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民》的播放是一个政治信号

电视剧《老农民》在毛左一再要求停播禁播的情况下继续播放，这绝不仅仅是实事求是，正视历史，更重要的让毛泽东回归本真，预示着中国将要抛弃过去的老路，真正走向光明的民主法治了。如果谁不信，咱们拭目以待！

电视剧《老农民》是部敢于正视历史的精彩好剧。这几天看电视剧“老农民”，虽然刚看了三十几集，但感想不少……电视剧《老农民》,精彩。剧中的地主儿子马仁礼，有文化，办法多，善良、诚恳，任劳任怨，在反还乡团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搬救兵；在抗旱斗争中搞水车帮助村里渡天灾；正确预报天气保住了村里即将丰收的麦子；三年自然灾害，找出家中埋藏的金条，顶着私卖黄金坐大牢的危险，买回农民的救命粮…………然而，就这样一个青年，一顶地主阶级的帽子，使他几十年在麦香村不断地挨批挨斗，低三下四，见人矮三分，过着窝窝囊囊、担心害怕的日子……即使是贫农出身，身为麦香村大队长，坚决听党的话，拥护社会主义的牛大胆都由于没有粮食吃，娘被饿死……——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然而，自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中，中国从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到文革，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不仅使“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普世价值观成为一纸空文，还致使马仁礼这类无辜的人在政治上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压迫和奴役，造成无法数计的冤假错案，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细究起来，除了没有民主、法治和缺乏程序正义外，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阶级斗争理论是窝里斗、祸国殃民的理论！如前苏联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晚年；在苏共第20次党代会一个特殊委员会下令内政部进行统计的数目表明，按照秘密警察档案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奉行阶级斗争理论，建政不到15年就屠杀了一百余万阶级敌人（柬埔寨当时的人口不到八百万）。在中国，反右运动导致数十万知识被整肃，大跃进造成数千万老百姓被饿死，文革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平民百姓，遭受迫害和被殊连的人达一个亿。可见，阶级斗争理论是政治灾难的根源，是祸国秧民的理论。

阶级斗争理论不仅是窝里斗、祸国殃民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在片面、偏见的基础上杜撰出来的，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伪理论。阶级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指利益阶层，一种是指利益集团。现实中，作为利益阶层的阶级是客观的存在，作为利益集团的阶级是不存在的。

阶层是由分工引起的。人们进行分工的目的是使自己获得利益这是分工系统中各阶层（阶级）利益的共同点。这就是说，在分工系统中，各阶层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是占主体的。例如，各阶层阶级之间协作好，效益就好，这样不仅资本家赚的多，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也会高，如果各阶层阶级之间闹对立斗争，弄的效益不好，那么大家的日子就都不好过。可见，各阶层阶级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当然，围绕着利润的分配，各阶层阶级之间还是存在利益的对立冲突有时甚至还会引发斗争的，但这种对立冲突和斗争如同“家庭内部纠纷”一样，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不是指阶层，而是是指利益集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对“阶级”这个概念作出过明确的定义，但从他们在论述阶级相互关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列宁对阶级这个概念的定义中，可以明确得出他们对“阶级”的定义是“利益集团”。列宁为阶级下的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7卷，13页，人民出版社，1986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概念实质上是建立在列宁的“利益集团”基础上的。这种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不存在的。

首先，资产阶级不是占有无产阶级劳动的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是依靠资本进行剥削不劳而获的寄生虫阶级。这是是一种极端的偏见。让事实来说话，让我们看看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先说台湾的首富王永庆，他父亲王长庚以种茶为生,生活颇为艰辛，15岁小学毕业那年,王永庆便到茶园当杂工,后又到一家小米店做学徒，第二年,他用父亲借来的200元钱做本金自己开了一家小米店，以后靠自己的奋发努力慢慢发起来了。再说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其家境贫困，16岁就到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后来到一家塑胶厂当推销员，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最后慢慢发起来了。看看社会上的那些大小企业主，有那个不是想方设法，起早贪黑幸辛辛苦苦的操劳呢？他们的原始资本是靠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积累起来的。那种把资本家说成是不劳而获的阶级的说法根本是不符合事实，不能成立的。资本家不仅是劳动阶级中的一员，而且是劳动的组织者，领路人，是劳动者中的精英。从社会物质生活的角度讲，资本家阶级的贡献远远超过工人。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互利互惠双赢的关系。阶级斗争理论则认为资本家阶级是剥削阶级，是工人阶级养活了资本家阶级，事实真是这样吗？如果非要说谁养活了谁的话，那么认真考究起来，不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是因为工人的劳动价值是由资本家决策出来的。价值是衡量人们需要满足程度的标尺，是由市场的供求决定的。离开了社会中人的需要（市场需求），任何的劳动都是没有价值的。工人劳动的本身不是需要，所以没有价值。工人的劳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产品有价值，是产品的价值赋予的。资本家的经营决策决定着产品是否适应市场的需求，从而决定着产品是否有价值及价值的高低，这也就间接决定了工人的劳动是否有价值及价值的高低。可见，一个工人是否能就业，是否能拿到工资或较高的工资，是由资本家经营决策的产品是否适应市场需求决定的。

其次，阶级不是“利益集团”。集团，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利益集团，是为了一定的利益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显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为了一定利益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其内部没有组织关系，所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利益集团，更不是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集团。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为了争夺市场，资产阶级不仅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且内部还存在着利益冲突。可见，把阶级说成是“利益集团”是不成立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以“利益集团”为定义的阶级不成立，不存在，因此其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现实中，资本家与工人、雇员的关系大都是和谐的，不和谐的只是某一时期某一局部的个别现象，这些现象并不能代表整个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这就是说，现实中只存在某个企业或行业中的资本家与工人、雇员的斗争，并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集团”意义上的斗争。不能把个体或局部当成整体。如果有个人看见周围几对夫妻离婚，就断定说“天下的夫妻之间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都必然会走向离婚”；对此，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人看问题片面激端，说的是脑残智障的疯言疯语，事实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片面激端基础上的，就是一种脑残智障的疯言疯语。

如果非要说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存在的话，那么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到法治社会建立起来之前，这种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但这种阶级斗争只存在于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这种斗争就是统治集团阶级与平民百姓阶级的斗争，因为统治集团阶级是个组织体，是个利益集团。这种阶级斗争是人们社会科学知识低下的产物。这种阶级斗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阶级斗争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阶级斗争。如在这种阶级斗争中，即使统治阶级被推翻了，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人们还是要组建出一个统治集团阶级，如此，阶级斗争还会继续下去。只有在人们找到并掌握了以分权制衡的社会科学知识，建立起以权力制衡权力的体制，建立起了法制社会后，方告这种阶级斗争的结束。法治社会用分权制衡的法律链子把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人即统治阶级锁起来，使他们失去了按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的使用特权为自己谋取利益权力，使他们成了民众的仆人，因此也就不存在这种阶级斗争了。可见，要消灭统治集团阶级对平民阶级的压迫、奴役和剥削，不能靠什么阶级斗争和实行什么阶级专政，只能靠民主法治。

应当看到，阶级内涵的“阶层”与“集团”的区分，意义重大。作为利益阶层的阶级斗争，可以用人的利己本性，人们的普世价值观来看待，而作为利益集团的阶级斗争就不能用人们的普世价值观来看待了，这是因为利益集团必然有其固有的价值观即阶级价值观，因此就只能用阶级价值观来看待了。如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把剥削、压迫、奴役等损人利己的观念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即价值观。这完全是一种违背事实的偏执说法。事实上，那些损人利己的观念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特有的价值观，而是人们在受到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方面的不足而产生的一种利己观念，它存在于任何的阶层、阶级之中。

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利益集团，因此没有各自的思想和价值观，人们也没有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其世界观就是自私自利，不劳而获和损人利己。这个观点根本不能成立！“自私自利，不劳而获”是人从生物趋利避害本性带来的天性，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人们劳动是为了收获。劳动是手段，收获是目的。如果目的不需要手段就能达到，那么手段也就是多余的了，否则人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进行技术改造，减少劳动量呢？至于说“损人利已”，这与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没有关系，是由其道德的知识和修养决定的。在现实中，损人利已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它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这里举个事例来说明。2001年美国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从法案生效日起，遗产税逐步递减，到2011年全部取消，可当美国一些富豪听说遗产税要被废除时，异口同声地表示抗议，120名美国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他们在请愿书上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有悖于社会公平，也违背了美国的创业精神”－－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世界观是“损人利已”的吗？反过来，再看看被阶级斗争理论认为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中国，那些利用职权压榨百姓，用公款吃喝玩乐出国旅游包二奶，将贪污受贿的巨款转移国外的大量犯罪分子有哪个不是出自所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能用阶级性来解释吗？

人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人的阶级立场在客观现实中根本无法操作划分，因为人的思想观念不是由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而是由利己的需要和道德的观念决定的。如果以所处的经济地位划分阶级，那么谁能为终身靠股息吃饭的恩格斯划分阶级成分？阶级的划定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操作。许多人之所以奉行阶级斗争理论，一是可以忽悠绑架民众跟自己走，二是可以排除异己。阶级斗争理论是他们独裁权治排除异己的理论棍子，他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阶级敌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然后予以除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违背人性观和普世价值观的，因此奉行阶级斗争理论的人都是不承认并且反对人性观和普世价值观的。人性观和普世价值观的丧失必然导致人们愚昧野蛮残忍如同野兽。人们都说二战时德国纳粹的和日本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和它国民众所犯的罪行野蛮残忍令人发指，但被阶级斗争理论煽动起来的人所犯的野蛮残忍罪行更甚。例如柬埔寨前红色高棉屠杀了占当时总人口八百万中的一百多万。例如前苏联为了解决城市中大量乞讨流浪儿童问题，1930年5月斯大林批准了关于解决城市乞讨儿童的35条，使这些儿童达到12岁即被枪决；1937年至1941年间有一千一百万人被杀害，之后又有数百万人死于集中营，其中数千人死于可怕的医学实验。再如在中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代，遭受迫害和被株连达一个亿；如北京大兴县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如湖南零陵地区全地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包括“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有“历史问题”的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出生刚刚十天；当人被迫害死后还被开膛破肚寻找发报机（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处决政治犯吋怕其喊口号将其“割喉”（张志新）；处决政治犯在处决前进行“活体取肾”（黎莲）或处决后还没有死时“活体取肾”（李九莲）；据《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甚至刮起骇人听闻的吃阶级敌人人肉的风潮，如1968年6月15日武宣县五星大队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打死，用尖刀挖死者的肝，割死者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尝，从是日起至8月底止该县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其中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一个研究广西大屠杀的研究者感到非常奇怪，他所访问的当年的那些食人者，没有一个忏悔的，众口一词地说，当年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绝对想不到，施暴者过了30多年，进入了21世纪，仍然理直气壮……这些人的人性，没有复苏……国人没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

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一个敌对的利益集团，由于阶级没有各自独有的价值观，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不存在的，所谓的“阶级敌人”不过是他们排除异己的棍子，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他们为了抵制民主法治，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专制利益而制造出来的幌子。

应当看到，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经济上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政治体制还是建立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上，使得特权横行，腐败盛行，群体性事件彼伏此起一年比一年多，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激化，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实现社会的安康和谐，唯有从政治上彻底抛弃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老农民”今天放到第44集。这部电视剧真好。好就好在实事求是，敢于直面正视当时中国广大农民没饭吃，出现饿死人的历史——这和以往大不在样，是有自信和力量的表现。

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取代特权、独裁、专制、权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当今习主席上台刚两年，除了以摧枯拉朽之势用毫不留情的铁腕惩治腐败令人称道外，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把实现依法治国提到日程上来了。我相信这预示着中国将走向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真是可喜可贺！

吴大江，天涯观察

反贪官与除弊政——试论明朝反腐阵营的内部分歧

明朝的残酷通过其酷刑而闻名于史，不仅皇权专制社会中其他朝代的酷刑明朝一样不少，而且还增加了“株灭十族”与“剥皮充草”这种为别朝所未有的极刑。然而，在如此酷刑之下，翻看明朝历史仍会发现官僚的贪腐不比其他朝代少，最终仍亡于腐败，究其原因是没有跳出选择性地处理贪官、反贪官不反皇帝、更不反制度的窠臼，因而不能从制度上革除弊政。

对于明朝反腐现在有许多史料可供研讨，其中刘和平先生所著，后被拍摄成电视剧热播的《大明王朝1566》，就很形象地刻画出了明朝反腐阵营内部存在的“反贪官”与“除弊政”两种路径的分歧，进而形成官僚反腐队伍中“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角力，这值得后世反腐参照。

所谓“反贪官”就是追查贪腐官吏，但不追究、不反思皇帝与朝廷在产生贪腐问题上的责任与根由，即只查人的问题而不查体制问题。反贪官派认为，皇帝与朝廷是不容置疑的，是“伟光正”的代表，其光辉形象不容污损。所以，一切贪官都必须与朝廷、皇帝切割，追究其原因只能是自身修养出现了问题，是他们的贪腐本性而使其犯罪，在此过程中朝廷与皇帝无过，并且最终因为皇帝与朝廷的英明而使贪腐势力得以查出并惩除。反贪官派的着眼点在个体官吏上，采取的方式是惩处旧贪官而更换新官吏，实现官僚队伍力量的更新换代，以此来保江山永固，王朝万代。其宗旨就是效忠圣上，维护朱家天下，即一心为朝廷。

