字大家意见比较集中，叫《盛世的郁闷》，但是我想如果起这个名字，这个书可能要冒出不来的风险。后来选了我其中的一篇文章做标题，这篇文章就叫《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主要的考虑是我们谈的是古代的事情，讨论的是哪个朝代最郁闷，至少这个书名看起来是讨论清以前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看书的内容可以知道它不仅是谈古代，也延续到了现代、当代。但是用这个书名可能更安全更保险一点，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大家可能看过其中那篇文章里面的一个段子，就是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酒足饭饱之后突然有点像行酒令一样，轮流评价哪个朝代是最好的。有人说唐代最好，唐代出大诗人，也是一个皇皇盛世。有人说先秦最好，认为中国的文明就是从先秦时候发源的，出了伟大的思想家。还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最好，因为从士子来说，那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时代，士人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非常自由。轮到我选择时，大家觉得非常意外，我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明末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代。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明末商业非常发达，而同时又是非常糜烂的一个时代，皇帝又都不问政事，经常不是变成木匠就是只知吃喝玩乐，到了崇祯皇帝想挽回这个败局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明末也是思想相对自由解放的时候，出了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之一王阳明，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自由结社、自由讲会，当时王阳明讲学的时候贩夫走卒都能放下担子来听讲，说明他精神的能量可以传递给普通老百姓，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那时候都可以随意地自由联络、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那是相当自由、非常让人兴奋的时代。

　　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完整的让人完全为之倾慕的时代，每个时代各有它的弱点，也各有它的长处，主要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标准。

　　清朝对人的控制和算计远比明朝严酷

　　现在网上有所谓的明遗和清粉，大家互相争吵到底清代好还是明代好。我不加入这个战团，但是我这里面有几篇文章写到了，相对于明末，清代在文字狱方面，在人的思想控制方面，对人的舆论自由的限制方面，要远远的高于明代。

　　这里面有几篇文章特别谈到清代是怎么来糟蹋人、折磨人的，这些技术以后被延续下来被反复地使用。我这里随便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思想改造，最有名的就是曾静案，曾静这个人本来是个造反分子，给封疆大吏岳钟琪上逆书，煽动他造反，说你是岳飞的后代，怎么不反清复明。后来岳钟琪把曾静抓起来，押送到雍正皇帝那儿，很多人说这个人如此大逆不道，真该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但是雍正皇帝说杀死他很容易，但是让他真心归顺我朝太难了，所以我要花一些时间跟他交流。怎么交流呢？雍正写了很多的谕旨，当做学习材料，让曾静在狱里阅读这些材料，然后让他写学习体会，曾静就天天在里边写。一开始他觉得不服，因为他认定雍正是篡位的，而且干了很多坏事。雍正也不反驳他，就一条一条的把自己当年怎么样来实施政治治理的谕旨都发给他看，意思是说我当一个皇帝多么不容易。大约经过一年的时间，最后曾静彻底服了，最后他写了一篇悔过书叫《归仁说》，里面说到雍正皇帝多么伟大，我还造他的反，实在是大逆不道，我自己觉得深深悔恨，所以写了一篇思想汇报，这些交流材料最后被做成一本学习材料《大义觉迷录》，里面有雍正的御旨，有曾静的悔过书，有当时的审讯记录，广泛发行，每个书院或者地方学校都必须要收藏，要求全国有文化的精英都要阅读。最后雍正皇帝派了两支宣传队，一支奔湖南，一支奔西北。湖南是曾静的老家，他是普通乡绅，由他作为这个队的成员之一，跑到湖南亲自宣传雍正怎么样来感化他，据说效果非常好。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我在书里也大致做了介绍。有一篇文章叫《糟蹋人的艺术》，雍正有一个大臣叫钱名世，钱名世这个人是非常会阿谀奉承的一个人。但是他奉承错了对象，他把年羹尧大将军奉承的太狠了，甚至奉承到他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跟康熙皇帝并列，因为雍正皇帝曾经有一段对年羹尧非常好，但到最后的时候年羹尧因为功高震主自杀，钱世名的噩梦也开始了。雍正发动了全朝的官员去写一些诗歌批判他，还写了一个大匾挂在他家里讽刺他，说这个人等于是一个败类，让他天天看着这个匾。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其实清朝对士人的控制和使用的手段远远比明代要严密，明朝有一个比较残酷的刑罚叫廷杖，就是扒下你的裤子揍你的屁股，把屁股打烂了。原来早期的廷杖是穿着裤子的，但是后来的廷杖是扒下裤子打，那就不得了，血肉横飞。清朝已经不是直接揍你的身体，而是从心灵的角度去摧残你，训练人自己完成精神自宫，心甘情愿地去效忠，这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也觉得很郁闷的一个朝代。

　　人活着时，如何维护基本的自由和尊严是最重要的

　　清粉可能认为清朝也有很多功绩，比如它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它的疆域控制技术可以说超越以往，也为现代中华民族疆域奠定了基础，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是按照清朝的疆域来设定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写这些文章或者谈到郁闷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活着的尊严，它是怎么样被一个思想控制的朝代、通过严密的技术所扼杀牵制，人的尊严如何由此一点点丧失，这是我特别想跟大家交流和分享的一些经验。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文字狱处理的事情，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叫四库全书，对《四库全书》的作用大家评价不一，一方面觉得它荟萃了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历代文献，但是《四库全书》同时也摧毁篡改了很多文献，包括对清朝不利的很多言论都在《四库全书》里面被删除，被改造，或者被改写。这些删除改篡文件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当时收集这些文献的时候，大家并不太清楚哪些文件应该上交到朝廷。乾隆那时候下了很多命令，结果发现地方官员只收集了十几种书籍，乾隆着急了，说江浙地区是人文渊薮，你怎么就收集到这几种书。于是大家慢慢再找，最后凑到了几十万卷。看看搜集的差不多了，乾隆马上下了另外一道谕旨，严查违禁书籍，后人称这种做法叫“寓禁于征”，就是表面上征书，实际上是要毁书，征书的同时要禁书，要不断地筛选书的内容。但是书的内容，到底什么是应该被筛选的，什么是应该被删除的，大家不知道，于是乾隆就亲自一一指导，有的官员根本不太清楚，说这些东西看不出什么错来，乾隆就大怒，痛骂说你一个巡抚，一个边疆大吏，你看不出这里面包含的微言大义，我来教你怎么看。经过培训，官员不但要按照乾隆的谕旨去搜，而且他会主动地去找一些方法来找书，有的办法实在是下三赖手段。比如有一个官员叫海成，他跟乾隆出主意，说咱们可以找一些退休的人，这些退休的人没什么事干，让他挨家挨户去搜，这些书搜出来之后统一销毁，统一篡改。乾隆说这个主意好，领会领导意图准确，所以让他去搜。海成到最后上瘾了，他说以后所有出书的人，不管出什么书，一律交到乾隆那，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发行。乾隆说这可太过分了，然后他把海成又骂了一通。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地方官员的嗅觉，在某些文献的处理上是被培养出来的。清朝就是在发动文字狱的过程中培养出一些官员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和他敏锐的嗅觉，因为他往往会自设底线，你不用说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底线在哪里。

　　以上举出的三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衡量一个朝代郁闷不郁闷，并不仅仅关注它拥有多少功高盖世的军事武功，或者疆域有多么广大。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人活着时具备多少自由和的尊严也应该是我们判断朝代优劣的一个指标。这是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方面。

　　在一个多元的、更多样的状态下来反思历史

　　第二方面，我自己在做历史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以前对历史的一些判断似乎过度单一了，比如我们老是注重皇帝的一些言行，或者注重上层的宫廷斗争，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注重宫廷的内斗，我们特别爱看《甄嬛传》，看里面的宫女打来打去勾心斗角。我们知道历史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层次，我们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这些层次其实非常有意思，它体现历史中人情世故非常细微的表现状态。比如我写了一篇东西叫《做一个清朝官员到底有多累》。咱们现在一出门就打车坐地铁，到达目的地非常方便，但是这些官员每天非常辛苦，可能三四点就要起来上朝，因为皇帝上朝的时间也非常早，但是由官员住的地方到他上朝的地点，可能要经过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坐着马车慢慢走，而且清晨非常寒冷。所以他走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些官员在日记里面写，上朝的过程中往往是最佳读书时间，我感兴趣的是在车里两个小时他们都看些什么。咱们有的时候早上工作两个小时不错了，马上就到中午饭了，他们早上可能从三点多起床，四点赶到宫里，五点上朝，所以很多书都是在车里看的，像类似的细节非常有意思。

