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9日 星期日

重庆邓治全及其家人在“文革”中惨绝人寰的遭遇



  (主要事实根据采访邓运富整理而成)

  反思“文革”,毋忘“文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这场历史大浩劫的反思是很不彻底的。凑巧,正在争议“重庆模式”的当口,我们的一次老乡聚会,验证了一个萦绕我心头四十余年的悬疑:炒吃人心肝,到底有没有这极其野蛮残忍的事?到现在才终于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一

  五朵云,多么富有诗意的山峰。

  它海拔1485米,常有云彩缭绕而得名。它雄峙于长江之南,云阳县龙洞公社民生大队就斜倚在它挺拔身姿之上。这里山势奇峻陡峭,没有水田,土地贫瘠,山民们世世代代在薄土里刨食,放牧山羊,过着闭塞、艰辛、淳朴、穷困而又宁静的生活。这里是云(阳)奉(节)及川(现重庆)鄂交界处,翻过山梁,便是奉节县的康平公社;再行几十里山路,便是湖北恩施了。就在五朵云的山顶处,居住着一户地道的庄户人家。

当历史来到1968年,“文革”武斗的血雨腥风带来了他们全家人的厄运,让人心惊胆颤。先介绍一下这不幸的人家吧:户主姓邓,名治全,47岁,1950年就入党的中共老党员,时任民生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主任,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庄稼好把式;其妻周金英,50岁,文盲,是从奉节香水沟嫁过来的巧手媳妇。这对夫妻含辛茹苦养育六男两女,山民们重男轻女,女儿不记排行,故:老大邓兴运,33岁,已分家另过;大女儿邓运秀,30岁,已出嫁;老二邓运金,25岁,高小文化,大队会计,公社团委副书记,历来先进,是脱产干部苗子,曾出席县团代会并安排大会讲话,已分家另过,其妻潘庭右,此时已怀身孕;老三邓运玉,23岁,已婚;老四邓运满,21岁,现役军人,时任38军114师某部代理排长;老五邓运富,17岁,虽已婚,但与父母同住;老六邓运贵,11岁,幺女邓运春,只有8岁。穷困的山里人,生孩子如同种庄稼,图个广种薄收,幻想着“一笼鸡子总有一个叫的”以改变境遇。可见,这是人丁兴旺的大户,下中农成分,有党的基层干部两个,还是军属,怎么看也是当地令人生羡的庄户大家庭,红色革命家庭。然而,当“文化大革命”风暴以荡涤一切之势地席卷到这四川盆地边沿的偏僻农村时,邓家的霉运就开始了。先是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治全邓运金父子轮番接受大会小会的批斗,弯90度,戴高帽子,游乡示众,无所不有。“革命群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到他们的门口,让你进出不便。后来的1967年,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以后,造反派给他们扣上“反党分子”“漏划富农”的帽子,宣布是阶级敌人“靠边站”,子女也就自然成了另类,任人耻笑,抬不起头来。红色家庭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可以任意处置的阶级敌人。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之前的两件小事,为日后邓家的灭顶之灾埋下了祸根。一是同队社员张忠顺,因曾在生产队粉坊的管理中有贪污嫌疑,被大队支部书记张术生和邓氏父子布置查过帐;另外就是同队社员韩礼德,他家牧羊不慎,吃了队里几十株包谷,按规定一株赔半斤,被罚几十斤粮食。这让他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欲置于全家死地而后快,自私农民的狭隘挟嫌报复在他们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

  机会终于来了。

  1968年4月18日,万县地革筹、万县军分区批准“主力军派”成立万县文攻武卫指挥部。5月18日,万县地区九县一市“主力军派”在军分区支持下,开始进行武装护送“秋派”回云阳,围剿 “11.27派” 的“武装解放云阳”大规模武斗。6月,作为五路之一的奉节方向攻云部队占领长江以北的先头阵地龙洞公社,并在公社所在地名曰坝上的地方设立起指挥部。全副武装的队员,此起彼伏的枪声,顿时让从未经历战争硝烟的世代山民真切感受到死亡的恐怖!龙洞是云阳县唯一跨江而治的公社,地处南岸的两个生产大队,也不可避免地由一大二公的经济组织把所有社会要素都纳入“大革命”的体系,因此,长江天堑之隔和穷乡僻壤的地缘因素,并没有给山民增添些许安全感。

