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开始了。檯面上貌似一切如故，檯面下早就悄然蜕变。中国自改革开放的那天起，政治权力就在悄然转
移。毛泽东曾经试图阻止这种政治权力的逆向转移（由人民群眾向官僚买办转移），毛泽东甚至採用了文革这样激烈的对抗方式。所谓“无產阶级转政下继续革
命”，与其说是夺取资產阶级（官僚买办）的政治权力，不如说是捍卫无產阶级（人民群眾）的政治权力。然而，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转移，文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改
革，政治权力仍然逆向转移了。中国共產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转向官僚买办主导的财阀专治。确实不再是“老路”了，当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
式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随著最后的逆向土改（所谓的城市化），在城市生產资料公有制基本粉碎之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即将基本瓦解，人民的经
济主权（财產主权）即将转移完成了。虽然，中国的宪法仍然是一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但是，国体和政体大体上已经面目皆非了。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
中国人民的经济主权（财產主权），这原本是中国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权利，也是中国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础，这也是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可惜，这个根
本权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变成利益集团的“最大的红利”。不经意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变。现在，就剩下国体和政体在名义上的最
后改变了（所谓的改革最后攻坚）。
改 革开放以来，国人对民主的理解被严重误导了。民主，首先是经济民主。放弃了经济主权（财產主权），空谈政治主权（民主选举），实在是荒诞不经的政治骗术。 西方民主的本质，是经济民主。西方的经济民主，表现為以中產阶级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仍然佔据社会财富的主体，仍然具备全民共用财產和收入的本质特徵。同 时，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权，也有效调节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观中国的改革，一次分配极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极度扭曲。我们 总体上是在吃公有制和集体所以制的老本，一旦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们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选票而脚 无立锥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剥夺国民固有资產（瓦解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改革的终极结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国是一个歷史悠久的国 家，歷经无数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併，上一次惨烈的革命其实并不久远。
歷 史经验值得记取。中国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两次经济体制改革，分别是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这两次变法，实际上是中国两次进入现代化的尝试。结果，因 為政治体制改革无法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均以失败而告终。今天，中国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国运盛衰存乎一念之间。
为了便於集中阐述问题，本文仅以明朝歷史為例证，讨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
一、 明亡於税政。
明亡，亡於财政。具体地说，明亡主要是亡於税政。
张居正曾经试图挽狂澜於既倒。所谓万历中兴，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钧）实录》说张居正：“受顾命 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讋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 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梳理张居正改革，虽然内容十分繁杂，焦点却始终不离税政。万历六年（1578 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併，按亩征银，虽然没有彻底贯彻，但纳税土 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使政府的财政情况大為改善。《明神宗实录》上说，“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那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 果。张居正税政改革获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内忧外患，出现中兴气象。
张 居正的税政改革，就内容而言，是调整明朝社会的二次分配结构。其现实的目的，是要强化中央集权（皇权），以处理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张居正很清楚，他的税 政改革遏制了土地兼併（缓解了一次分配问题），也间接维护了百姓利益（民权）。张居正变法，将针对劳动者的“丁税”，过渡到针对资產持有的“亩税”，不仅 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贫富的作用。尤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恶性发展的土地兼併，可以阻止佃农的农奴化。但是，非常遗憾，张居正的税政改革， 没有能够深化為国家财政的制度建设，更加无法进化為国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建立宪政）。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续性。最后，随著张居正过世，人亡政息 了。有明一代，张居正的税政改革竟被曲解為“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没有延伸為神宗本人的制度创新。令人惊讶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张居正改革对皇族 及国家的重大意义，神宗本人并不认為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為宵小裹挟，远近不分是非颠倒，不仅否定了老诚谋国的张居正，竟然连為明朝 续命的税政改革一同废弃了。张居正留下的那一点点制度红利，哪裡经得起皇子皇孙们的瞎折腾。张居正死后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崇禎（朱 由检）在煤山（景山）自縊身亡。
