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战犯我的英烈：张灵甫遗骨归乡争议

威克 BBC中文网记者

国民党说张灵甫（中）是战败拒绝被俘自戕而死，共产党说，是解放军击毙了张灵甫。

近日，因为国民党“抗日名将”、国共战争中在孟良崮阵亡的张灵甫遗骨迁葬问题，再次让“战犯还是英烈”的争议浮现台面。

这事件的起因不过就是张灵甫的后人，希望将其遗骨迁葬之陕西的家乡。
据称遗骨埋葬之处的农户，开口索取20万人民币的所谓鉴定费。
这条消息在中国的微博疯传猛转，认为张灵甫抗战期间多次参与重大战役，“痛击日寇、战功彪炳”。

有其他用意？

这种“崇拜民国”的所谓“国粉”显然让中国军方感到担心。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提笔抨击称赞张灵甫的“国粉”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他除了指强调如果要赞扬张灵甫在抗日战争中的战功，就不可不说张灵甫在两次国共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徐焰的“吹捧张灵甫、难道也要歌颂汪精卫是反清革命英雄？”、“张灵甫杀妻”、“张灵甫丧失道德底线”等等言论，引发了一波议论。
虽然有不少网民支持他的言论，但是徐焰也受到了相当多网民的批评，指责他污名化、试图歪曲历史真相等等。

不记得对日抗战的台湾？

如果中国网民或者民间对张灵甫的这股是“热”的话，国民党和台湾方面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冷到不行”。
徐焰在他的文中，也提到过近年来，台湾本土意识高涨、国民党式微，导致对日抗战的历史越来越被人淡忘。
对日抗战的老兵凋零，在台湾也是一样，能够讲述这段历史的老人，两岸都一样的为数不多。
以张灵甫来讲，当年为纪念张灵甫的灵甫号军舰因为国共内战到了香港被英国收回，也没有到台湾，后来反而是因为曾经在4个国家的海军服役（英、中华民国、埃及、以色列）而知名。
现在台湾境内，可能也只有在台北大直的国军忠烈祠里面还保有张灵甫的牌位，连张灵甫的后人都已经移居上海。
前几年，张灵甫的遗孀，因为张灵甫生死前将所有勋章销毁，希望能够补发，台湾国防部回应需要付款方能补发，造成舆论大哗，一些台湾民众才知道有张灵甫这号人物。

万世流芳与遗臭万年

两岸在对日抗战方面，张灵甫的历史定位应该争议不大，争议大的部分是国共内战。
在台湾，他是进了忠烈祠每年春秋两季由总统率领“文武百官”献花致祭的英烈。
在中国，张灵甫是国共内战中被“击毙”的“蒋匪军头”。
但是在这波争议中，似乎被忽略的恰恰就是事件的起源--张灵甫的儿子张道宇希望将其遗骨迁回陕西家乡埋葬。
死后能够回乡安葬是华人的传统，张灵甫的后人可能也没料到这样一个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希望，却因为农家索要鉴定费登上媒体，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吧？

BBC

网络反思朝鲜战争的分化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布鲁斯房屋(Bruce house)内景-威廉姆·K·哈里逊将军(左)和南日将军（General Nam II）(右)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美联社照片/AP Photo)

10月25日，是中国志愿军1950年出兵朝鲜64周年纪念日。微博上关于当年出兵朝鲜的讨论成为一个热点。

自从博客产生以来，中国人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接近10年的时间里，反思主体、内容均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反思朝鲜战争的主体，是国内被称为右派的一些博客写手。反思的内容主要围，4个问题：1，朝鲜战争的起因，到底是谁发动了侵略战争。2，中国军队伤亡到底是多少？3，真的是抗美援朝吗？4，朝鲜战争谁是胜利者？

关于战争的最初发动者，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很快人们就知道了，是金日成的军队在1950年6月跨过三八线，向南韩发动了进攻，开启了战争。关于中国军队的伤亡，则比较混乱，有说伤亡十几万的，有说30多万的，有说近百万的。即便是“官方数字”，不同的资料所显示结果也相差甚远，自相矛盾。而从零星的官方发布来看，中朝方面与美韩方面的伤亡比例大约维持在1：1左右，有些数字甚至显示美韩伤亡数字超过中朝，这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其实官方对有关数字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只是一直没有发布一个统一的数据。

“抗美援朝”，只是当年的宣传，经过短暂的网络讨论，事实很快就被大众接受：当时对抗的是联合国授权出兵的多国部队。这是分歧最小的反思。

朝鲜战争的胜负，价值判断超出了事实判断，所以成为最有分歧的问题。左派坚持认为中国军队即便没有获得胜利，至少也“在劣质装备下，打出了威风”，取得了气势上的胜利。右派则认为是“惨平”或“惨败”。价值出发点不同。

大约在2010年前后，大家在战争起因、对抗的是联合国军、中朝军队未取胜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左右两派都在问：为什么当年苏联没有阻止联合国，导致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和朝鲜？朝鲜战争的幕后黑手逐渐暴露出来：是苏联方面一手策划了朝鲜战争，不仅让中国人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与经济代价，更让中国与西方国家走向对立，只能彻底一边倒，投入苏联阵营。这个损失才是最要命的。

到了2014年，中国博客、微博对朝鲜战争的讨论，主要在6月和10月，一个是战争爆发日，一个是中国出兵日。

一些官方媒体公开承认朝鲜战争的起因是金日成率先发动进攻。并且，在中国内战中编入中共东北军的三个朝鲜师，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被编入朝鲜部队，对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这时候的争论发生了奇异的变化。许多左派写手质问：“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为这些人的伤亡负责？”类似问题在5年前是由右派质问的，当时左派还在歌颂“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后悔当年卷入朝鲜战争》的文章在2010年开始流传，在2014年流传范围扩大了很多。

关于朝鲜战争与毛岸英，再联想到金正日、金正恩的金家体系，也是讨论热点……

2014年，网络对朝鲜战争讨论最多的是：如果不卷入朝鲜战争，中国是否会好很多？大家基本认可的观点是，假如没有朝鲜战争，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至于那么恶化，中国未必在抄袭苏联体制的路上走那么远。

最让人五味杂陈的问题是：“假如没有朝鲜战争，台湾会如何？”当年，美国政府受左翼思潮影响，在国共内战中倾向于支持共产党，在国民党撤到台湾后，美国政府明确表达了放弃台湾的立场，试图与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那么，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共军队有可能攻下台湾吗？蒋介石真的有可能被迫去菲律宾避难吗？

许多人在网络上推演当年的战争可能。

事实上，中共军队当年确曾进攻过，进攻的目标是金门，结果遭遇惨败。但这一次惨败并不能说明中共军队就不可能在今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正如中国军队在大陆战争中的胜利并不能证明就能取得对台湾战争的胜利。

1950年的时候，金日成想攻下韩国，毛泽东想攻下台湾。结果，在苏联的挑动下，中朝两国都上了金日成的战车，朝鲜战争的结局是金日成的地盘比以前还小了一些。然后，美国宣布军舰进驻台湾海峡，中共失去了进攻台湾的可能。

朝鲜战争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保留了台湾吗？今天的台湾，对全体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个无用的历史猜想，这表达出人们内心的价值观。

网络厘清事实，网络反映并引导人们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王思想，东网

搞黨主立憲，還是繼續搞一黨專政？

《新史記》辛子陵 專稿

2014 年9月5日，在全國人大成立60週年的大會上，習近平再次亮出了治國的基本方略：“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 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幾千人在大會上聽到了這兩句話。9月5日新華社發佈的習近平講話原文，“依憲治國”、“依憲執政”還在，但在新華社發的大會新聞通稿 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的大會新聞中，這八個字——習近平講話的主旨和靈魂又被砍掉了。這次是明目張膽地公開挑釁黨中央和總書記的權威。“對涉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政治問題公開發表反對意見……對中央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陽奉陰違。”這是嚴重的違法亂紀。

