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不闲”：《革命闲话》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辛亥先贤依据自身经历撰写的史话体、笔记体书籍，深受读者钟爱，并且作为史料常常被研究者利用，而田桐撰写的《革命闲话》，知晓和利用的人并不多。本文拟对《革命闲话》的撰述背景、流布过程、具体内容、学术价值及影响，做一全方位的研究，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辛亥先贤依据自身经历撰写的史话体、笔记体书籍，深受读者钟爱，并且作为史料常常被研究者利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谭人凤的《石叟牌词》、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陆丹林的《革命史谭》等。而田桐撰写的《革命闲话》，知晓和利用的人并不多。本文拟对《革命闲话》的撰述背景、流布过程、具体内容、学术价值及影响，做一全方位的研究，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成文背景及其流布过程

　　田桐(1879-1930)，字梓琴，号玄玄居士，晚年署江介散人，湖北蕲春人，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家和宣传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近30年。他洞明世事，阅人无数，亲历诸多革命事件，掌握很多党人的逸闻趣事。对田桐的革命活动，有人概括为：“清室自甲午覆师，戊戌政变以还，内政外交腐败至莫可言状，先生环顾大势，义愤填膺，不忍以大好河山，沦亡于淫威之下，亟思有以倾覆之，是先生革命思想，实基于此。厥后大江南北，联络革命同志，往日本组织留学生革命机关报，发扬主义。又赴南洋各处，劝华侨办报章，兴学校，灌输革命思想。至北京创办《国光新闻》，为北方革命机关报，厥功甚伟。辛亥革命一役，丙辰洪宪之役……，几无役不参加。”[1]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撰写《革命闲话》成为可能。

　　田桐武文兼备，两者相得益彰。他主笔或参与主办的报刊有《民报》《复报》、《中兴日报》、《泗水日报》、《国光新闻》、《民国》等，编（译）行《亡国惨记》、《南国记》、《英雄模范》、《革命之首领》、《亡国泪》[2]等，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田桐文笔很好，可庄可谐，可论可述，填词写诗，样样信手拈来，这为撰写《革命闲话》的必要条件。因与当局政见不合，田桐于1929年起闲居沪上，充裕的时间是他述作《革命闲话》的保障。其时，与田桐有同样处境的革命党人还有不少，他们多与田桐有往来，雅集闲谈，自然容易勾起陈年旧事的回忆。

　　《革命闲话》的撰述动机，据田桐披露，“余主《太平杂志》，以政治为中心，恐风雅者流嫌其不韵也，因编人《革命闲话》于其中，韵事韵文同时互见。”在编排上并没有完全依时间为序，“是编追忆往事，随忆随录，未顺次序，若案年月，再加编次，则俟诸明年。”可惜的是，未及如此做田桐就驾鹤西去了。

　　最早面世的《革命闲话》，是于田桐主编《太平杂志》上的连载.《太平杂志》第1期（1929年10月）收入12篇，第2期（1929年1 1月）收入31篇，第3期（1929年12月）收入17篇，共计60篇。但遗憾的是，《太平杂志》仅刊行三期便停办，未能续载。

　　田桐逝世后，由其子田侨筹备，于1937年印行《玄玄遗著》一书，线装本，上下册，约20万字。是书收录了相对完整的《革命闲话》，之于《太平杂志》刊登的 总数增多了近20篇，增至78篇。很显然，田侨有他的资料来源，但是否录自乃父的原手稿，则未见说明。

　　供职于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林一厂（即林百举），于1942-1947年的日记中，曾抄录有《革命闲话》。[3]但林氏所用版本为何？摘录数量是多少？因《林一厂日记》仍未面世，这些问题至今仍未了了。[4]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的第四期《党史史料丛刊》中，选登有《革命闲话》30篇，经比对，可以断定这些稿件是来自《太平杂志》第2期、第3期所载。它的刊录，是否与林一厂有关联？待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83年刊世的《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5]中，选录了《太平杂志》第2期上的《革命闲话》17篇。

