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1956年4月创作的短篇小说的题目，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
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得意洋洋。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也算一夜成名。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文汇报》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也是言过其实。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当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成了“右派”（？）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命运中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
1957年11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领导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邓友梅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从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革命老诗人公木（解放军军歌词作者）做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邓友梅业经所属单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公木老师公木领导也划成“右派分子”了。
团市委当时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负责我的“问题”的王静中是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副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
我对于王静中与他领导下的几个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态度。我相信组织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我相信王静中等同志对我是与人为善，他们都很尊重我，很客气，在批判最严厉的同时与我一个桌上吃饭，给我布菜，我相信他们真心相信对我是帮助是挽救是一片热忱。我也相信自己确实需要认真清理一下，我确实偏于软弱、过敏、多思，不够无产阶级。同样，我也深知，想怎么样对你，这是完全无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难。
对我的批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王静中表示他是懂文艺的，他也从艺术上批，如指出《组》中有哪些败笔。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6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然后挂起，直到1958年5月，确定帽子。
……
1978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平反的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名字。
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1979年1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62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
更重要的却是藉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1958年的事不算了，右派分子的噩梦无疾而终。还给我向新疆自治区党委开出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15余年之后，时在我入党30年之后。入党10年后被逐。再度过了20年后，回来了。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这可真是锻炼啊！
我回到北京，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中国的“专业作家”与外文中的专业作家含义不同，恰恰相反，在外国，专业作家是指以写作为职业，靠版税生存的人，在中国，是指被“养起来”写作的人。
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意见不一。管桦，杨沫，都对浩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一花独秀，尤其是浩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归来”的我等（包括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以及后来的葛翠琳、杲向真等），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
我早在1979年就明确宣示过，我愿尊重每一位师长，但是绝对不投靠；我愿团结每一位同行，但是绝对不拉拢。我愿意把这些个想法提交给广大的读者，提交给历史。从个人经历来说，新时期以来，在我回忆的这个时期，我是有所不为，有所不取，有所选择的。
还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干。就是不与人搞口舌之争。至今如此，有误解，有歧义，有恶意，有胡说八道，我都是笑一笑。笑一笑是一宝，这是我的体会。我宁可再不写一个字，宁可转业卖糖葫芦，决不陷入文人相轻的下贱圈子中去。
四次文代会
1979年10月30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我看到那些老文艺家，坐着轮椅，扶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都来了。老作家萧三、楼适夷等到了台上发言，说上一句“咱们又见面了……”，泣不成声……仿佛“文革”中整死的文艺家的冤魂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啦。
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几个人发言极为活跃尖锐，例如柯岩、白桦，还有刘宾雁的讲话，全场轰动。他们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词祝贺。人们对他讲的“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欣喜若狂，掌声如雷。许多人记住的就是“不要横加干涉”六个字。
但我的印象不尽相同。我是主席团成员，姓氏笔画又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我近距离地感染到了也领会到了小平同志的庄严、正规、权威，他的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的神态、举止和语气。他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他牢牢地掌握着局势和权力，他的姿态和论断绝无令文人们想入非非之余地。
我希望保持适当的清醒，上海话叫做要拎得清，不可拎勿清。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
立刻有了反响，一些同行表示我讲的令他们不满足，听了不甚过瘾，我讲得太软，不痛快。从这个时候，我就常常受到善意的夹击了，一些人说，他太“左”了，他已经被招安，站到官方那边了。另一些人说，他其实右，而且更危险。
也可以说我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的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有时候我会左右逢源，这是真的。更多时候我会遭到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这样的桩子，客观上有点像个界牌了。
34年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除了大的社会变动的投影与有关政策的宣示以外，这样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会竟然没有什么文艺的内容可资记忆。
说来归齐，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中国的文艺进入了新时期，声嘶力竭，雷霆万钧，一切达于极致的“文革”，终于离开了我们，这应了物极必反的老话。不论具体情节上有多少仓促和不足、肤浅和幼稚，第四次文代会仍然算是一个转折，它毕竟埋葬了“文化大革命”。
“现代派”风波
1982年夏，我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十二大。列席者不参与选举，但是投完票开票唱票时叫我们进了大会堂，我在二楼上看到了候补委员中有王蒙的名字。
想不到的是，十二大后等着我的是关于“现代派”的风波。时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充任法语译员的高行健先生写了一本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其实是一部通俗的小册子，谈到所谓西方现代小说里时间空间的处理，人称的应用与转换，心理描写与意识流等。李陀、刘心武、冯骥才三人各写了一封给高行健的信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表达对此书的兴趣。我因上海的《小说界》催稿甚急，写了一篇小文，介绍并称许了高行健的书。
