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改革：逻辑与困境

　　所谓近代中国，究其本质，就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将纯粹的农业文明变为复合式的“农业+工业+商业”的文明形态。只是由于统治者觉悟太迟，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和平转型的机会，直至1860年代初期，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在平息了太平天国内乱后，方才走上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在不改变中国基本政治架构前提下，充分汲取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成就。应该说，三十多年洋务新政成就巨大。


　　政治的逻辑：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


　　三十多年洋务新政致力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确实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在1894年与日本发生了一场规模并不太大的冲突，中国军队以及中国体制固有问题暴露无遗。在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国度里，过往三十多年的成就、道路，都随着《马关条约》签订随风而逝。中国开始新一轮改革。

　　洋务新政当然有不足，比如对社会管制太严，没有释放社会自身的动能；国家资本主义太强大，没有给民间资本留有足够的空间；媒体管制太过分，没有办法利用媒体力量让朝野沟通。针对这些问题，1895年之后迅即改革，释放社会、释放媒体、鼓励民间资本，放开外国资本的进入。这些举措驱散了甲午战争带来的阴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中国如果沿着这条维新路径坚定不移走下去，再有一个三十年，应该与东洋日本并驾齐驱。日本明治维新从1868年算起，至1894年不到三十年，作为日本曾经的老师——中国，完全有可能用三十年时间走完日本明治维新的路。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谆谆告诫社会进步只能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但是中国人始终记不住这个道理，总是期望几步并作一步，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因此，当统治者同意维新的时候，知识人却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1897年底，康有为借着胶州湾事件外交危机，要求另一种政治变革：学习西方，构建自己的议会机构，让治权与议权分离。

　　从现代政治立场说，治权、议权、司法权，当然都应该分立，相互牵制。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但在1898年的中国，实行急剧的政治变革，势必侵害既得者的利益，势必给统治者一种“不太纯洁”的感觉。用恭亲王、刚毅等满洲贵族的看法说，康有为等人政治改革的言论大都属于居心不良，所谓议政与执政分立的建议，不过是“废我军机”、“谋我大清”的诡计。多少年来，我们站在“公天下”立场上，根本没有弄清恭亲王、刚毅等人的真意，总是以守旧、顽固视之。其实，假如我们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满洲人通过拼命、流血从李自成等人手里夺得的天下，为什么一定要“公之于众”？

　　当然，即便从“家天下”立场看，政治改革对于满洲贵族来说不是不要，而是非常迫切。从1898年往回看不到半个世纪，满洲贵族不是改革，同意向西方学习了吗？在满洲贵族看来，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不能将他们对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自动取消；相反，在国家强盛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大清帝国还是满洲贵族的，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由此，康有为等人1898年的政治改革诉求事实上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合法性，即便不发生那一年秋天的“政变”，试图削弱、取消满洲贵族统治权的改革注定不能成功。现实的、实际的政治利益，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任何人、任何阶级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这不仅是帝制时代“家天下”的政治逻辑，即便在“公天下”状态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其实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公天下”的统治者并不是江山社稷所有者，但只要他们盘踞了这个权力，他们就必然“异化”。这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任何一个体制都面临的困难，只是有的体制防范于未然，建构了比较有效的制度，让统治者没有办法轻易将“公天下”转换为一个特殊阶级或集团所有。

　　晚清政治改革的目标，不可能从“家天下”一夜之间变为“公天下”，所有的政治改革都不能存心废止或削弱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满洲贵族的利益在那个时代就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废止了满洲贵族的权利，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为什么会支持这样的改革？

　　这就是“家天下”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


　　君主立宪：一个合理的选择

　　梁启超在1901年醒悟过来了。他在那一年明确意识到：世界上的优良政体并不只是废弃君主“家天下”的“民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相对应的“君主立宪”也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改变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一切布局，既得利益集团不再靠实际的掌控权力去管理社会。社会默认君主及其利益集团是国家、江山、社稷的所有者，君主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将国家的“治权”拿出来交给一个更专业的管理团队。

　　很显然，君主立宪克服了君主专制的弊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侵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实现了秦始皇以来朝思暮想的“万世一系”、“皇统永续”。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秦始皇一世二世以至无穷世的想法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自私，但是怎样才能让一姓之江山真正万岁万岁万万岁，传之无穷？应该说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条能让各方共同接受的路径。所谓改革共识，就是遵循历史前提下的利益调整，任何一方如果心存吃掉另一方的企图，这样的改革注定不可能变成现实。

　　君主立宪打开了中国人的思路，尤其是西方帝制国家变革成功，特别是日俄两国在那十几年的改革尝试、成就及不足，在事实上教育了中国的统治者及知识精英。因此，中国在经历了适度的思想影响之后，在看到了“不立宪”的“大俄国”不敌立宪的“小日本”之后，中国转身向东，重走日本“君主立宪”道路，不仅与十年前转身向东开始维新相一致，而且由此方能真正实现“东西方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的国家诉求。“君主立宪”在1905-1906年迅即从个别人的超前预言变成一个社会的共识，除了海内外人数并不太多的革命党人，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那时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反对君主立宪的力量是存在的，最不愿意看到朝廷改革，最不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道路的，就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出于“公天下”的政治考量，一方面不认为“家天下”的君主立宪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回应过去十年种族主义的诉求，以为满洲贵族就是一个自私的颟顸集团，他们不可能将中国引领至一个理想的社会。

　　1906年清廷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改革，计划用九年时间重构国家制度。在中央政府层面，君主依然是国家威权的象征，是国家权力的体现者、拥有者，负责宣战，负责媾和，负责内外一切关涉国家根本利益的事务。但是，君主已经不再像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主，君主立宪架构中的君主不仅拥有一个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专业经理人”队伍，即“责任内阁”，而且拥有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声音的议会机构，先是半选举半钦定的资政院，经过几年过渡进而成为完全意义的中央议会。

　　在地方，清廷君主立宪规划要求各省尽快通过普遍选举的办法设立咨议局，各省督抚现在或将来的政治架构中可能还是由中央任命，但各省督抚必须接受各省咨议局的咨询、质疑，必须接受咨议局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尤其是财政预算、决算等与地方事务、与当地民众关系最大的事务，必须交给咨议局议决。

　　清廷对君主立宪目标、路径的“顶层设计”应该说是完整的、认真的，也是可行的。按照清廷公布的改革路线图，从1906年算起，到1915年，也就是后来的“洪宪元年”，或“民国四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根本改观，一个全新的君主立宪架构全面运作，其情形应该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英、日、泰、柬式的君主立宪架构。在这样的体制中，最坏的结果是“倒阁”不断，但再也不可能出现君主专制时代“颠覆性”的根本错误，江山易手，改朝换代。


　　既得利益者适可而止

　　君主立宪是一个共赢的选择，在这个选择中没有真正的输家，即便是革命党人，在真正的君主立宪架构中同样具有合法性，同样拥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满洲贵族来说，君主立宪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政治选择，统治者长年累月的担心害怕必将被制度化的安排予以消解，“皇统永续”，“万世一系”，江山永远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爱新觉罗家族不论谁出头，都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提心吊胆，强力维稳。无为的君主换来了永远的江山，对既得利益集团而言，这是最合算的一桩大买卖。

　　这样一个美妙的政治设计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全盘皆输，甚至将大清帝国送进了历史？

　　过去的研究给出很多解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解释是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适可而止，没有遵守原先的约定。按照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主在理论上享有任命百官的权力，在废止了满汉身份差异后，除了皇室成员，满洲贵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贵族。这是一个今天看来非常清楚的政治约定，但在当时，满洲贵族确实滥用了人们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钦定宪法大纲》给出的政治共识。

　　1911年5月8日，清廷公布极具标志性意义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这个名单意味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实际准备期，责任内阁全面代为行使君主的治权，再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等到正式国会召集，一个完全的君主立宪架构也就全部完成。

　　然而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实在有碍观瞻，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人具有皇室或贵族背景。对摄政王的解释仍然沿用《钦定宪法大纲》原则，一是强调君主拥有任命百官的权力，他人不得干预；二是强调改革完成后不再有什么贵族、平民，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出任阁员的权利和机会。理论上说，摄政王的解释当然自圆其说，有根有据。但是问题在于，既然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有出任阁员的机会，那么为什么不在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上多选择几个“非军功贵族”出身的呢？

　　摄政王理论上自圆其说的解释经不起推敲，历史也给了他足够修正错误的时间。但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似乎太难协调了，经过长达四个月的等待，摄政王没有办法让既得利益集团让步，没有办法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换上几个新人。如果一定要说“国中无人”，非我莫属的话，那么，稍后的“袁世凯内阁”就是“非军功贵族”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或许是摄政王缺少慈禧太后、光绪帝那样的政治威权，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错过了时机，一拖再拖，不仅给虎视眈眈的革命党人留下了机会，让革命党人借机介入“保路运动”，抽空了满洲人的统治根基。而且，摄政王的拖延战术让原本中立的外国人很不满意，外国人并不在乎中国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他们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在华利益。

　　更重要的是，没有经过职业化训练的新军将领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他们认为理想中的君主立宪体制绝对不是这样的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大清国的柱石成为颠覆大清的工具，而他们的行动实事求是说并没有受到任何敌对势力的唆使，他们凭着良知、直觉大胆发声。他们甚至觉得朝廷之所以一错再错，就是因为有一股邪恶的势力潜藏在朝廷，他们像帝制时代的忠臣那样希望“清君侧”，原本对外的军事力量转向倒戈，矛头对内。继而，这批军事将领认为，既然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不可能，那就索性放弃这个选择，不得已走向民主立宪，五族共和。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能自以为聪明损人利己垄断一切。退一步海阔天空，适度的让步既是对对手、他人的尊重，也是给自己、给自己所属的阶级、阶层、集团留有机会，是共赢，而不是你死我活，全盘皆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马勇，人民论坛11月上（总第421期）

罗茜：正视北洋时代

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北洋时代有很多亮点值得我们首肯。总之，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时代，那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时代，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民族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类似宪政，这对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北洋时代有很多亮点值得我们首肯。

一、经济快速发展。翻开中国经济史书看看，竟然发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经济发展惊人，尤其是从1914年到1922年，虽然缺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速度一类的数据，但各行业、各年度的新增厂家数、新增资本数、新增利润数却往往高得吓人，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镀金时代”，为中国历史上所绝无仅有。虽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没有一本是不痛骂北洋军阀政府的，但说到那个时期的中国经济，仍然不得不说“资本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等等。农村虽然有破败的迹象，并不是因为被迫失地，那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跑到城里寻梦去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也没有什么降低，更不要说成千上万地饿死了。根据某党每天挂在嘴上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仅此一点就证明了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

二、尊重自由、充满人性和宽容。在正统的中国近代历史教育中，最为不值得称道就是北洋政府。可是，就政府的人性而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府了。五四运动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之所以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既没有把责任推给军队，也没有把学生说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动乱分子，而是顿足长叹。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在北洋军阀时期，人民还可以组织政党。正是因为宽容和人性的缘故，孙中山才得以多次起来革命。尽管在革命的炮声中，北洋政府失败了，可是，北洋政府对人民的宽容和人性足以让历代中国政府感到羞辱。
  
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孕育了革命的暴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革命者的残暴，而无视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道。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是中国历代政权之丰碑，很值得今天的政府学习和参照。
  
清华和北大的学术自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定的。其后，清华、北大就乏善可陈了。正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北大、清华在上个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的辉煌学术自由，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因为北洋军阀的首领们毕竟受旧文化熏陶，远比以后的政府高官有涵养和人性。
  
北洋的历史是乱世的历史。袁世凯死去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了分裂，各派系为了争夺政权，攻战不已。政坛更迭频繁，短短的13年，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比今天的日本政府更替更频繁。连年的内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王朝的短暂，加上北洋军阀是国共北伐的共同敌人，自然也就不被历史看好。
  
可是，如果我们重读北洋的历史，就会发现，北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统治者。在近代历史上不仅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而且对内政开明，称得上乱世中的治世。

很多北洋人物多为世家出身。袁世凯本人就出身于河南大家族，为政到也比较平和。在执政的几年里，虽然有实行帝制的错误，也有杀害革命党领袖的嫌疑，但是，他对革命党一直比较宽容。北洋军阀时代的领导人，也多是出身于绅士大家，执政起来，一般比较不太残暴。

北洋军阀之所以实行让步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军阀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内心有所节制。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的“暴君”。虽然，袁世凯推行帝制，段祺瑞查封报社，曹琨贿选，但是，北洋军法依然没有使用传统的大开杀戒的统治术。北洋军阀时期，承袭了袁世凯的内政、外交，民间自由继续发展。五四运动胜利，就产生于北洋执政的时代。这是历代中国绝无仅有的事情。就民主和自由来讲：北洋军阀是人民最自由的时代，却是统治阶级最不自由的的时代。

从袁世凯下台，到五四运动，到“三.一八”惨案，政权一贯正确的神话被打破。在政府不义行为发生之后，也只有北洋军阀时期才能伸张正义。能让政权认错，这在北洋军阀时代是常有的事情。在此前此后，中国统治者很少能象北洋军阀政府一样，统治者敢于向被统治者让步。
  
当然，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也并非建立在自愿和自觉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强大的民间力量制约之上的。反思北洋政府的气度，我们应该从新闻和权力制约入手。要想拥有一个宽容和人性的政府，没有权力和舆论的监督，都是一句空话。建立一个宽容和人性的政府，其实，不要急于学习西洋，只要学学北洋——开放党禁和报禁，用舆论和反对党来制约政权的滥用。

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责政府的举措。工人们不顾饿肚子的威胁罢工以支持学运，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得益于资本家对自由的支持。
   
北洋军阀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大炮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敢蔑视民意，不是很清楚吗？
   
三、崇尚文化。北洋军阀是有文化的，尊师重教。说起尊师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军阀刘文辉了。1935年，40岁的刘文辉被大自己6岁的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省主席。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在那样一个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刘文辉却十分重视教育，把非常紧张的经费向教育倾斜。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后来，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记者还来到了义敦县，看到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一看牌子才知道，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好奇的孙明经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在刘文辉的治理下，荒蛮的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这就是军阀时代的教育。
    
吴佩孚是有文化的，吴对周易等古代经典颇有研究，也写了不少专著，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时称“儒帅”并不是溢美之词。吴与康有为、章太炎都交好，并说这两位高人死后，中国不再有文学之士了。他们俩弟子虽众，但都没有可以继承事业的了。有人问章太炎的弟子鲁迅怎么样，吴佩孚沉默半晌才说：“他是谁？没听说过。民国以来的书，俺是不读的。”不过后来到是有人对鲁迅推崇备至，而却说康有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吗？周舆博客却认为，康圣人写出了《大同书》却秘不示人，比那个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几千万倍！
    
冯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爱学习，也非常敬重文化人。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惹了不少祸，后被湘人赶走，旧主不收，只好去投奔冯玉祥。冯玉祥叫人将他拿下，厉数其罪，然后拿出《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说：听说您有学问，我也不好加害于你。这样吧，你要是能够熟读两部书，俺也不难为你，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冯玉祥前来“考试”，老张还真不含糊，当场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冯玉祥一看，说声服了，立马放人。

曹锟也是个大老粗，但没有粗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地步，相反他很推崇文化人和专家。他做大总统时，其亲信想让自己的人做驻英公使，于是对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压。曹锟闻信后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痛斥：“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由衷地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四、奠定中国外交现代化基础。北洋时期，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人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总之，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时代，那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时代，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民族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罗茜，民主中国

严泉：军阀曹锟的总统生涯

曹锟

　　直系军人曹锟贿选总统事件，一直是后人抨击北洋军阀乱政的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在人们关注总统选举合法性的时候，却忽略了对曹锟当选之后总统生涯的了解与评价。作为一个布衣出身，粗通文墨的赳赳武夫，时年已过六旬的大总统曹锟执政能力如何？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呢？

　　曹锟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布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支持国会制宪是曹锟在贿选之前与国会多数派达成的协议。曹果然没有食言，在10月10日国庆节就职当天，也就是宪法通过后的第二天，就正式宣布颁行宪法，历经十年风雨的制宪大业终于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单就内容而言，这部宪法注重对民国建立以来宪政制度实践经验的汲取，特别是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原则下，遵循联邦制度原理，在政治、行政、财政等方面，尝试构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型合作关系，创设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后来有学者认为：“但就该宪法本身而言，它综合体现了西方近代宪法理论和宪政原则以及中华民国十年共和历史的政治实践和立法经验。”

　　在政体运作方面，依照1912年临时约法的规定，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所谓责任内阁制是以国务院（内阁）作为行政中枢，国务总理（首相）作为行政首长，通过国务会议处理重要国务，对国会负其责任。所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虽然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但并非实际的行政首长。不过，由于临时约法在责任内阁制度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关系，所以这种政体制度从一开始运作就困难重重，经常引发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冲突，此前北京政府领导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均概莫能外。然而，曹锟却是一个例外。他在登上总统宝座以后，并没有执着于大权独揽，而是按照责任内阁制度的规定，赋予总理相当大的行政实权。曹在一年任期内先后任命过四任国务总理（代总理），基本上能够做到府院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此间内阁的倒台往往都是派系黨争的结果。

　　议会政治在北洋时期命运多舛，第一届民国国会先后两次遭到非法解散。1922年8月，正是在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支持下，国会得以第二次复会。此次国会复会后存在时间最长，历时二年多。总的来说，此时国会由于内部派系争斗不断，已经呈现出衰亡的迹象。但是在曹锟执政期间，国会仍然以临时会议形式存在，并发挥了一定的监督功能。而曹锟也比较尊重国会的立法权，即使是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与国会产生意见分歧，一般也只是采取协商方式，并在必要时作出妥协与让步。1924年元旦，考虑到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任期已经届满，曹锟政府还正式颁布下届众议员改选令，规定各省众议院议员在4月中旬举行初选，5月中旬举行复选。民初宪政最后的不幸中断，主要是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与第二次直奉战争影响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否则以曹锟等直系人物坚持宪政制度的政治立场，宪政体制至少在形式上勉强维持下去的可能性是有的，中国过渡到初级或有限多元政治模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曹锟在外交事务上，特别是在中苏关于外蒙问题谈判中的表现，非常值得一提。苏俄在成立后不久，在两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及一切特权。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巩固，在外蒙问题上却不愿公开承认中国的主权，致使中苏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停顿。曹锟当选总统后，立即任命王正廷为中國政府的全权代表，重启中苏谈判工作。在经历5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后，王正廷未经北洋政府的同意，擅自与苏方代表加拉罕妥协，于1924年3月签订了中苏协定大纲草案。草案在涉及外蒙的条款中，给予了苏方一定的特权，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国家利益。北京政府在获悉草案内容后非常不满，认为王正廷的行为超出授权，属于严重的失职。外长顾维钧将内阁关于草案的反对意见呈交曹锟，曹锟很快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并下令停止王正廷督办中苏交涉，由外交部来接任。曹锟的这一决定立即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对，加拉罕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國政府不在48小时内接受原先的协议，那么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是曹锟不为所动，坚定地支持顾维钧的正确意见。后来苏方被迫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中苏才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与直系大将吴佩孚相似的是，曹锟也是一个支持中央集權的武力统一论者。但是由于实力不逮，以及忙于对奉系张作霖的备战，他对当时日益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省宪运动）只能持容忍态度，放任其自流，这样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自治运动的蓬勃发展。联省自治运动高潮期正好出现在曹锟执政期间，当时“省宪运动的潮流，可谓激荡全国。”浙江、云南、四川、广东先后制定出省宪，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由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人民积极运动制宪，联省自治运动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为现代中国国体变革提供了丰富的制度实践经验。

　　此外，曹锟对专业人才亦相当重视与尊重。时任外长的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曾提到曹锟在召开内阁会议时，强调顾总长办外交有经验，反对其他直系人物干涉顾的人事任命权。为此，顾给曹锟很高的评价，认为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具有领袖的品格。北洋时代另一位著名职业外交家颜惠庆也在回忆录中指出：“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蔑视，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识才干贫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曹锟。而颜本人就颇受曹锟的重用，在其总统任期内先后出任过农商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要职。

　　从曹锟的种种执政表现可以看出，同样是军阀，曹与袁世凯、张作霖的风格截然不同。袁、张同属崇尚威权统治的政治强人，习惯于军人獨裁统治，对宪法、国会缺乏兴趣。曹锟的执政方式却是比较温和，也愿意接受民初的宪政体制。正如他在当选宣言上所说：“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虽然曹本人并不一定真正明了宪政法治的要义，但是至少在短暂的一年任期内，他还是基本遵守了自己当选时的诺言，这一点是后人在对其作历史评价时所不能忽视的。

　　严泉，共识网

雷颐：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20天后，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让步、妥协，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

这四道上谕是：

——《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7-598页）。此谕终于承认，半年前惹众怒的“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而“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许诺“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

——《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同上，第95－96页）。此谕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党禁”：“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材，抑且消沮士气”，但是“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祓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意。”不仅戊戌以来的政治犯全部赦免，而且准其组党。

——《实行宪政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96-97页）。朝廷再次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皇族内阁”多用亲贵，破坏了立宪原则；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虽行新政多年，但“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结果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而且，“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结果导致“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生灵涂炭。但是，“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对这次“鄂、湘乱事”，此谕认为虽由新军发动，但强调应由湖广总督、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干路国有”的政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并于10月初在武汉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的瑞澂负全责。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97页）。爱新觉罗·溥伦是道光帝嗣曾孙，袭封“贝子”爵位，任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是宣统年间皇族内阁重要成员之一。此谕承认“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谕令资政院总裁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

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当然是出于无奈。这20天中，湖南于22日宣布独立；陕西于23日宣布独立；江西九江的革命党人和新军于23日起义，占领九江后继而乘胜攻占了马当、湖口两个要塞，成立九江军政分府。给清政府打击、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这一天之内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德，成立山西军政府；一是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统领蓝天尉等人发动“滦州兵谏”，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太原、滦州离北京都不算远，满朝震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惊惧异常，准备携溥仪逃往热河。虽因袁世凯急电阻止而未“北狩”，但为解燃眉之急，载沣还是颁此四道上谕。

然而，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就很难停下来，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严复认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页）

（二）

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对大清王朝生死存亡来说，究竟是一个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颁布效果才会大不一样，很难精确“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错失，或者说浪费了一些历史的节点。不必从鸦片战争细往后数，仅盘点一下这四道上谕的内容，就知其最近浪费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时清廷许诺“速行宪政”、“速定宪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从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结果必然是立宪派的激进化、革命化。如果说立宪派、绅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为意,那么朝廷对一些亲贵、多数封疆大吏的类似要求，竟也不以为意！

对是否组织内阁、开国会，清政府内一直有不同意见。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两位亲弟弟，他们掌握海陆军大权，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对开明，支持立宪。载涛曾以贝勒名义连上密奏，条陈军政大计，主张“速设责任内阁”和“缩短国会年限”，宣称：“如以臣言为是，则请迅速举行；如以臣言为非，即负欺君之罪，请立予罢斥。”密折虽然留中未公开，但载沣传谕载涛到府邸会商。(《涛贝勒两陈军国大计》，《申报》1910年9月14日)载涛在接见国会请愿代表时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国会，尝细心考察各国国会利害，实无丝毫流弊。”(《国会问题之大警告》，《申报》1910年10月20日)在地方大员中，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一大批高官明确支持立宪。

但权倾一时，掌控军机处大权的亲庆王奕劻却表反对。对成立责任内阁，他消极抵制，当无法抵制时，就主张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确保自己的权力。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反对立宪。1910年秋，张人骏得知李经羲、锡良等人商议奏请设立内阁与开国会时，立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他以古今中外之民情风俗不同、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为由，对李经羲等人开设内阁与国会的主张提出质疑，认为既不能开国会，也不能设责任内阁。如果“操切急进，仆蹶堪虞”，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所以筹备宪政应当避缓就急，不能开国会，也不能成立责任内阁。当前急务就是“饬吏治，兴实业”，所谓“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内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时修明刑政，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各省督抚联会商要政电”，《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他的主张，仍是在传统政治框架内整顿纲纪。长庚也明确反对内阁与国会，曾电奏阻开国会内阁，强调“谓祖宗成法，万不可废。”（《专电·北京》，《申报》1910年11月2日）恩寿、陈夔龙则主张先设内阁后开国会，这种先设内阁而缓开国会的主张，虽与张人骏、长庚等观点不完全一样，但主要还是针对李经羲、锡良等责任阁国会同时并进的主张。

对张人骏等人的主张和观点，锡良等一大批官员起来反驳。1910年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黎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族巡抚庞鸿书等，几经商议，认为时机紧迫，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批驳那些反对设立内阁、开国会官员的观点。针对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程度不足，立宪会导致动乱的观点，他们反驳说：“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他们特别强调，现在“时局危险”，“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时内阁、国会同时并举才能“上下合力”，而且已有过晚之嫌，不能再迟。要求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国会。（《各督抚请设内阁国会之章奏》，《申报》1910年11月2日）

但几天后，锡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决定三年后再开国会的消息，焦急万分，于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强调速开国会、建立内阁的紧迫性。他们对即将发生大变感受深切，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无三年时间了：“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官员“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近代史资料》总59号）这次电奏，比上次少了张鸣岐、宝棻、广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闽浙总督松寿和四川总督赵尔巽。此奏不长，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透彻，尤其提出朝廷应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气”，一针见血。