  龙洞指挥部指挥的部队以国营董家坝煤厂矿工为主体,这支部队同云阳国营鱼泉煤厂、五道沟煤厂的部队一样,构成云阳“秋派”武斗的骨干力量,是一支特别能战斗,也是一支特别凶残野蛮的部队。为首者蒋敦豪,更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凶残无比,人称“蒋司令”。正好,张忠顺之舅刘成功又是蒋的心腹干将,刘作为造反派骨干分子,在革命造反的浪潮中出人头地,后来官至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就在张忠顺的蛊惑下,指挥部决定捉拿民生大队的“走资派”张术生、邓治全邓运金父子。第一次,来了二十几条枪,由于山势陡峻,山上的社员突见武装人员,就互相传话,结合先前流传的要抓“走资派”的风声,正在生产队粉坊劳作的邓治全就与张术生合计,见势不对,就迅速翻山逃走。张术生深感自己是“一把手”,受此惊吓,便长期隐藏,侥幸逃过一劫。而邓治全以为自己不过是“二把手”,并不招风,加上又担心一大家子儿女,旋即回家。没隔几天,第二次抓捕降临,也是二十几条枪,啪啪啪!几声枪响,武装人员又冲了上来。正在山上割牛草的邓治全见状,慌忙逃走。邓和张的脱逃,让指挥部觉得伤尽面子,恼羞成怒。及至6月24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武装夺取了政权的指挥部要在坝上召开万人大会,彰显其威仪,无非是约法三章、宣布战时纪律等等,强令全公社社员必须参加,还勒令“黑五类”及其子女必须向指挥部无偿交纳蔬菜食物。邓氏父子趁此机会,一面决定打点行装,去湖北恩施太阳河大山深处徐正经亲戚家长久躲藏;一面叫老四邓运富乖乖地挑上一担南瓜,向江北的“政权”上贡。邓治全邓运金父子俩原以为溜之便大吉,后来证实,可不料他们的悄然行进,还是被张忠顺之妹发现并迅速报告了指挥部。指挥部得知消息,迅即纠集一支队伍,凶恶着向五朵云方向扑来。他们一路追击前进,直到奉节香水沟,拉开阵势将邓治全岳母家团团围住,肆无忌惮对周家大姓的所有院子来个地毯式搜查,结果一无所获。这时,缉拿队伍决定,悬赏400元,让韩礼德前出太阳河继续追捕。韩也正中下怀,报扣罚粮食之仇。只见他一人一枪,在川鄂山道上追击。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间穿行,往往对面一眼见,一走走半天。就在一个叫渡料溪(伐山之木料在此水陆转运而得名)的地方,韩发现了邓氏父子。奇怪的一幕上演了:恰好,此地生产队社员正在薅草锣鼓声中集体劳作,韩便向对面山上大呼:抓坏人啊,抓坏人啊,漏划富农、走资派,你们快抓住啊。于是,被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的群众专政威力调动起来了,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围捕起来,很快将邓氏父子抓住,捆着交给了韩。更为奇怪的是,渡料溪离龙洞指挥部有六十里山路,还需路途歇脚(住宿),韩礼德的一人一枪怎么顺利押送二人,其间堂奥我们不好随意揣测。但确实的事实是,韩取道另一条路返回,经奉节安坪再经水路,把邓氏父子解押至龙洞指挥部。


