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狠批吴祖光之际的内心挣扎

　　言之罪

　　1957年1月16日，老舍在英文《人民中国》第1期发表《自由和作家》一文时，绝想不到在不到五个月之后的6月8日，中共中央会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经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反右檄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鸣放的大门瞬间关闭，反右的大幕倏然拉开！

　　不过，我想，在这个时候，老舍可能会在心里自问：这是为什么？

　　作为一个在此前写出了《猫城记》、《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等长篇小说，已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加冕“人民艺术家”的桂冠，手头儿正反复打磨话剧《茶馆》的作家，无疑，他深刻懂得的是文学，清晰明白的是文学的标准。对政治，或许懵懵懂懂，或许一知半解，更或许是有着出自文学的了解，至少对于政治之于文学，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他在《自由和作家》中写道：“一部文学作品肯定是政治宣传的一件武器。但应该是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文学要遵从其自身的规律。没人肯读那种说是文学，其实满是政治词句的作品。”“行政干预不论动机多么好，都必然会妨碍创作真正的艺术。”“我们不该强迫自己去写我们不大了解的事情。”“每一位作家都该写他所喜欢和能够把握的人物、生活和主题。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写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作为作家自己的作协有义务帮助作家解决困难；但是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出版一切有道理的东西，而不管作家属于什么思想形态——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事实上，对于老舍，这早不是什么新见。退回到20多年前，当他1930年到1934年在济南执教齐鲁大学时，就在编写《文学概论讲义》（当时为铅印，直到1984年6月老舍去世几乎整18年，才由北京出版社初版。）时，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和结果，提出了反思。

　　老舍当时提出，五四的提倡白话文，例如胡适那著名的“八不”（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滥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文，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模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只是“消极的把旧文学的弊病提出来，指出新文学所应当避免的东西。”但考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不能说已把这“八不”做到。他以新诗为例，不用古典故，而改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故事与人物，还是“用典”；“言之无物”、“无病呻吟”的作品很多，不合文法的文字比比皆是。“这种现象，在文学革命期间，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其重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局部的，是消极的，而没有在‘文学是什么’上多多的思虑过。就是有一些讨论到文学本身的，也不过是把西洋现成的学说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并没有很大的批评家出来评判指导，所以到现在伟大的作品还是要期之将来的。”

　　换言之，这个时候，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二马》，手头正在写着另一部长篇《猫城记》，且已通过小说人物对五四的学生运动有所针砭的老舍，凭着自己起点很高的文学实践，微词地表达了对于“文学革命”的不甚满意，同时，还显露出一种创作上“要期之将来的”由衷自信。他说：

　　最近有些人主张把“文学革命”变成“革命文学”，以艺术为宣传主义的工具，以文学为革命的武器。……这种手段并不是新鲜的，因为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也是想以文艺放在政治之下，而替政治去工作。就是中国的“文以载道”也有这么一点意味，虽然中国人的“道”不是什么具体的政治主义，可是拿文艺为宣传的工具是在态度上相同的。这种办法，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与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以文学为工具，文艺便成为奴性的；以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的伺候他。……

　　……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乎它有艺术的价值没有，它内容上的含蕴是次要的。因此，现在我们只听见一片呐喊，还没见到真正血红的普罗文艺作品，那就是说，他们 有了题目而没有能交上卷子；因为太重视了“普罗”而忘了“文艺”。

　　撇开老舍的其他所有文字不谈，单拿以上这两段出自《文学概论讲义》与《自由和作家》的文字，即便是用1957年右派言论的严格标尺去衡量，都是要因言获罪的。而从时间上看，《文学概论讲义》中的罪言比1942年3月先后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丁玲的“错误文章”《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反党文章”《野百合花》，还要早10余年。


　　罪之言

　　才子型的剧作家吴祖光，是与老舍相交忘年的小朋友，两人年龄相差18岁。老舍还是吴祖光与评剧演员新凤霞的大媒，而且，在吴、新结婚那天，老舍是以女方家长的身份当了主婚人。1957年因言获罪的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并于1958年初发配北大荒劳改，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跟他断了来往。只有老舍时常去家中探望新凤霞，鼓励那时还识字不多的她多给丈夫写信，带去温暖。老舍说：“写信也是学文化，像作文一样，多写，一天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就这样，吴祖光成为他那一批劳改人员里收到家信最多的人。

