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高伐林
（續前）用自己的眼看，用自己的心想
司馬璐告訴我，老人院的生活很有規律，他早上八點鐘就起床了，然後在護理人員協助下在走廊裡散步；天氣晴好時，也到花木葱蘢的庭院去呼吸新鮮空氣。房間裡一人一台電視，可以各得其所。到進餐時間了，就都到餐廳。老人告訴我，“這裡不供應中國飯，但是還是照顧到了亞裔的飲食習慣。別的族裔的食品，我也吃得慣。”
吃完飯，他回到自己的房間，翻開書刊——頓時，思緒脫離了輪椅、臥榻和床頭櫃上高高低低的藥瓶，回到了海安、陝北、重慶、香港，掠過多姿多彩的生涯，掃視有聲有色的人物……
司馬璐對中共黨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和人物，都有自己不從流俗的獨立看法。
他說，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延安時期的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潘漢年“是我所最喜歡的兩個人之一，另外一個是董必武”；他對周恩來和高崗的評價卻很低。
他不贊成把陳雲說成“左派”，把鄧小平說成是“反左的英雄”，談起史實根據來，有條有理。他說：“陳雲在中共歷史上是老右派，鄧小平是左右反覆過好幾次的。在五十年代赫魯曉夫上臺不久，陳雲在當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理論性、報導性的雜誌《和平與社會主義》月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大大地吹捧赫魯曉夫。蘇共二十一大後，該雜誌編輯部‘請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活動家’就蘇聯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談一些看法。陳當時以中共副主席的身分在該雜誌的1959年第一期上，著文稱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報告‘向全世界展示了蘇聯走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文革’時中共稱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依我看，陳雲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司馬璐很感激陳雲。他在延安受到審查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雲將他派到重慶去工作，“陳雲還講了幾句訓導和鼓勵的話，給了我八塊大洋，讓我走路。這是1939年。“現在想想，我得感謝陳雲，要不是他讓我離開延安，在後來的‘抓特務’運動、‘搶救’運動、‘整風’運動中我總難逃一死，可能象王實味一樣。”
到後方後，他被派到朝鮮義勇軍的中文編輯委員會裡工作，“周恩來跟我說了很多為什麼要做朝鮮義勇軍工作的原因。那時我的工作主要是把義勇軍的人搞到華北，去配合八路軍抗日。周恩來要我做義勇軍隊長金若山的工作。金若山就是金元鳳，後來是北朝鮮勞動黨的中央委員，內閣勞動相。當時我還擔任了金的秘書，寫了一些關於朝鮮問題的文章在《新華日報》、《群眾》雜誌上發表。周恩來交給我的任務是說服金若山答應把手下的人員轉移到華北。而這支軍隊原來是國民黨支持的，所以我算是立了功，也因此恢復了共產黨的黨籍。”（《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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