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与伦比的邱吉尔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

哥哥和我曾通读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爵士为邱吉尔撰写的传记作品《图片人生》(Life in Pictures)，对其题注耳熟能详。我知道，邱吉尔带领我的国家战胜了历史上最恶心的暴君；我知道，他是演讲艺术的大师；我知道，当年这样的艺术正在没落；我知道，他有趣、出言不逊，甚至以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政治上都不正确。

饭桌上，我们听到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一天，邱吉尔如厕时，有人说御玺勋爵（英国最古老的职位之一，负责君主的私玺）要见他。邱吉尔回复：他自己正被黏在马桶上(御玺的英文是Privy Seal，Seal同时有粘黏之意，Privy有马桶之意)。还有就是，工党女议员布拉多克(Elizabeth Braddock)指责邱吉尔喝醉了，而邱吉尔粗鲁地反击，说她是个丑婆娘。而第二天一大早，邱吉尔便清醒如常。

1950年的丘吉尔

我知道，他年轻时曾经非常勇敢，在四个大陆都上过战场，亲手杀死过敌人；我知道，在伦敦附近那所著名的哈罗公学(Harrow)读书时，他曾被人欺辱。身高只有5尺7寸而胸围31寸，他克服了自己的口吃、抑郁，以及那个糟糕的父亲，成为最伟大的英国人。

我的爷爷奶奶一直保留着邱吉尔1965年以90岁高龄去世那天的《每日电讯报》头版。我想，这人身上一定有神圣而神秘之处。很幸运，我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出生──对他了解得越多，就越为曾和他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存在过而自豪。

大部分美国人谈起邱吉尔时，总是充满崇敬之情。然而，令人费解而悲哀的是，在他逝世50年之后，被他拯救的祖国却似乎要将他忘却。那些上课注意听讲的英国学生觉得他是那个为了犹太人而和希特勒作战的人。2012年6月，有人对1,000名11到18岁的英国学生做了个调查，92％的学生可以认出一个有名的保险公司广告中那只名叫邱吉尔的狗，而同时却只有62％的学生可以认出邱吉尔爵士的照片。

消失的记忆特别令人唏嘘。对当今的年轻一代，邱吉尔显然应该是一个很有感召力的人物：他古怪、过分，以他独有的穿着和天才标新立异。

当然了，每年都有上百本关于他的书出版，但这仍然不能令人释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们在逐渐老去，我们正在失去那些记得他声音的人，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他的丰功伟绩。
曾几何时，我们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因为苏联的鲜血和美国的金钱。在某种程度上，这有些道理。但同样真实的是，没有邱吉尔，希特勒几乎肯定可以得逞，纳粹对欧洲的占领近乎定局。

我们应该记住，这位英国首相是如何参与缔造了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走遍全球，从欧洲到俄罗斯到非洲到中东，我们可以追得他的智慧留下的痕迹。

1921年3月，作为英国殖民大臣，他召集了中东所有的重要人物到开罗的塞米拉米酒店(Semiramis Hotel)，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战败之后中东地区的统治问题。T.E.劳伦斯（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认为这次峰会是个极大成功。11年后，他致信给邱吉尔说，这次会议做出的安排带来10年的和平。

当然，和平并未持久，邱吉尔所热爱的帝国也未能长治久安。他会为此悲哀，但不会吃惊。他确信世界的未来在美国人之手，而事实的确如此。在我们的时代，轮到了美国人来试图执哨巴勒斯坦、捭阖以色列、对付被邱吉尔称作“忘恩负义的火山”的伊拉克。作为一个大英帝国主义者，他试图挽救那个日落西山的帝国，失败不可避免。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极力召唤人类的崇高价值、抵御其邪恶，在这方面，他取得了持久的成功。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是由巨大并与个人无关的经济力量来决定的。对此，邱吉尔是一个有力的实例反证。邱吉尔在他公众生活的70年中，以其鲜明个性屡次影响这个世界及重大事件，程度远超我们记忆所及。

邱吉尔对上世纪初福利国家的建立影响巨大：他为英国的工人们建立了就业中心，提供茶歇和失业保险。他是创立皇家空军并发明坦克的重要推手，他深刻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他在以色列（及其他若干国家）的建国过程中的角色不可或缺，更不用谈他对欧洲联合的奔走呐喊。

在若干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是力挽狂澜的舵手。1940年，当他和他的国家独自面对希特勒时，他的影响改写了历史的进程。没有邱吉尔，希特勒将铁定赢下战争，纳粹对欧洲的占领几成定局。当不列颠孤立无援之际，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邱吉尔的话语触及民众的灵魂深处，其抚慰之情无人能及。他的语言，朴实老派但激动人心，正应时运。

是什么样的肩膀使他担当如此重任？在什么样的铁匠铺里铸造出这样的思如刀锋志如钢铁？借用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言：“是铁锤，还是钢索？什么样的熔炉铸就了他的头颅？”
2014年6月，我和邱翁外孙，中萨塞克斯(Mid Sussex)的保守党议员索姆斯(Nicholas Soames)爵士在萨沃伊酒店共进长午餐，试图为上面的问题求解。当侍应生送上邱吉尔般庞大的账单时，我想起是他的外祖父在二战时期决定以油代煤来驱动著名的无畏战舰(Super Dreadnoughts)，从此改变了历史。那么邱吉尔自己靠的是什么样的燃料？他何以前行？

索姆斯爵士沉思了一下，然后出乎意料地说，他的外祖父其实就是个普通人。和其他的英国人一样，他喜欢在家里晃荡，喜欢作画等等，“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宅男”。
但是，正常的宅男没有像他那样：出版的文字超过莎士比亚和狄更斯二人相加，赢得诺贝尔文学奖，曾服务于政府所有的重要部门并两次担任首相，赢得过两次世界大战，其绘画作品在逝世后以每幅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这种精神力量源自何方？是精神的还是生理的？莫非他被赐予了某种可以带来超凡迸发的基因或荷尔蒙？或是来自幼童时期的精神训练？或是兼而有之？

我记得，当我15岁的时候，曾读过心理学家斯托尔(Anthony Storr)的著作，其中说到邱吉尔最重要的胜利是战胜他自己。邱吉尔读书时一直对自己个小、瘦弱、胆怯很在意，所以他立志要战胜自己的怯懦和口吃──用哑铃刻苦训练，从一个80磅重的瘦小子到拥有阿特拉斯(Charles Atlas，著名健美运动员)那样的身躯。战胜了自己的怯懦，从此便可以所向披靡。

我一直觉得这个分析不能自圆其说。为什么他决定要掌控自己的恐惧？难道他真的怯懦？一个怯懦的男孩，怎么可能像邱吉尔那样，在因偷块糖被校长掌掴之后，会怒而把校长的草帽踢成碎片？