所谓“除弊政”就是通过追查贪腐而反省产生贪腐的体制性根由，即不仅查人的问题，而且反思追究体制的问题。在封建社会，皇帝与朝廷是体制的代表，所以反贪中也反省检讨朝廷及其皇帝所推行政制存在的问题，进而设法努力促使皇帝与朝廷改正那些政制问题。除弊政派着眼于体制问题，不回避皇帝与朝廷在政制上存在的问题，采取方式是革除制度性弊端，来实现惩治与防范贪腐，使官僚清明，百姓受益，王朝兴盛。其宗旨是谋利百姓，效忠皇上，其重心在民。

在明朝反腐阵营中确实存在着“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两种势力，他们在反腐的大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处理反腐个案上尤其是面临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上，就会出现很大分歧，有时甚至也产生剧烈对抗，形成生死之搏。这种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历史性角力在《大明王朝1566》剧中有极为形象而鲜明的反映。

《大明王朝1566》在揭示明朝国库空虚、战事频仍的内忧外患严峻形势下，以首辅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为代表的顽固贪腐势力推出了在浙江“改稻为桑”的国策，以每年卖给西洋五十万匹丝绸来应财政之急。为了让世代种粮为生的浙江农民放弃种稻子而改为种桑，严氏在地方官僚的直接代表郑泌昌、何茂才采取毁堤开洪淹没已种稻子的农田，构陷抵制改稻为桑的农民通倭，以农民饥荒而用粮低价买田等方式，试图实现强征农田、搜刮民财、完成种桑之目的。在遭到浙江农民拼死抵抗，出现了剧烈官民冲突，产生巨大社会危机，官僚队伍中在朝廷以裕王手下一批清流为代表的官僚借机奋起抵制，揭露其中贪腐官吏黑幕，从而形成了腐败势力与反腐势力在浙江“改稻为桑”问题上的直接对垒。后来，在民怨沸腾，外倭入侵，民变四起的危局下，嘉靖皇帝终于下旨查办浙江问题。反腐势力赢得了浙江局势的控制权，组成了以浙江巡抚赵贞吉率县令海瑞、王用汲，后来又增加谭纶等人的反腐审判团，对郑泌昌、何茂才实施抓捕审判。

反腐阵营赵贞吉、谭纶事实就是“反贪官派”，而海瑞、王用汲却是“除弊政派”，他们在对待浙江贪腐案审理上的不同方式，深刻地揭示了反腐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也反映出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下反腐循环不已剧幕中深层的社会本质。书中赵贞吉、谭纶与海瑞、王用汲的对话，集中而经典地呈现了这种历史本色。

赵贞吉对谭纶坦承自己对浙江案的态度时说：“奸党（严嵩势力）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扰乱朝纲构陷忠良敛财贪墨，为什么就一直不倒？是因为他们把大事小事都牵着皇上，动他们就势必有伤圣名。刚才你在大堂上背读圣旨能够一字不差，为什么就没能从旨意中看出皇上的苦衷？皇上为什么一面说他老人家四季常服不过八套，一面又要把杨金水（宫中太监派到浙江的代表）押解进京，还要追查尚衣监巾帽局？这是告诉我们，宫里的事由宫里去审。也是相信我们，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便不会牵涉到他老人家。因为我们是裕王的人，儿子不会说父亲的坏话。”

“我现在就给你交底。”赵贞吉在谭纶身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压低了声音，“第一，倒严就不能牵涉皇上，牵涉皇上就倒不了严，还可能牵祸裕王他们。不为你我安危想，为裕王爷徐阁老那些朝中砥柱想，也万万不能有一个字牵涉到皇上。”

赵贞吉：“就是倒严，也不能一竿子打倒一船人。像胡汝贞（江浙总督）这样的人我们就得保。还有一些名义上是依附严党的人，其实都是皇上看重的人，这些人都要保。不保他们，反而是抬高了严党。”

赵贞吉：“那今年五月毁堤淹田的事就一个字也不能问。那件事是胡部堂结了案报给皇上的，其用意也是不愿扰乱了朝政。这件事如果像那个海瑞那样穷追彻查，就会牵连胡部堂，也会牵到皇上身上。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就牵涉到我自己了。”赵贞吉又站了起来，“看了上谕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皇上竟会让我兼领织造局的差使？国库空虚，北御鞑靼，南抗倭寇，今年都指着卖给西洋的五十万匹丝绸。为了军国大事，我必须以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你们可不能再掣我的肘。”

由上面赵贞吉的谈话，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几层意思：其一、案子只能追查到浙江官吏郑泌昌、何茂才，一切贪腐与罪恶均栽在他们头上，不能与朝廷牵连，更不能牵涉到皇上；其二、过往已经结案的案子明知冤假错案也只能维持不动，不能追查，否则牵出太多人事，危及朝纲；其三、贪腐势力执行的制造矛盾祸国殃民的国策不能动，还得“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苦一苦百姓”。这几条总归起来就是：贪腐是个体官僚，不能牵涉皇帝、朝廷与太多官僚，过往历史不能追究，制造灾难的政策还得延续执行。

与此相应，同在反腐阵营的海瑞在听到赵贞吉一番话后，对谭纶与王用汲慷慨直陈了自己对浙江案的看法：“无非是我海瑞办事认真而已。”海瑞也激昂起来提高了声调，“从三月到浙江，现在也就不到半年，我看到的知道的只能用四个字来说，那就是触目惊心！郑泌昌、何茂才和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还有田土赋税，还有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更不知多少！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只浙江，两京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贪墨横行愈贪愈烈？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比他们更多挥霍无度之人！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又一千匹。其余各种开支更不胜繁举。你们算没算过，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大明朝那么多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至于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就以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只有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和府衙禄米就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而北方俺答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将士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蕃能够说得过去吗？像谭大人刚才所言，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就算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孟子云‘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谭大人适才说我偏激，这就是我的偏激。请谭大人把我的话转禀赵中丞，也可以转禀裕王和徐阁老高大人张大人。倘若因此获罪是我海瑞一人之罪，与你们皆无干系。我海瑞无党！”

海瑞一席话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浙江案不是孤案，后面牵涉到众多朝廷官吏，理应彻查到底；其二、是因为皇室朝廷存在诸多问题，故而才导致官僚贪腐盛行，百姓困苦不堪，天下内忧外患，如果不能从过往追查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无法根治社会弊端；其三、必须中止那些误国害民的政策，使天下回到“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正道上。由此可见，海瑞追贪腐是要寻根问底，消除体制之弊，归正权力之道，落实以民为本。这是典型的以清除弊政为目的。

由赵贞吉与海瑞对浙江案各自所说的一席话，彰显了明朝反腐阵营中“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原则立场分歧。应该说，在明朝官僚队伍中，以严嵩为代表的顽固贪腐势力是主流，是多数，是朝廷的中坚力量，而反腐的清流却是少数，是弱势，是苦苦撑持的态势，而在反腐阵营中以赵贞吉为代表的“反贪官派”又占着优势，类似海瑞这种反腐“除弊政派”事实就是少数中的少数。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之下，最后浙江案只处死了郑泌昌、何茂才，无伤于严党，因此很快遭到严党的反扑，反腐派差点全军覆灭。而由于海瑞所持立场及其在专制王朝中的形势，也决定了他一生几度濒临死亡的悲剧命运。

王德邦，民主中国

周口店遗址“被爱国”说明了什么？

    1961年，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个遗址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7年，它被列入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天，这三块牌子在周口店遗址并列。

    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定位于是从远古文物遗存和文化遗产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意义。这本来有关公战秦琼之嫌。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远古人类活动的遗 址，但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欧洲或者非洲国家把在它们境内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民族主义。

对 于任何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是自然史和人类演化史意义上的，和后来产生的国界和民族的概念完全无关。如果非要让一个远古人类活动的遗址 负载政治教育的使命，那么倒有充分的理由说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它在世界人类进化史上地位的确立完全是国际主义的产物，凝结了世界很多国家科学工 作者的心血，体现了科学无国界的普世性原则。

无视或者淡化明显的国际主义内容，同时却用放大镜寻找或用聚光灯突出爱 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严重失衡，甚至是国际主义的完全缺位，是当代中国建立在历史叙述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一个只有爱国主 义没有国际主义的大国，是一个心态纠结的畸形巨人。


                          （一）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爱国主义日渐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周口店遗址的政治符号作用越来越突出。北京地区很多学校将它选为入团入队、社会实践活 动和清明节扫墓的地点，一些全国性重大活动选择它作为点燃火炬或者火炬接力仪式之处，例如1993年全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长安街上象征中华 复兴的“中华世纪坛”上的长明火不但采自周口店，而且由古老的钻木取火方式点燃，以接力的方式在1999年和2000年由一系列跨越千年的国家政治仪式来 完成。

    一个几十万年前的猿人遗址究竟和爱国主义有什么关系？

    从一些最常见的介绍和宣传来看，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初参加和后来主持发掘的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和贾兰坡等）都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 对中华民族的奉献，他们甚至死后都埋葬在这个遗址。第二，1929年裴文中发现的那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侵略军掠走，至今下落不 明。所以这个遗址也会提醒人们民族耻辱的历史。

    以上这两个原因虽然可以挂靠到爱国主义，但问题是在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具有爱国情怀的科学家很多，每个辛勤工作的科学家都可以说他们是为国奉 献。此外，考古这门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本身就特别具有奉献的性质，中外都是如此，这是职业使然，和爱国主义没有必然联系。

    至于让人联想起“民族耻辱”的地点和事件，如果较真起来的话，在中国也比比皆是，例如曾经被日本人占领过的每一个城市的城门都可以让人回想起当年侵略者铁蹄的践踏。

所以，用以上理由解释周口店猿人遗址被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似乎并不充分。

                           （二）

    更重要的是，如果用以上原因来说明周口店遗址和爱国主义有关的话，那么有充分的理由来论证它更应该是国际主义的教育基地。

    走进2014年五月刚落成的周口店猿人遗址新展览馆，第一个展厅介绍的就是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它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的确立。在这三个方面，其早期阶段起 决定作用的都是国际科学家、外国的研究基金和外国在华科研机构，指导发掘和研究的都是在中国以外发展起来的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和概念，参加发掘的中国科学家 或是留学西欧、或是直接受到欧美科学家的指导，手把手地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对化石的发掘、辨别和整理。

    以下把有关基本事实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周口店的古人类化石最初从本地文化中的“龙骨”到科学家眼中的类人猿遗骨，这个认识的转变是由一个名叫施洛塞尔的德国古生物家根据一个德国医生特意从中国 带回的一颗“龙骨”牙齿化石完成的，时间在1903年。第一个认识到周口店可能有古人类活动遗址并开展发掘工作的是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时间在 1921年。第一个在这里发现两颗人类牙齿化石的是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担任安特生助手的斯丹斯基，时间是1926年，这是周口店发掘史上第一个重大成果。

    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是下一阶段的主角。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是他将那两颗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杂 志上，使得周口店化石进入了国际科学界的视野。他又通过瑞典古生物学家布林的关系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经费，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及美国资助的协和 医学院解剖科合作，于1927年进入周口店展开大规模发掘。

    正是在这次发掘中，布林发现了又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类牙齿化石。步达生在将它和斯丹斯基发现的那两颗牙齿化石加以对照后，给它们所属的那个古人类起了一个学名“中国猿人北京种”，同时又起了一个俗称“北京人”。

    因此，步达生不但是周口店遗址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的主持者，也是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北京人”的命名者和第一个重要的研究者。1934年他在办公室中突然去世，当时他的头衔就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手下带着一批中国学者和学生。

    假如步达生是一个中国学者，按照中国人习惯的政治教育思维，一定会说他为祖国的古人类研究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口店的爱国主义先贤榜上一定会有一个更生动感人的事例。

    但步达生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加拿大人，所以尽管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对爱国主义宣传也毫无用处。但换个角度，为什么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国际主义的范例，就像 他的同胞白求恩那样呢？既然周口店遗址承载了如此沉重的爱国主义使命，为什么就容不下哪怕只是一个名副其实国际主义的典型呢？

    在步达生之后，从纳粹德国出走美国的犹太裔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任上应聘接任步达生的工作，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的职位，继续指导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魏 敦瑞对于“北京人”的研究最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是他基于对当时出土的大量化石的系统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把“北京人”放在了人类起源研究的中心，为今天 国际人类学界有关人类起源的多元论（即非洲和东亚都是人类尤其是智人起源的地方）奠定了基础。这个理论无疑突出了以“北京人”为代表的中国古人类在世界人 类演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魏氏流风所及，泽被今日中国民族主义中有关“祖先”的历史想象。就凭这一点，今天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应该特别感谢魏敦瑞。

此 外，魏敦瑞对“北京人”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以及在他催促下复制的很多化石模型，在原始化石材料在日本军队手中失踪后成为最重要的替代品。北京人头盖骨发现 后一直存放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魏敦瑞安排由在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等一批化石运去美国保护起来，未料被日军中途 劫走，至今下落不明。在今天与北京猿人有关的一些爱国主义叙事中，这个历史悬案把“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含含糊糊地牵扯了进来，和日本侵略军放在了一起,成 了把“我们祖先”的头盖骨从中国抢走的劫犯。

                    （三）

似 乎苍天有眼，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尽管欧美人到1929年为止是发现、发掘和解释北京猿人的主角，但最重要的发现还是留给了中国人去完成。1929年12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年仅25岁的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1936年10月到11月，同样只有20多岁的发掘现场技工贾兰坡竟然一连发现 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今天，很多人都把裴文中和贾兰坡的名字和“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真要计较的话，他们的成就显然是在欧美学者主持下进行了大量发掘的基础上的继续，是那些科学家把他们放在了做出最终发现的位置上，更不要说他们的相关知识和训练也来自于这些外国专家。

1949 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文化，在论功行赏时一般都喜欢突出集体的作用，个人再杰出，也必须放在集体的意义上来评价。考古发掘尤其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完全不同于基 于个人努力的学术研究。例如相对论以爱因斯坦命名，无人对此提出异议。如果裴文中和贾兰坡是在1949年以后作出这样重要的发现，很有可能他们的名字就不 会这么紧密地和这些发现联系在一起。