究竟是同时成立内阁开国会，还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或者是干脆根本不成立内阁也不开国会、完全承继“祖宗成法”，朝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一直在激烈博弈。不必细述具体过程，总之，载洵、载涛二位皇叔的意见，锡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折，全都未发生作用，最终获选的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这种相当保守的主张，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发谕公布。此决定使积极参与立宪的地方督抚大员大有挫败之感，连清政府一纵高官都备感挫败，那些绅商、立宪派的挫败感则更加强烈，其中许多人对清王朝大为失望，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以“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绅商、立宪派是清政权能否稳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础，他们的这种心理叛离，寓示着清王朝其实已危在旦夕。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光绪朝东华录》，第5967页）由于清廷严禁，梁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

近十年来，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政闻社宣言书》明确表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8－29页）然而，他此时仍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清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追拿梁启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

清廷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仅不想法设法抚平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影响巨大的梁启超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仍把他们当作体制的敌人，终于失去了领导“预备立宪”的能力与机会。

清廷此举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愚蠢之极，一些高官也大为担忧、不满。1909年，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就上书朝廷，要求开放党禁：“当此预备立宪之时代，贵上下相示以诚，破除猜嫌之见。伏原皇上明降谕旨，去堂廉之阻隔，除防禁之琐屑，有以安亿兆之心。固今日之急务矣，至戊戌之案已成往事，是以光绪三十年曾奉恩谕，分别开复原免，有司奉行未尽，用者寥寥，拟呼特予恩施，”同时主张赦免戊戌党人：“戊戌党人平日著书立说，似皆效忠本朝，倘获昭雪，未始不可壮正气而消邪气也。”

（“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条陈新政折”，《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9期）对此，朝廷置之不理。

到1910年底，立宪派要求开放党禁、赦免康、梁的呼声越来越高。资政院议员罗杰提出开放党禁议案，连御使赵熙、温肃都奏请赦免戊戌党人，甚至载洵、载涛两位皇叔都多次向其兄载沣陈说，载涛为此专门上了一个密奏。对此，朝廷还是置之不理。

1911年1月初，罗杰的议案正式付资政院表决。议员在表决时颇有不同意见，因为此议要求赦免的不仅是“戊戌党人”，还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切“国事犯罪者”。有议员认为，应将戊戌党人与革命党人区别对待，现在应只赦免戊戌党人，因为革命党不承认立宪，是否赦免今后再说。但大多数议员进一步要求一并赦免革命党人。罗杰发言为自己的议案辩护说革命党人一日不赦，人心一日不能安，满汉终不能融洽。如果赦免革命党人，“就可以化除满汉，安定人心”。他提此议“无非激起他们的忠爱之心，不使为外国人利用”。故“本员主张请求皇上天恩，一体特赦。对内就可以调和满汉，对外就可以免受外人运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四号议场速记录”，《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27－528页）表决时，多数议员同意通过此案。对此，朝廷依然置之不理。

无论是资政院议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两位“皇叔”，他们的有关建议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个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取消皇族内阁，承认其“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内阁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责，使真正决定王朝存亡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其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而且，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6月6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决定妥协让步，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让一步，将此议呈请都察院代奏，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然而，当时朝廷却置之不理，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如果三个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协，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激烈抨击、反对，尤其是立宪派、绅商的激烈抨击、反对，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此举必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民“如再不服约束，格杀勿论”。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顺应民情，不仅代川民上奏，并且自上密折请朝廷改变决定，将始作俑者、邮传大臣盛宣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同时请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然而，清廷大怒，将尽职尽忠的王人文调离，并令其进京候讯，准备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府顺舆情，也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甚至在9月1日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怀与民争路酿变，也要求将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如果养痈贻患，定将其治罪。同时，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在这种情势下，赵尔丰转尔血腥镇压保路民众，最终直接引发武昌起义。结果，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此时在《实行宪政谕》中，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不得不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其实，王人文、赵尔丰、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四川民怨沸腾有真切体会，然而连他们的建议朝廷不仅完全听不进去，还要将其治罪，结果就不必多说了。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一个多月前，仅仅一个多月，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结果或许不一样。

（三）

正如严复所说，“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此四道谕旨颁下后，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当天，革命党和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11月3日，贵州、浙江、上海的革命党和立宪派发动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公布《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折》，即所谓“十九信条”，完全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条件，体现了英国式“虚君共和”内阁制。但这种局面下，“十九信条”没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继续。11月5日，江苏宣布“反正”，四川革命党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颁布《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04页）许诺“所有此次党人均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其实，此谕完全多余，此前颁布的《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已含此内容，此时颁布此谕，只是向革命党人做出最大妥协的一种姿态、甚至可说是一种体面投降，企盼能平息事态。但是，革命还在继续。11月7日，广西、安徽宣布独立。8日，福州革命党与新军起义。9日，广州宣布独立；同一天，清廷万般无奈答应袁世凯提出的种种条件，颁布《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601页）授命袁世凯组阁。此时，清王朝只能任人摆布、由袁世凯与革命者来决定其命运了。

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打断了晚清的“立宪”。其实，是清廷自己断送了“立宪”，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望，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连载洵、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雷颐，《经济观察报》2013年10月19日

“闲话不闲”：《革命闲话》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辛亥先贤依据自身经历撰写的史话体、笔记体书籍，深受读者钟爱，并且作为史料常常被研究者利用，而田桐撰写的《革命闲话》，知晓和利用的人并不多。本文拟对《革命闲话》的撰述背景、流布过程、具体内容、学术价值及影响，做一全方位的研究，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辛亥先贤依据自身经历撰写的史话体、笔记体书籍，深受读者钟爱，并且作为史料常常被研究者利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谭人凤的《石叟牌词》、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陆丹林的《革命史谭》等。而田桐撰写的《革命闲话》，知晓和利用的人并不多。本文拟对《革命闲话》的撰述背景、流布过程、具体内容、学术价值及影响，做一全方位的研究，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成文背景及其流布过程

　　田桐(1879-1930)，字梓琴，号玄玄居士，晚年署江介散人，湖北蕲春人，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家和宣传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近30年。他洞明世事，阅人无数，亲历诸多革命事件，掌握很多党人的逸闻趣事。对田桐的革命活动，有人概括为：“清室自甲午覆师，戊戌政变以还，内政外交腐败至莫可言状，先生环顾大势，义愤填膺，不忍以大好河山，沦亡于淫威之下，亟思有以倾覆之，是先生革命思想，实基于此。厥后大江南北，联络革命同志，往日本组织留学生革命机关报，发扬主义。又赴南洋各处，劝华侨办报章，兴学校，灌输革命思想。至北京创办《国光新闻》，为北方革命机关报，厥功甚伟。辛亥革命一役，丙辰洪宪之役……，几无役不参加。”[1]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撰写《革命闲话》成为可能。

　　田桐武文兼备，两者相得益彰。他主笔或参与主办的报刊有《民报》《复报》、《中兴日报》、《泗水日报》、《国光新闻》、《民国》等，编（译）行《亡国惨记》、《南国记》、《英雄模范》、《革命之首领》、《亡国泪》[2]等，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田桐文笔很好，可庄可谐，可论可述，填词写诗，样样信手拈来，这为撰写《革命闲话》的必要条件。因与当局政见不合，田桐于1929年起闲居沪上，充裕的时间是他述作《革命闲话》的保障。其时，与田桐有同样处境的革命党人还有不少，他们多与田桐有往来，雅集闲谈，自然容易勾起陈年旧事的回忆。

　　《革命闲话》的撰述动机，据田桐披露，“余主《太平杂志》，以政治为中心，恐风雅者流嫌其不韵也，因编人《革命闲话》于其中，韵事韵文同时互见。”在编排上并没有完全依时间为序，“是编追忆往事，随忆随录，未顺次序，若案年月，再加编次，则俟诸明年。”可惜的是，未及如此做田桐就驾鹤西去了。

　　最早面世的《革命闲话》，是于田桐主编《太平杂志》上的连载.《太平杂志》第1期（1929年10月）收入12篇，第2期（1929年1 1月）收入31篇，第3期（1929年12月）收入17篇，共计60篇。但遗憾的是，《太平杂志》仅刊行三期便停办，未能续载。

　　田桐逝世后，由其子田侨筹备，于1937年印行《玄玄遗著》一书，线装本，上下册，约20万字。是书收录了相对完整的《革命闲话》，之于《太平杂志》刊登的 总数增多了近20篇，增至78篇。很显然，田侨有他的资料来源，但是否录自乃父的原手稿，则未见说明。

　　供职于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林一厂（即林百举），于1942-1947年的日记中，曾抄录有《革命闲话》。[3]但林氏所用版本为何？摘录数量是多少？因《林一厂日记》仍未面世，这些问题至今仍未了了。[4]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的第四期《党史史料丛刊》中，选登有《革命闲话》30篇，经比对，可以断定这些稿件是来自《太平杂志》第2期、第3期所载。它的刊录，是否与林一厂有关联？待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83年刊世的《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5]中，选录了《太平杂志》第2期上的《革命闲话》17篇。

　　2010年6月，笔者利用赴台的机会，到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调阅了《革命闲话》的手稿本。该书稿由方格稿纸誊录，书写工整，保存完备。因其时行程仓促，未能详录藏书号码和核对具体篇数，有待以后补正。

　　由王杰先生与笔者编的《田桐集》[6]在综合上述资料的基础之上，通过认真的校和勘对，收入《革命闲话》计78篇，篇数和《玄玄遗著》所录相同，内容上做了修改和完善。《革命闲话》自刊行以来，已流布了八十余载，传播过程曲折复杂。从中可知，它最原始的版本是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的手稿本，最早面世的是1929年《太平杂志》三期的连载，而目前为止，见诸于世的、最完备的是《田桐集》中所收录。

　　内容略介

　　《革命闲话》洋洋洒洒四万余言。依其类别来看，主要分孙中山革命事略，自身革命征信录，革命精英的记载、游记和革命轶事趣闻等。

　　1．孙中山革命事功

　　田桐自1895年在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至1924年因政治上的异见离开广州，近30年。同盟会时期、中华革命党时期和南方政府时期，在孙中山身边从事机要秘书工作，两人常常形影不离。职此之故，对孙中山的革命言行及轶闻的记述是《革命闲话》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革命”一词来历的考察，前些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关于革命党人最早使用“革命”一词的时间，《革命易造反》提供了新视角。1895年以前，孙中山号召党徒起义，均以反清复明为辞，简称“造反”.当年九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与陈少白赴日本，道经神户，“少自购日报阅之，有载长崎电一则，云支那革命党孙文，陈少白过港，少白以示先生，曰：我等以起义为造反，日人名曰革命，何哉？先生应声抚掌，曰：好！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

　　1900年左右，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主张并未为人们所接受，其时，章士钊著《孙逸仙》，历叙孙中山的革命故事，苏州金松岑译日人官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之梦》，而易名《三十三年落花梦》。在《孙逸仙落花梦》中，田桐谑称，“苏人素善点缀风景，如此可见一斑”两书推出后，孙中山的名字渐渐深入学生心脾。作者又为世人揭示“三十三年”称谓的来历，“余曾以此问宫崎，官崎日：生平受苦，无逾此年。洽当余三十三岁，又为明治三十三年，故以三十三年之梦名之。”

　　田桐1907年在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期间，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新报》文战经年，革命立宪争论不休。后者曾怒诋毁孙中山为海盗，孙非常生气，有人怂恿他在英属起诉，要求损害赔偿若干万元，孙已答应并付诸实施。《海盗之讼》载，田桐适时对孙中山说：“此事在他国，确实可行，在中国人心，不免视为儿戏。且公革命党魁，身份如何高尚，度量如何宽弘，置之不理，无损声威。一经诉讼，即令全胜，如公之所要求赔偿名誉若干万元，不过如斯。内地闻之，将以公为凡人，其所损失者将令何人赔偿哉！”孙中山回答说：“业已为之矣，奈何？”田桐建议听之任之，不再追究，孙中山从之。这一方面反映了孙中山从善如流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孙、田无间的关系。

　　孙中山不计前嫌、宽以待人的品质在《邓廷铿》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后，某日，当年在伦敦中国使馆与龚心湛同谋绑架孙中山的邓廷铿前来求官，副官建议“捕而斩之”，孙中山却回答说：“彼来求官，不予之官足矣！已过之事，何事计较？”“令其去，勿留。”

　　1913年7月至日本神户时，因日当局的反对，孙中山暂时不能入境，《癸丑亡命之波折》记述了在日本友人头山满、松田、正久原久、犬养毅、尾崎行雄等的努力下，孙中山等顺利进入神户的情景。

　　革命同志周应时撰有《战学人门》[7]一书，内中分战争战斗、战略战术、作战三篇，周氏向孙中山索序。《（战学入门）序》记日，“在先生当援笔序之不移时脱稿，其文大意谓：中国文明，人好和平；西人野蛮风，尚战斗，惟世界文明民族不乐战斗，往往为野蛮民族所覆灭，是亦大可惧者。”并赞称：“如此立意、立言，高人一等，其文笔亦复大雅，不似雕琢文艺者所云。”[8]

　　1917-1919年孙中山著就《建国方略》，曾委托曹亚伯到商务印书馆商谈出版发行事宜，但曹氏却吃了闭门羹，孙中山等拟筹办法来报复，后在田桐的建议下作罢。《商务印书馆》记述事件的过程。

　　20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深深地影响着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武装起义屡屡失败，使得革命党人视暗杀为取得成功的捷径，以前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早年亦主张暗杀。《不主暗杀》则提供了相反的说法，“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当同盟会成立之始，同人多主暗杀者，克强、溥泉主张尤力，陈英士则行有效……而孙公谈次，则期期以为不可。同人有面争者，以孙公为迂而孙公固执如前。”

　　对于死刑的看法，据《主废死刑》揭露，孙中山认为它有伤人道，无益于国家社会。具体解决办法为：“太平以后，可将乍浦筑为商港，象山筑为军港，宜将各省应处死刑及帝制各犯，令为工人，既免国家之害，复兴国家之利，谓之一举两得。”此外，孙中山与同乡程璧光的关系，一度成为敏感的话题，《孙程之关系》勾勒了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骗局》则记叙了孙中山两次受骗的经过。

　　2．自身革命征信录

　　对自身革命经历的记述，也是《革命闲话》的主要内容。

　　1905年6月，田桐与刘仲文、白逾桓等在日本东京发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鼓吹民族主义不遗余力，为同盟会的成立做了舆论准备。据《二十世纪之支那》一文记述，参与者有苏人高剑公，粤人何湛霖，湘人雷光宇、罗杰，鄂人张炳标、刘湘、解鸿顺等皆与焉。张炳标将暑假旅行费、书籍费，慷慨捐为杂志开办之资，计与各人共酬之金不满三百元而出版，“及炳标人测量学校，荐鲁鱼代会计，旋程家柽加入焉。冬间，湘中事败，陈天华、宋教仁相继至，而社务益发展焉。次年，蔡汇东字达生者，有评论辽东半岛文一篇，涉及日本。日本警视厅仇视之，将三期杂志载以荷车而去，谓之没收。牛込神由麴町小石川四区警察传拘田、宋二人者，日凡六次，久之乃得无事。是年夏杪，同盟会成立，黄公克强提议作同盟会机关。”此文有助于人们了解《二十世纪支那》社的运作内幕。

　　编辑刊行《亡国惨记》[9]，是同盟会成立前田桐在日本的主要事功。《亡国惨记》为同盟会时期重要的宣传品之一，章太炎题辞曰：“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除，汉道将何冀。”《亡国惨记》一文记述了成书的大致情形，“乙巳之岁，田桐集有明遗老所记佚事、清时严禁各书，名曰《亡国惨记》。书成，资不足，刘仲文慨认二百元，始付梓。”一时洛阳纸贵，风行东京、南洋、香港及美洲等处，不及一年，售逾三万册，“上海及内地有禁令，无敢代售者，持往者则有之，可见人心覆清之心，是时至为激昂也。”

　　1905年1 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田桐愤激异常，四出联络，并在弘文学院组织罢课抗争。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清廷驻日公使杨枢1906年3月致日本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照会，列了一个组织反取缔规则的留学生名单，共19人，田桐名列其中，要求日方不准这些人人日本学校。[10]《取缔与上谕》的记载与上述记述基本相符，称“陈天华因以蹈海死，众人益奔走相告，相率罢课，一部归国者，在上海创立中国公学；而东京公使馆收买若干学生为问谍，刺学生虚实。 公使杨枢出奏清廷，缉捕十八人，褫夺官职、科名、官费，自费生亦复通告各校， 强迫退学”。至宣统即位，复颁发上谕，中有：“除田桐、宋教仁永远不赦外，一体开复。”

　　1907年5月，孙中山在香港谋划潮州黄冈起义，令日本东京同志赴港相助。田桐等于7月抵达香港，可惜黄冈之役经已失败。《黄冈之役》记日：“时同人乏川资，日本同志宫崎寅藏，介绍神户商船公司总理三上丰夷，丰夷允赊账，得直航赴香港。到港时，而黄冈之事已败二日矣！……我军不及二十人，始逃至商业学校，与体操教习偕，得以脱险。”

　　1907年11月，田桐与何克夫、谭剑英等携革命军债券欲投身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行至海防，为法吏拘捕，年底被逐出境。对田桐的这段革命经历，以往的史书记录的并不多。《海防之狱》记称，当时，田桐与、柳聘农、何克夫、谭剑英、陈树人五人，“及抵海防，法人搜索甚严，将革命军钞票两箱搜去，余五人置之狱中……入狱时，五人分室，先迁安南，人于他室。余之室尚遗有矢，余时年少心躁，不耐囚居，将囊中片纸只字，历历读之，读毕假寐，醒复如故。左右二壁时跫跫有声，乃小园、聘农敲壁相示，以作乐也。饭时，忽辚辚声动，狱吏开锁命出。余以为了事，脱然可出，至一室，乃岐山送饭来也。五人尚可会食。岐山云：不要怕。食毕复人囚室。未几，律师与岐…商之，由岐担保假出狱，住岐山家，听候传唤，法人允之，遂迁往焉……是时李福林亦亡命于此，林焕廷、黄隆生、甄吉亭皆在焉。居数日，谭石屏亦来。未久，亦为法人所捕，咆哮狱中，与狱吏争辩。弥月后，法人令余五人出境，当捉影，不许复来。”[11]

　　1925年12月7日清晨，背叛革命的陈炯明前线总指挥洪兆麟乘搭“比亚士总统号”秘密赴上海，与孙传芳勾结，以图对革命反扑，早有准备的志士广东人韦德在船上将其击毙，自己亦吞枪自决，同伴们在他内衣中取出披露洪之罪恶及自己舍身 除恶决心的遗书。《电唁韦德》记录了此案。田桐当时正在河南郑州，闻讯后发出唁电称，“上海《民国日报》转韦德先生家属鉴：灭贼自灭，义烈如山，为世道人心下针砭，为负义趋利寒肝胆，同日就死，薰犹以殊，同日盖棺，是非各定。吾党有正气，千秋自懔然。特此遥唁。”

　　3．革命精英的记载

　　自古英雄惺惺相惜。田桐笔醮感情，记述了不少革命同志的英勇事迹，这也是《革命闲话》主要内容之一。而其时，这些人大多已物故。

　　沈翔云，字虬斋，浙江湖州人，早年肄业于武昌自强学堂，被张之洞派送日本留学，《沈翔云与张之洞》揭示了沈、张之间的关系。“壬寅癸卯之交，湖北官费生有主张革命，见于文字者，张氏遗书责之。学生不服，谋报书质之，属翔云起草。翔云痛陈革命理由，词意皆妙，中叙唐才常、傅慈祥被戮之事。有句云：‘既欲避亡国大夫之诮，而又羞蒙杀士之名。’张氏固畏清议，得书后，窘不可支，汗如雨下，即欲作答，而难于下笔。乃将原书分之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学生，各令各作驳书一篇。同情于翔云者，皆告假”。沈翔云为文犀利动人，癸丑失败后，走避上海租界，“袁氏属探者捕之，探者诡为车夫伺于门。翔云乘车，探者曳之直向华界。翔云诘之，争嚷间，捕去寻见杀”。字里行间，表露出作者的叹惜之情。

　　《杨恢与端方》记述了湖南人杨恢（卓林）的勇烈。文中称，杨本会党中之翘楚，以反清复明相号召，同盟会成立，遂加入焉，次年为两江总督所诱捕，械之至，置于狱中。某日，端方劝其曰：“以老兄之才，何事不可为？如以今日政治腐败，非革命无他法，弟亦表赞同。倘有所命，力之所能从者，无不从之。至于种族革命，有伤国家元气，老兄以为何如？”杨卓林大骂，辱以不堪之语。端方曰：“诚如是，弟将难以生全矣！”杨卓林称愿就义，遂就刑于市。作者颂扬了杨氏视死如归、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

　　《苏州之先觉》载录了苏州革命党人朱梁任（锡梁）为了革命事业先与乃父反目，后又和好如初的故事。记称，朱少时读书，不事贴括，治史尤精，愤恨清政。其父为清廷小官吏，曾受清廷诰封，锡梁醉后，将诰封碎之，曰：“焉用此胡儿之赏。”其父曰：“此灭门贼子也。”持枪击之，锡梁夺枪而窜，父怒益甚。只身走沪，旋赴日本，言革命，人以为狂，时中国留学生在日者不及二十人，困不能支，逾年归沪。再二年，潜归苏州，开亡国纪念会于狮子山，到者数十人，赋招魂而去。民国成立，小汀公怒尚未息，父子不相见者二十余年。八九年间，经友人劝说，遂父子和好如初。

　　作者还记有蓝天蔚、张汇滔、续桐溪、张瑞玑等革命精英的言行和作为。

　　4．游记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田桐常在北方一带游历，偶尔有感而发。而这些游记也是《革命闲话》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数量不多。

　　河南“开封城内，有两湖，俗名潘杨湖。二湖之间，有屋数椽，名曰龙亭。中有赵匡胤宝座，方高各五尺许，石工古朴而妍雅，作深青色，抚之有声”，田桐在《龙亭公园》中对之作如是描述。叹曰：“中国美术在北宋以前，质实大雅，不作纤巧偷薄之风，于此可见”。并指出，昔人题咏不少，十三年冬，胡笠僧率国民军至此，辟为公园。垫二湖之地而广之，躬自操作，公之市民，为游乐之所。园成，名为龙亭公园。田桐并为之题写对联称：“中原风景不曾殊，且偷汗马之闲，名将作亭园生活，大地樊笼谁敢破？自斩祖龙而后，斯民与造化同游。”

　　1925年夏秋之交，田桐与周道腴、孔雯轩、赵友琴、周鳌山、俞咏瞻、李协和等人由张家口至绥远，都统李鸣钟作东道主。次日，游昭君墓。《王昭君墓》记墓在绥远南门外，“余乘马良久始到，度有内地五十余里。墓高可二十五丈，去黄河可八十里，去黑河不满一里。黑河畔有水田恒种稻，墓周有碑十数方。归途中，道腴坠马，幸无大伤。”作者曾作诗一首：“青冢堂堂姓字传，黄河东畔墨河边。琵琶未出中华地，环佩同行七月天。坠马无伤香土软，游龙有兴黍花燃。九泉若晤单于面，为报共和十四年。”

　　1927年秋间，田桐与周道腴、裘由辛赴大同，道经雁门关，田桐感慨良多，《过门关》称：“此山古称勾注，为山西一大横岭，自古胡汉战争之地，旧关有李牧庙，关北一镇名广武，昔曾置县。白登之役，汉高祖使奉春君娄敬使匈奴。归报匈奴有备，并言其故。高祖怒，械之至广武，即此也。”田桐并作诗云：“海内隆隆一卧牛，大车盘动雁门秋。风来沙漠雪争捲，用落滹沱水急流。李牧开边有遗爱，奉春归械失良谋。明孽中道，饮马桑乾试壮游。”关于游记，还有《展邹容墓访刘三》、《王家驹死难处》、《曹印侯墓》等。

　　5．轶事趣闻

　　《革命闲话》还收有不少轶事趣闻，笔调诙谐幽默，读来令人捧腹大笑。1914年，田桐闲暇时曾与杨庶堪对对子，内容颇有意味，在《杨庶堪对》>中称，杨氏问，“孙文作何对？余应之曰：叔武。又曰黄兴，余曰白起。曰田桐，余默思卢口、秦桧皆工，而有恶名易招笑柄，国会议员宋梓而人不知，因不对。转问曰：且为子对。沧白曰杨庶堪，余故谑之曰：柳如是。又曰杨沧白，余又谑之曰：李黛红。”这些对子虽有调侃之意，但彰显了两人渊博的知识素养。

　　《父子异党》记录了冯自由与乃父冯镜如早年一人跟随保皇党，一人跟随革命党的轶事，“冯自由之父镜如先生，经营广智书局，盖即保皇党之机关。自由幼时，亦隶其党，寻孙公东游，自由决然自拔，逃保来归，致其父书，直陈其事且规之，”并戏称“于是父子异党矣”！

　　章士钊早年热衷于革命，自1905年上海《警钟日报》被当局查封以后，东走日本，不再参与革命活动，转而学习英语。《折兵》记称章太炎、张继等人试图用吴弱男来引导章士钊加入同盟会，最终吴弱男却嫁给了章氏，但章氏仍未入会的逸禹，读来令人啼笑皆非，文称，“章太炎先生与溥泉商之曰：着弱男以人会要行严，计必得。久之，弱男竟嫁行严去，行严仍不入会，余戏之日：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同人皆抚掌”。

　　学术价值及其影晌

　　1．  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信史。

仅以《同盟会之成立》（又称《同盟会成立记》）为例，该文约2000字，详细记录了它在日本东京的成立过程，包括誓约格式、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各省分会、机关报等，是研究中国同盟会的必备的、较翔实的记载之一，作为史料已收入部分书籍，如丘权政、杜春和编的《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及《革命文献》等书[12]已载录，并被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权威著作引用，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胡绳武、金冲及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等书均有采撷。

