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没到过山西，毕生感念几个山西人

　　流沙河没有到过山西，这不等于他不了解山西，不了解山西人。他和山西有很深的交道渊源。他大半生几十年的生涯，有几个山西人对他的影响尤其深远。

　　流沙河开始接触山西人，是中学时代。抗战爆发，山西汾阳的铭义中学南迁，最后落脚在成都市的金堂县。这是流沙河的故乡。流沙河得以认识了一批来自山西的老师。

　　铭贤铭义都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庚子之乱，太谷汾阳一带的传教士惨遭杀戮，平息以后，美国人用赔款，在当地办学校办医院。铭贤铭义都是当地非常出色的学校，校舍建筑中西合璧，花木繁盛，学校就是园林。晋中这一带，要上好中学，出了县只有铭义。铭贤旧址后来办成了山西农业大学。

　　流沙河对这一批山西老师印象很好。教物理的，教化学的，都是一派民国范儿。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多会儿问问题，就没有不耐烦的时候。中学时代遇上一个好老师，往往终身受益。流沙河时常感念少年求学的好运道。只是不理解，四川那么好的地方，怎么留不住山西人。一次说起故乡山水阻隔，老师禁不住背过脸流泪。那一刻，流沙河理解了山西人的恋家。再穷再远的老家，山西人都有无尽的牵挂。待到以后，西戎老师一个心眼要调回去，流沙河就有些明白了什么。

　　流沙河的人生转折，在于遇到了山西作家西戎。

　　1949年初，“解放大西南”攻势强大，晋绥干部大批南下入川接管权力，山西那一批代表性的革命作家都到了四川。西戎到成都以后，参与创办《川西日报》，主管副刊，嗣后创办《川西农民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政权易帜，报社初创，推开旧人，找熟悉新闻写作的太难，报社的新人，多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娃。

　　流沙河中学时代就酷爱文学创作，1949年跳考进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不思学业，只想当作家。十几岁开始投稿，这年在《川西日报》发表诗歌、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西戎欣赏流沙河的才华，一封介绍信召调流沙河来编辑部工作，从此流沙河“参加革命”，成为新政权的公职人员。

　　流沙河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父亲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土改中被镇压。西戎不知道这些吗？按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审干规矩，这些都是要老老实实地填表的。这只能说明，西戎用人，还真有一股子唯才是举的劲头。在这个“老革命”看来———西戎这年28岁，已有13年的革命工作经历———上一辈子是上一辈子的事，小青年受上一代的影响没有那么可怕，完全可以为新社会服务。

　　这“一老一少”在报社的日子里，竟然合作得非常愉快。一日讨论办报宗旨，流沙河拟了一段韵文，头一句说，“农民报，农民办”，西戎说：不对，农民报，地主办。《川西农民报》创刊，西戎手下的六个编辑有五个出身地主家庭，包括流沙河。西戎当然是在调侃编辑队伍的成分，但在当时，这明显是非常没有原则的玩笑。大胆西戎，他不但这样用人，还敢公开调笑文化队伍的现状，这位老牌革命干部，实在可爱得可以。烟瘾发了，让流沙河去买。市面上有一种劣质烟草，赶时髦叫了八一牌。两人对坐接火，西戎猛吸一口，口腔如烧火，连忙吐出浓烟，叫嚷“啥牌子”？一听说八一牌，西戎嘲笑：“难怪满嘴都在暴动！”这个西戎，革命历史也可以拿来寻开心，他当领导，绝不是整天一脸“革命相”。

　　西戎带流沙河下乡采访，骑一辆自行车，西戎蹬车，后座驮起流沙河。这里不是山西，天雨泥泞，一会儿没法骑了，西戎扛起自行车前行。要过河，流沙河抱起衣服，绕浅水蹚过去。日本车子笨重得很，扛得西戎一头一脸雨水拌汗水，流沙河又帮不上忙。多年以后回想，依旧愧疚不已。

　　闲下来的时候，西戎会给流沙河唱几段山西小调，“你妈妈打你不成才，露水地里穿红鞋”，“家住在，汾阳城，鼓楼的东面有家门，奴家的名儿自小就叫田秀英”，亲切随意。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说亲密无间。