　　还有的官员在上朝的时候，皇帝赐个宴会是无比光荣的，就跟咱们现在赴场国宴似的，我们想象可能是大鱼大肉满汉全席，其实有时候非常简陋，上朝之后自己铺个毯子，然后在前面给你弄个小火锅，比如就是一个白肉火锅，里面有点肉，有点菜，然后发给你两个馒头。还有的食品，叫馓子，满族的食品，用面食做的，有的馓子都很不新鲜，放了很多天。甚至馒头上还长了虫子。你吃完之后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有一点，赴皇宴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你吃不了可以打包带走。当然打包带走也不是什么好吃的，剩下的一些羊肉什么的，你可以带回家去。羊肉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吃，做的也非常粗糙。像类似的细节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里面看到，我们叫日常生活史，或者叫文化史，里面表现出非常有趣的细节，实际上会填补我们对历史的一些认识，类似这样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太适合用学术的方式来表现，可能更容易用随笔，用比较随意的方式来表现出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过程，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写随笔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使自己的思路摆脱学术的限制，把它放到一个非常平实、非常日常生活的细节里缓缓的展现历史的丰富的画面，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所考虑的。

　　这里面涉及到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待历史，我们的历史学应该向何处去，我们的历史是做一个非常专门的、非常固定的、非常狭隘的一种研究呢？还是要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反省，通过反省历史、反思历史跟现实进行对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以前我们有影射史学，好象史学就是专门为政治服务的，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史学恐怕大家也都不爱看，因为他已经把历史的丰富度完全狭隘化了，就是为某一种单纯的政治目标而服务，这样的历史我们以前在文革或者在文革后期看的非常多。但是我们现在也出现另外一种现象，我们把历史放在一个非常专门化的视野里去研究，我觉得这恐怕也是闭门造车，也是我所不喜欢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历史激活，把历史里面包含的内容和现实进行一些对话，通过反思历史来看待我们的现实或者得到一些经验，这一直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历史跟现实的对接或者说对话，在我们的学术文章里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因为学术文章都有规范，前面做了什么，我自己要做什么，后面再怎么收尾，列了一大堆参考书，在一个知识的本身脉络里面，做这样的学问当然意义非常大，但是这类学问受众很少，如何把它变成一种面对大众的学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美国现在出现了一种叫公众史学的流派，主张史学在面对公众的过程中，要注意激发公众对它的兴趣，同时又使史学变成一个能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给我们以启迪和启发的资源和媒介，当然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好怎么解决。但是其中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鼓励更多的历史学家来写一些通俗的文章，比如用随笔的形式来展现历史的一些多样内涵。当然现在通俗的东西非常多，我也想跟大家讨论，什么样的通俗作品是大家最喜欢最欣赏的，同时它也是最具启发性的。写好通俗的文章实际上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展示历史的趣味性，沉迷历史的细节，往往就难以洞察到历史背后较深层的意义。

　　在这方面我也想做一些探索，大家如果愿意读我的书的话，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并不太好读，肯定比当年明月要难读得多，或者比《万历十五年》要难读，《万历十五年》我觉得要表达的意思挺曲折的，尽管它卖了好几百万册，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读懂了，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讨论黄仁宇的写法和我自己的写法有什么区别，或者跟当年明月的写法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多元的、更多样的状态下来反思历史，使历史变成我们观察当下，体验我们自身世界的一种方式。

　　不好的历史书，往往使人变得更加愚蠢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拿出来讨论，什么是比较好的随笔，可能大家也有争议。当年我开专栏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也考虑到写法和内容如何定位的问题。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小清新太多，大家愿意读小清新主要是白天受老板欺负，或者在办公室坐了一天班，晚上想轻松一点，所以基本喜欢那些是放在床头睡前能看的书，小清新的写法给大家一种放松感，一种小幽默、小资，很温馨，借用现在流行的很不靠谱的说法叫正能量。我对“正能量”这个提法很不以为然，我这本书里有很多负能量，如果大家看的话肯定感觉不到流行所说的正能量。因为正能量已经成了一个教条的解释，什么叫正能量？一定是励志的，一定是清新的，一定是小资的，一定是放松的，一定是愉悦的，大家看我这本书可能觉得有些难受，是给大家添堵的一本书，但是不是给大家添堵这本书就一定不好？我觉得咱们可以讨论。我并不是给自己开脱，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书写的很好，这需要接受大家的检验，包括市场检验，包括读者检验，也包括知识界、舆论界的检验。但是我们写随笔杂文，一方面要传播一种清新的空气，但是现在的空气并不清新，雾霾重重，你老是搞小清新，这不是有遮盖雾霾的嫌疑吗？如果真是空气清新的话，那咱们都玩小清新，这个世界果真会变好吗？现在的关键是这个世界并不清新，这是我做历史感受到的，所以对未来，我基本持悲观的态度。

　　前几天有个记者采访我说你这个书的基调是什么，我回答说我的书的基调就是“灰暗”，我在小清新的时尚里面给大家添点堵，搞点灰暗，也算是个小小的恶作剧吧。我要搞小清新太容易了，大家也读的太多了，再玩还有什么意思？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种灰暗的色调，从道理上讲，灰暗的色调没有人喜欢，但是如果通过阅读来提高我们自己反思的能力，我宁可自己灰暗一点，大家如果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还是值得的。我觉得随笔写作传统在中国有不少风格种类，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传统现在慢慢在消失，就是鲁迅当年杂文的批判传统。鲁迅被大家誉为是黑暗的闸门，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黑暗的门，要把青年放到光明之中去。这个传统后来已经断掉了，因为现在小清新太多了，大家都想幽默，想轻松，想放松。但是有一个人继承了鲁迅的这样一种反叛风格，就是王小波。王小波在某一个意义上非常重大，我觉得王小波所表达的内容，包括他的写作水准，一直存在争议，但是王小波的那种不屈的批判精神，那种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生活趣味的感知能力，那种黑色幽默的表达风格都是逆潮流而动的，是时代的稀缺品，却至今光芒四射。其实王小波骨子里是非常灰暗的。所以这个传统怎么接续下来，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自己并不是做的很好，我只是做一个尝试而已。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希望在小清新很温馨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多一些灰暗的冥想和震动也不是什么坏事。当然从表面上看我自己并不灰暗，但是我写的东西可能比较灰暗，可能自己心理也有一种反差吧。搞历史的，一般很容易变得灰暗，搞现实问题的或者搞文学的人会变得很阳光。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我自己写这本书也是想尝试着从历史中得到我自己的一种感悟，然后把这种感悟传达给大家，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共鸣。虽然这种声音是非常微小的，而且我估计我这本书畅销不起来，因为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大家需要很清新幽默和正能量的东西，我给大家提供负能量的东西恐怕许多人不喜欢，但是我希望在生活越来越多元化的状态里，这样一种风格的东西，能有一些容身之地，给大家多少带来一点点思考，一点点感悟。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种感悟，愿意大家从历史中获取一些经验。所谓灰暗，并不是说看完这个东西颓废或者使自己变得消沉，其实恰恰相反，感知灰暗有可能使我们眼睛变得更加明亮，使我们身处这个社会，身处这样一个现实中，我们变得更加清醒。我有一句话在网上曾经有人引用过，这句话是，人们总是说，读史使人明智。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好的历史，或者不好的历史书，往往使人变得更加愚蠢。现在有些历史书，我不客气的说，慢慢会使人变得愚蠢，但是我的这本书也未必使你变得聪明，我只是把我的一点点感受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抛出来跟大家分享。

　　杨念群，新浪历史

赵炎：回到宋朝话失业

 　　无论是老版《水浒传》还是新版《水浒》、《武松》等电视剧，都提到了九纹龙史进破家失业后四处流浪的情节。他先在少华山住了些日子，然后去渭州遇到鲁智深，去延安府寻找师父王进，又到大名府、东平府等地转了一圈，最后回了少华山落草。从史进到处转悠可以看出，一个失业者的急切心思相当明显。当初，他或许并不想做强盗，而是想找到师父谋一份差事。