　　2．揭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史事。

　　《革命闲话》中有诸多事件，的确是人们不太熟悉或者不甚了了的。如《襄宛之织》对于1907年湖北襄阳、河南南阳间的革命组织，《民国奇缘之罗氏》对民国有杰出贡献的法国人罗氏的记载等，均鲜为人知。

　　《襄宛之组织》载称：“丙午萍醴之役，同人谋归响应。刘仲文、庄韵甫、龚村榕三人，向孙公请命，具言襄宛间有志士可结纳起义。孙公以款绌为言，村榕日：先生但给委任，款则由我自备。”三人同归，先往襄阳，次往南阳各地，而萍醴之事已败，“时久雪严寒，三人商作久远之计，组织固定机关，使普及襄宛各地，令其有志者来鄂投军。厥后，第八镇、二十一混成协，襄宛之人甚多，皆从事革命，此其嚆矢也。”

　　3 ．  开创了史话体、笔记体记述革命史事的风气。

　　《革命闲话》一经刊世，迅即引起与田桐有相似经历的革命党人的垂注和效仿，如他的老朋友、 卜居南京的陈去病在阅悉后，就有感而发，撰文写到：“吾友田梓琴主《太平杂志》，余既读而善之矣！顷复览其《革命闲话》一卷，拾坠欢于梦里，搜旧恨于海边，夜阑酒醒，梧拙烧残，闭目沈思，不觉影事前尘，显显在目，爰师其意，笔而录之，谅亦往年俦侣所许尔。”[13]继之而起的《革命逸史》、《世载堂杂忆》、《石叟牌词》、《革命史谭》等，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撰写笔记体革命史话蔚然成风。

　　4．  部分史实存有差错。

　　《革命闲话》的内容多是记录作者的所见所闻，但它毕竟是回忆录，事件发生时间早，凭记忆来写作，史实难免有出入和差错。《柳州义旗》一文刊出，胡汉民阅悉后，就致函以求更正。[14]田桐在《柳州义旗》曾将1903年柳州起义中所用的革命旗帜的青天白日旗的创制者记为陆亚发，胡汉民指出田桐误将陆皓东记为陆亚发，“陆皓东烈士，首建议为此旗，旋以身殉。”同时介绍了陆亚发的略历，“至柳州陆亚发事件，初未与革命党人通，亦不闻其用何名义旗帜，生平更不闻孙先生道及之。盖陆亚发辈，共有游勇十数股，皆为岑春煊所招抚，麇集柳州。”其后，因情况有所变化，“众乃推陆亚发为首；据柳州数月，不知所为。及陆荣廷以兵来攻，辄溃走，向十万大山，为陆荣廷追及，擒陆亚发。岑在桂林使献俘，而生祭祖绳武，先刺陆心滴血和酒。岑先举杯，谓列席诸人皆当饮满。张鸣岐蹙额不能答，惟王芝祥和之。岑亦不暇顾，亟尽一觞。”类似这样的问题相信还会有，这需要读者明察。

　　5．  未被学界充分利用。

　　《革命闲话》行世以后，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实事求是地讲，它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未被学界充分利用。除了部分篇目被广泛征引外，大多事实和记载仍然尘封于故纸堆中，比之于《革命逸史》、《石叟牌词》、《世载堂杂忆》、《革命史谭》等书，影响小了很多。内中原因，主要有：①田桐在上海创办《太平杂志》时经济上不宽裕，《太平杂志》印数不多，加之出版三期就停刊，间接上就制约了《革命闲话》的影响力。②《革命闲话》后来尽管比较完整地收入了田侨编辑的《玄玄遗著》中，但《玄玄遗著》同样编辑艰辛不易，印量有限。③田桐于1930年7月因病辞世，撰述工作停顿，造成《革命闲话》的总字数不多。④无论是田桐在世时，还是在其逝世后，《革命闲话》未见有单行本发行。而以《革命逸史》为例，冯自由先在《大风》杂志上陆续将其发表，后有多种版本问世，所以，它的影响就很大，有论甚至称之为“民国史第一书”[15]。⑤原手稿辗转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学人不易查阅利用。

　　注释：

　　[1]《为公葬田梓琴先生告同胞书》，《湖北省政府公葬田梓琴先生专刊》，1937年版，第7页。

　　[2]《田桐译著书目表》，田桐述：《人生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版，封三。

　　[3]李吉奎：《〈林一厂日记〉整理说明》，《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

　　[4]笔者曾就此问题当面请教过李吉奎先生。因《林一厂日记》已交付出版社，但出版社因故未能及时付梓，内中收录的《革命闲话》数量和具体体内容李先生已记忆不清。

　　[5]丘权政、杜春和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王杰、张金超主编：《田桐集》，华中师范大学出出版社2011年版。文中所引用史料，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该书，不再一一注释，特此说明。

　　[7]周应时著：《战学入门》，上海泰东书局1914年版。

　　[8]孙中山：《〈战学入门〉序》，《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 -96页。

　　[9]《亡国惨记》，日本东京，秀光社1904年版。下卷未找到，据笔者估计，似未出版。上卷由旅日学者蒋海波先生复印赠送。

　　[10]《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取缔规则制度及对该规则学生纷扰之件》，《外务省记录》，日本外交史料馆藏，3 -10 -5 -3 -7。转引自迟云飞：《陈天华、宋教仁留日史事新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1]谭人凤著、饶怀民整理：《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 -56页。亦记述了谭人凤等在海防被捕遭逐的经过，但内中并未提及田桐的名字。

　　[12]见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 -97页；罗家伦主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4-5页。

　　[13]陈去病：《革命闲话自序》，《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1卷第6期。

　　[14]田桐以《义旗一则及胡院长函》为名将胡的来函收入《革命闲话》中，来函日期为1929年12月15日。该函又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6 -717页。

　　[15]韩戍：《冯自由和〈革命逸史〉》，《先锋·国家历史》杂志，2009年第8期。

　　张金超，辛亥革命网

林觉民《诀别书》发表始末

林觉民及其《诀别书》之所以早就广为人知，实赖于林森的推荐之功、宣传之力。

　　提起辛亥革命黄花岗烈士，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林觉民这位历史风云人物。在福州市乃至福建省有关部门所列的辛亥革命历史名人中，往往首选林觉民为代表；林觉民的故居现在也辟成了《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

　　林觉民何以能成为福建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们会说，因为他参加辛亥革命，特别是在“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的广州起义中英勇奋战，壮烈捐躯之故。然而，在黄花岗烈士中，福建籍的有二十几人，为首者是当时同盟会福建支部的支部长、中华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追封为“大将军”的林文。为什么代表人物不是林文而是他呢？或许人们会说，因为林觉民在赴义前写下脍炙人口的《诀别书》，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参加广州起义的许多骨干，也与林觉民一样怀着必死的决心，留下《绝命书》而慷慨赴义的。比如，方声洞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海内外同志共谋起义以扑满政府，以救祖国，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望大人以国事为重，勿伤儿之死则幸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永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其奋斗精神和思想境界与林觉民也可媲美。但人们对方声洞及其《绝命书》则知之较少。

　　林觉民及其《诀别书》之所以早就广为人知，实赖于林森的推荐之功、宣传之力。

　　林森是福州人，辛亥革命元勋，对黄花岗烈士怀有特殊的感情。1911年春，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等前往广州参加起义的经费就是林森帮助提供的。1919年林森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期间，鉴于“草葬黄花岗72烈士之骸骨，尚是一堆荒土”，感到有愧于先烈。于是，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林森倡议向海外捐资并亲自主持了黄花岗烈士陵园的修建工作， 还于1919年4月29日(农历三月廿九)主持了盛况空前的黄花岗烈士的公祭活动，编纂了《碧血黄花集》和《黄花岗烈士事略》，为72烈士树碑立传，大力宣传烈士的革命精神，弘扬先烈的浩然正气。

　　1924年春，林森收到林觉民父亲林可山寄来的两封烈士家书（即《诀别书》），阅后十分动情，决定“谨将原书摹印广布”，并写下《林觉民烈士禀父书及致妻诀别书墨迹跋》，阐述了“摹印广布”此遗书的缘由：

　　其一，烈士的精神感人至深。“慷慨悽怆，至情至性，仁人与孝子相成，儿女与英雄并见。嗟呼！谁无父母兄弟妻子，烈士以爱天下人之故，牺牲其一身与其父母兄弟妻子之爱，融小我于大我，扩小爱为大爱，惟烈士能用爱，亦惟烈士能用情矣。又按两书皆作于三月廿六日夜，距三月廿九日之役，仅三日耳。非其见义之明、赴义之勇，与素养之纯，安能临大事从容不迫如是耶。” 林觉民在《与妻诀别书》中写道：“吾弃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而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幸福也”。舍生忘死，以救祖国；国而忘家，要为天下人谋幸福，其高风亮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林觉民面对清吏的审讯，大义凛然，正气浩然，连审讯他的张鸣岐幕僚也不能不惊叹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是奇男子。”临刑时，林觉民“俯仰自如，色不少变”。其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也同样令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其二，是回击反动势力对革命者的诽谤和唤起民众的需要。林森指出：“俗辈尝诟革命主义为破坏，且目党人为无赖。盖事大者功迟，非如南亩耕获可以计日收效。而党人成仁取义者，叱咤淋漓，不可一世之状，又为彼辈所不睹耳，使其读此当何如也。”由于反动派的歪曲污蔑和革命派的宣传工作未能深入到广大人民之中，以致在一段时期内相当一部分民众对革命缺乏应有的认识，有许多误解、曲解之处。因此才会发生在武昌起义后，江苏巡抚程德全把巡抚衙门换成都督府牌子时，用竹竿挑去几片檐瓦“以示革命需经破坏”的闹剧；才会出现鲁迅笔下的阿Q式的“革命”和华老栓用革命者夏瑜的鲜血蘸馒头医治儿子痨病的悲剧。林森深知革命宣传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当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九江时，官方报纸均标称是“土匪”起事，林森则让人把武汉寄来刊登革命军起义的报纸公开张贴，让行人观看。时值江西巡抚冯汝骙奉清政府之命率军援鄂，在九江候船的清军官兵看了武昌革命报纸，听了林森他们对革命意义的宣传后，真相大白，军心动摇，不愿登轮赴汉，撤回南昌，减轻了武昌革命党人的压力。林森等人的革命宣传工作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林觉民《与妻诀别书》中所体现烈士的深厚情感和崇高人格不啻是对封建统治者诽谤革命行径的有力回击。

　　其三，追思先烈，策励将来，是林森宣扬林觉民精神的宗旨。“前事不忘，既可慰在天灵爽；后死有责，庶共增爱国热诚”；“俾烈士精神长现人间，期振励国人，亦以供编史者采葺焉。”林森刊行林觉民《诀别书》正值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的三个月，是国共合作即将掀起大革命高潮之时，身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海外部长的林森亲自推介林觉民《诀别书》让国人了解烈士的高尚情怀，增进民众对革命的理解，以烈士的不朽精神“振励国人”，这与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思想是相吻合的，也确实发挥了弘扬烈士崇高精神，振励国人的独特作用。

　　由于林森的大力推介与公开宣扬，才使林觉民这感人至深、足以使之不朽的《诀别书》广为传播，流芳千古！从而使林觉民的英名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熠熠生辉。

　　附：

　　《林觉民烈士禀父书及致妻诀别书墨迹跋》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碑上所勒属闽籍者十九人，其中十人尤著，世称十杰，林烈士觉民其一也。林烈士已有传登森等所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中，今春承林烈士尊翁可山先生寄示林烈士绝命书两件，慷慨悽怆，至情至性，仁人与孝子相成，儿女与英雄并见。嗟呼！谁无父母兄弟妻子，烈士以爱天下人之故，牺牲其一身与其父母兄弟妻子之爱，融小我于大我，扩小爱为大爱，惟烈士能用爱，亦惟烈士能用情矣。又按两书皆作于三月廿六日夜（末署辛未系辛亥误笔），距三月廿九日之役，仅三日耳。非其见义之明，赴义之勇，与素养之纯，安能临大事从容不迫如是耶。俗辈尝诟革命主义为破坏，且目党人为无赖。盖事大者功迟，非如南亩耕获可以计日收效；而党人成仁取义者，叱咤淋漓，不可一世之状，又为彼辈所不睹者，使其读此当何如也。谨将原书摹印广布，俾烈士精神长现人间，期振励国人，亦以供编史者采葺焉。

　　中华民国十三年四月
　　闽侯林森盥志

林友华，辛亥革命网

许纪霖：废科举引发20世纪中国大变局

    没有1905年废除科举制，1911年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那些青年军官们，他们本来应该在科举的道路上攀爬，但因为科举制被废除，他们只能进军事学校，并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科举制被废除造成了整个中国20世纪的大变局，这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看清。

　　1905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科举制被废除导致中国传统的人才选举模式被终结，由此导致知识分子地位日渐下滑。在此之前，科举制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许纪霖：1905年废除科举是大事件，科举制被废除造成国家与社会的断裂，这种断裂至今还没有愈合。科举实际上是中华帝国选拔精英的制度，中华帝国之所以能维持两千年，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够通过科举制度不断把精英吸收到政治体系中，从而建立和维系政权的合法性。

　　科举制为社会的上下流通提供了渠道，这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并不存在。对中国人而言，哪怕是处于底层的贫苦放牛娃，只要能读书、愿意读书，就存在向上流动的可能，就能够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科举制强大的流动功能，使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够从底层源源不断地吸纳人才，从而维持政治的稳定。因此，科举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这个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废除的直接动因是认为这套制度不再适合新式人才的培养需要。但科举制被废除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精英选拔制度来代替它。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也与此相关。民国初年，开始有了国会议员选举，失去向上流通渠道的部分读书人把竞选议员视作新的“科举制”，把加入政党、当国会议员看成是做官，但这实际上并不具有科举制的功能。

　　废除科举制造成了社会断裂，从此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和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制度化的联系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成了自由浮动的资源，被抛向了社会，到了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我有个观点：没有1905年废除科举制，1911年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那些青年军官们，他们本来应该在科举的道路上攀爬，但因为科举制被废除，他们只能进军事学校，并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科举制的废除造成了整个中国20世纪的大变局，这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看清。

　　您谈到了科举制被废除与1911年辛亥革命的关系，能否谈谈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角色和作用？

　　许纪霖：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作为社会重心。中国的传统社会，按照金观涛的说法叫“超稳定结构”，从秦汉到晚清，虽然王朝有更替，但整个历史和文化都是连续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士大夫阶层的存在。首先，士大夫阶层拥有共同的信仰，相信儒家价值观。按孔夫子的说法，这种价值观被称为“道”，道高于政治，高于皇帝。第二，士大夫阶层是国家的领袖阶层，通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制度化联系形成一张网络，士大夫阶层都处于这样的网络之中。皇帝要统治天下，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依靠这批人。士大夫阶层不仅是国家的精英，而且还是地方社会的领袖。传统中国中央政府只达县一级，县以下都是自治的，这个自治主要依靠乡村精英领导，他们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方式，古代社会便把士大夫阶级和国家连结在一起。因此，科举被废除以后，这个阶级就开始衰落了。

　　士大夫阶级衰落导致民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缺少重心，没有新的阶层能够替代士大夫阶层原有的作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成熟，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崛起，但是他们很快就分裂了。知识分子群体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因为他们不再统一相信儒家的价值观，他们相信新的学说，新的意识形态。新式知识分子不再是依靠共同信仰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他们忙于各种论战，无法重新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胡适先生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感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同时起步，但现在却被人家侵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日本在现代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社会重心——武士阶级，他们相当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之下，中国在洋务运动开始后的数次运动中，虽然都在寻找社会重心，但却找不到。

　　您刚才提到士大夫阶层对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没有改变，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您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士大夫阶层有关系吗？

　　许纪霖：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礼治而非法治，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相信人。法治不相信人，它拥有严格的制度设计，建立了超人格的制度化体系。礼治却是建立在相信人的基础之上的，依赖于个人的德性，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礼治秩序，诉诸的是目的合理性（天下为公）、对权力之治道的规约和统治者的个人德性。它所缺乏的是宪政所必需的政道，即制度性、程序性的规定。

　　因此，在这个体系下，人就显得十分重要。传统社会中，儒家士大夫强调教化和道德的表率风气，希望通过个体的道德表率来引导社会风气。清朝末年，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一大批精英，造就了同治中兴的辉煌。如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都是这样的精英。但在他们之后，士大夫阶层再也没有出现过优秀人物，这个阶层已经开始衰落了。

　　传统士大夫阶层衰落之后，出现了一批过渡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属于这样的人物。他们对新学非常敏感，具有时代感，但他们身上文人气太重，缺乏成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手段。康有为这批人进行文化启蒙可以，但从事政治便力所不逮了。以梁启超为例，民国初年他有两次政治实践的机会，但从结果看，他的政治实践很糟糕。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是一流的，但作为政治家，他只能算作三流人物。

　　中国的状况和日本并不一样。“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对日本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但能进行思想启蒙，政治手段还很成熟。再比如伊藤博文，他在政治上就更加成熟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大政治家并不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一批人。中国在20世纪初缺乏成熟的政治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继去世，留下的是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作为政客，袁世凯是一流的，但他满脑子都是旧学旧思想。辛亥革命后，他主导了中国的政局，却闹出复辟的丑闻。民国初年还有一个大人物宋教仁。宋教仁死得太早，壮志未酬。他如果没死，会有多大的施展的空间也很难说。为什么？唐德刚先生说，宋教仁是一流的政治家、三流的政客。他有政治眼光，但是政治有自身的游戏规则，需要纵横捭阖的手腕。宋教仁树敌太多，他很有才气和能力，但缺乏政治手腕。

　　至于革命党中的其他人物，比如孙中山，他有革命的理想，但在政治上也不成熟。民国初年，中国的精英阶层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现象，传统的士大夫阶层难以产生出优秀的人物，新式知识分子还年轻，他们要等到五四运动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那之后才产生出一批豪杰之士。不同于传统，那时候产生的大部分英雄豪杰都处在边缘地位，都不在体制中心。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种势力互相较量，稳定选拔人才的制度并未建立起来，不同势力之间在互相争夺人才，谁聚集更多人才谁便能在竞争中获胜。民国初年中国处于乱局之中，出了许多英雄豪杰，但由于科举制被废除，这些优秀人才并不能进入体制，另一方面，体制也缺乏吸引力，吸引不了精英。

　　民国初年的中国，始终没能建立起宪政。宪政作为制度化的体制，能把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吸引到体制内。北洋政府和国民党都未能建立起宪政体制。国民党虽有军政、训政、宪政的规划，但在蒋介石仓惶离开大陆之前，什么体制都未能建立起来。

　　科举制被废除以后，精英和体制之间的联系断裂了。精英阶层整体趋势是向边缘走，最终边缘力量崛起，强大到战胜了体制，实现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变革。乱世之中，各种豪杰会不断涌现，但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体系来吸引和接纳这些人才，国家终将是不稳定的。

　　您提到科举制被废除导致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化联系被切断，为什么这种联系被割裂后知识分子就不再是精英阶层了？他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越来越边缘化？

　　许纪霖：民国初年乱象迭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这个时代可以被称作乱世。什么叫乱世？乱世就是，既有的社会结构秩序被打乱了，天下豪杰蜂起，社会出现了暂时的不平衡。乱世之下，体制吸引不了人，体制中心不稳定，处于不断的变化更替之中，比如北洋政府的内阁就不断在变。因此，即使有人才进入体制，他们也会不断被抛出。在这种巨大的离心力之下，知识分子就是先被抛到体制的边缘，最后再被抛出体制，由此产生出了一大批的边缘人。

　　按照杜亚泉的说法，边缘人群包含两个部分：一类叫做游士，另一类叫做游民。这两个阶层一定要结合起来才能成就大事。游士是一些原本希望进入体制的读书人，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而被抛出来。最早的革命者都是读书人，这叫游士。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还要借助社会力量，这便是游民阶层。游民不是个别人，而是一大群人。乱世之中，土地不再能吸引农民。有些人失去了土地，他们希望到城市谋生，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财产，由此形成数量庞大的游民群体。游民和游士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改朝换代的力量。这两批人如果成倍增长的话，天下便会很危险。

　　科举制从理论上肯定了“士”的道德与知识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和商人的财富，这对中国的社会形态而言意味着什么？

　　许纪霖：张灏教授做过一个研究，我非常赞同，我接着他的看法继续做过研究。科举制被废除以后，知识分子的演变实际上有两个相反的趋势。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下降。由于军人和商人集团崛起，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在向下走。

　　张灏教授还分析过上升的通道。他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发展，加之大学的崛起，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借助于媒体和学校，知识分子掌握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核心，由此声势浩大。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之处，在于重视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民意，来自于公共舆论。知识分子掌握了公共舆论，掌握了民意，所以影响力较之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最后还是不能起决定作用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的基础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背后缺乏支撑他们的阶级力量。知识分子自身是自由飘浮的，内部互相分裂。

　　民国初年，曾有阶级支撑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上海、江浙的资产阶级曾一度显得具有力量，他们和知识分子联手召开国事会议，民间制定宪法，但很快国民党便把这股力量压下去了。抗日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和民间力量被整体摧毁了。尽管194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舆论声势浩大，但背后却是空的，没有实在的阶级支撑。国民党最后也失去了支撑阶级，它本来有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撑，但由于通货膨胀，整个城市中产阶级都抛弃它了，再加上腐败、专制、言论不自由，连国民党底层的文教官员、基层公务员和教育界都抛弃它了。知识分子背后缺乏一个阶级的支撑，这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大问题。

　　知识分子掌握的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要有力量，需要有市民社会的支撑，没有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是空洞的公共领域。

　　如果将科举制被废除看作一个转型的起点，那么，今天中国这种知识精英的转型是否已经完成？

　　许纪霖：但我并不认为存在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知识分子的发展并不是说从传统到现代，这种看法预示了一种目的论，好像传统是坏的，现代是好的。问题恰恰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怎么在当下的时代继续自身应有的担当，这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士大夫的一些精神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而不是抛弃。现代社会也有很多坏的观念，比如说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需要反思。整体上我并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转型。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这是最大的问题。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士志于道”。要有担当，关注家国天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今天的知识分子想的都是一己私利，这是最大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产生，第一是因为没有信仰。现在的知识分子信什么？他们大概什么都不信，只为稻粱谋。第二是因为不独立。他们本身依附于体制，在体制之内无法超越出来，缺乏独立性，成为体制的依附者，这使得知识分子今天大多只考虑自己。

　　杨超，《看历史》2013年第10期

袁世凯最诡异的一次“卖国”

在后世给袁世凯所拟就的各种“卖国”罪名中，善后大借款最为诡异。这笔民国初年数额最大的外债，历来被视作军阀为个人利益，而非法出卖国家利益的典型。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善后大借款”迄今仍被主流学界视作卖国行径

所谓善后大借款，系指1913年，袁世凯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以盐税、关税等为抵押，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进行的一次大借款。借款总数2500万英镑，利息5厘，分47年还清。

对这笔借款的主要指责有二：1、非法向帝国主义借款；2、目的是镇压革命党

对于善后大借款，社科院学者李宗一在《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一书中的分析代表了传统的主流观点：1913年，“当袁世凯决定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援，否则进行战争是很难想象的。为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4月23日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

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说法，“把钱借给袁世凯是为了帮助改组政府，并且毫无疑问，债权人对于这些钱如何花费不会做过于细致的监督。可能有必要摆脱竞争者，并且，如果孙中山的某些幻想的主张被那些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办的认真的人们所消灭的话，我们也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此得出结论，说袁世凯“确是用了这笔借款来屠杀革命党人的。”

国民党当年是善后大借款的主要反对者，并发动了“二次革命”，所以一直以来视大借款为卖国。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仲孚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康熙图书网路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2月版）说，“袁在未经国会同意之下，先向英、法、德、日、俄等五国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作为扩充军备之用，史称‘善后大借款’。”

事实上，借款合同符合国际惯例，用途也非镇压革命党

袁世凯向来被指利用善后大借款出兵镇压“二次革命”。其实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在合同中已经规定清楚，主要是清还外债、赔偿各国在革命中的损失、遣散军队，以及作为政府的行政费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主要凭借的是另外几项借款。

善后大借款的合同规定符合国际惯例，不能以此指责袁世凯卖国

善后大借款总数2500万英镑（大约相当于20亿银元），利息率5%，利息从借款债券发售之日算起。还款期限为47年，前10年仅付利息，从第11年开始每年要还约24.6万英镑。本息共要赔偿约6789万英镑。

善后大借款在字面上的金额是2500万英镑，但借款债券在欧洲只能以九折上市，再扣除6%的佣金，给予中国的借款实际只有2100万英镑。因大借款到手金额只有名义上款额的84%，以至长久以来都被看做是袁世凯卖国的罪证之一。事实上，借债有借债的规矩。学者贺水金说的好，“中国政府在善后大借款中支付的费用，包括利息、折扣、汇费、经理费等项，这是借款作为经济行为必须遵循的经济法则，是必须支出的费用。此乃经济学常识，谈不上卖国，至于是否造成经济损失，则要看费用是否过高，且应从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状况来判断。”