那么，我们对邱吉尔的心理状态到底知道多少？毋庸置疑，父亲兰道夫·邱吉尔(Randolph Churchill)的确是他的痛处：被父亲拒绝、批评，深恐自己不能如其所愿，在父亲死后又想报复和超越。母亲的帮助和推动显然也不可忽视──他的辉煌至少部分也是她的荣耀。

时势造英雄。邱吉尔诞生时，不列颠处于鼎盛之时，但此时也需要超人的努力来维护其帝国的存续。这种使命的紧迫性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豪气冲天，雄杰辈出。

天性自负，乃人类皆有，只是多少而已。对声望和个人成就的追求，同样不可或缺。我一直觉得，在邱吉尔的思维里，一定有个秘密的推论：英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帝国，邱吉尔是大英帝国最伟大的人，因此邱吉尔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

这种说法其实不太公平。邱吉尔的确超级自负，但他的自负中饱含幽默、自嘲、深厚的人性、对他人的同情、服务大众的承诺、以及对人民可以赶他下台这一民主权力的捍卫。1945年，人民确实赶他下了台。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有一颗伟大的心。那天离开萨沃伊酒店时，索姆斯爵士给我讲了最后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趣事，从中可以看出邱吉尔的多愁善感和慷慨：

二战时期的一个晚上，国防部一个清洁工准备搭公交回家时，在排水沟里看到一样东西：一份粉丝带捆扎的文件，上面写着“绝密”两个字。她从泥水中把文件捡起来，裹进雨衣带回家。儿子看了，立即意识到这事有多重要。

他急冲冲带着没打开的文件回到国防部。当时已经很晚了，几乎所有人都已回家。门口的保安对这个年轻人很无礼，他们告诉他把文件留下就可以，第二天会有人来处理。但年轻人说，他一定要见到当官的才肯走。

最后终于有一个高级军官下楼取走文件──其中内容是有关安齐奥(Anzio)的作战方案，盟军计划在意大利的西海岸建立一个滩头阵地。

战时内阁次日立即开会，质询这个安全事件有多严重，以及是否还要执行安齐奥登陆计划。他们仔细看了文件，发现在水里时间只有几秒钟，清洁女工所述真实。经过考虑，内阁决定攻打意大利计划不变。

邱吉尔向帝国总参谋长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将军询问这事的经过，伊斯梅告诉了他有关清洁女工和儿子的事情。听着听着，邱吉尔哭了起来。

“她应该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邱吉尔说，“赶紧去办！”

我试图从有关邱吉尔的各种档案中来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都未能如愿。但是，这件事
只说明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邱吉尔有一颗伟大的灵魂。

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历史学家和历史人物传记作者都采纳托尔斯泰的立场：人类的故事，讲的并不是伟大的人物和光辉的行为。人们通常认为，伟大的人物，无非是人类历史巨浪滚滚衍生出的绚丽泡沫。演变的背后，是深层的经济力量、技术进步、粮食价格变化、以及无数普通人行动的颠覆性能量。

但邱吉尔的故事，是对这种谬论具有讽刺性的反驳。他，一个人，改变了历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作者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是伦敦市长。本文选自他即将出版的新书《邱吉尔因素：一个人如何创造历史》(The Churchill Factor: How One Man Made History)。
翻译：劳伦斯

中国事务转载

恩格斯晚年承認：歷史表明我們錯了

《新史記》辛子陵 專稿

王偉光替權貴資產階級說話自覺心虛輸理，把馬恩語錄作為重兵器抬出來與憲政派作戰，就像從博物館抬出關雲長的青龍偃月刀一樣，橫刀立馬，以為一報名號就能把 對手鎮住。經查證，王偉光引用的那些語錄，不僅被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實踐所否定，特別是早在19世紀末葉就已經被比馬克思長壽12年的恩格斯 本人公開否定。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畫像和塑像一度泛濫於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上個世紀蘇、東變天後大幅拆毀。這是匈牙利布達佩斯保留在革命雕像公园門口的二人塑像局部。（高伐林攝）

“歷 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要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 1848年的鬥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 加以研究的。

“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

“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

“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年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無 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利用來對這些 結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 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注7）

說完這些話後的五個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的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 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恩格斯晚年主張用民主共和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連載2。《新史記》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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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專業人才陷入東方專制泥沼

《新史記》譚愛梅

美方在印度訓練駐印軍的同時，也把大批美式裝備運到昆明，在中國境內複製了一個藍伽訓練中 心。美方把訓練官送過去，甚至把千里迢迢從美國中西部運到印度的高 大騾馬，也運了一部分過去。美方按約定在中國境內為重慶訓練十幾個師的兵力，作為滇西反攻之用。可是，訓練完成後，蒋委員長卻起私心，打算把大部分的部隊 留在身邊。他想觀望，因為到了1944年，外在形勢迅速改變，盟軍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都已佔上風。按兵不動，日本如果很快戰敗而不需出兵滇西，這批裝備先 進的精銳部隊就是委員長的政治籌碼了。我們見到滇西遠征軍後來浩浩蕩蕩的出師，最後與駐印軍勝利會師的令人振奮局面，不會想到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五次發電 報催促的結果。羅斯福甚至露骨地暗示，如果委員長不履行當初的協議，“立即採取行動”（出兵滇西）美國就會中斷對華援助。

然而，性急的史迪威覺得，把美國政府幫助訓練的40萬部隊用來包圍監視共產黨，而不投入抗日，不但有違中美協議的初衷，而且也是兵力的浪費。他說服羅斯福 給蔣介石發電 報，要求蔣任命他為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官，擁有實際指揮調度中國軍隊作戰的權力。史迪威從扭轉戰局打敗日本的軍事角度著眼，固然有他的道理，但卻犯了蔣的大 忌。這其實非關蔣在日記中所抱怨的“民族尊嚴”、“國家恥辱”、“個人屈辱”等顏面問題。對蔣來說，授予史迪威絕對的指揮權，就是大權旁落。失去了對軍隊 的實際指揮權，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變成了一個空頭司令，他的統治基礎就動搖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是委員長要求羅斯福撤換史迪威，解除他在中國和印緬戰區 一切職位的真正原因。