　　1960年临近春节的一个下午，从北大荒返京的吴祖光与新凤霞走过王府井大街时，与拄着拐杖迎面走来的老舍不期而遇。老舍一把紧紧抓住吴祖光，说“我知道你回来了，正要找你，我有一样东西拿给你看，现在就到我家去。”老舍拿出一幅齐白石画的玉兰花，左侧题字是“过去董狐刀笔绝，好花含笑欲商量——白石并句”。吴祖光一看就愣住了，这是落难的新凤霞为贴补家用、抚养孩子卖给画店的画。老舍说：“这张画是我在画店买来的，发现在画轴签条上有你的名字！”吴祖光眼里含着泪，说“请先生在画上写几个字吧！”老舍遂挥毫提笔，写的是“某年某月在画店购得此画，今还赠祖光，物归原主矣。”吴祖光问买画花了多少钱。老舍答曰，“不用问了。对不起你的是，我没能力把凤霞卖掉的画全给买回来。”

　　以上这段真实的故事，早已成为文人间患难见真情的佳话，也常用来说明老舍是一个对朋友，尤其落难中的朋友，悲悯到体贴入微且有豪侠性情的人道主义者。我觉得，这个故事除了透露出老舍的温情、善良，还有一层极易被忽略掉的更深邃的意味，即老舍在心底深藏着一份对朋友的愧疚和自责。

　　老舍十分清楚，吴祖光的右派罪言主要是因为他发表在1957年第11期《戏剧报》上的那篇题为《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的文章：

　　……在我们接触过，或是听说过的许许多多的文艺部门，以及一些文化机构里却常常由于领导人物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的种种不同情况，所谓领导只不过是行政领导。换句话说，行政领导成为万难，成为一切的领导。这些领导人物经常把政治和艺术截然分开，认为自己就是政治，于是艺术家都成了政治落后的人。

　　……在过去这些年的文艺工作当中，我总感觉到所谓领导常常只是行政的、事务的、物质的、团结、统战一类的领导。假如是这样，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

　　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既然我们的领导屡次说到行政命令不能领导文艺工作，那就该明确行政命令不领导文艺工作。

　　显而易见，若把老舍在《自由和作家》里的言之罪放到天平上，至少不会比吴祖光的分量轻。换言之，老舍能闪到一边没有被划为右派，表面幸运地躲过反右这一劫，或实在是因为他自身的重量和用途比吴祖光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我没有文献的资料证明反右开始以后，毛泽东或周恩来是否钦定了一个那些虽鸣放了罪言，却不一定非要令其获罪的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以及老舍是否就在这份名单里。

　　但在反右开始之后，老舍倏忽间便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乾坤大挪移。1957年7月22日，他在《文汇报》发表了《创作的自由》，文章对自己在半年之前提出的“创作的自由”，提出了自我否定的主张：“有人说，创作必须自由，不受任何干涉。这似乎是说，作家宜有绝对的自由，否则碍难创作。可是世界上从古至今有没有绝对自由呢？没有。”“既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得接受社会主义文艺方针的领导。领导为的是明确方向，不是干涉写作。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创作是不好的，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文艺事业的社会主义领导。”“克服个人主义不是消极的，而是要积极地把思想感情改变到集体主义上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变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战士。”

　　毫无疑问，以老舍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光否定自我是不够的，他必须得主动或至少得装作主动甚或有可能是完全被动地站出来，真心地或至少装出是真心地也许完全是违心地否定和批判别人的言之罪，哪怕这个人曾几何时是他的朋友。

　　老舍不仅不得不批判吴祖光，批得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还不行，一定得鞭辟入里，甚至一剑封喉。1957年8月20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为了显露真情，表达忠心，他说感觉“过去认识他（吴祖光）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他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读了，全是攻击和诬蔑新生活的，……他的精神世界就是粪坑、蛆虫与牛鬼蛇神。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个社会是个是非分明的社会，是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没有吴祖光的那种‘自由’，也不能满足他的‘趣味’。……在材料里，我看到：吴祖光说，他在抗战八年写了好多剧本，而在解放后一个戏也没有写，证明不该有领导，证明新社会束缚了他的创作。……以反右派斗争以来的事实证明：思想上反动，必然会进一步有政治上的反动活动。……吴祖光的反动小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