  三

  打!打!打!除了打,还是打!用手榴弹击打,用抢托锤,用枪口戳。惨叫声、哀求声与怒骂声、嬉笑声交织一起,打得头破血流,打得直钻床脚,满屋翻滚。这一残忍的打人场面,就在龙洞公社的办公室上演。被抓获的人一定要被毒打,几乎成为“文革”武斗的惯例,云阳人为此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褪神光”。6月26日(农历六月初一),当韩礼德刚把“猎物”交给指挥部而如愿领赏时,邓氏父子就下到人间地狱,成为砧板上任人宰割的一块肉。打人者诨名朱老匠,是指挥部豢养的专职打手。这个董家坝煤厂的挖煤工心狠手辣,以打人为乐事而远近闻名。1970年,在清理武斗杀人打人案件时,老五邓运富作为受害者亲属,在董家坝煤厂官方主持下,见到了本与邓家素无冤仇的朱老匠,只见这厮形容十分丑陋,双眼血红、头发花白,五十几岁,刮骨刮脸、绿筋鼓胀,一身横肉,真是活脱脱打手一个。照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当朱老匠见状一骨碌跪下叩头谢罪时,善良老实的老六还把他扶将起来,这是后话。几十分钟残酷独打后,打人者打累了,被打者死去活来,叫不出声了。邓治全才被扔进公社文书室,与本公社文书李现清(中共党员,脱产干部)、社员朱自兵、屈昌富,以及刚刚从前线押下来的一个哑巴俘虏关押在一起。不知为何原因,二儿子邓运金则被关在另一房间。

  武斗中革命造反派的“监狱”没有任何人道主义规范。被非法关押的几人都被打得遍体鳞伤,不给疗伤,不给水喝,任他们痛苦呻吟,任他们苦苦哀求,都动不了指挥部人员的任何恻隐之心,一点残汤剩饭,让他们维持生命。每天上午,还都要提审一次,逼迫交代被他们安上的莫须有所谓罪行,而且每提必有辱骂加毒打。这些除哑巴以外的“犯人”都是非武装人员,从未涉及派性斗争,其实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所谓的提审都是搞逼、供、信折磨他们的幌子。几天后的晚上,指挥部不知何意悄悄把哑巴俘虏提出去暗害了。7月4日(农历六月初九)上午,指挥部放出话来,邓治全、李现清擅自放走哑巴俘虏,要对他们就地正法。消息不胫而走,引来成百上千老百姓围观。众目睽睽之下,指挥部首领蒋敦豪带领一干队伍,杀气腾腾,就在坝上面临长江的一棵大黄桷树下的沙滩上,撒下警戒线,摆下了刑场。只见被拖过来的邓李二人双手反缚,被按跪江边,杀人魔王蒋敦豪若无其事拔出驳壳枪,先朝邓治全的背心,“叭”的一枪,瞬时,人们还看见邓转过脸来怒目以视,随即又倒在水里;接着,蒋又迅速朝李的背心开了一枪,枪响人亡,都是一弹致命。喷涌的鲜血溅在刽子手的身上脸上,随即,两个壮汉上来,奋力把邓李的尸体抛向江里,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浑黄江水,汛期的长江奔腾汹涌,呜咽着吞噬了两位冤死的中共基层干部。

  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囚居另室的邓运金是否知道其父遇害,也无法知道这个即将做父亲的25岁优秀青年,此情此境,对未来是否还怀有一丝美好憧憬还是已感恐惧绝望。眼下这每天一次的提审,酷刑已让他痛不欲生。樊笼中他根本不知道,一个极其野蛮极其残忍的阴谋正向他袭来:有远古巫楚神话流传在民间的故事说,吃人心肝,以此佐酒,可以壮胆,什么都不害怕,什么事都敢为。还说,炒人心肝很奇特,和动物心肝绝不相同,放在锅里要开炸要蹦跳云云。这些富有诡异迷幻的玄说,强烈刺激着浑身是胆的革命造反派的亢奋神经。由于手头尚无公安局的档案资料,笔者无法知道到底是谁的动议,谁的批准,又是如何密谋策划的,但一场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事件,却真真正正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地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聒噪中发生了。