　　1950年没过几个月，流沙河惹了事。

　　流沙河与人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牛角湾》，在《川西农民报》连载。小说用意在于揭露乡间恶势力，用生动的民间口语讲述，很有生活气息。很快有报纸发表批评文章，批评小说夸大了土匪的力量，低估了群众的觉悟，丑化了现实生活。这个腔调我们现在太熟悉了，几十年来关于歌颂与暴露，光明与黑暗的指责，不知道打杀了多少天才。省委宣传部号召公开批判，调门已经高唱到“将导致亡党亡国”。西戎没有跟着起哄。他专程找到宣传部杜心源部长，为流沙河遮掩回护。西戎说流沙河年轻幼稚，作品有不当之处，最多属于批评教育问题。部长兼听则明，流沙河因此得免成为“敌人”，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公开发表，过了关。不然，《草木篇》之前，流沙河先已经中枪倒地了。

　　流沙河回忆说：“我的作品受到党报公开批判，他总是护着我。他绝不伤害我的自尊心，更不认为我有恶意。他只轻言细语批评一句，然后乱搔头顶表示苦恼，劝我检讨。”西戎还年青，难得一副老人心肠。

　　《川西日报》还有个记者冯振乾，1950年在副刊工作，和流沙河他们做同事。不知加入过国民党什么组织，1951年被捕枪决了。流沙河和西戎谈起此事，西戎感叹：“我多次劝过他不要用真实姓名发表文章，他偏不听。当面叫他改用笔名，他改成冯正千，还不就是冯振乾。每次都是，他的文章一登，检举信就来了。唉！”

　　西戎言下非常惋惜。这在当时，是极为“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言行，叫人传出去也很危险。流沙河就这样回忆：我那时很革命，断定他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可危险哪，同志。如果他是我的下级，我不恶狠狠地帮助他才怪！

　　在《川西农民报》，西戎多次向流沙河表示：“咱们调到文联去写东西吧。”他自己努力争取调动，也鼓动流沙河调去。终于在1952年5月，西戎调回山西省文联。同年9月，流沙河调进四川省文联。《星星》诗刊创刊，流沙河在创刊号发表散文诗《草木篇》，旋即被打成右派。

　　山西这一头，西戎听说流沙河打成右派，下放劳动，难过得掉了泪。

　　西戎为什么如此珍爱流沙河？如此保护他？他们的关系，耐人寻味。

　　他们是“革命同志”吗？其实除了一个单位的文艺同好，流沙河和西戎之间的差异之处很多。

　　西戎由一个北方农家的孩子长大，流沙河是天府成都的市民。西戎从小做农活，流沙河好几辈大地主。西戎是解放区派去接收权力的军管会干部，流沙河是一个遭到镇压的旧职员的儿子，这个出身，叫人一听就提高了阶级警惕。西戎接受的是来自延安的革命文艺教育，流沙河在国统区，接受的是系统的旧式文化教育。

　　流沙河和西戎的初次见面就非常有戏剧性。18岁的少年心里长了翅膀，从此走向了革命人生。手持编辑部来信去报到，单位门外等候许久，不见西戎出来。有一个人出来，“矮个子，高颧骨，立翀翀的短发，白衬衫上套毛线背心，布鞋”，站在门外望望街巷两头，又回去了。流沙河认为这人肯定不是西戎，这人其实就是西戎。在流沙河的心里，一个领导肯定威仪棣棣，哪能那样低矮，那样一脸疲惫，尤其不能那样蹙眉搔头，左右踟蹰。其实在流沙河心里，他的所谓威仪，更多的还是国统区文人长官的形象，风流俊美，仪态万方，现在人说，就是民国范儿。

　　西戎对于未见面的流沙河，也不是没有忧虑。招调函发出以后，西戎就有些后悔，看一看流沙河来稿一律毛笔小楷，西戎就担心这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老头子容易历史复杂，那就糟了。西戎对于“毛笔小楷”，先就存了戒心。见到流沙河这么年轻，他先吃惊，接着开心地笑起来。在他看来，年青就好说，年青人出了错也不打紧。他并不怎么敌视地主家庭出身，甚至上一辈人遭到镇压的。

　　流沙河很挑剔这一批南下干部的仪态。初次见面，两人相对抽烟，“我注意到他的烟风欠雅，猛吸有声，竟似吾乡农民，使我感到意外”。流沙河见惯了精致讲究的生活，太不了解在一个粗糙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农家干部。

