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日 星期日

外國人參加文革比中國人還起勁


《新史記》柯馬凱 口述,米鶴都 編撰


“文化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國人主要是些專家,他們當時也分好幾派。像馬海德啊,路易·艾黎這些人,我的印象一開始他們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們好像就覺 得,我們是老革命,“文革”受衝擊了。還有一種是以愛德樂為代表的,一開始就不感冒,他們認為:咱們是外國人,“文革”是中國人的革命,咱們靠邊,不要去 摻和。但是,還有一派像我父母這樣的,原來人家就說他們是“百分之三百”(意思是“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維克”——中共號召什麼,他們就三倍地擁護),像陽 早、寒春、李敦白、史克等,又寫大字報,又要參與造反,今天參加這個大會,明天去批判那個“走資派”,就把“文化大革命”當成是自己的事了。所以說,在北 京的外國人對“文革”的態度,一派是反對,一派是旁觀,還有一派是積極參與。


柯馬凱的父母都是“老革命”。

當 時,陽早、寒春等四名美國專家寫了大字報,要求對外國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國民眾一樣參加“文化大革命”。這張大字報的背景是因為“文革”開始時,外 事管理部門有“內外有別”的特殊政策。意思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跟你們沒關係。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地參加中國革命來的,把他們排斥在外,所以特 別不高興。大字報就轉上去了,毛主席看了以後,做了個批示。這個“9.8批示”的大意是:他們及其子女如果願意,應該歡迎他們參加運動,讓他們跟中國同志 一樣。“9.8批示”是毛主席專門就外國人能否參加“文化革命”的指示,這對我們來講很重要。之後,一批外國人就成立了一個老外的群眾造反組織,叫“白求 恩—延安”,積極地投入到“文革”運動中。我父母都是這個“白求恩—延安”組織的。當時在京的外國專家大都住在友誼賓館,有了主席的批示,外專局就得提供方便啊,於是就把南配樓的一個會議室拿出來免費使用,作為“白求恩—延安”定期開會的場所。

這些大人們成立了革命造反組織,我們這些孩子們也不甘示弱,我們也成立了一個“紅星”戰鬥隊,算是外國人紅衛兵的小組織吧。這些外國孩子們大多不是在中國出 生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跟隨父母到中國的外國孩子。(《新史記》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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