　　史进没有及时再就业，只能怨自己。师父没找到，难道工作还找不到吗？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五个省他都去了，居然还是老样子，有点莫名其妙。王进能够凭本事参军混饭吃，为什么史进就不能？他完全可以留在延安府的。史进是虚构的人物，我们再说个真人。在电视剧《刁蛮娇妻苏小妹》里，秦少游中科之前，母子相依为命，均无正当职业，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没有生计危机。为什么？秦少游自谋职业为数位妓女充当投资经纪的桥段，那是戏说，不足为凭。

　　实际上，有宋一代，朝廷对那些因受灾、土地被兼并、破产等暂时失去生活来源的“下岗百姓”及流浪者，态度还是积极的——既能及时救助，又能妥善安置或遣返，基本做到了失业者生活有保障，住处有着落，回家有路费，“工作”不难找。以至于辽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感慨“来世愿做中国（宋）人”，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也成了典型的“哈宋族”。

　　政府发米，人日二升，幼者半之

　　在宋朝失业，不必担心饿肚子。朝廷的粮食储备，除了给官员发薪水、养兵以备战时之外，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赈济。此类记载随处可见。

　　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说，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东路失业流民甚多。三月，神宗赵顼批示：“比来流民往京西者，经过京师，恐无资粮，或致饿殍，可相度赈济。”朝廷遂“赐五万石下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司，赈济流民”。口粮也有具体救济标准：“给流民米，人日二升，幼者半之。”

　　皇佑初，范仲淹在杭州任郡守期间，由于浙东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因此逃荒流徙失业者比比皆是。为了救济失业者的生活，安稳地方，范仲淹采取了高价购粮平粜的办法，“每斗一百八十钱”（《咸淳临安志》），比市价高了五成。此举一出，效果立显，各地粮商见有利可图，纷纷“日夕争进”。逃荒的百姓遂得以回流安居乐业。大饥之年，杭州竟看不出一点饥荒迹象。

　　想方设法就地安置，居者有其屋

　　在宋朝失业，不必担心天做被子地做床，总会给你房子住。

　　吃饭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该解决住处和工作等事关流动性问题了，也就是给安置住所，方便临时就业。失业者本来就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打短工，每到一地，往往露宿野外，处境艰难。为此宋朝政府设法对他们进行安置。如富弼知青州时，就大规模修建过安置房（“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使得数十万失业者有了温暖的“家”。

　　绍圣元年，有诏曰：“近者大河东堤防未及增缮，以故濒河被害者众。南来者多留京师，流离暴露，隆冬日迫，陷于死亡坐视不恤，其谓朝廷何？既诏有司悉意赈赡，其令开封府即京城门外行视寺院官舍以居之，至春，谕使复业。”

　　翻译成白话就是，冬天快到了，许多南方来的尚未就业的人还没地方住，如果看着他们被饿死冻死，那还要朝廷干吗？还要父母官干吗？着即令有司赶紧救济，让开封府出面把周围的驿站、寺庙和官员宿舍都腾出来安置他们，等来年春天，再想办法安排他们就业。

　　以工代赈，先做临时工

　　在宋朝失业，也不必担心因政府包吃住而让你背负好吃懒做的恶名，政府会给你安排个临时工做做，不至于让你闲得慌。

　　宋神宗年间，中书省就曾上奏，言：“民既失业流移，道过京师，苟给以粮食，远近相传，来者不已，则难以周给，而近畿又未有兴工用众之役以募之。臣等以为莫若诏流民所往州县，募其少壮者充役，疾病老幼者则计口给食。”遂诏京西路监司官分定州军速检计，随处当兴大小工役，募流民给钱粮兴修。

　　等于是说，有工程要上马的，让失业百姓去做，没有工程也要立项出新的工程，让失业百姓去做，临时工也不能白使唤，还得发给钱粮。

　　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神宗又要求青、齐、淄州，对当地失业者兴役安置，诏：“青、齐、淄三州被水流民，所至州县，募少壮兴役。其老幼疾病无依者，自十一月朔，依乞人例给口食，候归本土，及能自营，或渐至春暖停给。”不但失业者做了临时工，连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也要照顾到，够细致入微的。

　　沈括《梦溪笔谈》还提到一个故事，说范仲淹根据“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的风俗，“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可谓以工代赈、拉动内需两不误。

　　给田种植，欢迎参军

　　古代的失业者，其实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一旦有了土地，他们也就有了根。所以，为使他们能够重操旧业，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宋朝政府鼓励他们耕种田地。

　　太祖、太宗时，就曾多次以减免租赋的优惠条件召集和鼓励失业农民垦荒种地，并把能召集流亡、劝民垦田作为奖励地方官的政绩依据。如仁宗天圣年间，“帝每下赦令，辄以招辑流亡、募人耕垦为言”。

　　南宋时，对从淮北而来的流民失业者，朝廷给田种植，并蠲免赋税。

　　另外，宋朝失业者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很容易的再就业机会，那就是参军。由于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军等，一般都采用常年招募的办法募集兵员，随到随要，多多益善。

　　像史进那样转了五个省还是个失业者，居然没想到参军。此类人在宋朝恐怕比大熊猫还少，太不珍惜朝廷的社会保障制度了。

　　赵炎，《北京青年报》2013年11月5日

杜君立：“汉奸”的起源

　　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以“文明冲突论”而名满天下。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按照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的观点，中国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圈不断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国较早进入农业时代，自古以中央之国自居。中原以外是发展较晚的狩猎游牧部落：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这种“有教无类”的优越感，主要是来自文化而不是种族。“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基于文化歧视和文明冲突，对蛮夷戎狄的戒备自古即是“华夏大防”。


　　一

　　公元前4世纪末期，夏禹的苗人后裔匈奴以弓马之利崛起于蒙古高原。“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逐水草而居，中国谓之匈奴”（乐彦《括地志》）。《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尽为甲骑”。匈奴部落酋长自称为“单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汗国。匈奴陆续征服东胡、月氏、楼烦、丁零、鬲昆等游牧民族，成为欧亚草原上第一个游牧帝国，东尽辽河，西穷西域，南达黄河中游，北抵贝加尔湖。此后很长时间里，匈奴成为了中原农耕民族的严重威胁。公元前200年，刚刚大败楚霸王项羽的汉高祖刘邦几乎成为冒顿的俘虏。

　　王昌龄在《出塞》诗中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说的是李广的往事。李广乃“陇西成纪人也”，其家族世代以弓箭传家，从秦代开始就担任仆射之职。李广力大善射，一次出猎时将草丛中的巨石误作老虎，张弓即射，整个箭头竟然都射进石头里。卢纶的《塞下曲》中记录此事：“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李广射杀敌人时箭无虚发，所以非在数十步之内不射，常常是箭一离弦，敌人应声而亡。公元前121年，李广率四千骑兵出征匈奴，被匈奴四万名骑兵包围。匈奴箭如雨下，汉军死伤过半。“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大黄弩是汉帝国最具威名的远射武器，“角弩色黄而体大”，弓力强劲，最高可达四十石，由壮士脚蹬腰引，射程可达400米。

　　汉文帝曾说李广“生不逢时”，果然一语成谶。李广前后与匈奴作战40多年，却始终不得封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以花甲之年随大将军卫青最后一次远征匈奴。李广所部因迷路未能按时抵达，竟羞愤自刎，临死前李广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李广的从弟——李家唯一因军功封侯的李蔡因为冲犯汉景帝陵园而自杀。李广的儿子李敢从小随李广出征，骁勇过人。父亲之死使他迁怒于卫青，以至于击伤卫青。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借天子的围猎之机，一箭射死李敢。率领数百骑兵横贯匈奴数万大军的郎中令李敢没有死在战场，却死在自己人的暗箭之下。李广另一个儿子李当户曾经揍过汉武帝的男宠韩嫣，青年即亡故，他留下一个遗腹子叫李陵。


