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远征军经历及两次牢狱人生

　　颠沛流离，忍辱负重，酸甜苦辣，歪打正着，这是好些人真实的人生。

　　我是1917年出生的，今年已95岁了。方正是我的笔名，我真实的名字叫蒋伟。因为过去总是用“方正”作笔名，真实名字反而没人叫了。我出生在上海，家里很穷，14岁就在当铺里当学徒，上不起学，初小都没毕业，一辈子一张文凭都没有。但是我有文化，完全是自学成才的。因为我能写能画，别人都叫我“万宝全书”和“多面手”。我这一辈子算是被文化害了，却又沾了文化的光、被文化救了。


中国远征军


　　到缅甸去作抗日宣传

　　我喜欢新文艺，尤其是话剧。在上海的时候我和洪深、田汉以及云南的聂耳等人有接触。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我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当时抗战文艺工作处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管理之下，第三厅是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组成，厅长是郭沫若，文艺处处长是田汉，戏剧科科长是洪深。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侵占上海租界，孤岛时期结束了。活跃在租界这个“安全岛”的文艺人员只好向敌后方撤退，我们几经辗转，最后到达重庆。1942年，中华民国政府首次组建远征军，需要一定数目的文艺工作者。第六军请求文艺界的戏剧联合会派人支援，我便被派到第六军特别党部做中校宣传科长。那时军部已经出发，到达缅甸作战。特别党部书记长吴博夫率领我们十几个人于3月底到达缅甸雷列姆。

　　在缅甸我们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缅甸老百姓家里几乎都挂着蒋介石画像。这种情景当时在中国都不会出现，由于语言不通，我们也不知道原因。有可能是缅甸人觉得中国人来帮他们打仗，所以敬仰蒋介石。敬仰归敬仰，宣传工作却很难做。第一个问题是语言不通，普通缅甸百姓又不懂英语。我们学习缅甸文，没学会之前，就用简单的英文来做宣传工作，主要是散发漫画传单、办壁报、板报等。第二个问题是缅甸当时为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对于英国与日本的战争，多少有点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清朝政府的心态，那就是——“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还要过日子”。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并不高，平时不配合中国军队的工作，只有在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他们才一起跟着跑，有一些缅甸散兵和平民跟着撤退到中国境内。我在缅甸只工作了一个月，4月下旬就随大部队撤退回来了。


　　我们最瞧不起英国兵和印度嘎啦兵

　　我们最瞧不起英国兵和印度嘎啦兵（嘎啦兵是对印度军队的蔑称），人们都说我们六军、五军都是出去打败仗。他们不知道，打败仗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在前面打，英国军队和印度嘎啦兵分布在中国军队两边，他们看到日本人就吓得后退，一枪不发啊！把处在中路、正面位置的第六军给凸出来。打仗最怕的就是凸出，敌人包抄过来，后路被切断，仗就没办法打了。他们太贪生怕死，没有骨气，我们的士兵不怕死，但也不能这样打啊。1942年4月24日，第六军放弃雷列姆，边打边撤退，当时的情形十分混乱悲惨，走到大河的时候，头上有敌机轰炸，很多人被炸死在河边。

　　第六军属于第十一集团军，当时的总司令是宋希濂。1942年8月，为了以后反攻日本军，培养抗日军事人才，宋希濂在大理三塔寺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就是滇西干训团。干训团需要教官，我就被派过去当中校教官兼训导处科长。团里有十个男生纵队，一个女生纵队，我教授的课目是“民众组训”。学生一年期满就毕业了，后来我的学生有的留在了大理，有的被分派到远征军各个部队，参加了滇西大反攻战役。离开大理之后，我就在第六军特别党部当了两个月的上校秘书，之后又被调到中国远征军总政治部当上校附员，听候调派。


　　因“红色”书籍而获罪坐牢

　　1944年，我被安排到新编三十九师政治部任上校副主任，林为周被安排做主任。新编三十九师当时驻扎在猛撒（Mong Hsat），猛撒属于缅甸，位于泰缅边境，是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到了那里我发现政治部没有政工队，就想组织一个来耍，第一件事便是找会文艺的人。在猛撒根本招不到人，我就跑回大理。那里有我教过的学生，可以招到人来参加。我带上一个勤务兵到了大理，又是贴招生广告、又是登报。第十一集团军中我教过的学生们看到我来了，都很兴奋，拉着我去给他们排戏。