　　流沙河最反感有椅子不坐，穿鞋蹲在椅子上吃饭，说话。晚饭后西戎带他去见《川西日报》主编杨效农，偏偏杨效农就蹲在椅子上吃面条，正在用山西口音讲笑话。当年初秋去大邑县采访，县委书记也是晋绥干部，自占一座豪宅，架一支卡宾枪在园里打鸟。陪两人吃饭，也是蹲在凳子上。流沙河对此印象很深。

　　流沙河创造了一个词汇：“蹲踞”，形容晋绥干部这种坐法，很形象。“蹲”而且“踞”，一个很有意味的坐姿。蹲，看起来太不讲究礼仪。踞，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不珍惜天物，有恶意糟践的意思。你不是高贵吗？这会儿还不是任我蹂躏？夺了江山的新主人喜欢这样想。鞋底的沙粒，在楠木漆面上磨擦拧转，嘶嘶拉拉，蹲踞者大概有一种任我破坏的快感。流沙河摩挲轻抚惯了，心里肯定像针刺进去。

　　这两代人的文学素养也大不相同。西戎熟悉的是边区文学，对于国统区，则不甚了了。1949年全国文代会，西戎的邻座是赵景深教授，会上交谈过。回来以后，西戎问流沙河：“有个赵景深是干什么的？”他竟然不知道赵景深教授，这让流沙河非常惊讶。视域的局限，价值观的倾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一批文化领导对文学传统不大在意，制定政策，出手经常是畸轻畸重的。这是革命年代的后遗症，贻害深远。人总要为尊者讳，流沙河说出此事，费了很大的劲才鼓足勇气。

　　这一对师徒，差异如此之大，合作却非常愉快，结下了深挚的友谊。不由得让人思考其中的秘密所在。求同存异，器量大，这些都不足以说明西戎的人事结交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理论甚嚣尘上，私人领域的交情也绝对政治化。世界上只剩下一种感情，就是阶级情同志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伦五常多半被连根拔起。西戎没有畸变成共产革命的情感机器人。他和人的交道，保留了更多的人情美。和流沙河之间，更多地体现出了师生情谊，兄弟情谊，同事的温暖。在红色情感集权专制的年代，西戎保留了一个生态丰富的情感世界，才能够和各色人等友好相处，亲情友情都生长得郁郁葱葱。一个领导人的情感世界的畸变，革命以后是很时髦的事。西戎没有变，这是流沙河的幸运。

　　流沙河调进四川省文联，端赖西戎向报社苦苦求情。他调成了，西戎回山西了。流沙河说：我来了，他去了，这样很好。否则到了1957年他该拿我怎么办呢？

　　是啊，一旦流沙河打成右派，这个右派的领导，该拿这个亲密的小同事、国家级大右派怎么办呢？

　　流沙河高悬了一个“流沙河之问”。

　　历史不能假设，这话对，也不全对。对于“流沙河之问”，恰恰有几个山西人，可以作为替代，回答流沙河的问题。

　　流沙河打成右派之后，开除团籍，开除公职，下放到金堂县乡下，拉大锯钉木箱度日。“文革”开始以后，成了管制对象，几番批斗，反复抄家，腥风血雨，一夕数惊。求一日温饱也难得，几次大病从死亡线上捡回薄命。关于那些年遭受的苦难，流沙河有《锯齿啮痕录》一书记载。

　　像流沙河这样的著名大右派，国人皆曰可杀，处理起来，自是怎样严苛都不为过。在天下汹汹的诛杀声浪里，却也有人主张手下留情，给流沙河一条活路。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常苏民。

　　常苏民山西长治人，也是晋绥边区文联过去的领导。较之西戎，这位更是老牌的根据地来人。1940年在太行鲁艺，李伯钊任院长，常苏民就是音乐系主任。1942年去延安途中，应贺龙司令员之请留在了晋绥文联，和亚马卢梦一班人成为红色文坛领袖。1949年南下，常苏民是四川军管会的文艺处长，1950年代是四川省文联的主管领导。

　　流沙河成了右派，讨论处理意见，多数人当然是不打杀不足以平民愤。即便是有人想为流沙河说情，一看来势不好，也就知趣地闭了嘴。这个常苏民平时嗫嗫嚅嚅的，这会儿倒是他主张保留流沙河的市民户口，无论如何卖苦力，总得让他有一个买米买面的地方。