裴文中之所以主持了发掘，是因为步林辞职，离开了周口店的发掘，而当时另一个法 国人德日进前往中国其他地方考察。德日进曾担任法国地质学会会长，在法国发现过一个猿人牙齿。他在中国也工作了十几年,担任过周口店发掘的顾问。裴文中说 自己考古发掘的工作方法得益于这位法国科学家，他的古生物知识除了来自当时参与指导发掘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杨钟健（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当时 和德日进一起离开周口店前往外地考察）外，都来自于德日进的口授。

正是在步林、德日进和杨钟健离开了他们一起工作了 很久的周口店发掘现场后不久，裴文中发现了猿人的头盖骨。1934年他应法国旧石器考古专家步日耶（此人为周口店化石做过很多重要鉴定）之邀前往法国留 学，当时步达生已去世，于是杨钟健推荐跟随裴文中数年的发掘技工贾兰坡主持周口店现场的继续发掘。两年后辛勤工作的贾兰坡好运连连，几个月内发现了三个猿 人头盖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后，长期资助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增加了款项，使得中国地质调查所能以4900银洋的价格从周口店龙骨山的“地主”鸿丰灰厂手中将龙骨山购买下来，成为中国国家财产。

                       （四）

以上的史实都来自周口店遗址出售的有关历史资料，网上基本上也都可以看到，属于大众历史教育和科普性质，任何关心这段历史的人都可以轻易收集到。

这 些基本事实充分说明，如果非要给周口店猿人遗址找到一个政治教育的内容（虽然笔者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全文不过是对周口店遗址“被爱国”的反思），那么国 际主义比爱国主义更有历史根据，至少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事实说明中国学者的贡献是在这个国际主义的大环境下做出的。

这些基本的历史材料也说明，在周口店遗址和北京猿人问题上，欧美学术界和基金会没有依仗学术“话语霸权”和经济资助“欺负”中国人，而是从学术标准和科学价值出发。

考 古学、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对当时的中国学者是完全陌生的，其知识传授的方式甚至如裴文中所说是依靠欧美学者的“口授”。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那些欧美大牌 学者对他们的中国学生和同事有任何的藐视和轻蔑，没有以项目“老板”自居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研究助手任意使唤，更没有抹杀他们的贡献甚至把他们的发现据为己 有。

即使地位“卑微”如没有大学学位的技工贾兰坡，当事实证明他能胜任主持发掘工作时也就被委以重任，一旦他做出惊 人发现时其贡献随即被承认并在世界上广而告之。我想，无论是裴文中还是贾兰坡的贡献，放在哪怕是显赫如像法国地质学研究所所长或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 的身上，都是一辈子最光荣的成就。

北京猿人在人类演化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在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它把人类演化的历 史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从当时能够确认的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的10万年左右推进到50万年左右。中国在世界人类学和人类发展史上突然从默默无闻到处于聚光灯下 的中心地位，而且最重要的化石—头盖骨—都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发现的。欧洲学者不但把这个古人类称为“北京人”（“北京”这个名称本身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就有 象征性意义），而且据此提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多元论。

所有这些，虽然都是在科学的范畴内用学术的语言来表达的，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科学界乃至很多普通人来说，又何尝不具有民族主义的暗示。我想，周口店遗址之所以“被爱国”，和这个难以明言的民族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  

                            (五)

然而说到这里，还没有触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中国当代爱国主义之间被构建出来的最“血肉相连”的关系：北京猿人被认为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

这 个祖先和后代的关系，为当今中国民族主义言说尤其是“中国人”的认同提供了一个最原始最具有“凝聚力”的因素，是其他任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难以替代 的。周口店遗址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其本源在于此。与此相比，中国科学家的爱国精神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它们并不是周口店遗址独有的历 史，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并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些借助周口店猿人遗址开展的国家政治仪式都是把五十万年(最新鉴定是七十五万年)前的“北京人”作为当今中国人的“祖先”来崇拜、祭奠，甚至吸取精神力量的。北京猿人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这个概念，不但在中小学生中，就是在成年人中也是很普遍的。

“我们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没有间断的文明，而且有地球上最古老最单纯的血脉。这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爱国主义观念，其对原始性和生物性的诉诸，已经超越民族主义，迹近种族观念了。

这 里首先涉及一个科学界至今没有公认的答案的问题：数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究竟是不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DNA的测试结果是今天的东亚人是大约距今不到十万年 时从非洲抵达这里的智人的后代，北京猿人和类似的直立猿人没有进化为“我们”的祖先。不但中国，世界范围内的基因调查结果也是如此—世界各地的当代人类都 是约二十万到十万年前走出非洲的那批智人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现代人类起源的一元论。

但中国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有 很多考古学和人类形态学上的证据，对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直立猿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连续进化到智人阶段这个理论有利。这就是现代人类起源的多元论。世界范围 内就整个国家的古人类学界而言，只有中国主张这个多元论。但这个今天很多中国学者坚持并一直在寻找证据的多元论，最初还是芝加哥大学的魏敦瑞这个欧美学者 奠基的。

因此，在遗传学界和古人类学界对北京猿人究竟有没有进化为现代人类还没有一致的答案时，主流意识形态和通俗 文化认定它就是中国人的祖先，并将它吸收进爱国主义教育，按照官方近年来的“科学发展观”或者一直以来提倡的“尊重科学”和“实事求是”，本身就是违背科 学的，而且有提倡种族言论之嫌—不过中国人意识不到这是种族观念。和种族问题有关的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其 次，即使假定将来有更多的证据有利于多元论，北京猿人确实连续进化到现代智人，或者和后来的智人发生某种混合，这种血统关系对于一个具有清明理性和科学常 识的国家来说和当代国族认同乃至爱国主义也不应该有任何联系。在社会发展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近几千年的“中”外交流在族群和文化上产生的强大的混合性和 复杂性，早就使得几十万年前的那个生物单一性显得微不足道了。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周口店遗址的 “爱国”性在很高层的官方言论中又呈现出某种模糊。例如，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为《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丛书》（每个“基地”有专册介绍）撰写的 总序中，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遗址是“中华文明”历史演化中第一个被提及的地点。


                           （六）

回到本文时开始的话题。中国政府1961年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7年将它列为世界文物遗产，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它们都是非常合适的定位。但从9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远古人类活动的遗址却被赋予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识形态使命。

然 而考诸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历史，如果真要给这个遗址贴上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的话，应该说国际主义比爱国主义有更充分的根据。做一个换位思考：如果周口店是在 外国，而为它的发现、发掘、阐释和国际地位的确立做出关键性贡献的是中国科学家，对这种“爱国主义”的标签，中国人难道不会觉得太小气了吗？

周 口店猿人遗址的国际主义内涵的更重要的方面，其实还不在于有多少外国科学家和组织对它做出了贡献。更广泛而言，它是整个人类远古生活场景的再现，当时的古 人类和现在的国族以及国界没有任何关系，驱使欧美科学家投身这个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的是对科学的热爱和对人类起源的关注。这个遗址更应该引导人们得出科学无 国界、人类是一家的结论。

明明是一个国际主义的范例，却被扭曲成爱国主义。一个经济上如此开放的中国为什么反而具有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连远古人类活动的遗址都要为爱国主义宣传服务，这是当代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

每 天都有很多的中国人参观周口店遗址，他们看了那么多明显反映了国际主义的人和事，却难以沿着那个方向思考，反而绕一个弯去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很多人可能 还会想：唉，中国那时真是不强，所以都是老外跑到中国来发现。对于这些人来说，文化交流和相互的学习关系成了弱国和强国之间的权力折冲和利益权衡。

今天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有让人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博物馆或其他设施（从古迹到烈士墓，都可以和爱国主义挂钩），但全国绝少有地方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培养国际主义意识，知道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毕竟也曾和正在得益于世界。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严重失衡，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叙述中，难以看到世界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只有对中国的欺负和羞辱。这样的教育把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说成充满了紧张和对立，而中国的发展和成就的所有资源和动力似乎完全来自中国内部。

毫 不奇怪，对爱国主义的极度敏感和对国际主义的极度麻木，反映了对外部世界的怀疑、不满甚至怨恨这个难解的心结。在中国民族主义叙事中，中华文明是古代史上 最伟大和有贡献的文明，但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又受尽各国的屈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苦主。建立在这种双重夸大之上的对中国和世界之关系的叙述和理解，潜藏于大 众心理，其长期后果比任何对具体历史事件的隐瞒、否认、歪曲或遗忘更有害。

程映虹，《纵览中国》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 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30〕“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 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 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31〕，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 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 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 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 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 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 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 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 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32〕，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 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 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 些。”〔33〕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 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34〕，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 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革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历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革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 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 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35〕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 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是不能脬众的。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6〕。这一论断又把“林 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 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 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 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 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 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 存在“四人帮”。〔37〕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 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 不可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 所以，将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于已经否定文革，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 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 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 里，故人长绝！”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磨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 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 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 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 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 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 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 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N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 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 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 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 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 思文革。〔38〕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

　　杨继绳，新闻天下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说法毫无根据

　　苏共的历史黑不黑，该不该否定，苏共的口碑佳不佳，形象好不好，该不该垮台，苏联当年全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用钢铸的还是纸糊的，该不该倒塌，对那段历史该不该自我否定，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前苏共、今俄共自己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能说马知非是庸人，但其《尊重历史，是制造悦读的底线》一文中的一段言说：“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上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上就曾经出现过大量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抹黑苏共历史的片面历史内容……结果导致了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自我否定成为主流，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致命缺口”，很有自扰和扰人之嫌。

　　龚自珍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晚清思想家，但是，他说的话也未必句句是真理。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为例，就值得推敲。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威振四海，灭掉六国，是“先去其史”还是先攻城略地？六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结论明白在那里。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皇权专制王朝，眼看他造阿房宫，眼看他修长城，眼看他鞭笞天下，人莫予毒。

　　到了秦二世，更变本加厉，陈、吴二人振臂一呼，一干人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很明显，这是官逼民反，哪有什么陈胜、吴广或者刘邦、项羽“先去其史”的影子？“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过秦论》和《阿房宫赋》所下的结论，到现在我还没发现有谁质疑过。

　　事实上，自秦以降，唐宋元明清，多数王朝都是如秦一样的原因灭亡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次是满清入主中原。无论是忽必烈，还是努尔哈赤，都是野蛮战胜文明，凭的是铁蹄。到了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印证的更是毛泽东总结和发明的那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坐江山，关键是一个打字。与“先去其史”何干？

　　改朝换代，有“去其史”的，那大抵是一个皇权专制王朝建立起来后，通过对前朝的否定，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达到天下归心而已。但历史证明，这个做法，有用，也有限。秦始皇焚书坑儒，心肠不可谓不狠，办法不可谓不绝，但他忘记了，历史不仅写在煌煌的典籍中，更写在国人心里。焚书坑儒帮不了自己的忙，反倒是“坑灰未冷山东乱”，“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始皇帝不行，后来的哪一个皇帝也不行。雍正王朝、乾隆大帝的文字狱够厉害了，武昌一声枪响，满清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后来，“四人帮”也在“去史”方面忙活了一阵子，徒留下一地历史的笑柄。此为题外话，打住。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不是这么回事。话说回来，如果“先去其史”就能“灭人之国”，这个“国”也太不争气、太脆弱了，或许原本就该灭。

　　马知非为了给“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找根据，拿苏联说事，对所谓抹黑苏共历史痛心疾首，其对苏联历史的无知，让我惊讶。

　　苏共历史需要人去抹黑吗？在早期，高尔基的遭遇给出了答案。

　　十月革命后，被誉为无产阶级伟大文学家的高尔基，在彼得堡自己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反对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反对推翻由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反对取消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政策和对农民的剥夺政策，反对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高尔基把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列宁终于忍不住了，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并于1920年10月20日约见高尔基，要他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谁也能听出这是通牒，是最后摊牌，要把他驱逐出境。高尔基从此走上了失去祖国的漫漫七年路。当然，与另一些异见者如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相比，对高尔基来讲，这算是很客气很幸运了。

　　顺便讲一下，高尔基当年发表的那些文章，曾结集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当时不能出版，70多年后才见天日，1998年翻译过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马知非是不是应该读一下这本书？看看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需要不需要抹黑。

　　到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更无须别人去抹黑。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导的大清洗是怎么回事，杀死了多少开国元勋、中央领导、红军将领，以及各级领导和无辜群众，马知非未必不知道。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之《古拉格群岛》，就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真实写照，哪需要别人去画蛇添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与美争霸，穷兵黩武，到处扩张，甚至公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苏交恶后，陈兵百万于我国境线外，并磨刀霍霍，准备对我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如果不是另一个霸主给以颜色，后果不难预料。我们曾经把它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而势不两立。那段历史，当然还有更多的解读和教训，但北极熊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是毋庸置疑的。用得着马知非自作多情，为人家背书？

　　其实，苏共的历史黑不黑，该不该否定，苏共的口碑佳不佳，形象好不好，该不该垮台，苏联当年全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用钢铸的还是纸糊的，该不该倒塌，对那段历史该不该自我否定，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前苏共、今俄共自己。在苏共垮台十年祭日，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不无痛心地尖锐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三个垄断下，苏共是个什么德行，苏联是幅什么模样，不用多讲。一晃，20多年过去了。如果说当年苏联有什么人别有用心，抹黑苏共历史，苏联人民上了当，导致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和苏联解体，今天，俄罗斯人民总该觉醒了，把三色旗换下来了。何以俄罗斯至今没有任何动静，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没有指望？