蔣介石夫婦與史迪威。1942年攝於緬甸。

史迪威和孫立人，一個出身於美國西點軍校，一個畢業於普渡大學與維吉尼亞軍校。他們都是典型的西方專業人才。在西方，專業主義有以下特徵：（1）它有一套文 憑制度；（2）由於具有一套專業知識與技能，在工作領域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3）它有一套專業標準，這套標準由文憑制度和專業協會國家的立法機關所建 立；（4）它有專業倫理與行為守則。 由於有這些條件和標準，專業人員對於他們的專業也有一種足以自豪的成就感。
對孫立人來說，在外在於中國的惡劣而單純的環境裡，一個受西方訓練的職業軍人，能夠帶領著 美式武裝的中國官兵，以寡敵眾，打出漂亮的勝仗，而獲得國際殊榮。 可是，同樣一個職業軍人，一旦回到中國的環境，在另一套體制所形成的氛圍裡，很快就被各種爾虞我詐的陌生因素所干擾而無法發揮所長。孫立人的遭遇似乎是一 個職業軍人逐步陷入複雜的政治泥沼裡，最後被吞沒的過程。（《緬甸戰場上的史迪威與孫立人》連載3。《新史記》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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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承認這回面對驚人的中國軍隊

《新史記》譚愛梅

反攻緬北計劃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軍事行 動。它還包括中印公路的修建，從加爾各答到阿薩姆輸油管以及從阿薩姆到昆明輸油管的鋪設，這些都是浩大的工程。中印公路從印度東北的雷多到緬甸密支那的一 段，長達434公里，經過幾座高山與叢林河谷，工程尤其艱鉅。從密支那向南經八莫到畹町與滇緬公路銜接的一段，也有330公里。再加上沿線鋪設油管的工 程。而一離開印境，立刻就要面臨日軍佔領下的緬甸。英國人認為，在凶險的自然環境下築路，鋪油管，還要面對惡敵的攻擊，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受過美軍訓練的中國軍隊在巴莫用野戰炮轟擊頑抗的日軍。攝於1944年12月11日。
史迪威相信，築路只要有軍隊在前面開道，打到哪裡，築到哪裡，即使進展緩慢，雨季時停頓，仍然是可能完成的。進入緬甸的軍隊負有攻擊敵人和保護工程人員與民 工的雙重任務，而路築到哪裡，補給供應運到哪裡，油管鋪到哪裡，也保證了軍隊行進的後勤支援。在當時緬北的陌生環境下，這是現代戰爭概念的一次大膽實驗。

當然，佔領了緬甸全境的日軍也不是省油的燈。日軍在戰略要地早已有周密的部署，在森林和險要的山隘入口，修建碉堡，據險而守。為應付盟軍反攻緬甸，1943 年初春成立南方軍的緬甸方面軍，下轄第15軍、55師團和直轄部隊。而指揮緬甸中、北部和雲南作戰的第15軍，其中負責緬北防務的第18師團，就是侵華之 初戰攻陷上海、南京的一支勁旅—-久留米師團。這支熟悉熱帶叢林戰的部隊，在前期緬戰中，也是攻佔曼德勒、橫掃緬東奪取滇西的常勝軍。他們架設電台，在廣 播中還譏刺美國的築路計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工程。因為路修成了，正好讓日本軍隊徒步走到印度去。

可是，同新38師派去印緬邊境保衛築路工兵的部隊實際接觸後，日軍首次發現，每次偷襲都被迅速擊退。1943年九月雨季結束後，集結到印緬邊境的新38師和新22師部隊以及駐印軍直屬的戰車營、炮兵團先後運到，反攻緬北的作戰行動正式展開。

日軍在作戰檢討中不能不承認，這一回他們面對的中國軍隊，素質有驚人的不同。裝備優良，射擊準確，戰術高超， 指揮聯絡和攻擊戰鬥都比過去強得多：“進攻於邦的敵軍，總是逐次浸透到我陣地側背，突然進攻，使我軍的障礙設施和正面火網完全無用武之地，不得不被迫後 退……”這正是孫立人迂回戰術的最佳寫照。（《緬甸戰場上的史迪威與孫立人》連載2。《新史記》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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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戰場上有中美兩顆耀眼將星

《新史記》譚愛梅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係為在華盛頓舉辦的“國家記憶—緬懷二戰中緬印戰區盟友情”圖片展覽而作。

2010 年，中國民間學者章東磐整理出版了《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二戰中緬印戰場影像》一書，該書照片，係美國通信兵第164攝影連的攝影兵在1943年至 1945年期間拍攝的中緬印戰場上國軍與美軍合力抗戰的情景。這些珍貴照片藏於於美國國家檔案館，沉睡數十年，後被攝影師牛子所發現。章東磐從中挑選出一 批，在世界各地巡迴展覽。2014年10月15日，這些照片重回美國首都展覽。
譚愛梅係《被遺忘的年代》（台北衛城出版，2014年3月）一書的作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緬甸戰場上，史迪威和孫立人無疑是兩顆耀眼的將星。

世人談起緬甸之戰，都要稱道孫立人運籌指揮的仁安羌大捷。仁安羌之役，孫將軍以不足一千人的兵力，同時指揮英軍一個裝甲旅的部分戰車與炮兵部隊，運用奇襲、 迂迴、聲東擊西等戰術，對抗人數七倍的日軍，經過晝夜激戰後，解救了被日軍圍困在仁安羌油田北面的七千英軍與記者傳教士等。孫將軍為此獲得英皇頒授的“帝國司令”勛章。


孫立人將軍。

仁安羌這一仗打得漂亮，後來美國國防大學還將這場戰役作為“以寡敵眾”的一個經典教材。可是中國遠征軍1942年春第一次入緬作戰的行動，卻是以失敗告終。失敗的原因，就軍事行動而言，是缺乏空軍支援，部隊的武器裝備不足，通訊後勤也缺效率。

但根本的問題還在於指揮系統紊亂，權責不明。

本來，遠征軍入緬是依照《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協同駐緬英軍抵抗日軍的進擊。但在部隊入緬之前，仰光就陷落了。因此，保衛仰光變成收復仰光。緬甸作戰 的指揮權，名義上是在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手裡，可是遠征軍司令部卻不聽命於他，代理總司令的第五軍軍長杜聿明，隨時拿起電話向遠在重慶的委員長請示機宜。因此就變成一個太上總指揮遙控戰局，杜聿明傳達決策的情況。（《緬甸戰場上的史迪威與孫立人》連載1。《新史記》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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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想在火星上退休的創業牛人

《名星》季高 專稿

就 深刻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而言，馬斯克當之無愧有資格躋身屈指可數的人士之列。幾乎他的每一次創業，都強烈沖擊甚至顛覆所屬行業——Zip2將報 紙搬上了互聯網；Paypal改變了人們的購物方式以及資金流動方式；Tesla讓汽車行業成功跨入電動時代；Space X是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成功發射火箭的私營公司……


馬斯克和第二任妻子英國女演員塔露拉·萊莉。

曾 與馬斯克共事的企業家布魯斯·利克（Bruce Leak）說：“當他跳躍著前進時，他擁有比爾·蓋茨那樣的能量，而他現在放慢了腳步，因為他實在是太聰明了。”馬斯克的朋友、電影《鋼鐵俠》的導演喬 恩·費夫洛（Jon Favreau）說，在將漫畫英雄、製作飛行盔甲的發明家托尼·史塔克（Tony Stark）搬上大銀幕時，他頭腦中想到的原型就是馬斯克。