　　常苏民在四川不是第一次施以救援之手。任四川音乐学院院长，他放手培养有天分的年轻人，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杨森的儿子，军阀的什么。接收了，送出去留学。他是典型的有教无类，为此一直被上头指责“右倾”。他也不辩解，仗着和薄一波的老关系，埋头只管干他的。四川的那一批学有专长的音乐人才，多得益于他的护佑。

　　保留一个城市户口能起多大作用？未经过三年大饥荒的人没有切肤之痛。20多年的劳改岁月，得免彻底沦为乡村贱民。“文革”后流沙河解放，找到常苏民，见面就扑通一声下跪磕了个头。四川纪念常苏民，流沙河送去一个匾额，亲书：蔼然仁者。

　　山西这边，西戎一旦回到文联，遭遇反右也是猝不及防。山西揪出的头号右派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沐鸿。在太行晋绥根据地，高沐鸿是马烽西戎的老上级。省文联也揪出了一个四人右派小集团。西戎又一次面临革命原则和人性人情，阶级观念和同事感情的搏斗。在两难选择之间，西戎艰难地维护自己的做人原则，战战兢兢走过了一段运动生涯。

　　批判高沐鸿，是省委的指令。文联不能按兵不动。当时的省文联几位领导发表了长篇文章，可谓上纲上线，声色俱厉。文章的题目是《高沐鸿向何处去？》，文中有三个小标题：“反动的文艺思想”，“不正常的社会活动”，“灰色的文艺创作”。尽管奉命作文，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批判帽子还是戴得够大的。看多了党内斗争，操控这种批判话语，这些革命作家们转型很快。他们知道，这种文章并不要求和事实相符，只不过按照需要把某人摧毁。需要击垮谁，把这些套话当枷锁给他套上就是。搬弄这一套革命大批判话语并不吃力，纠结之间，是良知的隐痛。

　　这篇文章署名依次为：李束为、西戎、马烽，山西文联三巨头。

　　省文联内部对于四人右派小集团，也是口诛笔伐，罪不容诛。《火花》编辑部编排反右派专题《本刊编辑部揭发张晓宇范彪小集团的反动言行》，特别刊发《山西文艺界几个右派分子的脸谱》，《折断范彪的反党毒箭》，嗣后还有专题批判过范彪的小说《市长办公室》。

　　批判《市长办公室》，是太原市政府办公室认为影射他们。西戎再三给他们解释，小说是编的故事，不是说你们那里谁谁谁。对方就是不信。

　　范彪当时不过是《火花》一个资新编辑。小伙子以编写为生命，在省刊发短篇，出版社出版长篇，一时召来了异样的眼光。引蛇出洞的阳谋中，稀里糊涂成了整肃对象。大会小会检查批判以后，发配到大同劳教，挖煤，脱砖坯。劳教劳改生活，当然凄苦不堪。但范彪好歹保留了公职。两年以后结束劳教，回《火花》编辑部接着当编辑。

　　范彪至今认为，这是马烽西戎对自己从轻发落，老人感念不已。

　　一头四川，一头山西。在山西处理右派，相当于在川处理流沙河。相比流沙河的斑斑血泪，山西文联几个“右派分子”要幸运得多。如此设想流沙河在西戎手下，从轻处理应当可能。常苏民就是西戎的做派。

　　这一班老革命，都有他们的党性原则。党的话当然要听。对右派，批判是免不了的，声讨是免不了的，诛心是免不了的，火力很猛的批判也不奇怪。但一旦安排生活，只要可能，他们还是会施以援手，手下留情。心软了，手软了，温情主义，慈悲心肠，在原则和人情的夹缝里，往往就留下了活路。逃过一劫，静待生命之树待机返青吧。