　　还有，除苏联外，东欧那些华沙条约国家，是不是也因为“先去其史”，导致他们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而一夜易帜？恐怕齐奥塞斯库同志那只享有军衔的狗听了，也会摇头的。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老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总是上错坟头，对着别人的祖宗胡乱哭一起；总是提上猪头，找错庙门，胡乱烧香；总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为别人瞎操心。我不知道，他们是吃饱了撑的，还是无知，抑或卖傻？

　　段协平，共识网，原标题为：《无知，还是卖傻？》

中國博物館三個發展時期代表不同的領導思維

值得注意的是，若我們從1949年看起，可以發現自中共建黨以來，就不斷將所有文化產業和文化機構國有化，使其能服膺國家社會主義的新型意識型態；在這當中，透過中央、省和地方政府來資助設立的博物館，對中共而言就是一個相當好的宣傳媒介。中共建黨初期創建的博物館，比如說1950年代設立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已與中國歷史博物館合併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包括建築的形式、對革命遺產的推崇，幾乎都是繼承蘇聯的影響；直到“大躍進”時期，才有更系統性的整體建設。

因此，鄧騰克認為，若從中國博物館、紀念館的發展史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蓬勃活躍時期，這三個時期也分別代表了中共不同的領導思維，其一為大躍進時期（1958年至1962年），其二為後毛澤東時代初期（1980年代），其三則為後天安門事件時期（1990年代至今）。


中共建立了平型關大捷紀念館，但塑像只是八路軍將領，抹殺了這場戰役中更多浴血拼殺的國軍將士。


在大躍進時期，共產領導高層下令快速拓展各種形式的文化機構，其中也包括博物館的設立；相關數據顯示，在1958年時，中國境內就已經有865個縣級博物館及8萬3065個公社展覽廳，此外當然還有國家級博物館的創建。這些機構中的展覽，基本上都呈現了一種狹隘、以黨為中心的現代史觀，強制地將過往事蹟以一種尷尬的型態嵌進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而這當然也符合毛澤東對歷史的詮釋，那就是排除掉一切與官方論述相左的細節與事件，壓制與黨的思維不同的史觀。

然而，就像大部分的文化機構一樣，博物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因為“破四舊”的理由而遭到摧殘，但宣揚黨的精神的腳步未曾停歇，關於紅衛兵“成就”的展覽仍相當活躍；當然，“文革”本身是反博物館精神的，毛澤東的名言“我不想讓人像對待死了的祖宗般待我”，很明顯地就是對博物館尊崇的那些過去歷史表示反感。

說到底，進行“文革”的動機，部分就是喚醒人民對過去革命的記憶，為了找回已與人民漸行漸遠的革命精神，因此在當時，著名的革命聖地如井岡山、韶山和延安等，都成為追溯革命記憶與精神的指標地點；直至現在，這些地點對中共而言仍有重要意義及操縱意涵，自2003年開始，中共開始發展“紅色旅遊”，以主動、參與性的方式來延續革命記憶，儘管這種帶有思古懷舊、商業氣息的行程，基本上已與文革的“革命朝聖之旅”大不相同了。

對歷史記憶重新制度化

接著下來就是後毛澤東時代初期，鄧騰克指出，這個時期中共在博物館的創建設置上，主要也還是以革命歷史或紀念革命烈士為主，目的在於對過去的歷史記憶重新進行制度化，推崇愛國主義與自我犧牲這些道德價值。

然而，由於毛澤東的逝世與鄧小平式自由主義的興起，毛澤東對近代史那種宏大的敘事方式逐漸消融，曾經遭其清算的政治人物也都得以平反昭雪；比方說，在大躍進時期遭清算的彭德懷，就得以恢復名譽，中共也為其設置紀念基地。

鄧騰克表示，中共領導階層在這個期間，利用博物館這樣的公共設施來重建人民對黨中央的信心，因為當時黨的統治正當性，基本上已因“文革”造成的衝擊而蕩然無存。儘管毛澤東的宏大史觀已逐漸消逝，但許多中心價值仍被保留下來，例如從黑暗和壓迫中達致解放的艱苦歷程、中國共產黨的核心角色以及革命烈士的貢獻等，基本上仍是中共領導階層灌輸給人民記憶的重點。

此外，在1980年代，國家和黨在博物館上投注的心力，可說是前所未有地積極，博物館在統治手段上扮演的是能提倡“精神文明”的角色，中共甚至還為此通過了相關的保護及管制法令，甚至在“82憲法”中，也強調了博物館在公共服務方面的重要地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都約莫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另一方面，中共還創建了許多關於史前時代的博物館，藉此來表明從史前、帝國統治到現代的時代變遷關係。

民族主義被揀了起來

鄧騰克所劃分的第三個時期，為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延續至今的階段，在這段期間中，新上台的領導班子對於博物館與紀念基地的功能，著重於恢復社會主義的價值；這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價值已逐漸式微，在年輕世代中尤其如此，才會掀起1989年的這場軒然大波。

中共的統治在此期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開始推動市場經濟，在此期間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垮台，緊接而來的是1990年代伴隨經濟改革和快速城鎮化而興起的消費經濟型態，人民對社會主義基本上已喪失信心，各式各樣的主張逐漸興起並相互競逐。因此對於中共中央來說，如何讓人民不忘卻過去中國所受的屈辱以及相關的英雄主義事跡，就成了首要之務；而推崇“民族主義”，自然就成為建設博物館的核心主軸。（《被扭曲的建築：中共一手掌控歷史敘事》連載2。《新史記》第23期）

反贪官与除弊政——试论明朝反腐阵营的内部分歧

明朝的残酷通过其酷刑而闻名于史，不仅皇权专制社会中其他朝代的酷刑明朝一样不少，而且还增加了“株灭十族”与“剥皮充草”这种为别朝所未有的极刑。然而，在如此酷刑之下，翻看明朝历史仍会发现官僚的贪腐不比其他朝代少，最终仍亡于腐败，究其原因是没有跳出选择性地处理贪官、反贪官不反皇帝、更不反制度的窠臼，因而不能从制度上革除弊政。

对于明朝反腐现在有许多史料可供研讨，其中刘和平先生所著，后被拍摄成电视剧热播的《大明王朝1566》，就很形象地刻画出了明朝反腐阵营内部存在的“反贪官”与“除弊政”两种路径的分歧，进而形成官僚反腐队伍中“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角力，这值得后世反腐参照。

所谓“反贪官”就是追查贪腐官吏，但不追究、不反思皇帝与朝廷在产生贪腐问题上的责任与根由，即只查人的问题而不查体制问题。反贪官派认为，皇帝与朝廷是不容置疑的，是“伟光正”的代表，其光辉形象不容污损。所以，一切贪官都必须与朝廷、皇帝切割，追究其原因只能是自身修养出现了问题，是他们的贪腐本性而使其犯罪，在此过程中朝廷与皇帝无过，并且最终因为皇帝与朝廷的英明而使贪腐势力得以查出并惩除。反贪官派的着眼点在个体官吏上，采取的方式是惩处旧贪官而更换新官吏，实现官僚队伍力量的更新换代，以此来保江山永固，王朝万代。其宗旨就是效忠圣上，维护朱家天下，即一心为朝廷。

所谓“除弊政”就是通过追查贪腐而反省产生贪腐的体制性根由，即不仅查人的问题，而且反思追究体制的问题。在封建社会，皇帝与朝廷是体制的代表，所以反贪中也反省检讨朝廷及其皇帝所推行政制存在的问题，进而设法努力促使皇帝与朝廷改正那些政制问题。除弊政派着眼于体制问题，不回避皇帝与朝廷在政制上存在的问题，采取方式是革除制度性弊端，来实现惩治与防范贪腐，使官僚清明，百姓受益，王朝兴盛。其宗旨是谋利百姓，效忠皇上，其重心在民。

在明朝反腐阵营中确实存在着“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两种势力，他们在反腐的大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处理反腐个案上尤其是面临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上，就会出现很大分歧，有时甚至也产生剧烈对抗，形成生死之搏。这种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历史性角力在《大明王朝1566》剧中有极为形象而鲜明的反映。

《大明王朝1566》在揭示明朝国库空虚、战事频仍的内忧外患严峻形势下，以首辅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为代表的顽固贪腐势力推出了在浙江“改稻为桑”的国策，以每年卖给西洋五十万匹丝绸来应财政之急。为了让世代种粮为生的浙江农民放弃种稻子而改为种桑，严氏在地方官僚的直接代表郑泌昌、何茂才采取毁堤开洪淹没已种稻子的农田，构陷抵制改稻为桑的农民通倭，以农民饥荒而用粮低价买田等方式，试图实现强征农田、搜刮民财、完成种桑之目的。在遭到浙江农民拼死抵抗，出现了剧烈官民冲突，产生巨大社会危机，官僚队伍中在朝廷以裕王手下一批清流为代表的官僚借机奋起抵制，揭露其中贪腐官吏黑幕，从而形成了腐败势力与反腐势力在浙江“改稻为桑”问题上的直接对垒。后来，在民怨沸腾，外倭入侵，民变四起的危局下，嘉靖皇帝终于下旨查办浙江问题。反腐势力赢得了浙江局势的控制权，组成了以浙江巡抚赵贞吉率县令海瑞、王用汲，后来又增加谭纶等人的反腐审判团，对郑泌昌、何茂才实施抓捕审判。

反腐阵营赵贞吉、谭纶事实就是“反贪官派”，而海瑞、王用汲却是“除弊政派”，他们在对待浙江贪腐案审理上的不同方式，深刻地揭示了反腐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也反映出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下反腐循环不已剧幕中深层的社会本质。书中赵贞吉、谭纶与海瑞、王用汲的对话，集中而经典地呈现了这种历史本色。

赵贞吉对谭纶坦承自己对浙江案的态度时说：“奸党（严嵩势力）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扰乱朝纲构陷忠良敛财贪墨，为什么就一直不倒？是因为他们把大事小事都牵着皇上，动他们就势必有伤圣名。刚才你在大堂上背读圣旨能够一字不差，为什么就没能从旨意中看出皇上的苦衷？皇上为什么一面说他老人家四季常服不过八套，一面又要把杨金水（宫中太监派到浙江的代表）押解进京，还要追查尚衣监巾帽局？这是告诉我们，宫里的事由宫里去审。也是相信我们，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便不会牵涉到他老人家。因为我们是裕王的人，儿子不会说父亲的坏话。”

“我现在就给你交底。”赵贞吉在谭纶身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压低了声音，“第一，倒严就不能牵涉皇上，牵涉皇上就倒不了严，还可能牵祸裕王他们。不为你我安危想，为裕王爷徐阁老那些朝中砥柱想，也万万不能有一个字牵涉到皇上。”

赵贞吉：“就是倒严，也不能一竿子打倒一船人。像胡汝贞（江浙总督）这样的人我们就得保。还有一些名义上是依附严党的人，其实都是皇上看重的人，这些人都要保。不保他们，反而是抬高了严党。”

赵贞吉：“那今年五月毁堤淹田的事就一个字也不能问。那件事是胡部堂结了案报给皇上的，其用意也是不愿扰乱了朝政。这件事如果像那个海瑞那样穷追彻查，就会牵连胡部堂，也会牵到皇上身上。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就牵涉到我自己了。”赵贞吉又站了起来，“看了上谕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皇上竟会让我兼领织造局的差使？国库空虚，北御鞑靼，南抗倭寇，今年都指着卖给西洋的五十万匹丝绸。为了军国大事，我必须以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你们可不能再掣我的肘。”

由上面赵贞吉的谈话，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几层意思：其一、案子只能追查到浙江官吏郑泌昌、何茂才，一切贪腐与罪恶均栽在他们头上，不能与朝廷牵连，更不能牵涉到皇上；其二、过往已经结案的案子明知冤假错案也只能维持不动，不能追查，否则牵出太多人事，危及朝纲；其三、贪腐势力执行的制造矛盾祸国殃民的国策不能动，还得“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苦一苦百姓”。这几条总归起来就是：贪腐是个体官僚，不能牵涉皇帝、朝廷与太多官僚，过往历史不能追究，制造灾难的政策还得延续执行。

与此相应，同在反腐阵营的海瑞在听到赵贞吉一番话后，对谭纶与王用汲慷慨直陈了自己对浙江案的看法：“无非是我海瑞办事认真而已。”海瑞也激昂起来提高了声调，“从三月到浙江，现在也就不到半年，我看到的知道的只能用四个字来说，那就是触目惊心！郑泌昌、何茂才和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还有田土赋税，还有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更不知多少！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只浙江，两京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贪墨横行愈贪愈烈？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比他们更多挥霍无度之人！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又一千匹。其余各种开支更不胜繁举。你们算没算过，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大明朝那么多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至于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就以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只有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和府衙禄米就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而北方俺答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将士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蕃能够说得过去吗？像谭大人刚才所言，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就算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孟子云‘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谭大人适才说我偏激，这就是我的偏激。请谭大人把我的话转禀赵中丞，也可以转禀裕王和徐阁老高大人张大人。倘若因此获罪是我海瑞一人之罪，与你们皆无干系。我海瑞无党！”

海瑞一席话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浙江案不是孤案，后面牵涉到众多朝廷官吏，理应彻查到底；其二、是因为皇室朝廷存在诸多问题，故而才导致官僚贪腐盛行，百姓困苦不堪，天下内忧外患，如果不能从过往追查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无法根治社会弊端；其三、必须中止那些误国害民的政策，使天下回到“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正道上。由此可见，海瑞追贪腐是要寻根问底，消除体制之弊，归正权力之道，落实以民为本。这是典型的以清除弊政为目的。

