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0日 星期四

“我为革命造谣言”


   当下媒体的各种言说中,不少人会选择诉诸历史(当然还有诉 诸外来和尚或其他权威的,有时还搅在一起)。借古讽今也好,影射史学也罢,这确为不争的事实。比如《南方都市报》,就专辟了一个《历史评论》版,对时事热 点从历史角度予以解读。类似的还有很多,有心的读者自可留意。在此过程中,选择哪些史实来进行言说,就很耐人寻味了。比如今年的各种纪念史学中,不少媒体 把目光瞄向了二次革命爆发的1913年,毕竟逢百年,算大庆。所以宋教仁遇刺案,以及民国的歧路等话题就很热闹。而对其他一些逢十逢百的年份,比如此前十 年,即1903年的苏报案及相关问题,则似较少注意。
 
  倒是凤凰网2011年推出的一个专题,值得注意。当时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他们策划制作了一套颇为别致的清末十年特刊《穿越报》。其第三 期尤为有趣,总题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为革命造谣言”,结合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对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之前因后果及相关话题,进行了比较通俗简明 的介绍。比如指出清政府在苏报案上说不上搞文字狱,反倒是号称英雄的章士钊、章太炎等人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且不说他们的大部分推翻政府的言论在任何文明 国家都可以算得上是犯罪,就是为宣传革命而捏造消息甚至伪造“上谕”,亦更成问题。多年以后,作为当事人的章士钊回忆说:登载《严拿留学生密谕》后,清廷 谴责为捏造,《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抄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象,可从《苏报案纪事》字里行 间看出”。凤凰网标题中的“我为革命造谣言”,脱胎于此。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新闻人这样做只是偶一为之。“我为革命造谣言”的活动,辛亥革命前后还在不断上演。比如武昌起义爆发后,《民立报》发表 的很多消息,说什么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外国友邦乐观支持等,就并非事实,而是为了鼓舞人心而刻意编造出来的“谣言”。当时在伦敦的章士钊再度大显身手,笔 杆儿一摇,就向国内发回不少这样的不实信息。类似的情况,在有名的《新青年》杂志上也上演过,而且是“双簧”。
 
  当时陈独秀等发起文学革命,反响寂寥,他又“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怎么办?好比做戏,得有“反角”,只好自己撰文反对自己了,何况, 使反对言论于己有利的最好办法就是由自己冒名提供反对言论。于是,钱玄同炮制出一封王敬轩来信,刘半农则以编者身份奉答。两信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 载于1918年3月的《新青年》。即便如此,也没有引来预期的“反响”。戏还得演下去。6月,刊出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来信,作答的陈独秀 似乎不知“妄人”王敬轩的来历,但他应知道“崇拜王敬轩者”乃何许人:全信仅两行字,却有三处(浮一大白、崇论宏议、自由讨论学理)为其本人的习用语!7 月,钱玄同借批“戴主一来信”(系伪造)来“驳王敬轩君来信之反动”,称“本志易卜生号之通信栏中,有独秀君答某君之语,请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农君答王 敬轩君如此措词的缘故。来书中如‘胡言乱语’、‘狂妄’、‘肆无忌惮’、‘颜之厚矣’诸语,是否不算骂人?”躲在黑暗中骂自己,然后对公众说是别人在骂 他,并对这种无耻的詈骂感到强烈的义愤,以致回骂起来理直气壮——这也算一种奇观了。
 
  为此感到不安的胡适,在给好友任鸿隽的信中透露了“王敬轩来信”的内幕。后者很吃惊,不敢相信:一是“君等无暇作此”,更重要的是“为保 《新青年》信用计,亦不宜出此”。陈衡哲说,“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任鸿隽以为不然:假如“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 谁复信之?又君等文字之价值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途危者也”。可惜,如任鸿隽这样的清醒者太少。更多的人,倒是义无反顾地走上 了“我为革命造谣言”、“我为革命演双簧”的不归路……中国新闻人百年前的这种选择,可谓流毒匪浅。诚如一位网友留言所说:这个观察,到如今还适用吗?不 妨清夜扪心自问。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刘宪阁,《青年记者》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