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外交困中，他纵横捭阖，签下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使得日方终于在济南惨案善后问题上做出让步，但个人终不抵日军的铁蹄，他殚精竭虑三年多的“革命外交”，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次次蒙羞
繁华喧闹的南京中山北路上，云集了国民政府几乎所有重要部门。而不远处的萨家湾，闹中取静。不少高官把寓所安在这里，既方便上班，又坐享愉悦。外交部长王正廷也不例外。
1928年12月13日，这里的宁静被一阵喧闹撕碎了。
数以千计的民众高举反日标语，高呼反日口号，浩浩荡荡开进萨家湾，群情汹汹，矛头直指外交部及其掌门人王正廷。这是首都反日会组织的反日市民大会。本来是请愿的，但人数太多，情绪失控。一些人冲进王正廷的寓所，一通乱砸。汽车被毁，军警受伤，一片狼藉。
所幸，王正廷人在上海，逃过一劫。
这些天，为了了结济南惨案善后，重订中日关税条约，王正廷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唇枪舌剑，焦头烂额，据理力争，坚守底线，谈判陷入僵局。
王正廷的强硬表现，理应得到鲜花和掌声，为何会招致民众如此激烈的抗议，甚至背负了寓所被毁，有家难回的耻辱呢？谈判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暗流在涌动呢？
为什么是王正廷
1912年，上海军政府。
这是王正廷初次见到蒋介石。彼时，王正廷是湖北军政府外交司司长，前来拜会沪军都督陈其美。蒋介石还只是沪军第五团团长、陈其美的盟弟。由于同是浙江奉化人，陈其美请他多多关照蒋介石。王正廷点了点头，没当回事。他不知道，蒋介石刚刚刺杀了光复会元老陶成章。
1917年，广州护法军政府。
即将赴美的特任外长王正廷向孙中山辞行，又遇见了蒋介石。在攀谈中，王正廷获悉，此时的蒋介石，只是孙中山麾下的小参谋。
此后的十年，王正廷三任北洋政府外长，当过巴黎和会中方全权代表，主持过中日交收胶澳。蒋介石则平步青云，直至北伐军总司令。
1927年，两人再度相遇。在蒋介石的盛情邀请下，王正廷办了三件事：一是私下接触各国驻沪领事团，力求“友邦谅解”；二是联络冯玉祥，从中斡旋，促成蒋冯联手；三是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当证婚人。从此，王正廷成了蒋的铁杆拥趸。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京津，北洋政府垮台，二次北伐成功。可对于蒋介石，外交困境是他的最大心病。
就在一个月前，为阻止北伐军取道山东统一全国，日本在济南挑起事端，袭击北伐军驻军，杀害国民政府官员，并在城内焚掠屠杀。为保北伐告成，力避日本干涉，在谈判受阻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撤出济南，绕道北伐。这种息事宁人、屈辱忍让的做法，不仅招致民众不满，连党内政敌也口诛笔伐。要消弭国内舆论的指责，强化其继承孙中山遗志的正统性，蒋介石必须在外交政策里注入更多的革命因素，既要装点门面，更能办点实事。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面临着党内山头和地方实力派的挑战，急需列强支持，以改善国际观瞻，巩固新政权。为此，他不惜抛弃大革命时期已成势的“攻势外交”，转而施展温和外交。蒋介石曾幻想中日合作。然而，济南惨案使他梦想破灭，转而属意于英美。
黄郛引咎辞职，谁来接掌民国外交？在他看来，王正廷既与“美国比较接近”，又与日本打过交道，经验丰富；其“于铁拳之外，罩上一层橡皮”的外交主张，既有革命外交的影子，又与温和外交异曲同工。与此同时，国内著名的职业外交家，要么如陈友仁，因政见不合，寓居苏联，要么如顾维钧，跟错了人，流亡欧陆，要么如蒋作宾，公干在身，出使德奥。历史选择了王正廷。
于是，就在攻占京津之后不久，王正廷正式入主外交部。
关税谈判：在革命与现实之间
1928年6月15日，新外长王正廷代表南京政府发表了对外宣言：“中国八十余年间，备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此种束缚，既与国际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相违背，亦为独立国家所不许，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会，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
7月7日，他又以外交部名义宣布了废除旧约，重订新约的三项原则：已届满期之条约，当然废止，另定新约；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当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定之；旧约满期而新约未定者，另定临时办法而处理一切。以改订新约的方式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他的中心任务。
以哪里为突破口呢？