　　林为周拍了一封电报给我，说他另调工作了，让我回去代理主任一职。我回不去啊，一是还没有招到人，二是我那些学生不让我走。在大理停留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两个月里，出了大事。

　　宪兵第三团派人到大理找到我，把我带到楚雄中国远征军长官部，第二天直接把我送到了县政部监狱关押起来。他们什么都不说，没有任何审讯，就把我关了起来。而且一直关着，我大哭大闹，也没有人管。直到有熟人来探监，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大理的两个月里，由于我没有及时赶回去做代理主任，政治部群龙无首，人员混杂。有人翻我的藤篾箱子，看到我有很多“赤色”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经济学大纲》《马克思传》《恩格斯传》，我被揭发出来，报告给师部。当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了，一个政治部负责人竟然有一箱子反动书籍，被抓进监狱就不足为奇了。我被关押了将近两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放炮仗的时候，我还在监狱里。

　　1944年入狱直到1945年底出狱，在监狱这近两年时间，我没有受到什么审讯打骂，就是关着你，不理你。像我这样官职的人大概有三四个人，唯一的优待是住在靠近狱监室的优待室里，其他则与普通犯人没啥区别。抗战胜利后，很多人被释放出去，却没有人来提审我。我又哭又闹也没人理。

　　我就写了一封给楚雄县县长的信，信中说自己是最早的青年团抗日救国青年，只是因为思想比较激进，现在抗战结束了，自己还很年轻，又有工作能力，希望能继续为国家效力。我把这封信托付给一位被释放的官员，让他一定亲手交给县长。这个人真的帮我把信交给了县长，第二天行政官秘书就调我出来问询，调查到我所说的都是实话之后，就将我释放出狱了。


　　有了靠山好演戏：再次做国民党的文化官员

　　出狱后，本来我想回上海老家。但是昆明文艺界的朋友都劝我留下来，一起从事戏剧工作，我就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和朋友们一起创办“50年代艺术剧社”。创办的过程一波三折，十分艰辛。那时，民间成立剧团需要报请省政府民政厅批准，靠典当与借债来维持剧团开支倒是其次，民政部的民政厅不予批准才是最大的难题。在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下，国民党四处都在抓“赤色嫌疑”，做文艺工作的人都容易被“盯住”。昆明警备总司令部下有个工作队，里面的一个小喽啰见到剧团的人就威胁道：“叫你们的方正杨震赶紧滚了，不然我们对他们不客气了。”

　　当时方杨二人在昆明文艺圈子里是很有名气的人物。杨震赶紧与我商量对策。以前我们在桂林从事文艺活动的时候，军事委员长行营的政治部有个少校刘善述，经常来看他们排戏，相互认识。抗战胜利后，刘善述担任昆明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我就说如此情况，只好去找做官的了。

　　我找到刘善述，告诉他我们只是搞文艺活动，不从事政治活动。刘善述说：“你自己搞剧社那么辛苦，我正好有一个上校文化专员的缺，不如你来当这个专员吧。”我犹犹豫豫不答应，朋友们都劝我说，“搞文艺工作的人如果没有靠山，就很容易被戴上‘红帽子’，有了靠山我们就能放手去做事了”。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个职务，再一次担任国民党的文化官员。当官之后，马上就以警备总部的名义演了两出戏，一个是阳翰笙写的《天国春秋》，另一个是曹禺的《雷雨》。这个文化专员，我一直担任到1947年。


　　穿西装的文化特务

　　解放初期，昆明很多大中学校的学生成立了义勇队。有一次我在大街上走，义勇队里面有个学生认出我来，大喊——“这个穿西装的我认识，他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他们把我抓住，扭送到昆明钱局街第一监狱。这件事跟“昆明夏令营”有关。

　　1948年5月19日，美国公布了“特赖伯计划”，要减少日本的战争赔偿，扶持日本财阀。这个计划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1948年10月昆明市大中学生发动“反美扶日”的学潮，持续了20多天，等到学潮结束后，所有聚居云大、南菁两校学生，一部分由治安机关详加侦查后移送特种刑庭依法处理，大部分学生遵令由警备总部及教育厅筹办组织昆明夏令营。夏令营的目的就是对学生们进行思想控制。刘善述想让我去夏令营担任训导主任。我起初不愿意去，因为去了肯定被人骂汉奸。与朋友商量此事，大家都说我不能只爱惜自己名声，我去了可以借训导主任一职来暗中保护学生，我一想是啊！就同意了。后来夏令营结束，有很多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都是我批示“没有问题”才释放的。问题比较严重的青年，我就挂着警备部的章，带他们离开封锁线，亲自送出去。这样的事情我做过很多。但是这些事情学生不知道，他们只看我的身份，不看我具体做了什么事情。

