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之子袁克文救护国民党人唐继星

1920年，袁克文署名寒云在上海《晶报》三日刊以连载形式发表《辛丙秘苑》，其中讲述的主要是他自己在1911辛亥年至1915丙辰年间的所见所闻。在标题为“拯救唐继星不果”的第28节中，袁克文谈到他在“癸丑之先”即1913年之前，与国民党天津支部负责人唐继星之间的传奇交往：

“民党有唐继星者，粤商唐景星子也。清末季，以革命入清苑县狱，至辛亥，始释出，寓天津，理国民党支部。癸丑之先，有女党人输弹械入都，屡为京探破获，谓继星为魁，悬金购之，探者密布。继星犹自以为无所患也，日作狎邪游，昵一妓，寝食必于是。予于友人筵中识之，颇相得，日夜饮博。”

有一天晚上，袁克文在天津南市唐继星所喜欢的妓女家里喝醉了酒，出门时恍惚发现有军警在马车旁边守候。他虽然没有太在意，却以醉酒为由，要求唐继星送自己回家。第二天酒醒之后，有人告诉他昨天晚上于无意中救了唐继星。因为侦探找到这个妓女家里时，发现袁克文在场，就没有敢直接冲进去抓捕唐继星。酒宴结束后，见唐继星上了袁克文的车，仍然没有敢动手抓捕。袁克文为此事专门到日租界的德义楼拜访唐继星，劝告他暂时不要再到南市的妓院，并且写信给军警当局替他解释开脱。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军警方面再没有出面骚扰唐继星。袁克文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便在唐继星所喜欢的妓女家里请朋友们喝酒赌博。袁克文的车夫突然走进来悄悄告诉他，军警已经包围了这家妓院。赌博结束后，袁克文告诉唐继星说：“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与你商量，请你务必和我一起到德义楼去谈一谈。”唐继星以已经与该妓女约好要在这里留宿为由，表示拒绝。袁克文只好表示可以请该妓女一起前往，唐继星才答应下来。军警见袁克文与唐继星手挽着手上了马车，只好予以放行。

到了德义楼，袁克文告诉唐继星说：“我已经为你解释过了，现在看来竟然没有作用。你在这里住下去肯定是要出事的。而且军警今天的人数比以前更多，恐怕他们执行的是特别命令。”

唐继星听了，询问袁克文该怎么办？袁克文立即让旅馆的服务人员去询问有没有南下上海的日本商船。得知当天晚上刚好有船南下时，就亲自把唐继星送到船上。当有人质问袁克文为什么要救助与袁世凯中央政府为敌的唐继星时，袁克文给出的回答是：

“谋政者公也，友谊素私也，虽不可以私废公，亦不可以因政丧谊。继星有谋，予未见之，亦未有实施之迹，不能专断也。版式既善于予，予友也。岂可坐视其死而不一拯济耶！后苟作乱，自有正其罪者，今予但尽予心耳。倘已作乱，予亦不与之友矣。”

让袁克文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听说唐继星在上海竟然被自己的兄长所出卖，“诱至华界，执付使署，遂解京弹杀矣！”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唐继星的父亲唐景星，是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创办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开办第一家由中国人办的保险公司、编纂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及教科书，创建上海第一家现代医院的“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李鸿章曾经为他留下过“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的高度评价。

唐廷枢，号景星，亦作镜心，出生于1832年5月19日，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他的父亲唐宝臣在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当校工，为了能让儿子免费在这个学校读书，唐宝臣一下就与校长塞缪尔·布朗（S.R.Brown）签订了8年的务工合同。1842年起，唐廷枢入读该校，与他同班的另外5个学生中，还有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容闳。

唐景星在马礼逊教会学堂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毕业后从香港一家拍卖行里职位很低的助手做起，一直做到英国著名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andCo.）的买办。1873年，唐景星离开怡和洋行，参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后台的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1874年6月，时任上海招商局总办的唐景星与上海县知县叶廷眷资助容闳、郑观应等人，创办上海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华人报纸《汇报》，并且向容闳推荐12岁的小同乡唐绍仪入选第三批赴美留学生。1885年以后，唐景星脱离招商局专门负责开平煤矿。1892年，他因病在天津开平煤矿局去世。

1908年4月11日，唐景星的儿子唐继星因为在他自己所主持的北京《京华报》上，转载了旧金山华侨报刊《世界日报》的新闻，不仅被清政府军警当局封禁了报纸，而且还被判处10年监禁。辛亥革命爆发后，唐继星提前出狱，在天津加入了同盟会及国民党。富家公子的特殊身份以及与国民党最高层的孙中山、汪精卫、唐绍仪等人的同乡关系，使他很快成为国民党天津支部的主要负责人。

据先后三次出任南京市长的广东籍国民党元老马超俊在口述自传中回忆，“二次革命”爆发之后，“我在上海参加居正、钮永建淞沪举义，准备攻占吴淞炮台及高昌庙制造局。不久我偕朱卓文、唐继星往南京，希望有所作为，哪知到南京后，黄克强已出走，南京新军各师长，虽同意讨袁，而内部互有猜忌，饷械不足，士无斗志。知大势已去，即与李祥、许炯黎两同志返沪。此时总理已去日本，郑汝成的海军陆战队占领淞沪，陈其美、居正、钮永建均失败离沪，二次革命遂如昙花一现而告终。”

由此可知，唐继星被自己的兄长所出卖，最后被押送到北京执行枪决，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的事情。按照“倘已作乱，予亦不与之友矣”的思维逻辑，此时的袁克文已经没有理由再次出面加以救护了。

张耀杰，共识网·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