中国政府签下善后大借款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世界局势动荡，金融市场供应不足，而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又没有足够的信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借到大笔资金，就必须付出相对高一些的利率、折扣，以及能让债主满意的抵押。即使如此，善后大借款5%的利率也算不上很高，同一时期，英国贷款给信誉较好政府的利率是5%，给信誉较差政府的利率达8%。与中国地位差不多的墨西哥，当时向法国借款2000万英镑，需要付出的利率是6%，折扣率为10%，偿还期40年。所以，袁世凯主持的善后大借款符合国家金融市场的惯例，谈不上卖国。

借款使用被严格限制，几乎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和维持中央行政开支，而非打内战

善后大借款一开始就被国民党视为是袁世凯在为镇压革命做准备。1913年在国会当议员的吴景濂回忆，“因为这项借款都是用于江西和南京的战事，充当军费及政治费的。袁世凯想讨平国民党，蓄意甚久，所以先借款预作准备。”这也是国民党籍议员激烈反对善后大借款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善后大借款合同中包括“借款审计”和“规定借款用途”两项，袁世凯无法自行支配借款。合同上的规定后来都被一一落实，借款使用情况如下：（1）用于中国政府业已到期清还各款（约590万英镑）；（2）用于各省现有借款全数（287万英镑）；（3）用于中国政府不久到期各款随时清还之用，连预备赔偿各国因革命所受损失一项亦算在内；（200万英镑）（4）用于遣散军队(130万英镑）；（5）用于现时行政各费（550万英镑）；（6）用于整顿盐政事务（200万英镑）。各项相加，已经花去了至少1957万英镑。

1913年11月的《申报》推测大借款在合同外余款的使用，“移充南方军需者若干镑”“各省欠饷累累，藉充其用者若干镑”“各师军饷无着，籍以抵充者若干镑”。以2100万减去1957万可知，袁世凯能从善后大借款中拿出“移充南方军需要者”至多100多万而已。袁世凯为打内战而签下大借款的说法不攻自破。

至于整顿盐务一项，在盐务署内设立稽核总所，由中国人任总办，西方人任总管。在各地产盐区设立稽核分所，由中国人为经理，西方人为协理。现代化的盐政管理体系逐步在中国建立起来。芮恩施说，“虽说1913年发生了叛乱，政治局面很不安定，但是一般商业仍很活跃，海关和盐税的收入也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这两项税源已足够支付当时所订长期外债的利息，并加以清理；这两个外国人管理的机构，为中央政府获得了偿付这些债务的款项，并使其不致公开破产。”这是同实情相符的评论。

袁世凯与南方国民党作战的军费，用的是另外的借款。1913年5月到9月，梁士诒署理财政总长期间，向奥地利借到总计350万英镑的外债，被用来订购钢材和军船。他还经手了一笔向日本川崎船厂购买弹药的订单，总额约33.4万日元。这几笔借款，都言明是“因江西事变拟添购军火各节”。因“二次革命”是李烈钧在九江发起，故称为“江西事变”。

真相是：没有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所谓“中华民国”就得完蛋

百年来的大多数论者，一般只强调袁世凯政府绕过国会、非法签订大借款；或者抨击袁世凯以盐税作抵押，是卖国行径。很少有人注意大借款的背景：中央政府财政窘困，处于破产的边缘。

“南京临时政府”国库中仅有十块大洋，孙中山亦被迫对外借款，但却没借成

孙中山为革命奔走数十年，深知财源的重要性。所以在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没有急于回国，而是转道欧洲，向英法寻求贷款。不过孙中山最后空手而归。1911年12月，孙中山抵达上海时，只好对记者们说：“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

胡汉民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他回忆，“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总长因在沪，次长愈彷徨无策。”

自咸丰年间开始，关税就掌握在外国人管理的总税务司手里，每年所得关税大部分用来偿还赔款和外债。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曾试图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在列强的压力下，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革命前，一些地方的关税在偿付赔款或外债后，还能留有“关余”，补贴地方财政。南北对峙期间，正常的商业活动遭到破坏，各地关税数额显著下降，非止没有了关余，甚至连偿付外债也不够了。

临时参议院成立时,黄兴在发表演讲时说,“兵事非有财力不可,既无税可收,则非借外债不可”。南京临时政府商谈的外债主要有四笔，成功的仅苏路借款一笔。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借款均因在参议院内外遭到强烈反对而未果；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先在临时参议院勉强通过，但也终被否决。

临时政府为巩固革命成果，急需款项支持。所谓事急从权，而刚刚成立的临时参议院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在法律条文上较真，阻挠政府借款。临时政府没有财力与北洋军继续作战，只得同北方妥协。没钱，维持不下去，是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的极重要的因素。

政府迁都北京后，财政状况同样恶劣，上缴中央的税款仅及前清的十分之一

自晚清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不断对外支付赔款、举借外债，到了清朝末年，每年财政赤字达到2000万—7000万两白银。1912年3月，熊希龄出任财政总长，他清点国库，“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

辛亥革命后，各省督军拥兵自重，私自截留地方税收。1913年10月，副总统黎元洪在《政府公报》中说，“各省在前清时协解中央款项年有定额，迨国体改革，解款顿停，虽经本部屡次电催而协解之金终属寥寥无几，总计由民国元年迄今所收齐豫湘粤等省之解款不过260万余元，车薪杯水，无补于艰。”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当时民国“中央政府收到各省上缴来的税款总数，估计没有超过1912年前清政府预算的十分之一。”

地税可望而不可即，袁世凯所能掌握的只有关税、盐税和厘金（货物税），关税是偿还外国赔款或债务的抵押金，而盐税、厘金管理无序，能为政府提供的直接收入相当之少。《东方杂志》刊文，“民元之财政混乱，至今未有准确凭据，9—12月预算，中央政府总收入2719万余元，总支出7009万余元，入敷之数实有4289万元之巨。”财政专家杨汝梅说，“民国元二两年，中央绝无收入，当此破坏时代，一切维持费较之平时自增数倍，中央绝无收入，何能维持，彼时维持之道，全持外债。”

中央政府一穷二白，须处理的问题却一箩筐。不借款，所谓“中华民国”就只能散伙

1913年的大借款被称为“善后大借款”，顾名思义，这笔钱的用途就是要给辛亥革命善后。需要善后的内容包括：“一、整顿北京的统治机构，加强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统治力量；二、结束南京临时政府，首先是遣散南方的军队；三、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四、履行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

第一点是民国政府必需的行政费用，主要是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第二点针对的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先后招募的20余万民军。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后，负责裁撤民军。当时南京留守府所属民军每月需要的饷银就在500万元以上。政府无力承担这笔开支，拿不到饷银的民军曾于1912年4月在南京制造了一场大兵变。民国政府要把这些人打发回乡，必须拿出一大笔钱作为遣散费。

第三点是民国政府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开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即宣布：“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许毅等学者统计，晚清外债大约有208笔，债务总额为库平银13亿两。到1905年时，清政府每年应付本息已占到岁出的31％。以《辛丑条约》为例，清政府每年需筹还赔款2200余万两，民国政府也要如数偿还。当时新生的中华民国还没有获得欧美各国的承认，如期偿还债务，有助于加速中国与列强建交。与债务数量相比，民国政府承诺给清室的400万元优待款就不值一提了。

对于善后大借款，陈志让在其《袁世凯传》中评论说，“其主要目的是挽救袁世凯政府免于全面的崩溃。”

参考资料：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胡汉民自传》、吴长冀编《八十三天皇帝梦》、陈志让《袁世凯传》、贺水金《重评善后大借款》、王苗薇《民初财政部研究：1912—1916》、马陵和《民初国会和外债问题》、杨涛《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王善中《民国初年的财政与外债评述》等。

结语：

百年来的历史讲述，对善后大借款的歪曲，正是“成王败寇”逻辑的典型——既不问借款背景，也不谈实际用途，只消扣上一个对己方有利之解释，即万事大吉，一劳永逸。

騰訊《今日话题》历史版，2013-10-15 第0227期

宋儒孝南：辛亥革命，忘了挺好

 　　辛亥革命102周年，除了台历上的提示之外，几乎为人们所淡忘。其实，这样挺好。

　　我们对辛亥革命，往往存在一种纠结的心态：要革命？还是要改革？

　　诚然，辛亥年的那场所谓“革命”，将中国延续了2132年的王朝政治送入了历史的深处，然而，这场暴乱也并没有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革命党内讧、孙文虚荣心的膨胀，以及老袁父子费尽心力的力挽狂澜，甚至最后不惜以复辟帝制而换取形式上的步调统一，既而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总统轮流做……直至北伐战争，整整17年，中国政治的宏观规划，处于完全的真空之中。

　　辛亥年，转眼过来就是壬子，可在所有对于这个庞大的国度有着宏观认知的人们眼中，这两个古老的年次，前一年意味着改革、意味着新生，更意味着“政治进步”就在眼前；而 后一年，则意味着军阀割据、意味着诸省自治，更意味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纷繁乱象正式拉开序幕。

　　孙文在南京自封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可南京政府的雇员们却无奈的发现，在一千多公里外，还有个“北京”，在那个被九座城门包裹的城市之中，还有个前朝的宣统皇帝。

　　这可就不好玩了，一个主权、两个政权，这怎么搞？因此，二者必选其一。不是民国滚蛋，就是清室下台。

　　令人纠结的地方就在这里，无论是民国滚蛋，还是清室下台，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北方政权本身就将孙文政府视作“叛党”，要是南北谈判，岂不丢了天朝的脸面？而南京的孙文，他自己也许很清楚北方的高傲，因此，他也懒得派使前往北京，请那帮王公贵胄自己退出历史，因为这绝不可能。

　　可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出现了。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由于他的出现，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清帝退位了，《清室优待条例》出台了；至于孙文总统的宝座，也因为袁慰亭的功劳，而顺理成章的落入了项城囊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民国迁都了。

　　这无疑是袁世凯在哪个时候，做出的最为正确的选择。孙文想让他老袁把皇帝拉下马后，再去南京就职大总统，这就等于是说他老袁帮孙大总统干活之后，还要跑上门去，尊他孙逸仙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太上皇”，袁项城又不是脑子短路，他能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吗？

　　因此，要老袁干活可以，但坚决不能白干。至于酬劳：1.袁大总统在北京就职，都城必须设在北平；2.老袁要干就干正式的大总统，“临时”两个字不要。也就是说，对老袁而言 ，满清主子没了，你孙文这个曾经的小混混兼二杆子现在妄想充大个儿，门儿都没有。

　　事实证明，老袁的确没有低估孙文的人品，民国元老赖将起来，与茶楼酒肆的赌客并无二致。等老袁在北京发表过就职演说，回到办公室的慰亭差点没被桌上的一叠文件气的吐血。其中第一页赫然八个大字：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通篇突出的主题只有一句话：孙文为民国政治理念的教父、总设计师。至于新任大总统袁世凯，你去掉“临时”二字如何？迁都北平又如何？你只不过是给孙大总统打工的雇员而已。

　　好了，彻底上当了。

　　在《临时约法》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国的土地上，一夜之间陡然冒出了无数个自称法律效力等同于中央的政权。大汉四川军政府、江苏都督府、云南军政府、上海督军府……种类齐全、花样繁多，且有的省实行上下两院制、有的省实行参众两院制，最奇葩的应该算是湖北，继承了晚清的资政院-谘议局制度。行了，袁世凯大总统彻底懵了，这哪是什么联邦政府？这简直就是列国纷争、诸侯称霸。

　　这还不算，更恶心的在于，卸任临时大总统后的孙文，带着他的徒子徒孙，在全国各地到处游说，质疑袁世凯对于民国的诚意。直接挑起云南、上海以及湖北等省对于北京政府的敌意。袁大总统见势不妙，以诱导性的方式在京软禁了黎元洪，并急召蔡锷进京任职，无奈蔡松坡将军也有自己的打算，故而同床异梦，双方斗了几年，直到蔡锷回到云南起兵讨袁，这才算完。

　　蔡锷，因为义愤讨袁，换来了他想要的名誉：死后国葬。他这一生，因为痞子运动，进而誉满天下、名垂青史。

　　随后的几年，袁世凯面对的局面大致如此。内斗不断升级、花样逐渐翻新，并且还伴随着民国元老的拆台；至于外患，更是难于处置，因为无论他怎么做，都会有批评的声浪为其送来无微不至的关怀。

　　老袁想来个痛快的，一了百了。因此，他想赶走孙文，可没想到，却赶出了“护法运动”；想平息巷议，却被扣上“压制言论”的帽子；想要集中精力搞建设，却被质疑“劳民伤财”……这么个玩法，还怎么搞？没办法，称帝吧，至少皇权在手，可能还会有点作用。

　　可小人的逻辑，从来不为政治家而设计。“洪宪帝制”立刻便被四面八方飞来的口水淹没，最终，袁世凯也被淹死了，还被钉在了某些政客为其建造的所谓“历史的耻辱柱”上。

　　辛亥革命，就换来了这样一个纷繁的乱世。民国六年（1917年），与孙文一样同为痞子的康有为在与友人晤谈时，曾感慨革命后不如革命前，且表示“宁要真改革，不要假革命”。也总算是此公良心发现，说了他这辈子少有的几句也许比较中肯的实话，之一。当然，这段话也如仪的被后世学者归入了这位南海先生“复辟思想”的言论序列之中；但是，康有为也许真是对的，至少，在北伐战争之前。

　　辛亥革命102周年，没有多少人再如往年那样，激动地利用各种形式，怀念那个二杆子精神大爆发的伟大时刻。也许，忘了吧？不过，忘了挺好。

　　2013年10月10日

　　宋儒孝南，共识网

“我为革命造谣言”

当下媒体的各种言说中，不少人会选择诉诸历史（当然还有诉 诸外来和尚或其他权威的，有时还搅在一起）。借古讽今也好，影射史学也罢，这确为不争的事实。比如《南方都市报》，就专辟了一个《历史评论》版，对时事热 点从历史角度予以解读。类似的还有很多，有心的读者自可留意。在此过程中，选择哪些史实来进行言说，就很耐人寻味了。比如今年的各种纪念史学中，不少媒体 把目光瞄向了二次革命爆发的1913年，毕竟逢百年，算大庆。所以宋教仁遇刺案，以及民国的歧路等话题就很热闹。而对其他一些逢十逢百的年份，比如此前十 年，即1903年的苏报案及相关问题，则似较少注意。   　　倒是凤凰网2011年推出的一个专题，值得注意。当时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他们策划制作了一套颇为别致的清末十年特刊《穿越报》。其第三 期尤为有趣，总题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为革命造谣言”，结合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对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之前因后果及相关话题，进行了比较通俗简明 的介绍。比如指出清政府在苏报案上说不上搞文字狱，反倒是号称英雄的章士钊、章太炎等人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且不说他们的大部分推翻政府的言论在任何文明 国家都可以算得上是犯罪，就是为宣传革命而捏造消息甚至伪造“上谕”，亦更成问题。多年以后，作为当事人的章士钊回忆说：登载《严拿留学生密谕》后，清廷 谴责为捏造，《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抄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象，可从《苏报案纪事》字里行 间看出”。凤凰网标题中的“我为革命造谣言”，脱胎于此。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新闻人这样做只是偶一为之。“我为革命造谣言”的活动，辛亥革命前后还在不断上演。比如武昌起义爆发后，《民立报》发表 的很多消息，说什么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外国友邦乐观支持等，就并非事实，而是为了鼓舞人心而刻意编造出来的“谣言”。当时在伦敦的章士钊再度大显身手，笔 杆儿一摇，就向国内发回不少这样的不实信息。类似的情况，在有名的《新青年》杂志上也上演过，而且是“双簧”。   　　当时陈独秀等发起文学革命，反响寂寥，他又“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怎么办？好比做戏，得有“反角”，只好自己撰文反对自己了，何况， 使反对言论于己有利的最好办法就是由自己冒名提供反对言论。于是，钱玄同炮制出一封王敬轩来信，刘半农则以编者身份奉答。两信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 载于1918年3月的《新青年》。即便如此，也没有引来预期的“反响”。戏还得演下去。6月，刊出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来信，作答的陈独秀 似乎不知“妄人”王敬轩的来历，但他应知道“崇拜王敬轩者”乃何许人：全信仅两行字，却有三处（浮一大白、崇论宏议、自由讨论学理）为其本人的习用语！7 月，钱玄同借批“戴主一来信”（系伪造）来“驳王敬轩君来信之反动”，称“本志易卜生号之通信栏中，有独秀君答某君之语，请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农君答王 敬轩君如此措词的缘故。来书中如‘胡言乱语’、‘狂妄’、‘肆无忌惮’、‘颜之厚矣’诸语，是否不算骂人？”躲在黑暗中骂自己，然后对公众说是别人在骂 他，并对这种无耻的詈骂感到强烈的义愤，以致回骂起来理直气壮——这也算一种奇观了。   　　为此感到不安的胡适，在给好友任鸿隽的信中透露了“王敬轩来信”的内幕。后者很吃惊，不敢相信：一是“君等无暇作此”，更重要的是“为保 《新青年》信用计，亦不宜出此”。陈衡哲说，“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任鸿隽以为不然：假如“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 谁复信之？又君等文字之价值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途危者也”。可惜，如任鸿隽这样的清醒者太少。更多的人，倒是义无反顾地走上 了“我为革命造谣言”、“我为革命演双簧”的不归路……中国新闻人百年前的这种选择，可谓流毒匪浅。诚如一位网友留言所说：这个观察，到如今还适用吗？不 妨清夜扪心自问。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刘宪阁，《青年记者》

被遗忘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功臣徐达明

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首义的枪声震惊寰宇，在义军当中，一位投笔从戎的青年在听到枪响之后，迅速率队与熊秉坤部在楚望台会师，一起进攻清督署。此人便是徐达明，那一年他刚23岁。诸多史料显示，在武昌首义时，徐达明是义军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英雄，如今却几乎被遗忘。辛亥革命并非以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和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为最终目的，而是要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虽然宪政民主体制在民国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从那时起，总有源源不断的仁人志士在为实现宪政民主而努力。徐达明虽然逝世了，但他和其他革命先烈的精神却不会淹灭，并会被薪火相传。

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首义的枪声震惊寰宇，在义军当中，一位投笔从戎的青年在听到枪响之后，迅速率队与熊秉坤部在楚望台会师，一起进攻清督署。此人便是徐达明，那一年他刚23岁。诸多史料显示，在武昌首义时，徐达明是义军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英雄，如今却几乎被遗忘。

历史功勋不容抹杀

徐达明生于1888年3月12日，逝世于1914年2月4日，字介舟，湖北鄂城（今鄂州）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领袖之一，与蔡济民、吴醒汉、王文锦合称“四大金刚”。早年投入湖北新军，曾调陆军将弁学堂深造，后升任陆军第八镇步队第三十标排长。曾先后参加过日知会、群治学社会社、振武学社，1911年转入文学社，不久又加入共进会。

徐达明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徐达明成为了当时权力核心——谋略处成员。能进入谋略处的人几乎都是义军当中的骨干，不过，谋略处的成员均是20岁出头的青年，运转不到一周便改为参谋部，蔡济民任部长，徐达明任次长。此后，军政府派徐达明与吴兆麟、李作栋、蔡济民四人清理湖北全省储款，为革命提供了大量经费。阳夏之战时，徐达明驰临前线督战。南北议和后，徐达明任毕血会会长。民国成立后，徐达明任湖北稽勋局调查长，后授陆军中将。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就过了一个世纪。武昌起义的历史虽然渐行渐远，但每当其纪念日来临之际，那响彻夜空的枪声就会自然而然地在人们的心中回响。在辛亥百年的时候，国内外出版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包括相关人物传记和相册，然而在厚厚的一本《辛亥人物像传》当中，竟然找不到徐达明的传记和照片，而湖北黄陂作家裴高才的《辛亥首义百人传》也只是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提及徐达明，这种不客观的做法令人心寒。

综合各种史料记载，如果要对武昌起义的参与者进行功劳排名，徐达明应在20名之内。最为离谱的是，在32集电视连续剧《武昌首义》里，徐达明的名字一直都未出现，该剧第五集中“楚望台会师”的场景里，有张振武率领三十标起义官兵来到楚望台的镜头，字幕称张振武为“革命党陆军三十标总代表”。张振武虽然在武昌起义中功勋卓著，但他当时根本没有到楚望台，也并非陆军三十标的总代表，率领三十标起义官兵来到楚望台的革命党代表实际上是徐达明、吴醒汉以及马明熙等人。

英雄早逝举国悲痛

世事难料，天妒英才，徐达明在1914年2月4日便撒手人寰，年仅26岁，虽然有资料显示他逝世于1915年，但查阅《徐氏家谱》发现，他逝世的日期实际上是民国甲寅年正月初十日丑时。当年，他的咯血病复发，不得不请假就医，最后医治无效而病逝。不过，鉴于张振武、蒋翊武等谋略处多名成员都在民国初年死亡，有史学者认为徐达明之死或许另有原因。徐达明逝世前已有妻小，他的逝世既让当时的军政界感到震惊，也给妻小带来了无尽的悲痛。

徐达明逝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众多民国大员亲临葬礼现场，黎元洪、吴兆麟等军政要员都为其敬献了挽联。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军政要员对徐达明的评价是非同寻常的。现辑录如下：

为国事尽瘁十年，功在凌烟君不朽；叹楚才又弱一个，怆深袍泽我尤悲。（黎元洪挽）

海水拍飞涛，昔日军中惊义烈；将星沉大陆，此事天下哭英雄。（吴兆麟挽）

千里致奠刍，怜君子幼妻单，此日抚琴空洒泪；孑身伤棋局，愧我离群独立，何年下榻再谈心。（王文锦挽）

何处觅芳型，幸有伟业奇勋，常使英名留汉水；一朝成永诀，太息孤儿寡妇，空将血泪洒桃花。（张其亚挽）

险阻君备尝，想当年收复河山，深资臂助；肝胆谁与共，叹此日知交零落，倍觉神伤。（张志雄挽）

从今不尽人情感；怀旧益深风雨悲。（杜锡钧挽）

我同公瑾论交，记虎跃神州，天下英雄能有几；谁与徐君挂剑，痛鹤归华表，九原知己更何人。（蒋秉忠挽）

功勋卓著反引文革浩劫

虽然徐达明官拜陆军中将，但是，生前却一直是穷困潦倒、家徒四壁。徐达明逝世前留有一子，在其逝世后，兄长带着其子找到黎元洪，黎元洪拨专款修建了300平方米的房屋，此屋在抗战时期遭日军轰炸，后仅存三分之一。民国政府为了纪念徐达明，在1945年的时候曾经将他所在的乡镇更名为“达明乡”。

徐达明的逝世给家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无穷无尽的灾难。中共建政之初，政府对其家人还算是尊重，据说每年还会给一定的经济抚慰。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因为徐达明的民国将军身份，其子孙大受株连，其子因为挨整挨斗，结果被逼得精神异常。拿着徐达明的勋章和证件等遗物到街上鸣冤叫屈，被当时的乡武装部长没收。

徐达明有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因为政治迫害，两个孙子先后夭折，而唯一的孙女则在生了四个儿子之后，也被逼得悬梁自尽。徐达明的直系后代中男丁已尽，最后，只能招一个孙女婿入赘，承续他家的香火。在与徐达明后裔的交往中，原以为提及徐达明能给他们带来自豪感，然而，带来更多的其实是伤感和痛苦的回忆。

徐达明逝世之后没有跟刘静庵等首义烈士一道葬于武昌伏虎山，而是葬在了自己家乡的田野里，与同村的一些平民墓相邻为伴，距离其故居仅300米左右。这或许是他生前的选择，因为家有孤儿寡妇，他在眼睛闭上的那一刻，内心不可能是轻松的，而是有着无尽的牵挂。文革时期，徐达明的墓碑被人挖走沉入池塘，文革结束后，方被其孙女婿与重外孙重拾复立。

仅存的三分之一故居原本一直有人居住，直到21世纪初，他的后裔才搬出去到城镇谋生和定居。让人痛心的是，残存的故居在2005年又被人强占去三分之二。仲秋的黄昏，看到残存的徐达明故居上的残垣断壁，看到徐达明坟墓上茂密的杂草，让人倍感心酸，欲哭无泪。

世事沧桑，当年的鄂军都督府每到双十节前后，便成为了海内外游人慕名观光的圣地。在那栋红楼内，历史上都督府的办公场景都得到了再现，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当年部分英烈们的照片，他们的生命均已过往不复了。走进红楼，首先进入的是当年谋略处的办公室，里面摆放着十几位首义英雄的名牌，其中就包括徐达明，这或许能给人一丝慰藉。

实现宪政民主才能告慰先烈

辛亥革命并非以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和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为最终目的，而是要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虽然宪政民主体制在民国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从那时起，总有源源不断的仁人志士在为实现宪政民主而努力。徐达明虽然逝世了，但他和其他革命先烈的精神却不会淹灭，并会被薪火相传。

前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中国高层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对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先烈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目的不是为了继承先烈的遗志，而是为了统战。这从最近几年国内人权状况每况愈下，政治改革丝毫没有启动便可以断定。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要实现宪政民主任重道远，不过，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不管阻力多大，宪政民主的梦想一定能在中华大地上成为现实，而这才是对先烈们最好的告慰。

2013年9月25日

刘逸明，民主中国

马勇：解除党禁——大政治家的无奈与胆识

 　　1911年10月30日，也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后20天，滦州兵谏第二天，清廷根据资政院请求，宣布解除党禁：

　　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

　　这简短几句话，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篇章。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结党合法性。中国人为了这个决定，付出过沉重代价。仅自1898年秋政治逆转始，革命党、保皇党，因言获罪被杀被抓被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者不计其数，无数体制外大小规模抗争没有让清廷屈服，连篇累牍控诉檄文更没有让清廷在政治改革根本点上让步。一场体制内哗变终于踢倒多米诺骨牌，人们原本看不到希望的事情，说来就在一夜之间。遗憾的是，清廷作出如此重大让步，依然没有保住江山不变色。两个月后，大清王朝退出大中国实体统治，只能在紫禁城里继续称孤道寡。

