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官与除弊政——试论明朝反腐阵营的内部分歧

明朝的残酷通过其酷刑而闻名于史，不仅皇权专制社会中其他朝代的酷刑明朝一样不少，而且还增加了“株灭十族”与“剥皮充草”这种为别朝所未有的极刑。然而，在如此酷刑之下，翻看明朝历史仍会发现官僚的贪腐不比其他朝代少，最终仍亡于腐败，究其原因是没有跳出选择性地处理贪官、反贪官不反皇帝、更不反制度的窠臼，因而不能从制度上革除弊政。

对于明朝反腐现在有许多史料可供研讨，其中刘和平先生所著，后被拍摄成电视剧热播的《大明王朝1566》，就很形象地刻画出了明朝反腐阵营内部存在的“反贪官”与“除弊政”两种路径的分歧，进而形成官僚反腐队伍中“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角力，这值得后世反腐参照。

所谓“反贪官”就是追查贪腐官吏，但不追究、不反思皇帝与朝廷在产生贪腐问题上的责任与根由，即只查人的问题而不查体制问题。反贪官派认为，皇帝与朝廷是不容置疑的，是“伟光正”的代表，其光辉形象不容污损。所以，一切贪官都必须与朝廷、皇帝切割，追究其原因只能是自身修养出现了问题，是他们的贪腐本性而使其犯罪，在此过程中朝廷与皇帝无过，并且最终因为皇帝与朝廷的英明而使贪腐势力得以查出并惩除。反贪官派的着眼点在个体官吏上，采取的方式是惩处旧贪官而更换新官吏，实现官僚队伍力量的更新换代，以此来保江山永固，王朝万代。其宗旨就是效忠圣上，维护朱家天下，即一心为朝廷。

所谓“除弊政”就是通过追查贪腐而反省产生贪腐的体制性根由，即不仅查人的问题，而且反思追究体制的问题。在封建社会，皇帝与朝廷是体制的代表，所以反贪中也反省检讨朝廷及其皇帝所推行政制存在的问题，进而设法努力促使皇帝与朝廷改正那些政制问题。除弊政派着眼于体制问题，不回避皇帝与朝廷在政制上存在的问题，采取方式是革除制度性弊端，来实现惩治与防范贪腐，使官僚清明，百姓受益，王朝兴盛。其宗旨是谋利百姓，效忠皇上，其重心在民。

在明朝反腐阵营中确实存在着“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两种势力，他们在反腐的大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处理反腐个案上尤其是面临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上，就会出现很大分歧，有时甚至也产生剧烈对抗，形成生死之搏。这种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历史性角力在《大明王朝1566》剧中有极为形象而鲜明的反映。

《大明王朝1566》在揭示明朝国库空虚、战事频仍的内忧外患严峻形势下，以首辅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为代表的顽固贪腐势力推出了在浙江“改稻为桑”的国策，以每年卖给西洋五十万匹丝绸来应财政之急。为了让世代种粮为生的浙江农民放弃种稻子而改为种桑，严氏在地方官僚的直接代表郑泌昌、何茂才采取毁堤开洪淹没已种稻子的农田，构陷抵制改稻为桑的农民通倭，以农民饥荒而用粮低价买田等方式，试图实现强征农田、搜刮民财、完成种桑之目的。在遭到浙江农民拼死抵抗，出现了剧烈官民冲突，产生巨大社会危机，官僚队伍中在朝廷以裕王手下一批清流为代表的官僚借机奋起抵制，揭露其中贪腐官吏黑幕，从而形成了腐败势力与反腐势力在浙江“改稻为桑”问题上的直接对垒。后来，在民怨沸腾，外倭入侵，民变四起的危局下，嘉靖皇帝终于下旨查办浙江问题。反腐势力赢得了浙江局势的控制权，组成了以浙江巡抚赵贞吉率县令海瑞、王用汲，后来又增加谭纶等人的反腐审判团，对郑泌昌、何茂才实施抓捕审判。

反腐阵营赵贞吉、谭纶事实就是“反贪官派”，而海瑞、王用汲却是“除弊政派”，他们在对待浙江贪腐案审理上的不同方式，深刻地揭示了反腐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也反映出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下反腐循环不已剧幕中深层的社会本质。书中赵贞吉、谭纶与海瑞、王用汲的对话，集中而经典地呈现了这种历史本色。