  公元1968年7月6日(农历六月初九),夜11点,闷热,天空繁星点点,习惯早睡的社员们已经上床。蒋敦豪、刘成功、郑天顺、刘自云等一队武装人员,或手持马刀,或握着长枪短枪,按照预定的分工,冲进关押邓运金的房屋,迅速困住双手,他们稔熟地将一坨棉花强塞进邓的嘴里,并用布把头盖住,由几个人架着,把它拖到离公社约二百米的煤坪坎下。据后来郑天顺向其亲属供述,是他先动的手:唰!第一刀朝着邓运金前额砍去,霎时,一闷声的惨叫同时,鲜血四溅。接着,刘自云倏地冲上来,嗖嗖!猛的第二刀第三刀,两只血淋淋的胳膊连同身子掉落在地上。此刻,邓还未落气,身子还在动弹,刘自云又向着邓的腰部用力砍下去,直至砍成两段,达成了腰斩,致使邓彻底断气。说时迟那时快,他们飞舞短刀,哗哗几刀,迅速剖开胸腔,三下五除二,剜出滚烫而血糊糊的心肝,急迫拿到早就预备好的热灶热锅里,热炒着吃掉了。据称,为首的蒋敦豪豪气万丈,吃得最多。现场的凶手,都把邓运金年轻健康充满活力的心肝当成珍馐佳肴尝了尝。可怜邓运金!生于二十世纪,长于红旗之下,却未料想到瞬间成为穿越数千年前的食物,一部分身体进入那帮陆生畜牲体内,转化为杀人魔王的能量;他的另一部分身体已分裂为四大块,被扔进滚滚长江,成为水生动物之食物。他唯一留存于世的,除了那一大滩把黑色煤地染红的血迹,就是身怀六甲的妻子和尚未见过父亲的胎儿!


  四

  无辜冤死,死而惨烈!

  噩耗,迅速传到五朵云。三天之内,邓氏父子先后惨遭毒手,死不见尸。全家人悲痛欲绝,哭声直干云霄。他们先是变卖了8只山羊,凑款百余元,委托亲戚陈中万只身去下游奉节、巫山搜寻父亲的遗体,接着又去老二罹难处看看有无残存的肢体,入土为安。现场除了被烈日暴晒发出阵阵恶臭正在被狗子抢食的血迹外,结果一无所有。岂知,邓家寻尸的消息传到指挥部,这人之常情之举竟激怒了革命造反派,他们放出狠话来,就是要“走资派“死无葬身之处,再寻尸,就要“扫圈”(土话:打死全家之意),并每天晚上派出一队武装人员镇守邓家。践行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在此红色恐怖之下,怎能安身?邓家大妈周金秀迫不得已带着几个儿子分散躲藏起来,家里只剩下妇孺小孩留守。年届五旬的邓妈,深藏于十几里之外的岩石洞里,一躲就是四个多月。她整天提心吊胆,忍饥受饿,虫蛇叮咬,不见天日,过着野人般的日子,再加上丧夫失子的巨大怆痛,更让这农村大妈肝肠寸断,受尽折磨,真是“文革”把人逼成了鬼!

  父子惨死,死犹未了。寻尸者陈中万沿江找寻,历尽千辛,钱财殆尽,最后空手而归。邓氏父子的死,让邓家的天彻底崩塌了,其衍伸灾难还在持续发酵,绵延着邓家几代人的伤痛:下半年,邓运金媳妇生一女,作为遗腹子的邓自芬,还在襁褓之中,其母便改嫁远走他乡。为了留住老二的骨血,邓氏兄弟相约一定要她顺利抚养成人,一把屎一把尿,一口汤一口饭,在兄弟们各家轮流抚养。老四邓运满,更是受变故所牵连,命途多舛。他在部队表现优秀,参军六年,连续评为先进。曾作为高炮兵参加援越抗美,英勇负伤被评为三等二级肢残,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数次在营、团、师积极分子会上作演讲报告,其事迹多次在《解放军报》报道。但当他被拟提拔为4891部队二连政治指导员时,动乱的“文革”使龙洞公社政权瘫痪而让外调材料无从取证,拖延至1972年9月,才正式任命。次年,又迫于家中困境申请退伍。作为正连职干部,他本应安排为国家干部,但混乱的“文革”却让龙洞公社派性斗争等原因,其干部档案又遭丢失。真应验了是祸不单行的话,邓运满干部身份历经艰难曲折却仍得不到落实,奔走呼号几十年,至今还在家务农,仅享受国家肢残补助金待遇。