王正廷很清楚，南京政府之所以四面受敌而不倒，是靠江浙财阀和上海青帮的鼎力相助。但财政危机依然困扰着这个新生政权。近在咫尺的上海，关税收入占全国五成。如能攥在手里，必将缓解财政危机。同时广东的李济深正在单独与列强交涉关税。英国甚至提出将关税收入分给地方政府“沾润”。这让蒋介石颇为担心。于是，加紧与列强进行关税交涉，尽快实现关税自主，既有收回国家主权，增加中央财力的目的，更有防止地方坐大的现实紧迫性。
“民族自决”逐渐成为一战之后的主流思潮的背景，中国人民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压力，使一些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做出了愿就恢复中国关税自主问题进行讨论的表态。此后，北洋政府与列强就这一问题多次磋商。王正廷也参与其间，并成为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的主席。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自1929年1月1日起，中国可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的决议，奠定了中国收回关税主权的法理基础。
无论从客观紧迫性，还是现实操作性看，收回关税主权都应一马当先。
一年来，王正廷与美方频繁接触，探听底细。他很清楚：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反对重订关税条约，得到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家的支持。然而美国在华侨民近万人，其中十分之一是传教士。各地教会纷纷致函白宫，敦促美国政府改善对华关系，以促进更多的中国人信教入会。教会的影响力，比起那些只认钞票的企业家大得多。
王正廷获悉，美国高层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浪潮心有余悸，担心“若不愿做出适当让步，就会处于被迫让步的境地”。由于美国输入中国的产品以汽车、机器等高端产品为主，受众较少，提高关税税率不但影响不大，反而容易博得中国民众的好感。同时，美国政府打算力挺南京政府，以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的势头，“稳定远东国际秩序”。因此，他相信，只要中方继续保持强硬，坚守关税自主的既有立场，一定会有良好收效。
果然，就在王正廷上任当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训令马克谟执行1927年10月商定的方案，通知中国“美国已准备同意将所有中美两国在此之前所签订及有效的各条约中，有关在华货物进出口的关税、退税、顺位税等的税率，自1927年1月1日或新条约生效后的4个月之后，依何者在后为期之日作废无效”。7月20日，仍在推诿的马克谟收到了凯洛格措词更严厉的训令：“除非我们立即行动，国民政府将迫使我们：一、谈判一个完整的新条约，既包括关税，也包括治外法权；二、在华盛顿而不是在北平进行谈判。”马克谟再不敢延宕，当即开启谈判大门。
7月25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北平签字。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惟缔约各国对于上述及有关系之事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差别。”美国成为首个与中国重订关税条约，废除协定关税，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西方国家。
这是王正廷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外交胜利。然而，这场胜利代价巨大。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同日，各国领馆和侨民住宅遭暴徒袭击。英美等国借口护侨，派兵舰炮轰南京下关，造成中国军民重大伤亡，史称“宁案”。武汉政府与英美列强针锋相对，而蒋介石主动承担责任，以博得列强的承认与支持。然而，南京方面的交涉遭到英方拒绝，反倒是美方态度积极，于次年3月与中方签署协定，中方承诺惩凶、道歉、赔偿，美方也对炮击南京的做法“深为抱歉”。中方在宁案问题上的妥协忍让，为中美关税谈判扫清了外围障碍。
1928年7月21日，中美关税谈判正式启动。马克谟曾担心，此前与北洋政府谈判时，顾维钧始终反对在实现关税自主之后，给予任何一国“最惠国待遇”，这导致双方始终谈不拢。马克谟甚至做了必要时适当让步的心理准备。同日，来京“巡视”的蒋介石，要王正廷授意宋子文主谈。惊讶之余，王正廷只得照办。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于美方的方案，宋子文几乎“均表赞同”。这让马克谟大感意外。原来，在“蒋总司令及其他数位中央要员的强力热心支持下”，中方回避了可能谈不拢的几个焦点，直奔“签约”而去。最终，中方虽然得到了关税主权，但给美方留下了“享受与他国平等待遇”的尾巴，中方的退让甚至超出了北洋政府的底线。美国实现了“人都有我也有，人都肯我才肯”的谈判初衷，巩固了其在华的经济特权。
