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绝招

“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下）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不久“反右派”斗争就开展起来了。毛泽东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做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见5月13日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在一个批语中，要求公安机关，“严密注意敌情动向，尤其要注意农村敌情动向，使右派分子在工农群众中彻底孤立起来”。公安部于8月底9月初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客观上形成了右派分子与反革命相呼应、海外敌人与国内敌人相呼应的局面”。其特点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搞宣传、搞组织、搞武装活动，地主富农分子煽动农民闹事、退社，搞反攻倒算。”会议要求“进一步再给残余反革命势力一次有力打击”，坚决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劳教一批，批斗戴帽子一批”等14项措施。毛泽东批准公安部计划，于是在会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又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全国逮捕的人数大大超过1956年全年的总和，仅被判处管制的人数就有120万人之多。

安徽省委在全省进行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57年10月到12月，在827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省公安厅根据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精神，配合这次大辩论，挖“新、老反革命”，逮捕12274名“反革命”，管制1074名，劳教855名，戴“反坏分子”帽子1565名，斗争6518名，关押审查2338名。在大辩论中被迫自杀的845人。在这些被打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近几年出版的一些社科类书籍，仍然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当做了不起的事情记载下来，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绝大多数农民是不愿意合作化、吃大锅饭的，因为合作化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他们怀恋土改后那两三年美好的日子。我家就是一个例子。解放前种地主家地，交租子，加上苛捐杂税，不得温饱。土改后分了地，从1951年到1954年，温饱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才有可能上学读书。大哥因为解放前家里穷困，小学未毕业辍学，解放后参加土改工作队，土改结束后被吸收当了干部；二哥是文盲，在家劳动，他听党的话，积极拥护互助合作，先当互助组长，后当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我父亲坚决反对他将家里的土地入社，父子俩经常为此吵嘴打架。我那时在舒城中学读书，一次从学校回家，看见母亲坐在床上哭泣，问为什么？母亲说，你父亲被合作社的人叫去辩论，今天肯定要挨打，被辩论的人，没有不挨打的。我说你放心，他们不会打他，二哥是副社长，这点面子他们是会给的；再说，大哥在城里工作，恐怕没有人敢对他动手；你以后要多劝劝父亲，不要拖二哥后腿，不然他的副社长怎么当？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人都在看咱们家，如果我们家退社，全社不就跨了吗？

二哥当晚没敢回家，第二天回家时，父亲拿着扁担打他，追了1里多路没有追上，悻悻地回到家里。在我和母亲的劝解下，父亲的气才逐渐消了。父亲也想开了，退社已经不可能了。闯过父亲这一关，二哥一直在农村当基层干部，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有20年，是党在农村得力的依靠对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老了才退下来。

关于“大跃进”时期对社会的控制，笔者在《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中已经做了详细记载，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1958年，按照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发展不受干扰，要求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捕人计划指标，对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暂时没有反抗、抵制而将来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潜在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不让他们有反抗的机会。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机关一家的事，党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产大队领导人都有权决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组织劳改队。所以1958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安徽仅公安机关正式拘捕的人就有17万多人，集训、劳教了20多万人，比1950年到1953年大“镇反”抓的人还要多。县里、公社、生产大队自己办的劳改队抓的人，比这还要多得多。比如定远县，不仅县里私设劳改农场，公社、大队也有小劳改队；全县23个公社中，就有13个公社设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160人；县劳改队劳改了4023人，死在劳改队的就有1280人。这种无法无天的随意关押人民群众的行为，成了“大跃进”时期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主、富农帽子不合适，于是就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仅据萧县、砀山、五河、凤阳、无为五县在1979年摘“四类分子”帽子时统计，就有3.7万多普通农民在“大跃进”年代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据安徽省公安厅1954年统计资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那时还没有“坏分子”罪名。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政治骗子、投敌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定为“坏分子”范畴，从此才有“坏分子”这个罪名）。到1958年底，地、富、反、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全部“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

