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日 星期四

密信解開劫蔣者之夢



《明鏡月刊》陳守中



震驚世界、改變中國命運的西安事變,已過去七十多年了。由於此一重大歷史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所佔有的特殊地位,吸引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者,從事其研究工作。有關西安事變的專著與張學良的傳記,以及學術論文,多到汗牛充棟。但均不能自圓其說,更無法解釋這些論著中所極力迴避的問題。特別是從事其研究的學者們,非等閒之輩,其中,有台灣的一大批頂級歷史學家,以及海外“世界著名的學者”。他們並沒有像中國大陸學者那樣,受到種種政治壓力,他們可以自由的發揮他們的才能。可是,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迄今仍未能解開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原因何在呢?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是有人隱瞞了事實真相。但筆者認為,發生在資訊已相當發達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且廣為報道的西安事變,並不是資料太少,而是人們不習慣根據最基本的事實,卻熱衷於追逐“血統高貴”的人自白,以及“熱鬧”的戲劇性情節;且推理方法也值得商榷。

不少論者自己都認為,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是“國人皆曰可殺”的不抵抗將軍,失地喪權的國家與民族的罪人。卻僅僅根據張學良的自白:“愛國抗日”,就認爲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劫持自己祖國的元首後,一躍而成為“世界級的民族英雄”。




張學良另起爐灶

首先,此結論無視基本的事實,連最起碼的邏輯證偽“功課”也未做。國難家仇,能使張學良愛國抗日?眾所周知,對張學良最具震撼力的“國難家仇”,並不是發生在西安事變前夕,而是張仍在東北時。那時張學良不僅耳聞目睹日軍的暴行,日軍還殺了他的父親,入侵他的家鄉東北。張真的有一腔熱血的話,早就灑在東北,何須等到1936年。張學良口中的“愛國抗日”,是多麼不可信,“謊言止於智者”。因而,當時中國沒有一位學者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愛國抗日的。張學良與中共令人眼花繚亂的“一致抗日”口號真正含義是甚麼呢?毛澤東的內部講話,為我們做了解答:“在一致抗日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張學良用更通俗的語言概括為:“用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即在“愛國抗日”掩飾下,與大老闆打一架”(叛離中央),從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中出走,另起爐灶,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據)。

其次,此結論是依據甚麼道德標凖得出的呢?衆所周知,軍人的職責是服從軍令,完成上級所下達的作戰任務;且業績在戰場,“馬革裹屍還”。可是,張學良這個軍人,不但在抗日的戰場上,是可恥的逃兵;更劫持主帥,如此與軍人身份不符、職責不合,且為法紀不容,因而受到當時全中國人民一致譴責的逆行,值得稱頌嗎?特別是,持此論者中,還有海外學者。他們都自稱是在寫中華民國史,自然應以中華民國的法紀、道德標準來衡量張的此一行為。可他們竟謳歌劫持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且這位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並不是“昏君”,而是當時公認的無人可替代、當之無愧的領袖。因而,如此謬誤,甚至不能用毛澤東的“黨文化”來解釋。毛澤東也不會承認這些海外的學者,是懂他的“黨文化”的“無產階級學者”。

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

第三,劫持自己祖國的元首,是表現愛國抗日的適當方法?更何況,張學良劫蔣後,向蘇聯邀功:“唯一希望”,“尤願知”,“格外關心”,“乞告”蘇聯對他們的“革命義舉反應如何”。人類歷史上,有以囚禁、羞辱自己祖國的元首,向外國邀功的愛國者嗎?有以囚禁、羞辱本民族的領袖,向外族示好的民族英雄嗎?……

在西安事變研究中,此類無視基本事實而熱衷於追逐“血統高貴”的人自白,以及“熱鬧”的戲劇性情節,比比皆是。又如把張學良在九一八時恥國喪地的責任,推在根本就不存在的不抵抗令上,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方法論失誤的另一例證。儘管張學良散佈種種謊言,有意杷水攪混,以能蒙混過關。但是,人們完全可以繞過這些人為的障礙,給張學良在“九一八”時的功過,做出結論。眾所周知,“抵抗”與“不抵抗”,不是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如越王勾踐,在不適於抵抗的情況下,果斷的決定不抵抗。越王勾踐不僅不是狗熊,而是能忍他人所不能忍的超級勇士,他的“臥薪嚐膽”,也成了著名的成語。相反,“發憤圖強”與“苟且偷生”,倒是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這是因為人世間,還沒有在國家民族處於萬分危急的時刻,把國家民族的災難置於腦後,仍毫不振作,繼續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而痛失戰機,能成為英雄的。

因而,只需認真地考察張學良在“九一八”前後,是“發憤圖強”呢?還是“苟且偷生”呢?就可給張在“九一八”的功過,做出結論。根本就不需浪費時間,追逐所謂不准抵抗的密電。早在一九二八年,日寇就慘殺了張學良的父親。殺父之深仇,竟未能觸動張學良任何一個神經細胞,使張振作。張在他在父喪期間,仍毫無心肝地縱情聲色,“吃喝嫖賭,無一不來。”且妒忌賢能,慘殺楊宇霆等,致使九一八前夕,再無像楊宇霆那樣,曾多次化解危機的良材,應付危急。而張學良本人,竟在東北危在旦夕的“九一八”之夜,毫無心肝地在看戲。並“三令五申不准還擊”,致使東北軍在“全副武裝的日軍四處追殺他們的時候”,“眼睜睜地望著敵人屠殺自己……令人悲憤難抑。”把三千里東北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日寇。就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自古亡國之君,敗軍之將”中,沒有比張學良更可恥者。可是我們今天的悠悠史筆,竟歌頌這位“自古亡國之君,敗軍之將”中最可恥者——張學良。簡直是對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人類智慧的諷刺。

其實,返璞歸真,歷史並不是“血統高貴”的人在河邊談出的。歷史並不是“神話”、“傳說”,歷史事件有著內部的邏輯規律可循。歷史研究很多時候就好像破案,不應僅僅根據當事人本人的自白。而應以事實為依據,為線索,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還歷史的真面目。其結論必須符合邏輯規律,且能為歷史事實所證實。
儘管西安事變是在極其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其後的“合縱”與“連橫”,雖蘇秦、張儀在世,也會瞠目結舌,驚歎不已。更給西安事變研究者們,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但是,每個人的行為,受每個人的人生哲學,意志,氣質,道德觀念所支配,與其一貫行事規律相符。世間萬物都有其內在的規律,因而像包公等人類歷史上著名的破案大師,能根據案犯留下的蛛絲馬跡,憑他們過人的邏輯推理能力,去偽存真,由表及裡,由此及彼,偵破種種奇案。要解開西安事變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先對張學良的人生哲學、道德觀念、意志、氣質,以及具如此品德的人行事規律,做一翻透徹的研究,是有益的。總之,要偵破西安事變此一歷史奇案,解開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需在方法論上,下一番功夫。(《明鏡月刊》)


《明鏡月刊》 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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