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高伐林
向忠發、顧順章這一類人沒有多少墨水。真正對“流氓”在理論上闡發、實踐中提倡，使“尚黑”滲透到中共血脈、骨髓者，非毛澤東莫屬。
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是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實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游民文化掛上鈎，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名”。
上海的中共中央雖然自身“與流氓共舞”，卻為井岡山紅軍操心。1928年6月4日致信朱德和毛澤東說：“你們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在成分上儘可能地增加工農和貧民的成分，減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
毛澤東接到中央指示，想必不以為然。早在1925年12月1日，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寫道：
【……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毛澤東還更為露骨地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據吳茂華《毛澤東論流氓無產者與革命元勛》介紹，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早版本中有這段話，後來被陳獨秀刪去。
直到在中國掌權十多年之後，毛澤東還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四清運動的講話》，1964年12月20日）
毛 澤東本人正是無法無天、我行我素。個人生活上的表現且不說了，在治國上的流氓動作才危害嚴重：發動“土改”沒收了地主土地分給農民，隨即通過“合作化” “人民公社化”收回；發動知識分子幫黨“整風”，隨即宣稱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僅據正式統計就打了50多萬“右派”；他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對民營工 商企業家、對自己黨內不同意見的同事和部下，對國際共運中的盟主和盟友……無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爾反爾，口蜜腹劍，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這裡只 說一件小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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