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很简单：袁世凯是政治家，孙中山是理想家

教科书的说法是，自《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清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成为殖民者统治与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奈何辛亥革命的爆发及革命形势的发展，让洋人痛感，旧有的代理人太窝囊，太不济事，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找啊找啊找啊找，他们瞄上了袁世凯。

西方殖民者为什么会喜欢袁世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袁世凯在朝鲜时，就同许多英国人建立了友谊。袁世凯归国后，在天津小站练兵，洋人们发现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认为，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袁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鼓吹军队现代化的人。

1898年10月27日，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到天津小站参观访问，对袁世凯新军的评价是：清帝国仅有的一支装备完善的军队。当然了，他还夸袁世凯军纪严明，甚至夸袁世凯清廉。原话是这样的：“我观袁公之发饷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矣。”并且由此而大生感叹说：如果中国的统兵大臣都能像袁公这样，“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袁世凯的军队确实是劲旅，单说硬件，就非常完善：第一，实行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制。第二，配备有步、骑、炮、工程、后勤等多兵种。第三，仿行外国征兵制，对应征士兵严格要求，并给家属多方照顾。第四，建军官学校，培养专门的军事人才。第五，聘外籍教官训练新兵。第六，全部西式装备。总之，就凭这支军队，洋人就对袁世凯刮目相看。

还有，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很得洋人欢心。袁世凯毕竟稍微具有了现代化常识。他倾心于西式兵法兵器，与迷信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当然格格不入了。正是由于与义和团格格不入，才导致他对于政府利用义和团对11个西方国家同时宣战的弱智行径由不满到阳奉阴违进而与其他督抚联合起来搞“东南互保”。由于义和团见洋人就杀，见教民就砍，所以，“东南互保”时，山东竟成了洋人的避难地，洋人不喜欢袁世凯才怪呢。

袁世凯玩得最漂亮的一招，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有关天津的接管问题。当时联军规定，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后，中国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之内驻扎军队。天津不让驻军，北京的安全咋办？吓得老太后都不敢回銮了。最后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袁世凯，你去接管吧。袁世凯从自己的军队里提出3000兵，对他们进行了短期的专业培训，改换制服，称为“中国警察”。接管期一到，袁世凯的“警察”长驱直入。形式上与条约无冲突，实质上相当于中国驻军，八国联军又失望又敬佩，特别是天津治安一下子成为各省之冠，可谓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后来，袁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施新政，搞改革，把个天津治理成模范省，洋人越看越喜欢。后来，当袁世凯被迫回安阳钓鱼时，他们甚至替袁世凯可惜，认为摄政王载沣是个软弱的人物，袁世凯应该发动政变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后，洋人准备抛弃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时，一下子就想到了袁世凯。

我曾经替孙中山可惜，对西方洋人有意见：你们已经抛弃了一个能让中国发生希望的人物——光绪，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抛弃中山呢？事实上，洋人也考虑过孙中山，只不过考虑之后，觉得不行，遂放弃罢了。正如对于光绪帝的评价一样（他们认为光绪是一个幻想家），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空想政治家和夸夸其谈者”。当时的英国记者查门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孙博士有许多英国和美国的朋友与同情者，但他们无意于支持反抗政府的叛乱……他们中大多数把孙看作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致国务卿诺克斯的电文中将袁与孙作了一番对比。

他说：“一般认为袁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至于孙中山，“无论从其品质和能力看，此间人士都不认为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生在沿海，他在外国受的教育，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外，他不知道中国的内情，或者说不懂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性格、传统和习惯。”所以孙中山能控制局势“是很可疑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袁世凯是确保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唯一人物。”

洋人废话多，其实，袁与孙的差别很简单，前者是政治家，后者是理想家。

政治家利用自己心中的“术”，凭借手中的“力”，借辛亥革命的“势”，一脚踩清室，一脚踩革命党人，三下五除二就摘走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心甘情愿把果实让出的孙中山，将满肚子希望寄托到袁世凯身上，希望在袁世凯的带领下，中华民国走向共和，赶超欧美，原话是：“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

为了让中国赶超欧美，理想家决定与政治家分工合作——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北京第一次握手时，说出了一句名言：希望大总统为中国练二百万军队，我为中国建设二百万公里铁路（一说是10万英里，唐德刚先生说是20万里，所以，这个二百万可能是中山那个包括百万英里公路在内的建国方略吧。其实，不管多少，好像都有些过于理想化，因为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铁路营运里程尚未突破7万公里）。

唐德刚先生分析说：“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唐先生进一步认为，孙大炮这个诨名，可能就是袁世凯给叫出来的。这里唐先生错了。事实上，中山先生大炮之名来之早矣。远在辛亥革命前，孙公经常在华侨中发动大家捐款赞助他的革命，奈何起义一次失败一次，屡败而战，严格来讲是屡败而捐，而且每次募捐时都要向诸位保证：孙文这次一定成功。可是经常的情形是，孙公这边话声没落地，那边革命党人起义失败甚至尚未起义因泄密而失败的消息就传来了。由此，孙公得个孙大炮的诨名。

这诨名并无恶意，相反，它是对一个理想家的最好的概括。《纽约先驱报》的驻华记者端纳——那个后来曾给老蒋作过顾问、与宋美龄私交不错、甚至参与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美国家伙曾记载过他与孙中山一次关于修铁路的谈话，当时孙中山正在地图上划他的全国“路线”，他问端纳：“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给这笔钱吗？”

端纳问：“条件是什么？”

孙中山说：“啊，我们给他们以筑路权和经营40年铁路的权力，40年期满后他们把铁路完整地无偿地交还中国。”

端纳说：“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哪怕修筑一条最有利可图的铁路，也没有希望得到一文钱的投资。”

中山说：“政府稳定与否有什么关系？只要各省同意就行！”

端纳问：“财政问题怎么办？”

中山的回答是：“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

从这些细节里，我们不难看出，孙公缺少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常识。第一不考虑政府的稳定，第二不考虑财政问题，第三把外国投资商当傻瓜，以为人家不管中国政府是否稳定就会掂着巨款前来中国投资筑路……可能正是这种常识的缺少才导致西方人把他看成一个夸夸其谈者吧。

唐德刚先生在他的《袁氏当国》里讲述了政治家戏弄理想家的一个小故事：孙公吹牛，欲把中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袁公顺水推舟，授孙公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公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了。袁公把当年西太后所乘的花车专列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要求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做盛大款待。结果呢，孙公未修成一寸铁路，孙、袁交恶后，当局查铁路公司账目，发现孙公光视察费就花去百十万两……

新浪读书，摘自端木赐香《换个角度看历史：重读晚清六十年》，华文出版社，原章节标题是《上下求索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