　　清廷作出如此让步，为什么没有保住江山？严复一个星期之后（11月7日）致信《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一语道破问题本质：

　　本以为10月30日诏书会使革命党人得到抚慰，感到满意，可以较容易同他们和解，可是我们大错特错了。

　　严复强调，错误不是这项政策，而是错失了良机。假如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武昌起义前十天宣布这项决定，那将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历史证明严复的判断准确无误，清廷的让步太迟了，解除党禁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清廷的宣布已经无法让革命党、改良主义者激动了。

　　但是，就现实层面而言，没有这项宣布，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改良主义者照样不敢光明正大回国，更不敢名正言顺介入政治。不久前，梁启超曾经偷偷潜入国内，准备运动他在清军中的学生或追随者，但当他发现被通缉被抓捕的危险依旧时，梁启超还是乖乖地悄然返回日本。

　　至于革命党，比如孙中山，后来总有人以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过于冷漠，不可思议，其实这些抱怨多少有点不明底里。

　　第一，武昌起义说到底是体制内抗争，里面确实有一些赞同革命的人，但这种赞同主要不是因为认同革命的合法性，而是因为清廷不改革。革命与改良当时就是一个跷跷板，改良停滞了，革命就加剧；革命加剧了，往往又能倒逼改革。所以，孙中山还是比较明白武昌的革命与他的革命并不是一回事，那些领导者，并不是他的人，因此他不会贸然回国。

　　第二，孙中山自1895年始，就是清帝国头号通缉犯，他的罪名不仅仅是言论罪、政治犯，而且自1895年广州起义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这一系列暴力革命事件都没有结案，孙中山在没有安全保障情况下，怎能贸然回国，自己送上门来呢？

　　所以，从现实政治进程上说，解除党禁意义重大，在这项宣布后不到一个星期，江亢虎几个月前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在上海合法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中国就此开启了政党政治新时代。

　　从中国历史大势说，解除党禁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传统宫廷政治的结束，是现代民主政治运动的开启。

　　传统中国向来不赞成结党，不赞成结社，结党、结社，总是和营私结合在一起。所以，当中国面对西方刺激，不得不走向近代时，中国人并没有在政党政治上有过多想法。在1860-1894年经济快速增长的35年洋务时期，除了极少数知识精英意识到西方富强背后的制度因素，注意到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外，更多的人还是陶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上。

　　洋务的成就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中国没有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是照样获得了比日本还要大得多的经济成就吗？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真诚相信“中体西用”，相信国家主义，相信中央集权一元化领导下的效率、快捷与不可思议。政党政治，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早就知道，但他们只看到了政党政治过于重视程序正义，牺牲了效率，牺牲了速度，不知道没有制度合理的增长相当危险，增长得快，丢失得也快。

　　1891年，中国的增长被国际上叹为观止，以为奇迹，中国重回亚洲第一，尽管还要屈居世界第二。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一场局部冲突让中国增长原形毕露，大中国竟然不敌“小日本”？！

　　1895年后，中国转身向东，走向维新。中国精英开始意识到“群”的力量，政党的意义。孙中山在海外筹组兴中会，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内操办强学会。国内外类似组织如雨后春笋，中国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1898年秋政治逆转，打开的政治空间又被堵死。

　　1901年，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打击后重启新政，特别是经历了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后预备立宪，中国由此进入政党政治时代。1906年，江浙地区立宪党人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宪政研究会，不久改组为预备立宪公会，东南地区士绅、实业家以及政界领袖如两广总督岑春口或积极参加，或给予资助。

　　第二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发起成立宪政讲习会。1908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为响应清廷预备立宪号召筹组政闻社。为了不让清廷反感，梁启超、康有为都没有公开具名，只是暗中支持，在前台列名的为马相伯、蒋智由、徐佛苏等。政闻社号称有社员数百人。

　　据研究，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短短几年，中国人在海内外成立的类似组织至少有80个。这些组织没有一个以反清革命为宗旨，他们诚心诚意愿意与清廷一道推动政治改革。清廷此时如能善待这些组织，制定相关法规，让他们自由活动，逐渐政党化，充分发展，并引导他们进入体制，成为各省咨议局、中央资政院合规的党派力量，那么中国历史一定改写。

　　当然，清廷最重要的机会窗口出现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人生最辉煌的顶点，一个预备立宪赢得了民心，过往的一切不堪都既往不咎。这个时候，清廷如果能利用民心，良性引导，比如将几年后摄政王不得不宣布的解除党禁放在此时让光绪帝宣布，那么体制外抗争必然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都会回来参加全民和解圆桌会议。

　　可惜，历史没有办法复盘。如果历史可以复盘，可以重新来过，相信清廷的“顶层设计”一定会注意历史教训。但是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惯性运动，路易十六的教训知道的人多，真正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的寥寥无几。

　　解除党禁，是大政治家的无奈，也是胆识。

　　马勇，共识网，原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2013-09-26

差别很简单：袁世凯是政治家，孙中山是理想家

教科书的说法是，自《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清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成为殖民者统治与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奈何辛亥革命的爆发及革命形势的发展，让洋人痛感，旧有的代理人太窝囊，太不济事，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找啊找啊找啊找，他们瞄上了袁世凯。

西方殖民者为什么会喜欢袁世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袁世凯在朝鲜时，就同许多英国人建立了友谊。袁世凯归国后，在天津小站练兵，洋人们发现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认为，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袁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鼓吹军队现代化的人。

1898年10月27日，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到天津小站参观访问，对袁世凯新军的评价是：清帝国仅有的一支装备完善的军队。当然了，他还夸袁世凯军纪严明，甚至夸袁世凯清廉。原话是这样的：“我观袁公之发饷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矣。”并且由此而大生感叹说：如果中国的统兵大臣都能像袁公这样，“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袁世凯的军队确实是劲旅，单说硬件，就非常完善：第一，实行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制。第二，配备有步、骑、炮、工程、后勤等多兵种。第三，仿行外国征兵制，对应征士兵严格要求，并给家属多方照顾。第四，建军官学校，培养专门的军事人才。第五，聘外籍教官训练新兵。第六，全部西式装备。总之，就凭这支军队，洋人就对袁世凯刮目相看。

还有，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很得洋人欢心。袁世凯毕竟稍微具有了现代化常识。他倾心于西式兵法兵器，与迷信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当然格格不入了。正是由于与义和团格格不入，才导致他对于政府利用义和团对11个西方国家同时宣战的弱智行径由不满到阳奉阴违进而与其他督抚联合起来搞“东南互保”。由于义和团见洋人就杀，见教民就砍，所以，“东南互保”时，山东竟成了洋人的避难地，洋人不喜欢袁世凯才怪呢。

袁世凯玩得最漂亮的一招，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有关天津的接管问题。当时联军规定，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后，中国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之内驻扎军队。天津不让驻军，北京的安全咋办？吓得老太后都不敢回銮了。最后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袁世凯，你去接管吧。袁世凯从自己的军队里提出3000兵，对他们进行了短期的专业培训，改换制服，称为“中国警察”。接管期一到，袁世凯的“警察”长驱直入。形式上与条约无冲突，实质上相当于中国驻军，八国联军又失望又敬佩，特别是天津治安一下子成为各省之冠，可谓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后来，袁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施新政，搞改革，把个天津治理成模范省，洋人越看越喜欢。后来，当袁世凯被迫回安阳钓鱼时，他们甚至替袁世凯可惜，认为摄政王载沣是个软弱的人物，袁世凯应该发动政变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后，洋人准备抛弃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时，一下子就想到了袁世凯。

我曾经替孙中山可惜，对西方洋人有意见：你们已经抛弃了一个能让中国发生希望的人物——光绪，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抛弃中山呢？事实上，洋人也考虑过孙中山，只不过考虑之后，觉得不行，遂放弃罢了。正如对于光绪帝的评价一样（他们认为光绪是一个幻想家），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空想政治家和夸夸其谈者”。当时的英国记者查门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孙博士有许多英国和美国的朋友与同情者，但他们无意于支持反抗政府的叛乱……他们中大多数把孙看作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致国务卿诺克斯的电文中将袁与孙作了一番对比。

他说：“一般认为袁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至于孙中山，“无论从其品质和能力看，此间人士都不认为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生在沿海，他在外国受的教育，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外，他不知道中国的内情，或者说不懂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性格、传统和习惯。”所以孙中山能控制局势“是很可疑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袁世凯是确保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唯一人物。”

洋人废话多，其实，袁与孙的差别很简单，前者是政治家，后者是理想家。

政治家利用自己心中的“术”，凭借手中的“力”，借辛亥革命的“势”，一脚踩清室，一脚踩革命党人，三下五除二就摘走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心甘情愿把果实让出的孙中山，将满肚子希望寄托到袁世凯身上，希望在袁世凯的带领下，中华民国走向共和，赶超欧美，原话是：“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

为了让中国赶超欧美，理想家决定与政治家分工合作——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北京第一次握手时，说出了一句名言：希望大总统为中国练二百万军队，我为中国建设二百万公里铁路（一说是10万英里，唐德刚先生说是20万里，所以，这个二百万可能是中山那个包括百万英里公路在内的建国方略吧。其实，不管多少，好像都有些过于理想化，因为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铁路营运里程尚未突破7万公里）。

唐德刚先生分析说：“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唐先生进一步认为，孙大炮这个诨名，可能就是袁世凯给叫出来的。这里唐先生错了。事实上，中山先生大炮之名来之早矣。远在辛亥革命前，孙公经常在华侨中发动大家捐款赞助他的革命，奈何起义一次失败一次，屡败而战，严格来讲是屡败而捐，而且每次募捐时都要向诸位保证：孙文这次一定成功。可是经常的情形是，孙公这边话声没落地，那边革命党人起义失败甚至尚未起义因泄密而失败的消息就传来了。由此，孙公得个孙大炮的诨名。

这诨名并无恶意，相反，它是对一个理想家的最好的概括。《纽约先驱报》的驻华记者端纳——那个后来曾给老蒋作过顾问、与宋美龄私交不错、甚至参与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美国家伙曾记载过他与孙中山一次关于修铁路的谈话，当时孙中山正在地图上划他的全国“路线”，他问端纳：“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给这笔钱吗？”

端纳问：“条件是什么？”

孙中山说：“啊，我们给他们以筑路权和经营40年铁路的权力，40年期满后他们把铁路完整地无偿地交还中国。”

端纳说：“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哪怕修筑一条最有利可图的铁路，也没有希望得到一文钱的投资。”

中山说：“政府稳定与否有什么关系？只要各省同意就行！”

端纳问：“财政问题怎么办？”

中山的回答是：“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

从这些细节里，我们不难看出，孙公缺少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常识。第一不考虑政府的稳定，第二不考虑财政问题，第三把外国投资商当傻瓜，以为人家不管中国政府是否稳定就会掂着巨款前来中国投资筑路……可能正是这种常识的缺少才导致西方人把他看成一个夸夸其谈者吧。

唐德刚先生在他的《袁氏当国》里讲述了政治家戏弄理想家的一个小故事：孙公吹牛，欲把中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公顺水推舟，授孙公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公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了。袁公把当年西太后所乘的花车专列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要求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做盛大款待。结果呢，孙公未修成一寸铁路，孙、袁交恶后，当局查铁路公司账目，发现孙公光视察费就花去百十万两……

新浪读书，摘自端木赐香《换个角度看历史：重读晚清六十年》，华文出版社，原章节标题是《上下求索孙中山》

共进会缘何刺杀宋教仁？（下）

　　革命党人的社会地位在上升，帮会的社会地位未升反降。革命党人沿着正常的轨迹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帮会则原地踏步，依旧是原来的作派。随着社会转型，彼此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彼此的利益趋同也变得不一样。这个时候曾经的盟友成了革命党人的两难选择，继续过去，保持关系，会影响自身形象，损害自己利益，加以提醒，甚至警告，又全无效果，不起作用。他们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相应的对策和切实的措施，因此采取回避的办法，疏离的手段，甚至“辟以止辟”，强硬打压。原本的热乎开始变得陌生，而陌生的背后则透出一股冷默与不屑。
　
　　由此可见，革命党人与帮会的关系变化，除了各自原因外，还有社会角色转变形成的巨大落差。归根结蒂这不是是与非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关系问题。
　
　　三、现实处境与帮会心态
　
　　共进会实施刺宋，与帮会现实处境有关，与革命党人的态度有关。在帮会的记忆中，有的只是曾经的付出，在他们的意识里，“打天下坐天下”理所当然。诚然，帮会革命有功，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当年的功劳被他们的记忆无限放大，以至于老子天下第一，天下应当归我。且不说作为革命追随者，这种想法多么幼稚，但产生的的后果却实实在在。它影响了帮会后来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对社会的巨大危害，也造成了自己不利的处境。
　
　　辛亥光复后，帮会变得肆无忌惮。陕西哥老会“恃功骄恣，气焰日盛”，以为革命成功“纯系帮会之功”，故不仅遍设码头，抢占地盘，还“擅用公款，处理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俨然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江西洪江会擅自课税，“驱逐警察，召集党徒，办理保安团”，以致会匪一家，“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安徽光复，由九江调来的黄焕章部“多洪江会匪”，他们强索饷项，洗劫藩库，安庆城内，富户遭抢，无一幸免。黄还“隐然以皖军都督自居”，并杀害安徽光复功臣、革命党人吴炀谷。至于会匪勾结，帮会械斗，洗劫村庄，越货杀人，强索钱财，强迫入会，抢夺县城，干涉行政，私理讼事，私设弄堂等等，几乎遍地都有，江西、广东、四川、江苏、云南、广西等莫不如是，结果“交通绝，民食困”。
　
　　帮会横行，不仅危害社会，扰乱治安，引起民众强烈反感，同时也损害了新政权的权威，削弱了社会控制机能，处于执政地位或掌握地方政权的革命党人于是难以容忍。1912年1月29日，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致电江西都督马毓宝：“近闻省垣时有呼群聚啸，扰害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民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尤难，务当化除畛域，合谋统一，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随即，云南都督蔡锷于2月发出《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声明现在帮会“失了原来的宗旨，不能算为良民”，“如不晓得改过，私立名目，私结党羽，扰害一般人民，……本都督府只有按律惩治”。云南哥老会首领傅秉章等不听劝告，果然“按律”正法。李烈钧接任江西都督后，面对境内会匪一家，“无兵不匪”，帮会横行，百姓惶恐的状态，采取打压手段，坚决镇压滋事帮会，先后处决多名会首，并发出“辟以止辟”的强硬声明。沪军都督陈其美也公开劝告帮会不要再“借结党立会之名义，以蕲实行其自私自利之诡谋”。为了改造帮会，他与于右任等发起中华和平会，试图以新的社团代替旧式帮会。会章指出，“以前各种党会，无非同抱复仇主义，今目的已达，俱须一律取消旧会名目”，“倘仍各分党派，扰害公安，或并秘密结盟，行为不轨，即系甘堕下流，为民国公敌，本会既负维持和平之责，即有保卫治安之权，得以公共法律制裁之”。陈其美愿望很好，但没有进一步的实际措施，因此对具有顽固性的帮会来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共进会成立后，帮会状态依旧如故，许多会匪反而打起共进会旗号更加变本加厉，帮会处境越加窘迫。浙江都督朱瑞于浙江全境查禁共进会，并照会江苏一体查禁。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对共进会实行严厉镇压，采取取缔措施。共进会势力，主要在江浙一带，江浙合力打压，共进会的生存空间日见萎缩。加上会长应桂馨参与湖北马队被黎元洪通辑，更似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共进会的问题，引起北京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应各地政府的要求，袁世凯于1912年9月发出了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主要针对共进会。现实处境如此糟糕，而革命党人不是参与打压，就是采取回避，帮会变得愤愤不平。对现实强烈不满，心态开始失衡。他们原以为革命有功，革命成功后会有所回报，可是革命成功后获得的一些权位正在丧失，得到的一些好处正被剥夺。社会不容纳他们，革命党人也跟着指责，跟着打压。如果说其他政治势力对其如此还可容忍的话，那么革命党人的态度与做法他们却无法忍受。他们曾经跟随革命党人，曾经是出生入死的盟友，可是在最需要帮助，最需要伸出手来拉一把的时候，革命党人却转过身去。革命成功后他们被边缘化了，他们没有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却把怨恨聚集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他们产生了失落感，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他们由愤生恨，形成了寻机报复的心理，欲对革命党人下手。
　
　　应桂馨庭审时与辩护律师爱礼司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很能反映当时帮会的一般心理，尽管其辩护律师是从帮其开脱的角度发问。

　　爱：汝自己有会否？应：有。

　　爱：何会？应：共进会。

　　爱：为何设此会？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

　　爱：青红帮是组织？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青红帮系何种人组织？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孙文来沪时，汝记得否？应：记得。

　　爱：孙到申时，汝曾照料否？应：曾照料。

　　爱：如何照料？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汝偕孙至宁否？应：是。

　　爱：其时即派为庶务长乎？应：在沪时即委。
　
　　显然，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帮会问题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难题。社会趋于稳定，国家力求进步，此时的帮会因其长期积淀的习性和隋性而显得格格不入。既然不能与时同进，社会便难容纳，当政者自然也会考虑处置对策和解决办法。问题是，现时的帮会曾经致力于革命，为这个新时代的到来作过贡献，因而情况便显得特殊，问题便变得复杂。这是一个难题，这样的难题，对一度执政或至少掌握一定地方政权的革命党人来说，听之任之固然不行，急于处置也未必明智。因为政局尚不稳固，社会尚不成熟，各种机制尚不完善。条件尚不成熟而急于强硬处置，如果有人另存私意，加以利用，就难免一发千钧，酿起大祸，进而引起争端，波动政局，影响社会稳定，滞缓国家进步，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社会转型时期帮会处置是一个大而重要的社会难题，稍有不慎，略有不当，就会引起政治突变，社会动荡，共进会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
　
　　四、政府因素与金钱需求
　
　　报复革命党人，为什么选择宋教仁。应桂馨的函电里，隐约可见一些倪端。1913年2月2日应桂馨致电国务院说：“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　3月14日又密电洪述祖：“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显然，应桂馨对国民党内的实际情况颇为了解，知道宋教仁的地位已上升到能与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相提并论的程度，国民党将推举宋教仁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并且还知道“梁山魁首”、国民党实际领导人是宋教仁，目前正是他在四处活动，构成对袁世凯政府的真正威胁。应桂馨不仅掌握这些情况，而且关注着宋教仁的动向。3月13日他给洪述祖的信中说道：“《民立》实记豚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宋教仁原来的公开讲话尽管也抨击时政，但从不点袁世凯政府之名，而3月9日在南京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则开始公开指责袁世凯政府是“不如人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并强调“混合、超然诸内阁之敝，既已发露”，故必须由国会之多数党一党组阁。因为了解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因为清楚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实际代表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所以选择宋教仁为报复对象，是有针对性的，用应桂馨的话说是“釜底抽薪”。
　
　　选择宋教仁为报复对象，起先只是考虑“毁宋”，向社会抛出所谓不良证据，来诋毁宋教仁的名誉，破坏革命党人的形象。应桂馨曾派人到日本搜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史”，在2月2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他提到：“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兴下女像，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按照权利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可是转眼他便觉得“毁宋”太慢，一时又难以拿出证据，于是“欲为釜底抽薪法”，干脆采取“去宋”手段。从“毁宋”到“去宋”，其中之变还有更深原因，用其话说“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这里所谓的“大局”，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所以选择宋教仁，所以酿成凶案，还掺杂着错综复杂的政府因素，其中既包含袁世凯政府对应桂馨的利用，又混夹着洪述祖个人的擅作，同时还有应桂馨的迎合和误信。尽管政府因素错综复杂，有直接，有间接，有故意，有非故意，有虚假讹化的成分，有擅自而为的成分，但它最终产生的影响和造成的后果却相当之大，也很恶劣。
　
　　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固自身统治的考虑对共进会实施取缔，一方面出于解散共进会的需要又想借助应桂馨本人。如果应桂馨愿意配合，借助会长之力来达目的固不失为事半功倍之策。可问题是，在这层考虑之外，又掺和进另一层动机，袁世凯政府同时还想在南北政争上对其加以利用。这层利用的动机，发自政局现状。时国民党国会大选获胜将依法组阁，然而国民党一贯主张实行政党责任内阁，内阁成员均由国民党员担任，国家行政主要由内阁负责。国民党的政治趋向直接构成对北洋势力的莫大威胁，如果政党内阁真的实现，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将被架空，他所代表的北洋势力将失去现有的政治优势。袁世凯政府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于是值此双方尚在较劲之际，他们想物色一位既能探听对方情报，又愿意为自己效力的人，这个角色由应桂馨担任比较适合。
　
　　应桂馨有办法获得国民党的情报，同时也愿意为袁世凯政府效力。此时的应桂馨与国民党上层偶尔还有一定的联系，如前已述宋教仁曾介绍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便是证明。革命党人与帮会毕竟关系深远，要想一下子彻底割断彼此之间公与私的种种交往显然不太现实，而正是这种藕断丝连般的公与私的交往成了应桂馨获取国民党情报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革命党人与共进会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空间上的吻合也为情报的搜集带来了便利。帮会社会触角很深，方方面面均有网络，信息渠道也比较广泛，再加上应桂馨与袁世凯政府的特殊关系尚未暴露，因此这些条件都为他获取得国民党情报提供了方便。自从革命党人与之疏离之后，应桂馨就想攀附一个新靠山，投靠一个新主人。所以袁世凯政府有意借重，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应桂馨不仅表示从今服从政府，“情愿效力自赎”，而且表现得积极主动，千方百计要立功立业，想让袁世凯政府满意。这中间，他把洪述祖的话深信不疑地当作袁世凯、赵秉钧的旨意，因此言听计从，格外卖力。帮会想有个靠山，应桂馨想巴结新主，新主与国民党是政治竞争对手，自己与革命党人又是冤家。在这种关系之下，加上有人故意利用这种关系，一再纵容帮会已有的报复心理，于是一切不利的因素都聚合在国民党身上了，情况变得相当危险。
　
　　袁世凯政府要想利用应桂馨，首先必须加以笼络，予以恩惠，所以袁世凯于1912年10月委派洪述祖专程南下，以商谈共进会解散为名同应桂馨建立联络，并由洪述祖斡旋，让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应桂馨为江苏驻沪巡查长，“专司稽查江苏地方匪踪、匪巢及匪党一切秘密不正行为”，每月由江苏都督府和中央政府合并提供3千元经费。10月下旬，袁世凯在听取洪述祖专程汇报之后，正式下令对应桂馨“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几乎同时，黎元洪也撤回了对应的通辑。12月，应堂而皇之来到北京，此行不仅受到袁世凯和赵秉钧的传见，还得到袁特批的以解散共进会为名的5万元活动经费。袁世凯的恩惠，使应桂馨感激涕零，为了表示忠心，他要求袁世凯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以便通过各地帮会势力，为中央政府搜集各政党活动情报。当返沪前夕，赵秉钧还发给他一本密电码，嘱有要事可直接致电国务院。
　
　　在这个过程中，洪述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他是袁世凯政府与应桂馨之间的联系人，对应桂馨来说他是中央代表，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他对情况最为了解，自可相宜行事。问题就出在洪述祖这个环节。洪述祖揣摩上峰，擅自纵容应桂馨报复心理，一再鼓动对宋教仁实施暗杀，结果导致惨案，酿成悲剧。洪述祖（1855－1919）字荫芝，化名张皎、张皎安，江苏常州人，清末先后幕佐台湾巡抚刘铭传和湖南巡抚俞廉三，1912年4月任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秘书，因“于民国建设，多所规划，当道咸倚赖之”，尤其得到内务总长、后为国务总理赵秉钧的赏识。民国成立后，帮会问题棘手难办，袁世凯遂派出身帮会、熟悉南方情况的洪述祖南下江浙，巡察严禁秘密结社通令之落实。正是这次南下，洪述祖与应桂馨得以结识，打起交道，并建立起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关系。洪述祖既是赵秉钧的亲信，又是内务部的特工，维护当局乃本职所在，与应桂馨联络也属公务之需。问题是“其人心术险狠，尤有敢作敢为之胆量”，竟然利用公务，欺上瞒下，擅用政府之名，讹使共进会刺宋，以此达到“以媚其主”的目的。难以想象，没有洪述祖从中讹鼓，擅自纵容，对一位继任总理共进会会如此大胆，应桂馨会如此放肆。从应桂馨住所搜出的涉案函电毫无争议地证明了洪述祖参与其中。应桂馨3月13日就流露出了刺宋之意，他在给洪述祖的信中说：“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3月14日他再电洪述祖：“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洪述祖不仅未将应之计划向上禀报，而且回电：“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又再电催促“事速进行”。
　
　　由于被害者身份特殊，系国会大选国民党胜利而行将出任总理组织内阁之人，又由于案件涉及中央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此人又是现任总理赵秉钧之亲信，因此案发后社会立刻轰动，举国一片哗然。洪述祖参与其中得到证实，而洪应之间的往来函电又多处语涉赵秉钧和现任总统袁世凯，加之应桂馨与赵秉钧之间也有密电往来，因此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人们普遍地认为袁世凯政府系幕后真凶，袁世凯为此案主谋。然而，袁世凯政府究竟牵涉多深，袁世凯是否真正主谋，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据笔者对涉案函电的解读及相关事实的推理分析，结论是袁世凯与此并无直接干系。尽管袁世凯与此并无直接干系，但袁世凯政府的利用动机客观上催化助长了此案的发生，为洪述祖“利用再利用”创造了可能，导致了他自以为是的擅作。
　
　　在应桂馨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金钱起了媒介作用。也正是因为金钱的诱惑，应桂馨、洪述祖等才会铤而走险。应桂馨原名秉钧，字贵兴，后改名夔丞，改字桂馨，老家浙江宁波，却在上海发迹。“应之为人，素不安分”，开过戏院，贩过军火，捐过候补，办过公差，略谙英语，尤擅应酬，江浙鄂豫皆有踪迹，黑白两道皆有涉染，曾经数次贪赃犯科，结果总能化险为夷。上海光复前，他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关系，革命党人曾以其沪上文元坊住宅为秘密活动据点，应也奔走出力，提供过情报。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陈其美以谍报科长相委，旋孙中山抵沪，也由其负责照料，并组织卫队护送至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其任总统府卫队司令继兼庶务，因贪污公款又开枪逞凶，旋被解职。不得已返沪后重操旧业，于1912年7月将青红公口等帮会势力改组为中华民国共进会，充任会长。
　
　　应桂馨需要钱，因为“性挥霍，好结纳”，生活奢靡放荡，开销很大。招妓纳妾家常便饭，抽大烟吃花酒日日有之，加上“阔赌狂嫖”，又要养活家小和手下党羽，所以一有机会就作弊贪赃。犯案前，应桂馨正准备再娶一房，“事成，当往汉口结婚”。实施抓捕时，“知应夔丞近常在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乃由总巡率领巡捕多名到其处，先去胡翡云家询问，胡谓应未到该处，现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果然在该妓女将其抓获。妓女胡翡云因与应桂馨关系很不一般，所以也拘留受审。解拘出来伤心不已，因为失去了一棵钱柱子。她说：“今应事一出，我此节少弄五千金，不然，应大人许我每夜在我处摆酒，渠之朋友均是阔大爷，酒菜亦必不断，过节后还许我偕往北京，伊做官，我做他家小…”奢侈的生活需要金钱，共进会解散需要金钱，运动报纸为政府鼓吹，动员手下为政府做事也需要钱。他曾拟以“毁宋”讨好袁世凯政府，但同时也一再向政府要钱，并从中捞取外快。有人说“应之为人，毫无宗旨，更无政治思想、种族思想，其唯一之目的，金钱而已”，这种看法虽不完全，但也不无道理。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人，曾在云南军中任职，因军队裁编（注：一说情杀涉案。）而浪迹江南，以贩古董维生。此人枪法娴熟，头脑简单，偶与应桂馨、陈玉生等相识，便受金钱诱惑，愿意出任杀手。其时“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犯案前不久，“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因为生计困难又头脑简单，所以听说事成之后可以得到1千元，便立刻答应去干。武士英与宋教仁素昧平生，无怨无仇，所以充当杀手，无非是贪图金钱。被捕之后他还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司车，也是一乐。”
　
　　洪述祖除了“以媚其主”，也有贪图钱财在其中。当年佐幕刘铭传，就因“购械吞款”、“擅受贿赂”险受“重典”。后来归籍复捐知县，担任汉口清文局坐办，又“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被张之洞逐出鄂境。之后再“复捐候补道，至北洋候补，因私借洋款，盗卖矿山，为陈夔龙参奏革职，永不叙用，其考语为胆大妄为”。洪述祖也是生活奢靡放荡之人，起居阔绰，好作狎邪游，为嫖界大王之一。1月份再因公南下，还带着京妓苏佩秋同来。“至沪后，先住石路吉升栈，日在名妓胡翡云家……鬼混，临行时，仍携苏妓俱行”如此花费，再加上女儿将要结婚，洪述祖自然也需要钱。他曾向应桂馨表示，自己“待款孔亟，并欲设法加一浙江巡查长”，兼差的目的之一就是金钱。所以，在同应桂馨及政府的三角关系中，洪述祖一方面竭力鼓动应桂馨就“大题目”“做一篇激烈文章”，一方面竭力在袁世凯、赵秉钧面前为应“揄扬”、“索款”，因为应桂馨得到了钱款，自然也少不了对他的“谢”意。
　
　　共进会所以敢于刺宋，是因为认为背后有政府撑腰。应桂馨所以去这么做，很重要的一点还在金钱。金钱不仅拉近了共进会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金钱还在刺宋案上起了恶劣的诱导作用。
　
　　五、余论
　
　　以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都属于社会的转型阶段，过渡时期，梁启超1901年认为“今日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但是，在清末民初前后数十年中，以民初社会进步得最明显，政治现代化建设得最突出，可以说，那是一个很有前途很有希望的时代。可是刺宋案发生，使民初良好的运行走势嘎然而止，一个难得的民族转机就这么轻易被葬送了。时任财务次长梁士诒一获宋案消息便预感“天下从此多事矣”，其实天下何止多事，历史简直来了个大转弯。以长时段、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刺宋案“折断的不仅仅是革命党与袁世凯和平共处的关系，而是一个民族对赋之已久的历史使命的努力进取”。
　
　　以共进会与刺宋案来考察民初帮会与社会问题，我们发现帮会与社会的紧张，实际反映了落伍者与新时代的对抗。民初帮会问题引发的社会政治巨变的事实证明，帮会的改造和对帮会的处置，绝非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而是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条件密切关联。在政治生态环境尚不成熟的民初社会，帮会的改造和对帮会的处置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民初革命党人对帮会的措置失当，不仅没有有效地控制帮会，改造帮会，反而促使帮会站到了政治对手那一方，这样的历史教训深刻而又惨痛。从共进会与刺宋案，不难看出在社会转型时期帮会与时代对抗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隐蔽性、冒险性、破坏性、报复性、突发性、非公开对抗性和危害程度大。事实证明，帮会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但绝非是新时代的建设者。他们的劣根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建设新政权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动力，如能安分守己，已经相当不错了。

