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璐：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1）

《新史記》高伐林／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的司馬璐，這個名字就濃縮了豐富信息。他自己不無得意地說：“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


當我走進老人院的房間時，92歲的司馬璐正坐在輪椅上聚精會神讀報，中文報紙攤了一床。
字很小，又是繁體字，望去密密麻麻黑糊糊一片，但老人卻似乎樂在其中。翻開的這一版上，赫然有大字標題“中國肅清腐敗，難也”。

老人對“你不戴老花眼鏡竟能看報”的驚嘆，浮起一絲微笑，無言地領受，似乎這是小菜一碟，我如此大驚小怪，倒反而是小瞧了他。不過，他還是頗帶愧意地說：“我九十多了，記憶力不行了。”

黨史專家司馬璐。

在我看來，與其說他記憶力不行，不如說他的口頭表達有點力不從心。當我問到某位他認識的歷史人物時，從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不僅立即想起了那個人，而且分明在腦海中身臨其境，回到了當時的場景，只是他不能細細對我講述了。

對於一位以歷史為業、以文字為業的人，找不著一個合適的詞兒恰當地表達感受，真是一種折磨！


中共追隨者－同路人－反對派

以中共黨史專家著稱的司馬璐老人，此前我見過多次，但可惜無緣深談，只是聽過他演講，讀過他最後的一本書《中共歷史的見證》。

司馬璐這個名字，就濃縮了豐富信息。

他本不姓司馬。“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出生於江蘇海安，是個私生子，由一位馬姓人家收養，於是便姓了馬。讀過兩年私塾、三年小學，隨後行乞、揀破爛、當學徒、當報館練習生和圖書館管理員。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後，他取名馬義。1937年，18歲的馬義被中共發展入黨，隨後來到延安，曾任抗大圖書館主任、《新華日報》駐延安辦事處主任，據其自述，還一度擔任幾個機構合併而成的新華通訊社的通訊部主任。

但是，在中共黨內，他只待了四年。期間，組織上對他被捕後是否寫悔過書或自首，以及在延安是否參加過一個叫“新哲學研究會”的小團體進行審查，讓他感到在這個革命隊伍中，很難真正受到信任。1939年他被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派到重慶等地工作後，在思想上漸行漸遠，終於脫黨。

司馬璐加入過中國民主同盟，又在重慶創辦過一個“中國人民黨”。1949年底，他隻身從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後，司馬璐憑藉自己對眾多中共重要領導人有過直接觀感的得天獨厚的優勢和在中共黨內外的人脈，投入對中共黨史的研究，自辦了自聯出版社，從舊書堆中悉心搜購到很多資料，分門別類出版。由於追慕中國歷史泰斗司馬遷，又思念年輕時的戀人璐，他便改名為司馬璐。

從中共的追隨者，到中共的同路人，再到中共的反對派，這就是司馬璐人生和思想軌跡的三部曲。

司馬璐說，“我的半生政治生活，也成為中國這一代不幸的青年的一個縮影”。“整個中國的一大悲劇，也鍛煉了我們這一代青年為中國的前途和出路找到最後一個結論。這結論就是：個人自由、國家獨立、現代科學，三者是中國人民不可分割的基本要求。基於此，我們的觀念和共產黨人之間，根本是無法共存的。”

司馬璐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他自己不無得意地說：“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產黨人中，他見過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博古、劉少奇、張聞天、朱德、彭德懷、周恩來、林彪、陳雲、鄧小平、康生、高崗、潘漢年、王稼祥、柯慶施、董必武等；中國民主黨派中，他見過章伯鈞、羅隆基、張瀾、沈鈞儒、張申府、張君勱、梁漱溟等；國民黨人中，他見過蔣介石、蔣經國、陳誠，還結識過徐復觀、雷震。中共幾個後來成爲話題人物的知識份子，像王實味、鄧拓、田家英，都是司馬璐在延安時期的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與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也相當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關係，稱作“亦師亦友”。他還記得，江上青讓他讀了《共產主義ABC》（布哈林）和《費爾巴哈論》、《哲學的貧困》（恩格斯），還有蘇聯的一套哲學著作，還將共產黨的一些文件給他讀。

司馬璐在延安時，正是血氣方剛，這就不難理解，他對延安的一些活躍女性也記憶猶新，像王明的妻子孟慶樹，“美麗大方”；陳昌浩的妻子張琴秋，“聰明能幹”。至於江青，司馬璐更說：“我清楚地記得見到她的那一天。為什麼呢？因為1938年1月28日，是日本人進攻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的日子，那一天在延安有一個紀念晚會，會上有一個話劇演出。這個話劇的主角是孫維世，江青做配角。”

在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下，司馬璐一度跟這些風雲人物同台；後來，他激流勇退，到舞台側幕後的一隅，咀嚼酸甜苦辣，總結一處處陷阱和死角急彎。最後，他來到這裡，從紐約法拉盛的一家老人院，遠觀中國舞台上新一代明星的表演。（《新史記》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