習近平是高舉憲政大旗登上歷史舞台的。他的政治大作為、歷史大手筆可能是在中國實現“黨主立憲”。“黨主立憲”是海外學者馮勝平先生出的一個好主意。皇帝、國王可以“君主立憲”，“黨主立憲”也是可以辦，行得通的。
中國本是有憲法的國家。但幾十年來實行的是“君主虛憲制”。黨制定的憲法，只是裝飾品，並不執行。不是以法治國，而是實行人治。領袖帶頭置自己制定的憲法於 不顧，像毛澤東那樣，“和尚打傘，無髪（法）無天”，以踐踏憲法、藐視議會來表現自己的權威和尊榮，並明確告訴高級幹部要打破憲法迷信。所以，下面幹部就 不能形成尊憲守法的風氣。各級人大成了橡皮圖章。“文革”中各級人大關門，國家元首劉少奇被囚禁至死，標誌著憲法和憲政的死亡。

我們說“黨主立憲”是革故鼎新的意思，實際工作要從修改1982年憲法著手。憲法專家曹思源先生已經在做這個工作，他有許多好的建議。將來的修憲委員會，應吸收民間的憲法專家參加。


中國網友曬出這樣的照片，譏諷“中國憲法八元錢一斤”。

“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是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必經途徑，即在共產黨領導下解決共產黨自己權力結構的分權與制衡問題，這就是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主立憲”，還是繼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關係黨的前途命運，關係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

黨的領袖代表黨向全國人民做了遵憲行憲的莊嚴承諾，但有些權貴利益集團的代表人物不同意，他們是黨內的反憲政派，或稱專政派，這就出現了習近平的講話被篡改、被閹割的情況，出現了憲政派和專政派的嚴重鬥爭。（《恩格斯晚年主張用民主共和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連載1。《新史記》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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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走出民主運動中的人際惡鬥

2014年10月28日下午，紐約民運各團體在法拉盛舉辦200多人參加的陳子明追思會。會後一批與陳子明有過直接交往的人士意猶未盡，參加了中國研究院主辦的小 型研討會。《新史記》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小型研討會發言內容，除個別人未能取得聯繫之外，都經本人審閱訂正。發言整理稿全文刊登於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23期。經授權先行連載於下。


王軍濤（續前）：

我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被刪掉了三塊內容，都是我在聽見子明的壞消息之後最先涌出的念頭，卻沒有機會和子明探討的。

坦率地說， 我們在對子明的紀念活動，更多的是著眼80年代中那種溫文爾雅的、君子式的討論環境，而不是在我們可能面臨的嚴酷政治博弈。1989年以後的中國政治腐敗 和暴政，使得未來的政治博弈很惡劣。不僅政府、而且民間力量都面臨惡鬥局面。任何想進場的人在爭取轉型的鬥爭中，都必須面對民間反對力量內的惡鬥這個現 實。轉型啟動、打開體制之後，各種力量在討論新憲政安排的圓桌會議上也會充滿粗野、殘酷和陰謀。憲政民主轉型和新的憲政結構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和惡性衝 突，在這些方面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領軍人物的思想準備不足，心態準備不足，知識也不足。比如關於談判的知識，關於運動的知識，我覺得都會面臨很大的挑戰，這 些都是我特別想和子明探討的問題。

我去了六趟波士頓，就想找個機會能跟子明討論一下，可他的健康狀況實在不允許，他一走之後，我更覺得這些和子明討論最合適，如果子明在的話，我最希望和子 明討論。因為子明有胸襟和視野正視問題，有經驗和教訓理解問題，有知識更新能力思考問題。今天這個問題提出來，比80年代殘酷得多；嘗試解決這些問題，會 比子明那時遭致更多更離譜的誤解。就在幾天前的討論中胡平感嘆，付出那麼多代價，搞了30年還懷疑我們的政治立場和道德有問題。但運動就是這樣。革命吃掉 自己的兒子，就是這個機制。去年王艾說，有本叫《群氓》的書是法國人寫的，那不就是運動中的群眾嗎？That's true. 運動中就是這樣的。民運之所以每次以高尚的什麼動機開局，但到後來都變成變成惡鬥，原因就在於不願意了解人性弱點會讓很高尚的事業最後淪入一場沒什麼原則 的你死我活的惡鬥，鬥的人昏了頭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而如何駕馭惡鬥，牢牢把握事業前進方向，最終走出惡鬥，這是更需要解決的課題。


王軍濤很遺憾沒來得及與陳子明更多探討。

（中國研究院“陳子明追思研討會 發言”連載11。《新史記》記者 馬儉 高伐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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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再有80年代改革的氣氛了

2014年10月28日下午，紐約民運各團體在法拉盛舉辦200多人參加的陳子明追思會。會後一批與陳子明有過直接交往的人士意猶未盡，參加了中國研究院主辦的小 型研討會。《新史記》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小型研討會發言內容，除個別人未能取得聯繫之外，都經本人審閱訂正。發言整理稿全文刊登於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23期。經授權先行連載於下。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

（續前）群眾運動，說到底就是比規模。八九有什麼了不起？提的口號比七九還差呢，但就是人多嘛！過去幾十個幾百個人，現在變成是全中國幾千萬人，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嘛。像香港佔中提的那個口號也很簡單，而且沒說反對中共專制統治，它不就靠人多嘛，就一下子成了大事情了嘛。而中國現在這件事就很麻煩，有規模的、能真正 對當局造成壓力的民主運動，25年過去了，沒有出現，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你看不出來好的情緒在冒出來，那種參與的熱情，對自己力量的一種自信，都看不到。


2014年1月18日陳子明抵美治病，各界人士前往波士頓機場歡迎，並將多年來陳子明獲得的獎狀獎牌奉還得主。（資料照片）

現在講80年代其實都沒說到點子上。人家說80年代也沒什麼了不起，趙紫陽沒講什麼政治上了不起的話，胡耀邦也沒講什麼，那時候報紙上公開發表 的東西也不怎麼樣，還比不上現在說得狠呢，因為現在至少，意識形態上，原來那一套鬆動了嘛，控制比原來少一些了。但是，80年代有那麼一股勁頭，我們是過 來人知道，能感到一股勢頭在那兒，走到哪兒去，都感覺到有一股東西在往上頭冒、往上頭衝。你只要遭受迫害不要太深，受一定的壓制，你發現你是很受歡迎的。 而學生啊年輕人啊，整個地它有那麼一種勁頭在那兒。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1989年剛剛一開年，很多人就覺得中國今年肯定要出事情，普遍都這麼認為。那就是 你看得出來，感覺得到嘛。這個很難描述，因為它沒有哪個社會學經濟學的可量度的指標，根據那個指標，達到三了，達到二了……沒有那個東西，你找不出什麼。 民眾的情緒，又沒有特殊的表達方式，所以你沒有指標，沒有量度，但誰都能感受到，那個時候和現在就是不一樣。不一樣，就是在一種社會整體氣氛上的不一樣， 而現在，你感受不出中國有這種氣氛，你看不出這種氣氛，哪怕現在很小呢，它在朝上冒。這也使得很多像子明這種人，英雄就無用武之地了嘛。