王正廷终于明白：蒋介石要的是收回外交主权之名，而且是越快越好。作为外长，他想挽回，但无能为力。
不管怎么样，跟美国签约终归开了个好头。然而，英国的态度依旧强硬。
熟悉英国人秉性的王正廷认为，英方对宁案善后之所以冷漠，是要维护其在华老大的地位。要想迫其就范，必须与列强一家家单谈，借以孤立英国。
于是，中方甩开英国，分别与意大利和法国的驻沪领事交涉宁案善后，抓住意大利立场偏软的机会，派员赴罗马游说。恰巧此时，墨索里尼政府期望在欧洲对华关系上拔得头筹，双方一拍即合，迅速进入谈判阶段。
这一招果然奏效。美国率先签约，意大利签约在即，英国政府压力很大，不得不结束拖延，转向速决。8月9日，中英同时签署宁案协定，规定双方将派员重订关税条约。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德国、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典等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重订了关税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法谈判宁案善后的过程中，法国代表梅里埃将同意开谈重订关税条约的时间定为“不久的将来”。为推倒这五个字，避免后遗症，王正廷等人斗争了两个月，终于“换上了另外五个字：最短的时间。虽然字仍旧是五个，意思天壤之别，完全不同了”。
在《中英关税条约》的签字仪式上，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还向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递交了国书。这是南京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接受外国公使递交的国书。那一天，蒋介石挣足了面子，夸奖王正廷能干。
不应忽略的是，这些新的关税条约全都“一体均沾”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里的“最惠国待遇”，维持了在华特权。当时舆论指责甚多，报端有评：“不订新约，中国有益无损，订新约，中国有百害无一利，比国卖空，中国则付出实利以买空。”然而，在蒋介石看来，收回关税自主权是一场胜利，其在“精神上之安慰，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事实上，实现关税自主，绝不仅仅是一场精神上的胜利。它结束了80年来中国无权行使关税的局面。1929年，国民政府开始施行新税则，当年进口关税收入16701万元，比1927年增加11264万元，净增三倍多。到1937年，进口关税收入增至31268万元，比1929年又增长了近一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涨，夯实了其巩固政权、建设经济、改革币制的财力基础；同时，列强的廉价商品倾销得到控制，有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在革命与现实之间，王正廷裹着前者的外衣，选择了后者。他的解释是，“此处委屈迁就而在彼处达到更大的政策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是“外交胜利”的宣传效果，还是收回领事裁判权、租界和租借地？
只剩一个国家尚未就关税问题与中国谈判修约，那就是日本。
对日交涉：耻辱
与日本的谈判，焦点在于济南惨案的善后。
蒋介石忍辱负重，绕道北伐，使日本发动济南惨案，阻止中国统一的目的落了空。日方提出的善后处理条件苛刻而无理，被王正廷一口回绝。接踵而至的打击，令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气得两天没睡好，连蒋介石宴请各国驻华使节的招待会也拒绝出席。
就在济南惨案交涉的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方，声明1896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期满，将“根据平等相互之原则，商订新约”。新约未订前，将按“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成前之临时办法，宣布实行”。
不巧的是，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奉行对华强硬政策，不仅对中国单方面的废约行动不予承认，而且还将实行临时办法说成是“蔑视国际信义之暴举”。王正廷极为震怒，在复照中声明，新约未成之前，中方将坚决依照“临时办法”办理。王正廷还针对“暴举”一说，特意添了“往来公牍之中，竟有此外交文件素不经见之字样，本政府深为惋惜”的措词。
就在双方用照会唇枪舌剑的同时，王正廷借助其在日本国内的丰富人脉和活动能力，委派特使赴日，两次会见田中义一，并遍访各界要人，发表文章，办恳谈会，大造舆论。他了解到，日本政界有许多人认为，占领济南耗费巨资，收益甚微，激起中国反日浪潮，导致中日贸易衰退。田中内阁迫于压力，正在寻求退路。这犹如一颗定心丸，令他在面对记者提问时更加游刃有余，甚至表示要到国联大会上申诉。
