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恪守法治觀念導致辛亥革命失敗

　　《明鏡月刊》記者　駱晨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界定，最不靠譜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這一說法，旨在證明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高明，共產黨比同盟會-國民黨正確，指責後者不敢發動工農，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戰火燒遍全國，導致辛亥革命失敗。這其實是昧於實際情況的宣傳語言，”曾讓中宣部十分惱火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再次發出讓官方御用史學界看來礙眼、聽來刺耳的聲音。

　　袁偉時教授。（Jonas攝）

　　冰點停刊整頓因他的文章而起

　　1912年元旦，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宣告誕生。整整100年後的2012年前夕，《新史記》雜誌刊出剛剛迎來自己八十大夀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接受專訪的答問《清末已在改革，爲何爆發革命？》，分析了中國由一個老大帝國變為共和國的來龍去脈，以及整整一個世紀以來，“共和”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原因。
　　袁偉時教授是廣東興寧人，本爲哲學教授，但後來以晚清到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和思想變遷為主要關注和研究對象，成爲這一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出版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袁偉時教授對清末民初變遷的見解，一再挑戰中國官方史學界的結論。2005年11月15日，他在《中國青年報》著名的“冰點”週刊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以他多年研究成果，澄清中國教科書中的謬誤和片面說法，觸怒高層，被中宣部認定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引發軒然大波，導致“冰點”週刊停刊整頓，主編撤換。但是袁偉時教授並沒有屈服，最近六年來，他著述、接受採訪更勤，其敏銳犀利的觀點不僅在史學界別樹一幟，也在社會上産生較大影響，逐漸深入人心。
　　《新史記》記者向袁偉時教授提出了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而讀者又迫切希望得到解答的八個問題，包括“辛亥革命是什麽性質的革命？”“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敗？失敗的原因是什麽？”“清廷已啓動了憲政改革，爲何還會爆發革命？”“辛亥之後數十年的亂局，人們追溯到與《臨時約法》嚴重缺陷有關，您對《臨時約法》如何評價？”“如何看待辛亥革命與傳統的關係？”等。
　　袁偉時教授開宗明義就說：“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但他盡力簡明扼要地以書面形式一一作了回答。

　　民初紛爭的禍源是《臨時約法》

　　袁偉時對《新史記》記者指出：辛亥革命有三大收穫：1，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2，言論自由；3，三綱坍塌，宗法專制的思想體系開始瓦解。而失敗則在這些收穫沒有鞏固下來。主要原因，他認爲，是“北洋實力派和國民黨都沒有牢固樹立法治觀念。他們口頭上也講法治，但行動上往往背道而馳”。
　　例如：袁世凱居然成立軍政執法處，不經司法部門肆意抓人、殺人；同盟會和國民黨這一方呢？1，動輒暗殺或捕殺和自己意見不合或被懷疑為政敵的人；2，一不如意，就起兵鬧事，用槍杆子解決矛盾。“二次革命”，“護法戰爭”，“北伐”，“東征”，“國民革命”，直到政權奪到自己手上為止。這些行動都被美化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檢視，大都是權力或利益之爭。
　　袁偉時以宋教仁被刺案爲例：當時全國各界異口同聲，呼籲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宋案，實行法治，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最大的“國情”！可惜，孫文等國民黨領導人充耳不聞，先是冀圖暗殺袁世凱；繼而不顧黨內外反對，不自量力，一意孤行，發動“二次革命”，冀圖用槍杆子決是非，法治進程因此中斷，一個多月後，全軍覆沒。袁偉時指出：出現這個局面，不是由於“國情特別”，也不是民眾水平低下，而是國民黨領袖尚未告別草莽英雄的氣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從而造成這樣的惡果。
　　袁偉時教授更援引1925年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人的看法說，“戰禍，全由於《臨時約法》之不良”，他認爲，“這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在系統地分析了《臨時約法》的各項弊端後，袁偉時對《新史記》總結說：“說到底，這是革命幼稚病發作，使出一個連環計，把一手交出去的權力，換個手要回來。”
　　他認爲，制訂《臨時約法》的這些失誤，一直影響民初政局的發展，是各項紛爭的制度原因。
　　晚清大變局中的歷史人物，應該說，都是當時中華民族的傑出精英，爲什麽會一連串失誤，導致百年來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疊遭坎坷？袁偉時並未對此問題詳細展開，但他告訴《新史記》記者，有兩個原因非常值得重視：一是受限於傳統的重負，二是沉溺於抽象的正義和多數人利益。他們總是自負地認為自己生長的土地有悠久和輝煌的文化，總是構想出一些超越現代文明已有高度的美妙藍圖，就是不肯首先紮紮實實吸納現代文明和其他民族的制度成果，建築釋放中國人創造力的社會制度平台——“百年來，一個接一個的飛來橫禍，都是傳統包袱加民粹空想共冶一爐為思想源頭的”！
　　有分析人士認爲，袁偉時的這些見解又會引起不小的爭論。（《明鏡月刊》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