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台湾特务的骚扰

　　王鼎钧，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一生流亡，阅历丰富，经历过学潮，当过国民党宪兵，做过解放军俘虏，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广播公司节目组组长、《中国时报》主笔。1992年至2009年，王鼎钧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震动了整个海外华文世界。近日，该回忆录四部曲简体字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


　　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国民政府绝命挣扎，“检肃匪谍”辣手无情，大案一个连一个公布，士农工商党政军都不断有人涉及，罪案的发展和罪行的认定往往出人意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也惊”。我在“敏感媒体”广播工作，每当看见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处死了（据报纸公布，十年间以文化人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总计处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列管名册”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难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台湾发展地下组织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连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论行业、论生活圈子，我跟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关连，仍然受到惊恐。更不幸的是国防医学院学生出现匪谍案，学生迟绍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这两人是抗战时期流亡学校的同学，案发之前我曾到国防医学院的宿舍去探望他们，那时没有事先预约的习惯，我扑了个空，给他们留下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流落何处？它可是个祸根哪！……


　　我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战战兢兢地“拥护领袖、反共抗俄”。


　　记得有一天，名记者王大空在“中广”办公室里大发议论，说什么“引刀成一快”，正好“中广”那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站在旁边，那人立刻用鼻音反击：“哼！没那么快！”听听那一声“哼”吧，那声音只有蓄势待发的恶犬才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够你回家做连床噩梦。


　　乱世梦多，我常常梦见解放军追捕我、公审我、挖个坑要活埋我，我大叫惊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梦见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铐、灌了冷水、押到“马场町”执行枪决，我又大叫惊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审问自己，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理由怀疑我、惩治我，我两面都有亏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场上检查自己，有罪；我站在台湾保安司令部的立场上检查自己，也有罪。


　　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以后，渐渐感受到治安机关对文化人查察严密，编辑组长寇世远被捕，牵连播音员王玫，广播剧作家胡阆仙被捕，节目部气氛紧张，我也赶上热闹，遭保安司令部传讯。


　　那时捕人并不公布案情，别人的事我不知道，而我自己是因为写错了一篇文章。


　　一九五年，国军在台湾和前线各岛推行“克难运动”，号召全军勤劳节约，克服困难。


　　那时，军人眷属的生活十分困难，住屋劈竹编墙，涂上石灰，号称“竹骨水泥”，铁皮搭顶，时常有锈落下来，夫妻儿女拥挤在一间屋子里，有门无窗，夏天像蒸笼一样热，遇上大风大雨的天气，关起门来烧煤做饭，随时有中毒的危险。


　　我每星期写一篇广播稿鼓吹“克难运动”，心中别有思量。克难运动初期还没教军营种菜养猪，也没辅导军眷从事家庭副业，我也没有所谓“积极性的想法”，只觉得生活条件已经这样匮乏，如何能再降低水准？我写了一篇“故事新编”，孔子提倡克难，要大家吃青菜、喝白开水、枕着手臂睡觉，大弟子颜渊完全照着老师的话去做，结果营养不良，生病死了！夫子自己吃饭要摆好席位，讲求菜色刀法调味，活到七十多岁。文章登在创刊不久的《民族晚报》上，结果麻烦来了。


　　从保安司令部来了个年轻人，“请”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谈，还加上一句：“我可以替你请假”，等于说一定要去，没有理由可以推拖。


　　我傻傻地坐上吉普车，来到西宁南路，登上一座破旧的楼房。他们也是大办公室，我站在一角听候传见，大约枯等了一个小时，忽有一彪形大汉指着墙壁向我大喝一声：“转过脸去！”接着从我背后朝前一推，我的鼻梁撞上墙壁，墙壁新近粉刷，贴满通告之类的印刷品，我饱吸油墨和灰石的气味，还好，没有流血。后来知道，“中广”公司主管侦测员工思想的那个英俊高大的人，要躲在隔壁“旁听”我跟保安官员的对答，参加分析研判。他迟到了，我不可以看见他走进来。后来进一步知道，特务机构第一次传讯，照例对应讯的人来个“下马威”，那些案情重大的嫌疑犯进入拘留所之后，首先要挨一顿毒打，而且是脱光了衣服打，打得你满地翻滚，然后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那一点子资历声望，那点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再无倚仗，再无希望，你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看见但丁描写的地狱，门口悬匾大书“入此门者一无所有”。那天我在保安司令部虽然仅仅受到一声断喝，立时也有前尘如梦之感。