　　不要幻想西戎支持你鸣放，他是党的人。也不必担心西戎落井下石，他是人性的人。

　　“我来了，他走了，这很好。不然他该拿我怎么办呢？”流沙河问。

　　常苏民就是西戎的替身。山西的反右就是四川的场景易地演出。流沙河之问，不难得出答案。

　　“文革”终于结束，西戎平反。他立即想到了流沙河。他给四川组织部门写信，介绍流沙河一案的冤情，力主为流沙河平反。

　　下午传来了流沙河平反的消息，西戎招呼家人，当天晚上摆酒，在遥远的北方庆贺。家里人知道，他一般只有中午才抿一点。

　　沉冤昭雪，两人终于都重获清白之身。嗣后每年都有书信往来。有人去成都，西戎会给流沙河带个口信。有人到山西来，流沙河也会拜托问候他的师长。

　　1988年年底，西戎遭遇了人生一次重磅打击。

　　这年山西作协换届。省委领导上门谈话，劝慰西戎连任主席。山西一茬青年作家也纷纷拜师，表示拥护老主席连任。西戎自以为连任应该没有问题，一直到投票前，依然稳坐钓鱼台安然自得。不料一经投票，风云变色。原来省委谈话，青年作家表态，都是缓兵之计，暗地里他们早已酝酿好了人选，只等待投票时亮底一锤子定音。一批青年作家阵前倒戈，西戎落选。

　　这一届换届选举充满戏剧性。本来主席副主席都拟好了名单，新任主席诞生，立刻让会场大吃一惊。投票的代表发觉自己被忽悠了，下一轮选举副主席，代表们毅然决然不予合作，9个副主席人选，只通过了与密室策划无涉的3位。

　　无论如何，西戎结束作协主席生涯，已经不可更改。

　　流沙河得到消息，生怕自己的恩师想不开，连忙来信安慰：

　　西戎吾师：

　　昨日唐正学同志冒酷暑来舍下面交大札，并述及吾师近况及落选一事。知吾师光明心境被人戏弄，古人所谓君子可欺也。愤懑难平，谨具函慰问，并陈说一二。

　　吾师淡泊名利，前在川，后在晋，奖掖青年文士，多方照顾引导，人所共睹，尤予所不忘者也。无论为党为文，堪称无悔无愧。自吾师离川文联，迄今四十年，阅人多矣，未见过如吾师者。一心与人为善，毫不计较爵禄，并文名亦淡然视之，不企不求，乐天自处，予仰慕而终不及也。清流浊流，各有去向，文坛自古如是。受排挤何尝不是划清界限，于吾师是得也，非失也。何不趁此优哉游哉，写些回忆文字，垂仪来者。所谓作协工作，以吾浅见，实与文运兴衰无涉。不做也可。挂冠而去，不须怅怀，此予为吾师贺也。

　　光阴荏苒，予已两见羊年辛未，即将退矣。五月底省作代会，知其太浊，予未参加。闻悉会上拉票抢权，丑态百出，推翻党组书记又似“文革”夺权再版，尚有半分文人气息耶？彼辈以棍子旧技加商品新招，太不像话，予惟远避之而已。硬选予副主席，亦不去凑热闹，日日闭门读书自娱。济世宏愿早已破灭，退而求洁身自保。小女余蝉居港多年，何洁准备迁去，小儿余鲲做工人兼照顾我。心境恬淡，老友数人喝茶。恭叩

　　暑安

　　流沙河顿首

　　流沙河这封信，对文联换届，极度失望，语多讥刺。遥想师尊当年，俨然行为世范。至于退隐林泉，超然物外，自然是劝慰的话，却也是传统文人的处世态度。这一通短札，西戎非常珍惜，一直保存。

　　流沙河在这里建议恩师写些回忆文字，实际上西戎除去1980年代初写过一些关于赵树理的回忆，其他的很少。作为西戎的晚辈，我也曾建议老前辈写一些反思性的文字，比如中国作协大连会议批判过西戎的短篇小说《赖大嫂》，作为亲历者，完全可以为所谓“写中间人物”立照，还原历史，指谬纠错。西戎听了，神色严峻，凝视远方，不置可否。

　　西戎不愿意写，当然有他的衷曲。内心深处他还总觉得那是揭疮疤，他更愿意将革命的光鲜一面展示于人。

　　这一代革命作家，相比流沙河，价值观历史观其实很不相同。即便都经历了劳改下放，革命作家在囚禁中，通读马列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的多。流沙河20多年的劳改岁月，却是潜心研读《庄子》，记得烂熟。剥夺写作权，工余研读《史记》、《诗经》、《易经》、《屈赋》，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天文学，曹雪芹，《说文解字》，三教九流，来者不拒。万物皆备于我。又编写英语课本，翻译美国小说，更为一般粗通文字的根据地作家难以企及。