　　巧得很，在同一天出版的《北京文艺》8月号上，登出了老舍的另一篇文章《旁观、温情、斗争》。他说：“在斗争右派分子的同时，好好检查我们自己，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可以这么说：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些鬼，时常出来作祟。……我们脑中那些鬼，封建思想的鬼、资产阶级思想的鬼、个人主义的鬼，都会时时拉我们走向与社会主义相反的路上去。……我们每逢一骄傲自满，以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可以及格，那些小鬼便会在我们得意忘形之际，把我们捉了去。右派分子是有形体的鬼，可以看得见；我们心中的鬼却是无形的，所以更可怕。斗争吧！斗争右派分子（同时也斗争我们自己心中的群鬼），不许旁观，不许有温情主义。”

　　我想，老舍当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由和作家》在此时此刻根本就成了一部展示他“无形的”“心中的鬼”的舞台，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感到后怕。因此，他要努力以外在的具体、实在的言行，向反右的人们昭示，他在拼命捉自己心里的鬼——那些戴罪之言。

　　第一步是捉鬼，捉住以后是洗涤。老舍深知洗净“心中的群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反反复复、里里外外、彻彻底底地洗。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之后的老舍，无疑就处在了这样一个不遗余力地洗涤心鬼的过程里。他必须不断积极热情地参加斗争会，主持批判会，发表批判文章。他还要努力在批判文章中写出风格，写出新意，写出力度。

　　9月8日，老舍在《文艺报》第20号发表了《祝贺<收获>创刊》一文。具有反讽意味且不无吊诡的是，老舍那与曹禺的《雷雨》一起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并立双峰、“文革”中在他投太平湖自杀以后被批是“为封建主义唱挽歌”的“大毒草”的三幕《茶馆》，就是发表在7月24日刚刚出版的这期《收获》创刊号的“剧本”专栏。

　　我不知老舍此文是否源自心灵的深处，如果不是，倒的确能够看出，也能真切感受到他在努力洗刷自己。他说：“右派分子反对文学事业应当有领导。他们要的是‘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与一切‘自由’，包括着乱搞男女关系，提倡文人无行，海阔天空，胡作非为。……假若这种自由而能通行无阻，势必暗无天日，鬼哭神嚎……他们宁肯虚此一生，也绝对不肯‘奉命创作’，为人民服务。……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作家的领导纪律，我们的创作一定会蒸蒸日上。创作的信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创作出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反之，个人主义的野心与资本主义复辟的野心串成一气，作家与作品便同归于尽。右派分子的兴风作浪，不过落个心劳日拙而已。社会主义万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的文学万岁！”

　　吴祖光的那句“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从来是坊间著名的右派罪言，它的毒自然深、大、广，洗涤起来自然十分艰难、麻烦。也许是老舍自觉他在众人眼里是吴祖光的朋友，因此，他的批评须来得更加用心、用力，这样，既可表明姿态，又可漂白自己。

　　9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老舍在发言中具有针对性地指出：

　　他们说：没有人领导莎士比亚呀，也没有人领导巴尔扎克啊，所以他们才伟大。请 问，你怎么知道，他们若有领导就必定不伟大，或者不更伟大呢？伟大的鲁迅接受了党的领导，所以越来越伟大。……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人民便无从创造社会主义事业，文艺工作者就无从创作任何进步的作品。想在党的领导之外、人民之外，找到创作的灵感与源泉吗？且慢，那么一来，就走出圈外，成了可耻的右派分子啊！……党的领导配合上我们的政治热情与严格的劳动纪律，我们才会享受创作的自由。这种关系是愉快而亲切的。独立思考由社会主义与集体利益出发，才能得到为人民服务的结果。想了半天而归顺了右派，既非独立，也不叫思考。……

　　老舍的这个发言，以《树立新风气》为题，发表在9月29日的第25期《文艺报》上。

　　也因此，我觉得，当1960年春节前的那天下午，老舍将白石老人的“白玉兰”还赠吴祖光，并当面说出“对不起你的是，我没能力把凤霞卖掉的画全给买回来。”时，他的内心独白应该是：“祖光啊，对不起你的是，我1957的罪之言不比你轻，可我不止一次地批判了你，伤害了你，刺痛了你！你就权当把还赠你的白玉兰，当成我干干净净的心迹吧！”

　　傅光明，《信睿》2012年第11期，原标题为《一九五七——我的言，我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