　　廖大伟，《史林》2005年第1期。原标题为“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注释从略。

共进会缘何刺杀宋教仁？（上）

　
　　摘要：刺宋案的发生，既反映了共进会与革命党人的交恶，更折射出落伍者与新时代的对抗及帮会与社会的紧张。彼此由亲密变疏离，根本在于民初社会转型中各自社会角色转变所形成的落差。陷入困境的帮会不反省自己，却为付出无回报而愤愤不平。滋长的报复心理加上金钱诱惑和政治因素的催化，最终导致惨案。帮会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但绝非新时代的建设者，对社会转型中的帮会问题，革命党人本应慎重行事。
　
　　一、问题提出和讨论范围
　
　　民国初年迄今是个无定说的概念，其下限因各不相同的参照坐标而往往见仁见智。本文把这一概念设定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二次革命”爆发，因为这一时段特征鲜明，有别前后，社会处于空前急遽转型的状态。民初政治基本特征是民主共和，民初社会总体走势是开明进步，它刚刚告别帝制，走向民主，它开始慰抚动荡，趋于稳定。总之，这时的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着现代化信心满怀地启程扬帆。
　
　　这一美好历史进程的夭折，归咎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而此之后，腥风血雨，又见兵戎，政治倒退，动荡连连。该惊天动地的大案，便是人所皆晓的刺宋案。此案突发于上海沪宁火车站，时间为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当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准备乘火车沿沪宁线转津浦线北上，就在与送行者黄兴等人缓缓走向检票口时，“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胁，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君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由于肾部中弹，伤势严重，30个小时后终告不治，辞世于沪宁铁路医院。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租界警方旋即捕获了犯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并搜得手枪、子弹、函电等犯罪证据。物证、人证及疑犯武士英预审口供表明，此案系目标明确、早有预谋的政治暗杀，其中应桂馨最先动议、直接指使，洪述祖极力怂恿、躲在幕后，武士英悍然行凶充当杀手，陈玉生、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现场掩护协同作案。
　
　　所有可以确定的案犯都与中华国民共进会有关。应桂馨系该会会长，武士英、陈玉生系该会会员。武氏供认，他于“行刺前一日，有姓陈的”介绍入会，警方查实“姓陈的”即陈玉生。其他三位虽无确凿证据，但既然参与作案，想必不是会员也一定有着关联。惟有洪述祖，似乎没有沾染，其实正是他假公行私，以讹鼓动，利用共进会报复兼讨好的扭曲心态，促成刺宋案的发生。
　
　　中华国民共进会是帮会联合组织，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共进会成立，（注：民初称共进会或简称共进会的有许多团体组织，本文所称的共进会，仅指有会党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初衷是想改善帮会形象，争取成为合法团体，所以曾公开呼吁会内“同胞”今后“痛改前非，从慈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可是，共进会成立后，所属帮会并未如旨行事，相反打着该会旗号，更加为所欲为，滋扰社会。共进会成立不久便变得声名狼藉，不仅社会强烈公愤，地方当局打压，中央通令取缔，即使原先关系颇深的革命党人也开始回避疏离，对其失去信心。共进会实施刺宋，显然不是一个简单偶然的问题，它的背后蕴含着诸多复杂的内容，其中既有帮会与革命党人的交恶，更有帮会与社会的紧张。
　
　　关于帮会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以民初社会转型视角，将共进会与刺宋案当作个案来剖析帮会与社会问题，目前尚付阙如。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革命党人与帮会为何产生疏离，共进会为何对宋实施暗杀，刺宋案发生是否还存在彼此关系以外的其它因素，共进会与刺宋案性质究竟如何，说明了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本文拟从社会与心态的角度作历史的考察。
　
　　二、角色转变与关系疏离
　
　　案犯与宋教仁素无怨仇。应桂馨与宋“在南京政府时曾见过面，仅颔首而已”，案发前宋虽介绍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也不过间接而已，不生芥蒂。武士英则根本不认识宋教仁，其行刺也是经别人指认而下手。既无怨仇，何以下手？显然选择的是宋教仁，针对的是革命党人，由此先考察帮会与革命党人的关系。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8月，是一个政党组织。国民党与革命党有着直接渊源，主要由同盟会改组而来。同盟会及当年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均属革命党，因此，尽管国民党成立，人们依旧将其视作革命党人。革命党系历史习称，它不是政党，与政党性质特征有所不同。以辛亥前后为例，革命党属于秘密团体，政党一般为公开组织，革命党强调暴力革命，以推翻帝制，实现民主共和为己任，政党主张和平竞争，以建设民主共和，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现代化为追求。用孙中山的话说，“革命党之事业，必须流血冒险，牺牲性命财产，才能做成革命之功”，而政党职责在于“养成多数者政治上之智识，而使人民有对于政治上之兴味”，“组织政党内阁，直行其政策”，“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之不溢乎正轨”。革命党性质特征与帮会有所吻合，彼此都属于秘密团体，都扮演反体制的社会角色，都崇尚暴力和冒险。不同的是，革命党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建立民国实现民主的政治理想，组织纪律严密，成员素质较高，有革命自觉性，而帮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政治理想，纪律散漫，意识封建，缺乏革命的自觉性。
　
　　革命党人与帮会曾是反清排满的盟友，曾经携手渡过出生入死的漫长岁月。从1895年到1908年，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小十余次武装起义，基本都是通过帮会而起，帮会几乎“无役不从”。革命党人首先看到的就是帮会力量，首先联络的也是帮会势力。即使后来革命党人转向“运动新军”，帮会也是各次重大起事的重要参与者。武昌起义，新军发难，而各地响应，就有帮会的健影和大小不同的贡献。陕西独立，帮会充当了光复西安的主力；湖南光复，也是帮会与新军联合得成。再以上海为例，上海光复前，帮会是革命党人的资助者、掩护人和社会耳目，凭借自己独特的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帮会为革命党人侦探情报，提供保护，甚至捐钱输财，以自己的住宅作革命党人的避难所和秘密据点；上海“一一九”起义，帮会是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和有力臂膀。他们追随革命党人说服地方，争取各界，并自告奋勇组织敢死队，参与攻打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后，帮会竭力支持以革命党人为首的沪军都督府，并发动募捐，组队北伐。袁克文（注：字寒云（1890－1931），青帮大字辈，袁世凯二子。）曾说：“辛亥年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征五，洪帮是徐朗西。”因革命有功，青帮大字辈李征五还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
　
　　帮会所以支持革命，追随革命，响应革命，是因为意识到革命党人和自我之间的差距，是无数次传统起事失败后自我反省，渴望寻找“新思想、新因素”的内在需求。因为有了这样的意识和需求，所以当革命党人以“新思想、新因素”鼓动他们时，他们便“一闻而悦服”。孙中山回忆，当年“内地之人，共闻革命排满之言不以为怪者，祗有帮会中人耳”。　“乙酉以后，予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己，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当然，帮会追随革命，也有经济上的因素，革命党人以钱招募，帮会中人“应募纷纷”。革命党人首先联络帮会，发动帮会，是因为帮会系一支现存的组织力量。清末全国有二百多个不同名目的帮会，“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他们自成体系，能一呼百应，所以革命党人早期发动革命，往往“先从联络帮会入手”，并以此为“欲收发难速效”的捷径。1903年，刘揆一、黄兴在东京讨论革命方略，彼此都这样的观点：“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帮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执法好义，多可赞叹”。这种观点，当时在革命党人中间十分普遍。彼此之所以能够合作，能够携手，关键还在有着共同的革命对象，扮演的社会角色基本相同，利益诉求基本一致。在清王朝推翻之前，他们都是反体制的健儿，革命党人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与帮会传统意识正相吻合，反清革命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因为有着这些共同点，所以能彼此相呼相应，携手合作，并肩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当年都是反清革命大潮中的先行者，都对革命作出过贡献。其实中国近代史上，利用帮会动员和发动暴力革命的事例比比皆是。太平天国与天地会有关，维新志士与帮会有联系，革命党人更是举不胜举，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来自帮会或曾加入过帮会，如青帮大老陈其美，哥老会人焦达峰，都具有双重身份。
　
　　但是，随着中华民国建立，历史走进共和时代，社会步入转型时期，帮会似乎失去了前进方向和动力，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对新时代感到困惑和迷茫。渐渐地，他们由政治革命的先进力量变成了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安定的不利因素，变成了时代的落伍者。随着帮会落伍，革命党人与之关系也默默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归咎哪一方，因为其中包含着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的潜因。
　
　　帮会本有两面性，它有反体制的传统，也有相当的破坏性，滋事生乱为其习性，危害社会属其特征。帮会主要成分是无业游民，无业游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帮会具有浓厚“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所以当他们的首领因参加辛亥革命而取得一定权位时，便立刻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失去了前进动力。例如，长沙起义后，出入焦达峰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的有之，要求安置的有之，都督忙于应接，几至无暇治事。因为“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帮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的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帮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诟病”。浙江洪门支派乌带党领袖王金发当上绍兴都督，也是为所欲为，任人唯亲，手下之人为非作歹，滋扰社会，当地民众不满，政敌乘机攻击陷害，结果不仅大权旁落，而且王本人也死于非命。贵州光复，哥老会因参加革命有功，于是肆无忌惮地招兵买马，扩充组织，不仅于城外争夺地盘，时有械斗，甚至于省城“明目张胆占领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一时间，贵州各地“公口盛行，秩序紊乱，人心恐怖”。类似情况，不仅湖南、浙江、贵州有，其他地区也不少见。
　
　　对于帮会的这种状态，革命党人曾予提醒，甚而警告。1912年5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指出：
　
　　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惟现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将仇视鞑虏政府之心，化而为助我民国政府之力。
　
　　江西都督李烈钧也严正声明：
　
　　凡所以破坏治安，扰乱秩序者，无不立于重罚。治乱国，用重典，实本都督辟以止辟的苦心，非故为激烈，以骇听闻也。省会现虽稍静，而各府县之劫抢掠夺，时有所闻，究其祸根，皆洪江会、三点会、自强会、连合会、哥老会诸会匪之私集党徒，扰害治安所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各谋生业，共进文明。况洪江、三点诸匪，其宗旨在于敛钱，其结果足以乱国。近者孙大总统命令，除有政党之性质者，可自由集合外，其余各帮会一律解散。三点、洪江诸名已无存在之资格。本都督视事已来，解散帮会之布告，何止三令五申，诚如言之谆谆，彼乃听之藐藐。近日抢劫掠夺之案，无不有洪江等匪混迹其中。风闻吉安、赣州、南安等处，前有私开山堂、饮血斩香等事；近则愈变愈奇，以收录门徒为名，每人束洋边数十元，数百元，以至千元不等，拜门者既费去多金，势必取偿于乡里，肆行无忌，劫掠讹索，聚赌抽头，种种不法，无所不为，言之实堪痛恨，若不认真剿办，何以安地方而维秩序。

　　可是，提醒也罢，警告也好，帮会依旧如故，权当过耳之风。帮会中也有人觉得如此下去有损形象，有碍生存，于是倡议改善自我，争取合法，成立组织，这便有了共进会。共进会成立，革命党人曾经一度寄予希望，“为之赞助”。沪军都督陈其美列名发起人之首，因为考虑到“青红诸帮革命出力不少”，如能将其“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改造为合法组织，当利于整顿社会和维护秩序。然而共进会成立，帮会习性未有改善，即如该会会长应桂馨，也因参与湖北马队BD而遭通辑。帮会的我行我素，共进会的“大反本旨”，使革命党人不得不有意回避，即使与帮会关系颇深的陈其美，最终与应桂馨“亦不相往来”。
　
　　从亲密到疏离，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其中既有帮会本身的原因，也有革命党人的误失。
　
　　在发动帮会进行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党人一般只注意联络帮会首领借以发动起义，不注意对帮会组织的引导和广大成员的教育，一般只重视帮会勇于斗争的精神，不重视对帮会落后习性的纠正。“革命党对帮会的改造，至多只唤醒了帮会成员反清排满的意识，使之明白‘复明’宗旨之不合时趋，接受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纲领，至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内容，并未为帮会所接受。”简单地利用而不加认真改造，最终未使帮会思想意识有本质的提高。谭人凤曾深有感触地说：“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结果难免使革命“终演最后之惨剧。”　“不从根本上解决”，当是一种反省，革命党人单纯利用的做法不会改变帮会身上的落后因素。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虽然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但其中多数人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的传统影响，“只知道有民族主义”。这种缺陷，使得他们仅仅以简单的政治动员方式去发动帮会，而当起义屡屡失败之后，他们又开始滋生埋怨情绪，认为帮会“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　“帮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因此只“可以偏用，而不可视为本营”，　“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迄民国建立，帮会的破坏性凸显为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这个时候，掌握了政权的革命党人本应投入精力对昔日盟友进行适当安抚，慎重开导和必要改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可是革命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客观上“草创的革命政权，面临乱丝一团的局势，来不及从容布置”，但这不是“只能采取‘辟以止辟’的办法”的理由。
　
　　固然，帮会参与革命整体上缺乏民主革命自觉性，长期的积淀，使其身上落后性、散漫性、盲动性、破坏性几成定势，具有极大的历史惰性，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但是，帮会能不能用现代理念去改造，这是一个问题，革命党人是否认真尝试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当初革命党人以平等的姿态，一定的精力认真尝试过，民初帮会问题多少会有所缓和，彼此关系也不会那么僵化。
　
　　帮会无力自行改造，革命党人也未认真加以改造，于是帮会越走越远，彼此落差越来越大，到了这个时候，双方的疏离已成定局，难以挽回。
　
　　任何团体或个人都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任何社会角色都非一成不变，社会角色转变，社会关系也会随之改变，不同的社会角色决定不同的社会关系。
　
　　帮会与革命党人原来都扮演反体制的社会角色，因为角色吻合，利益基本一致，所以能够携手合作。民初彼此关系发生变化，正是因为各自扮演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社会角色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时代与社会发生了变化。民国建立后，在民主共和的主旋律下，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革命与破坏不再具有号召力，稳定和法制成了普遍的认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革命党人适应了新时代、新社会，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政党的转变，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定位，扮演了新的社会角色，由原来反体制的角色，民主共和的开创者，变成了新体制的维护者，民主共和的建设者。革命党成了公开化的政党，成了追求合法政治地位、注意公众形象、迎合社会心态的政党，开始注重合法竞争，致力于国家制度建设，追求社会稳定和进步。革命党人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变，除了因为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而获得革命成功后的社会资源，除了顺应社会转型而自我提升，还在于本身具备这一转变的内在条件。推翻满清不是革命党人的终极追求，它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想是三民主义，它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体和现代化的国家。因为有着这样的理想和目标，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完成社会角色转变。与之相比，帮会则没有这样的升华，没有找到自己的感觉，没能适应新时代、新社会，没有完成由秘密结社向合法组织的转变，没有完成由反体制角色到适应时代新角色的转变，依旧处于秘密状态，依旧保留原来的习性，依旧原地踏步，正是因为整体素质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所以显得与之格格不入。他们不是不想跟上，不是不想改良，然而长期积淀的习惯和隋性已经积重难返。他们原本没有远大理想，缺乏前进的动力和自身改造、自我转变的内驱力，外界又没有提供真正的引导和帮助，于是他们依旧游离于体制之外。当社会转型迅速向前迈进时，他们的形象便越发相形见绌。（未完待续）

　　廖大伟，《史林》2005年第1期。原标题为“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注释从略。

　

袁世凱之子袁克文救护国民党人唐继星

1920年，袁克文署名寒云在上海《晶报》三日刊以连载形式发表《辛丙秘苑》，其中讲述的主要是他自己在1911辛亥年至1915丙辰年间的所见所闻。在标题为“拯救唐继星不果”的第28节中，袁克文谈到他在“癸丑之先”即1913年之前，与国民党天津支部负责人唐继星之间的传奇交往：

“民党有唐继星者，粤商唐景星子也。清末季，以革命入清苑县狱，至辛亥，始释出，寓天津，理国民党支部。癸丑之先，有女党人输弹械入都，屡为京探破获，谓继星为魁，悬金购之，探者密布。继星犹自以为无所患也，日作狎邪游，昵一妓，寝食必于是。予于友人筵中识之，颇相得，日夜饮博。”

有一天晚上，袁克文在天津南市唐继星所喜欢的妓女家里喝醉了酒，出门时恍惚发现有军警在马车旁边守候。他虽然没有太在意，却以醉酒为由，要求唐继星送自己回家。第二天酒醒之后，有人告诉他昨天晚上于无意中救了唐继星。因为侦探找到这个妓女家里时，发现袁克文在场，就没有敢直接冲进去抓捕唐继星。酒宴结束后，见唐继星上了袁克文的车，仍然没有敢动手抓捕。袁克文为此事专门到日租界的德义楼拜访唐继星，劝告他暂时不要再到南市的妓院，并且写信给军警当局替他解释开脱。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军警方面再没有出面骚扰唐继星。袁克文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便在唐继星所喜欢的妓女家里请朋友们喝酒赌博。袁克文的车夫突然走进来悄悄告诉他，军警已经包围了这家妓院。赌博结束后，袁克文告诉唐继星说：“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与你商量，请你务必和我一起到德义楼去谈一谈。”唐继星以已经与该妓女约好要在这里留宿为由，表示拒绝。袁克文只好表示可以请该妓女一起前往，唐继星才答应下来。军警见袁克文与唐继星手挽着手上了马车，只好予以放行。

到了德义楼，袁克文告诉唐继星说：“我已经为你解释过了，现在看来竟然没有作用。你在这里住下去肯定是要出事的。而且军警今天的人数比以前更多，恐怕他们执行的是特别命令。”

唐继星听了，询问袁克文该怎么办？袁克文立即让旅馆的服务人员去询问有没有南下上海的日本商船。得知当天晚上刚好有船南下时，就亲自把唐继星送到船上。当有人质问袁克文为什么要救助与袁世凯中央政府为敌的唐继星时，袁克文给出的回答是：

“谋政者公也，友谊素私也，虽不可以私废公，亦不可以因政丧谊。继星有谋，予未见之，亦未有实施之迹，不能专断也。版式既善于予，予友也。岂可坐视其死而不一拯济耶！后苟作乱，自有正其罪者，今予但尽予心耳。倘已作乱，予亦不与之友矣。”

让袁克文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听说唐继星在上海竟然被自己的兄长所出卖，“诱至华界，执付使署，遂解京弹杀矣！”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唐继星的父亲唐景星，是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创办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开办第一家由中国人办的保险公司、编纂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及教科书，创建上海第一家现代医院的“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李鸿章曾经为他留下过“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的高度评价。

唐廷枢，号景星，亦作镜心，出生于1832年5月19日，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他的父亲唐宝臣在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当校工，为了能让儿子免费在这个学校读书，唐宝臣一下就与校长塞缪尔·布朗（S.R.Brown）签订了8年的务工合同。1842年起，唐廷枢入读该校，与他同班的另外5个学生中，还有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容闳。

唐景星在马礼逊教会学堂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毕业后从香港一家拍卖行里职位很低的助手做起，一直做到英国著名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andCo.）的买办。1873年，唐景星离开怡和洋行，参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后台的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1874年6月，时任上海招商局总办的唐景星与上海县知县叶廷眷资助容闳、郑观应等人，创办上海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华人报纸《汇报》，并且向容闳推荐12岁的小同乡唐绍仪入选第三批赴美留学生。1885年以后，唐景星脱离招商局专门负责开平煤矿。1892年，他因病在天津开平煤矿局去世。

1908年4月11日，唐景星的儿子唐继星因为在他自己所主持的北京《京华报》上，转载了旧金山华侨报刊《世界日报》的新闻，不仅被清政府军警当局封禁了报纸，而且还被判处10年监禁。辛亥革命爆发后，唐继星提前出狱，在天津加入了同盟会及国民党。富家公子的特殊身份以及与国民党最高层的孙中山、汪精卫、唐绍仪等人的同乡关系，使他很快成为国民党天津支部的主要负责人。