由赵贞吉与海瑞对浙江案各自所说的一席话，彰显了明朝反腐阵营中“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原则立场分歧。应该说，在明朝官僚队伍中，以严嵩为代表的顽固贪腐势力是主流，是多数，是朝廷的中坚力量，而反腐的清流却是少数，是弱势，是苦苦撑持的态势，而在反腐阵营中以赵贞吉为代表的“反贪官派”又占着优势，类似海瑞这种反腐“除弊政派”事实就是少数中的少数。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之下，最后浙江案只处死了郑泌昌、何茂才，无伤于严党，因此很快遭到严党的反扑，反腐派差点全军覆灭。而由于海瑞所持立场及其在专制王朝中的形势，也决定了他一生几度濒临死亡的悲剧命运。

王德邦，民主中国

曹思源始終不渝探尋和平漸進的變革方式

“曹破産”“曹憲政”“獨一無二的院外活動家”……這些稱號，說的都是曹思源——這個渾身都是活力、永遠笑口常開的中國學者，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 來，很幹了幾件“不可能的任務”，提出過更多異想天開的設想；遭受過接二連三的打擊，堅持著一以貫之的理念。2014年11月28日，68歲的曹思源猝然 去世。

知情人介紹，曹思源雖然罹患癌症並動過手術，其實癌症並未復發肆虐。他將絕症視若等閑，依舊不甘寂寞，為中國實現憲政而奔走呼號，沒有料到身體畢竟免疫力降低，一個小恙偷襲擊倒了他。

2014 年12月19日，中國研究院主辦追思研討會，多位與曹思源相識、相熟的旅美學者、媒體人，回憶了他們對曹思源的鮮活印象和感受，論及曹思源1989年5月 為解決中國嚴重危機而推動人大緊急會議導致秘密被捕，試圖從新的角度還原“六四”的實質和各方博弈真相。《內幕》記者根據研討會的錄音整理了發言全文，經 發言者訂正補充，刊載如下。

探尋和平漸進的變革方式

張博樹（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

今天是追思老曹，這會早該開，沒想到老曹68歲就走了，很可惜。最近連續發生這類事，陳子明62歲，曹思源68歲，說起來歲數都不大。

我 跟老曹這些年有接觸，記得第一次見老曹是1999年，我還在北京，參與辦一所民辦大學，人當然還是屬於社科院的人，算是半下海吧，當時為了辦大學，舉辦了 一個研討會，請來了一批北京的名流討論民辦大學怎麼辦，把曹思源、楊東平、黎鳴等都請來了。老曹侃侃而談，像個大肚子彌勒佛笑口常開，但講起話來有見解， 而且中氣十足。以前“曹破產”的名字我早知道，但沒見過他，那回頭一次見，覺得這老曹有意思。


曹思源

後 來接觸越來越多，到了2009年，我被社科院“掃地出門”，正好趕上李凡的世界經濟研究所開會，請了北京一幫形形色色的人去，老曹也去了，我記得李凡講， 今天不少人來了，博树剛被社科院開掉，但是我們歡迎他“回歸社會”，我心想我本來就在社會上啊。老曹也很高興，好像還賦詩一首，相談甚歡，留影拍照，現在 回想起來宛如昨日。
再往後，是我來美國之後的2012年10月，開胡趙基金會的學術研討會，請他來美國，他沒來成，但是很認真，特意傳過來一篇稿子作為大會正式參會論文，有七、八千字，為這個事我跟他郵件反覆往來，党國政府沒讓他來，很遺憾。

最 近一次，是2013年他到美國來，勝平帶著他到了我家，這是我跟老曹最後一次见面，當时他已經做過手術，不過看不出是個病人，狀態很好。進門要脫鞋，他太 胖了，脫鞋腰彎不下去，只好算特殊，不要他脫鞋了。老曹就是這樣一個特別鮮活的形象，到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這個人還在我們中間。

老 曹的事跡大家都了解，又是“曹破產”，又是“曹憲政”。小平剛才談到，2003年的青島修憲會，他個人生計上受到重大打擊，但他一直保持著樂天向上的狀 態。這些年他在憲政知識的啟蒙和普及方面寫了很多文章，前前後後說起來大概有二三十本書，最近的一本是《亞洲憲政啓示錄》，他送了我一本，不是很厚，裡面 講的也都是些常識：亞洲各個國家如何實現民主化，它的憲政是如何運行的，都是針對中國現在存在的問題有感而發，有針對性地講些道理。這方面老曹做了很多工 作。據我觀察，他自己的研究包括他寫的帶有建言性的方案其實都是相當溫和的，他和我們海外有些朋友不大一樣，從來沒有說共產黨你現在就得下台，而是一直在 考慮自己的話當政者有沒有可能聽進去，要找個方式能夠讓之接受，從長遠看肯定對中國民主轉型的大目標是有幫助的，這樣的思路也是我們國內大部份朋友的思 路，就是找到一個和平的、漸進的、能夠讓官方接受的、或者儘可能爭取讓你接受的思路和設計方案。所以他要修憲並不是很徹底的，會考慮哪些話統治者可能聽了 覺得還行，有可能琢磨琢磨，有些根本沒戲，他會很認真地權衡這個東西。所以老曹的東西在我們這邊的某些朋友看來，就顯得太溫和了，但這正是曹思源花了很多 心思的地方，他試圖去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當然我也知道北京像這樣辛勤努力的朋友很多，儘管到現在為止我們看到的官方反應是令人失望的。但不管怎麼說，像 老曹這種努力，令人崇敬、令人欽佩，特別是這幾年國內的情況越來越緊張，越來越糟糕，左轉的勢頭越來越猛烈，老曹在心理上肯定是感受到壓力的，就像剛才小 平和胡平兄提到的，他得的這個病是不是和大環境給他的壓力、他所經歷的狀態有關係？儘管他是個樂天派，但人總是要受環境影響。他這麼早地離世，說起來都是 有關係的。

不管怎麼說，曹思源已經成為歷史，也肯定會進入歷史，我們這些人還在，沒有做完的事情還是要繼續。（《他承擔了“不可能的任務”》連載3。《內幕》記者馬儉 高伐林 整理，《內幕》第37期）


發言人張博樹。

朱学勤：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疑惑

——记朱永嘉先生


朱学勤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让我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说，王张江姚被捕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复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在我心里30年，不能忘却。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读历史读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机场，下机即逮捕，入狱14年。

　　14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间或还有同情。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1948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1964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闻讯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住复旦老房子，拿讲师工资。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给他装上。1974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科教文卫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1 976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200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悭一面。又过十一二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空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军装刚上身，“9？13”事发，那人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宋德金先生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曾调入毛家湾任秘书，“9？13”后隔离清查10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召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他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30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30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来来沪传达毛泽东与田中角荣谈话，突然说要请客，在座者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1974年前后，毛泽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凉，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9·13”事件后，张春桥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的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等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遂悄然搁置。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 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指示，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指示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后一番话触动我心底，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无啥稀奇。

　　他是无锡大户人家出身，半个世纪前在复旦读书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并不在意这些。1976年巨变，下狱前开除党籍公职，母亲却在同一年落实政策，得一笔退款，写信问需要什么，他回信说：“里面有点冷，送一套棉毛衫裤，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为革命治史，或为伟大领袖点校诗赋，无暇细读二十四史，这一次有的是时间了，却无力购置。于是“剥削阶级”母亲出手，用“落实政策”退回的“人民币”，给“革命逆子”购置“二十四史”，向铁窗内邮寄。二十四史太沉，从上海提篮桥转狱去秦城，狱卒搬书发有怨嗔：“你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书，还是书！”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进提篮桥，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平反出狱，一进一出，居然是同一间牢房，贾先生特意关照他所熟悉的狱卒，要善待这位刚进去的狱友。这些事发生在1976年，可与《基督山恩仇记》开头媲美，一起一伏，一进一出，颠扑如戏。我历来认为本国上世纪史最为生动，且将那些真人真事如实道来，毋庸虚构，即可把19世纪巴黎文人那一点小说滥情比下去。他听后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维细胞都已经历史化，不给文学留下空间。

　　他的人性柔情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见的。天热，他门前有一棵树，他坐树下翻阅书报，一方凳，一竹椅，一壶水，一副老光眼镜。树影摇曳，有三五只野猫来脚下寻食，他竟有耐心起身喂食，口中还喃喃有语。我看那盆猫食，是煮熟的，可见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这群老朋友来见。冬天去，野猫不见了，陋室内堆满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结构，门窗皆漏风。室内只有两张老式的学生床，下一层留出床沿当座位，上一层书摞书，摇摇欲坠。主客对坐，也是隔一张学生桌，青灯黄卷，冷风嗖嗖。我扛不住冻，大衣不能脱，他穿棉裤棉鞋，也不说冷，数着刚完稿的古籍点校本，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是《淮南子》，60万字，那是《唐六典》，100万字，还有20万字长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时好多了！”他说的“那时”，是指丁香花园学雷锋，为领袖点校大字本；还是秦城铁屋为自己读二十四史，一读14年，终于读出历史深处的滋味？

　　前年他心脏动手术，医疗费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请他来seminar给研究生讲讲他的史学，满肚子学问还有阅历，不说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开列讲课费，略尽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绝，怕给我惹是非。这一次他终于同意了，我们父子俩很高兴地去接。路过1976年他初次被关押的军营，我让儿子等一等，陪他从围墙边踱过去怀古。隔一条小河，他辨认出那间房子，笑微微地说：“不就是那排灰营房吗？没变，没变。当时从虹桥机场押进这个大院，他们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团部！每逢“八一”，我要领队来慰问，熟门熟路。上海我是第一个关进去的，编号为01。”说完用食指在空中画圈，圈里画“1”。

　　原来又转出一层历史，凡有历史处，总要戛然而止。预定讲一个学期，结果只讲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处痕迹：那次讲完秦汉古制，学生领来讲课费，我签字，也须请老先生签字，他却为我顾虑起来：“签名恐有不宜，会给你留下麻烦的。”我说也是，你也不在乎笔名多少，刚才提到那个“01”就不错，新开一个吧？老先生展颜一笑，大笔写意，就签两个字：——“凌伊”。

愛思想网

中日百年较量背后的资本逻辑

   郝一生先生1953年生于天津，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参加中青年经济学家讨论会－－“莫干山会”，1985年4月任《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副总编辑。1989－1991年任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1991－1994年任日本政法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最近回国省亲，作客1980学社做了题为“中日百年较量背后的资本逻辑”的演讲。经作者修订并授权大学问全文刊载，实录如下：


   《日出日落》这本书，为什么叫这个书名呢？因为120年来，在东亚有两次日出，两次日落。一次是120年前日本的日出，明治维新让日本蒸蒸日上，那时的中国日落了。今天，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拔地而起，而日本却冬眠了25年。我1989年3月到东京，从那个时候的泡沫崩溃到现在，日本慢慢进入冬眠，整个国家变化很小，与1960～199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判若两人。

   两次日出日落，引出了深度的逻辑问题。120年前，甲午惨败以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家、史学家、社会经营，都在反思我们为什么会被打败？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败得冤。

   第一，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2倍；第二，中国的国土是日本的12倍；第三，中国1840年的人均GDP还比日本要高一点；第四，清军的陆军参战60万大军，日本只有17万。我们的北洋舰队拥有"定远号"这样的超级战舰，日本没有。那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

   不对称的战争

   中国人一提甲午战争，大凡只提海战，不提陆战。为什么呢？因为陆战跟本就没怎么打，中国不是打败了，是没打就败了。从平壤一路溃逃，说第二天要跟日本人打仗了，今晚偷袭日本人一下，结果黑灯瞎火的、清军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死了20个人，伤了80多。其实日本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哪里放鞭炮呢。第二天就开始跑，一直逃到鸭绿江，600里地跑下来，中国军队是一路溃败。说中国军队当时是“撤退”，那是瞎鬼，因为清军把所有的粮食和辎重都扔给了日本人，自己跑了。最后自己路上没粮食吃了，又去抢人家北朝鲜老百姓的粮食。

   清军陆军很多人里面穿着民服，外面穿军服，敌人一来把军装一脱，站在路边装老百姓。日军到了中国的村里，为什么去挨家挨户搜呢？倒不是抢老百姓的东西，是搜军人。几万人全跑村子里，你们家老娘再有本事，也不能生10来个岁数差不多的儿子吧。

   上海前两天踩踏事件还死了36人，可日军攻占旅顺军港只死了24个人。热兵器时代、有枪有炮，比上海踩踏死的人还少，那还能叫打仗吗？基本就没打。

   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又去攻打俄国人盘踞的旅顺。天皇对已经退役的乃木西典说，你甲午战争打过旅顺，这次还得你去。虽然上次只死了24个人，可这次为争夺203高地，日军一个冲锋就死了16000人，尸横遍野，根本看不见山是什么颜色的了，全是日军黄色的军装的尸体。前后三次攻势总计死了5万多人。

 　“制度派”、“技术派”的纠结

   对甲午战败的根源，中国的史学界有两派，一个叫“制度派”，一个叫“技术派”。制度派说我们制度不好，皇上无能、慈禧太后挪用军款过生日；我们的官僚制度不好、科举制度不好。所以要辛亥革命，要推翻这个政权，走暴力革命的路。

  　“技术派”说我们的枪不好，炮不好，枪炮都买来了炮弹又不行、炮弹让洋人装了沙子。电影《甲午风云》的一个镜头，一个士兵拿了一个炮弹，把炮弹头拿下来，跟邓世昌说，我们的炮弹里全是沙子。所以，甲午海战打不赢。

