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度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这天，毛泽东又重复了他平时常说的一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每当他平静地说起这句中国古老的谚语时，他漠然的外表下，流露着不尽的悲哀。
他对自己的身体如何有相当的认识。
有一次，小孟对小张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
“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小张果然把小孟的意思告诉了主席。
“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这是毛泽东的回答。
毛泽东也许早已感到，他已不久于人世了。
1976年，毛泽东身体时好时坏。但总的趋势，是每况愈下的。随着身体的时好时坏，毛泽东的情绪也随之变化。他有时变得很急躁，很容易发火。
这天上午，毛泽东自己提出去大厅里坐坐。小孟扶着他从卧室穿过十几米长的宽宽的走廊，来到了会客厅。毛泽东坐在大厅里，提出要看看当天的“大参考”。小孟赶紧把“大参考”拿来，又给主席换上看书报用的眼镜，然后自己搬来一把小沙发椅子，放在主席的对面，坐下来，用手举着“大参考”给主席看。这是习惯的做法了，因为毛泽东的手抖得厉害。所以在他自己看书看报时，有时就让小张或小孟给他举着。小孟一边举着“大参考”，一边还注意着主席的目光所及，随时调整着位置。小孟举着“大参考”，越举越高，不知是累了还是疏忽，上升的速度超过了主席阅读的速度。啪的一声，毛泽东用手把“大参考”打掉到地上。小孟吓了一跳，赶紧从地上捡起“大参考”，连忙说：“主席，对不起，是我不好，您别生气。”
“滚出去。”毛泽东大声地吼着，脸也涨得通红。
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她发火。
她记得1975年夏天，她刚进中南海四个多月，对她很热情的毛泽东突然变得冷漠起来。小孟有几次同他说话，他都不愿理睬，要不然，就用手向外摆着，意思是让她离开，显出心烦的样子。怎么啦，我怎么得罪他啦，刚开始的那段日子，主席不是这样啊。讲故事、开玩笑、唱京戏，在大厅里跳舞，生活得顺顺当当。小孟思前想后，找不到答案，就把这种想法和小张谈了。
“张姐，你见主席高兴的时候，帮我问问，他到底对我有什么意见，干吗老对我发脾气？”
“唉！对你这样，对我也是这样，常爱发火，有机会我问问他。”
过了几天，张姐这样告诉小孟：“我问过主席了，他说你把他吓着了。他房间里特别静，你进房间时一点声响也没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常常把他吓一跳。你以后进屋时，先给他点声音，比如咳嗽一声，或鼻子里出点粗气，这样他好有个思想准备。就这么点儿事。”
“这点儿事啊，我还真不知道，主席也真是的，有什么不合适的就直接说嘛，又不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想到这里，小孟当然没就此“滚”出去。她知道，这是主席心情烦躁的表现，这段时间里，他常常喜怒无常，一点儿事情，就使他激动。小孟知道，他过一会儿就会好的，而且每次都会向小孟道歉。
这段时间毛泽东更多的是在沉思。这点，连并不敏感的小孟也察觉到了。所以每当主席在那里闭目养神时，小孟总是尽力不去打搅。此时，屋里便静得出奇。小孟坐在离主席不远的沙发椅上，静静地看着主席，却无法排遣心头油然升起的一种好奇：主席在想什么呢？
这天，毛泽东又在那里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发呆，右手的拇指还在不停地弹着食指。心里装不下事的小孟，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她轻声问主席：“主席，您这段时间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事？”
毛泽东听到这里，把微闭的眼睛睁开。从神态上看，他并不怪罪小孟的打搅，也不反感小孟的提问，而是苦笑着回答，但语调里仍不失那种从容不迫的幽默。
“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说到这里，毛泽东像是沉入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叫做甘蔗没得两头甜，世上的美事难两全。”毛泽东在十几分钟的沉默之后，突然对小孟说了这样一句。
“孟夫子，你看我发愣，觉得奇怪对吗？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呢。我这个人，不能说没有值得回忆的事，可我不愿在回忆中过日子。我历来主张，人总要向前看，这已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了。可最近，不知怎么的，一闭上眼，往事便不由得全来了，一幕一幕的，像过电影，连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都很清楚。你说怪不怪？”
听着主席这坦率真诚的话语，小孟不禁受到了感染，她不假思索地说：“主席，我听人家说过，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不痛快的人，才爱回忆往事呢。您这么大一个主席，还有什么事……”
听了这脱口而出的话，尽管在主席的脸上并没有现出什么高兴或不高兴的神态，可把话说到这儿，连心眼并不多的小孟，也隐约地感到了似乎有什么不妥，她猛然停住了话头。
看小孟突然不讲了，主席蛮有兴趣地说：“孟夫子，讲得不错嘛，知无不言，讲下去嘛，我这里可还想听下去呢。”
听到主席的肯定，小孟倒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但看看主席那么有兴趣和充满期待的眼光，小孟得到了鼓励，她感到自己充满了信心。她一改自己平时那种连珠炮式的讲话方式，很平静地向主席表达起自己的看法来：“主席，我觉得您除了身体不好之外，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再说您的病，如果能好好治，听医生的话，打针、吃药，会治好的。您这个人就是怪，不爱治病，有病哪能不治呢？我要是您，我就赶快治好病，整天都会高高兴兴的。”
“整天都会高高兴兴，那是你小孟，我的孟夫子噢。”
“您是主席呀，您这么大一个主席，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我们，说话得先想想人家爱听不爱听，办件事也不那么容易，您办什么办不到啊。您忘了，决定华国锋当总理，您谁也不用商量，只在床上躺了两天，就决定了。这么大的事情您都能决定，还有什么事不能决定呢？”
毛泽东被他的半个小同乡的坦率感染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可把小孟笑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不自然地坐在那里。主席笑完了，小孟忙问：“我说得对不对呀？”
“你说得也对也不对。”主席很认真地回答。
又停了一会儿，主席便说：“说它对，是因为我说话确实算数，说话不算数，还叫什么主席？人称‘最高指示’嘛，衡量一个人有权无权，就看他说话算数不算数。说话算数，当然事情就好办。所以有些事办起来，要比一般人容易。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只看这一面，本人可真是神气得很哪。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嘛。”
主席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望着小孟，似乎在等待小孟回答什么。“另外一面是什么，您有什么事儿办不到？”
“比如，你下了班，可以和家里人，和朋友到大街上转转，我可就没有这个自由噢。我要是走到街上，大家都认得我，说毛主席来了，一下都围上来，越围越多。围着你喊万岁，搞不好还会影响交通呢，你说是不是？”
“那倒也是，谁让您是大主席呢。”
“你们可以随便聊天，但和我谈话的人，大都是有顾虑的。这点，我看得出来，人都是好人，但话未必是真话，难得口吐真言呐。”
听到这里，小孟问了一句：“主席，那您说话也有过顾虑吗？”
“那看对谁啦，人说话总要负责嘛，不但要对内容负责，还得对后果负责嘛。你和同志探讨点问题，发表点见解，甚至一句玩笑话，传出去，就成了‘最高指示’，有人还以此大做文章，闹得你哭笑不得。”“您说了那么多玩笑的话，我们可不敢给你传出去。我和张姐都特别注意，每次我下班回去，总有些同志喜欢打听您的情况，我可一句也不说。”
“噢，孟夫子不是心直口快嘛，还是蛮有心眼的啰。”
“那当然，说错了，那可不得了。”
毛泽东忽然又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起来，带着一种和缓，但也有一种隐隐的不满。
“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言过其实，说过了头嘛。不用说一句顶一万句，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也办不到呐。我说要把有的人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是撵不动，分不开嘛！”