我們永遠看到一些人在道義制高點來罵子明，反過來，對那些真正禍國殃民的人，從來是寬大，只要他調子足夠高——甚至，只要你原來那麼高，後來變調都沒關係 ——對那些人有那麼大的容忍度！你說，要是子明、王軍濤真去發了大財了，那還不把你腦袋罵破了？因為你原來就這個表現啊，正好連到一塊了！他這個邏輯是很 奇怪的邏輯嘛。

這個想法不糾正，就不會有第二次運動，不會有了。（中國研究院“陳子明追思研討會發言”連載6。《新史記》記者 馬儉 高伐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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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要區分異議運動與民主運動

2014 年10月28日下午，紐約民運各團體在法拉盛舉辦200多人參加的陳子明追思會。會後一批與陳子明有過直接交往的人士意猶未盡，參加了中國研究院主辦的小 型研討會。《新史記》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小型研討會發言內容，除個別人未能取得聯繫之外，都經本人審閱訂正。發言整理稿全文刊登於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23期。經授權先行連載於下。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

對 “反對運動”要仔細劃分，它是不一樣的。有一種只叫“異議運動”：他們就是發表自己的不同政見。它不叫民主運動，因為它沒有大量的民眾追隨、參與，他們這 個“異議”也可能有很大影響，當然多半都是地下刊物，但是它不叫民主運動。民主運動，一定要把別人召集得上來，跟著你一塊幹，明確表示支持你，這才叫群眾 性的民主運動。

這種運動是非常少見的，蘇聯其實沒有過，蘇聯只有不同政見的活動。中國倒發生過一些。從這個角度講，子明他是相當成功的。 共產黨對他監視，那也是後來監視得緊，開頭監視的並不緊。想想看，他參加民主牆，並沒有妨礙他後來考研究生，他1980年在民主牆都給封掉了以後考的研究 生；然後，也並沒有妨礙他自己去下海，幹那麼一大攤事。要知道要幹那些個事，是很要些影響、很要些關係的——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人，根本不可能。他不是街上 賣大碗茶，本來就是個邊緣分子，政府也不管，自己搞；他搞的事不一樣，那不是光是他自己的神通，那得有一大堆社會關係。這說明體制能夠容忍你、對你不是特 別忌諱，如果他對你特別忌諱，你根本就搞不成。

所以可見當時——在“八九”之前——子明能夠在體制下做那麼多事情，活動餘地那麼大，除了他個人能幹，當時有這種生存空間，是很難得的。

後 來，“六四”來了，大潮一捲，全軍覆沒，跟以前做的根本沒有關係。包括知識界很多人也是，根本沒怎麼摻合——香港的事也是一樣的，要是弄不好，那就是全部 倒霉，不是就那幾個最堅定分子。一旦倒過去，就是所有的人都倒霉，在那裡的人都跟著倒霉。特別在中國這種情況下，那麼大的翻盤，之後才會形成後來這個局 面，25年也翻不了身，民運再也發動不起來。只有維權還有個規模，那都是突發事件，都是一哄而上的，也不是商量好的，就去了。而以民主作為訴求的民主運 動，在最容易發生的地方，像青年學生集中的學校裡，就基本上再也沒有發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很嚴重的問題：學生都動不起來，別的社會階層基本都不太可能 動起來。像你簽字請愿啊、零八憲章啊，那都叫異議運動，不叫群眾民主運動——不就是你們這些異議人士自己嗎？你並沒有把別的人，一般的人捲入進來嘛。

“六四”以後二十多年，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沒有民主運動了。而且都很難想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有一幫人再搞起來。


胡平

維權運動之所以搞起來，道理很簡單，它的訴求低，確實沒有政治性。參加的人知道自己沒有政治性，他知道政府也知道他沒有政治性，所以他才敢上去。（中國研究院“陳子明追思研討會發言”連載5。《新史記》記者馬儉 高伐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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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饑荒餓死大批人絕非數字遊戲

《新史記》蕭雨 杜林 昱杉 李肅


上個世紀60年代中國發生的那場大饑荒中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中國官方對此諱莫如深。據知情者說，中共高層曾經在1961年派人到各省摸底，搞得神神秘秘。當 調查結果匯報到中央之後，總理周恩來立即下令銷毀所有數據和相關資料。甚至在幾十年之後，知情者都不敢透露真實的數據，只說有幾千萬。中國官方在80年代 公布的60年代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僅1960年一年，中國人口就比前一年減少了1000萬。

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丁抒認為，從1958年到1962年的五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有 3500萬。上海學者金輝只計算了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非正常死 亡情況，他得到的數字是不少於2791萬。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說，體改所有過一份研究報告，採用的數字是4300萬。中國歷史地理學家曹 樹基的研究成果是：從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245萬。中國公安部的人口統計專家王維志的研究結果是，那三年中有3300萬 到3500萬人屬於非正常死亡。

數字是抽象的。美國之音《解密時刻》電視專題節目主持人李肅，與該節目嘉賓、中國《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討論大饑荒就不得不觸及那些活生生的具體事件，要通過了解一個個具體事件來深入把握整個悲劇的實質。

李肅：四川死了1000萬人的事實瞞了很久，什麼時候才被暴露出來的？

楊繼繩：“文革”的時候說是死人800萬。“文革”中是紅衛兵造反，抄了檔案。人口統計數字顯示的是790多萬。



原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室副主任廖伯康。
【解說：廖伯康當年擔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他在回憶錄《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漩渦── 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中說，他與重慶其他負責人員1961年向中 央寄出匿名信反映情況。1962年，他還在北京向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當面匯報了四川餓死1000萬人的問題。廖伯康強 調，這只是估計數字，實際死亡數字起碼要高出250萬。四天後，楊尚昆在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匯報了四川的嚴峻情況，會議決定派人到四川調查。但 是，據《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18日刊登的對廖伯康的採訪報導說，1962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階級、形勢和矛盾問題，對 四川的調查不僅不了了之，而且參與向中央匯報的廖伯康、重慶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蕭澤寬和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李止舟被四川省委 定為“蕭李廖反黨集團”。】（《死人不是數字遊戲》連載1。《新史記》第2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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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夫人在政治運動中充當打手

《名星》孫乃修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編造魯迅神話和批判知識分子運動中，許廣平落井下石。1948年在東 北，蕭軍創辦和主持《文化報》，他的文章受到共產黨的猛烈政治批判，此報一年半後被迫停刊。他是晚年魯迅密友，與許廣平很熟。許氏迎合對蕭軍的批 判，1949年10月發表文章，說蕭歪曲事實，濫引魯迅的話。她引用魯迅話“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認為時代已不同、現已沒有時弊（注十一）。此外，為 迎合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許廣平在1951年10 月發表於《人民日報》的文字中，把魯迅說過的改革國民壞根性說成“就是現在我們許多人所進行的思想改造”（注十二）。

1954年文藝界批判馮雪峰、1955年文化界批判胡風，許多人捲入這些瘋狂大誣衊運動。馮、胡與晚年魯迅關係最密切。這一點，許廣平很清楚。此時，她也寫文參加批判運動。

1945 年，回答記者問題，在現代中國作家中，誰是魯迅文學遺產和手稿的“最優秀的通人”，許廣平說，到上海以後十年中，“以馮雪峰比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注 十三）。1949年，她在北京師範大學紀念會上講演，談魯迅和馮雪峰的密切關係：“他對青年，不但是愛護他們，而且尊重他們，不但培養他們，而且他以青年 為師；在座的馮雪峰先生，就是那時候的青年，他們常常在半夜的時候悄悄的敲門進來，談革命文學，談工作，談出版。”（注十四）


