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起因是“愛國抗日”的說法，與史實不符，也解答不了西安事變研究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但是，目前海峽兩岸，以及海外學者（幾乎）都認為：西安事變的起因是愛國抗日。就連美國《紐約時報》，在張學良死後的一篇長文中，也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與動機是為了“抗日”。
筆者獨排眾議，正如當年科學家徹底否定“地平（方）說”，提出全新的“地圓說”那樣，徹底否定西安事變起因是“愛國抗日”的說法。提出了能合情合理的解釋西安事變研究中，一系列無法解釋問題的全新看法。
張並不是像他自己所説的那樣
其實，只要對張學良的一貫表現，稍加考察，就會發現：將愛國抗日按在張學良身上，是多麼彆扭。如同要人們相信，臥於街邊，口吐酒味的醉漢，是煙酒不沾的清教徒；以及太陽從西邊出那樣，令人疑團重重，總感到是不是真的？
按張學良自己的説法，早在“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且早在那時，他已“在日軍的飛機，坦克及大炮分路猛攻下，我軍奮勇應戰，激戰十晝夜之久，前僕後繼，死傷蔽野。”但是，只要人們稍加考察，就會發現：張並不是像他自己所説的那樣抗日勇將。恰恰相反，張學良是醉生夢死，“國人皆曰可殺”的不抵抗將軍。不少人把張學良不抵抗的惡罪，推給根本就不存在的“不准抵抗令”上。持此種看法的人，既無視中央政府的職責，國家元首的職責，決定他們不可能命令自己的邊防大軍，不抵抗入侵邊疆之敵；又無視張學良這類軍閥，根本就不聽從中央政府的命令。
其實，不抵抗的是張學良韓復渠這類軍閥本質所決定的。正如張學良本人多次説過的那樣：“換了一個任何其他人（像他那樣的軍閥），也都會這樣做（不抵抗）。”在張學良韓復渠這類軍閥看來，抵抗像日本這樣的強敵入侵，除了拼光他全部家當外，他們個人撈不到任何好處。張學良根本就沒有維護祖國領土完整與民族尊嚴的使命感。他認為，抵抗強敵入侵，僅僅只是為了政治生命。你們那些追求政治生命的人，你們自己去抵抗吧！不要期望我張學良為了你們的政治生命去抵抗，“視我東北將士，不過是政治上理由應送死之犧牲品而已。”我張學良不追求政治生命，只是重個人的實際利益的瓦。像我這樣的瓦，沒有必要去碎了。因而張學良只希望拱手讓出東北，換取日本讓他能繼續割據平津。唯恐在東北抵抗，惹惱日軍，日軍連平津也一鍋端，使他再也不能在平津享樂了。在這樣的張學良心底裡，對抗日絲毫也不感興趣。以致張學良在東北危在旦夕的“九一八”前夕，仍能毫無心肝的在北平醉生夢死。且“張學良把一個經議決要下達的抗日軍令，拿起來隨便往大衣口袋一塞，意然忘了發出去”。
陳守中著有《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
張根本就沒有抗日的能力
張根本就沒有把抗日放在心上。即使張學良口上大喊大叫抗日，自稱他的團隊，“沒有人不想抗日的”，“魂縈夢繫白山黑水”，“急切的希望打回東北”的西安事變前夕，張也沒有準備帶領他的部隊，與日軍作戰的打算。以致，在他們商討真實計劃時，張明確的表示：“特別是立刻與日軍接觸，條件亦不成熟。”且張更沒有抗日的勇氣與決心。因而，張沒有像張靈甫等真正的抗日將領那樣，吃大苦、流大汗，把他的軍隊，練成一支能與日軍作戰的部隊；張根本就沒有抗日的能力。筆者考察東北軍在戰場上的表現，根據他們“戰果”，計算張學良所帶來帶領部隊的作戰能力，計算的結果是，張學良所帶領的軍隊即使有九個軍，也對付不了日軍一個大隊。倘若用如此軍隊守南口的話，不但不會有後來的南口大血戰，只會是一百二十八名日本騎兵，佔領了熱河省會承德的重演。東北軍戰鬥力如此薄弱，並非偶然。這是因為張學良建軍宗旨、選將、練兵均不是為了國家民族利益，練成一支效忠於國家民族的軍隊。而是僅僅為維護張學良個人的權力、地位與享受，效忠張學良個人的極腐朽的軍隊。正如當時重要將軍徐永昌所說：“東北軍作戰力薄弱”，“不配談抗日”。可張學良吵吵嚷嚷的大談抗日，居然有人相信，真是不可思議。
張學良以外蒙古為師
張學良進入西北後，仍要以外蒙古為師。“三月間的蒙蘇協定，就是告訴中國的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與你同盟。”張實際上要將遼闊的中國大西北，像外蒙一樣，從中國的版圖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樣成為蘇聯的附庸。以能像外蒙那樣在蘇聯支持下，在西北建立張氏王國。不惜出賣祖國主權，換取個人權位。如此亳無悔意，又毫無羞恥之心，毫無社會責任感，把個人的利益看得遠遠高於國家的主權與民族的尊嚴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在我國歷史上並不多見。張已丟失三千里東北，又準備出賣我國遼闊的大西北。張是我國歷史上，最可恥的賣國賊。其賣國惡劣程度，遠遠超過失地燕雲十六州的石敬瑭。中國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愛國抗日的張學良。自然不能從愛國抗日的角度，合理的解釋極端賣國主義者張的行爲——他發動的西安事變，致使該事變成了：“令人撲朔迷離”，“迷霧一團”的歷史之謎。
人類歷史上，很少有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南京國民政府那樣艱難的政府。當時南京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五省，其他省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軍閥控制的獨立王國，但他們卻將他們防區的一切問題悉推中央。歷史在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時刻，把蔣公放在一個非常可悲的地位。一方面他是名義上的國家最高領袖，必須為全中國的一切災難特別是外患負責。另一方面“一個領袖剛剛表現出領導力量，便有人妒忌，來拆台。”“阻人成功，逐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加上原來的割據者，使蔣公不能利用全國資源，“克服復興途上的障礙，發展效能。”履行國家最高領袖的職責。如張學良控制東北四省，以及華北四省、市。所有這八者市的財政收入，被張“悉數截留，不以一文解諸國庫。”更不准中央軍進入東北。
陳守中，《明鏡月刊》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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