王正廷的强硬与游说见效了。田中内阁不得不派出代表抵达南京，与王正廷举行会谈。不过，日方在撤兵问题上拒不松口，又坚决主张旧约延期十年，谈判陷入僵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正廷的公寓被砸，损失惨重。
是什么原因让抗议群众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他一人身上呢？
1917-1918年，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为消灭南方军阀和护法军政府，通过其政治顾问西原龟三，与日本签署了一系列数额巨大的秘密借款合同，总称西原借款。日本由此获得了东北的筑路、森林和采矿等经济主权。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明确宣布：“中国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潜窃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在关税谈判进程中，日方提出要以中方承认西原借款，作为日方承认中方关税自主的先决条件。标榜继承孙中山衣钵的南京政府，当然没有贸然答应。然而，坊间却流传南京政府做出让步，考虑以500万元关税收入作为西原借款担保的消息。于是，反日群众都把矛头指向王正廷，认为他对日交涉不力，致使日军长期占领济南。一时间，“反对妥协外交”“打倒王正廷”的口号响彻萨家湾。
蒋介石听说王正廷寓所被捣毁，连忙赶到现场，并召集群众代表到中央党部训话，信誓旦旦地承诺：“三年之后，若外兵不撤，不平等条约不废，请杀我以谢国人。”王正廷搞不懂，这究竟是搪塞示威群众的安慰话，还是老蒋给他下的军令状。
挨了砸，王正廷有苦说不出。他曾为改订新约运动制订了进度表，准备把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外国在华驻军、租界和租借地，以及内河航运权等问题渐次解决。然而，“国家多故，国本未宁，致外人观我者，不复生敬畏之心”的现实，使他在谈判中必须做出让步，以求得早日缔结新约，即便有些让步可能危害更大。然而，此间的苦衷与考量，自然不能为外界道。
王正廷的纵横捭阖，使日方终于在济南惨案善后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先撤军，再议定赔偿。1929年3月，中日解决济案协议几经反复，终于在上海草签。虽说这场导致两万中国军民伤亡的惨案，以此种方式草草收场，未免令人悲愤，但对于王正廷而言，这毕竟为中日谈判解决关税悬案创造了条件。
1930年5月，《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正式签署。虽然协定主文与《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中英关税条约》的条文相似，但附件内容在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审议会上引发巨大争议。据此附件，日方保留了110种货物的现行税率，中方仅11种，且以三年为限。就是这样明显的不平等条件，还是王正廷几经讨价还价的结果。蒋介石急于实现全面关税自主的政治需求，让中日关税协定成为关税谈判三年来最失败的案例。
立法院无奈地放行了。关税谈判至此告一段落。比起毫无收效的领事裁判权谈判，以及尽是半拉子工程的交收租借地谈判，关税谈判算是成绩最大，后遗症最少的一个。
1931年9月19日凌晨，首都南京。
熟睡中的王正廷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惊天噩耗：四个小时以前，日军悍然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大规模进攻……
王正廷的专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外交部大院，连夜召开会议，了解情况。天还没亮，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抗议照会，以及请求国联主持公道的报告就发了出去。向英美等国求援的外交游说旋即展开。然而，与日寇的铁蹄相比，这一切都是苍白的。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声讨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集会请愿声势浩大。东北沦陷，蒋介石和张学良难辞其咎，但抗议人群竟打出了“枪毙王正廷”的标语。
9月28日，在中央党部门前冒雨请愿的千余名学生，因未见到蒋介石，转头冲进外交部。王正廷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挨了顿揍，头部开花，血流不止。躺在鼓楼医院的病床上，想起自己殚精竭虑三年多的“革命外交”，竟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次次蒙羞，王正廷仰天长叹，写下了一纸辞呈。
唐博，《看历史》2011年1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