　　“文革”以后，流沙河和那一代革命作家，展开了完全不同的写作人生。写作天地广阔了，作茧自缚的根据地作家如果还在拘泥固守左倾教条，掉队落伍顾影自怜并不鲜见。更有左棍整人者，面目可憎。蹉跎岁月自废武功者，无声无息。流沙河却是如鱼得水，高天流云展翅翱翔。80年代他隔海说诗，请进来台湾诗歌。90年代他话说庄子，说龙说成都，新世纪以来说文解字。大量的回忆录，血写历史。小品随笔，笑翻世人，惊醒瞽盲。至于呼唤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政治，重大问题一呼百应，更让他成为西南思想高地的精神领袖。

　　中华文学改朝换代，水火兵燹，数千年不改身姿，一路走来，身后景色逶迤壮丽。革命文学不过几十年历史。静水深流，尺水兴波，能比么？

　　不过西戎从来不嫉妒自己的这个高足。即便流沙河龙飞在天，万人仰视，名声显然盖过了自己。即便往日文坛领袖渐渐成了“老西”，他也只有由衷的喜悦。老前辈最欣赏流沙河行文的精美短句，北京开作代会，师生相会，老头子竟然俯过身来问：你那文字真是精塑与纯净的结晶，你是怎么锻炼的？俨然一副取经的架势，也不管身边有没有旁人。

　　在流沙河，更是终生持弟子礼。一次在北京，流沙河偶遇山西作家燕治国，一听到对方是山西作家，流沙河立刻拦住陌生的朋友，说，我叫流沙河，西戎是我的恩师，请你代问西戎老师好，我这里给他鞠躬了。说着，便弯腰深深鞠了一躬。面对流沙河，燕治国又是晚辈，顿时无所措手足，连忙说，我也是西戎的学生，我代西戎老师给您还礼了。这一场礼仪，受礼人阙如还礼人阙如，陌生人相对鞠躬如仪。万里京晋川蜀，虚拟的西戎，敬神如神在。两条素不相识的大汉，俯仰之间，感天动地。

　　尽管电子通信风行，这两位一直到老，喜欢手写书信。西戎珍视流沙河的友情，他给流沙河的信里说：“回首往事，心情分外激动。有人说友情一如溪泉，无论怎样曲折跌宕，总是清流常在。我很珍视我们的友情，因为从你身上，看不出一丝虚伪的东西。你里表一样，这就是你在事业上成功的根本所在。你以为然否？”

　　越到晚年，友谊越纯净。它超越了世俗，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成为两代文人之间的心灵唱和。师生关系，兄弟情义，朋友情分，同事交情，亦师亦友，不在主义，而在活得率真。事实证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20世纪的极端革命，竟也未能将传统的人伦格杀勿论，礼仪在两代人身上如丝如缕，高压不废。道不同亦可相知相与，这简直是交道的奇迹。

　　可惜的是，两人始终未能完成互访。流沙河多次诚邀西戎再访川蜀，旧地重游。西戎也做好了出游准备，有一次甚至买好了票，终归因为夫人李英突发骨折，没有成行。以后西戎侄孙女儿去成都，流沙河全程陪同，重访故地，一件一件作介绍。春熙路，鹿鸣春，感念物是人非，流年似水。只恨不能给尊师复制一份成都印象。

　　这一份奇迹一直顽强延续到本世纪初。西戎突发脑溢血，失去思维记忆，从此不认识任何人，包括流沙河。

　　流沙河与西戎、常苏民等山西人的交往，在20世纪的革命大潮中，是一个难得的异类相合的范本。君子和而不同，千年流风遗韵。不想60年来，运动频仍，一旦遭遇事变，斩断亲情友情，落井下石，反手施虐者比比皆是。人性荒原留下了笔笔残忍记录。可敬流沙河，可敬西戎，可敬常苏民，他们的交情，平添了可贵的一笔，这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正能量。回首革命年代，这种范本还是少了，人性的生态恢复，还需筚路蓝缕。

　　流沙河知道它的稀缺。在《西戎印象记》里，他就说过：

　　在报社内，笑声最喧哗的一角是我们《川西农民报》编辑室。从别的编辑室外面走过，隔窗瞥见一尊尊表情肃穆的罗汉观音与弥勒佛，我就庆幸是西戎的部下。

　　（本文参阅流沙河《西戎印象记》，流沙河《自传》，曾伯炎《回忆西戎先生》，李英《老西，你慢走》等回忆文字，引文均出自西戎纪念文集编委会所编《西戎，我们的良师益友》，在此致谢。）

　　毕星星，《随笔》杂志 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