　　其实人家欧洲军火商卖的就是训练弹，弹头里本来就是装沙子。丁汝昌的旗舰“定远号”，主炮只有三发实战炮弹，剩下的全是训练弹。所以我们的炮弹，打到日军的军舰的燃料仓库里没有炸是理所当然。日军战后把它挖出来，摆在那儿做了个纪念碑。有专家说我们的炮弹没炸，要是炸了就能可能扭转黄海海战的战局，那不过醉人说梦。

   电影里甲午战争虽然打得很英勇、很惨烈，但实际上是北洋水师是在用训练弹在跟敌人打演习，而对方是真枪实弹。所以，北洋水师在那场战争中沉了7条船，伤了两条船，而日军一条船没沉。不是日军军舰经打，而是不可能被训练弹打沉。

   北洋水师定远舰先开的炮，第一发炮弹打出去以后，不但没有打中敌舰，却把自己的飞桥震塌了。丁汝昌腰部严重摔伤，英国的海军教练干脆就摔晕了。这证明北洋水师很长时间就没开过炮，连训练都没有。

   因此，北洋水师是纸老虎，定远舰是花600万两白银买来的。600万两是多少钱呢，是大清国6年的军费开支。清政府花大价钱买来的北洋水师，却买得起马、配不起鞍；买得起军舰，配不起炮弹。

   甲午战前，李鸿章曾几次给皇上打了奏折，要求增加军费开支、增购速射炮。皇上批示：海疆无事，停购船械。1890到1894年，北洋水师就没有再增加新的装备和弹药，这仗怎么可能打赢？

   工业总投资11倍的巨大差距

   经济学的规律是，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也就是总收入的增长，最终靠投资。你没有投资，一切无从谈起。中国1840年至1894年之间的工业化投资总量是多少呢？

   统计数据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中国此间工业投资的总量大约7770万美元，而日本同期是8.6亿美元。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11倍，而那时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2倍。这意味着，当时中国的人均投资是日本的1/120。中国每人投资1块钱，日本每人投了120块钱。

   所以在甲午战前，几乎所有的工业的相关数字，纺织厂的纱锭数、铁路公里数量、钢产量、煤炭使用量，学校、学生，电话、电报，方方面面日本几乎都是中国的大约10倍。

   甲午战争没打就输了。因为你的国力低10倍，差距太大。举个例子，1937年中日开战，中国的钢产量还不到5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差距超过100倍。相当于日本有580发炮弹和子弹，我们只有5发。

   同样，太平洋战争日本把珍珠港炸平了，所有太平洋舰队几乎被炸光了（除了航母），后来怎么样呢？在此后太平洋战争中的将近5年时间里，日本又新造了3艘航母，而美国却造出了124艘。因为美国的钢产量6000万吨，是日本580万吨的10倍。山本五十六早在太平洋战争前就说了，日本可以开战、但却不可能打赢美国。

   钱都去哪了？

   我把这些数据和想法和朋友分享，其仁第一句话就问我：那中国的钱都去哪了？

   当时中国的主要社会财富，大都落到了地主手里。这就造成了“两头穷、中间富”。皇上穷、百姓穷，地主富。

   皇上怎么会穷呢？很多人说，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水师200万两军费修圆明园，所以甲午战争被打败了。这与事实不符，慈禧太后确实动用了200万两白银过生日，但这笔钱是清政府以海关关税作抵押，向德意志银行借款500万当中的200万。这个钱并没说是用在哪儿，只是政府借款。但是很少有人反过来想：大清帝国怎么穷成这样？连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过个生日都没钱了？4万万中国人一人出一毛钱，慈禧太后有什么样的生日都过了不是？

   超低税率的陷阱

   晚清超穷政府的根子是由于超低税率。清朝的税率从始至终5％就没变。实际上到清末，连5％都没有。

　　清政府的税收制度规定，一个县太爷，年俸只有1900两银子，但县太爷的总收入都在3万两左右。因为县太爷收税上缴后可以“提成”24％。但是，清朝同时允许官员收受礼品。有人送字画、元青花，县官可以接受。

   最后就会为地方官与地主联手逃税留下漏洞。例如，某地主或商人，向县太爷送礼50两，要求自己少缴税100两的税。这样的结果是：地主逃税50，县官受贿了50，皇上少了100。

   清末的真实税率算到最后只有1.9％，而同期日本的总税率却高达35％，比今天中国的税率还高。日本的税是怎么收上来的呢？日本是按地价收税。建立税收制度之前，先颁发土地所有权证书。然后再按地价的3％征税，税逃就比较难了。

　　中国是按收成收税，如果今年“受灾”，不但交不了税，还要请皇上赈灾。赈灾款大多进了地方官的口袋。结果是清政府收不上来税，变成了超穷政府。

　　那老百姓呢？中国是小农社会，自耕农大约2／3、占将近70％没错。但中国近代，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都出在雇农和佃户身上－－无地农户占大约1／3。

   表面公平下的不公平

   中国人口从清初到清末涨了一倍，从2亿涨到4亿。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也就从将近7亩多地，降到了2亩多。最少的像福建，人均耕地只有0.9亩。按照平均亩产量217斤计算，基础代谢量（维持一个劳动力吃穿住、生儿育女，更新农具）需要517斤。人均1亩地才收217斤，而人均需要500多斤，本身就差了一半。所以福建人逃出去闖南洋，去种橡胶、咖啡、水果的人特别多。为什么？他在福建活不下去。按照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结论，当我们的食物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时候，就只能让人口来适应食物。就像太平天国10年暴乱，中国就死了至少7500万人。

   当时英国人口才700多万，相当于10个英国全死光了；日本当时是2000多万人，相当于死了3个日本人口。这么庞大的战争、农民暴动，死这么多人，皇上就会嘀咕：是不是税高了？其实不是。

   实际上是因为有1亿3千万的中国无地农户，他们要把自己50％的收成给地主交租。本来就不够，再把一半给了地主，口粮缺口将近60％。到了年根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暴风骤雨》有一句有名的台词：我给地主干了1年，到头来我欠地主100块钱。

   中国的1.3亿没有吃饱的农民就只能到地里去挖野菜、扒树皮，整个农村迅速沙化，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第二年再发洪水也会比以前更大。

   天灾人祸的宿命

   在1840到1894年的甲午战前，中国有各种自然灾害2000次。包括地震、旱灾、风灾、水灾、虫灾、瘟疫。而日本同期灾害却在下降（主要是地震和海啸、台风）。农民穷到这个份上了，李自成起义，我跟你走也许还有条活路，反正不走也是死。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参加太平军、上井冈山。这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根。

   惨败的资本逻辑

   结论，甲午战争打败了，是因为我们没钱军备、没钱军备是因为穷政府、穷政府是因为低税率、低税率又造成了两头穷、两头穷导致工业投资超低、工业投资少又使国力相对弱小、国家税收愈少。这就是晚清百年积弱的资本逻辑。

   李约瑟难题新解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解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完成了十五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后，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中国朋友在科学技术、聪明才智方面，绝对不比我们差，四大发明全在中国。那么，英国工业革命为什么没在中国爆发呢？

   据说在英国的大学定期举行李约瑟难题的研讨会。为什么一定要破解李约瑟难题，因为即便可以为中国百年积弱找出100个理由，但日本明治维新却已经证明东方人其实也行。如日俄战争就向西方世界证明，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那，日本既然这么行，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你到哪去了？

    不光是中国和日本，1730年当时的英国还不如荷兰。荷兰能成为海上马车夫，是因为造船能力强，造船能力强的背后，是因为荷兰港口背后有大片森林，随时可以砍伐、就近有充裕的木材造船。荷兰当时三天就可以造一条快船。

   荷兰在整个东印度航线船舶的数量有1800多艘，是英国的1倍。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曾说：1620年以前，如果你问一个在欧洲非常博学的人，100年后欧洲将发生一场工业革命，引领世界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你认为会是哪个国家？他一定会告诉你是荷兰，而不是英国。

   1792年，马嘎尔尼率一个代表团，160多人，几百个大箱子的礼物，给乾隆皇帝拜寿。当时和珅劝乾隆，跟英国人做生意可以赚钱。乾隆皇帝一问，英国多少人呐，500多万，也就相当于大清一个县。乾隆说，算了，我们自古以来是以农为本，不可动摇。

   那么，一个二流的欧洲中等国家——英国，怎么就爆发了工业革命？

   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我注意到一个事件，安汶岛屠杀。安汶岛现属印尼，是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岛。但盛产丁香，是当时商家必争之地。当时，主要的东印度贸易是香料：胡椒、丁香、肉桂。

   英国人比荷兰人晚去了20年。1600年前后，荷兰人先到了东印度，把葡萄牙人赶走了。20年后英国人又去了之后，荷兰人坐不住了，他们不愿意让英国人抢了自己的生意。

   英国人和荷兰人同时在岛上有商馆（商务办事处）。荷兰人找了个茬，说英国的商务办事处的20人（其中11个英国人、8个日本人、1个葡萄牙人）要杀荷兰人。1623年荷兰人把这20人都抓来，严刑拷打，逼供、画押后，把这20人全杀了。从此，英国和荷兰交恶，当时英国人不敢跟荷兰人拼，荷兰把英国赶出了东印度。

   次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转头去做印度印花布生意。做胡椒生意，一克多少钱，跟黄金一个价，可以赚8倍利润；那时没有人愿意做印花布生意，太重压船、利润率低。但是也总不能跑空船。

   这样，从1623年开始的70多年里，印花布向英国和欧洲的出口不断增加。以前英国是穿毛和麻，但穿麻不舒服，毛又太贵、而且夏天太热。棉布可不一样，轻薄、易染色、便宜，可以织到80支纱这么细的线，做出来的布像蝉翅一样。不光是英国，整个欧洲，开始风靡印度印花布。

   可是当时英国已经有1/4的人口在从事毛纺织业。大量棉纺织品的进口，造成了英国毛纺织工人的恐慌。印花布抢了毛纺织品的饭碗，工人们开始担心：这么下去没人穿毛了。

   按600万人口计算，英国当时有100多万人口和毛纺织业有关。至少有40万到50万的人专门从事毛纺织业，剪羊毛、梳毛、染毛、纺毛线，织毛布。最后工人上街造反，最多的时候有5000人，推倒了东印度公司的围栏，把房盖都挑了。

   英国议会迫于压力，于1700年颁布《印花布进口禁止法》。但同时又给东印度公司留了活路。法律规定印花布不许进口，但没印花的白布可以进，不违法。白布进到曼切斯特去染，再买到欧洲，也很赚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大量的印花布走私。

   这样，实际上英国的棉布进口仍然没禁得了。到20年后的1720年，英国又不得不颁布了《印花布使用禁止法》，不许穿印花布。一件衬衫0.5英镑，谁穿罚款200英镑。即便是400倍的罚款，仍然法不责众，一些农村干脆所有的女人全穿印花布。

   在这1690到1733年的40多年间，整个英国的毛纺织业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必须找出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毛纺生产率、战胜印度棉纺。

   1773年，飞梭终于问世。有人说，英国工业革命是大机器生产代替人们小机器生产。这个定义值得商榷。英国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自动化机器代替手工机器生产。飞梭让整个织布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好几倍，这一下绵线又不够了。

   英国科学与艺术协会悬赏：谁能发明纺纱（线）机，给多少奖金。这个奖金悬在空中30多年没人能拿到。直到1760年代，珍妮纺纱机才问世。

   珍妮纺纱机把纺纱的效率又提高了几十倍。织布机反过来又跟不上纺纱了。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最初是在河边，靠水流获得更大动力。瓦特把他的蒸汽机发明出来以后，卖500英镑，根本就没人买。后来才开始走向蒸汽机。说工业革命是蒸汽机革命，不是火车，最早是用作纺织工业生产的动力。

   从此以后，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就刹不住车了。织布促进纺纱、纺纱再促织布。大量生产又促进了运输，铺设铁路，蒸汽机和轮船反过来推动煤炭和炼钢，再后来是飞机，一直到美国的电气化。第一张多米诺就被推倒以后，就是几何倍数的裂变。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洪流。

   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孤儿

   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跟迄今为止学术界所描述的几乎相反。资本主义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圈地运动导致的资本积聚、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科学技术的进步、煤炭成为新能源主力、手工工厂和行会的诞生等等。所有这些，过去认为构成英国工业革命基础的东西，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业革命的障碍。

   举个例子。过去说英国的行会，促进了工业革命，其实相反。在英国的行会有严格的规定，梳羊毛必须使用木梳。学徒工如果敢用效率更高的铁梳子，马上会被开除。行会是极端抵制技术进步的。最初发明出来的纺纱机、织布机，全部被纺织工人捣毁了，连发明者的家都烧了。

   另外，“资本主义”也并没有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给英国毛纺织业提供任何资金和援助。资本只会“锦上添花”，绝不可能“雪中送炭”。因为资本会担心，这炭送出去是不是还可以收回来。

   应激突变

   什么叫应激突变呢？你身体里有6000白血球，病菌侵入人体后，白血球会突然提高到2万，就是应激反应。这种外来的生存压力，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就可能出现“突变”。

   当然，生存压力过强，不仅不会发生突变，反而会将受压主体压垮，就像美洲移民后的印第安人，以及英国机织棉布大量进口后，被挤垮的印度棉纺织业。

   晚清：超弱的应激压强

   那中国在1840年以后的实际情况如何？日本在被迫开港通商后所受到的应激压强（人均进出口／人均GDP），比中国同期高23.4倍。例如，当时日本有1/4的农民是棉农，开港后所有棉农全部倒闭、另谋生路。进口的印度棉花，丝又细、又长、又结实。但是中国开港后，在山东、河南还是自己种棉花，因为便宜。

   同期1853年前后，欧洲正闹蚕慌，蚕不吐丝了。导致日本99％的蚕丝全部出口欧洲，因为价格涨了1倍。弄得日本连“幕府将军”都没衣服穿了。逼得将军下了一道《五品江户回转令》，包括蚕丝、蜡烛、稻米、菜籽油等5种商品，要先运到江户供给将军后再出口。