本文作者孫乃修著有《思想的毀滅：魯迅傳》（明鏡出版社）。

當馮雪峰受到政治批判時，許廣平也跟著批判。馮曾勸告魯迅不要總注意瑣事、不要寫文糾纏瑣事、“不要使自己變小了”，許廣平抓住這一點，攻擊馮：“馮雪峰卻 不止一次地勸魯迅：‘不要使自己變小了’，意思是叫魯迅不要去注意這些他所認為是‘細小’的瑣事，這是十分荒謬的。……照馮雪峰的說法，魯迅那十幾本雜文 就大可以不必寫了？！”（注十五）

她這種看法，實際是魯迅對馮雪峰這一批評懷的強烈不滿。1936年八九月間，魯迅把幾篇小文湊成的《半 夏小集》給馮看，對馮說：“你看看。也許你不以為然的。”“其實也沒有很大意思，倒不一定要發表的。這裡也看出我的‘小’來！”（注十六）。可見魯迅自知 難以克服狹小心態，因而在馮面前感到畏怯，亦可見對馮的批評不滿。

1966年爆發“文革”，許廣平又加入對知識分子大批鬥運動，諸如《毛澤東思想照耀著魯迅》《不許周揚攻擊和誣衊魯迅》《“我們的癰疽，是他們的寶貝”》等文。（“剝離愛與欲的《兩地書》”連載6。《名星》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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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對人與對己完全是雙重標準

《名星》孫乃修



《兩地書》手稿。魯迅在信中稱許廣平為“乖姑”、“小刺蝟”，出版時被隱去。

戀愛中的男女有強烈愛欲，這是人之常情，無可挑剔。然而，魯迅卻把兩地情書中所有透露情欲的字句乃至全信統統抹去。刪去這種真情話語，就是抽去情書的情 和欲，藏起人的真性情，成了一本無情無欲的偽情書。這種偷偷抽去情思情欲、裝作無情無欲的情書，這種對己對人皆不真誠的態度，值得誇耀麽？又何必假充正經 嘲笑別人袒露愛欲之心？

12月7日午3時許廣平信稱魯迅“傻孩子！”出版前改為“傻子”。一字之刪，天壤之別。女性的親昵和母性沒有了，戀愛中的女性那種可愛勁兒也沒有了。她此信別有意味地提到曾寄給魯迅的一塊白布：

【包印章的白色東西，是在京買而經用過的，你看得出嗎？】

這塊白布曾派何種用場，那是他們的秘情。她寫道：
【“默念增加”，想是日子近了的原故。……你失敗在那一個人手裡了麽？你真太沒出色了。】

那一個人，是自指。出版前，這些挑逗性情話，被魯迅全部刪去。

12月12日魯迅信承認久懷強烈性愛渴望，甘心拜倒許廣平腳下：
【置首於一人之足下，甘心什倍於戴王冠，久矣夫，已非一日矣……】

倘若他人情書有此語，大約會遭他嘲笑挖苦，或斥為村夫子酸秀才向少女求愛。他寫打油詩《我的失戀》嘲笑別人的愛情，即屬此類。魯迅拜倒女人腳下這段求愛辭，出版前被他刪去。《兩地書》經過如此刪改，抽去了愛欲，哪裡還有人性之真、情書之情？

1929 年5月魯迅去北京探家期間，與已有身孕的許廣平通信，從信箋、稱呼、自稱（小白象、親愛的、乖姑、小刺蝟等等中文皆被魯迅用外人難曉其意的兩三個英文縮寫 字母取代）到內容文字，都有濃厚香艷味。例如5月15日致許，精心選用信箋，箋紙左側有詩：“並頭曾憶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個中儂自解，西湖風月 味還多。”典型的舊文人香奩體，道出老年偷情者之風月情。魯迅批判“遺老遺少”情趣愛好、挖苦年輕人的情書、失戀之痛苦，那副威嚴面目消失在自己的翠窠偷 情中。違逆基本人情者，必是心藏奸偽者。這些書信，在出版前同樣做了頗多刪改。

1927年10月，魯迅《怎麼寫——夜記之一》這樣挑剔鄭板橋： “《板橋家書》我也不喜歡看，……我所不喜歡的是他題了家書兩個字。那麼，為什麼刻了出來給許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裝腔。”鄭氏家書，共16封，出版家書 有何可挑剔？魯許135封情書不是也刻出來給人看而且賺版稅麽？到底誰“裝腔”呢？

魯迅是個充滿各種人間欲望的人，只是不免世故、矯飾、 裝腔。他奚落當時情書出版熱、暴露隱私熱，譏嘲章依萍的《情書一束》，可是他和許氏這本《兩地書》正是追逐這種熱潮而牟利的產物。他是很實際的人，知道他 的情書會賣錢。此書確實為他帶來可觀版稅。據1933年4月至1934年6月期間魯迅日記，寫明《兩地書》版稅收入的，有975元，1933年9月4日得 “百二十五元，即付《兩地書》印證千”，這筆錢亦應是此書收入。此書在一年兩個月中，為他帶來至少1100元版稅收入。

魯迅《兩地書》序言，談此書出版，拿出一副“隨隨便便”毫不在乎樣子：“有一個書店願意來印這一本書。要印，印去就是，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可是，從 他精心刪改、掩飾心跡這種行為看，他一點也不“隨隨便便”。而且，他只說改了幾個人名，閉口不言書信內容已被大量刪改或補寫。看不到魯迅言行這種矯飾、裝 腔，不會認識真實的魯迅。（“剝離愛與欲的《兩地書》”連載3。《名星》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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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舊文化髒水去潑現代知識女性

《新史記》孫乃修

魯 迅對楊女士的人身攻擊以及這種性別歧視和男性霸權立場，在同年11月寫的《寡婦主義》一文表現得令人驚駭。他為這位獨身的女校長起綽號“寡婦”“擬寡 婦”。四個月前他曾說舊文化勢力排斥異己時使用的手段，就是給對手加“惡謚”，起“綽號”，使人“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而且以私利為轉移，反覆 無常（注6）。現在，請看魯迅自己的言行：“所謂‘寡婦’，是指和丈夫死別的，所謂‘擬寡婦’，是指和丈夫生離以及不得已而抱獨身主義的。”他挖苦楊女士 獨身，恰恰暴露自己心中惡俗一角。



本文作者著有《思想的毀滅：魯迅傳》（明鏡出版社）。


楊蔭榆 （1884－1938）是留學美國歸來、從事教育事業的知識女性，始終未婚，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中國知識界，本不應大驚小怪，且是個人私事，他人 無權置喙。可是楊女士這點私事，卻被魯迅抓住，似乎女人不嫁人必有問題，不是生理問題就是心理有病，正如俗漢見一男一女談話，以為必有勾當。於是，他對楊 女士的憎恨轉到對她的性關係、性生活作偷窺式想象，對她的婚姻關係有無（所謂“寡婦”“擬寡婦”）等性生活狀況做出揣測和推斷。

他 彎彎曲曲說：“在女子，是從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兒女，而後真的愛情才覺醒的；否則，便潛藏著，或者竟會萎落，甚且至於變態。所以託獨身者來造賢母良 妻，簡直是請盲人騎瞎馬上道，更何論於能否適合現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獨身女性，世上也並非沒有，如那過去的有名的數學家Sophie Kowalewski，現在的思想家Ellen Key等；但那是一則欲望轉了向，一則思想已經透澈的。”

這裡，他對獨身女性的偏見，已被自己舉的獨身女性例子推翻。他貌似從婚姻看女性心理健康，實際暗藏對獨身女性的偏見和譏刺。婚姻對女性心理健康固然重要，但決不是說，沒有婚姻必然導致女性心理變態。況且，沒有婚姻或獨身，並不等於沒有愛情生活。