赵贞吉对谭纶坦承自己对浙江案的态度时说：“奸党（严嵩势力）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扰乱朝纲构陷忠良敛财贪墨，为什么就一直不倒？是因为他们把大事小事都牵着皇上，动他们就势必有伤圣名。刚才你在大堂上背读圣旨能够一字不差，为什么就没能从旨意中看出皇上的苦衷？皇上为什么一面说他老人家四季常服不过八套，一面又要把杨金水（宫中太监派到浙江的代表）押解进京，还要追查尚衣监巾帽局？这是告诉我们，宫里的事由宫里去审。也是相信我们，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便不会牵涉到他老人家。因为我们是裕王的人，儿子不会说父亲的坏话。”

“我现在就给你交底。”赵贞吉在谭纶身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压低了声音，“第一，倒严就不能牵涉皇上，牵涉皇上就倒不了严，还可能牵祸裕王他们。不为你我安危想，为裕王爷徐阁老那些朝中砥柱想，也万万不能有一个字牵涉到皇上。”

赵贞吉：“就是倒严，也不能一竿子打倒一船人。像胡汝贞（江浙总督）这样的人我们就得保。还有一些名义上是依附严党的人，其实都是皇上看重的人，这些人都要保。不保他们，反而是抬高了严党。”

赵贞吉：“那今年五月毁堤淹田的事就一个字也不能问。那件事是胡部堂结了案报给皇上的，其用意也是不愿扰乱了朝政。这件事如果像那个海瑞那样穷追彻查，就会牵连胡部堂，也会牵到皇上身上。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就牵涉到我自己了。”赵贞吉又站了起来，“看了上谕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皇上竟会让我兼领织造局的差使？国库空虚，北御鞑靼，南抗倭寇，今年都指着卖给西洋的五十万匹丝绸。为了军国大事，我必须以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你们可不能再掣我的肘。”

由上面赵贞吉的谈话，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几层意思：其一、案子只能追查到浙江官吏郑泌昌、何茂才，一切贪腐与罪恶均栽在他们头上，不能与朝廷牵连，更不能牵涉到皇上；其二、过往已经结案的案子明知冤假错案也只能维持不动，不能追查，否则牵出太多人事，危及朝纲；其三、贪腐势力执行的制造矛盾祸国殃民的国策不能动，还得“半价收购桑农的生丝。苦一苦百姓”。这几条总归起来就是：贪腐是个体官僚，不能牵涉皇帝、朝廷与太多官僚，过往历史不能追究，制造灾难的政策还得延续执行。

与此相应，同在反腐阵营的海瑞在听到赵贞吉一番话后，对谭纶与王用汲慷慨直陈了自己对浙江案的看法：“无非是我海瑞办事认真而已。”海瑞也激昂起来提高了声调，“从三月到浙江，现在也就不到半年，我看到的知道的只能用四个字来说，那就是触目惊心！郑泌昌、何茂才和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还有田土赋税，还有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更不知多少！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只浙江，两京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贪墨横行愈贪愈烈？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比他们更多挥霍无度之人！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又一千匹。其余各种开支更不胜繁举。你们算没算过，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大明朝那么多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至于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就以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只有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和府衙禄米就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而北方俺答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将士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蕃能够说得过去吗？像谭大人刚才所言，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就算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孟子云‘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谭大人适才说我偏激，这就是我的偏激。请谭大人把我的话转禀赵中丞，也可以转禀裕王和徐阁老高大人张大人。倘若因此获罪是我海瑞一人之罪，与你们皆无干系。我海瑞无党！”

海瑞一席话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浙江案不是孤案，后面牵涉到众多朝廷官吏，理应彻查到底；其二、是因为皇室朝廷存在诸多问题，故而才导致官僚贪腐盛行，百姓困苦不堪，天下内忧外患，如果不能从过往追查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无法根治社会弊端；其三、必须中止那些误国害民的政策，使天下回到“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正道上。由此可见，海瑞追贪腐是要寻根问底，消除体制之弊，归正权力之道，落实以民为本。这是典型的以清除弊政为目的。

由赵贞吉与海瑞对浙江案各自所说的一席话，彰显了明朝反腐阵营中“反贪官派”与“除弊政派”的原则立场分歧。应该说，在明朝官僚队伍中，以严嵩为代表的顽固贪腐势力是主流，是多数，是朝廷的中坚力量，而反腐的清流却是少数，是弱势，是苦苦撑持的态势，而在反腐阵营中以赵贞吉为代表的“反贪官派”又占着优势，类似海瑞这种反腐“除弊政派”事实就是少数中的少数。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之下，最后浙江案只处死了郑泌昌、何茂才，无伤于严党，因此很快遭到严党的反扑，反腐派差点全军覆灭。而由于海瑞所持立场及其在专制王朝中的形势，也决定了他一生几度濒临死亡的悲剧命运。

王德邦，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