听到这里，小孟知道，毛主席是在讲江青了，这是小孟始料不及的。
主席主动谈到江青的时候几乎没有。
“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
小孟愣在那里，她停了好一会儿，才说：“您不是没跟江青离婚吗？”
“孟夫子，不要你回答，你是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总有一天一了百了，统统解决。”说到这里，主席又笑起来。那笑声里，既有一种顽强的自信与豁达，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压抑。
这是小孟自进中南海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主席主动谈江青。但直到今天，有一个问题仍令小孟不解：“主席真的想过与江青离婚吗？”
“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而且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接见前的一个小时，小孟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嘛！”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下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弄得平平整整。看到毛泽东现在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挺。真显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是躺在床上，多数是穿着细布睡衣，头发不理，很有些不修边幅，简直使小孟感觉不到他是个众人瞩目的一国领袖。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呀。”小孟像是在开玩笑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主席呢，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来，也打趣地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出去演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装的？”主席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游泳池接见大厅。他刚刚坐下来一两分钟的时间，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退后。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扑通一下就坐下了。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她们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一声。接见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的接见外宾。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次接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更严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需一次又一次地取纸块擦拭。
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信息，不得已透露出来。人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再回避的真情。
毛泽东会见布托之后，再也没有在外交场合露过面。
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是既不愿打针，也不愿意吃药。他依旧相信，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能战胜疾病，他依旧坚守着治病也要“自力更生”，因为用药打针，是“外援”。
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使他固守的道理已处于失败，他几乎是水米不进。在医生的多次劝说下，他才同意用了鼻饲插管。这种插管很细很细，是从国外进口的，可以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去。用其输送营养，维持生命。
“主席，您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人家刘伯承身体不比你好，用了鼻饲管，效果特别好。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没有营养，怎么有抵抗力呀。”有一天，小孟又对主席进行了一番劝说。
主席这次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鼻饲管之后第二天，他果然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
“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
“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您的病会治好的。您不是要听我的，要听医生的。”
1976年9月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晚上5点多钟到家，7点15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死，十分危险。只见主席的脸色灰黄，嘴唇呈现青紫，呼吸短促。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张，抢救二十多分钟之后，主席才脱离险情。
9月8日晚7时10分，毛泽东的呼吸重又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签儿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临终前，伟人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
1976年9月9日0时，毛泽东停止了呼吸，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护士从毛泽东的卧室里走出来，走得那样轻，她向外边等候着的人们说了一句：“主席去世了。”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内衣、内裤，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
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细细地看着，这是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铅笔永远不会再被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但她这种念头闪现的同时，一种指责声已在她耳边响起：“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不能办这种事情。”她把铅笔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依旧放在小桌子上。
此时，小孟的视线变得那么模糊，她的神志变得那么飘摇，她忘记了空间，也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失落的自己。
毛泽东离去了，她不知她将来会怎样，她没有太大的悲痛，她更没有心碎神伤，她只感到一片茫然。
小孟，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当毛泽东离开中南海之后，她却还留在中南海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她不用轮流值班了，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了，为的是抓紧时间休息。
一个多月里，她每天都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整理，整理。
中南海，还不能告别，你将永远留在小孟的生活里，永远留在她生命的旅途中，永远留在她的记忆里……
郭金荣，《名人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