　　二

　　班固的《汉书》中说：李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刘彻派男宠李延年的兄长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与匈奴作战。当时李陵“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汉武帝在未央宫武台殿召见李陵时李陵主动请缨：“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他甚至夸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刘彻在狐疑中命李陵出征：“毋骑予汝（我不会给你配备哪怕一骑一马）！”。

　　天汉二年秋，李陵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海（今额济纳），带着光荣与悲壮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一个月后李陵在浚稽山（今阿尔泰山）与单于的三万骑兵遭遇，随即展开了一场相持近十日的血战。对于这场大战，《汉书》和《资治通鉴》都有详细描述：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李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三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这种远距离狙击的连弩是箭矢连有绳索的强弩，也可以说是弩炮。

　　在汉军的强弩之下，匈奴以数万之众伤兵损将，只好打算撤走。这时汉军中有人投降匈奴，透露了汉军箭尽无援的危局。于是匈奴分两翼对李陵合围。李陵率汉军一边打一边南撤，一日之内射出了50万只箭。

　　箭用尽了，汉军也已折损过半，最后被匈奴堵在一个山口。李陵哀叹说：“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如果再给我们每人几十枝箭，就能支持到边界）。”

　　半夜，李陵下令击鼓突围，然鼓破不能发声。李陵率十余人越岭南逃，身上只剩下短兵器，被潮水般的匈奴骑兵围追生擒。李陵道：“我已无面目报陛下！”遂降。突围逃回汉朝者仅400余人。


　　三

　　当我们今天重温这段两千年前的历史时，仍会感到热血沸腾。这不是耻辱而是悲壮。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丝毫不逊色于斯巴达300勇士的温泉关战役。一个失败的英雄依然是英雄。李陵以5000名装备了强弓硬弩的“荆楚勇士”深入匈奴腹地，与超过自己10多倍的匈奴骑兵相持10天，转战千里，杀敌近万，直至最后箭尽被俘，从中可见李陵的“强弩”对缺少重甲的匈奴“控弦之士”具有多么“恐怖”的杀伤力。这次战斗虽然失败了，但在兵器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陵与李牧相距150年，铁器时代的到来使汉弩的威力更加强大。因为孤立无援，敌众我寡，李陵虽败犹荣。可怕的汉弩竟然使步兵可以对强势的骑兵展开屠杀，技术的优势在这个细节上改变了历史的成见，更复杂更强大的弩完全弥补了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的身体劣势。从此以后，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致力于发展技术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以装备了领先战争机器的大量庸众来对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精英骑兵。因为兵器技术的先进，农耕文明的中国展开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服。

　　从边境传来李陵被困的消息后，刘彻“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不久，又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刘彻下令将李陵灭其三族，李陵的老母、妻子、子女和兄弟尽皆伏诛。李家原本世代忠良，现在却落了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结局，“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李陵初到匈奴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不为汉朝容忍的李陵在匈奴却得到了单于的礼遇，不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还封李陵为右校王。汉昭帝即位后，任立政借出使匈奴劝李陵回归。李陵说：“吾已胡服矣！”任立政仍苦劝，李陵叹道：“归易耳，恐再辱，奈何！丈夫不能再辱。”祖国乃父母之邦，从刘彻杀掉李陵全族的那一刻起，李陵就已经无家可归。

　　李陵以五千步下弩兵力敌匈奴八万骁勇骑兵，坚持十余日，不可谓不是奇迹，更不可谓不尽力，他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实现其“吾不死，非壮士也”的诺言。“擐甲执兵，固即死也”，这就是中国军人无法逃避的命运。与西方的骑士传统不同，中国从来不会承认失败的英雄，更不会原谅一个投降的战俘，烈士节女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人性困惑的悲剧。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踏上沙场，如同离开弓弦的箭，你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折戟沉沙，你只能死掉，不能活着。并非中国人不懂生命的价值，只因为这不合乎权力的逻辑——对专制权力来说，不能为它所用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比起礼教帝国对军人的残酷来，“野蛮”的匈奴对李陵苏武可谓仁厚之至。李陵曾在北海（贝加尔湖）对苏武抱怨刘彻“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他也曾质问汉使：“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

　　李陵给苏武送行时起舞作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歌罢，李陵泣下数行。1000多年后，辛弃疾为此写下一曲沉郁悲壮的《贺新郎》：“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四

　　生，还是死？这个哈姆雷特的抉择对每一个军人的困惑。

　　李陵的命运其实早已经被注定，他只是权力手中一枚被遗弃的棋子。正如同电影《集结号》，他在前方浴血奋战，后方的权力却在等着他战死，他手中握住的命运只有死亡。在权力眼里，军人即等于出让生命，每一次战斗都须以性命作抵押，对败将来说，“活着”就是罪过。张承志在《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投降后，长安几乎所有人都唾弃他，只有太史令司马迁勇敢地为其辩护：“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积也，有国士之风。且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司马迁的同情与良心使刘彻龙颜大怒：为“汉奸”辩护者亦是“汉奸”。无辜的司马迁因言获罪，竟被处以极其羞辱的腐刑。 腐刑固然痛苦，但耻辱更甚，司马迁几度欲自尽，但他终于在一个极其不堪的命运下坚强地活了下来，在狱中完成50多万字的历史巨著《史记》。

　　在《史记》中，关于李陵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百字，而就这几百字却常常令人不忍卒读。后世出土的敦煌卷子中，有《李陵变文》和《苏武李陵执别词》等若干说唱剧本，证明唐五代民间对英雄李陵的怀念。在历史面前，人的命运常常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和不可捉摸。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李陵真的还有几十支箭，他就可以逃出生天；如果李陵当时战死，他就可以落个“烈士”美名……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没有李陵，也许就不会有《史记》。

　　800年后，骑射传家的李氏家族建立了一个辉煌的盛唐帝国，那时有一个伟大的诗人从遥远的北方飘然而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他的名字叫李白，据传系李陵二十三世孙。


　　五

　　从李广到李陵，匈奴为大汉帝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司马迁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从《史记》到《汉书》，200年后的班固时代终于让匈奴成为历史的绝唱。东汉建武后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永元元年（公元89），车骑将军窦宪遣精骑万余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和金微山。“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这是中国史籍对北匈奴的最后一次记载。

　　事实上，此次战役引发了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300多年后，在罗马史籍中，一支陌生的游牧部落浩浩荡荡漫过欧亚平原，自东向西跨过伏尔加河、顿河和多瑙河，进入欧洲东部，“一路扫荡破坏所遇到的一切”。“上帝之鞭”阿提拉令罗马基督徒闻之色变，他们的马镫与弓箭让西方世界天翻地覆，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欧洲人将他们称为Huns，读音既像汉语的“匈奴”，也像汉语的“胡”。许多历史学家包括伟大的吉本都认为Huns就是北匈奴人的后裔。阿提拉帝国崩溃后，善于骑射的匈奴人驻留匈牙利，成为东罗马帝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北匈奴远遁造成北方的真空，东胡的鲜卑族遂乘虚而入，对南匈奴形成新的压力，南匈奴等胡族因之迁长城内，最终酿成改变中国的“五胡之乱”。

　　节选自《历史的细节Ⅱ》，杜君立著，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

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吏治危机

　　清代嘉庆道光两朝，如果从嘉庆1800年亲政算起，到1850年道光逝世，正好是50年。清嘉庆道光时期这50年，其吏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包括官场道德危机和官场人才危机，我把它概括为吏治危机。

　　吏治危机，其意义在于此时吏治不但极其腐败，而且极其无能。腐败不仅仅是个别的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而且还表现在官场道德的整体堕落、全面而严重的官场道德危机；而无能不仅仅表现在官员不干事，不想干事，干不了事，还表现在昏庸、平庸和无知者充斥官场，奴才充斥官场，出现了官场人才危机。

　　官场道德危机：集中表现在官场贪污腐化、欺骗蒙蔽、消极怠工等方面

　　在清嘉庆、道光时期，像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是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即仁政爱民、忠君爱国、廉洁奉公、公明勤俭。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官场道德危机，也就是作为指导和规范封建官员为官从政的道德准则的危机。这集中表现在官场贪污腐化、酷烈虐民、欺骗蒙蔽、消极怠工和漠视民生等方面。

