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歷程中的那隻“看不見的手”（3）

《新史記》陳小雅／高伐林


（續前）中共經濟來源變化的五個階段

新史記：外國撥給的錢，相比於在全中國發動革命這樣的宏偉目標來說，實在並不算多，只能當作啓動資金。中共如何開闢屬於自己的財源呢？例如，內戰時期，蘇區如何解決財政問題？陝甘寧邊區時期，中共和邊區政府又靠什麼支撐？

陳：在1949年建國以前，中共經濟來源有五個階段的變化：

第一階段，1921—1928年，主要依靠共產國際撥款。僅黨費一項，據楊奎松先生根據現有資料統計，1921年10月—1922年6月，黨費總數1.66萬元（含工人運動經費1萬元）；1923年1月至8月1.5萬元；1924年3.5萬元；1925年約4萬元；1926年12萬元；1927年1月—7月18萬元。至少從1922年12月以後，上述黨費中佔三分之二的工運經費，改由赤色職工國際撥款。1927年8月以後，還增加了濟難國際、青年共產國際、農民國際的援助，以及來自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的撥款……這叫作“取之於俄”。

第二階段，1928—1931年，仍然要依靠共產國際的撥款，但開始有了自籌的部分，那就是依靠“打土豪”、戰爭繳獲與對富農和大、中商人的攤派。這叫作主要“取之於敵”。

第三階段，1931—1937年，除前面的內容外，又增加了對於蘇區人民的土地稅、商業稅、關稅，以及自辦合作社，經營繳獲敵產、沒收礦山。這叫作主要“取之於民”和“取之於己”。

第四階段，1937—1945年，除前面的內容外，因為國共合作、軍隊改編，可以從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那裡獲得部分軍費和經費。

第五個階段，1945—1949年，國民政府不再撥款了，但是，因爲解放區不斷擴大，經濟來源渠道拓寬，這一階段除了依靠蘇聯援助，自籌資金也今非昔比，動員解放區民衆支援前線。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1932—1933年，蘇聯因強行推進農業集體化，出現了大饑荒，1933—1934年間餓死了650萬人，所以，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撥款突然銳減，這也正是中共中央機關撤出白區，轉移到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期。這次戰略大轉移，不僅在中共的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雖然沒有“斷奶”，但催生了中共的自主經濟。從這時開始，中共開始主要以稅收來養活自己。

蘇區的稅制，遵循的是“劫富濟貧”原則，針對的財富數額越大，徵稅的比例就越高。中共對於收稅還是很謹慎的，有文件規定，沒有成立蘇維埃政權的地方，不能收稅。而且，如果不能長久地維持一個地區的勝利果實，就不要急於建立蘇維埃。這樣規定，是以免貽人口實，也是為了老百姓的安定。但這些政策規定，擋不住紅軍生存的需要。既然是建立政權，稅收就合法，於是，各地蘇維埃政權就像雨後春筍般地誕生了。

新史記：您說的這種情况，無法長期維持。紅軍之所以離開中央蘇區，我覺得除了蔣介石“五次圍剿”、左傾路線應對無方、節節失利等原因之外，也就有中央蘇區已經民窮財盡、難以支撑的因素。楊奎松在《“中間地帶”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寫道：

“據不完全統計，自1933年底至1934年9月，中央蘇區共徵新兵10餘萬，發行公債300多萬，動員群眾退還到期公債券約100萬，除正常徵收外，還硬性‘借穀’兩次共84萬擔。特別是‘擴紅’和‘查階級’在群眾中更造成嚴重影響。至1933年11月，中央蘇區農村中佔人口總數平均25％的男勞力（16-55歲左右），僅當兵、做挑夫及外出務工者，即已佔去全部男勞力總數的80％上下。若以200萬農民計，蘇區男勞力實際只有50萬左右。也就是說，至1933年11月出外當紅軍及工作者，至少已達30萬以上，再強迫‘擴紅’10萬，勢必將農村中男勞力大部抽空。”（該書297頁）

“到了1934年夏秋之交，中央蘇區除了强制性徵罰來的糧食暫時尚可支撑外，從武器彈藥到食鹽、服裝等各種物資供應早已陷入絕境，民心也已嚴重動搖……顯而易見，中央蘇區已經再無存在的可能了。”（該書299頁）

而中共的對手也不會不注意這一點，在“圍剿”期間被蔣介石委任為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輝，在死後出版的回憶錄《海桑集》中，就談到“江西匪亂七年，社會殘破，農工百業無不凋弊”。（未完待續。《新史記》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