　　2010年6月，笔者利用赴台的机会，到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调阅了《革命闲话》的手稿本。该书稿由方格稿纸誊录，书写工整，保存完备。因其时行程仓促，未能详录藏书号码和核对具体篇数，有待以后补正。

　　由王杰先生与笔者编的《田桐集》[6]在综合上述资料的基础之上，通过认真的校和勘对，收入《革命闲话》计78篇，篇数和《玄玄遗著》所录相同，内容上做了修改和完善。《革命闲话》自刊行以来，已流布了八十余载，传播过程曲折复杂。从中可知，它最原始的版本是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的手稿本，最早面世的是1929年《太平杂志》三期的连载，而目前为止，见诸于世的、最完备的是《田桐集》中所收录。

　　内容略介

　　《革命闲话》洋洋洒洒四万余言。依其类别来看，主要分孙中山革命事略，自身革命征信录，革命精英的记载、游记和革命轶事趣闻等。

　　1．孙中山革命事功

　　田桐自1895年在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至1924年因政治上的异见离开广州，近30年。同盟会时期、中华革命党时期和南方政府时期，在孙中山身边从事机要秘书工作，两人常常形影不离。职此之故，对孙中山的革命言行及轶闻的记述是《革命闲话》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革命”一词来历的考察，前些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关于革命党人最早使用“革命”一词的时间，《革命易造反》提供了新视角。1895年以前，孙中山号召党徒起义，均以反清复明为辞，简称“造反”.当年九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与陈少白赴日本，道经神户，“少自购日报阅之，有载长崎电一则，云支那革命党孙文，陈少白过港，少白以示先生，曰：我等以起义为造反，日人名曰革命，何哉？先生应声抚掌，曰：好！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

　　1900年左右，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主张并未为人们所接受，其时，章士钊著《孙逸仙》，历叙孙中山的革命故事，苏州金松岑译日人官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之梦》，而易名《三十三年落花梦》。在《孙逸仙落花梦》中，田桐谑称，“苏人素善点缀风景，如此可见一斑”两书推出后，孙中山的名字渐渐深入学生心脾。作者又为世人揭示“三十三年”称谓的来历，“余曾以此问宫崎，官崎日：生平受苦，无逾此年。洽当余三十三岁，又为明治三十三年，故以三十三年之梦名之。”

　　田桐1907年在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期间，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新报》文战经年，革命立宪争论不休。后者曾怒诋毁孙中山为海盗，孙非常生气，有人怂恿他在英属起诉，要求损害赔偿若干万元，孙已答应并付诸实施。《海盗之讼》载，田桐适时对孙中山说：“此事在他国，确实可行，在中国人心，不免视为儿戏。且公革命党魁，身份如何高尚，度量如何宽弘，置之不理，无损声威。一经诉讼，即令全胜，如公之所要求赔偿名誉若干万元，不过如斯。内地闻之，将以公为凡人，其所损失者将令何人赔偿哉！”孙中山回答说：“业已为之矣，奈何？”田桐建议听之任之，不再追究，孙中山从之。这一方面反映了孙中山从善如流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孙、田无间的关系。

　　孙中山不计前嫌、宽以待人的品质在《邓廷铿》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后，某日，当年在伦敦中国使馆与龚心湛同谋绑架孙中山的邓廷铿前来求官，副官建议“捕而斩之”，孙中山却回答说：“彼来求官，不予之官足矣！已过之事，何事计较？”“令其去，勿留。”

　　1913年7月至日本神户时，因日当局的反对，孙中山暂时不能入境，《癸丑亡命之波折》记述了在日本友人头山满、松田、正久原久、犬养毅、尾崎行雄等的努力下，孙中山等顺利进入神户的情景。