　　腐败是中国历代专制政体下官场的一个毒瘤，应该说是自古有之，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清朝后期那样，到了无官不贪、有吏皆污的程度。

　　清嘉庆、道光时期官场的唯利是图已成风气，封建官员那种必须遵守的廉洁奉公的道德准则，对大多数官员来说已形同虚设。做官必先问肥缺，“出任之始，先论一利字”。嘉庆初年，洪亮吉说官员上任前都要分析各种官位能够捞多少油水：“各揣乎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之赢余若何，不幸而守令屡易，而部内之属员、辖下之富商大贾，以迄小民，亦大困矣。”

　　官员的唯利是图达到了毫不隐讳、明目张胆的地步，有些记载十分生动形象，如京官刘彬士到浙江任巡抚时就公开说：“穷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负欠不少，今番须要还债。”人们都说他如“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最典型的例子要算震动一时的杀官灭口案了。

　　按照清代规定，凡赈灾，一般要派官员查赈，以防地方官趁办赈之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嘉庆十三年（1808）夏，江南淮安山阳县暴雨成灾，朝廷派知县李毓昌前往查赈。李毓昌率家人到受灾各乡村查点户口，查出山阳县县令王伸汉捏报户口浮冒赈灾款近30000两。李毓昌准备揭发到府。王伸汉探知后，重贿求情，但都为李毓昌拒绝。王伸汉又恳请自己的上司淮安知府王毂向李毓昌说情，王毂对李毓昌说：“吾辈皆同官，谁无交谊？古人有言：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不然，是毁王（县）令之家，而蹙其命也。彼岂能甘心于君者？”

　　王毂的求情，其中一句话很有意思，“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他还说这是古人说的，真是令古今的官员大开眼界。当然，这同样遭到李毓昌的拒绝。于是，王伸汉贿赂李毓昌的家人，密谋毒杀李毓昌，并焚毁户口清册，又用2000两银子买通知府王毂。这就是震动当时的山阳县令杀官灭口案。

　　事后还得知，先后派往山阳查赈的官员共有10人，其中除教谕一人没有收受贿赂和李毓昌被杀外，其余8人都收受了贿赂。从这个典型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当时官场的贪婪之风，而且这种贪婪带有非常野蛮和残酷的色彩，从政清廉、仁政爱民的道德准则，在这些官员中起不了什么规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大批官员不顾朝廷禁令，以身试法，带头吸食鸦片，甚至贩卖鸦片，从而使这时的官场腐败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嘉道时期，由于贪官、庸官和昏官充斥官场，从而导致这时另一官场病态的产生和泛滥：书吏的权力膨胀，差役的横行霸道。

　　书役是书吏和差役的简称。从整体上说，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等方面，两者有共同之处，但手段各有不同。书吏有文化，有官场办事经验，大多贪婪而狡诈；差役大多没有文化而有办事经验，大多贪婪而残忍。最可怕的是他们往往狼狈为奸，这就使得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的书役横行的时代。

　　在清代，高官中满人居多，中低级官员中汉人居多。满人官员中有的连汉文都不懂，但权大位高，而汉人官员升迁的机会少，怨气大。这样导致清代的官员中大多依赖书役办事，书役的权力逐渐扩大。清代的许多官员本身腐败无能，又任意放纵书役，加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致使书役横行无忌，目无法纪，而清政府又无力加以整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吏治腐败和道德危机。

　　这时的官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酷烈虐民

　　本来，仁政爱民是封建官员为官从政的道德准则，但往往并没有切实履行。清朝到了嘉道时期，私创非刑和广设班馆弥漫全国，其残酷性暴露无遗，酷烈虐民、草菅人命，反映出此时严重的司法腐败。

　　所谓非刑是指律典未载而私造酷虐刑具及私施酷刑而言，即非法酷刑。非刑从清法律条文上看是严加禁止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当时私创滥用非刑的惨酷情况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论地域之广，非刑遍及全国；论行使非刑之官，有刑部官，有督抚、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州判、县丞、巡检、佐杂吏目及各种杂役，其中又以知府及以下一些小官和杂役为甚；论名目之多，仅嘉庆道光朝实录所载的非刑就有五十多种，这是很不完全的统计。论非刑之残酷，更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程度，不知有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刑有人说是自“嘉庆以降，一时之创刑”。这说法虽然不一定准确，非刑不一定都是嘉庆以降的事，但嘉道时逢衰世，皇权失控，官场道德败坏，大部分非刑创自此时并泛滥起来则是可信的。皇帝虽下过不少禁令，禁止非刑，但大多是官样文章，无效果可言。儒家所谆谆教诲官员的仁政爱民的道德准则，已经被大多数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与非刑配套的是血泪斑斑的班房。这里所讲的班房是合法或非法设置的监狱或拘留所，有差馆、卡房、土地寺、班馆、带候所、私馆、羁候所等，名目繁多。这时的班房像非刑一样，具有普遍性、残酷性及繁杂性等特点。

　　此时的官场还有一大弊端就是欺骗蒙蔽。欺骗蒙蔽在清乾隆晚年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风气，清嘉庆道光之世，其弊更甚。洪亮吉说：“州县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抚，督抚以蒙皇上。”层层欺骗，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皇上。

　　粉饰太平也是欺蒙的一大表现。大多官员不深入了解实情，虚文往来，敷衍塞责，专做官样文章。欺蒙又一表现是官官相护。官员互相庇护，互为羽翼，共同欺蒙皇上，又是此时官场的一种风气。这种官场中的庇护网，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网和人情网，是官员们的私利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结成攻守同盟，共同对付上司，直到皇帝。而且往往在一些公务活动中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徇私枉法，这不仅使各种冠冕堂皇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也败坏了官场道德，并且使社会呈现出阴阳两面性：阳面的制度条文成了官样文章，而阴面的互相庇护的关系才是万应灵丹。

　　在专制政体下，官场还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消极怠工，它是专制政体的产物，也是官员明哲保身的手段。这使得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运转失灵，政权处于慢性自杀之中。清嘉道时期官员消极怠工已成一种官场风气。各级官员自上而下，自内而外，遇事或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或碌碌中庸，模棱取巧；或官官相护，消弭事端。

　　嘉庆初年洪亮吉对当时官场这种风气作了一番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类型。道光末年，曾国藩谈到官场的状况时，也有同样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官员“大抵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有退缩和琐屑两大通病，外官也有敷衍和颟顸两大通病。这些官员只求苟全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更有甚者，当时许多官员认为皇帝和一些官僚呼唤道德来拯救官场风气是迂腐之谈。嘉庆一次对贵州巡抚颜检说：“清洁立身，汝之长处，刚方御下，汝未能及，故被人欺侮。今世小人多于君子，一味厚道，断乎不可！”

　　清廉之官不但不受人尊敬，反被人愚弄，而嘉庆也告诫他一味厚道不得，如今之世是小人多于君子。道光时，浙江学政主张进行教诲劝导，道光斥他为徒博宽厚，“空言教诲，何益之有！”这是嘉庆、道光的一种矛盾心理，缺乏治国新方略，在道德万能的治国理念局限下，只能依靠道德来治国，但又对道德的救世作用深表怀疑。

　　官场人才危机：真才失意，贪才、庸才、奴才得志

　　清嘉庆、道光时期，时逢衰世，皇权专制和为专制服务的纲常名教进一步暴露出它的落后性和腐朽性，严重地抑制和扼杀了大批有创造力的人才，在官场得志的大多是一批奴才、庸才甚至贪才。

　　在嘉道两朝因礼仪不慎、个性鲜明，不畏权贵、得罪同僚，察吏严格、嫉恶如仇，敢于直言进谏而被罢黜革职、坐牢、流放充军和被杀的官员共有450多人。这些官员，京官从大学士到编修，地方官从督抚到道员知县，武官从将军到参将总兵都有。从史书所载来看，他们大多是有才有德的官员，但是他们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才不竟用，壮志未酬；有的半途而废，含恨而殁。

