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若我們從1949年看起，可以發現自中共建黨以來，就不斷將所有文化產業和文化機構國有化，使其能服膺國家社會主義的新型意識型態；在這當中，透過中央、省和地方政府來資助設立的博物館，對中共而言就是一個相當好的宣傳媒介。中共建黨初期創建的博物館，比如說1950年代設立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已與中國歷史博物館合併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包括建築的形式、對革命遺產的推崇，幾乎都是繼承蘇聯的影響；直到“大躍進”時期，才有更系統性的整體建設。
因此，鄧騰克認為，若從中國博物館、紀念館的發展史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蓬勃活躍時期，這三個時期也分別代表了中共不同的領導思維，其一為大躍進時期（1958年至1962年），其二為後毛澤東時代初期（1980年代），其三則為後天安門事件時期（1990年代至今）。
中共建立了平型關大捷紀念館，但塑像只是八路軍將領，抹殺了這場戰役中更多浴血拼殺的國軍將士。
在大躍進時期，共產領導高層下令快速拓展各種形式的文化機構，其中也包括博物館的設立；相關數據顯示，在1958年時，中國境內就已經有865個縣級博物館及8萬3065個公社展覽廳，此外當然還有國家級博物館的創建。這些機構中的展覽，基本上都呈現了一種狹隘、以黨為中心的現代史觀，強制地將過往事蹟以一種尷尬的型態嵌進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而這當然也符合毛澤東對歷史的詮釋，那就是排除掉一切與官方論述相左的細節與事件，壓制與黨的思維不同的史觀。
然而，就像大部分的文化機構一樣，博物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因為“破四舊”的理由而遭到摧殘，但宣揚黨的精神的腳步未曾停歇，關於紅衛兵“成就”的展覽仍相當活躍；當然，“文革”本身是反博物館精神的，毛澤東的名言“我不想讓人像對待死了的祖宗般待我”，很明顯地就是對博物館尊崇的那些過去歷史表示反感。
說到底，進行“文革”的動機，部分就是喚醒人民對過去革命的記憶，為了找回已與人民漸行漸遠的革命精神，因此在當時，著名的革命聖地如井岡山、韶山和延安等，都成為追溯革命記憶與精神的指標地點；直至現在，這些地點對中共而言仍有重要意義及操縱意涵，自2003年開始，中共開始發展“紅色旅遊”，以主動、參與性的方式來延續革命記憶，儘管這種帶有思古懷舊、商業氣息的行程，基本上已與文革的“革命朝聖之旅”大不相同了。
對歷史記憶重新制度化
接著下來就是後毛澤東時代初期，鄧騰克指出，這個時期中共在博物館的創建設置上，主要也還是以革命歷史或紀念革命烈士為主，目的在於對過去的歷史記憶重新進行制度化，推崇愛國主義與自我犧牲這些道德價值。
然而，由於毛澤東的逝世與鄧小平式自由主義的興起，毛澤東對近代史那種宏大的敘事方式逐漸消融，曾經遭其清算的政治人物也都得以平反昭雪；比方說，在大躍進時期遭清算的彭德懷，就得以恢復名譽，中共也為其設置紀念基地。
鄧騰克表示，中共領導階層在這個期間，利用博物館這樣的公共設施來重建人民對黨中央的信心，因為當時黨的統治正當性，基本上已因“文革”造成的衝擊而蕩然無存。儘管毛澤東的宏大史觀已逐漸消逝，但許多中心價值仍被保留下來，例如從黑暗和壓迫中達致解放的艱苦歷程、中國共產黨的核心角色以及革命烈士的貢獻等，基本上仍是中共領導階層灌輸給人民記憶的重點。
此外，在1980年代，國家和黨在博物館上投注的心力，可說是前所未有地積極，博物館在統治手段上扮演的是能提倡“精神文明”的角色，中共甚至還為此通過了相關的保護及管制法令，甚至在“82憲法”中，也強調了博物館在公共服務方面的重要地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都約莫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另一方面，中共還創建了許多關於史前時代的博物館，藉此來表明從史前、帝國統治到現代的時代變遷關係。
民族主義被揀了起來
鄧騰克所劃分的第三個時期，為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延續至今的階段，在這段期間中，新上台的領導班子對於博物館與紀念基地的功能，著重於恢復社會主義的價值；這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價值已逐漸式微，在年輕世代中尤其如此，才會掀起1989年的這場軒然大波。
中共的統治在此期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開始推動市場經濟，在此期間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垮台，緊接而來的是1990年代伴隨經濟改革和快速城鎮化而興起的消費經濟型態，人民對社會主義基本上已喪失信心，各式各樣的主張逐漸興起並相互競逐。因此對於中共中央來說，如何讓人民不忘卻過去中國所受的屈辱以及相關的英雄主義事跡，就成了首要之務；而推崇“民族主義”，自然就成為建設博物館的核心主軸。（《被扭曲的建築：中共一手掌控歷史敘事》連載2。《新史記》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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