　　革命同志周应时撰有《战学人门》[7]一书，内中分战争战斗、战略战术、作战三篇，周氏向孙中山索序。《（战学入门）序》记日，“在先生当援笔序之不移时脱稿，其文大意谓：中国文明，人好和平；西人野蛮风，尚战斗，惟世界文明民族不乐战斗，往往为野蛮民族所覆灭，是亦大可惧者。”并赞称：“如此立意、立言，高人一等，其文笔亦复大雅，不似雕琢文艺者所云。”[8]

　　1917-1919年孙中山著就《建国方略》，曾委托曹亚伯到商务印书馆商谈出版发行事宜，但曹氏却吃了闭门羹，孙中山等拟筹办法来报复，后在田桐的建议下作罢。《商务印书馆》记述事件的过程。

　　20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深深地影响着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武装起义屡屡失败，使得革命党人视暗杀为取得成功的捷径，以前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早年亦主张暗杀。《不主暗杀》则提供了相反的说法，“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当同盟会成立之始，同人多主暗杀者，克强、溥泉主张尤力，陈英士则行有效……而孙公谈次，则期期以为不可。同人有面争者，以孙公为迂而孙公固执如前。”

　　对于死刑的看法，据《主废死刑》揭露，孙中山认为它有伤人道，无益于国家社会。具体解决办法为：“太平以后，可将乍浦筑为商港，象山筑为军港，宜将各省应处死刑及帝制各犯，令为工人，既免国家之害，复兴国家之利，谓之一举两得。”此外，孙中山与同乡程璧光的关系，一度成为敏感的话题，《孙程之关系》勾勒了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骗局》则记叙了孙中山两次受骗的经过。

　　2．自身革命征信录

　　对自身革命经历的记述，也是《革命闲话》的主要内容。

　　1905年6月，田桐与刘仲文、白逾桓等在日本东京发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鼓吹民族主义不遗余力，为同盟会的成立做了舆论准备。据《二十世纪之支那》一文记述，参与者有苏人高剑公，粤人何湛霖，湘人雷光宇、罗杰，鄂人张炳标、刘湘、解鸿顺等皆与焉。张炳标将暑假旅行费、书籍费，慷慨捐为杂志开办之资，计与各人共酬之金不满三百元而出版，“及炳标人测量学校，荐鲁鱼代会计，旋程家柽加入焉。冬间，湘中事败，陈天华、宋教仁相继至，而社务益发展焉。次年，蔡汇东字达生者，有评论辽东半岛文一篇，涉及日本。日本警视厅仇视之，将三期杂志载以荷车而去，谓之没收。牛込神由麴町小石川四区警察传拘田、宋二人者，日凡六次，久之乃得无事。是年夏杪，同盟会成立，黄公克强提议作同盟会机关。”此文有助于人们了解《二十世纪支那》社的运作内幕。

　　编辑刊行《亡国惨记》[9]，是同盟会成立前田桐在日本的主要事功。《亡国惨记》为同盟会时期重要的宣传品之一，章太炎题辞曰：“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除，汉道将何冀。”《亡国惨记》一文记述了成书的大致情形，“乙巳之岁，田桐集有明遗老所记佚事、清时严禁各书，名曰《亡国惨记》。书成，资不足，刘仲文慨认二百元，始付梓。”一时洛阳纸贵，风行东京、南洋、香港及美洲等处，不及一年，售逾三万册，“上海及内地有禁令，无敢代售者，持往者则有之，可见人心覆清之心，是时至为激昂也。”

　　1905年1 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田桐愤激异常，四出联络，并在弘文学院组织罢课抗争。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清廷驻日公使杨枢1906年3月致日本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照会，列了一个组织反取缔规则的留学生名单，共19人，田桐名列其中，要求日方不准这些人人日本学校。[10]《取缔与上谕》的记载与上述记述基本相符，称“陈天华因以蹈海死，众人益奔走相告，相率罢课，一部归国者，在上海创立中国公学；而东京公使馆收买若干学生为问谍，刺学生虚实。 公使杨枢出奏清廷，缉捕十八人，褫夺官职、科名、官费，自费生亦复通告各校， 强迫退学”。至宣统即位，复颁发上谕，中有：“除田桐、宋教仁永远不赦外，一体开复。”