　　清嘉道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贪才、庸才、奴才得志，官场出现人才危机。

　　好官难容于世，嘉道官场上必然生出另一些官员：这些人第一个特点是八面玲珑，模棱两可，圆通浮滑，是一些未必有才但无懈可击的“完人”；第二个特点是这些人知道，不要把封建官场道德看得过于认真，不要那样愚忠愚直，那样嫉恶如仇，好歹弥缝弥缝为妙，但又要天衣无缝。如此，任凭宦海浮沉，也可稳坐钓鱼台。曹振镛就是这样的典型角色。

　　曹振镛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从这一年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死去，五十四年的宦海生涯，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他官场得志的情况，即：生极恩宠，死备哀荣。

　　曹振镛在半个多世纪的官场中，担任过工部、刑部、户部、吏部等中央主要部的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直讲官、上书房总师傅，入直过南书房，三次任学政，五任殿试读卷官，四任乡试正考官，五任会试正考官，充任过实录、文颖、会典、国史等馆正总裁官，衔至三师三少，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皇帝遇有巡事、木兰秋狩，都留他在京办事，备受重用，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罕见的位极人臣之臣，半个多世纪的“不倒翁”。

　　曹振镛历事三朝，遍历要职，官运亨通，福禄寿三者兼得，不但清代无此二人，即中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那么，他官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在：小心谨慎，遇事模棱；多磕头，少说话。

　　清嘉庆、道光时期，由于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作保障，贪婪之辈、无能无知之辈、野蛮残忍之辈，还有敷衍塞责、唯唯诺诺之辈充斥官场。对官场来讲，可以说此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无能、最平庸昏聩、最酷烈残忍，也是最漠视民生的时期之一。

　　治国就是治吏。此时吏治危机，已经全面而严重地侵蚀着大清王朝，使大清的统治岌岌可危。清嘉庆、道光时期吏治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道德文化共同结下的恶果，是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结果，是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保障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

　　张国骥，《人民论坛》9月上（总第415期）

思郁：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问题与迷思

美国文学理论家雷纳·韦勒克在他的经典之作《文学理论》中，质疑文学史的书写：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有可能吗？大多数注明文学史的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文学作品的印象与评价。我们会习惯上认定，一部文学史，首先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才是文学的排列组合，换句说，文学史的写作首先要遵循历史的设定，大多数文学史会根据政治变化的发展进行分期，这样以来，文学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所决定。除了那些很明显的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学史写作，还有那些更为隐秘的政治属性隐含其中。很简单的一点，我们会把文学史分为各个朝代和国别的文学史，这是最为基本的常识，但是这种常识隐含的确实一种政治而非文学的观点。

文学史不能独立书写，它深深浸淫于时代的文化发展语境之中。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让文学史的书写醒目而超然，尽量摆脱其他因素影响的同时，把关注的重心置换到作品与作家的影响力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引申出文学史书写的三个基本要点：文学史的书写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如何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对文学的影响变成一种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左右文学发展进程的力量；另外一个方面，文学史的书写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文学史离不开对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与取舍，离不开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纠结，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文学史如何选择作家与作品，根据什么样的标准选择，这就是涉及到第三个方面，文学史的书写是一种经典的重构，那些被选入文学史的作品与作家意味着他们在我们时代中的重新复活。文学史的书写意味着话语权力的完美媾和，而那些被舍弃的“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意味着下一个时代的文学语境的转换。

之所以在开始评述《剑桥中国文学史》之前铺垫这么多，只是想说明每一部新的文学史的完成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挑战。文学的序列永远都在变化，而在这个剧烈的变动过程中依然保持岿然不动的经典作品与作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永恒性”。正如韦勒克所言，“一部个别的艺术作品在历史进程中不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当然，艺术确实也有某种结构上的坚实特性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不变的。但是，这种结构是动态的；在历史过程中，读者、批评家和同时代的艺术家们对它的看法是不断变化的。解释、批评和鉴赏的过程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并且看来还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或者，只要文化传统不完全中断，情况至少会是这样。”而“文学史的任务之一就是描述这个过程。另一项任务是按照共同的作者或类型、风格类型、语言传统等分成或大或小的各种小组作品的发展过程，并进而探索整个文学内在结构中的作品的发展过程”。（《文学理论》）

《剑桥中国文学史》之所以在众多同类著作中如此引人注目，表面上是因为此书的编撰囊括了了西方汉学界众多研究中国文学的知名学者，孙康宜和宇文所安的主编，艾朗诺、傅君劢、康达维、田晓菲、商伟、王德威等等分别撰写不同的章节，基本上代表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但是在我看来，除了以上提及的原因，本书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缘由，考虑到这套上下卷的中国文学史，绝大部分的章节都是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诠释，涉及到现当代文学的部分少之又少——尤其是简体版中又删去了1949年以后的部分章节——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文学观念解读中国传统文学的集之大成者，尤其是引入现代性的观念，让传统文学复活于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可谓新颖而夺目。相对于那些固守着一种本土观念，甚至不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当作指导思想的文学史书写，《剑桥中国文学史》引入的不仅仅是新的文学史写法，也是观念的碰撞，思想的冲击，最终激荡而引发的文学史新格局的排列组合，有望改变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陈旧范式。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卷第四章“文化唐朝”中，宇文所安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中国文学对历史细节的注意和保存使它很适合文学史。在历史这一媒介中，作家和作品的位置得以确立，价值得到承认。中国传记并不旨在记录内在的‘人’的故事，而是一系列官职、交游和旅行，这一切把个人定位于帝国的社会性和地理性空间里。‘内在的人’在个人的写作里得到呈现，传记的框架确立了写作的语境。”他在这个章节里主要提及了“寒山诗”现象。在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这位大概生活在七、八世纪的中国诗人，几乎没人在意，最多偶尔提及，一笔带过。但是这位诗人，先是经过日本的翻译传播，大受推崇。正是在日本，寒山的诗歌，引起了美国著名诗人，“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盖瑞·施耐德等人的注意，开始翻译成英文。这种引介以及通过“垮掉的一代”作品中对寒山诗的渲染，引发了更多人对寒山诗的兴趣。寒山诗在美国的流行与传播，才重新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这位文学史几乎被忘记的诗人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重新占据了中国文学史。

寒山诗只是一个个案，从一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到现如今占据正统文学史的一席之地，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疑问其实也是《剑桥中国文学史》所想要极力阐明的。宇文所安在上卷导言中提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一直都是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它对文学的叙述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史里面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当代文学史家既不能简单复制标准的叙事，也不能对标准的叙事弃如敝履。我们这里试图面临的挑战，是写出一部不简单重复标准叙事的文学史。最终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愿望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标准文学史叙事本身变成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没有一部文学史是完全独创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往往把独创性误认为仅仅是对传统的背离。早些时期，人们对文学创造的本质已有了较充分的理解，认识到纯粹独创性情节或题材的艺术价值是很小的。库提乌斯在《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他所说的平常话、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意象等在文学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平常话、主题和意象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一直流传下来，渗透到现代所有文学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因为他使用、改编和修饰了自古代起既已认可了的传统主题和意象而感到缺乏独创性。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内进行创作并采用它的种种技巧，这并不会妨碍创作作品的感性力量和艺术价值。只有当我们的研究工作达到了衡量和比较的阶段，达到显示一个作家是如何利用另一个作家成就的阶段，而且只有当我们因此看到了作家那种改造传统的能力的时，我们才能谈得上接触到了这类研究中的真正批判性的问题。正如韦勒克所言：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是文学史的一项首要任务。

但是一部文学史，无论如何庞大，也不可能完全囊括所有的作家和作品，更何况还有很多已经被历史的风尘湮没无闻的作家，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数不胜数。一部正统的文学史不是为了寻找那些失踪者，他们所起到最为核心的努力是使那些曾经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如何在我们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复活，为我们当代的写作提供某种精神食粮，传统借鉴，指引我们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活力与源泉。让中国文学，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形成一副完整的、统一的、高度契合的文学精神版图。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要求《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这套上下卷的煌煌巨著还稍嫌薄弱，它只提供了清晰而大概的写作脉络，无心书写一本完整的文献式的文学史。很明显的一点，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竟然没有任何中文著作的参考文献，多少有些难以信服。由此引发的忧虑，这些海外学者，就算掌握了多么新潮的文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也无法弥补他们在历史细节上的缺憾，犀利的读者们早已发现了很多细节上的错误。最为重要的一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可以看作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大规模“现代化诠释”的新尝试，如何让这种尝试不要坠入西方殖民主义的迷思，这背后还有很多问题都需要慎重对待。