因 此，不能簡單從是否獨身來論定女性心理是否健康。魯迅對獨身女性的譏刺和挖苦，帶有男權式偏見（所謂賢妻良母），意在剝奪獨身女性從事教育工作的權利。他 講了一套女人當嫁人的道理，旁敲側擊楊女士，從她有無性生活著眼，論定她是否心理健康。楊女士處理問題有何不妥，本應談論具體問題，不該涉及她的私生活， 可是魯迅卻硬說楊是獨身女性因此心理變態、沒有從事教育工作的權利云云。

照 魯迅看法，未婚女性、獨身女性、沒有情人或性愛的女性，不宜從事教書育人工作，否則就是寡婦治校。於是，性生活有無，成了他看女人是否健康、是否適宜從事 教育的唯一標尺。他自己孤身多年，半夜掄竿怒打交配中的貓，依然身兼數校教師，卻挑剔楊女士不宜從事教育。這不是男性霸權口吻麽？  （《女師大風潮與魯迅的感情糾葛》連載4，《新史記》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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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為女生捉刀代筆醜詆女校長

《新史記》孫乃修


6 月25日端午節，風潮鬧得熱火朝天，魯迅設家宴招待許廣平和其他幾位女學生，席間“以拳擊‘某籍’小姐兩名之拳骨”，又“案小鬼之頭”（魯迅信中語），可 見二人關係之親密和魯迅之放縱。6月30日，許信出現“羞不羞”等語，7月13日，許信出現“愚兄嫩弟”、“定思粉骨之報”等語，明示以情相報。


魯迅與許廣平。


魯 迅供職軍閥政府教育部十多年，女師大風潮之際突然興奮，部裡同事感到吃驚：“魯迅身體並不很健康，常生病，瘦瘦的，我看他頂起勁是在女師大風潮中。當時他 精神很興奮。我吃一驚，覺得他精神上有些異常。”（注5）。十餘年來，那麽多國家大事、民族禍患，包括袁氏復辟帝制、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反袁鬥爭、二 次革命、張勛復辟、曹錕賄選等等，未見他這般憤慨，從未挺身而出，偏偏投身幾個女生與女校長的矛盾中，這使老同事感到“他精神上有些異常”。

他對“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態度冷淡，卻戰士般參與女師大倒楊風潮，自然有強烈欲望做動力。如果沒有他與許廣平的特殊關係和對楊蔭榆女士的輕蔑估量，難以想象人生觀虛無、精神頹廢、做人世故的魯迅此刻會有這種反常舉動。

許 廣平等六人被學校開除，魯迅愈發積極參與風潮。5月12日，他參加學生自治會會議，為其出謀劃策，撰寫《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

魯迅還為這些女生捉刀代筆，撰寫兩篇遞交教育部的狀文（參見《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三輯）。第一篇發表於1925年6月3日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編輯出版 的《驅楊運動特刊》，題為《學生自治會上教育部呈文》。這兩篇文字是中國舊文人舞文弄墨、誇大其詞、煽惑聽聞、人身攻擊的標本。

例 如第一篇，充斥這類文字：“尸位素餐，貽害學子”“自擁虛號，專戀修金”“其無恥之行為，為生等久所不齒”“倒行逆施”“施其險毒陰私之計”“居心下劣” “天良喪失，至矣盡矣”，可謂帽子橫飛，皆屬陳腔濫調，內容空洞模糊，缺乏具體事實，追步駱賓王討武則天檄文，文辭才情卻有天壤之別。

且看此文開頭至中間構成的主體部分，讀者會對其文之陳腐、誇張、誣陷和人身攻擊有感性認識：（《女師大風潮與魯迅的感情糾葛》連載2，《新史記》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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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若活到毛澤東時代，必定爲虎作倀

○孫乃修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新史記：請教一個比較具體的話題。您知道，1957年，“反右”期間，翻譯家羅稷南當面對毛澤東提過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

孫乃修：對，毛澤東回答說，以我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新史記：按照周海嬰的說法，“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才回答的；但據當時在場的電影演員黃宗英的回憶，“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那麽，您認爲，魯迅活到毛澤東時代，會怎麽樣？


孫乃修著《思想的毀滅——魯迅傳》（明鏡出版社）

孫乃修：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看。

從毛澤東方面看，他對任何人都不會手軟，魯迅在他眼裡，小文人一個，或做順奴，或進監獄，別無選擇。魯迅是毛捧起來的，倘犯逆鱗，立刻打倒。郭沫若是顯例，郭的名聲、人脈和社會影響，遠比魯迅大，在毛政權下，郭選擇迎合。

從魯迅方面看，研究者及一般文化人幾十年來受毛那番捧魯之言和宣傳的誤導，會把魯迅與骨氣、倔強、思想連在一起，以為他果真“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因此認為他會與毛澤東政權構成悲劇性衝突。

在 我看來，這種看法最靠不住。（《新史記》第21期）  
《魯迅若活到毛澤東時代》（連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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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電視劇與隂謀文藝一脈相通

《新史記》高伐林



鄧小平塑像。


本期雜誌截稿付印之日，鄧劇並未播完，後面還有哪些內容、如何表現，尚不得而知。若要“準確”“完整”塑造鄧小平形象，就不能迴避他的缺陷——我說的不是什麼“歷史局限”“時代局限”，而是鄧小平自己的思想缺陷、性格缺陷：

——他看到了毛澤東“權力過分集中”帶來何等巨大的災難，動念要改變“人治”，但一旦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就強調“毛在他說了算，毛不在我說了算”；

—— 他提倡過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但斷然否定關於違憲審查機制的建議，致使“依法治國”始終只是空話；就在這八年中，以黨代法、以權代法的事他幹了多 少！1979年春天對魏京生等異議人士羅織罪名投進大獄，1980年年底的“兩案審判”，1983年的全國從重從快“嚴打”……

——他自稱“中國人民的兒子”，但縱觀他的一生，毋寧說“黨的兒子”，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其實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馬列主義都不甚了然，唯一真懂精髓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寸步不讓地捍衛黨天下；

—— 他支持真理標準討論，但是他心中比“實踐”這個檢驗標準更“唯一”的標準，是自己的利益：毛澤東定的無數冤假錯案都可以平反，唯獨他參與决策的或與他有利 害關係的就死死壓住：“高饒聯盟”“林彪集團”都堅持原來的荒謬結論，對“反右”更要從50多萬“右派”中留下幾人不予平反，以示“反右”有必要，只是 “擴大化”……以己劃線，莫此爲甚！

——鄧小平被稱頌為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設計指導思想除了“摸著石頭過河”，還有別的嗎？他不僅未能設計出能讓中國長治久安的權力制度框架，反而設計了如中顧委這樣的怪 胎，連續整垮兩位自己選定的中共領袖——雖然這已經越出了鄧劇選定的時間段，但是禍根卻是在1982年埋下的。

這麽多重要史實進入不了鄧劇的熒屏，如此“正說”，難道不比“戲說”惡劣多了？“戲說”並不企圖讓人相信其真實性，只是用忽悠來娛樂觀衆而已；相比之下，“正說”難道不是地地道道的矇騙？

我聽說，鄧小平的家屬認可鄧劇塑造的鄧小平，試看會上第一集放完，鄧榕就說：“這就是我們家的老爺子”。這並不令我驚訝；我驚訝的倒是，有人竟會援引鄧家人 的高度評價來証明鄧劇如何成功！而人民網一篇高度稱頌鄧劇的影評更讓我啞然失笑：“主旋律作品一次成功的嘗試。看這部電視劇，讓人想起看《列寧在 1918》的感覺”——《列寧在1918》，是斯大林的御用文人炮製的一部在世界上臭名昭著的隂謀文藝樣板作品。莫非評論者果真看出了鄧劇與《列寧在 1918》二者的一脈相通？（《新史記》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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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電視劇策劃者的學霸嘴臉