“四类分子”在农村是专政对象，反面教员，谁都可以任意欺辱。他们的家属子女也受到种种歧视。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是，铤而走险者并不鲜见。1958年8月14日，公安厅发出《关于当前敌情和打击措施的意见》中说：“破坏农业合作化案件逐渐增多，仅5至7月，就杀死、杀伤社队干部41人。”11月5日，公安厅向省委汇报的“敌情动态”上说：“阶级敌人仍然不断进行破坏活动，主要表现在：一，造谣。利用部分群众不明政策和落后心理，大肆造谣说：人民公社化就是一切财产都要归公（一点也不造谣，完全是真实情况——笔者），以致一些地方群众把家禽家畜统统杀掉，有的砍光自留地里的农作物（这也属于敌情动态，是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要打击——笔者）；二，凶杀。全省7至9月共发生64起，其中有对社队干部不满杀害干部的15起15人；三，纵火。全省7至9月共发生针对人民公社纵火34起；四，投毒。7至9月，针对人民公社食堂投毒的12起。”

1959年、1960年这类案件继续发生。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时间，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普通农民，都是因为断炊、断粮，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有个别“四类分子”被逼急了，也要反抗。1960年1月4日，霍邱县河口公社一个生产队长，到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刘某家搜查粮食，刘一家四口一起动手，将他捆绑，然后将其杀死。刘家原有7口人，已经饿死3口。这个生产队长还要去他家搜查粮食，把他们惹急了。刘某夫妇被判死刑，另2人关押期间死在看守所。这一户人家死绝了。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死死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或拿去炼铁，稍有反抗行为，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也有被逼急了铤而走险进行犯罪活动的。仅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安徽省就发生食堂投毒案46起，有17人中毒死亡，公安厅为此发过3次通报，要求保卫人民公社食堂安全。另外发生9起凶杀案件，社员饿极了，到食堂抢饭吃，遭到阻拦，杀死15位公共食堂管理员、炊事员。

“大跃进”时期对社会控制的第四个手段，就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有逃生的机会。

从1958年到1960年底，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4次通知和1次电话会议，要求全国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安厅，发过6次通知，1次电话会议，提出严格要求，对此项工作抓得不力者要受处分。这样，安徽就在全省城乡、边沿结合部，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全省公安派出所随时发现外流人员随时扣留，送收容审查站收容遣送。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没有立即遣送，而是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而没能回家。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探亲记”的人民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莫名其妙抓进收容所，尽管他百般说明自己是来探亲，而且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他才趁看管人松懈，逃跑出来。接到中央转来的信，引起省委、公安厅重视，派专人到合肥收容遣送站检查，据对照花名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了解，有6527人不该收容，占总数26.8％（其实99％都是不应收容的——笔者）。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人就是合肥市的机关、学校职工、学生，因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较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审查。大蜀山收容点对不服收容、申述理由的人进行体罚，打死3人，非法没收被收容人员现金2537.53元，金戒指8个，公债券50元。

除了收容审查外，安徽省对社会控制还有一条“死招”，就是不断地搜山，把人民群众为了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58年5月，徽州地区8个县抽调2800人次，进行搜山行动，查出6700外流人员。1958年7月12日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1月至5月全省36个山区县共查出外流人员25613名。7月19日公安厅发出简报称：据15个山区县市统计，在198个乡镇，71个（边沿）结合处，11个新建村，76个山凹，115个山洞，查处外来人员72817人，其中有地富反坏分子2914名。

1960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继续组织人员大规模搜山。4月1日，“皖南地区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总结”称：“共组织基层干部、民兵、治安积极分子等60余万人，计搜查山头448个，山洞2426个，山洼7607处，山冲447处，孤庙417处。”动用这么多人，“战果”如何呢？“扣审反坏嫌疑分子1606人，经查实有地主23人、反革命12人，盲目外流人员300余人。”

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为了活命，为什么不能到山里找活路？而那1000多群众不是饿急了，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尹曙生，《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