想不到的是这成了一件事，似乎是异己的现代派思潮向中国发起了袭击。胡乔木更看重的则是于甘肃出版的一本《现代文艺思潮》，尤其是该杂志上发表了东北诗人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崛起的诗群》，被认为是颠覆性的。
《文艺报》的一批骨干，面对现代派之说如临大敌。
此次我国的现代派风波，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我的一个下马威的色调。《文艺报》的资深副主编唐因等在一些场合还特别点出我的名字来。而另一位新归来的副主编唐达成在一些场合——有的我在场——大批现代派，语焉不详，含含糊糊，天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在胡乔木对我是既忠告又保护。他肯定：“你走得不远”，我想他看重的是我的作品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少共情结。我的“此致布礼”大大帮助了我在猛批现代派的风浪中矗立不倒。
但乔公在1983年春节期间接待我畅谈，并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我爱人到他家小坐，极大的友好情节一传出去，《文艺报》的某些人长叹一声，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便只好放过了王某。信不信由你。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四篇小文章都发表在上海。后来夏衍写了文章，巴金老也发表了看法，都不赞成那样如临大敌地批现代派。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更加不安，似乎是上海在不听招呼，不服管。
这里最闹不明白的是冯牧同志，他是最最以爱护支持中青年作家自诩的，为什么一个现代派问题他激动成了那样，说的话那样带情绪，不惜与那么多人特别是上海的同志决裂……
《文艺报》的同志也不顺利，他们收获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与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民间文学研究会；理论组组长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结果。
对这一年的批现代派，各种说法都有，如广东作家们说此事是说戏内有戏，戏后有戏。叶君健先生则认为某些人意在否定中央对于王蒙的选拔。叶老是非党人士，是安徒生专家，安的童话全集的译者，对一些人事、政治问题竟也这样敏感。我则干脆装聋作哑，忙着写我的小说。在北京，除了胡乔木的保护以外，也还有张光年、夏衍等一大批人的善意，更不要说定居上海的巴金主席啦。
四次作代会
1984年年底到1985年年初，开了一个跨年度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我当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说来话长，居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有说是闹翻了天的，有说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赞扬，有的愤恨。
……让我先从曾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老师说起。他是1913年生人，比我大21岁。当然，早在地下时期，在北京顺城街北大四院礼堂，激昂慷慨地欣赏《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已知道了光未然（张光年笔名）的名字。
而自1983年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一直在他的领导之下。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参与和掌握领导权的干部，但诗人的激情并未泯灭。他不拒绝妥协与平衡，但是他自己的选择鲜明坚定，他不怕得罪他的对立面。他的名言是：一个人活一辈子，连个人都没有得罪过，太窝囊啦。
除张光年外，我也时而与中宣部贺敬之副部长有很好的交流，他对待领导工作十分认真，十分动情，十分较劲，他经常与我讲到文艺界特别是作协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言论等，他叹息自身的人微言轻。我则是笑眯眯地且听且淡化柔化之。
包括我本人，对于提出精神污染问题，感到或有的压力与惶惑，对于后来说不提了，则舒服得很，奔走相告，抚额相庆。提与不提，都是上头说的，背后有什么玄机，没有几个文艺家明晰。四次作代会就是在这种减压添彩的兴奋中，开动了的。
开幕式上，宣读各领导人贺词贺信的时候，胡乔木的声音受到冷落，周扬的名字轰动全场。有人发起了致周扬的慰问信，会场上悬挂着这样的大信，许多人去签名。我没有签。
会议的主题是创作自由，但创作自由不是喊出来的，它是一个逐步实践、落实与拓展的过程。然而同行诸兄诸公是没有人注意什么“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创作自由”的。认为文人同行能“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婴儿。
四次作代会的结果是好几个重要的作家诗人落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他们都是作协副主席的候选人，而且名字都印到了选票上，本应无疑问地选上的。曹禺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当选为剧协主席了。而其他几个人的落选就与舆论、与各种窃窃私语有关。
反响之激烈可以想象。我还幻想做一些善后工作，委托一些人去看望落选的作家，打电话给一些人邀请他们参与作协的某些工作，例如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工作，都遭碰壁，无效果。
有一位领导很生动地形容这种文艺头面人物的内斗：从上海“左联”时期就斗，到了延安，斗得更厉害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仍然继续斗。直到“文革”，全完蛋了，消停了些。“文革”一结束，又斗起来……最后两边的人都逝世了，一看，两边的悼词，并无不同，都是优秀的文艺战士，都是杰出贡献，都是巨大损失，谁也没比谁谁多斗出个一两一钱来……
四次作代会上巴金得票最多，其次是张光年与刘宾雁得票数相同，由于电脑的排名（笔画数相同时看是何种笔画在先），刘算是第二位。再往后是我还是陆文夫，记不清了。反正我与文夫相差票数很少。《人民日报》公布了各人的票数，事态更加刺激。
各种说法沸沸扬扬。张光年还是硬气的，他若无其事，静观其变。胡乔木给了我一篇文稿，要求《文艺报》以社论形式发表，论述创作自由的非绝对性，目的是为了纠作协“四大”的偏。
我拿着它找了张光年、唐达成等人研究，经过修改，磨得光润了些，以《文艺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胡乔木表示对文章的修改很“佩服”，下令许多杂志转载。
作协在1985年开过一次理事会，我便在会上讲，文学的超前性与歧义性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与正确的应对。我们的创作自由当然是宪法原则下的自由，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我们要的是维护而不是毁坏改革开放的大局。
1989之春
1989年春天我曾经与我的一个孩子长谈了7个小时，那一年她处于激动状态，她正上大学。我用汽车送她到了学校，我离开校门口200米等候于路边的草地旁，怕停在校门口令人生疑。一个多小时后，她出来了，她已经说服了全班，第二天不参与任何过分的不适宜的街头活动。
1989年5月，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我访问了法国、埃及、约旦，并于归途在曼谷作短暂停留。
中途访意，本来有一个节目是接受意方一个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采访，因为此次书市上，将会展出我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的意译本。但是由于情况的发展，该主持人最想采访的话题已经不是王某人的小说，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我只好取消这次采访，我不想轻谈妄论。
经过了1989年的春夏，9月初我从烟台养病归来，正好赶上参加周扬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碰到外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韩素音赶紧拉上我照相，因为她来前受到英国友好人士的嘱托，须要带回证明王某无恙的材料。
同时新华社报道，李鹏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这是我1988年给中央的信件的原文，我所以一个说文学，一个说文艺，因为我的评论涉及的领域会比创作更广）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
从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我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部里的工作人员的支持。我深蒙厚爱、错爱，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
1989年秋，在观看朝鲜艺术团演出时我与许多领导见了面。习仲勋同志特别说：“你是如愿以偿了！”
王蒙，《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16日，摘自《王蒙八十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