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濤(續前):
我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被刪掉了三塊內容,都是我在聽見子明的壞消息之後最先涌出的念頭,卻沒有機會和子明探討的。
坦率地說, 我們在對子明的紀念活動,更多的是著眼80年代中那種溫文爾雅的、君子式的討論環境,而不是在我們可能面臨的嚴酷政治博弈。1989年以後的中國政治腐敗 和暴政,使得未來的政治博弈很惡劣。不僅政府、而且民間力量都面臨惡鬥局面。任何想進場的人在爭取轉型的鬥爭中,都必須面對民間反對力量內的惡鬥這個現 實。轉型啟動、打開體制之後,各種力量在討論新憲政安排的圓桌會議上也會充滿粗野、殘酷和陰謀。憲政民主轉型和新的憲政結構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和惡性衝 突,在這些方面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領軍人物的思想準備不足,心態準備不足,知識也不足。比如關於談判的知識,關於運動的知識,我覺得都會面臨很大的挑戰,這 些都是我特別想和子明探討的問題。
我去了六趟波士頓,就想找個機會能跟子明討論一下,可他的健康狀況實在不允許,他一走之後,我更覺得這些和子明討論最合適,如果子明在的話,我最希望和子 明討論。因為子明有胸襟和視野正視問題,有經驗和教訓理解問題,有知識更新能力思考問題。今天這個問題提出來,比80年代殘酷得多;嘗試解決這些問題,會 比子明那時遭致更多更離譜的誤解。就在幾天前的討論中胡平感嘆,付出那麼多代價,搞了30年還懷疑我們的政治立場和道德有問題。但運動就是這樣。革命吃掉 自己的兒子,就是這個機制。去年王艾說,有本叫《群氓》的書是法國人寫的,那不就是運動中的群眾嗎?That's true. 運動中就是這樣的。民運之所以每次以高尚的什麼動機開局,但到後來都變成變成惡鬥,原因就在於不願意了解人性弱點會讓很高尚的事業最後淪入一場沒什麼原則 的你死我活的惡鬥,鬥的人昏了頭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而如何駕馭惡鬥,牢牢把握事業前進方向,最終走出惡鬥,這是更需要解決的課題。
王軍濤很遺憾沒來得及與陳子明更多探討。
(中國研究院“陳子明追思研討會 發言”連載11。《新史記》記者 馬儉 高伐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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