　　他们把我引进一个小房间，面对一个两颊瘦削的人，他厉声斥责我，他说《孔子克难记》一文破坏国军的克难运动，要我交代写作的动机，我矢口否认他的指控。然后他拿出我的另一篇文章，那是我根据《诗经·汝坟》篇构想的一个情节，诗中有一句“鲂鱼赪尾”，小注说，鲂鱼发怒的时候尾巴变成红色，鱼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一定是忍无可忍了罢。我觉得好可怕，好像将要发生不可测的行动，我借着故事人物的口说：“你不可欺人太甚。”我写这个小故事只是炫耀一下我读过《诗经》而已，可是受“孔夫子克难”连累，保安官员也做了有罪推定，他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你们这套把戏我清楚明白，鱼代表老百姓，红色代表共产党，你分明鼓吹农民暴动！”我也矢口否认。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知道要你说实话不容易，我叫人拿大杠子压你。”我知道“压杠子”是酷刑，可是我还没看见杠子，我必须坚决否认，要我说谎话也没那么容易。


　　我这才知道他们注意我已经很久了！他摔给我几张纸，要我写一篇自传，由六岁写到现在，写我干过的职业，读过的书，到过的地方，认识的人，怎么到台湾来的，怎么进“中广”公司的。吩咐完毕，走出小房间。那时报馆和电台已把我训练成一名快手，我毫不踌躇，振笔疾书。不久有人送进来一碗蛋炒饭，我才发觉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事后知道这碗蛋炒饭大大有名，保安司令部每天都要约人谈话，作业模式相同，早晨把人接过来，下午放回去，中间供给蛋炒饭作午餐，“吃过保安司令部的蛋炒饭”也就成了一句暗语，一项资格。


　　我一口气吃完蛋炒饭，然后一口气写好自传。后来知道他们暗中观察我，见我能吃能写，一心不乱，判断我应该只是个不成熟的作者，背后没有什么秘密组织。也许因为如此，下午换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人审查我的自传，态度十分和善。天津失陷，我进了解放军的俘虏营，他对我这一段经历并未盘诘。他和我谈安徽阜阳一带的流亡学校，问我这个杂志看过没有，那个杂志看过没有，我都没有看过，他又问我这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那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我也都没有看过。他提出来的杂志和剧团都是共产党人的文化活动，这位保安官对当年“淮上”的情形很熟悉，他旁敲侧击，比刚才那人的虚声恫喝要高明多了。


　　然后他的兴趣转移到萧铁身上。萧先生介绍我进　《扫荡报》，《扫荡报》停刊，他又介绍我进“中广”公司。这位保安官问我萧铁对时下局势的看法。我说最近王云五创办华国出版社，出版萧铁的剧本《黄河楼边》，萧不肯卖断版权，他要抽版税，因为版税可以终身享有，看来他对台湾的前途有信心。他问萧铁近来读什么书，跟哪些人交游，我说我从未到他家去过，他下了班就回家，没看见他约朋友喝茶看电影。保安官对我的答复不满意，叮嘱我用心了解萧铁，随时向他报告。


　　话题一转，保安官问我对邱楠和姚善辉有什么看法。我的天！他们一个是节目主任，一个是工程主任，我只是个新进的小职员，刚刚试用期满，我能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他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的答案中有曹禺和李健吾，他两眼一瞪：你从哪里弄到他们的书！我告诉他，这是公司的参考书，公开摆在资料科的图书室里。几个月后，公司里突然出现保安人员，没收了这批文艺作品，紧接着大搜全省各地中小学图书馆，各县市旧书摊，打算做到一本不留，看来都是我惹的祸。


　　好不容易，保安官说：“你回去吧！”来时有车接你，去时没车送你，正好我也需要步行舒解心中郁闷。回到“中广”节目部，公园里已有暮色，节目部主任邱楠、资料组组长蒋颐都坐在办公室里守候。后来知道，那天节目部气氛紧张，无人知道我究竟是一块浮冰还是冰山一角。


　　节目部有位老者，只身在台，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一人有个小小的办公室，小到没有窗户，为了流通空气，经常开着房门。他对我很关心，我不由得走进他的小房间，向他诉说保安司令部约谈的经过。我告诉他，要我为政府宣传，我得先有被信任的感觉，我无法在怀疑监视下工作，我想辞职。他很严肃地说：“别处也是一样，这里还有几个人了解你，别处就未必。”我说保安官员要我每星期去报到一次，向他报告萧铁、骆仁逸、赵汉明的言行交游，甚至还有姚善辉和邱楠，我怎么能去！他说，“还是去吧，你不去，他们会另外找一个人。”