神宗的经济政策复辟，明确阻绝了晚明政改的可 能性，这毋庸置疑是一次歷史性的大倒退。神宗亲自灭绝了自己子孙的未来，也根除了中国开始现代化的歷史契机。神宗们鞭尸张居正的影响十分恶劣，以致于张居 正身后四百年，中国税政几乎了无寸进。甚至，时至今日，中国都无法建立基於资產和资本课税的正规的赋税制度。如果，在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的明代，因应摊 丁入亩而延伸出產权观念，因应產权而產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税法，因应现代税法的產权确认而形成商业信用，因应税政而建立完整的宪政，那么，中国提前四百年进 入现代化也未尝不可。然而，歷史无法假设。每读明史，都让人扼腕痛惜。
二、 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
张 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在於变法局限於经济政策变通，而未能升级為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张居正，中国古代曾经经歷两次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伟大实 践。可惜，这两次实践，都因為政治权力结构性失衡，而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在中国古代，社会财產的主体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次分配问 题大体上没有多少讨论的餘地。这样，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二次分配考验歷朝歷代的财政制度水準。其中，财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税政。 所谓清明政治，无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确保公平高效的税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如此。问题是，税政税政，“税”后面之所以要加一个“政”字，意味著征 “税”必须解决“政治”配套问题，也就是税政必须用制度建设用以固化。
明 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大体上一分為二，官僚与地主两位一体，皇权与百姓两位一体，两个权力主体互相博弈。笔者一直对明朝的士大夫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深恶 痛绝，他们把持舆论、操纵行政、兼併土地、控制工商业，為维护贵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团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望，就 是皇权足够强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专治，有效捍卫普通民眾利益。很遗憾，明末皇权多因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权衰微，则民权就更衰微。民权衰微，则官权横行 霸道，以至於最后官逼民反。显而易见，晚明的政治结构严重失衡，无法维持一个公平高效的“税政”。很讽刺，四百年过去了，明末社会的政治现实，再一次生动 地在当代中国轮回了。
张 居正变法，很接近“摊丁入目”，就是由向劳动者课税，转向向资產持有者课税，这与今天中国的税政改革方向非常相似。这当然极大地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 利益，他们必然会坚决反对，并进行疯狂反扑。这一点与现在的中国国情也完全相同。张居正善用专政，却未能超越专政。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通过专政手段厉行 税政变革，大体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权旁落，失去专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张居正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错误，未能及时开啟政治体制改革，未能 用政治制度固化税政改革成果，未能确保制度的有效行和连续性。张居正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是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当然，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在乎张 居正本人。
神 宗实在不懂经济。万历年间的一切政治问题，皆源於社会分配的极度扭曲。显然，这是经典的“分蛋糕”问题。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刚愎自用，他未能参透张居正税 政改革是為明朝续命，他不明白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张居正去世后，听信了贵族利益集团的蛊惑，又开始搞政府机 会主义了，他放纵官僚地主做大他们自己的“蛋糕”，恶性的土地兼併一发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权，也同时削弱了 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这样，就使得地方豪强迅速坐大；同时，也极大地侵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当然，神宗也著实不懂政治，他未参透那些损公肥私的权贵们才是 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权贵利益集团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险的敌对势力。所以，当张居正新法被废止之后，权贵门重新蚕食皇权（率土之滨皆归权贵），明朝的政治经济 状况迅速恶化。等到了天啟年间，崇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终於恢复了张居正的名誉。但是，此刻為时已晚了，权贵们已经尾大不掉了，税政改革根本无法恢复 了，崇禎只能向权贵妥协，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全国爆发农民起义，大明王朝终於灭亡了。