《新史記》高伐林


作爲鄧小平冥誕110周年滿漢全席的“主菜”，48集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以下簡稱“鄧劇”），以一天兩集的頻率，於8月8日在央視黃金檔推出來了。


48集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鄧劇的總編劇，是龍平平。龍平平何許人也？他在演講中自報家門（全文見搜狐歷史）——“我們是研究鄧小平的專家，這一點我們不用謙虛”：

【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它的職能就是編輯鄧小平同志的著作、研究鄧小平同志的生平思想。我們這個部門在過去就叫鄧小平研究組，因此我這個職務，中央文獻 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也可以叫鄧小平研究組的組長，這個組現在有十八九個同志，是拿工資專門來研究小平同志，是職業鄧小平的研究者。】

龍平平的如下表白更耐人尋味：“為什麼讓我來主持這個事？因為我本身就是審稿子的，我以前老審人家的，我想我有一個基本的素質，哪個該寫哪個不該寫，哪個寫到什麼程度”。

這就是當仁不讓地標榜：我就是當今研究鄧小平最大的權威，關於鄧小平的各種史料、說法，是耶非耶，真乎假乎，最終要由我來一言九鼎，我說了算；那麽，我牽頭搞的鄧小平電視劇，還有誰能比我更有資格評判？想質疑、挑剔史實真僞者，免開尊口！

問題是，龍平平在同一次演講中，又表白了自己又一個更重要的身分——“我是一個國家工作人員，我還是一個黨的幹部”。也就是說，按照中共“個人服從組織” “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龍平平這個“拿工資專門來研究小平同志”的“職業研究者”，還得服從“更大的權威”！

過去很多影視作品，主創人員往往強調甚至炫耀突破了多少禁區、有多少創新。出奇的是，鄧劇總編劇恰恰相反，交代了自己並沒有突破禁區的“膽量”：

【我自己心裡面後來有了底氣，為什麼？因為十八大以後習近平同志到廣東調研到基層調研第一站就到了廣東瞻仰小平同志的遺像，在這個過程中他多次談到當年‘逃 港’，他對這個事情都不迴避，我們有什麼理由迴避？拍出來好多人覺得你膽子太大了，怎麼叫我‘膽子太大’？那你不瞭解歷史，總書記說過很多遍了。有他撐 腰，我做這個事。】

讀到這裡，真的幾乎跌破眼鏡：假如習近平沒有“到廣東瞻仰小平同志的遺像”呢？假如習近平沒有“多次談到當年‘逃港’”呢？鄧劇該怎麽寫？（《新史記》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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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張愛玲誰是更偉大作家？

《名星》朱砂 專稿

2007年底，《南方週末》刊發了一篇夏志清訪談《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之後，夏志清和《南方週末》都招致熱愛魯迅的大陸讀者的連番痛罵。因此很多人，尤其是大陸的媒體人士特別希望夏志清能在對魯迅的看法上改口，也就不難理解了。對此，夏志清的脾氣倔得不能再倔了：

【有一個觀點我是不會改變的，我個人始終還是覺得，魯迅在某種程度上被高估了，這可能跟毛澤東有關。我個人認為，魯迅還是膽子不夠大，他當時名氣那麼大，其實 可以做更多事情……魯迅跟弟弟周作人年輕時候關係那麼好，翻譯上的事情魯迅一直找周作人，兩人配合得很好，可是後來兩人鬧翻了，我覺得是互相妒忌。周作人 出了書做了教授，魯迅還是寫雜文，當然還寫了本《中國小說史略》，這本書不怎麼樣，引用原文然後在後面寫幾句話，怎麼能這麼寫東西呢？那個時候他還年輕， 哪有時間看那麼多中國古代小說，他看的也都是短篇而已，更不用說讀外國小說了。】

最後一句倒不是無理取鬧，而是夏志清一向強調打通，強調閱讀精品，認為一個沒有廣泛閱讀中西方文學經典的人，無法做好學問，因為這是一種必要的比較，否則就很難真正確定作品的位次。

這 些文字對於抱持左翼文學史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是巨大的刺激，引起爭論反彈可想而知。對此，夏志清曾做過解釋：左翼文學，從祖師爺魯迅開始，就有“人捧 人”的習慣，魯迅、茅盾、郭沫若、老舍等人，後來做官的做官，當文藝領袖的當文藝領袖，和政治多多少少都沾上了邊，他們已經被捧得太多了，甚至有些是名不 副實的。他寫文章就是想平衡一下社會一邊倒的評價。

2005 年，大陸正式出版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簡體本。此書英文版中唯一被納入的台灣作家姜貴在簡體本中被刪掉了。姜貴原是國民黨軍官，後來成了小說家，而且是 台灣第一個擁有重要國際地位的長篇小說家。姜貴剛到台灣時很潦倒，但夏志清完全不看他的個人身份，只看他的作品，就把姜貴寫進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附錄 三。由於姜的小說寫到了共產黨的崛起經歷，在大陸被刪掉就順理成章了。

與其說夏志清的論戰繞不過魯迅，不如說他繞不過共產黨，繞不過左派意識形態。


夏志清和夫人王洞合力完成他此生最後一部作品《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朱砂攝）

對 於“張迷”們來說，2013年春天最重磅的消息莫過於夏志清出版了《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新書公佈了張愛玲給夏志清的118封信件、卡片（還有夏給張的信 16封半，共135封），其中32封是首次公開。這些信裏，張愛玲談創作、談翻譯、談出版、談讀書、談生活、談友情，時間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廣，這對 研究張愛玲後期創作歷程是極為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從數量上來講，這本書已經超越了2008年莊信正的《張愛玲來信箋註》（84封）和2012年蘇偉貞的 《長鏡頭下的張愛玲》，甫一上市即引起轟動。

其實這本書的緣起，可追溯到16年前，台灣《聯合文學》雜誌做紀念張愛玲專題特輯。這些信件經夏整理後被連載，自1997年4月至1998年8月連載到第100封 時，夏志清有其他事情，暫停了連載。2002年7月，夏志清又發表了第101、102、 103三封信，之後《聯合文學》主編工作變動，不了了之。最終的集結成冊和夏志清2009年生了一場大病有關。年紀大了，該給歷史一個交代了。夏志清逝世 前在夫人王洞的幫助下完成了此書出版，那份向歷史負責的心意，令人感動。

當然，也有張迷責備這本書暴露了張愛玲的隱私，有揭醜之嫌，屬於好心辦壞事。不過，一向堅持說真話的夏志清在這本《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的批註中，還泄露了許多和自己有關的八卦，有名有姓有細節，不知道那些被牽累到的女主角們在看到此書時會不會有“躺著中槍”的感想。（《名星》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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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案審判者本身是最大“主犯”

《新史記》舒雲 專稿


《新史記》第18期發表本人《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驳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本文續接上文再作駁覆。

王海光說：“迄今為止，我們從沒有得到任何有關蘇、蒙軍方下令擊落256號專機的可靠資訊。相反，蘇、蒙政府方面一直都是矢口否認曾對飛機開過火。”

請問：王海光的“我們”是誰？是中國政府還是王海光自己？蘇、蒙政府從來沒有說過對林彪專機開火，中方也從未指責蘇蒙方向林專機開火，那麽蘇蒙政府何來“矢口否認”對林彪專機開火？這難道不是王海光自己幻想和臆造出來的嗎？