   中国呢？中国1843年开始五口通商，从1843到1853的10年间，中国的进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为什么？因为大量的鸦片不能进口后，中国的很多有钱人不得不自己到云南去种鸦片。另外，中国的贫苦无地农户又没有钱买曼彻斯特那么漂亮的机织布，而有钱人家又爱俏不穿棉。

   日本在当时巨大的压力下，发挥出了他们全部的能量，把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工业投资上了。最后，创造出了明治维新后的辉煌。而中国，1894年后战败觉醒的也只是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而在日本，被唤醒的是整个民众。

   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先生晚年说：我就像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人唤醒。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后在广州演讲，认为中国之所以百年积弱，是中国人没有觉醒。拿破仑也说了，中国是一头睡狮。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醒？不是没有人去唤醒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受到的刺激和压力太小。他自己动不起来。坐立不安的只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以及梁启超、康有为那些知识分子。老百姓没有被深深触动。八国联军从下水道钻进北京城墙，北京的老百姓就站在旁边看热闹，洋人跟皇上打仗，跟我没什么关系。

   改革开放前的巨大落差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应激压强有多大呢？当时说中国国民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标志并不是绝对贫困。1979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300多斤，比解放初期还多出40％，1949年解放初期粮食人均产量才200多斤。中国不是绝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相对超贫困。

   广东一个农民，地里干一天活，收入只有7毛钱；对岸香港的农民，一天的收入70港币，是中国农民收入的100倍。100倍意味着，你在香港干一年，回广东一辈子不用干活了。这个巨大的压差，逼出了中国南方12省、60多个县、56万人的大逃港。

   逃港不是跑着玩的，边防军可以开枪。于是出来一个行业，叫“拉尸佬”。掩埋一个尸体，15人民币。有一个拉尸佬，最多一天赚了750块钱，埋了50多个人里面有4个是自己的亲戚。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带队逃港，开誓师会的口号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这不是笑话，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大逃港》。作者本人就是大逃港的幸存者，他爸背着他逃，前六次都被抓回来了，第七次边防军都认识他了，看他是个孩子，放他过去了。后来他在香港安定下来，在当年他逃港的地方立了一个碑，以为纪念。

   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边缘、国家的凝聚力已经下降到了濒临崩溃的程度，这些人宁可死在逃港的路上，这需要多大的力量。再不搞改革开放，国家就散了。

   改革开放30年，终于有了重新崛起的今天。这时我们就会问，当年总结甲午战败、百年积弱时，说是因为中国官不好、民不好，老百姓教育不好，四书五经不好，孔孟儒学不好，甚至于我们的哲学和中庸之道也不行，中庸怎么可以？你得跟着孙中山广州起义、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

   一旦30年后的今天，面对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GDP总量不仅超过了日本，现在GDP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倍。你怎么解释呢，是祖宗好了呢？是我们的哲学好了、还是我们的四书五经好了呢？

   其实什么都没变。因此，不要妄自菲薄。当年的惨败和今天的崛起，都有着更深的渊源和逻辑在背面。

郝一生，大学问

默默無聞的死亡在她筆下重獲尊重

我們會被高耀潔教授自己的經歷極度吸引，然而她的焦點卻始終落在艾滋病受害者和艾滋孤兒承受的苦難上，正是因為他們，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告訴世界真相

《新史記》黎安友


《新史記》編者按：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2014年12月19日，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之譽的高耀潔教授，在紐約迎來87歲生日。高耀潔出國之後著述的第三本書《高耀潔的回憶與隨想》，即將由明鏡出版社出版。本文為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為該書所寫的序言。


高耀潔前一本回憶錄——《高潔的靈魂》令人喜愛，卻也令人感到意猶未盡。書中只用了大約80頁的篇幅講述高教授退休前的個人和職業生活，關注的重點在於她發 現河南艾滋病疫情並引發政府關注的壯舉——她揭發出疫情根源在於腐敗官員開辦的血站的事實，以及她對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兒提供的幫助。但這本新書更引發讀 者們的好奇：這些冒險舉動之後，高教授又經歷了什麼？她為艾滋病受害者所做的抗爭會不會成功，是不是會因為挑戰了從地方到省乃至全國各個層面的官員而受到 懲罰？


《高耀潔回憶與隨想——高潔的靈魂續集》（明鏡出版社）

《高 耀潔回憶與隨想——高潔的靈魂續集》恰恰是上一本書最好的補充。上一本書中限於篇幅無法盡述的精彩故事，這一次終於可以由高教授細細道來。她在本書中憶述 了祖輩居住的村莊和家族先人們的事跡，以及她和丈夫郭明久醫生長達52年的婚姻生活；描述了孩童時代被母親用傳統方式纏小腳的痛苦，以及後來行醫生涯的點 點滴滴，尤其是她診治過那些有生育問題和婦科癌症的貧苦農村婦女。她的經歷揭示了醫療服務落後和不公，並不只存在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更存在於後毛時代改 革中的中國社會。在許多中國人脫離貧困之時，大量農村婦女卻被棄之不顧。高教授在書中還描述了由於替艾滋病受害者群體發聲而遭受到的迫害，最終使她被迫離 開中國、移居紐約。書中也首次講述了她來到美國之後的各種甘苦和病痛體驗，以及她的所見所聞所感。

高教授的人生經歷漫長而跌宕起伏。她所目睹更親身經歷的時代巨變和慘烈苦痛，是外國人和中國年輕一代都無法想像的。她走訪中國那些鮮有人問津的角落，聆聽從 未被人記錄過的故事。她的見證在許多方面都是獨一無二的。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訂閱《明鏡郵報》     《安卓電子書App》

 

毛澤東為流氓正名 最先敗壞黨風

《新史記》高伐林

向忠發、顧順章這一類人沒有多少墨水。真正對“流氓”在理論上闡發、實踐中提倡，使“尚黑”滲透到中共血脈、骨髓者，非毛澤東莫屬。

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是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實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游民文化掛上鈎，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名”。



 

上海的中共中央雖然自身“與流氓共舞”，卻為井岡山紅軍操心。1928年6月4日致信朱德和毛澤東說：“你們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在成分上儘可能地增加工農和貧民的成分，減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

毛澤東接到中央指示，想必不以為然。早在1925年12月1日，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寫道：

【……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毛澤東還更為露骨地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據吳茂華《毛澤東論流氓無產者與革命元勛》介紹，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早版本中有這段話，後來被陳獨秀刪去。

直到在中國掌權十多年之後，毛澤東還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四清運動的講話》，1964年12月20日）

毛 澤東本人正是無法無天、我行我素。個人生活上的表現且不說了，在治國上的流氓動作才危害嚴重：發動“土改”沒收了地主土地分給農民，隨即通過“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收回；發動知識分子幫黨“整風”，隨即宣稱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僅據正式統計就打了50多萬“右派”；他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對民營工 商企業家、對自己黨內不同意見的同事和部下，對國際共運中的盟主和盟友……無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爾反爾，口蜜腹劍，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這裡只 說一件小事吧：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訂閱《明鏡郵報》     《安卓電子書App》

 

日本對中國的另類嚴重禍害

《新史記》高伐林


中共創始人之一、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指出：中國的事情都是被“黨”搞壞的，因為這個“黨”字，就是“尚黑”。

中國大陸的民眾面對簡體字的“党”，是否想到用拆字法觸及這個“尚黑”的奧義？


《新史記》第23期。

晚清以來，仁人志士們如飢似渴地“拿來”西方許多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概念。但是和許多舶來品一樣，概念一到了中國，往往就變了味——中華文化中的已有 詞彙無法準確對應那些舶來概念，只能儘量用一些意義近似的字。而當時又往往為“多快好省”而從日文“轉口貿易”，經過西轉日、日轉中兩次變形，就更是南橘 北枳。這些舶來概念的原始翻譯、用詞，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國人對舶來概念的理解。其中最事關重大的，就是英文單詞party。

談起日本對中國造成的禍殃，我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是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細菌 實驗；卻沒有意識到，他們還在無意中給中國造成的一樁影響至為深遠的另類危害，那就是將英文中本意是“團體”“聚會”的party翻譯成“黨”，將 political party翻譯成“政黨”，被中國人拿來。

在西方，“political party”指政治見解相同或相近的公民自由結合而成的團體，這樣的團體對成員並無控制力，成員對團體亦無依附性，更談不上無條件地服從組織和效忠黨魁。


而 “黨”在中國文化中絕不是個好字眼。“狐群狗黨”、“黨羽”“黨錮”、“黨禍”“黨爭”“死黨”“閹黨”……無一不具負面色彩，孔子早就告誡：“君子不 黨。”中國史籍上所記載的“黨”，與西方現代社會的political party不可同日而語，都只是專制政治下的朋黨、會黨，“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甚至還要咬破中指，滴血入酒，一飲而盡，立 下“保守機密”“永不叛黨”的死誓。

這個字，在上個世紀50年代外表上改頭換面了，成了“党”；然而其內涵卻並沒有脫胎換骨，還是“尚黑”。中國政治折騰了一個世紀還上不了正軌，與這一翻譯大有關係！

“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中國這兩個關於“黨”的著名成語，正好點明了其兩個特徵。由蘇俄派人來，按照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克隆的中國共產黨，將紅色塗在旗幟上，骨子裡還是“尚黑”，從一創立，就先天帶有“營私”與“伐異”的流氓氣。

這樣說，是否侮辱了無數英勇的先烈和勤勉的黨員呢？不幸，這卻是史實，玷污他們的另有人在——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訂閱《明鏡郵報》     《安卓電子書App》

 

恩格斯晚年承認：歷史表明我們錯了

《新史記》辛子陵 專稿

王偉光替權貴資產階級說話自覺心虛輸理，把馬恩語錄作為重兵器抬出來與憲政派作戰，就像從博物館抬出關雲長的青龍偃月刀一樣，橫刀立馬，以為一報名號就能把 對手鎮住。經查證，王偉光引用的那些語錄，不僅被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實踐所否定，特別是早在19世紀末葉就已經被比馬克思長壽12年的恩格斯 本人公開否定。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畫像和塑像一度泛濫於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上個世紀蘇、東變天後大幅拆毀。這是匈牙利布達佩斯保留在革命雕像公园門口的二人塑像局部。（高伐林攝）

“歷 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要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 1848年的鬥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 加以研究的。

“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

“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

“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年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無 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利用來對這些 結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 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注7）

說完這些話後的五個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的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 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恩格斯晚年主張用民主共和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連載2。《新史記》第22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搞黨主立憲，還是繼續搞一黨專政？

《新史記》辛子陵 專稿

2014 年9月5日，在全國人大成立60週年的大會上，習近平再次亮出了治國的基本方略：“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 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幾千人在大會上聽到了這兩句話。9月5日新華社發佈的習近平講話原文，“依憲治國”、“依憲執政”還在，但在新華社發的大會新聞通稿 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的大會新聞中，這八個字——習近平講話的主旨和靈魂又被砍掉了。這次是明目張膽地公開挑釁黨中央和總書記的權威。“對涉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政治問題公開發表反對意見……對中央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陽奉陰違。”這是嚴重的違法亂紀。

習近平是高舉憲政大旗登上歷史舞台的。他的政治大作為、歷史大手筆可能是在中國實現“黨主立憲”。“黨主立憲”是海外學者馮勝平先生出的一個好主意。皇帝、國王可以“君主立憲”，“黨主立憲”也是可以辦，行得通的。
中國本是有憲法的國家。但幾十年來實行的是“君主虛憲制”。黨制定的憲法，只是裝飾品，並不執行。不是以法治國，而是實行人治。領袖帶頭置自己制定的憲法於 不顧，像毛澤東那樣，“和尚打傘，無髪（法）無天”，以踐踏憲法、藐視議會來表現自己的權威和尊榮，並明確告訴高級幹部要打破憲法迷信。所以，下面幹部就 不能形成尊憲守法的風氣。各級人大成了橡皮圖章。“文革”中各級人大關門，國家元首劉少奇被囚禁至死，標誌著憲法和憲政的死亡。

我們說“黨主立憲”是革故鼎新的意思，實際工作要從修改1982年憲法著手。憲法專家曹思源先生已經在做這個工作，他有許多好的建議。將來的修憲委員會，應吸收民間的憲法專家參加。


中國網友曬出這樣的照片，譏諷“中國憲法八元錢一斤”。

“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是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必經途徑，即在共產黨領導下解決共產黨自己權力結構的分權與制衡問題，這就是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主立憲”，還是繼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關係黨的前途命運，關係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

黨的領袖代表黨向全國人民做了遵憲行憲的莊嚴承諾，但有些權貴利益集團的代表人物不同意，他們是黨內的反憲政派，或稱專政派，這就出現了習近平的講話被篡改、被閹割的情況，出現了憲政派和專政派的嚴重鬥爭。（《恩格斯晚年主張用民主共和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連載1。《新史記》第22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西方專業人才陷入東方專制泥沼

《新史記》譚愛梅

美方在印度訓練駐印軍的同時，也把大批美式裝備運到昆明，在中國境內複製了一個藍伽訓練中 心。美方把訓練官送過去，甚至把千里迢迢從美國中西部運到印度的高 大騾馬，也運了一部分過去。美方按約定在中國境內為重慶訓練十幾個師的兵力，作為滇西反攻之用。可是，訓練完成後，蒋委員長卻起私心，打算把大部分的部隊 留在身邊。他想觀望，因為到了1944年，外在形勢迅速改變，盟軍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都已佔上風。按兵不動，日本如果很快戰敗而不需出兵滇西，這批裝備先 進的精銳部隊就是委員長的政治籌碼了。我們見到滇西遠征軍後來浩浩蕩蕩的出師，最後與駐印軍勝利會師的令人振奮局面，不會想到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五次發電 報催促的結果。羅斯福甚至露骨地暗示，如果委員長不履行當初的協議，“立即採取行動”（出兵滇西）美國就會中斷對華援助。