　　1907年5月，孙中山在香港谋划潮州黄冈起义，令日本东京同志赴港相助。田桐等于7月抵达香港，可惜黄冈之役经已失败。《黄冈之役》记日：“时同人乏川资，日本同志宫崎寅藏，介绍神户商船公司总理三上丰夷，丰夷允赊账，得直航赴香港。到港时，而黄冈之事已败二日矣！……我军不及二十人，始逃至商业学校，与体操教习偕，得以脱险。”

　　1907年11月，田桐与何克夫、谭剑英等携革命军债券欲投身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行至海防，为法吏拘捕，年底被逐出境。对田桐的这段革命经历，以往的史书记录的并不多。《海防之狱》记称，当时，田桐与、柳聘农、何克夫、谭剑英、陈树人五人，“及抵海防，法人搜索甚严，将革命军钞票两箱搜去，余五人置之狱中……入狱时，五人分室，先迁安南，人于他室。余之室尚遗有矢，余时年少心躁，不耐囚居，将囊中片纸只字，历历读之，读毕假寐，醒复如故。左右二壁时跫跫有声，乃小园、聘农敲壁相示，以作乐也。饭时，忽辚辚声动，狱吏开锁命出。余以为了事，脱然可出，至一室，乃岐山送饭来也。五人尚可会食。岐山云：不要怕。食毕复人囚室。未几，律师与岐…商之，由岐担保假出狱，住岐山家，听候传唤，法人允之，遂迁往焉……是时李福林亦亡命于此，林焕廷、黄隆生、甄吉亭皆在焉。居数日，谭石屏亦来。未久，亦为法人所捕，咆哮狱中，与狱吏争辩。弥月后，法人令余五人出境，当捉影，不许复来。”[11]

　　1925年12月7日清晨，背叛革命的陈炯明前线总指挥洪兆麟乘搭“比亚士总统号”秘密赴上海，与孙传芳勾结，以图对革命反扑，早有准备的志士广东人韦德在船上将其击毙，自己亦吞枪自决，同伴们在他内衣中取出披露洪之罪恶及自己舍身 除恶决心的遗书。《电唁韦德》记录了此案。田桐当时正在河南郑州，闻讯后发出唁电称，“上海《民国日报》转韦德先生家属鉴：灭贼自灭，义烈如山，为世道人心下针砭，为负义趋利寒肝胆，同日就死，薰犹以殊，同日盖棺，是非各定。吾党有正气，千秋自懔然。特此遥唁。”

　　3．革命精英的记载

　　自古英雄惺惺相惜。田桐笔醮感情，记述了不少革命同志的英勇事迹，这也是《革命闲话》主要内容之一。而其时，这些人大多已物故。

　　沈翔云，字虬斋，浙江湖州人，早年肄业于武昌自强学堂，被张之洞派送日本留学，《沈翔云与张之洞》揭示了沈、张之间的关系。“壬寅癸卯之交，湖北官费生有主张革命，见于文字者，张氏遗书责之。学生不服，谋报书质之，属翔云起草。翔云痛陈革命理由，词意皆妙，中叙唐才常、傅慈祥被戮之事。有句云：‘既欲避亡国大夫之诮，而又羞蒙杀士之名。’张氏固畏清议，得书后，窘不可支，汗如雨下，即欲作答，而难于下笔。乃将原书分之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学生，各令各作驳书一篇。同情于翔云者，皆告假”。沈翔云为文犀利动人，癸丑失败后，走避上海租界，“袁氏属探者捕之，探者诡为车夫伺于门。翔云乘车，探者曳之直向华界。翔云诘之，争嚷间，捕去寻见杀”。字里行间，表露出作者的叹惜之情。