在 馬斯克看來，人類恐怕一時半會兒還得在地球上生存，讓人們活得更多快好省，還是最需要操心的。於是，他想出了一個名為“超回路列車” （Hyperloop）的計劃，他沒有透露具體細節，但他說，這是一種像管道那樣的運輸工具，人們只需30分鐘就可以從舊金山市區來到洛杉磯。他將其稱為 繼火車、飛機、汽車和輪船之後的“第五種交通工具”。他說：人們真正想要的是一種不會發生事故的交通工具，它的速度不僅比飛機至少快一倍、比高鐵快三倍， 還采用太陽能驅動，而且隨到隨走，不用等候特定的出發時間。馬斯克的朋友說，2013年夏天，他在Hyperloop的技術問題上取得了突破。他表示想和 州長或總統談談，因為他們提出方案出資600億美元建造加州高鐵，是世界上單位英里成本最高而又跑得最慢的高鐵。“他們完全搞錯了方向”，他設想中的舊金 山至洛杉磯的Hyperloop，投資大概只要60億美元。

馬斯克還打算設計一種垂直起飛的超音速飛機。他甚至透露正在推進一項計劃，打算在未來10到15年內建成火星航天器，屆時他可能會是乘客之一。馬斯克說：“我希望死在火星上，當然不是降落時一頭撞死。”（《創業奇才伊隆·馬斯克》連載2。《名星》第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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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是粘在他額頭上的標籤

《名星》季高 專稿

2014年6月，美國電動汽車企業特斯拉（Tesla Motors）的創始人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在博客上宣布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將秉承IT開源精神，允許其他公司使用特斯拉的知識產權，以推動電動汽車行業的發展。

美國專利與商標局官方網站提供的信息顯示，特斯拉目前擁有超過160餘項美國專利，包括保護電池組的系統、過量充電、以及電動馬達中改進的轉子結構等。

雖然不是公司的正式通告，但由於他的身分，這就是宣布特斯拉將向其它企業開放其獨家專利技術，歡迎大家抄襲。

許多人說，在科技產業的視野中，馬斯克的這一決定並非破天荒，IBM已採用過這樣的戰略，但在汽車產業，就顯得與眾不同——只有馬斯克敢這麼幹！


伊隆·馬斯克

有人借用托爾斯泰《安娜·卡列琳娜》開頭那句名言說：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敗者則各有奧妙。用這句話來套創業奇才馬斯克顯然就遇到了例外。且不說與爺爺輩、 父親輩的傳統大亨相比了，就是與比他大16歲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喬布斯（Steve Jobs）、比他小13歲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urg）等人相比，馬斯克的成功軌跡似乎與他們反其道而行之。他選中了三個最想涉足的領域——在他看來都是深刻影響人類未來發展的領域，三個領域是：互聯網，清潔能源，太空。

馬斯克在應邀作為嘉賓到一所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時說，感謝主持人“在介紹我的時候，沒有稱呼我是‘狂人’”，引起鬨堂大笑。“狂人”確實在很長時間內，就像 粘在他額頭上的一個標籤。他的每次投資創業，都曾經被人視作瘋狂之舉，被斷定孤注一擲必會輸個精光。（《創業奇才伊隆·馬斯克》連載1。《名星》第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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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兼談習近平的“中國夢”

《新史記》嚴家祺 專稿

中國問題，與伊斯蘭世界問題、國際金融問題相比，看起來很複雜，實際上很簡單。一個運動，有許多行為主體參與，不知道它的規律性，無法預測它的變化，這就是複雜現象。地球繞太陽運行，古代人感到複雜，現代人知道，它不過是一個簡單力學系統中的週期運動。

經濟體系有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主要是經濟體系問題，當然，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還是意識形態；君主制、共和 制、專制、民主是政治體系問題。專制政體可以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結合，19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20世紀的希特勒德國和鄧小平後的中國，就是這樣。

專制、民主的政治體系都有許多具體形式，現在英國、加拿大、日本是君主制國家，君主是沒有多少權力的“國家元首”，君主立憲，是一種走向民主的途徑。中國、 朝鮮、伊朗名義上實行共和制，實際上，政治還是古老的專制制度。我在這裡，談一談“政治秩序”概念，談一談政治秩序與專制、民主的關係。

人類社會的政治秩序，主要有三大類：一是人治秩序，二是多中心秩序，三是法治秩序。人治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個體，在一般情況下是一個個“人”，有時會出現一些有自主行為能力的群體。多中心秩序的個體主要是一個個團體或群體。如武裝集團、軍閥、割據性政權。

中國5000年的歷史，始終在第一類秩序和第二類秩序中循環。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和現在的“人民共和國”是第一類秩序，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金夏、元末、明末以及大清王朝滅亡後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時間內，是第二類秩序。

在農業佔主導地位、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不可能形成第三類秩序——法治秩序，當人治秩序無法維持下去時，就必然形成多中心秩序，而多中心秩序下混戰的結果，最終會回復到人治秩序。這就是幾千年中國王朝循環和“分裂割據—大一統”循環的重要原因。
這一時期中國政治是不受一個最高權力控制的“多體運動”的政治，北洋軍閥與地方軍閥之間、北洋軍閥直系與與皖系之間、孫中山和流動軍閥之間，國民黨的不同派 系之間，一片混戰。共產黨這時還沒有武裝力量，影響有限，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校長，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1927年後，中國的政治秩序也是多中心的， 蔣介石、汪精衛、共產黨和溥儀傀儡政權，形成多個中心。


中國軍閥割據的“地盤”。

這 種多中心秩序並不是中國僅有的，前面談到30年戰爭後的德國，德意志土地上有幾百個中心。國際關係從來是一種多中心秩序。多中心秩序會形成霸權。我在 2006年出版的《霸權論》一書，專門研究這種多中心秩序。不是誰要不要稱霸的問題，霸權是一種客觀存在，狼在羊群中有霸權，航空母艦在小軍艦面前有霸 權。（《新史記》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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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返為活命出逃的難民等於殺人

《名星》蕭雨 木風


《名星》編者按：趙真惠，一個“80後”朝鮮姑娘，是無數朝鮮脫北者中的一個。她和家人在十年中幾度逃到中國，又幾度被遣返回朝鮮。在逃亡的過程中，她失去了爸爸、奶奶、哥哥、弟弟和一個妹妹，和媽媽、妹妹在經歷了各種苦難、陷阱、屈辱之後終於離開了朝鮮和中國，定居在自由的美國，向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講述了她一家九死一生、百折不撓的逃亡經歷。