就 本质而言，徵税权的丢失，导致了皇权（既中央集权）旁落。皇权的核心当然是财政权，财政权的核心就是徵税权。张居正的改革意在维护皇权（既中央集权），也 间接维护了百姓的民权。一般而言，皇权、官权、民权三者关系，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永恒主题。皇权是构造社会平衡的稳定机制，皇权可以调和官、民两权， 官、民两权平衡则天下太平；皇权旁落，官权独大，则官逼民反，天下大乱。歷史的秘密是，皇权这个社会平衡机制往往不以帝王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阉党的形式 出现的（毕竟英明天纵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於是，中央集权屡屡被士大夫阶级描绘成為一团狗屎，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歷史并无绝对好恶，皇权衰落，民权 不保，则必然亡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皇权与民权具有一体化特徵；同时，皇权和民权均具体化為税政权。在中国古代，官僚与大地主是一体两面，他们是皇权与民 权的对立者。皇权、民权与官权的争斗，集中表现於税政问题上。古今中外，所谓的变法，根子就在税政上面。很遗憾，中国古代知识份子（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 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阶层，他们大体是要维护官权的（这一点至今未变）。所以，中国所有关於变法的叙述都故意被扭曲為党錮之争。所以，当举国上下痛恨魏忠贤的 时候，却无人注意魏忠贤存在的财政意义，魏忠贤不死尚可為晚明续命。很无奈，歷史上，魏公公被描绘為十恶不赦，权贵们却被美化為忠肝义胆，老百姓还要為乱 臣贼子唱颂歌。细读明史，让人不禁想到“文革餘孽”，谁能说歷史已经成為歷史。
歷史地看，张居正变法可能都不能算是变法。毕竟，张居正丝毫也没有改革明朝政治的“体”和“制”。比较英国的光荣革命，实在是相去甚远了。张居正既然没能变法，变法失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地发展经济（GDP或小康），而是要构建均衡稳定的政治结构（生產关系），以使经济（生產力）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不要将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邓小平的语言范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歷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今日中国的改革再次遇到当年张居正当年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税政改革千呼 万唤就是无法出臺。税政改革都不能出臺，谈什么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明朝的张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资產為课税依据。今天中国 的管理层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开个人收入和个人财產，竟然无法以资產和资本作為课税依据。千万不要吃惊，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乎一切税负仍然针对 劳动和劳动者（大体还是丁税），而税负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资本利得，这在本质上是在鼓励财產归边（土地兼併）。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会分 配已经极度扭曲，国家财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国的士大夫和公知们，比四百年前更无耻，他们不仅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国家经济主权（皇权）和人 民经济主权（民权）。很有趣吧，他们与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似！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税政变革，却积极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坚决反对公平税负，却积极推动 所谓的“民主”。他们用“文革餘孽”来鞭尸社会主义原则（很像当年鞭尸张居正），阻止一切税政改革的进行。更為险恶的是，他们意图通过“顶层设计”彻底削 弱执政党的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削弱皇权），他们乐见国际金融资本与官僚买办完成行政夺权（财阀专政），这与灭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顺便说一句，这 与美国颠覆前苏联中央集权的方式何其相似！
笔者一向认為，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一向主张：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世界歷史的经验值得国人借鉴。
英 国从大宪章运动一直到光荣革命，建立宪政的全部歷史进程，无非是一次次地进行税政革命。英国贵族不满国王的苛捐杂税，一次次奋起抗争；国王為了抵御外辱， 一次次争取国家徵税权。最后，终於在谈判和妥协中，建立了合理的税政制度。甚至，英国的议会制度就是直接脱胎於英国的预算会议制度，宪政的整体架构也是脱 胎於税政结构。英国的税赋公正和资本效率逐渐引申出其它领域的公正和效率，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光荣革命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开啟了 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至此，英国终於摆脱了，从土地革命到土地兼併的恶性循环。其它欧洲国家，借鉴英国的经验，纷纷进行了税政革命，接连走上了现代化之 路。
美 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美国从建国起就以完善税政為国家稳定的基石。1899年，美国最高法院宣佈：“徵税权是最大的权力，是整个国家建筑之根基。它对一个 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就象我们蒙昧人呼吸的空气一样。它不仅仅是毁灭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 v.Ames,173US509,515<1899>）。美国正是因為税政的先进性，保证了宪政的有效性，进而保证了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 大国掘起的伟大歷史进程。
反 观中国，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两次税政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两次税政革命，可以看作是两次失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宋明王朝，多数皇帝无意代表平 民，也无意与权贵抗衡，更无意建立平民与权贵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数时候，皇上為权贵挟持，无限度压榨平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轮回。明朝之后，改革（变法） 变成了禁区，无人再敢发动税政革命。中国因税政僵化，终於无缘於工业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终结了封建统治，税政革命依然无法展开。甚至到了西元二十一世 纪，中国仍然连公民财產公开透明都无法实现，更遑论依此建立现代赋税制度，当然也无从论及现代税政。无税政何谈宪政，共和之路歷尽沧桑。