　　《杨恢与端方》记述了湖南人杨恢（卓林）的勇烈。文中称，杨本会党中之翘楚，以反清复明相号召，同盟会成立，遂加入焉，次年为两江总督所诱捕，械之至，置于狱中。某日，端方劝其曰：“以老兄之才，何事不可为？如以今日政治腐败，非革命无他法，弟亦表赞同。倘有所命，力之所能从者，无不从之。至于种族革命，有伤国家元气，老兄以为何如？”杨卓林大骂，辱以不堪之语。端方曰：“诚如是，弟将难以生全矣！”杨卓林称愿就义，遂就刑于市。作者颂扬了杨氏视死如归、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

　　《苏州之先觉》载录了苏州革命党人朱梁任（锡梁）为了革命事业先与乃父反目，后又和好如初的故事。记称，朱少时读书，不事贴括，治史尤精，愤恨清政。其父为清廷小官吏，曾受清廷诰封，锡梁醉后，将诰封碎之，曰：“焉用此胡儿之赏。”其父曰：“此灭门贼子也。”持枪击之，锡梁夺枪而窜，父怒益甚。只身走沪，旋赴日本，言革命，人以为狂，时中国留学生在日者不及二十人，困不能支，逾年归沪。再二年，潜归苏州，开亡国纪念会于狮子山，到者数十人，赋招魂而去。民国成立，小汀公怒尚未息，父子不相见者二十余年。八九年间，经友人劝说，遂父子和好如初。

　　作者还记有蓝天蔚、张汇滔、续桐溪、张瑞玑等革命精英的言行和作为。

　　4．游记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田桐常在北方一带游历，偶尔有感而发。而这些游记也是《革命闲话》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数量不多。

　　河南“开封城内，有两湖，俗名潘杨湖。二湖之间，有屋数椽，名曰龙亭。中有赵匡胤宝座，方高各五尺许，石工古朴而妍雅，作深青色，抚之有声”，田桐在《龙亭公园》中对之作如是描述。叹曰：“中国美术在北宋以前，质实大雅，不作纤巧偷薄之风，于此可见”。并指出，昔人题咏不少，十三年冬，胡笠僧率国民军至此，辟为公园。垫二湖之地而广之，躬自操作，公之市民，为游乐之所。园成，名为龙亭公园。田桐并为之题写对联称：“中原风景不曾殊，且偷汗马之闲，名将作亭园生活，大地樊笼谁敢破？自斩祖龙而后，斯民与造化同游。”

　　1925年夏秋之交，田桐与周道腴、孔雯轩、赵友琴、周鳌山、俞咏瞻、李协和等人由张家口至绥远，都统李鸣钟作东道主。次日，游昭君墓。《王昭君墓》记墓在绥远南门外，“余乘马良久始到，度有内地五十余里。墓高可二十五丈，去黄河可八十里，去黑河不满一里。黑河畔有水田恒种稻，墓周有碑十数方。归途中，道腴坠马，幸无大伤。”作者曾作诗一首：“青冢堂堂姓字传，黄河东畔墨河边。琵琶未出中华地，环佩同行七月天。坠马无伤香土软，游龙有兴黍花燃。九泉若晤单于面，为报共和十四年。”

　　1927年秋间，田桐与周道腴、裘由辛赴大同，道经雁门关，田桐感慨良多，《过门关》称：“此山古称勾注，为山西一大横岭，自古胡汉战争之地，旧关有李牧庙，关北一镇名广武，昔曾置县。白登之役，汉高祖使奉春君娄敬使匈奴。归报匈奴有备，并言其故。高祖怒，械之至广武，即此也。”田桐并作诗云：“海内隆隆一卧牛，大车盘动雁门秋。风来沙漠雪争捲，用落滹沱水急流。李牧开边有遗爱，奉春归械失良谋。明孽中道，饮马桑乾试壮游。”关于游记，还有《展邹容墓访刘三》、《王家驹死难处》、《曹印侯墓》等。