　　老者的话我听从了一半，没辞职，也没定时到保安司令部打小报告，我想等他们来催促责备我再去也不迟。他们再也没有动静，我也慢慢松懈了。可是老者的话终于应验，他们果然从我们中间另外找了一个人，那人知道怎样规划自己的前途，后来进“革命实践研究院”木栅分院受训，步步高升，我做了他的垫脚石。


　　我很感激那老者，对他很尊敬，经常到他的小房间倾心吐胆，可是我还是得罪了他。有一天，他和我讨论一条新闻，莽汉怀疑妻有外遇，动刀杀人，完全捕风捉影。老者说，莽汉未经调查，没有证据，犯下大错，一门之内尚且如此，可见“安全工作”对国家如何重要。又有一次读《三国演义》，谈到曹操“梦中杀人”，他认为曹操“幼稚”，冤杀许多好人；现代国家有调查机构，可以帮助当局作出正确判断，所以安全工作名副其实，可以使大家更安全。我这才知道他在节目部做什么，不禁脱口而出：“我忠党爱国，但是不做特务！”他变色不语，从此不再理我。


　　我还得罪了另外的人。萧铁是抗战时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有一个同期同队的校友干特务。萧老编的那同学屡次和我接触，他打电话约我到新公园里见面，从不进“中广”大门。经过一番观察试验和调查之后，有一天，在新公园那棵伞盖一样的大树底下，他正式劝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当场辞谢，他的表情是出乎意料之外。“今天我们只有跟着国民党走，与其留在外围，不如进入核心，这样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是否有另外的幻想、另外的出路？”我赶快告诉他想做作家，他很纳闷：“作家算什么？社会根本没给作家排座位，我请你屋子里坐，你为什么要站在院子里？”


　　他放弃了我，他们也从此“发现”了我，不断发生一连串事情。办公桌抽屉上的锁被人撬掉了，我不声张，也不修理，留下破坏的痕迹任人参观。几天以后，事务组忍不住了，自动派工匠来换锁，我把新锁和钥匙都放在抽屉里不再使用。中国文艺协会发给我的证件不见了，可想而知，小细胞发现这张盖了大印的文件，以为是什么罪证，拿去给他的小头目表功。员工信件由专人统收分发，我的信总是比别人晚一两天，封口的浆糊未干，那当然是先拿到什么地方拆开看了。


　　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这些人懂什么！有能力复述我的言论吗！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星期天如果我逛书店或者看电影，总是遇见人事室的一个胖子，他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眼睛从不看我。几次巧合以后，我决定做一个测验，我到公共汽车站候车，他也跟着排队，车来了、又去了，我不上车，他也不能上车，最后剩下我们俩，他十分窘迫，满面通红，狼狈而去，始终不和我交谈。


　　我觉得耶稣布道那几年，一定常和特务打交道。福音书记载，有人跑来问他是否应该纳税，那人一定是特务。耶稣告诉门徒：“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是在描摹大逮捕的情况。他警告门徒：“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翻译成明码，就是特务的小报告和公审的指控。最明显的是，耶稣发现有人跟踪他，他就回头朝那些人走去，那些人“看不见他”，他就脱离了监视，看似“神迹”，其实“盯梢”一旦曝光就失败了，盯梢的人最怕“对象”突然回头走，一旦彼此撞上，任务立即取消，那些小特务并非“看不见他”，而是装做没看见他。这是我的独得之秘，解经家没有想到。


　　以前种种后来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都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人生如戏，莎士比亚的台词有一句：“台上演戏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后什么都会说出来。”人有泄漏机密的天性，人到中年，会说出自己幼年的“龌龊”，人到老年，会说出自己中年的“龌龊”；因缘无常，效忠的手下随时可能脱离掌握，抖出内幕，死党很难到死，除非你有本事杀他灭口。龌龊的脑子、龌龊的手，都有一天会曝光。岁月无情，江山易改，最后“万岁”已成木乃伊，江山风化为散沙，这些曾经是特务的朋友、或曾经是朋友的特务，一个一个也退休了，老了，移民出国了，他出于成就感，或是幽默感，或是罪恶感，让我知道当年他手中怎样握住我的命运而没有伤害我。

来源: 文汇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