书名：剑桥中国文学史（上、下卷）
作者：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
出版：三联书店2013年6月第一版
定价：147.00元

思郁，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同是滥杀与酷刑的皇帝，得到评价大不同

滥杀与酷刑，从来都是被人谴责的。秦朝的两代皇帝，一世和二世，都喜欢酷刑，自然也难免滥杀。被人骂了两千多年，直到晚近，才有人为之大规模平反，还是没真的平反过来。但是，明朝的两个皇帝，模糊地说来，也是一世和二世（把建文帝忽略掉），也都酷爱酷刑和滥杀，可后来的史家却对他们相当宽容。秦始皇和秦二世，就是暴君，但明太祖和明成祖，却不是。不仅不是，有时还被称为明君和贤君。

说起来，秦始皇的酷刑，是根据法度来的。虽说光是一个处死，就有二十几种死法，个个让人死的悲惨无比，痛楚无比，当然也残忍无比。腰斩，凌迟，车裂，烹，醢，醯。但是，犯了那条，怎么处罚，都清清楚楚。除了二世和赵高为了稳固皇位，剪除异己，冤杀了蒙恬和太子扶苏，最后连苟且的宰相李斯也一并腰斩，其他人，大体还是按律行事。皇帝口衔天宪，率性杀人这种事，在秦朝并不多见。你可以说他法律过于严苛，却不好说他们乱来。但是，明朝初年的这两个皇帝，却名副其实地乱杀人，根本无视自己定的法律，而且对残忍，有着莫名的偏爱。

中国自汉文帝之后，剕（砍脚）、劓（割鼻子）这样特别残忍的肉刑，逐渐被废除了。即使还有阉割，但也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后世的宦官，多半不是从刑徒中出。而人殉制度，在春秋末期，已经废除，殉葬的人被陶俑和木俑取代。可是，到了朱元璋做皇帝，这些早已消失的残忍，就都堂而皇之地回来了。朱元璋在争天下的时候，还能忍住不滥杀，但是一朝坐了天下，就变成了一个滥杀的精神病，尤其喜欢酷刑。古已有之的剕、劓和阉割与凌迟，已经属于小菜了，明朝有自创新玩意。一种叫刷洗，把人放在蒸笼里蒸到半死，皮肤已经半熟，然后放在铁床上，用铁刷子刷，或者边浇开水，边用铁刷子刷。一种叫做剥皮，活着的人，成张的人皮给剥下来，剥完之后，人还活着。一种叫做抽肠，把人钓在钩子上，用一根特制的铁钩，捅进肛门，把肠子慢慢钩出来，钩完了，人也疼死了。一种叫做枭令，把人用铁钩钩住脊梁骨，挂在竿子上，一直挂到死。算了，不罗列了，反正，在明太祖手里，人的死法，在数量上一点都不次于秦朝，但多数都没有列入法条。

在朱元璋时代，几乎每天都要杀人。如果上朝的时候，他的玉带翘起来，可能心情会好点，杀人就少点，如果玉带低下去，埋在了肚皮底下，那就坏了，肯定要多杀人。朝臣们每日上朝，都要跟家人诀别，吩咐好后事，如果安然回来，就大小相庆，总算是多活了一天。在朱元璋统治的四十年里，大狱不断，人头滚滚落地。著名的胡蓝之狱，杀了就七八万人之多。沾边的人，一家一家地杀光，没有罪证，没有法律，连苦主都没有，反正朱元璋想杀就杀。不仅官员，读书人，富户，甚至贩夫走卒，只要办案的人想办你，就肯定没命。曾经跟他打天下的功臣宿将，几乎没有幸免的，后来的臣子，只消有一点不对劲，就是一个死。想辞官不做，也不行，不为皇朝办事，也是死罪。一个沈万三，仅仅因为人家想犒劳朱元璋的军队，口气大了点，也要被杀掉，经多人求情，才改成流放。

直到临死的时候，朱元璋才算良心发现，下令不许肉刑了，说是坏人已经都被他给杀光了。可是，燕王朱棣篡位之后，皇帝眼里的坏人更多了，还是得杀。建文帝的忠臣，方孝孺被破纪录地夷了十族。而齐泰、黄子澄等人，不仅家族的男人都被杀光，女眷悉数发配教坊做官妓和军妓。朱棣还特别指示，要众多的军人轮奸这些女眷，弄死了，抬去着狗吃了。再后来，因为一个莫须有的谋逆案，2700多宫女都被打成罪犯，全都被凌迟处死，朱棣居然亲眼看着这些女孩子一个个被割碎。

在古代，像朱元璋、朱棣这样的人，被称为忍人，具有豺狼之性。其残忍程度，比起秦朝嬴家两个皇帝，酷到不知凡几。魏晋转移，司马家的人仅仅对曹家的皇帝动了刀，他们的后代听到这个故事，还掩面而泣，感慨皇祚会因此而不永。明初的两个皇帝，干的事，即使在古代，也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但其残忍的罪行，却被后人轻轻放过，道理何在？现在想来，无非这两个人，对于驱逐蒙古人，有特别的功劳。经过朱家人的手，汉人终于换回了自己的王朝。一白遮百丑，不信也得信。写到这里，夫人补充道：其实，朱家人如此残忍而后世评价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出身贫贱，造反起家，而后来的中国人偏又经历了一个讲究阶级成分的时代，农民造反，天然有理。这又是一白。

张鸣，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宋徽宗的公元1127年

　　当然可以说宋徽宗赵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因为他的诗、书、画都能称绝，如今故宫博物院和一些地方博物馆，甚至一些外国博物馆，都藏有宋徽宗的书画作品。

　　宋徽宗的“瘦金体”和“花鸟画”均独树一帜、领袖风骚。所谓“瘦金体”，是美誉赵佶书法其美如金。赵佶传世书法作品颇多，楷、行、草各体皆善，其笔势挺劲飘逸，个性鲜明独步。《秾芳依翠诗帖》笔法犀利，铁画银钩，飘逸瘦挺，侧峰如兰如竹，是其代表作。赵佶的花鸟画，从物像意念的营造，写实技法的独创，到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安排，都在中国艺术史上具备独创性。现藏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从构图到技法都令人称道：构图一改传统常规，将飞鹤布满天空，然后，用一线屋檐之静来对照群鹤飞翔之动，又为画面制造出故事悬念，在中国艺术史上是天才的尝试。

　　宋徽宗尊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他多次下诏搜集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教经典，《政和万寿道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赵佶还着有《御注道德经》、《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等书。宋朝是我国茶事演进的重要阶段，盛行点茶、斗茶和茶百戏等茶事。赵佶精于茶艺，引领时尚，经常为其宠臣点茶。赵佶对中国茶事的最大贡献，是撰写了中国茶书经典之一的《大观茶论》，尤其是书中“点茶”一篇，为我们今天了解北宋点茶文化保存了可靠依据。

　　宋徽宗赵佶确实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然而，也确如元朝宰相脱脱评价-脱脱在撰完《宋史》“本纪o徽宗赵佶”之后，不由掷笔而叹：“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其实，当时的宰相章惇就说过赵佶“不能为君”。哲宗死后无子，向太后执意从其兄弟之中选择端王，宰相章惇厉声警告：“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时人和后人都知道赵佶“不能为君”，然而，本朝属于封建王朝，不像民主政体人民能选择总统。吾国的皇帝，不要说普通老百姓没权选举，就是当事宰相章惇，也没权选。吾国皇帝的传承途径只有两条：一，扯旗造反，取而代之；二，由皇帝生出皇帝，就是生出晋惠帝那样的智力障碍患者，也只能由他统治国家。

　　有历史学家曾经指出，宋徽宗改元“靖中建国”，有意结束宋神宗以来的“党争”，把思想统一到国家建设上来，据此认为赵佶曾经“有所作为”。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靖中建国”只是一个政治口号，仅仅一年，赵佶就又轻佻地把年号改为“崇宁”。“宁”代表其父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改革，“崇”则表示推崇和崇尚，赵佶还为此把蔡京从杭州召回朝廷，给予宰相职位，从此北宋王朝的政治局面就开始变得面目全非。