　　5．轶事趣闻

　　《革命闲话》还收有不少轶事趣闻，笔调诙谐幽默，读来令人捧腹大笑。1914年，田桐闲暇时曾与杨庶堪对对子，内容颇有意味，在《杨庶堪对》>中称，杨氏问，“孙文作何对？余应之曰：叔武。又曰黄兴，余曰白起。曰田桐，余默思卢口、秦桧皆工，而有恶名易招笑柄，国会议员宋梓而人不知，因不对。转问曰：且为子对。沧白曰杨庶堪，余故谑之曰：柳如是。又曰杨沧白，余又谑之曰：李黛红。”这些对子虽有调侃之意，但彰显了两人渊博的知识素养。

　　《父子异党》记录了冯自由与乃父冯镜如早年一人跟随保皇党，一人跟随革命党的轶事，“冯自由之父镜如先生，经营广智书局，盖即保皇党之机关。自由幼时，亦隶其党，寻孙公东游，自由决然自拔，逃保来归，致其父书，直陈其事且规之，”并戏称“于是父子异党矣”！

　　章士钊早年热衷于革命，自1905年上海《警钟日报》被当局查封以后，东走日本，不再参与革命活动，转而学习英语。《折兵》记称章太炎、张继等人试图用吴弱男来引导章士钊加入同盟会，最终吴弱男却嫁给了章氏，但章氏仍未入会的逸禹，读来令人啼笑皆非，文称，“章太炎先生与溥泉商之曰：着弱男以人会要行严，计必得。久之，弱男竟嫁行严去，行严仍不入会，余戏之日：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同人皆抚掌”。

　　学术价值及其影晌

　　1．  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信史。

仅以《同盟会之成立》（又称《同盟会成立记》）为例，该文约2000字，详细记录了它在日本东京的成立过程，包括誓约格式、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各省分会、机关报等，是研究中国同盟会的必备的、较翔实的记载之一，作为史料已收入部分书籍，如丘权政、杜春和编的《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及《革命文献》等书[12]已载录，并被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权威著作引用，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胡绳武、金冲及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等书均有采撷。

　　2．揭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史事。

　　《革命闲话》中有诸多事件，的确是人们不太熟悉或者不甚了了的。如《襄宛之织》对于1907年湖北襄阳、河南南阳间的革命组织，《民国奇缘之罗氏》对民国有杰出贡献的法国人罗氏的记载等，均鲜为人知。

　　《襄宛之组织》载称：“丙午萍醴之役，同人谋归响应。刘仲文、庄韵甫、龚村榕三人，向孙公请命，具言襄宛间有志士可结纳起义。孙公以款绌为言，村榕日：先生但给委任，款则由我自备。”三人同归，先往襄阳，次往南阳各地，而萍醴之事已败，“时久雪严寒，三人商作久远之计，组织固定机关，使普及襄宛各地，令其有志者来鄂投军。厥后，第八镇、二十一混成协，襄宛之人甚多，皆从事革命，此其嚆矢也。”

　　3 ．  开创了史话体、笔记体记述革命史事的风气。

　　《革命闲话》一经刊世，迅即引起与田桐有相似经历的革命党人的垂注和效仿，如他的老朋友、 卜居南京的陈去病在阅悉后，就有感而发，撰文写到：“吾友田梓琴主《太平杂志》，余既读而善之矣！顷复览其《革命闲话》一卷，拾坠欢于梦里，搜旧恨于海边，夜阑酒醒，梧拙烧残，闭目沈思，不觉影事前尘，显显在目，爰师其意，笔而录之，谅亦往年俦侣所许尔。”[13]继之而起的《革命逸史》、《世载堂杂忆》、《石叟牌词》、《革命史谭》等，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撰写笔记体革命史话蔚然成风。