　　在夏令营，我从来不穿军装，都是穿西装。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文人，不属于国民党军队，所以穿西装。但是在学生看来，这个时候这种场合下穿西装的都是文化特务。在第一监狱受到审讯的时候，我告诉审讯员，自己一生的经历百分之九十都在昆明，自己是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解放前还因为思想左倾而入狱。不久，我就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因为我当过国民党的文化官员，我只能参加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当时各个专区成立文工团，向省文联要工作干部，玉溪专区专门要我来当干部，到了玉溪，因为省政府财政困难，文工团一律暂缓组建，我想回昆明。专区文教科不允许我走，说：“你是我们要来的宝贝，老文艺工作者，怎么可能让你回去？先安排你去通海二中教书吧。”我就在通海二中做文史教员，也教授音乐美术。再后来，我当了玉溪市人民戏院的编导委员会主任，这是我开始18年劳改生活之前的身份。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党外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我们也开大会，当时玉溪地委领导来参加。他劝我说：“你是主任，又是老文艺工作者，你应该主动发言。”我就开口提意见了。因为这一次发言，1957年我被第一个打成右派，遭到毒打，被人踢倒在地上，被打得脸上都是血。我当时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来玉溪了。我被投进玉溪化念农场劳改，直到1975年中央“宽大释放并专业安置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才被释放出狱，这时我已经是58岁了。

　　坐牢的时候，我算是沾了文化的光了，农场里所有那些编书、编教材、办板报、办壁报啥的，写的画的活儿都是我去干。在文革期间，农场就是防空洞啊。如果不是在农场，我恐怕早都死了。


　　第三次“国共合作”

　　出狱之后，我被分到昆明的一家小型集体企业民族花边厂工作。刚去的时候，还没有落实政策，我是二级工，32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我的工作本来是烧开水、看大门，时间一长，文工团的青年发现“这老伯原来是很有文化啊”，便让我帮他们写写画画，花边厂就以工代干，把我调过去搞宣传工作。

　　1980年之后，我才获得平反，平反之后我是身兼数职啊：花边厂返聘我做文化干部，昆明电大的纺织公司电大分校和昆明市农业学校都请我当老师，我自己还在马市口开了个小广告公司。那段时间，就像获得了新生一样，我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往于各个地点，也不觉得累。

　　在电大教书的时候，很多学生问我师母在哪？我一直都没有成家，没有子女，电大的朋友给我介绍了现在的老伴儿。她比我小五岁，她第一个老伴儿是过去南下的共产党的干部，她跟着老伴儿从重庆南下到昆明来支边，在工厂企业中当干部。她在“文革”中也受过罪，我们这是同病相怜。我结婚的时候是71岁，她66岁，这件事成为一时的新闻，《春城晚报》还报道了。有人说，一个是国民党的干部，一个是共产党的干部，暮年结为伉俪，也算是“第三次国共合作”。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25岁离开上海，直到80多岁才第一次回老家。几十年后的上海跟少时记忆中的上海已经完全不同，当时感慨万千啊！哥哥一直留在上海，他曾师从上海一位有名的画家，学会了一技之长，靠“画广告”为生；妹妹已病故；弟弟最为传奇，他在泉漳中学上学的时候，加入了地下党，后来还参加了新四军。本来前途一片光明，却因为我这个在国民党中做官的哥哥而备受牵连。这一次哥仨儿终于团聚了，我和弟弟碰杯的时候，说我们这是国共合作啊！

　　我这一生的经历坎坷曲折，朋友们都劝我写下来。现在小孙女还特意买了个录音机，让我口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不再工作之后，就在家里读书看报，很少主动出去参加活动。远征军老兵这个身份被发现后，也是远征军协会主动找的我。问我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作为一个文人，对于太政治化的东西不喜欢，一向都不大赞成政治斗争。

　　笔者单位：南京大学

　　方正，《文史天地》 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