据先后三次出任南京市长的广东籍国民党元老马超俊在口述自传中回忆，“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我在上海参加居正、钮永建淞沪举义，准备攻占吴淞炮台及高昌庙制造局。不久我偕朱卓文、唐继星往南京，希望有所作为，哪知到南京后，黄克强已出走，南京新军各师长，虽同意讨袁，而内部互有猜忌，饷械不足，士无斗志。知大势已去，即与李祥、许炯黎两同志返沪。此时总理已去日本，郑汝成的海军陆战队占领淞沪，陈其美、居正、钮永建均失败离沪，二次革命遂如昙花一现而告终。”

由此可知，唐继星被自己的兄长所出卖，最后被押送到北京执行枪决，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的事情。按照“倘已作乱，予亦不与之友矣”的思维逻辑，此时的袁克文已经没有理由再次出面加以救护了。

张耀杰，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民国初年的宪政挫折（下）

　　十、后袁时代的法统破碎

　　1916年6月7日上午十时，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随着护国战争的结束，全国回归于形式上的统一。6月29日，黎元洪在南方势力支持下颁布总统令，宣布遵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制订的“临时约法”，续行召集1914年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同一天，黎元洪还命令撤消袁世凯时期由立法院和国民会议发布的各项法令；裁撤参政院及平政院所属肃政厅；特任段祺瑞为总理，组织责任内阁，国务卿改称国务总理。袁世凯时期已经取得相当成绩的政制建设，几乎被因人废法地全盘否定。

　　1916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复会，1913年被迫中断的制宪工作再次启动。在此期间，各种有利或不利于国会制宪的因素纷至沓来。经过短暂的新旧约法之争，拥有军政大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对国会与宪法选择实用态度，并且针对张勋、倪嗣冲、张作霖等守旧派军人的干政行为，一度表现出强硬姿态。与北洋军阀集团对国会政治持疑虑与审慎态度不同，国内各政党、舆论界都对国会重开后的制宪活动充满期待。在政党重组过程中，主要政党都在名称上表现出以制宪为基本政治目标的意愿。原国民党人成立宪政商榷会，进步党人组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一些中间党派也纷纷以宪政讨论会、宪法协议会、宪政会、宪友会命名。9月初，人们乐观地认为宪法草案不出两月当可完成。一直到12月初，舆论仍然乐观地预期宪法会议二读会可以在两星期内完成，三读会在一星期内完成，草案将在年底修订成功，并于1917年1月1日正式公布。因此，在1917年5月督军团干政之前，客观环境对国会制宪是相当有利的，近9个月的制宪会议完全在国会的主导下进行，就是很好的证明。

　　1916年9月5、8、13日，国会宪法会议召开一读会，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说明旨趣。全会同意将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制定的被称为“天坛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交付宪法审议会审查。1917年1月26日至4月20日召开宪法会议二读会，开始对重新修正的宪法草案进行逐条议决。经过反复讨论依然不能达成共识的主要有两个议题，其一是总统解散国会权，其二是省制又称地方制度。后者更是“争执尤烈，甚至各相斗殴，并召致武人干宪”。直到国会再次被迫解散，围绕省制的争执仍然没有结果。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从而引发以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同盟国为一方，以包括俄罗斯、塞尔维亚、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协约国为另一方展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1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已经有参战之意，遭到德国公使辛慈多方阻止。3月1日，法国邮船Atlas号被击沉，搭乘该船的中国劳工500余人不幸身亡，为中国对德绝交提供了强硬理由。3月3日，北京政府通过对德绝交案及《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3月4日，段祺瑞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公文上签字盖印时，黎元洪以此事须经国会讨论通过为由予以拒绝。段祺瑞愤而辞职前往天津，黎元洪迫于压力向段祺瑞屈服。3月10日和11日，国会众参两院以331票对87票和158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对德绝交案。

　　1917年5月10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段祺瑞政府提交的对德宣战案。段祺瑞策动陆军部职员靳云鹏、傅良佐等人，指挥所谓“公民请愿团”包围众议院，强迫议员通过该项宣战案。议员被围困达10小时之久，有10多名反对宣战的议员遭暴徒殴打。国会与内阁之间以及内阁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趋于极端。农商总长谷钟秀于当天愤而辞职。第二天，司法总长张绍曾、海军总长程璧光分别辞职，外交总长伍廷芳离职出京，政府内阁只剩下段祺瑞一个人。

　　段祺瑞在对德宣战案被国会搁置的情况下，于5月19日提请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认为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没有权力解散国会。为了打破政治僵局，一向优柔寡断的黎元洪于5月23日采取断然措施，一次性颁布三道命令：免除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职务；令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国务总理、陆军次长张士钰代理陆军总长；特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由于黎元洪对段祺瑞的免职令由伍廷芳副署而未经段祺瑞本人同意，段祺瑞于当天发表通电，声明此令未经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一概不能负责。正在主持召开督军团第四次徐州会议的张勋，于5月24日致电黎元洪，表示各省以中央首先破坏法律而群情愤激，惟有自由行动。6月8日，张勋率辫子兵抵达天津，限黎元洪于三日内解散国会。黎元洪迫于压力不得不再次屈服，于6月13日凌晨四时一连发布三道命令：一、准免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职务；二、任命步后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三、解散国会。随着第一届国会再一次遭到解散，在1913年“天坛宪草”基础上重新修正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再一次流产夭折于还没有完成的二读程序之中。

　　6月14日，张勋入京；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于7月1日拥戴11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御极听政，收回大权”。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电令各省讨伐张勋，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南郊的马厂誓师，自称“讨逆军总司令”。冯国璋以代行总统职务的资格，表示与段祺瑞一致行动。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荷兰使馆。第二天，宣统皇帝宣布第二次退位，为期12天的复辟闹剧草草收场。

　　1917年7月15日，以再造共和自居的段祺瑞组织新一届内阁，并且以中华民国法统已经中断为由，拒绝恢复被黎元洪宣布解散的第一届国会以及1912年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随后，段祺瑞决定依照1912年的先例，重新召集临时参议院改选国会、重定宪法。孙中山以恢复第一届国会和“临时约法”为借口，南下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和护法国会，中国从此进入南北分治时期。

　　十一、“安福宪法”与“贿选宪法”

　　1917年11月10日，由各省选派5名参议员组成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正式开会。1918年2月17日，经临时参议院修改的《国会组织法》和《参议员选举法》颁布实施。8月12日，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成立，由段祺瑞亲信徐树铮暗中操纵的“安福系”占据多数议席，因此被称为“安福国会”。

　　1918年9月，第二届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同年12月，第二届国会的众参两院依据修正后的《国会组织法》第20条之规定，各举30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制宪。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2月27日在众议院开始集会，12月30日通过议事规则，选举郑万瞻为委员长。1919年1月6日，宪法起草委员会议决撇开此前的“天坛宪草”另行起草宪法条文。

　　自1918年12月27日开始至1919年8月12日止，宪法起草委员会共开会26次，议决宪法草案101条。9月19日开谈话会，整理完成宪法草案说明书。由第二届国会制定的这份被称为“安福宪法”和“民八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秉持权力分立与限权制衡的宪政原则，汲取民国初年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大量借鉴英国与法国议会制度中的许多合理性规定，在一些重要的制度设计方面，比起对人立法的“天坛宪草”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具体来说，这种进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天坛宪草”中，国会闭会期内尚有国会委员会的设置，本草案取消了这一设置；其二，在“天坛宪草”中，总统解散众议院时，须得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之同意，本草案无此项限制；第三，“天坛宪草”以国会两院之联合会议为解释宪法的机关，该项宪法草案则以国会两院议长及大理、平政、审计三院院长为宪法解释者。也就是说，该项宪法草案虽然依然采取对人立法的责任内阁制度，总统的权威地位已经比“天坛宪草”中略有提高。

　　由于孙中山广州政府采取发动护法战争的方式加以抵制，致使该项宪法法案最终没有能够交付国会审议通过。随着段祺瑞在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中失败垮台，新组建的直系北京政府于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新国会也于同年8月30日会期届满平安闭会。被称为“安福宪法”的该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仅仅因为段祺瑞失去政权而被因人废法地废弃不用，不能不说是中国宪政史上冤冤相报、恶性循环的一大悲剧。

　　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宋庆龄夫妇在伍廷芳、唐绍仪、王伯群、胡汉民、戴季陶、伍朝枢、郭泰祺、徐谦、马君武等人陪同下，乘坐“中国号”邮船从上海前往广州。于抵达广州的第二天即11月29日，重新组织军政府。1921年1月12日，国民党系护法议员返回广州，重开国会非常会议。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广州方面的护法国会虽然没有像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后那样被宣布解散，却再没有从事制宪活动。

　　北京方面，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曾经于1920年10月30日下令举行国会议员大选。于是便有了第三届国会的筹备。由于徐世昌的命令遭到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直系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通电反对，只有江苏、安徽、山东、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蒙古、青海共11省区如期举行众议员选举。加上处于动荡之中的北京政府，一直未能如期颁布《参议院选举法》，新当选的11省区众议员在北京空候一年多也没有等到第三届国会的正式召开。1922年5月，直系打败奉系之后，第三届国会宣告夭折。

　　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在先后取得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直奉战争之后，成功掌控了北京政权。面对日益尖锐的南北对峙，尤其是孙中山一派坚持不懈的护法运动以及风起云涌的联省自治运动，曹锟、吴佩孚打出了恢复法统的旗号。

　　所谓恢复法统，就是再一次恢复1912年的“临时约法”和1913年的第一届国会，迎回黎元洪继续担任大总统。这样做可以收到一石三鸟的功效：第一，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是由“安福国会”选举的，其合法性一直遭受质疑和责难，迎回黎元洪，可以迫使徐世昌下台。第二，北京中央政府恢复法统之后，广州方面的护法军政府也将丧失合法性依据，大元帅孙中山不得不放弃政权。第三，“联省自治”派所酝酿的在汉口成立第三政府的计划，也不得不偃旗息鼓。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进京复职。6月12日，黎元洪宣布撤销四年前由他自己颁布的解散第一届正式国会的大总统令。8月1日，历经磨难的第一届国会又一次复会，报到议员414人，出席当天会议的议员354人。

　　与1916年全国各界对于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复会寄予厚望不同，人们此时多以疑虑的态度审视旧国会。梁启超认为11年来的内乱主因还是没有宪法，宪法未成的最大原因是议员把制宪当作副业，把多数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了人事纷争方面。他希望国会以德国制宪为榜样，用83天时间完成宪法的起草议决与颁布通过。然而，国会刚刚恢复，就发生了“民六国会与民八国会”的法统之争，随之而来的还有罗文干案等多项政争。

　　国民党一派的护法议员，当时采取的是抵制在北方制宪的态度。1922年9月，孙中山对倡导制宪优先的前国民党员吴景濂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免除他的众议院议长职务。9月5日，孙中山派的护法议员悍然闯入宪法会议会场破坏制宪，一些制宪派议员愤怒地指斥这种行为“致国会于破裂，败宪法于垂成，是以护法始者，以毁法终”。

　　1923年1月以后，由于宪法会议经常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流会，便有国会议员提议修改民国元年的“国会组织法”，以减少宪法会议出席人数的限制。接下来，国会进一步修改1913年9月颁布的《宪法会议规则》，增加议员出席费，规定议员出席宪法会议，每次可得出席费20元，缺席者扣除议员岁费20元。为落实议员每次20元的出席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面见黎元洪申请经费。黎元洪没有把这笔款项正式提交国务会议，只是与国务总理张绍曾等相关阁员口头协商，便从海关建筑经费中借拨120万元，并转告外籍总务司照拨。1923年6月12日深夜，历时数月的宪法会议正在准备进入二读程序，直系军阀便以总统未经国务会议擅拨“制宪经费”为借口，发动驱逐黎元洪的武装政变。国会议员在结成反直三角联盟的孙中山国民党、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的联合动员下纷纷离京，宪法会议再一次陷入停顿。

　　直系军阀为尽快实现曹锟当选总统的政制目标，除收买反直议员外，开始在制宪问题上做出策略调整，愿意以制宪为条件，换取制宪派议员对于总统选举的支持。在曹锟指使下，吴佩孚、冯玉祥、齐燮元、孙传芳等直系要人公开通电，要求国会尽快制宪。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更是每周发布3次召开宪法会议的通知，连续流会44次依然坚持不懈。8月24日，在曹锟一派人支持下，北京众参两院召开谈话会，通过临时支给常会出席费--即每次常会出席议员得支出席费50元--的办法，吸引离京议员返京。直系在制宪与选举问题上的协商立场，有力地分化了反直阵营。10月4日出现戏剧性场面，宪法会议的到会议员忽然达到550多人。10月5日，第二次复会的第一届国会召开总统选举会，出席议员555人，曹锟以480票胜出，当选为新一届正式大总统。10月8日，第202次宪法会议召开，三读通过宪法草案，并任命蓝公武、籍忠寅、胡祖舜、孙润宇、赵世钰、牟琳等人为整理条文委员会成员。

　　192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公布。众议院门前装饰一新，用黄绢将宪法全文书成小楷，高揭于众议院门墙上，四周围以电灯花线，光彩夺目。两院议员皆服礼服先后齐集，入场之先，每人领取红皮宪法印本一份，及民国六年制成之宪法纪念章一枚。上午十一时，吴景濂宣读中华民国宪法全文，全体鼓掌，呼宪法万岁，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奏乐并摄影而散。至此，历经十年困厄的中华民国宪法终于制定完成。

　　当天下午，曹锟自保定至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职务。曹锟虽然被冠以贿选总统的恶名，在他执政期间国会一直存在，并且发挥了一定的立法职能。直系军阀从自身合法性考虑，一直没有放弃已经破碎的民国法统。在被冠以“贿选宪法”的1923年版《中华民国宪法》第七章“大总统”项下，找不出一款专门为曹锟而写的宪法条文。21项条文中有20条完完全全抄录自“天坛宪草”，被删去的两条恰恰是袁世凯当年坚决主张加进去的。由此可知，曹锟并没有操纵干扰这份宪法的制订程序。按照严泉的研究考证，作为中华民国史上第一部颁布实施的正式宪法，1923年版《中华民国宪法》是自1912年以来十多次制宪活动集大成的成果结晶，在规范的体系化、结构的完整性、表述的准确性方面，都达到当时的较高水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经过十多年的民主化试验，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不仅彼此之间第一次实现政制制度选择方面的妥协一致，而且与直系军阀之间也一度形成宪法制定与总统选举的双赢结局。

　　十二、新文化运动与“段记宪草”

　　后袁时代的法统破碎，在国家建设层面上所造成的是权威流失、内战内乱的巨大悲剧。但是，国家权威的部分流失，也为中国社会最为匮乏的言论自由和地方自治，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成长空间。

　　在由《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主导启动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通过白话文尤其是易卜生式“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持续提倡，为中国社会初步移植引进了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多元共和的现代文明价值信仰和价值谱系，从而为中国社会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权由法所定的现代政制建设，提供了最具根本性的理论支持。

　　关于人类现代文明共同体的普世性的五个层级要素，笔者此前在刊登于《领导者》2012年10月总第48期的《药方与路径：梁启超与胡适的欧美游记》一文中，已经有过初步概括和阐述，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补充说明：

　　第一层级是主体个人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财产私有、自食其力、自我健全。简称自由自治，也可以简称为“我自主”。与西方文明社会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相比较，中国传统的老庄道学所鼓吹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以至于消极懈怠、无欲无为，其实是一种逃避责任、泯灭人性的伪自由和反自由。

　　第二层级是以人为本、自由自治的甲乙双方自然人及实体法人，在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文明财富创造过程中，共同实现意思自治、契约平等、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的双向动态过程。简称契约平等，也可以简称为“我愿意”。西方基督教的教堂婚礼中最为重要的仪式，就是作为自然人主体的男女双方各自表达的“我愿意”，而不是“我服从”。

　　第三层级是民间社会各种自然人及实体法人的公民自组织及其联合组织，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上的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投票、民主选举、民主授权、民主自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任何性质的公民自组织及其制订的公共契约的合法性，都是以维护保障而不是牺牲剥夺该组织内部所有自然人及实体法人自由自治、财产私有、契约平等的基本权利为前提条件的。真正意义上的的民主，应该是平等双向的：一方面是罗马法已经初步规定的自限权力以成全公共利益和公共法律社会性的自主自治；另一方面才是通常意义上的权为民所赋、权由法所定的契约性公共权力的正当作为，简称民主授权，也可以简称为“我授权”。

　　第四层级是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的文明社会，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基本前提之上的治官安民、宪政限权、依法行政、多元共和的现代政治制度。简称宪政限权，也可以简称为与中国特色的“我服从我效忠”的官权本位截然相反的“我治官”。作为权限明确的法人实体，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地方政权，都必须用来依法保障公民个人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财产私有、契约平等、民主授权的主体人权，而不是凌驾于公民个人的主体人权之上去救国强国。

　　第五层级是主体个人在人类社会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交往过程中，全方位地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人类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博爱大同。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博爱大同，任何性质的爱国家、爱民族、爱宗教、爱党派、爱家庭、爱异性、爱文化、爱艺术，都是不够完整全面的，或者说是狭隘片面的。

　　要完整实现人类共同体中所有主体个人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的理想境界，这五个层级的价值要素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了便于记忆和传播，可以把上述五个层级的价值要素、价值信仰、价值谱系，合称为人类文明价值五要素或普世价值五要素。中国社会真正的转型改变，应该是从保护以人为本、自由自治的私有财产、契约平等以及公民自组织和地方自治入手，尤其是制订完善充分保障自然人和实体法人的私有财产及契约诚信的民商法典入手，充分激活整个民间社会从事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内驱力和创造力；而不是从强化国家政权的爱国、强国、保国、救国之类的宏大叙事入手，更不能从消灭私有财产和消灭男女婚姻入手。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性贡献，胡适在写作于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o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解释说：“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与胡适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形成直接冲突和鲜明对照的，是老革命人陈独秀奉行的自以为绝对正确的单边片面、单边绝对的文学革命思维：“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前面已经谈到过，广东方面的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激烈派人士，正是依据这种自以为绝对正确的单边片面、单边绝对的革命思维，反复实施着太上皇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专权训政方略。以湖南省长赵恒惕、广东省长陈炯明、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代表的一部分地方政权的“联省自治”，反而初步明确了“临时约法”中严重缺失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民主立宪、多元共和的权力边界。

　　正是基于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胡适针对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激烈派人士所坚持的太上皇式的单边片面、单边绝对的专权训政逻辑痛加批驳道：“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针对吴佩孚以及孙中山、陈独秀等人阻挠联省自治的相关言行，胡适还在《吴佩孚与联省自治》一文中，基于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权由法所定的宪政法理回应说：“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的是什么呢？第一，信仰国民至多可以受欺于一时，而不能受欺于永久。第二，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第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

　　湖南省是第一个尝试制定省级宪法的省份。1921年年初，“湖南制定省宪法筹备处”在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支持下宣告成立，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伯毅）是其负责人。省政府聘请包括国会议员王正廷、彭允彝在内具有专门学识及经验者十三人，组织成立省宪起草委员会。省宪起草委员会在一个月内完成六种草案：《湖南省宪法草案附说明书》、《湖南省议会组织法草案》、《湖南省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湖南省省长选举法草案》、《湖南省法院编制法草案》、《湖南省县议会议员选举法草案》，他们制定的省宪法草案成为后来正式省宪法的蓝本。

　　1921年6月15日至7月12日，是浙江省宪的起草期。7月23日至9月22日为浙江省宪讨论通过期。除湘浙两省外，国会议员王绍鏊、孙润宇、凌文渊等人参与了江苏的自治与省宪运动，张耀曾参与了云南省宪制定运动。王乃昌、马君武参与了广西自治与省宪运动。省宪内容是民国早期制宪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体现，特别是部分国会议员参与制定的湖南、浙江两省宪法，更是体现了国会数次制宪经验的宝贵积累。

　　1924年10月23日，在直奉战争中临阵倒戈的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囚禁曹锟的“北京政变”，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告垮台。11月2日，曹锟被迫辞职，由黄郛代行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随着被冠以“贿选宪法”之名的《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实施而刚刚有所修复的以人为本、主权在民、五族共和、民主立宪的政制法统，再一次被武装暴力打破击碎，中国社会因此陷入更加混乱的内战状态。

　　在此之前，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与国民党派系的孙中山已经结合成反对直系军阀统治的三角联盟。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于第一时间通电主和，邀请段祺瑞、孙中山“入京主政”。11月24日，段祺瑞在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的推戴下，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孙中山虽然对此有所保留，但是在北上入京路过天津与最具军事实力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谈话时，依然认为“现在除合肥外，实无第二者可当此任，今后可全委诸合肥办理”。段祺瑞对于孙中山北上也寄予很高期望，在就职前的天津会议上明确表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

　　执政府成立后，段祺瑞在张作霖等人支持下，以“法统已坏，无可因袭”为借口致力于以正统自居的法统重建，甚至明令通缉包办贿选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1925年2月1日，旨在“解决时局纠纷，议筹建设方案”的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于4月18日全案三读通过重新制宪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条例”规定由“国宪起草委员会”起草“中华民国宪法案”及其施行附则，限三个月完成，咨由临时执政提出于“国民代表会议”。依据该项条例，段祺瑞执政府于4月24日正式宣布“民国法统，已成陈迹”，下令撤销曹锟的“贿选宪法”，并且宣告1912年的“临时约法”已经失效。参、众两院的院址，也因此交由内务部接收。众议院院址被移交给法政大学作为校址，参议院院址划拨给女子大学作为校址。

　　1925年5月3日，《国宪起草委员会规则》公布。该委员会委员由各省军、民长官各推1人，各区长官各推1人，临时执政选聘20人并且分别选聘内外蒙古、西藏各2人与青海1人；总人数为70人。1925年8月3日，国宪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8月8日，该委员会推举依附奉系军阀的林长民为委员长，并且通过“议事细则”，随即着手起草新一轮的国家宪法。10月26日开始进入一读、二读程序，于12月11日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案》。由于拟议中拥有“议决宪法权”的国民代表会议于战乱中没有能够正式召开，段祺瑞执政府便宣告垮台，该项法案制订完成后无从提交议决，只能作为草案被搁置。中华民国初期以英、美为样板的五族共和、多元竞争、民主宪政的议会政治，也因此告一段落。

　　有“段记宪草”之称的《中华民国宪法案》，采取了现代宪法的通行结构，由前言、5编14章共160条组成，约13000字。其中标榜英、美式的三权分立原则并且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制，此前由“临时约法”和“天坛宪草”规定的内阁负责制被改为总统负责制，同时也部分扩大了众议院的权力。规定将众议院议员由复式选举方法产生，改为由各省区按人口比例由选民直接选出，并得以原选举区选民10人以上连署提议，过半数以上同意撤回之。规定大总统由人民间接选举，由全国选民于每县内各选出大总统选举人一人，集会于国都选举之。规定参议院议决之法律案，须由政府提付于众议院，政府如有异议时，得具案同时提出之；如提案遭众议院否决，有参议院总议员过半数之同意仍执前议时，政府须交付众议院复议之；但众议院如有总议员过半数之同意仍予否决时，应废弃之，于一年内不得再行提出。规定众议院议决之法律案，除预算外，参议院如有异议时，得于10日内将否决或修正之理由，咨由政府交付众议院复议之，如众议院有总议员过半数之同意仍执前议时，大总统应即公布之。还规定国民因公共需要，经所属最高地方自治团体或职业团体可决，有提出法律案于议会之权；宪法之解释，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之裁决，国务员被弹劾事件之审判，均属于由最高法院与参议院合组之国事法院职权。并规定教育以道艺并重，发挥民主精神为宗旨；国民有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之权利；国家及地方教育经费，以行政费全额20%为最低限度；学校教育不得为党派主义之宣传。

　　“段记宪草”无论在国家体制、国家权力运行监督，还是在公民权利和宪法制定修改本身的有关制度方面，都做出了比较完善的规定，是一部体系较为完备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宪法草案。但是，序言部分的一段宏大叙事--“中国民国国民代表会议，为巩固国家统一，确立社会秩序，保持和平，增进幸福，奠定邦本，发扬国光，制兹宪法并宣布之，咸与率由，用垂无极。”--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为本、以国为本的陷阱误区和话语圈套，而不是像美国宪法那样以尊重保障主体个人自由自治、财产私有的普世权利以及当事双方契约平等的民商权利为最高诉求。这部“宪法案”功亏一篑的流产夭折，显然不是宪草条文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经历了十多年五族共和、民主宪政的初步训练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坚持活跃在政治舞台的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没有像明确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胡适等极少数个人那样，真正把来自西方社会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大同博爱、多元共和的普适性的价值信仰、价值谱系，当作完整系统的信仰体系来加以切实理解和严格遵守。单边片面放纵自己、限制别人的对人立法和因人废法，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竞相采用的夺权谋略。当被冠以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共和、革命、爱国、救国以至于“三民主义”之类神圣字眼的立宪活动及宪法条款，不能兑现自己一方的夺权梦想的时候，抹杀颠覆自己曾经参与制订缔造的宪法条款和制度框架，擅自挑起发动汉族人攻打汉族人的国内战争和暴力革命，便成为这些政治势力最为便捷的政治选项和路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一纸空文的种种宪法草案一次次被制订又一次次被推翻，几乎成为中华民国的立宪宿命……