　　4．  部分史实存有差错。

　　《革命闲话》的内容多是记录作者的所见所闻，但它毕竟是回忆录，事件发生时间早，凭记忆来写作，史实难免有出入和差错。《柳州义旗》一文刊出，胡汉民阅悉后，就致函以求更正。[14]田桐在《柳州义旗》曾将1903年柳州起义中所用的革命旗帜的青天白日旗的创制者记为陆亚发，胡汉民指出田桐误将陆皓东记为陆亚发，“陆皓东烈士，首建议为此旗，旋以身殉。”同时介绍了陆亚发的略历，“至柳州陆亚发事件，初未与革命党人通，亦不闻其用何名义旗帜，生平更不闻孙先生道及之。盖陆亚发辈，共有游勇十数股，皆为岑春煊所招抚，麇集柳州。”其后，因情况有所变化，“众乃推陆亚发为首；据柳州数月，不知所为。及陆荣廷以兵来攻，辄溃走，向十万大山，为陆荣廷追及，擒陆亚发。岑在桂林使献俘，而生祭祖绳武，先刺陆心滴血和酒。岑先举杯，谓列席诸人皆当饮满。张鸣岐蹙额不能答，惟王芝祥和之。岑亦不暇顾，亟尽一觞。”类似这样的问题相信还会有，这需要读者明察。

　　5．  未被学界充分利用。

　　《革命闲话》行世以后，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实事求是地讲，它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未被学界充分利用。除了部分篇目被广泛征引外，大多事实和记载仍然尘封于故纸堆中，比之于《革命逸史》、《石叟牌词》、《世载堂杂忆》、《革命史谭》等书，影响小了很多。内中原因，主要有：①田桐在上海创办《太平杂志》时经济上不宽裕，《太平杂志》印数不多，加之出版三期就停刊，间接上就制约了《革命闲话》的影响力。②《革命闲话》后来尽管比较完整地收入了田侨编辑的《玄玄遗著》中，但《玄玄遗著》同样编辑艰辛不易，印量有限。③田桐于1930年7月因病辞世，撰述工作停顿，造成《革命闲话》的总字数不多。④无论是田桐在世时，还是在其逝世后，《革命闲话》未见有单行本发行。而以《革命逸史》为例，冯自由先在《大风》杂志上陆续将其发表，后有多种版本问世，所以，它的影响就很大，有论甚至称之为“民国史第一书”[15]。⑤原手稿辗转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学人不易查阅利用。

　　注释：

　　[1]《为公葬田梓琴先生告同胞书》，《湖北省政府公葬田梓琴先生专刊》，1937年版，第7页。

　　[2]《田桐译著书目表》，田桐述：《人生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版，封三。

　　[3]李吉奎：《〈林一厂日记〉整理说明》，《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

　　[4]笔者曾就此问题当面请教过李吉奎先生。因《林一厂日记》已交付出版社，但出版社因故未能及时付梓，内中收录的《革命闲话》数量和具体体内容李先生已记忆不清。

　　[5]丘权政、杜春和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王杰、张金超主编：《田桐集》，华中师范大学出出版社2011年版。文中所引用史料，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该书，不再一一注释，特此说明。

　　[7]周应时著：《战学入门》，上海泰东书局1914年版。

　　[8]孙中山：《〈战学入门〉序》，《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 -96页。

　　[9]《亡国惨记》，日本东京，秀光社1904年版。下卷未找到，据笔者估计，似未出版。上卷由旅日学者蒋海波先生复印赠送。

　　[10]《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取缔规则制度及对该规则学生纷扰之件》，《外务省记录》，日本外交史料馆藏，3 -10 -5 -3 -7。转引自迟云飞：《陈天华、宋教仁留日史事新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1]谭人凤著、饶怀民整理：《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 -56页。亦记述了谭人凤等在海防被捕遭逐的经过，但内中并未提及田桐的名字。

　　[12]见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 -97页；罗家伦主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4-5页。

　　[13]陈去病：《革命闲话自序》，《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1卷第6期。

　　[14]田桐以《义旗一则及胡院长函》为名将胡的来函收入《革命闲话》中，来函日期为1929年12月15日。该函又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6 -717页。

　　[15]韩戍：《冯自由和〈革命逸史〉》，《先锋·国家历史》杂志，2009年第8期。

　　张金超，辛亥革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