然而，性急的史迪威覺得，把美國政府幫助訓練的40萬部隊用來包圍監視共產黨，而不投入抗日，不但有違中美協議的初衷，而且也是兵力的浪費。他說服羅斯福 給蔣介石發電 報，要求蔣任命他為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官，擁有實際指揮調度中國軍隊作戰的權力。史迪威從扭轉戰局打敗日本的軍事角度著眼，固然有他的道理，但卻犯了蔣的大 忌。這其實非關蔣在日記中所抱怨的“民族尊嚴”、“國家恥辱”、“個人屈辱”等顏面問題。對蔣來說，授予史迪威絕對的指揮權，就是大權旁落。失去了對軍隊 的實際指揮權，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變成了一個空頭司令，他的統治基礎就動搖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是委員長要求羅斯福撤換史迪威，解除他在中國和印緬戰區 一切職位的真正原因。


蔣介石夫婦與史迪威。1942年攝於緬甸。

史迪威和孫立人，一個出身於美國西點軍校，一個畢業於普渡大學與維吉尼亞軍校。他們都是典型的西方專業人才。在西方，專業主義有以下特徵：（1）它有一套文 憑制度；（2）由於具有一套專業知識與技能，在工作領域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3）它有一套專業標準，這套標準由文憑制度和專業協會國家的立法機關所建 立；（4）它有專業倫理與行為守則。 由於有這些條件和標準，專業人員對於他們的專業也有一種足以自豪的成就感。
對孫立人來說，在外在於中國的惡劣而單純的環境裡，一個受西方訓練的職業軍人，能夠帶領著 美式武裝的中國官兵，以寡敵眾，打出漂亮的勝仗，而獲得國際殊榮。 可是，同樣一個職業軍人，一旦回到中國的環境，在另一套體制所形成的氛圍裡，很快就被各種爾虞我詐的陌生因素所干擾而無法發揮所長。孫立人的遭遇似乎是一 個職業軍人逐步陷入複雜的政治泥沼裡，最後被吞沒的過程。（《緬甸戰場上的史迪威與孫立人》連載3。《新史記》第22期）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陳子明為了團隊事業去幹“髒活”

2014年10月28日下午，紐約民運各團體在法拉盛舉辦200多人參加的陳子明追思會。會後一批與陳子明有過直接交往的人士意猶未盡，參加了中國研究院主辦的小 型研討會。《新史記》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小型研討會發言內容，除個別人未能取得聯繫之外，都經本人審閱訂正。發言整理稿全文刊登於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23期。經授權先行連載於下。


王軍濤（續前）：

我 說說陳子明那個團隊是怎麼走過來的吧：子明的家人的犧牲要比子明大得多。這也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子明創業期間的可貴素質。我們最早搞這個團隊的時候，是80 年代初期。鄧小平是政策治國，改革前先開個政策口子，搞成了就推廣立法，搞不成就拿法律和成規懲罰你；即使有些政策最終成為立法，但在實驗期中不少先行者 被懲罰得家破人亡，終生不能正常生活。許多創業者都知道這個風險，政策允許時，你是開拓者被歌頌；但一旦政策轉向，你就成為罪犯。那時，為了社會經濟科學 研究所的實體建設，子明的家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審查，被弄上法庭。今天蘇曉康在紀念大會上的發言已經透露，早在1983年的時候，北京市公安局就把我們列為 “特殊種類的三種人”。其實，還在79年到81年時，公安機關就要清除高校裡的異議分子。在這種情況下，子明讓他的家人辦了實體公司，擔了比其他鑽政策空 子的人更大的風險。用號子裡的行話，我們底兒潮，更容易被懲罰。最厲害的時候，我們內部也有一些衝突，子明的家人一度處在隨時可能進監獄的狀況。為什麼說 子明在我們的事業中犧牲大？那時候子明下海，他動員他的家人子華、之虹，一個一個擔任法人代表，國家政策一變那是要坐牢的，何況你在政治上還“底兒潮”？ 他們當年比我今天做的這些事要懸得多。


中外各界人士紛紛寫下輓聯、悼詞追思陳子明。

要是單項比較，也許每一項都可以找到比子明好的，但就是在這樣關鍵的時刻，他卻憑藉韌勁、冒著風險為打造這個團隊奠定了基礎，這給我們一個印象，子明是個 思想上、心態上、健康上都不可能被打垮的人，他可以為了我們這個團隊的事業，去幹特別髒、特別累的活兒——我說的“髒”，包括道德上的，受到一般人的指 責，在法與非法之間，但他一分錢也沒拿到自己的腰包裡，全是在幹事業。（中國研究院“陳子明追思研討會發言”連載10。《新史記》記者 馬儉 高伐林 整理）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陳子明是在當代民主運動中產生出影響力

2014 年10月28日下午，紐約民運各團體在法拉盛舉辦200多人參加的陳子明追思會。會後一批與陳子明有過直接交往的人士意猶未盡，參加了中國研究院主辦的小 型研討會。《新史記》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小型研討會發言內容，除個別人未能取得聯繫之外，都經本人審閱訂正。發言整理稿全文刊登於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23期。經授權先行連載於下。

他是個超凡脫俗的人

王軍濤：

我說說與大家不同角度看到的子明，一個可能有爭議，但更真實，也更可貴，對我們今天做出政治選擇也許更有啟發的子明。

今天開這個會，我很想和大家一起近距離看看子明，因為我發現大家還是對子明不了解。今天這麼多讚揚子明的話，與過去罵子明的話、都是基於對子明的誤解，多數 人對子明確實不是很了解；少數了解子明的人不想再看那些有爭議的事情。然而，子明最令我欽佩的、對我今天最有啟發的，這是在這些有爭議的事實中。

在某種程度上，我可以說子明是個天人，說得中性一點，子明是個超凡脫俗的人。他的卓越以及由此引發的誤解，都來自這個事實。其實，子明的內心跟這個現實世 界不搭界。當你真的和子明討論問題時，當你聽他談很多想法時，你會發現子明好像特別天真，他的世界是想像出來的，對多數人而言他的想法與現實錯位。但是， 後 來子明能幹一番事業，就是來自於這個貌似天真的想象和堅定地認定這個想象是真實的前景。


王軍濤

那麼，子明的超凡脫俗的想象與天真不切實際的想象有什麼不同呢？我經常與子明討論知識、歷史和現實選擇，因此，知道他那些天真想象的理由。由於交友很廣， 我 也經常與別人討論類似的話題，由此得知他們的區別。其根本區別就是，天真的想象是道德或美感上的一廂情願，而子明的想象是基於知識的理性推理和歷史經驗上 的洞察。這使得他在思考行動戰略選擇時，超越具體紛繁的現象，看到現實發展的可能空間和演變脈絡。他正是由此寫下不同尋常的創造歷史的大手筆！（中國研究 院“陳子明追思研討會發言”連載9。《新史記》記者 馬儉 高伐林 整理）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中國不再有80年代改革的氣氛了

2014年10月28日下午，紐約民運各團體在法拉盛舉辦200多人參加的陳子明追思會。會後一批與陳子明有過直接交往的人士意猶未盡，參加了中國研究院主辦的小 型研討會。《新史記》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小型研討會發言內容，除個別人未能取得聯繫之外，都經本人審閱訂正。發言整理稿全文刊登於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23期。經授權先行連載於下。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

（續前）群眾運動，說到底就是比規模。八九有什麼了不起？提的口號比七九還差呢，但就是人多嘛！過去幾十個幾百個人，現在變成是全中國幾千萬人，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嘛。像香港佔中提的那個口號也很簡單，而且沒說反對中共專制統治，它不就靠人多嘛，就一下子成了大事情了嘛。而中國現在這件事就很麻煩，有規模的、能真正 對當局造成壓力的民主運動，25年過去了，沒有出現，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你看不出來好的情緒在冒出來，那種參與的熱情，對自己力量的一種自信，都看不到。


2014年1月18日陳子明抵美治病，各界人士前往波士頓機場歡迎，並將多年來陳子明獲得的獎狀獎牌奉還得主。（資料照片）

現在講80年代其實都沒說到點子上。人家說80年代也沒什麼了不起，趙紫陽沒講什麼政治上了不起的話，胡耀邦也沒講什麼，那時候報紙上公開發表 的東西也不怎麼樣，還比不上現在說得狠呢，因為現在至少，意識形態上，原來那一套鬆動了嘛，控制比原來少一些了。但是，80年代有那麼一股勁頭，我們是過 來人知道，能感到一股勢頭在那兒，走到哪兒去，都感覺到有一股東西在往上頭冒、往上頭衝。你只要遭受迫害不要太深，受一定的壓制，你發現你是很受歡迎的。 而學生啊年輕人啊，整個地它有那麼一種勁頭在那兒。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1989年剛剛一開年，很多人就覺得中國今年肯定要出事情，普遍都這麼認為。那就是 你看得出來，感覺得到嘛。這個很難描述，因為它沒有哪個社會學經濟學的可量度的指標，根據那個指標，達到三了，達到二了……沒有那個東西，你找不出什麼。 民眾的情緒，又沒有特殊的表達方式，所以你沒有指標，沒有量度，但誰都能感受到，那個時候和現在就是不一樣。不一樣，就是在一種社會整體氣氛上的不一樣， 而現在，你感受不出中國有這種氣氛，你看不出這種氣氛，哪怕現在很小呢，它在朝上冒。這也使得很多像子明這種人，英雄就無用武之地了嘛。

我們永遠看到一些人在道義制高點來罵子明，反過來，對那些真正禍國殃民的人，從來是寬大，只要他調子足夠高——甚至，只要你原來那麼高，後來變調都沒關係 ——對那些人有那麼大的容忍度！你說，要是子明、王軍濤真去發了大財了，那還不把你腦袋罵破了？因為你原來就這個表現啊，正好連到一塊了！他這個邏輯是很 奇怪的邏輯嘛。

這個想法不糾正，就不會有第二次運動，不會有了。（中國研究院“陳子明追思研討會發言”連載6。《新史記》記者 馬儉 高伐林 整理）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

爲什麽要區分異議運動與民主運動

2014 年10月28日下午，紐約民運各團體在法拉盛舉辦200多人參加的陳子明追思會。會後一批與陳子明有過直接交往的人士意猶未盡，參加了中國研究院主辦的小 型研討會。《新史記》記者根據錄音整理了小型研討會發言內容，除個別人未能取得聯繫之外，都經本人審閱訂正。發言整理稿全文刊登於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23期。經授權先行連載於下。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

對 “反對運動”要仔細劃分，它是不一樣的。有一種只叫“異議運動”：他們就是發表自己的不同政見。它不叫民主運動，因為它沒有大量的民眾追隨、參與，他們這 個“異議”也可能有很大影響，當然多半都是地下刊物，但是它不叫民主運動。民主運動，一定要把別人召集得上來，跟著你一塊幹，明確表示支持你，這才叫群眾 性的民主運動。

這種運動是非常少見的，蘇聯其實沒有過，蘇聯只有不同政見的活動。中國倒發生過一些。從這個角度講，子明他是相當成功的。 共產黨對他監視，那也是後來監視得緊，開頭監視的並不緊。想想看，他參加民主牆，並沒有妨礙他後來考研究生，他1980年在民主牆都給封掉了以後考的研究 生；然後，也並沒有妨礙他自己去下海，幹那麼一大攤事。要知道要幹那些個事，是很要些影響、很要些關係的——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人，根本不可能。他不是街上 賣大碗茶，本來就是個邊緣分子，政府也不管，自己搞；他搞的事不一樣，那不是光是他自己的神通，那得有一大堆社會關係。這說明體制能夠容忍你、對你不是特 別忌諱，如果他對你特別忌諱，你根本就搞不成。

所以可見當時——在“八九”之前——子明能夠在體制下做那麼多事情，活動餘地那麼大，除了他個人能幹，當時有這種生存空間，是很難得的。

後 來，“六四”來了，大潮一捲，全軍覆沒，跟以前做的根本沒有關係。包括知識界很多人也是，根本沒怎麼摻合——香港的事也是一樣的，要是弄不好，那就是全部 倒霉，不是就那幾個最堅定分子。一旦倒過去，就是所有的人都倒霉，在那裡的人都跟著倒霉。特別在中國這種情況下，那麼大的翻盤，之後才會形成後來這個局 面，25年也翻不了身，民運再也發動不起來。只有維權還有個規模，那都是突發事件，都是一哄而上的，也不是商量好的，就去了。而以民主作為訴求的民主運 動，在最容易發生的地方，像青年學生集中的學校裡，就基本上再也沒有發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很嚴重的問題：學生都動不起來，別的社會階層基本都不太可能 動起來。像你簽字請愿啊、零八憲章啊，那都叫異議運動，不叫群眾民主運動——不就是你們這些異議人士自己嗎？你並沒有把別的人，一般的人捲入進來嘛。

“六四”以後二十多年，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沒有民主運動了。而且都很難想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有一幫人再搞起來。


胡平

維權運動之所以搞起來，道理很簡單，它的訴求低，確實沒有政治性。參加的人知道自己沒有政治性，他知道政府也知道他沒有政治性，所以他才敢上去。（中國研究院“陳子明追思研討會發言”連載5。《新史記》記者馬儉 高伐林 整理）

 

※需會員付費訂閱才可看全部內文，若你已訂閱請先登入會員，若尚未訂閱請先至會員訂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