有些浅薄的学者搞不清楚鸡与蛋的关系，一次一次妄言宪政。殊不知，宪政是税政的政治样式，是税政的制度结果。没有脚的人如何做鞋？照著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双童话般的玻璃鞋，然后让共和国削足适履，如何能不摔跟头！
四、经济改革的政治配套问题。
显而易见，张居正未能為经济改革进行政治配套。那麼，什麼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笔者认為：首先，必须系统建立為实现税政而工作的“体”，也就是独立于官僚地主阶级控制的组织体系。其次，必须建立為实现税政而设立的“制”，也就是完整的、刚性的、稳固的法律体系。最后，将“体”和“制”上升到立宪的高度，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
张居正有他自己的歷史局限性。他意图依赖专政来实现税政，税政就变成了短期有效的经济政策，而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制度。
毋 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张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没有一个能搞清楚专政和税政的关系。在现代税政未能成型的时候，欲行税政，必须专政。当然，税政 建立完成，宪政配套完成，应该免除专政。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意图通过强化皇权专政，用暴力解决财政问题，由巧取变成了豪夺（强抢和强佔）。结果，皇 家非但不能解决财政问题，还製造出魏忠贤这样的专政怪物。所以，东厂不够用，就搞西厂；西厂不够用，就搞锦衣卫。皇权专政可以代替税政吗？结论是非常简单 的，暴力只能带来短暂的暴利，而暴利註定引发更大的暴力（农民起义），无税政而专政的财政模式当然不可持续。显然，必须建立一种互惠共利的税政制度，才能 达致持久的社会平衡，进而实现长治久安。
后 世的中国政治家比神宗聪明吗？未必！中国的政治家们就是不长记性，他们仍然迷信专政，就是不相信税政，更不相信宪政，他们一次次用专政代替税政，他们一次 次被碰得头破血流。歷史总是让人希嘘，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重复老套的厂卫制度，我们建立了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我们就是不允许税政改革。没有 现代税政能够反腐吗？没有现代税政能够“维稳”吗？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天下的好事情（所谓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过！四百年来，中国人就是 无法完成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歷史性跨越。
世 界经济史的残酷教训告诉我们，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与主义没有必然联繫）。权贵与平民的纷争将是永恒的，执政者存在的最大 意义在於，在权贵与平民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平衡机制。现实地看，权贵消灭平民（极端右翼），平民消灭权贵（极端左翼），都是虚妄的选择，只能导致悲剧。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执政者的使命，是构建平衡，而绝对不是强化集权於一端的专政。无论是皇权专政，还是财阀专政，都是专政，都不是建立政权的终极目的。国 家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绝对不是专政的工具。如果，这种平衡是稳固的制度性安排，就可以确保执政者自身的稳定。所以，税政昌明，必然政治昌 明；税政稳定，必然政治稳定；税政先进，必然国家先进。反之，无论多好的统治者，无论多好的主义，一旦失去税政支撑，都必然会走向反动。
不 通经济的史学家们，躑躅徘徊於表面的社会现象。他们总是将歷史的悲剧归结于官僚的腐败，他们习惯於将希望寄託于统治者（皇上）的良知。那麼，用良知就可以 治理腐败吗？崇禎的良知很差吗？崇禎打掉了九千岁魏忠贤，反腐斗争不可谓不彻底了，有用吗？显然，这不是良知问题，甚至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经典的制度建设 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税政问题。能够建立现代税政就足以反腐败了。显然，崇禎由於缺乏对经济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设若崇禎明瞭经 济，他就会先用魏忠贤，以专政手段重建税政，然后再惩治魏忠贤的专治问题。可惜，崇禎未能建立税政，意气用事灭了魏忠贤，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权专政（中央集 权），使得税政加速恶化。皇权（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而官权却极度膨胀，搞得民怨沸腾狼烟四起。崇禎的教训，值得今天的执政者深思啊，现在有人就是要削 弱一党专政啊！用专政代替税政是错误的，放弃专政而无法建立税政更是错误的。丢掉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税政靠什么建立？就靠温体仁的道德说教吗？没有了 税政的支撑，权贵只会放手压榨李自成。温体仁之流统统都是大地主，他们只知道维稳（强化专政），也就是维护利益集团权利的稳定。他们无意于通过制度建设实 现社会的再平衡。所以，他们玩弄各种花哨的“经济政策”糊弄崇禎。抽风似地“经济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腾吗？国库日渐空虚，能不搞到狼烟四起吗？就这样 稀裡糊涂又混了四百年，能有进步吗？说到温体仁，不能不顺便提一下袁崇焕。正是那位温文尔雅的温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后金的反间计，上密奏参核了袁崇 焕，最终导致崇禎误杀袁崇焕。温体仁很清楚，袁崇焕如果灭掉了后金，平复了各地的农民起义，以军功出将入相是早晚的事。况且，以袁崇焕的正直与刚烈，再行 张居正变法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团必欲先除之而后快，温体仁罗织罪名杀害了袁崇焕，也灭绝了明朝最后一丝希望。温体仁栽赃陷害袁崇焕，收到了一石二鸟之 功，支持过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被流放，兵部尚书王洽等官员被杀。至此，大明皇权被温体仁肢解殆尽，崇禎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跡了。