《國家秘密》一書是美國之音電視節目“解密時刻”精選。（明鏡出版社）


李肅（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主持人）：在中國的時候，你見到了很多人，有些人可能對你們很不好，有些人可能幫助過你們，總的來說，你對中國人怎麼看？
趙真惠：壞人比較多吧，對我來說。可是如果沒有那些好心人的話，我不會活到現在。因為有好人保護我，有壞人又告我們，所以我們被抓，受了那樣的苦。可是我們每次被放出來以後，去過一家，進過門，敲過門的時候，都對我們很好。給我們吃的，給我們穿的，生病的時候幫我們買藥。

在中國，種地的人要攢錢不容易嘛。可他們還是為我們出這個錢。幫助我們坐車跑到北京去、瀋陽去，在路上全部是中國人幫忙的。

中國人是很好，我喜歡他們。可是政府的政治我就不喜歡，因為我本身被抓四次。
我想通過這個節目，讓更多的中國人瞭解北朝鮮人的背景。希望中國政府聽到我的話後，同情北朝鮮的人民，不要光是為了國家之間的利益把北朝鮮人遣送回去。不要硬搶著要抓住他們。
如 果北朝鮮政府改變了，抓我們回去後，不殺我們，不槍斃我們，或者不把我們關到監獄裡，那麼，中國遣送北朝鮮難民回去，關係不大。可是，我們是為了想活才來 這邊的。我不知道政治是什麽，可是為了想活命逃出來的這些人，再把他們遣送回去，這等於是殺人。就像有人掉進水裡，再用腳踩他一樣。所以，我覺得中國政府 可不可以寬待他們一些？（《名星》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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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我像條狗，在朝鮮我不如狗

《名星》蕭雨 木風


《名星》編者按：趙真惠，一個“80後”朝鮮姑娘，是無數脫北者中的一個。她和家人在十年中幾度逃到中國，又幾度被遣返回朝鮮。在逃亡的過程中，她失去了爸爸、奶奶、哥 哥、弟弟和一個妹妹，和媽媽、妹妹在經歷了各種苦難、陷阱、屈辱之後終於離開了朝鮮和中國，定居在自由的美國，向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講述了她一家九死一生、百折不撓的逃亡經歷。


【解說：後來，趙真惠的姐姐被人販子賣到了中國，最小的弟弟在出生兩個月後餓死了。再後來，奶奶也死了。】


金日成塑像。金氏三代畫像遍布朝鮮全國，被民眾奉為真神。

李肅（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主持人）：你們去中國先到了什麽地方，在什麽地方落腳的呢？

趙 真惠：我們剛過河的時候，那個村子叫什麽名字我已經忘了，是屬於和龍縣的，吉林省和龍縣。剛過河的時候，我們就看見地裡那些土豆啊、苞米啊、黃瓜之類的， 滿地都是。我們就覺得很嚇人，這怎麼能沒人去偷呢？因為在朝鮮，這樣的地裡面肯定有很多人要看管，可這裡沒人看管。我們實在餓得不行，就摘苞米，剝了皮生著就吃。黃瓜之類的，我們也摘了吃，一邊吃，一邊走。

過了 一陣以後，我們到了一個村裡，有一位奶奶和爺爺住在那裡。這個地方是我爸爸媽媽以前來的時候住過的家裡。我一進門就看見炕上面有做米飯做完以後剩下的鍋 巴，有一大堆。我問他們吃這個行不行？他們說可以。我妹妹和我就跑過去吃。差不多一個多小時以後，他們讓我們吃飯。吃完飯後，實在撐得不行，一邊吃藥，一 邊拉肚子。差不多有一個月左右，我們每天就知道吃，一天到晚只想著吃。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來看外面的時候，我就懵了。那個奶奶把一些大米，碎一點兒的，不好的大米滿地撒。雞啊，狗啊，豬啊，都跑過來吃那個大米。土豆也在外面放 著，豬去那邊吃土豆。我什麽都說不出來。然後我就哭。這位奶奶和媽媽問我為什麽哭，是不是什麽地方疼？我說，不是。我奶奶去世的時候不是想吃土豆嘛，可那些豬都可以吃的土豆，為什麽我們家就沒有？那是我來中國以後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擊。（《名星》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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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人為活命捨棄一切逃往中國

《名星》蕭雨 木風


《名星》編者按：在中國和朝鮮交界的地區有一個鮮為人知而又人數龐大的群體。他們或因忍受不了饑餓的折磨，或因不堪專制的迫害，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戒備嚴密的中朝邊界，從朝鮮逃往中國。數十年來，這些被外界稱為“脫北者”的難民源源不斷地奔走在這條逃亡的道路上。

他 們有的孤身逃亡，有的拖家帶口，有的倒斃途中，有的家破人亡。即便是那些最終逃離朝鮮進入中國的幸運兒們也並沒有真正擺脫厄運，他們中有不少人被中國警方 抓獲後被遣返回朝鮮。這些人大都被關進了集中營或者監獄，承受了非人的待遇。僥倖不死的一旦獲釋便像著魔一樣，不畏艱險，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據粗略估計，自90年代以來，有20萬到30萬朝鮮人通過各種方法偷渡進入中國，然後又想方設法輾轉去了韓國或者其它自由國家。



脫北者趙真惠。
趙真惠，一個“80後”朝鮮姑娘，就是無數脫北者中的一個。她和家人在十年中幾度逃到中國，又幾度被遣返回朝鮮。在逃亡的過程中，她失去了爸爸、奶奶、哥 哥、弟弟和一個妹妹。所幸的是，她和媽媽、妹妹在經歷了各種苦難、陷阱、屈辱之後終於離開了朝鮮和中國，定居在自由的美國。

趙真惠這個善良、陽光的女孩兒，向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講述了她一家九死一生、百折不撓的逃亡經歷，一個充滿驚險、感人至深的追求生存、幸福和自由的故事。（《名星》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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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昂山素季光環褪色？

《名星》朱諾 專稿

在若開邦民族衝突的問題上，西方媒體和NGO組織一股腦地偏向羅興亞人，在報導中異口同聲地批評緬甸人民和政府沒有給予羅興亞人基本的人權。曼德勒一家寺廟的住持維拉圖（Wirathu）上師甚至因此登上《時代周刊》的封面，被冠以“佛教恐怖分子”的稱謂。

就在我離開若開邦後不久，聯合國也出面施壓，要求緬甸政府給予羅興亞人公民身分，否則，緬甸的改革開放不能被視為徹底地走向民主。

這麼大的一頂帽子，居然被緬甸政府毫不客氣地給抵制了，總統吳登盛駁回了聯合國的要求，異常決絕地表示，“請不要干涉我們的內政。”同時，緬甸政府正在醞釀立法限制羅興亞人的出生率。

