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1日 星期日

中共革命歷程中的那隻“看不見的手”(4)


《新史記》陳小雅/高伐林


(續前)經濟是選擇長征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新史記:1934年紅軍被迫舉行長征,戰略轉移。但去向何方,中央領導層內部有很多爭議,而且後來也多次更改。

陳:關於長征,我比較同意“實現戰略大轉移”的說法。有一種批評,包括林彪當時也認為,說長征實際上是“逃跑”。但這個“逃跑”的方向,我認為是精選的。

當時,在中國東南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幾乎都與東北發生的事情有關聯。請看此前:1931年,日寇侵佔東北;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在瑞金成立。1932年1月28日,國民政府與日軍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偽“滿洲國”在長春建立;中共中央從白區轉移到蘇區。從這時開始,直至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在中國的戰略棋局上,基本是“三國演義”的格局。三國格局,必然會導致三國思路,大家都很熟悉諸葛亮的“隆中對”。其實質,除了聯弱擊強外,就是坐山觀虎鬥,下山摘桃子,看誰是笑到最後的人。毛喜愛《三國》,也深得其精髓。此其一。

另外還有一個佐證:我曾聽家父說過,1935年,他還是一個高中學生的時候,曾參加孫立人(背後是宋子文)授意組織的,一個由湖湘子弟精英組成的名叫“國防中心區域研究組”的學生社團。這個社團只有十一人,是幹什麼的呢?就是討論未來中國的戰略重心在哪裡。

據父親回憶,大家討論的結果,形成了“西南派”和“西北派”兩種意見。熟悉中國古代史的人,多會持“西北”意見,因為中國地形西北高,東南低,在中國政治史中,“勢”是第一重要的概念。與圍棋是吻合的。西北以八百里秦川為糧倉,背靠戈壁,聯通國際,右有無邊的牧馬水草,左有黃河舟楫之利,也是進軍中原的天然通道;守有潼關天險;曾出過秦、漢、唐幾個大的朝代。喜歡歷史小說的人,大多取“西南”意見。後來的國民黨和中共,果然一個定都重慶,一個定都延安。由此可見,在1935年代,在蔣百里的努力下,國民的“國防意識”是多麼的深入人心。連幾個中學生都能想到的問題,我不相信,中共領袖們想不到。所以,我認為,中共當年從東南出走,不是作石達開似的“逃竄”。避日本鋒芒是肯定的,因為甲午海戰後,日本取得了“制海權”,東南沿海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中共如果不走,很可能被別人兩家“包餃子”。但說中共是“無計劃”出走,走到哪裡算哪裡,是不可能的。

新史記:按照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的歸納:從1934年10月10日長征開始,戰略目標經歷過如下變遷:最初戰略轉移時,目的地是湘西(打算跟紅二、六軍團會合),隨後變動是:黎平會議定為川鄂邊,遵義會議定為川西北,扎西會議定為雲貴邊。兩河口會議定為川陝甘,俄界會議定為“與蘇聯接近的地方”、直到榜羅鎮會議,終於確定為陝北。


毛澤東手書七律《長征》。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很長時間以來,毛澤東和中共有意無意地宣傳:窮則思變,越窮越有改變自身處境的强烈動機,越有爆發革命的社會和心理基礎——中國革命的兩個最著名的根據地,江西和陝北,就是中國最窮困的地區之一。但是,在選擇長征目的地時,每一次,經濟狀况都列入了必要條件的考慮——不是越窮越好,而是越富越好。

例如:1935年6月26日兩河口會議上,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提出未來蘇區應具備的三個條件:一,地域寬大,便於機動;二,人口較多,便於擴紅(擴大紅軍);三,經濟條件。

再如:1935年9月8日,以周恩來、洛甫、博古、毛澤東等人的名義發給張國燾的電報,指出向南“前途將極端不利”的理由,第二條就說“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

陳:從後來的史實看,毛發現陝北根據地,完全是一個偶然。中央紅軍最早的目標,有很多處,但唯獨沒有陝北。關於長征目標的討論,目前我們知道的,還有新疆、內蒙、寧夏等多種意見。其中不乏打通蘇聯通道,從蘇聯得到直接的軍援和經援等考慮。估計蘇聯也有這種意圖,那就是一旦發生日寇進軍西伯利亞時,他支持的中共軍隊可引為奧援。但是,我認為,這些討論,只有過了長江才有可能發生,否則只能是空談。要知道,長征初期,還是推著大炮在趕路的。帶著這樣的輜重,在當時的戰爭環境和交通條件下,從中國東南,遠奔中蒙或中蘇邊境,簡直不可思議。所以,我早就覺得,中共最初從閩、贛出走,很可能是打算沿長江而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直取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四川。

四川與陝西一樣,佔著中國另一條大河流域的上游,號稱“天府之國”。北有秦嶺屏障,東有三峽扼守。境內有豐富的河流、森林、礦產和農牧業資源,人口稠密;富饒的成都平原是全國第一商品糧產區。古稱“天下未熟蜀先熟”,所以,在戰略上可以取得先機。歷史上雖沒有出過大的朝代,但天生是一個“獨立王國”。辛亥革命後,一直為本地數個軍閥盤踞,沒有真正為蔣政權所“統一”。紅四方面軍在此建立的川陝根據地,是僅次於瑞金的一個戰略根據地。

但,為什麼它沒有成為長征的最後落腳點呢?當然是因為國民黨圍追堵截,打亂了其原先的戰略計劃。很可能是老蔣不願把這塊意中寶地讓與他人。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應當是中央、特別是毛澤東與張國燾的領導權之爭。這場爭鬥,不僅使紅軍元氣大傷,而且失掉了最後一塊看得見的立足之地。我認為,正因為如此,才會有新疆、內蒙、寧夏等漫無邊際,也根本“不著調”的議論。(未完待續。《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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