笔 者再强调一遍：万法皆税，治国先治税，税政即宪政，完善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曾经反复著文说明，国家主权的核心是徵税权（领土主权说到底是徵税权）。 旧殖民者通过佔领土地获得徵税权，新殖民者通过金融控制变相获得徵税权。笔者反复解释，国内外利益集团就是通过肢解政府的徵税权，从而截获国家和人民利益 的。执政者，何必空言民主？执政者，务必牢牢掌握徵税权，务必通过制度化来规范徵税权。诚如此，一切政治改革尽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训，揭示出了我国政治改 革的正确方向。甚至，连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方法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国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万语（温体仁的奏摺美妙至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检测标準非常简 单：税政改革。从民国到共和国，整整百餘年了，连一部像样的税法都没有，连起码的税政制度都无法建立，还谈什麼现代化？还谈什麼大国掘起？如果，管理层又 搞弯弯绕，时髦屁话一大堆，就是不搞税政改革，歷史的轮回将是不可避免的。
五、 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来，“普世”的谎言遮天蔽日，中国共產党一党专政受到严重挑战。在未能通过专政实现税政变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税政而完成宪政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共產党一党专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国中央集权瓦解，意味著国内外财阀全面夺权。
中 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与明朝并无本质区别。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官商两位元一体，党民两位一体。削弱中国共產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彻底削弱人民当家作主的权 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税政民主（宪政制度）之外的选票民主，那不过是财阀专治的劣质表演而已。脱离了现代税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宪政民主”，将必然导 致共和国滑向财阀专政的深渊。那样的后果，只会成全努尔哈赤之类的外夷。
在 没有税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变相私有化意味著什麼？这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进大规模土地兼併，是将1949年人民获得的经济主权退还给官僚买办资產阶 级。这会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吗？这能够建立稳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吗？这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吗？绝无可能！為了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也不排除是為了 解决洋人的经济危机），不惜牺牲本国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将土地作為最后的融资手段，短期获得极大的资產升值效应（卖地增加收入），长期则成為执政党的歷史 性负债（社会保障负担）。这是经典的政府机会主义，政府机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它将葬送中华民族的未来。神宗已经提供了惨痛的歷史教训，拉美和 南亚的现代实践也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我国必须建立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
为 了建立我国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我国必须坚持中国共產党一党专政，并通过专政的手段完成现代税政改革（甚至是税政革命），在税政改革完成的基础上， 建立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最终升级固化為宪政制度。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我国可以考虑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反腐败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建立国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结论是，今后的改革开放，必须以税政改革為契机，开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全面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歷史进程。
本文的最后，笔者想谈一点哲学问题。
政 治并无绝对好恶，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财產分配的平衡，劳动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权力平衡作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权力失衡，一切说教皆為浮云。笔 者并不反对私有制，好的私有制也可以达成财產分配的平衡，并可以极大的促进生產力发展。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私有制，恰恰需要落实政治权力的公有制， 以实现政治权力的社会平衡。否则，私有制就必然沦為一小部分权力拥有者的极端私有制，而远非人人权利平等的公平正义的私有制。笔者也并不反对公有制，好的 公有制可以达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公有制，恰恰需要私人权利的法律保障（特别是私人 财產的保障）。否则，普通私人（人民群眾）仍然会沦為公有制下人民代表们的奴隶。笔者并不反对进行一次分配的变革，但那必须在二次分配能够再平衡的条件下 进行。否则，改革就变成了產权转逆向移外加劳动收入剥削的双重剥夺，这与明末的土地兼併无本质区别，结局不问可知。就此而言，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 政治权力的再平衡。笔者本无政治色彩，就是為了实现这种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笔者与许多的知识份子只能自觉地成為左翼，我们需要左翼强大到可以平衡官僚买办 政治专治的程度。笔者相信，很多的觉醒的中国知识份子都将成為左翼，直到中国实现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国的政治再平衡固化為宪政体制。在哲学上，左右 是对立统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精通哲学的卓越政治家，一定会驾驭左右的矛盾、衝突和斗争，在剧烈的能量交换中控制耗散结构的演进方向，在 建立更稳定的、新的耗散结构中实现更高水準的社会平衡。
一部明史，万法皆备，何必去听洋人忽悠；回眸煤山，并不久远，不能允许悲剧重演。
卢麒元，转载自“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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