　　（张耀杰，历史学者。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领导者》编辑部索取。）

　　张耀杰，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1期（2013年4月）

民国初年的宪政挫折（中）

　　五、对人立法的“临时约法”

　　1911年12月31日，孙中山委派黄兴乘专列赶到南京，向代理参议院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提议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理参议院连夜议决通过云南、湖南、湖北三省代表吕志伊、宋教仁、居正联名提出的组织大纲修正案，其中包括三项条款：一是增加“临时副总统”；二是“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三是宋教仁一贯坚持的主要用于架空虚置最高权力的集体协商、署名限权的责任内阁制条款：“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须副署之。”按照该项修正案，总统制的临时政府便具备了内阁制的部分特点。

　　1912年1月2日，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的五省代表，向代理参议院提出新一轮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不仅否决了宋教仁的内阁制条款，还把原第五条修改为“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但制定官制官规，及任命国务各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充了参议院的同意权限，把对人立法的立法闹剧推演到极其荒诞的地步。对于革命阵营内部包括南京临时参议院在内的单边擅权，孙中山内心深处其实是深恶痛绝的。用他事后的话说，“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

　　1月3日，代理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且投票否决由孙中山提交的经过同盟会内部秘密协商的第一份内阁名单。1月4日，上海《申报》在“要闻”栏刊登这份遭受否决的内阁名单，其中黄兴的职位是内阁总理兼陆军卿，宋教仁的职位是实际权限相当于内阁总理的内务卿。1月5日，鄂、赣、闽、滇、粤、桂六省代表提出新一轮的“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案”；湘、赣、浙、滇、秦五省代表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应加入人民权利义务一章案”。代理参议院当场议决，将上述两项提案“先付审查后即由审查员拟具修正案。举定审查员五人如左：景耀月、张一鹏、吕志伊、王有兰、马君武。”

　　1月28日上午十一时，临时参议院在南京举行开院式，此前代理参议院职权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自行解散。1月30日，孙中山咨文临时参议院：“查临时政府现已成立，而民国组织之法尚未制订，应请贵院迅为编定颁布，以固民国之基。兹据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呈拟《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五十五条前来，合并咨送贵院，以资参叙。”1月31日，临时参议院将原案退回。

　　2月1、2日，由景耀月、马君武、王有兰、吕志伊、张一鹏参与起草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不经审议便在上海《申报》擅自连载，与在《民立报》公开连载的宋教仁拟《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形成旗鼓相当的对垒局面。2月6日临时参议院会议上，该项草案被提交给由张继等九人组成的特别审查会，之后又交付王有兰、王正廷、赵士北等九人组成的法律审查会。2月7日，该草案被列入议程。2月9日，共有30人出席临时参议院会议，缺席、请假7人，原定的六项议事日程中并没有审议临时约法草案一项。上午临近散会时，会议主席突然宣告议事已终应即散会，下午二时至五时续开临时约法草案审议会。下午续开审议会时，出席议员仅21人，由同盟会籍审议长李肇甫主席，宣布续议临时约法草案。经过一番讨论，“主席请赞成增设责任内阁者起立表决，多数可决”。李肇甫宣告余俟下次继续审议，四时宣告散会。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转机，是因为由同盟会主导的临时参议院的当务之急，已经不再是立法针对同盟会及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的宋教仁等人，而是针对即将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此前在1月22日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的通电中公开表示说：“就各来电视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政府，又谁为保证？”

　　为了严格限制自己一方不予信任的袁世凯，孙中山在该项通电中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五条办法：其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其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其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其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其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

　　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宣誓遵守的“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并不是他自己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时所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是还没有制订完成的对人立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国际性的标准惯例，相对于大清王朝完整全面的正统合法性来说，被《清帝逊位诏书》称之为“南中各省”和“民军”的南京临时政府，只是“倡义于前”并且单边独立的交战团体，不仅不具备逊位承受方的合法性地位，而且不具备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成立的“临时共和政府”那种过渡性质的合法性地位。对于这一点，孙中山是完全清醒的，同时又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真诚接受和虚心承认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与高瞻远瞩地着眼于整个国家长远福祉的《清帝逊位诏书》相比较，由“倡义于前”的孙中山以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单边制定的对人立法的“临时约法”，表现出的其实是像逊位之前的乾隆皇帝、慈禧太后、隆裕太后那样的太上皇式的专权训政。“临时约法”一旦被用作对人立法的单边片面、单边绝对的筹码武器，贯穿其中的就会是《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透露出的那种太上皇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专权训政方略。包括大总统袁世凯在内的所有中华民国的官员与民众，都是孙中山及其同盟会实施专权训政的目标对象。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掌握全国政权之前，中华民国持续动荡的最为根本的政制原因，就在于此。

　　1912年2月11日，也就是大清朝廷连夜颁布逊位诏书的前一天，被授予“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全权的袁世凯，给孙中山等人发来承诺共和的通电。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发布《关于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布告》。2月13日，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咨文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同时为袁世凯重新设置单边片面的限制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依照既定日程，投票选举继任大总统袁世凯。孙中山于当天上午11时，率领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数万人，赴南京郊外的明孝陵行祭告礼。他在祭告文中以“国民公仆”名义宣扬的“民国统一”，并不是《清帝逊位诏书》所规定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并且“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全国统一，而是明太祖朱元璋式的既要奴役异族人更要奴役本族人的大汉族主义的单边统一。孙中山通过对于明太祖朱元璋的神圣祭拜，所要表现的是短期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他自己，辞职之后依然要继续保持太上皇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革命道统和训政特权。

　　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全体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临时约法”。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南北统一之后的“大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的就职誓词--“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所依据的宪法性资源，首先是《清帝逊位诏书》中具备完整全面的宪法性权威的共和契约，其次才是他还没有读到一个字的、迟至第二天即3月11日才由孙中山颁布生效的“临时约法”。

　　六、中华民国的共和统一

　　袁世凯的宣誓就职，标志着《清帝逊位诏书》预约期许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共和立宪国体”，已经在中国社会得到初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中华民国，是应该从1912年3月10日开始算起的。

　　作为南北统一之后的“大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统治权力与政治资源，分别来自于大清王朝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委托代理。孙中山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勒令获得双份委托代理全权的袁世凯，“谨守”他在宣誓就职时还没有读到一个字而且还没有正式生效的“临时约法”，既是对于《清帝逊位诏书》中完整全面的宪法性契约的严重违背，同时也是对于“临时约法”本身的宪法性权威的严重败坏。缺乏孙中山那样周游各国的生活阅历和世界眼光的袁世凯，对于自己还没有读到一个字并且还没有正式生效的“临时约法”的宣誓“谨守”，同样是对于宪政法理和宪法权威阳奉阴违、言不由衷的严重亵渎。换言之，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奠定在一部合乎宪政法理的完整全面的宪法文本和国家契约之上。

　　1912年8月24日下午，孙中山和夫人卢慕贞以及宋霭龄、魏宸组、居正、王君复一行人，应袁世凯邀请抵达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受到像前清皇帝一样的最高规格的隆重欢迎。孙中山与黄兴相继入京，以及同盟会在宋教仁的主持下成功转型为现代化议会政党即国民党，暂时缓解了民国初年层出不穷的政制纷争。10月10日前后，中国社会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祥和气氛，一度达到最高点。在此之前的9月28日，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参议院议决国庆日纪念日案，兹公布之。此令。”经参议院议决的这项法律案规定：“国庆纪念日：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十月十日为国庆日。应举行之事如左：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即阳历正月初一日，暨北京政府宣布共和南北统一之日即阳历二月十二日为纪念日，均放假休息。”

　　10月9日，袁世凯颁布授勋令。该项命令中受到勋位嘉奖的孙中山、黄兴，是同盟会及国民党方面的最高领袖。黎元洪是武昌首义的军政府都督。孙武、蒋翊武、蔡济民、邓玉麟、何锡蕃等人，是武昌首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唐绍仪、伍廷芳是南北谈判的双方代表。同时得到晋封升职的还有满蒙回藏的王公大臣。从该项授勋令中可以见出，当年的袁世凯确实是依据《清帝逊位诏书》所规定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并且“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的最高层级和最高境界的宪法性契约，来从事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政制建设的。

　　七、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

　　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临时参议院议定的《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会议员选举。10月15日，为了配合全国范围内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国民党参议员会在北京成立。10月19日，宋教仁、王宠惠等国民党宪政派人士乘火车沿京汉路南下，各自返回原籍从事权为民所赋的国会议员选举活动。

　　1913年1月10日，袁世凯下达正式国会召集令，命令所有新当选的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于本年三月齐集北京。1月29日是旧历腊月二十三日，当选湖南籍参议员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顾不上返回桃源县家乡与家人共度春节，直接从长沙赶往武汉与国民党二号人物、湖南同乡黄兴“商议一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时任汉粤川铁路督办的黄兴，恰恰在他赶到之前挂印辞职离开武汉。

　　2月1日，宋教仁在从武汉写给北京国民党本部诸位同党的书信中，主要谈到这样几项内容：其一，国民党通过全国大选组织议会政党内阁，以便与袁世凯当局实现在平等共和、民主立宪的制度框架内分权合作的大政方略。其二，一心想通过全国大选出任第一届正式政府内阁总理的宋教仁，以候选总理的立场激烈反对袁世凯临时中央政府在大选之前向西方国家大举借债。其三，继此前在致自己的私人秘书刘羹臣的私信中谈到“与克强商议一切”之后，宋教仁再一次谈到“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从而凸现出一条关键信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国民党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已经被他一厢情愿地架空虚置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而是刚刚辞去汉粤川铁路督办职务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

　　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与黄兴“商议一切”。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丝毫没有表现出与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商议一切”的美好意愿，而是在此前的2月10日离开上海赴日本考察。

　　同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等人主持经营之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相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制预期，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他实际上是在从事一生中的最后冲刺。

　　3月19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布于4月8日举行国会开会礼。3月20日晚上，宋教仁应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持枪暗杀。现场指挥武士英执行暗杀行动的，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其谍报科长应夔丞手下的主任科员吴乃文，与陈其美、应夔丞、洪述祖同为青帮“大”字辈大佬的前光复军司令李征五的老部下陈玉生，以及从北京来到上海的广东人冯岳君。宋教仁被就近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后，委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出一份相当于政治遗嘱的电文：“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3月22日凌晨，宋教仁在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去世，年仅32岁。按照宋教仁参与经营的国民党第一大报上海《民立报》的相关报道，在从遇刺到去世的一天两夜时间内，宋教仁留下了许多遗言，却偏偏没有提到本党理事长孙中山的名字。

　　凶案发生后，国民党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紧急展开针对应夔丞和武士英的缉凶活动，却放纵了与应夔丞和武士英同等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吴乃文、陈玉生、冯岳君。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订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第一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卫队司令、时任江苏驻沪巡查长的青帮大佬应夔丞，更不是远在北京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及其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应该是应夔丞、吴乃文、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陈其美。但是，随着国民党方面调动所有报刊资源展开疑罪从有、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这桩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被逐步放大升级为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案件本身的证据链条及事实真相，反而被人为地掩盖遮蔽了起来。

　　据1913年3月26日上海《民立报》报道，孙中山于3月25日上午从日本返回上海寓所，随后来到黄兴家里，表示对于宋教仁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为准绳”。到了3月26日，孙中山在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表示说：“昨日以来，与党之得力者决意，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即考虑使议会按照预期集会，一开头即弹劾袁之丧失立场，而假若我党主张之政党内阁方针得到贯彻，则陈述大总统乃一傀儡而已，任何人均可当之。”

　　所谓“正当之手段”，就是《民立报》报道的“一以法律为准绳”，也就是在已经初步建立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制度框架内，以宋教仁案为政制借口，通过议会弹劾、投票选举以及法律调查之类的合法路径，架空甚至剥夺袁世凯“乃一傀儡而已”的总统职位。这样一来，还没有开院的第一届正式国会，与此前制定“临时约法”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一样，被孙中山赋予专门针对袁世凯个人实施立法监督的政制使命。当议会斗争达不到架空甚至剥夺袁世凯总统职权的政制目的时，退出中华民国已经初步建立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制度框架，单方面挑起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汉族人攻打汉族人的国内战争，便成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政制选项。

　　由于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民意支持加上军政实力悬殊，随着主将黄兴临阵脱逃，国民党方面的武装力量在“二次革命”中像落花流水一样一触即溃。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不顾黄兴、谭人凤、李烈钧一派人的坚决反对，另行创建秘密会党性质的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强行中止并且被国民党方面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

　　八、太上国会与“天坛宪草”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新落成的众议院举行开幕典礼，参、众两院到会议员共682人，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及中外来宾列席会议。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没有到场，而是委托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来祝贺。当梁士诒代表总统致贺辞时，国民党激烈派议员以袁世凯没有亲自到会为由加以拒绝，一开始就把国会置于与政府尖锐对立的状态。在国民党激烈派议员的感染鼓荡之下，一部分非国民党籍议员也逐渐养成太上皇式的议会至上、专权训政的极端思维。

　　当时的国人对于第一届国会普遍寄予厚望，国会议员更被赋予神圣崇高的政治地位。全国各界期盼着由第一届国会制定出正式宪法，选举出正式总统，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使得中华民国从此走上稳定发展的现代文明轨道。没有想到事与愿违，国会议员尤其是国民党籍议员的相关表现，几乎可以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加以形容。据5月9日上海《时报》报道，参、众两院于5月7日讨论大借款案，国民党议员认为借款案未交议院审核，政府咨文于法不合。进步党议员认为此案在临时参议院时期已经讨论通过，主张及时借入，监督用途即可。双方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5月13日，国民党议员卢元弼与进步党议员丁廷蹇再度互殴。参议院议长张继等人继续在参议院指责大借款案，致使进步党的刘崇佑等人在报刊上公开驳斥张继的相关言论。

　　1913年5月29日，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全体在京党员集会，正式宣布改组合并为进步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那彦图、孙武、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冯国璋、蔡锷、汪大燮、熊希龄等23人为名誉理事，林长民为秘书长。进步党以“国权主义”和“政党政治”为理论基础，主张以英国式的“完全之政党内阁”为最理想的政府组织，以责任内阁制为政党政治之极轨。同时又认为中国当时不具备实行完全政党内阁的条件，只能通过议会各政党的联合，建立包括袁世凯官僚势力在内的混合内阁。

　　第一届国会太上皇式的议会至上、专权训政的政制特色，在被通称为“天坛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讨论制定过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国会开幕之后立即围绕着正副议长选举、宋教仁案、大借款案等相关问题陷入政党纷争，最为重要的宪法制定反而被一再推迟。直到6月30日，众参两院才分别召开宪法起草委员选举会，选举产生宪法起草委员60名。其中国民党25人，进步党26人，政友会8人，超然社1人。7月19日，60名宪法起草委员选举国民党员汤漪为委员长，国民党占据相对优势。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后，众参两院分别议决，限定45天内将宪法草案编制完成并提交国会。为了确保起草委员集中时间、精力如期完成，众议院特别议定，免除宪法起草员出席大会的义务。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调查比较，选定天坛祈年殿为会议场所。

　　在此期间，袁世凯为了满足进步党改组内阁、执掌政权的政制欲望，在黄兴于南京宣布武装独立的第二天即7月16日，正式免去赵秉钧的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职务，随后提名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由于国会议员多数留在北京，众参两院分别于7月23日、30日以多数票通过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的提名。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进步党与袁世凯合作双赢的相互利用，还笼络了一大批像宋教仁生前那样坚持议会政党政治的国民党议员，使得参与发起国内战争的国民党激烈派人士陷入既不符合法理更不符合民意的孤立境地。

　　随着国民党方面在“二次革命”中迅速失败，袁世凯的军政实力和政制声望达到最高点。9月12日，在众参两院的合会上，国民、进步两党议员一致表示，应该先定宪法中关于选举总统的规定，并据此选举正式总统。10月5日，《大总统选举法》并没有依据“临时约法”规定交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颁布，而是由宪法会议擅自越权自行公布。10月6日，众参两院进行总统选举，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

　　武昌首义之后的第二个10月10日，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在前清皇帝登极大典的举办地--故宫太和殿隆重举行。当天下午，袁世凯登上天安门城楼举行大阅兵仪式。早在此前的5月2日，美国代办Williams就晋见袁世凯，呈递承认中华民国国书，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一流强国。10月6日，袁世凯当选大总统的当天，日本、奥地利、荷兰、葡萄牙承认中华民国。10月7日，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西班牙承认中华民国。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标志着中华民国依据《清帝逊位诏书》所规定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并且“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的最高层级和最高境界的宪法性契约，在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政制制度建设方面，已经成功进入轨道并且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10月16日，袁世凯依据“临时约法”向众议院提出增修约法案的咨文，其中详细叙述了“临时约法”对于行政权力的种种妨害，以及自己身为大总统对于“临时约法”的“百方隐忍”。面对袁世凯依法维权扩权的良性抗争，作为代议立法机构的众议院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10月18日，袁世凯咨文宪法会议，指出此前公布《大总统选举法》“侵及大总统之公布权”，依据“临时约法”第22条、第30条之规定，“当然应由大总统公布”，进而指出“无论此次议定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或将来议定之宪法案，断无不经大总统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

　　对于袁世凯依然是在依法维权扩权的该项良性咨文，宪法会议竟然没有留下立案讨论或者具文退回的任何记录。在此期间，由宪法起草委员起草的“天坛宪草”的各项条文，却偏偏绕开拥有最终议决权的国会宪法会议，以及拥有公布权的袁世凯，擅自于10月17、19、20、21、23日分5次公开刊登在上海《申报》上。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于10月22日咨文宪法会议，称将派遣委员出席会议“代达本大总统之意见”。宪法会议以“宪法会议之性质与两院不同，大总统对于宪法会议既无提案权，自无特派委员出席说明之理由”为借口，予以拒绝。

　　作为整个国家政制建设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制定应该开门立法以吸纳广泛民意，并且严格接受包括全民投票在内的权为民所赋的民意检验。不久前刚刚被选举为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是权为民所赋的全国民意的最高代表。众参两院组成的宪法会议及其宪法起草委员会，只允许自己一方单边绝对地干涉行政权力，却不允许包括大总统在内的行政官员依法咨文提案于立法机构的极端表现，与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有所表现的太上皇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专权训政方略，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由国民党方面主导的太上国会，对于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权为法所定的宪政法理的玩弄亵渎，决定了被通称为“天坛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权力配置，把国会及国会议员的权力置于中心地位，总统和国务员以及整个行政体系的权力受到严格制约，法院及司法官员的权力更是被无足轻重地悬浮于权力配置的边缘。从这个意义上说，由第一届国会制定的“天坛宪草”，其实就是对人立法、违宪立宪的“临时约法”的升级版。借用孙中山和于右任此前的表述，“天坛宪草”的制定，是由国民党激烈派议员鼓荡主导的又一场“袁氏可为善”却偏偏要“逼他为恶”的反民主、反宪政、反共和的革命训政运动。

　　没有被“临时约法”赋予解散国会权力的袁世凯，在依法维权扩权的良性努力不被接受的情况下，开始采取法外行动。10月25日，他通电副总统、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善。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进而要求“各该文武长官……逐条研究谠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据张玉法统计，自10月28日至11月21日，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师长等，共发出有关宪法问题的通电73件，发表于10月28日至11月4日之间者42件。其中攻击宪法谬误、钳制行政权过甚者23次，指斥国民党人假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破坏者12次，主张解散国会者10次，主张重订或取消宪法者7次，主张将宪草会解散者11次，主张将国民党解散者7次。

　　10月31日午前11时，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宪法草案第三读会议。经过连续5个小时的持续审议，将宪法草案113项条款逐一审读通过。下午4时许，当宪法草案全案告成时，全场鼓掌之声雷动。11月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咨送宪法会议。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他所提供的最为强硬的理由，是第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段芝贵，从电报局搜查出前江西都督李烈钧与国民党籍众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徐秀钧的往来密电几十件，里面涉及到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军政密谋，足以证明“此次内战，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议员相构煽，于期为极”。

　　随着438名国民党议员以及前属国民党籍但已宣布脱离的部分议员被收缴议员证书，国会议员的人数已经不足法定开会人数的一半，众参两院只好自动停会。被称为“天坛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为没有经过最后的审议通过程序，而只能作为宪法草案留传后世。11月12日，袁世凯下令取消各省议会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大多数省级议会也因为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集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议会活动因此趋于停顿。中华民国已经进入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宪政的良性轨道的宪政大业，至此已经走入绝境，接下来的便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称帝闹剧和后袁时代无休止的汉族人攻打汉族人的国内战争。

　　九、包办民意的帝制自为

　　1913年11月5日，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下令召集行政会议，要求每省选派两名代表集中讨论地方行政问题。11月26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将行政会议改组为以李经羲为议长的政治会议，并于12月15日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民国建设的政治问题”。政治会议进行到第五天即12月22日，袁世凯仿照美国1787年宪法未曾生效即开始修正的先例，要求政治会议将修改“临时约法”纳入议程。政治会议认为自己是政府咨询机关，没有增修基本法的权力，建议“依据法理，参以时势……在咨询机关以及普通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12月24日，政治会议议决通过《组织造法机关各项大纲》，将以“议决增修法案及附属于约法之重要法案”为主要职能的“造法机关”，定名为“约法会议”。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依据政治会议决议，颁布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副署的解散国会令。1月26日，袁世凯发布《组织约法会议组织令》，公布政治会议制定的《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责令内务部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约法会议议员的选举事项。3月20日，袁世凯向经过选举产生的以前国民党人孙毓筠为会长的“约法会议”提交《增修临时约法大纲》七条，明确表示民国初创时期的国家根本法，“虽然不取决于共和先进诸国，但是也不能事事削足适履”。国家的政制建设应该分为两种时期，实行约法是国家开创时代的事情，而宪法是国家守成时代的事情。只有等到各项制度趋于完善、政治趋于稳定之后，才可以实行宪法。

　　随后，“约法会议”依据袁世凯的《增修临时约法大纲》，很快制定完成共10章68条的《中华民国约法》。5月1日，该项有“袁记约法”和“新约法”之称的《中华民国约法》，由袁世凯颁布实施，此前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单边制定的“临时约法”因此废除。同一天，袁世凯命令废止国务院官制，设政事堂于总统府。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随后，袁世凯又组织成立以总统为海陆军大元帅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裁撤各省都督，分授以将军名号督理军务，作为中央的临时派遣官。地方行政采省、道、县三级制，改民政长为巡按使，道称道尹，县称知事。

　　5月24日，袁世凯颁布由“约法会议”制定的《参政院组织法》，其中规定73名参政院参政，由总统像任命行政官员一样予以简任。5月26日，参政院成立，停止政治会议，黎元洪、汪大燮任正副院长。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长期担任大清王朝臣子奴才而没有直接经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精神洗礼的袁世凯，依然不肯就此止步。他鬼迷心窍般怀抱着孤家寡人、天子皇帝的劣根旧梦，即使在亲友故旧反复劝告甚至于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依然自欺欺人地执迷于人为制造的推戴民意，从而在帝制自为的政制歧路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用骆宝善的话说，在袁世凯的知识宝库里，“就国内的经验而论，他不忘情于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尊；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他十分艳羡日本天皇、德国皇帝、俄国沙皇既有近代化，又保有无上权威的成功楷模和样板”。

　　1915年12月中旬，各省代表1993人以1993张赞成票的全票奇迹，一致拥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君主立宪。12月11日，袁世凯在《送还推戴咨代行立法院文》中装模作样地玩弄政治权术和文字游戏，把自己苦心经营、志在必得的帝制自为，转换成为在“国民代表……强我以所难”的逼迫之下，“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的被动牺牲。继该项咨文之后，被退回的“推戴书”立即被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再次“推戴”回来。袁世凯赚足了面子，于12月12日咨复参政院接受拥戴承认帝制，令各部院会同筹备一切事务，从而当上了君主立宪的新式皇帝。

　　1916年元旦，袁世凯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正式恢复帝制。1月3日，法理亏欠、底气不足的袁世凯，申令各机关对外仍称民国，对内则书“洪宪”。只可惜，袁世凯最终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君临天下、万寿无疆的洪宪帝国，他所制造的其实是一曲83天便短命夭折的帝制闹剧。同年3月22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护国战争的压制下，不得不接受冯国璋等五将军以及政治顾问莫理循的建议，在《撤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令》中宣布撤消帝制。

　　对于政制合法性已经完全破产的袁世凯来说，最为恰当的选择是像1912年的隆裕太后那样，享受一份优待条件而自愿退出政制舞台。即使是次一等的政制选择，也应该像表面上辞职让权事实上却坚持太上皇式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专权训政方略的孙中山那样，采取相对超然、以退为进的方式，通过组织党派、操纵议会、制定约法、办报宣传之类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继续保持和扩展自己的政制影响力。但是，袁世凯选择的却是最为低级的恋权固位的路径选项，以至于留在大总统位置上遭受更多人的攻击唾弃。1916年6月6日，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的袁世凯，在羞愤之中尿毒症发作，死在了他所迷恋的大总统位置上。

　　梁启超、蔡锷、唐继尧、岑春煊、任可澄、李烈钧、戴戡等人联合发动的护国战争，与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一样，并不具备权为民所赋、权为法所定的正当合法性，而且是在日本方面的秘密操纵之下开展进行的。护国战争的结果，是在护国救国的旗帜之下败坏了袁世凯中央政府逐步建立起来的政制权威，却再也不能重建新一轮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合法权威。随着袁世凯的去世，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中华民国，变成了日本与俄国从事政制实验和武力对决的国外战场。（未完待续）

　　张耀杰，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1期（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