1971年9月21日，美國衛星拍攝的蒙古溫都爾汗林彪飛機墜機現場圖。經到過現場的孫一先確認。A處是燃燒灰燼，B處是林彪等墓地。

王海光說：“中、蒙、蘇三方勘查的結果，都認定是飛機迫降的自行墜毀。”

王海光採訪過孫一先，記錄的口述材料請孫一先看過嗎？王海光胡編的這個中蒙蘇“自行墜毀” 的結論，把孫一先嚇了一跳，說“喲，還 有這個說法”？孫一先說：中國的結論是“自行墜毀”。“周總理聽我匯報蒙古溫都爾汗墜機現場的情況後，請外交部起草給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電報。‘電報的大 意是，請許大使約見蒙古副外長，說奉政府指示，講明9月13日2時左右，中國民航256號三叉戟飛機，因迷失方向，誤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自行墜毀。中 國政府對此表示遺憾。……在韓念龍起草的電報中，出現了‘自行墜毀’四個字，使我感到相當意外，怎麼頃刻就做出了這個判斷？事後我聽說，總理並不是憑個人 的分析做出這個判斷的，而是在聽了我的匯報後，馬上要楊德中主持研究飛機究竟是怎樣墜毀的，讓符浩也參加。楊、符持照片和資料到東大廳，同早已等候在那裡 的北空司令李際泰、公安部長李震等一起進行分析。……研究完，楊德中立即向總理做了匯報，總理從而得出了‘自行墜毀’的判斷。”“使一個重大的國際事件， 基本上同國外脫鉤，輕而易舉地變成了國內問題，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啊”（注38）

而這個“自行墜毀”說，除了中國提出，蒙古、蘇聯都未認同。（《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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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校教授無視三叉戟機翼撞油車受損

《新史記》舒雲 專稿


《新史記》第18期發表本人《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驳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本文續接上文再作駁覆。

王海光說：舒雲說人數減少，耗油減少，“這其實還是說，256號飛機的墜毀，是駕駛員潘景寅有意為之的事情。這是作者有意製造混亂，誤導讀者。”

胡萍大兒子胡耀萍曾是空軍飛行員，他說：“飛機上人數減少， 耗油減少，這是常識。”會開飛機的駕駛員不多，會開汽車的司機遍地皆是。汽車司機都知道，如果汽車上裝的東西多，耗油就會相應增多。汽車在地上跑，尚且如 此，飛機在天上飛，沒有任何依託，只能靠油料支撐，越重當然耗油越多。為什麼專機飛行員對這個情況不很瞭解呢？因為專機上的人少，基本可以不計，胡耀萍就說：“民航飛機起飛前，必須根據人數加油。”

2006年9 月13日，日本共同社駐烏蘭巴托記者獲得了蒙古政府1971年11月20日關於林彪墜機的調查報告——《中國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原因的確定文件》。這份調 查報告共有16頁，包括現場照片。蒙古的調查報告否定了林彪飛機因燃油不足而迫降墜毀的說法，蒙古相關人士暗示當時機內曾就逃亡問題發生爭鬥。日本共同社 記者採訪了蒙古國家檢察廳前副長官，曾為當地治安最高長官的奧特根扎爾嘎勒。他表示：英國製造的三叉戟在氣候良好時極少犯航線錯誤，而且也沒有接到這架飛 機的任何無線電通信。中國解釋說這架飛機犯航線錯誤是說不通的。該調查報告還對燃油不足表示了懷疑，說墜機引發的大火，在極廣的範圍（975米×321 米）內燃燒了很長時間。蒙古學者認為：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加上油了，飛到烏蘭巴托足夠。蘇軍駐蒙古司令官中將克里夫達認為，至於“燃料用盡”完全是謊言。剩 多少油？還能繼續飛多長？通過儀錶就能知道。從著火情況看，證明這架飛機有足夠的燃料。林彪專機在墜毀時決不止2噸半油。迫降也不可能。要迫降，大飛機必 須照亮降落地點。（注33）

潘景寅從調度室走時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油加得差不多了，我去看看”。潘景寅當時要了兩輛加油車，兩名機械師同時從兩個機翼加油。加油過程約一二十分鐘，潘景寅是有經驗的，飛機應該是加進相當數量的燃油了。


潘景寅照片爲數極少。


王海光說：“舒雲女士在《謎團》一文中，借山海關場站參謀長佟玉春之口講了林彪專機起飛的情況：如佟玉春要調動兩輛油車堵塞飛機起飛，中央警衛團的人‘呆呆 地看著林彪上飛機’，飛機右機翼與油車相撞嚴重受損的事情，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加上了油等等，這完全是她自己的造假。……根本不存在有《謎團》作者說的佟玉 春命令油料科長等人開油車堵飛機之類的事情。”

王海光引用了佟玉春等在1972年寫給中央專案組的材料，是故意還是沒有注意佟玉春等說飛 機“在滑行中，右機翼撞壞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車罐口蓋”？（注34）按照常識，油車給飛機加油應該在停機坪，怎麼可能跑到滑行道旁？換句話說，滑行道上 的飛機是在地面運動中，怎麼可能一邊向前跑一邊加油？這就是說，加油車如果 不是去堵飛機，怎麼可能停在滑行道？所以佟玉春所說的油車堵飛機是事實，王海光的否定是沒有根據的。（《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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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警衛秘書李文普怎樣揭發交代

《新史記》舒雲 專稿


《新史記》第18期發表本人《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驳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本文續接上文再作駁覆。

王海光說：“《謎團》作者（舒雲）一口咬定（林彪警衛秘書，亦稱“衛士長”）李文普的槍傷是‘自傷’，翻來覆去糾纏不休，非得要把這件事證死不可。但是說李‘自傷’的證據是什麼？‘自傷’本身能說明什麼問題嗎？”“李文普自己打自己一槍有什麼意義嗎？”

王 海光這是在研究“九一三”事件嗎？這是攪渾水！李文普是在林彪出走途中受的傷，他到底是自傷還是他傷，關係重大！難道不需要搞清楚嗎？如果是自傷，李文普 為什麼要自傷？如果不是自傷，是誰打的？面對“九一三”事件這樣的驚天大案，李文普的槍傷沒有理由不進行鑒定。鑒定是正常的法律程序，為什麼不鑒定？林彪 的車在，受傷的李文普在，李文普的槍也在，給李文普包紮和檢查傷口的醫生也不止一個。事實真相只需司法鑒定便一清二楚，就是現在也完全可以模擬案發現場， 很容易鑒定李文普是自傷還是他傷。然而從中央專案組到“兩案”審理，都沒有為李文普的槍傷作過鑒定。

李 文普的槍傷沒有鑒定，連自傷、他傷都沒有搞清楚，這就存在兩種可能性：自傷或他傷。至於李文普本人說“審查時從來就沒有人說過是自傷”，並不構成不是“自 傷”的理由，不承認自傷不等於就不是自傷。中共中央[1971]57號文件說：“現已查明：林彪背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極其秘密地私自調動三叉 戟運輸機，直升機各一架，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注25）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林辦秘書于運深說：“林彪連握個鉛筆都要別人捂熱，他沒有槍，怎 麼可能開槍打傷警衛人員？”