面對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緬甸的學者、知識界、宗教界和政界團結一心地站在同一個立場上。這讓我感到驚訝，緬甸人肯定自認為自己在道義上沒有問題，才能如此堅定不移、不為國際壓力所動。

然 而，昂山素季在歐洲訪問時，被問及羅興亞人是不是屬於緬甸國民時，卻給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回答：“我不知道。”這個答案的結果是，昂山素季不僅招致了西方 媒體的批評，認為她沒有勇氣幫助緬甸的弱勢群體說話，也導致了很多緬甸人的不滿，認為她在非法移民的立場上不夠堅定，真是兩頭不討好。



昂山素季面臨明年大選的考驗



2013年3月，當我來到備受爭議的中緬合資萊比塘銅礦時，曾經問過當地抗議群眾的組織者是否會在將來的大選中支持昂山素季，我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不 過，曼德勒律師協會負責人吳天丹（U Thein Than Oo）律師的回答卻頗令人玩味。他說：“我們最主要的敵人是獨裁了多年的軍政府，現在的總統吳登盛原來也是軍人，他是軍政府的代言人。要想推選一個能夠代 替軍方的總統，現在看來，只有昂山素季有能力獲得足夠的選票。所以，現在緬甸各個政黨要團結，不管各自的主張是什麼，先要集中選票給昂山素季。”（《名星》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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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戰期間日本公開追悼敵方主將

《名星》書籃 專稿


在日本看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的歷史，就不能繞過日本海軍創始人勝海舟。

勝海舟說：
【我 大反對日清戰爭（指甲午戰爭），因為那是狗都懶得理的兄弟吵架，日本勝了又如何。支那（注：當時日本稱中國是根據英語China發音為支那）到底是怪獸， 外國佬怎懂，最後知道了實力，歐美就會刷刷地過來。日本該乘歐美還不懂，和支那聯合搞商業、搞工業、搞鐵道。支那五億民眾是日本最大的顧客，而且支那自古是日本之師，東洋事務只應由東洋處理。】




位於東京大田區洗足池公園一隅的勝海舟墓。

勝海舟雖身為軍人將領，卻一貫反對艦炮殺氣、堅持和平主張，令江戶（東京）回避了內外戰火，保全了民眾生命財產，這是至今他仍受日本人民間愛戴、感謝和崇敬的原因。

勝海舟能公開追悼丁汝昌，說明當時日本社會的寬容；報社敢刊載，說明當時輿論也有自由。現在日本網民敬佩的是勝海舟這種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在中國被渲染成軍國主義色彩，但日本人理解略不同，其含有超越敵我的職業義氣，這也是日本社會的價值觀和是非觀。

在日本，可能因為不曾流血抵抗過外國入侵，每每總以《和平通商條約》保住國家主權；因此日本現在是正面評價400年來先後向荷蘭、美國和歐洲打開國門的歷史。2009年，天皇、皇后和首相出席的橫浜開港150年慶典，也就是紀念“黑船來航”。（《名星》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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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的父親曾是日軍帶路黨

《名星》朱諾 專稿

昂山素季卻以父親的名字“昂山”為前綴，這在緬甸人的名字當中絕對屬於獨一無二的異類。
二戰期間，昂山為了趕走英國殖民者，投奔了日本軍隊，成為日軍的帶路黨，在緬甸戰場上對盟軍、中國遠征軍以及親英的緬甸少數民族部隊開火，從而埋下了後來緬甸民族矛盾的種子。


昂山素季在父親昂山將軍像前。


二戰即將結束時，昂山見日本人的大勢已去，立刻反戈一擊，秘密與盟軍聯繫，背叛了日軍。儘管英國人表面上歡迎他“棄暗投明”，但內心並不喜歡昂山，當時英軍緬甸戰區司令對他的評價是：一個“出爾反爾的小人”。
然而，昂山絲毫不掩飾自己趕走英國人、尋求緬甸獨立的決心；戰後，他組織罷工、罷課和抗議示威，向英國人顯示他才是能夠操控緬甸人的真正領袖。當英國政府邀 請一群緬甸未來的領導人前往倫敦簽署英軍撤離緬甸協議書時，昂山竟然一路上都不合時宜地穿著那件日本軍隊的軍大衣，被隨從們稱呼著日本天皇授予他的“將軍”稱謂。英國人對他的態度可想而知。

以至於後來，就在緬甸獨立前夕，昂山被自己的緬甸政敵在仰光暗殺，至今仍有不少緬甸人相信，英軍軍官參與了這起謀殺。

昂 山的聲譽由於這起謀殺而鵲起，獨立後的緬甸新政府為了緩和國內的民族矛盾、凝聚向心力，而將昂山塑造成國父的形象。可是，對英國人懷有深仇大恨，以趕走英國人為人生最大目標的昂山，他的女兒卻嫁給了英國人，生了兩個英國籍的兒子，現在還面臨是否有資格競選緬甸總統的問題。

實際上，昂山的光環即使在緬甸人當中也是一把雙刃劍。殖民地時期，信仰基督教的克欽族、克倫族和欽族等少數民族得以被英國人重用。二戰期間，這些少數民族的武裝一直與盟軍並肩戰鬥，與日軍和昂山為首的緬族軍隊勢不兩立。（《名星》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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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軍教父：中日甲午不值一戰

《名星》書籃 專稿


在日本看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的歷史，就不能繞過日本海軍創始人勝海舟。我最初知道勝海舟是從家裡存有的勝海舟的三冊書《外交餘勢》、《漢譯斷腸記》和《邊警雜綴》開始。因為好奇，後來就留意起勝海舟和他的事蹟。



日本海軍創始人勝海舟。

勝海舟一向反內戰。作為幕府代表，他認為幕府就算戰術上贏得勝利，戰略上也很難取勝，如內戰持久，日本將一分為二。在日本的對外政策方面，他反對與朝鮮和中國交戰，主張三國聯手抗歐美。

明治維新以後，勝海舟作為幕府臣子出任過外務大丞（現稱大臣）、兵部大丞、海軍卿（相當於海軍部長）和元老院議官等，還獲得明治天皇授予的伯爵銜。他利用權力和爵位盡力照顧幕府舊臣30年，抑制了幕府崩潰造成的混亂和反叛程度。

勝海舟對日本海軍影響力巨大。甲午戰爭時與清朝北洋水師交戰的日本對外海戰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被說成是他的弟子。勝海舟與外國海軍將領也有深交，稱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是他的海外知己。

