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陳小雅／高伐林
（續前）經濟是選擇長征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新史記：1934年紅軍被迫舉行長征，戰略轉移。但去向何方，中央領導層內部有很多爭議，而且後來也多次更改。
陳：關於長征，我比較同意“實現戰略大轉移”的說法。有一種批評，包括林彪當時也認為，說長征實際上是“逃跑”。但這個“逃跑”的方向，我認為是精選的。
當時，在中國東南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幾乎都與東北發生的事情有關聯。請看此前：1931年，日寇侵佔東北；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在瑞金成立。1932年1月28日，國民政府與日軍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偽“滿洲國”在長春建立；中共中央從白區轉移到蘇區。從這時開始，直至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在中國的戰略棋局上，基本是“三國演義”的格局。三國格局，必然會導致三國思路，大家都很熟悉諸葛亮的“隆中對”。其實質，除了聯弱擊強外，就是坐山觀虎鬥，下山摘桃子，看誰是笑到最後的人。毛喜愛《三國》，也深得其精髓。此其一。
另外還有一個佐證：我曾聽家父說過，1935年，他還是一個高中學生的時候，曾參加孫立人（背後是宋子文）授意組織的，一個由湖湘子弟精英組成的名叫“國防中心區域研究組”的學生社團。這個社團只有十一人，是幹什麼的呢？就是討論未來中國的戰略重心在哪裡。
據父親回憶，大家討論的結果，形成了“西南派”和“西北派”兩種意見。熟悉中國古代史的人，多會持“西北”意見，因為中國地形西北高，東南低，在中國政治史中，“勢”是第一重要的概念。與圍棋是吻合的。西北以八百里秦川為糧倉，背靠戈壁，聯通國際，右有無邊的牧馬水草，左有黃河舟楫之利，也是進軍中原的天然通道；守有潼關天險；曾出過秦、漢、唐幾個大的朝代。喜歡歷史小說的人，大多取“西南”意見。後來的國民黨和中共，果然一個定都重慶，一個定都延安。由此可見，在1935年代，在蔣百里的努力下，國民的“國防意識”是多麼的深入人心。連幾個中學生都能想到的問題，我不相信，中共領袖們想不到。所以，我認為，中共當年從東南出走，不是作石達開似的“逃竄”。避日本鋒芒是肯定的，因為甲午海戰後，日本取得了“制海權”，東南沿海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中共如果不走，很可能被別人兩家“包餃子”。但說中共是“無計劃”出走，走到哪裡算哪裡，是不可能的。
新史記：按照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的歸納：從1934年10月10日長征開始，戰略目標經歷過如下變遷：最初戰略轉移時，目的地是湘西（打算跟紅二、六軍團會合），隨後變動是：黎平會議定為川鄂邊，遵義會議定為川西北，扎西會議定為雲貴邊。兩河口會議定為川陝甘，俄界會議定為“與蘇聯接近的地方”、直到榜羅鎮會議，終於確定為陝北。
毛澤東手書七律《長征》。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很長時間以來，毛澤東和中共有意無意地宣傳：窮則思變，越窮越有改變自身處境的强烈動機，越有爆發革命的社會和心理基礎——中國革命的兩個最著名的根據地，江西和陝北，就是中國最窮困的地區之一。但是，在選擇長征目的地時，每一次，經濟狀况都列入了必要條件的考慮——不是越窮越好，而是越富越好。
例如：1935年6月26日兩河口會議上，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提出未來蘇區應具備的三個條件：一，地域寬大，便於機動；二，人口較多，便於擴紅（擴大紅軍）；三，經濟條件。
再如：1935年9月8日，以周恩來、洛甫、博古、毛澤東等人的名義發給張國燾的電報，指出向南“前途將極端不利”的理由，第二條就說“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
陳：從後來的史實看，毛發現陝北根據地，完全是一個偶然。中央紅軍最早的目標，有很多處，但唯獨沒有陝北。關於長征目標的討論，目前我們知道的，還有新疆、內蒙、寧夏等多種意見。其中不乏打通蘇聯通道，從蘇聯得到直接的軍援和經援等考慮。估計蘇聯也有這種意圖，那就是一旦發生日寇進軍西伯利亞時，他支持的中共軍隊可引為奧援。但是，我認為，這些討論，只有過了長江才有可能發生，否則只能是空談。要知道，長征初期，還是推著大炮在趕路的。帶著這樣的輜重，在當時的戰爭環境和交通條件下，從中國東南，遠奔中蒙或中蘇邊境，簡直不可思議。所以，我早就覺得，中共最初從閩、贛出走，很可能是打算沿長江而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直取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四川。
四川與陝西一樣，佔著中國另一條大河流域的上游，號稱“天府之國”。北有秦嶺屏障，東有三峽扼守。境內有豐富的河流、森林、礦產和農牧業資源，人口稠密；富饒的成都平原是全國第一商品糧產區。古稱“天下未熟蜀先熟”，所以，在戰略上可以取得先機。歷史上雖沒有出過大的朝代，但天生是一個“獨立王國”。辛亥革命後，一直為本地數個軍閥盤踞，沒有真正為蔣政權所“統一”。紅四方面軍在此建立的川陝根據地，是僅次於瑞金的一個戰略根據地。
但，為什麼它沒有成為長征的最後落腳點呢？當然是因為國民黨圍追堵截，打亂了其原先的戰略計劃。很可能是老蔣不願把這塊意中寶地讓與他人。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應當是中央、特別是毛澤東與張國燾的領導權之爭。這場爭鬥，不僅使紅軍元氣大傷，而且失掉了最後一塊看得見的立足之地。我認為，正因為如此，才會有新疆、內蒙、寧夏等漫無邊際，也根本“不著調”的議論。（未完待續。《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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