確實，車裡的人打了一槍，李文普打了一槍。試想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林彪還是中國第二號人 物，李文普敢向林彪的車開槍嗎？李文普打這一槍目的是什麼？他想阻止林彪出行？打一槍能阻止得了嗎？從哪一方面看，李文普這一槍都不可能對著其他任何人。 從彈道學的角度看，林立果坐在李文普後面，大紅旗車的第二排，李文普負傷時站在“大紅旗”右車門外，李文普如果面向車門，坐在李文普後面的林立果如果對李 開槍，其子彈只能擦前胸到右臂。李文普如果背向車門，林立果的子彈是擦後背到左臂。怎麼可能“前胸擦到左臂”？舒雲採訪過給李文普手術的外科醫生李太和， 他曾參加過抗美援朝，對槍傷十分熟悉。李太和明確說李文普是自傷。

雖然李文普否認張清林（林豆豆的丈夫，當時是未婚夫——明鏡新聞網注）給他包紮過傷口，但 張清林在多種場合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2011年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文史研討會上，張清林回答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卜偉華的提問時說：“一個姓 盧（陸）的衛生員（醫助）就開始給他（指李文普）包紮，我看他包紮得不熟練，因為我是專門受這個野戰外科訓練的，我 當時想我來給他包紮一下更專業一些，但我突然有一個意識，我想看看傷口怎麼回事，在此之前有人跟我說是槍走火了，根據我對傷口的判斷，我當時說了是‘自 傷’。”“傷口由內下往外上，進去小出來大，而且衣服上還有槍口離衣服很近的黑印。”（注26）王海光當時也在會場，應該不會忘記張清林的發言吧？

王海光說：“警衛部隊阻攔林彪汽車的地方距離李文普下車處僅有100米左右，李文普如果真的有什麼自傷動作，緊隨追趕過來的幹部戰士都是能看到的。”“在他 們的眾目睽睽之下，是能夠分辨清楚李文普自傷他傷的情況。”王海光忘了，當時是半夜三更，沒有燈光，一兩米之外都不可能看清楚，更何況一百多米之外？話又 說回來，就是有目擊者，也還是需要作技術鑒定。

1980 年審理“兩案”，總政治部取證組到山西呂梁礦山，找到李文普。總政治部取證組成員之一李喚勞回憶：“事隔近十年，李文普與原來說的基本一樣。他說他事先不 知道他們往哪裡跑。”李文普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說，他是於1971年9月12日下午才得知這一情況的。實際上，李文普在那年的9月4日就已經知道林彪要到廣 州甚至香港去，比林豆豆早三天。


林彪警衛秘書李文普（右）與林彪內勤陳占照在飛機上。

有一點李文普始終沒變，他並沒有對總政治部取證組說“林彪在車上問到伊爾庫茨克要多長時間”。所 以，1980年8月，總政治部林彪案審判工作辦公室預審組編的《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大事記（1970年3月至1971年9月）》，沒有李文普說的“伊 爾庫茨克”。根據“兩案”總政治部取證組成員的證實，李文普也並沒有對中央專案組說過這個“伊爾庫茨克”。中共中央[1971]57號文件只是提到林彪 “開槍打傷了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注30）並沒有提到“伊爾庫茨克”。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 的決議（注31），也沒有提到林彪說過“伊爾庫茨克”。（《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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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913”前夜是否吃了安眠藥

《新史記》舒雲 專稿


《新史記》第18期發表本人《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驳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本文續接上文再作駁覆。

王海光說：小陳、小張“這兩人在“九一三”後都寫有證明材料，絕對沒有她（舒雲）講的這個林彪已吃安眠藥睡下後被葉群拽起的情節，……完全是作者把她自己編造的話，按到了這兩位內勤頭上。”

林 彪到底吃沒吃安眠藥？邱會作在“九一三”發生後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親耳聽周恩來說“林彪吃了安眠藥”。周恩來說：“13日零時左右……又據林豆 豆報告，昨晚林彪已經服了安眠藥，在北戴河上汽車是兩個人扶著上去的。”（注24）林豆豆當時並不在林彪身邊，給林彪服安眠藥是林彪內勤小陳、小張的工 作。如果小陳、小張沒有給林豆豆講，林豆豆怎麼可能向周恩來報告：“林彪已經服了安眠藥”了呢？周恩來又怎麼可能在政治局委員會議上宣佈呢？


舒雲著《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

王海光不僅憑主觀臆想否定林彪沒有吃安眠藥，還毫無根據地否認專機飛行員潘景寅服了安眠藥，說舒雲“編造說潘景寅在飛行前吃了安眠藥，……潘景寅在飛行前根本沒吃過什麼安眠藥，當晚他一夜未眠。”

王 海光根本就沒有認真閱讀舒雲的文章。“九一三”事件發生的那一夜，潘景寅一夜未眠，這沒有錯。但舒雲並沒有說潘景寅在飛往溫都爾汗前服了安眠藥，而是說潘 景寅9月12日下午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前服了安眠藥——潘景寅當時不知道什麼時候執行任務，吃了安眠藥想抓緊睡一覺。沒想到剛服完安眠藥就來任務了。他告 訴送機的100團政委安治梁，他吃了安眠藥。（《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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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手令”殘缺一半疑點甚多

《新史記》舒雲 專稿


《新史記》第18期發表本人《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驳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本文續接上文再作駁覆。

在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所有證據中，“林彪手令”是有關林彪要搞政變的唯一證據，疑點卻很多。它和林彪給黃永勝的信一樣，都含糊其辭，為什麼“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為什麼“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


前空軍副參謀長胡萍。

首 先要搞清楚的是“林彪手令”是林彪寫的嗎？“兩案”審判時，總政治部保衛部鑒定該手令是林彪所寫。但是這個鑒定符合事實嗎？為何不請公安部的筆跡專家作鑒 定？其實，總政治部保衛部只能按照上級的指示“確認”該命令出自林彪之手，他們又豈能得出與上級指示相反的結論？也有人堅持有罪推定，認為署名林彪就是林 彪所寫。然而，如果是林彪所寫，不可能只有這一張含糊其辭的紙條。林彪的一舉一動都在林辦工作人員的視線中，為什麼林辦工作人員沒有一個人揭發出林彪與 “兩謀”有關的證據？

比對一下“林彪手令”、林彪給黃永勝的信和1969年2月16日林彪寫給周宇馳、劉沛豐的信（注8），後者字跡流暢，佈局緊湊，而前者顯得生澀，好像一邊寫一邊想，有明顯的模仿痕跡。其次“林彪手令”殘缺一半，不能不嚴重影響字跡鑒定的結果。

胡 世壽回憶：“處理完直升機，我和五連戰士清理現場周圍。在不遠的玉米地裡發現一地碎紙片，紅鉛筆寫的白色紙。我命令全部撿回，用信封裝好，一併呈送北京衛 戍區領導。中央處理慎之又慎。專家拼湊字塊時發現少了一個‘月’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帶五連一排再去現場找，不巧9月13日夜裡下了雨，增加了 尋找的難度。我們採取拉網式，反復幾趟，才終於在泥地裡找到了一小塊濕紙片，如獲至寶，‘月’字找到了。”（注9）

林 彪給黃永勝的信除缺失五小塊外，字跡基本完好。可是從撕碎的程度看，“林彪手令”撕的紙塊明顯比林彪給黃永勝的信大。這是因為“林彪手令”字數少，只有右 半部有字，而林彪給黃永勝的信字多，充滿整張紙。撕者之所以撕，無非是掩蓋內容，所以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撕得更碎一些。而“林彪手令”顯然比林彪給黃永勝的 信重要得多，為什麼林彪給黃永勝的信缺半個字，都要興師動眾找回來，而撕得紙塊較大更重要的“林彪手令”，卻眼睜睜地開了一半“天窗”呢？難道僅僅是為了 把黃永勝強行拉進“九一三”事件中嗎？或許因為“林彪手令”中的某些字模仿得不像，故意開的“天窗”？（《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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