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编者按：1988年8月30日，邓颖超同志针对近年有的党史文章就向忠发叛变一事提出怀疑的问题，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交本刊发表，以澄清这个历史事实。现刊载如下。


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当时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及要害部门面临着安全的紧急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都作了转移。向忠发的住处尚未找妥，决定他同恩来同志和我住到一个新的地方。考虑到他外出时必将遇到危险，因此，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央常委)当面告他，你千万不能出去。住了三、四天，当恩来同志和我不在时，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见陈琮英同志写的材料)。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而且当晚没见他回来，估计会发生问题。次日(1931年6月23日)上午也不见他，这天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底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月霞(后来关在南京反省院，抗战时放出)、张纪恩、苏才。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在下午约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蒋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复电，马上处决。

后来不久，证实向忠发仅仅知道我们住处，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我们已离开，他们没有得手。在短暂的刹那间，军警机关按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向忠发。此一情节见1988年5月22日《文摘报》上发表的《向忠发叛变前后》一文，这篇文章所说是与我所知道的情节吻合的。

1979年5月上海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五期上黄玠然(黄文容)发表的《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一文，其中“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一节内对向忠发是否叛变表示怀疑。我觉得他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于是我在1983年9月约黄玠然同志面谈，将我所知道的确切情况告诉他。谈后他同意我所说的情况是可靠的。因属确切的情况，本拟将我们谈话记录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上及其他党刊上发表未果。据去年有同志去几个地方搜集材料时听到仍然有人怀疑向忠发是否叛变过。据此，现将我所知道的材料寄上，我这份证明材料请党中央核阅，如何处理向党内外澄清这一确切的历史材料，请酌。


附录一：陈琮英同志写的《关于向忠发叛变的事实情况》

1931年3月，弼时同志调任中央苏区工作，我仍留在上海。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在向家我住了约二、三个月。因顾顺章叛变，组织上将向忠发转移他处居住(当时不知去何处)，同时将我与向的小老婆杨淑珍安排到一家新开的旅馆暂住。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呆一会儿。但至夜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随后，张月霞与她当时的丈夫张纪恩也被押到。我们当时互不相识，后知道都是因向忠发叛变才被捕的。

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胡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被押送龙华监狱，约半年经党营救才得出狱。

向忠发叛变使我被捕，也使我经受了考验。向忠发叛变是铁的事实，不容怀疑，对此我如实向中央反映。1988.2.8


附录二：《文摘报》刊登的《向忠发叛变前后》一文

向忠发(1880—1931年)，湖北汉川人，曾做过徒工、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入党，党的“六大”时，他被选为党的总书记。1931年4月，党中央情报保卫机关的总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给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各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周恩来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切断了顾当时所能知道的一切线索。总书记向忠发也另迁了住所。当时和向同住在一起的有其姘妇杨秀贞以及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

不久，形势更加险恶，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向忠发送往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提出要见杨秀贞一面。起先，中央没有同意。后来，由于他坚持要见，组织上便明确要求他：上午去，下午一定要赶回来。但他6月21日上午去后，不仅在杨处吃了饭，而且还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向忠发准备离开，当他去附近一家汽车行叫车时，认识他的车行会计为图一笔赏金，去特务机关告发了他。向忠发遂被捕。向忠发被捕后，党中央准备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但很快就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了。他叛变后，首先供出了陈琮英的住址，致使她和杨秀贞被捕。同时，特务还在向忠发的引带下，搜查了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的住处(幸好周、瞿等人早已撤离)。在审讯陈琮英的法庭上，向忠发还亲自出面对质，并对陈说：“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了。”上海的敌人原本想利用向忠发的叛变，一举搞垮我党中央，但由于周恩来等及时采取了措施，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正在这时，他们接到了蒋介石下达的“就地枪决”的命令，于是，于6月24日将向忠发处决了。
（原载《周末》4月9日苗宁文。见1988年5月22日《文摘报》）


邓颖超，《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