120年前的甲午年，中日在黃海交戰，北洋水師戰敗，次年丁汝昌吞鴉片自殺後，勝海舟向日本報紙投稿公開追悼。他悼念敵國將領的追悼文當時震驚日本。

勝海舟與丁汝昌都出身貧寒，可能也因都是“倍感艱難”的軍人而成知己。（《名星》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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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嫁英國人成了從政障礙

《名星》朱諾 專稿

第一次走進民盟的辦公室，是在古城蒲甘外圍，遊人聚集的娘烏（Nyaung Oo）鎮上。辦公室就在我住的旅館街對面，那是一間簡陋的草棚，黃土地面，漏風的草蓆牆，裡面坐著的幾位中年男子在討論著什麼。


娘烏鎮上的民盟辦公室相當簡陋。 （圖片拍攝：朱諾）

見我徑直走進去，其中一位男子操著生澀的英文，向我表示歡迎。他為我介紹了一下城裡民盟黨員的數量和他們的主要活動，並指著牆上掛著的昂山素季與當地百姓席地座談的照片，不無驕傲地向我描述了半年前昂山素季來此地拜訪時的“盛況”。

此後，在我到過的幾乎每一個緬甸城市，我都會走進民盟的辦公室看一看，與里面的工作人員聊一聊。儘管距離2015年的大選還有一年多的時間，但緬甸各地民盟卻都早早開始，為昂山素季出馬參選做著準備。

緬 甸目前的憲法是2008年由軍政府單方制訂的，其中一項關於總統候選人資格的條款—— 59(f)條款，成為昂山素季競選總統的障礙。該條款規定，不僅總統候選人自己不能是外國公民，他（她）的配偶、父母和孩子也不能是外國公民。昂山素季於 1972年與英國公民邁克·阿里斯（Michael Aris）結婚，兩人所生的兩個兒子也是英國國籍。

自從昂山素季宣布希望參加競選的 那一刻起，民盟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在全國開展呼籲修憲的運動，藉此向國會施壓，為她的征途掃清障礙。（《名星》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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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昂山素季被軟禁了16年的家

《名星》朱諾 專稿


仰光的出租車司機都知道“大學路54號”，實際上，你根本不用告訴司機這個門牌地址，只需對他們說“去昂山素季的家”，他們都會準確無誤地將你帶到那裡。

如 今，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裡，這座位於茵雅湖南岸，毗鄰仰光大學的宅院都是大門緊閉的。載我去那裡的司機無限敬仰地註視著那扇灰漆大門，向我介紹說：“素 季女士現在是國會議員了，平常不是呆在內比都（Naypyidaw），就是在去全國各地尋訪的路上，住在這裡的時間已經很少了。”


仰光大學路54號，昂山素季的家，她在這裡被軟禁了將近16年。（圖片拍攝：朱諾）


風景秀麗的茵雅湖是仰光市內最大的人工湖，其地理位置以及對於城市的重要性不亞於紐約的中央公園，或者北京的中南海、北海。100多年前，大英帝國的殖民政府修建了這個湖，用以供應仰光的城市用水。

而今，大湖的四周，除了少許幾塊被開闢出來用作公共綠地——比如西南岸的茵雅湖公園，其餘大多是緬甸達官貴人的豪宅。前軍政府獨裁者奈溫住在茵雅湖的北岸，與昂山素季的家院隔湖相對；大毒梟坤沙向緬甸政府投降後，一直隱居在湖東岸的一座別墅裡，直到病逝。

相比於其它的湖濱豪宅，昂山素季家的灰色院門可謂毫不起眼。雖然沒有了昔日把守的軍警，但大門上帶有尖頭的鐵柵欄和牆頭的鐵絲網仍在，依然給人以冰冷而威嚴 的感覺。自從1988年昂山素季回到自己祖國的那天起，一直到2010年11月13日她重獲自由的那一刻，這22載歲月中大約有16年的時間，她都被軟禁在這扇大門背後的房子裡。（《名星》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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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成了中國第一撥上訪專業戶

《新史記》柯馬凱 口述，米鶴都 編撰


我聽說我父親被打成“國際間諜”被抓時，還在工廠，感覺這多不光彩啊。老爹原來是挺革命的“老外”啊，人家說我也是挺革命的，這會兒都變了。那年頭，時不時 還有一些海外的代表團被安排到光華木材廠參觀。有天，我正在車間裡幹活，來了一隊人，還有十幾個人陪著，好像是香港和港英當局鬥爭的英雄們。他們走到我的 鉗工案前面，發現這兒怎麼還有一個外國人？他們一問，還是個英國人，這是怎麼回事？廠裡的人就介紹說，他們家是革命的，是共產黨，這孩子來這兒是和工農相 結合。這些參觀的人就拍手，喊些國際主義的口號。當時我心裡特美，可能工廠裡也覺得挺光彩，還有個“國際戰士”跟他們在一起。可是，我父親卻被抓了，還是 個“國際間諜”！過了十來天，這個消息就傳到工廠了。工廠就通知我說：柯馬凱，你在這兒學習鍛煉得差不多了，我們給你開個歡送會，你就可以走了。走前，工 廠送了我一個主席像，挺精緻的，現在還在我家裡珍藏著呢。上面寫的是：柯馬凱同志留念，光華木材廠×車間革命三結合小組敬贈。然後，就把我給打發走了。

回 家蹲了沒多少日子，我跟我媽就開始給我爸打抱不平，就跟他們去鬧。我哥、我弟都不怎麼鬧，我弟弟太小，我哥那時候就愛看書。我記得我跟我媽有一次跑到衛戍 區去了，那時候衛戍區在護國寺附近，輔仁大學那兒。我們都帶著鋪蓋卷去要人去了，準備不放人就不走了。可是後來我們還是沒在那兒住。

不過，我跟我媽當時鬧得確實挺厲害的。尤其是我爸工資停發以後，我媽就覺得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就質問他們：你們憑什麼停發他的工資呀，誰證明他是“特務” 了？連指控什麼都沒有，又沒審又沒判的，你們怎麼能停發工資啊！結果，當時北外的財務人員覺得，是啊，既然這樣那就發吧。後來我父親的工資就接著發了。打 開這個缺口，我們就更鬥志昂揚了。其實，這時的北外已經是“造反團”的天下了。我媽緊接著又跟北外“造反團”的頭兒說：你們把柯魯克當“間諜”抓起來，根 本沒有根據，他絕對是好同志。就說我吧，我不僅僅是他妻子，我跟他已經是幾十年的親密同志了。要說他是“間諜”，那我不也成“間諜”了？！得，你不是這麼 說嗎？1968年12月，等於說隔了一年多一點，他們把我媽也給抓起來了。