　　其实，在“崇宁”的旗帜之下，全是赵佶与蔡京的政治私货。我们知道，生长在深宫之中的赵佶，对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没有成见，我们更知道，曾经先后追随过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蔡京，经过一番残酷的政治倾轧之后，也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外另立投机派。赵佶与蔡京结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艺术，赵佶虽然独创“瘦金体”，但毕竟是艺坛后辈，还在端王府中的时候，他就曾经搜寻过蔡京的书法作品。宋神宗上台的时候，国库四壁皆空，宋徽宗上台时，却有结余财富5000多万缗。赵佶与蔡京一拍即合，开始了由政治利益集团分享改革成果的北宋末日狂欢。


　　蔡京把“以天下奉一人”的享乐礼包送给赵佶，赵佶把重组与此相应的利益集团的组织权力交给蔡京。西哲埃德蒙·柏克说过：“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早在将近一千年前，政治高手蔡京就深谙此理，为了让全国对其朝廷的为所欲为保持沉默，蔡京采取了一个极有创意的政治手段：他搞了一个牵涉309人的“元佑党人碑”，把所有政敌一网打尽，“元佑党人碑”中不单有保守派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东坡等，也有改革派大将章惇、曾布、陆佃等，曾布就是蔡京当第二宰相时的第一宰相。蔡京还亲自书写“元佑党人碑”上的309个名字，不但把此碑立于朝堂端礼门前面，还要求各地地方政府照此复制以“扬恶”。-具备了这样的政治高压，赵佶和蔡京就能在朝廷上指鹿为马了。

　　宋徽宗赵佶分享其父改革成果的典型事例，《宋史纪事本末》把它与“王安石变法”和“元佑更化”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列为章节：“花石纲之役”。“花石纲之役”记载了宋徽宗众多爱好中的一个“花石爱好”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宋徽宗想从全国各地搜索奇巧花石，在开封建设一个超级花园“艮岳”，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苏杭应奉局”负责运输，沿淮水和汴水而上，从江南到开封，运送花石的船只十船编为一纲，故此谓之“花石纲”；服“花石纲”之役的老百姓，中产人家也纷纷破产，有的还得卖儿卖女来为赵佶提供服“花石纲之役”的费用；我们还可以用“蝴蝶效应”的原理去理解“花石纲之役”：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胥吏，会在宋徽宗的“花石纲”摊派文件中，搭进多少自己的私货？……持续掠夺20多年的“花石纲”，给帝国经济和政治造成的严重后果，我国文学名著《水浒传》已有生动而艺术的展现：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江浙一带，发生了著名的“方腊起义”。

　　内政仅“花石纲”一例，已经能够看出宋徽宗在如何为君了。外交方面，最能体现宋徽宗和蔡京君臣脑子进水的事件，是与金人签定“海上之盟”。辽国如狼，但毕竟已经与北宋和平相处了几十年，赵佶和蔡京童贯们居然不清楚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梦想联金灭辽以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金国如虎，在整个宋金联合作战的过程中，金人看穿了北宋的“黔驴之技”，于是，金军灭辽国之后，兵锋直指汴京，从此改写了大宋历史，导致千百万中原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令历代的读史者满目疮痍、满目凄凉。

　　赵佶如此轻佻地对待帝国政治，那么帝国最终走到1127年，给他带来“靖康耻”，就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南宋高宗为了给乃父开脱，把“靖康耻”的责任推给王安石的改革派，虽然当时被视为“官方定论”，天下人无权置喙，但今天的历史告诉我们，南宋最高领导人说的不是事实。嘲弄历史者，最终必被历史嘲弄。1127年金人给赵佶造成的“靖康耻”，显然是野蛮而不文明的，但为了展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我们不得不在此叙述。

　　金兵第二次进攻北宋首都汴京，李纲率领军民顽强抵抗。宋徽宗刚刚建好三年的超级花园“艮岳”，被他儿子宋钦宗当着他这位“太上皇”的面，下令“毁艮岳为炮石”，全国人民用无数钱财和血汗送到京城的奇异花石，瞬间被敲碎成为打击金人的滚石。惊世的荣华，转眼变成云烟，宋徽宗的浪漫生活从此宣告结束。


　　公元1127年，金兵灭亡北宋，把宋徽宗的生活调转方向，由天堂直奔地狱。金兵在汴京绞尽脑汁地搜刮，北宋积蓄的财富几乎为之一空，包括金银、绢帛、文物、图籍、宝哭、匠人等等；然后，金兵还把宋徽宗一家当成俘虏，用牛车运往金国。宋徽宗一生有5位皇后，4位贵妃，有封号的妃嫔和女官143人，儿子25人，女儿34人，除第九子康王赵构“泥马过江”建立南宋之外，凡是活着的宋徽宗老婆孩子，包括宋钦宗这一皇室系列，加上皇孙三代、普通宫女，史料记载3000多人，都成了金兵的俘虏。


　　当时正值四月天气，北方还比较寒冷，徽宗、钦宗与郑氏朱氏二位皇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只得找些柴禾和茅草烧火取暖。下等宫女全部成为金人军队中的“慰安妇”。宋钦宗的皇后朱氏当时26岁，少妇丰韵，艳丽多姿，经常受到金军官兵调戏。一个叫骨碌都的金兵调戏朱皇后，吓得朱皇后心腹疼痛，骨碌都竟然趁机抚摸她的胸口。金军官兵饮酒作乐时，还常常强迫宋徽宗和宋钦宗像侍从一样侍立一旁，让两位皇后像歌姬一样唱歌跳舞陪酒。到达金国首都会宁府，金人举行献俘仪式，让两位皇帝、后妃、宗室、诸王、附马、公主等，都穿上金人百姓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国宗庙去行“牵羊礼”。金人还要赠送污辱性封号，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宋钦宗皇后朱氏想起这一路奇耻大辱，难以下咽，当夜就自尽了。


　　继续向北，宋徽宗皇后郑氏病得十分严重，钦宗为了不让母亲留在路边等死，就背着她行走，但是第二天早上，她还是死了。宋徽宗被金人押到北方，关押在五国城，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在当时是极北边的“沙漠之地”。宋徽宗被称为“宋鼻涕”，就是此时哭出来的名声：为逝去的皇后，为昔日的荣华，宋徽宗一路不停地哭泣，不久就双目失明了；有一次哭泣给五国城统领看见，被打了十几鞭子，宋徽宗将衣服剪成条子，准备结绳悬梁自尽，恰被钦宗看见抱下来，父子俩只能抱头痛哭。为了度过寒冷的冬天，宋徽宗他们也和当地人一样住进几尺深的地窖里。最后宋徽宗头发脱落，耳聋眼花，已经欲哭无泪。1135年，54岁的宋徽宗，死在遥远的五国城。

　　不能不说宋徽宗的遭遇相当悲惨，但坦率地说，我无法同情，因为此时我想起的是南宋爱国诗词，想起的是陆游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想起的是由于宋徽宗当皇帝轻佻不负责，给中原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这场北宋灭亡的“靖康耻”中，宋徽宗赵佶和他一家人的不幸，与中原人民相比，应该只能算沧海之一粟。

　　野史记载，赵佶出生前一天，他父亲神宗皇帝游幸秘书省，看到南唐后主李煜画像，曾惊叹其儒雅俊俏、文采风流，当夜又梦见李后主前来谒见，第二天中午，陈妃便生下了宋徽宗赵佶。人们由此认定赵佶是李后主投胎，转世祸亡赵宋江山，以报复当年夺妻害命的宋太宗赵光义。这段野史当然是事后附会的，如果硬要把宋徽宗和李后主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认为有一个共同点引人注目：用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来分析，像宋徽宗赵佶和李后主李煜这种知识分子，是那种具有高度灵气与横溢才华的艺术天才，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这种性格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适合做政治家，然而我们的体制却硬要把他们安排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结果就像我们今天已知这样，作为祸国殃民的亡国之君，他们在轻佻地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时，也咎由自取地为自己制造出深深的不幸。

　　罗强烈，毕业于四川大学，媒体资深编辑。

　　经济导报 2013-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