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陳守中
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西安事變的誘因，是中共的“二個口號”、“一支流亡曲”。但若對張學良的行事規律稍加考察，就會發現，連殺父之深仇，尚且未能觸動張學良，使他矢志抗日，更何況區區幾句口號。“九一八”，特別是“一二八”上海抗戰，那樣高漲的全民救亡運動中，全國報紙，多少慷慨激昂的抗日愛國文章、口號、歌曲，何曾感動過張學良。因而，已喊了多時的抗日口號，已唱了多時的救亡歌曲，絕對動搖不了張學良不抗日的意志。況且張學良真的要抗日，隨時都可像他自己在西安事變前一天，口上所說的那樣，潛回東北打游擊，何須發動西安事變。更何況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私下勸告中共：“（你們如此在西北地方頻頻挑動內戰，）不僅政治上要受不好影響。而且，（受你們侵犯的西北地方政府，一定會向南京中央政府求救，）必然給蔣介石以增兵陝北進攻紅軍的藉口。”這清楚表明，包括張學良在內的西北地方廣大軍民，完全知道，是中共在西北挑動內戰。內戰禍首的反內戰口號，更不可能誘使張學良突然“愛國抗日”，而發動西安事變。
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誘使張發動西安事變呢？筆者對公認的、對張學良影響最大的人——杜重遠所能影響人的“德性”，以及杜重遠的志向、興趣、愛好、奮鬥目標，以及為之奮鬥、獻身的場所，進行了認真的考察。我驚人地發現，這位公認的“西北大聯合”設計師，當年設計“西北大聯合”“鴻圖”的“靈感”，並不是來自愛國抗日，而是來自盛世才的雄圖偉業。本來就“天下英雄之見略同”，更何況“杜重遠是對張學良影響最大的人”。張學良即於他獲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謀聯蘇叛離中央，派李杜擔任此工作，先後派趙毅、應德田擔任李的助手，沿著盛成功的足跡前進。再加上認真的分析、對比盛世才與張學良聯蘇所用的手段，發現他們如出一轍。特別是認真考察他們如此不擇手段，爭取蘇聯援助的目的和動機，發現他們也完全相同，即用來對付中央，而不是抗日。他們的密電：“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則財政來源完全斷絕，每月至少應得到國際三百萬元的資助。同時，東北軍脫離南京後，武器來源也完全斷絕。因此，各種彈藥，都需要來自國際的援助。”請注意：該密電中，二次提到“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清楚的告訴世人：他們在幕後的真實活動是“脫離南京政府”，搞軍閥割據。他們期待的蘇援，也是爲了應付“脫離南京政府”後的生存問題，並不是用於抗日。且他們期待的蘇聯三百萬元援助，也僅僅夠在偏僻的西北“另立局面”，根本就不能用於對日作戰。徹底否定了抗日能誘使張學良犯難的說法。
因而，西安事變的誘因，絕對不可能是事實早已證實，根本就不可能觸動張學良的（在歷次救亡運動中已喊了多時的）抗日口號，和（在歷次救亡運動中已唱了多時的）救亡歌曲，以及內戰禍首的反內戰口號。而是盛的崛起，撩撥了張的野心，使張沿著盛成功的足跡前進。張為了像盛世才那樣，得到蘇聯的支援，以能像盛那樣，成為一個為所欲為的的土皇帝，而萌生與“大老闆（指蔣公）”打一架，乃至劫蔣念頭。再加上毛澤東這位對張學良的心理有透徹研究的革命大師，以其特有的“革命”的觸覺，為張學良量身定做了一整套“統戰方案”。毛澤東甚至引誘張學良以外蒙為師：“三月間訂立的蒙蘇條約，就是告訴我們，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毛澤東明白的告訴張學良，只要你張學良像外蒙古那樣，把中國遼闊的大西北，從中國的版圖中割裂出去，像外蒙那樣附庸於蘇聯，就可在蘇聯支持下，據西北稱雄。
西安事變的密信
筆者還嘗試更深層的利用我們早已掌握的檔案資料。如劉鼎以事先約好的暗語，給李克農及周恩來寫的信。這批隱藏西安事變深層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們絕密信件中，找不到他們真的要去抗日的蛛絲馬跡，完全證實張學良絕對不可能愛國抗日的結論。這批隱藏西安事變深層背景的密信，清楚地告訴世人：張學良所關心、所焦慮的是東北軍廣大官兵，自從吃中央的糧，拿中央的餉後，軍隊國家化的趨勢。軍隊是軍閥的命根子，此一趨勢，使張惶惶不可終日，視為“已超過第三期以上”，使他“受不了”的重“病”。筆者認真的探究此“病”的來歷，以及張學良準備用甚麼方法，來治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的重“病”。發現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並不是他口上所喊的抗日，而是為了治愈此一使他“受不了”重“病”。即：只有從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中出走，建立屬於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據）。才能躲避統一祖國大家庭的凝聚力，對廣大東北軍的影響。從而治愈他的心病——根除東北軍內軍隊國家化的趨勢，達到牢固的控制東北軍的目的，徹底改寫了西安事變史。
根本就不存在的愛國抗日
張學良從一九三四年歸國之初，就積極與胡漢民等聯絡，密謀“軍事倒蔣”，以能“另立局面”。驅動張學良劫蔣的動力，是張學良夢寐以求的“另立局面”；並不是張學良身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愛國抗日。張學良在他身邊的中共宣傳鼓動家們的蠱惑下，以為“蔣介石與共產黨十年血海深仇”，是共產國際眼中的沙皇，代共產國際除掉“中國的沙皇”，斯大林心目中“最可憎的人”。一定會被視為“中國的十月革命”，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並“釋蘇前嫌，遂多年聯蘇的願望”。蘇聯紅軍將會像駐新疆的著名“紅八團”，幫助盛世才擊敗盛的所有政敵那樣，幫助張擊敗蔣。各地方勢力將會紛紛來附，“南京政府必將難以招架”，而“分崩離析”。張學良自認必勝，毛澤東的迷魂湯“一舉手便旋轉乾坤”。使張學良自以為他締造了一個“大且偉”的“嶄新時代”。他將是這個“嶄新時代”的開國元勳，從而取蔣代之，達到“由我張學良來幹”的目的。在如此雄偉的目標激發下，使張學良叛離中央，“另立局面”信心倍增，“到了狂熱的程度”。“他(指張學良)已經瘋狂了，那時他的愛國熱情，（應讀為在西北建立張氏王國的熱情）一直在沸騰著。”只有權力夢，才能使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爆發出如此巨大的勇氣，發動震驚世界，改變中國命運的西安事變。
《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嚴格地以事實為依據，而不是以名人的言論為依據。如葉劍英說：“張學良愛國到了狂熱的程度”，因而張學良就是狂熱的愛國者。某教授說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完全沒有考慮個人私利，因而張學良就是“世界級的民族英雄”。嚴謹的邏輯推理，得出合乎情理的結論。該結論合情合理的解釋了西安事變研究中，一系列無法解釋的問題。且與胡適先生當年的研究銜接。
西安事變連蘇聯都認為是“軍事陰謀”。中共在蘇聯的嚴厲指責下，在西安事變後期也不得不如此說。軍事（與政治）陰謀是非常骯髒的。 揭露那駭人聽聞的內幕，還軍事（與政治）陰謀的原貌，令人心寒！（《明鏡月刊》）
《明鏡月刊》 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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