柯馬凱仔細參觀介紹父母那一代人來中國幫助抗戰和建設的展覽。

我媽被抓起來以後，我還是繼續找他們說理，就是上訪。我再繼續上訪，就不單是為我爹一個人打抱不平，是為我父母兩個人喊冤了。當時我哪兒都找，什麼公安 部、 外交部、市政府、市委、衛戍區，我都去了，而且跑了好多次。按現在的說法，我都成“上訪專業戶”了，而且在中國那絕對是第一撥的。不過，那時候我是個十幾 歲的孩子，他們根本不把我當回事兒。跑到外交部，他們不讓我進去。我去的最多的是北京市外辦，他們經常給我吃閉門羹。他們偶爾跟我說上幾句話：哦，你這個 案子是某某同志管。他現在下鄉了，下個月才能回來，你先回去吧。就這樣把我打發走了事。還有像南池子，一個是市公安局五處，一個是公安局外事科，我也常 去。當時我鬧啊，大喊大叫的，鬧得很厲害，但也不管用。（《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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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參加文革比中國人還起勁

《新史記》柯馬凱 口述，米鶴都 編撰


“文化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國人主要是些專家，他們當時也分好幾派。像馬海德啊，路易·艾黎這些人，我的印象一開始他們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們好像就覺 得，我們是老革命，“文革”受衝擊了。還有一種是以愛德樂為代表的，一開始就不感冒，他們認為：咱們是外國人，“文革”是中國人的革命，咱們靠邊，不要去 摻和。但是，還有一派像我父母這樣的，原來人家就說他們是“百分之三百”（意思是“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維克”——中共號召什麼，他們就三倍地擁護），像陽 早、寒春、李敦白、史克等，又寫大字報，又要參與造反，今天參加這個大會，明天去批判那個“走資派”，就把“文化大革命”當成是自己的事了。所以說，在北 京的外國人對“文革”的態度，一派是反對，一派是旁觀，還有一派是積極參與。


柯馬凱的父母都是“老革命”。

當 時，陽早、寒春等四名美國專家寫了大字報，要求對外國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國民眾一樣參加“文化大革命”。這張大字報的背景是因為“文革”開始時，外 事管理部門有“內外有別”的特殊政策。意思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跟你們沒關係。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地參加中國革命來的，把他們排斥在外，所以特 別不高興。大字報就轉上去了，毛主席看了以後，做了個批示。這個“9.8批示”的大意是：他們及其子女如果願意，應該歡迎他們參加運動，讓他們跟中國同志 一樣。“9.8批示”是毛主席專門就外國人能否參加“文化革命”的指示，這對我們來講很重要。之後，一批外國人就成立了一個老外的群眾造反組織，叫“白求 恩—延安”，積極地投入到“文革”運動中。我父母都是這個“白求恩—延安”組織的。當時在京的外國專家大都住在友誼賓館，有了主席的批示，外專局就得提供方便啊，於是就把南配樓的一個會議室拿出來免費使用，作為“白求恩—延安”定期開會的場所。

這些大人們成立了革命造反組織，我們這些孩子們也不甘示弱，我們也成立了一個“紅星”戰鬥隊，算是外國人紅衛兵的小組織吧。這些外國孩子們大多不是在中國出 生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跟隨父母到中國的外國孩子。（《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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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紅衛兵的思想烙印一輩子抹不掉

《新史記》柯馬凱 口述，米鶴都 編撰


柯馬凱（Michael Crook），英國人，其父戴維·柯魯克，為抗戰中來華的英國共產黨黨員，後長期在中國工作。柯馬凱1951年出生於北京。“文革”前為北京大學附屬中學 初中1968屆畢業生。“文革”中，因為其父具有英共黨員的身份，他得以參加紅衛兵組織，為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成員。其後，其父母均被關押，他曾作為 “可教育好子女”在工廠做工四年。其父出獄後，他前往英國倫敦大學學習物理學。1978年他回到中國，在中國科技大的研究生院工作，鑒於改革開放後對外語 的需求，遂改行教授英語。1981年前往美國衛斯理大學任教。1988年，再次回到中國。先後參與創辦了在京外國人子女的北京京西學校，並先後任中國工合 國際委員會的副主席、主席，致力於中國合作經濟的推進。


我記得“文革”中有一次下鄉勞動，跑到西北旺那邊收麥子。勞動完了，我們都在教室裡 休息。當時農村小學條件不咋地，教室就一個電燈，而且為了節約錢，就沒有裝開關。沒開關怎麼弄呢，白天就把燈泡擰下來擱在窗台上，晚上要用了再把那燈泡擰 上去。這樣那燈口吊得離地面還不能太高，不然夠不著。我當時可能是端著臉盆洗衣服呢，看見我們一個同學，可能出於好奇還是什麼就玩那燈口，愣把拇指塞到燈 座裡頭去了。我就看見他僵硬地摔倒了，可是那根電線呢還捲著幾圈，老長。他摔倒了也沒有脫開，躺地上就抽搐了。我反應很快，把手裡的臉盆一扔，上去就把電 線給拽開了。後來我們“紅旗”的同學都逗我，說他是“井岡山”的，你救他幹什麼？其實大家的對立、派性也就是逗著玩，但畢竟都是同學，真遇到什麼事，都會 互相救助。

那時候，學生們、特別是紅衛兵們都喜歡穿軍裝。 我挺要好的一個同學，是部隊大院裡的孩子，我和那幫人挺合得來的。那時候我們經常在一起玩，他們就給我弄一些軍裝。我也經常穿軍裝，覺得特別方便，那麼多 兜放什麼都行。後來，我也養成一種習慣，穿軍裝，還弄個帶大鐵扣的皮帶。大家都說，這皮帶可以用來抽人、掄人。可是我就一直沒用上，沒抽過人。那時候反正 也不上課，我們就經常到處串。有一回，這個部隊大院的孩子就讓我到他們家去玩，我們就跑到紅山口國防大學那個院裡去了。大門都有軍人警衛，不讓外國人進 啊。我這外表一看就是老外，還有點擔心。他說：你穿著軍裝沒事，要問你的話，你就說是新疆人。結果，我這身打扮，就混進去了。

有 一回，我們“紅旗”的隊部被砸了。我們住校是周一到六，禮拜六下午就回家了。等到禮拜一一大早回到學校，看到我們紅旗的隊部被人砸了，被弄得亂七八糟。當 時我們還分析是誰幹的，都說要找他們算賬去，得打他們什麼的。後來聽說是體育學院的，打不過人家，就說得了，算了吧。


人們都挺好奇柯馬凱的紅衛兵經歷，他也挺愛提起“文革”往事。


北大附中早先都是那種死氣沈沈的勁兒，“文化革命”運動這一搞起來以後，倒是熱鬧了。在男女關係上也有變化，原來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可清楚了，男生跟女生之間 很少來往。這一“文革”，男女生之間就開始來往了。（《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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