  唯一能让邓家有所告慰的是,直到1970年,血债有所偿还:打人杀人凶手郑天顺、朱老匠等分别判处五至七年徒刑;手刃邓运金的刽子手刘自云被判处死刑;杀人如麻的“蒋司令”蒋敦豪被判处死刑。因民愤极大,影响极其恶劣,被当时杀一儆百、以平民愤的法制理念驱使,把这恶魔五花大绑在汽车上在全县游行示众。此时还是小孩的笔者曾亲睹其景,亲闻万人唾骂,深感惨无人道,铭记在心,方有今天探究与反思文章出炉。冤情有所昭雪:鉴于邓家父子作为党的农村基层干部而遇害的特殊性、野蛮性等综合因素考虑,中共云阳县委书记綦积善,云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代表杨天贵,二人专程前往龙洞公社,接见邓家遗属代表邓运富,代表组织给予邓治全、邓运金以优秀党员、团员,优秀基层干部等高度评价,征询家属有无解决困难安排工作等要求,结果善良淳朴的山民邓老四没给组织提任何要求,最后,由县革命委员会名义颁发了证书,每人计发抚恤费1600元。至此,邓氏父子的惨案有了组织给予的正式结果。

  五

  吃人心肝,及其野蛮残忍,它只能产生于蒙昧时代。干这绝灭人性事的,如果是部落,是土匪,是黑社会组织,那就另当别论。而偏偏是当时万县地革筹、军分区代表官方支持下的所谓革命群众组织的“文攻武卫”队伍,这就尤其需要一探究竟和痛彻反思了。邓氏父子及其家人惨绝人寰的遭遇至少昭示我们:蒙昧+封建主义+“极左”所杂糅的所谓“极端革命化”,必将给社会造成浩劫,形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首先,无论任何理由,哪怕以任何“革命”的名义都不能突破人类伦理底线。伦理底线是一条基本的、绝对的道德律令,是人把自己与禽兽区分开来的一条最后分界线。一般而言,革命的目标是要通过暴力创设一个新世界,实现应该向哪里去的更好愿景。但是,在人们追求上限时,绝对不能越过下限,否则就是"没有人性"、"畜生",甚至"禽兽不如"。许多行为,如滥杀无辜、同类相食等,是人无论如何不可以做的,这是人之为人的起码要求,是人与兽、文明与野蛮的基本区别之所在。蒋敦豪等人之所以吃人心肝,为何?为了胆子大,胆子大干什么?杀人!以杀人为乐事,那就什么丧天害理的事都能干出来。难以想象,连人性都没有的两脚动物,还能闹出什么像样的革命来?

  其次,应该反思,阶级斗争,专政暴力,群众运动,这些都是现训证明,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也罢,社会管理者阶层也罢,一定要严格区分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与时俱进,绝对不能继续沿用革命时期的手段来处理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的:应当禁绝过去那种对任何人,只要扣上"反革命"、"××份子"之类的帽子,并往他头上泼些脏水,这些人似乎就不再是人,成了妖魔鬼怪,人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人人可以对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残忍和野蛮都可以施加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身上。曾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原则必须彻底摒弃!鼓励夫妻反目、父子相告等等的所谓大义灭亲,到头来严重破坏社会与家庭和谐。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在“红色恐怖”的口号下,邓家人为亲人收尸合乎中国人伦常、天经地义的行为被视为异端、敌对行为,必欲剪除而后快,实在悖离底线伦理,残忍之至!曾记得,当年封建的清王朝以谋反罪诛杀六君子之一的川人刘光弟,尚允许刘氏家族京城收尸,缝接头颅,并在故乡隆重祭奠多日,哀荣备至。联想到“文革”中林昭的枪毙,行刑机关还要向亲属索取子弹费的例子,冲击底线伦理,“极左”胜于“封建”,真叫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为之汗颜!

  第三,应当深刻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主义的糟粕。中国是最缺乏生命意识的国度。有学者指出,如人肉,宋代文人庄绰在《鸡肋编》里称儿童的肉叫做“和骨烂”——是最鲜美的,可以在煮烂后连骨头一起吃掉;年轻女子的肉称为“不羡羊”——是比羊肉更鲜美;男人的肉叫作“烧把火”——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中国人甚至还为此冠上美妙的名字:人肉——“两脚羊”,于是阉割、吃人,可冠冕堂皇地进行。在儒家伦理中,从来就没有强调生命的至高价值,当然也推衍不出以此为核心的权利意识。人权理念的缺失,也就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所以,只要掌握有政治权力,操纵有暴力机器,就可以随意关人(剥夺人的自由权),打人(侵害人的健康权),甚至不经国家专门机关的审判程序就可以杀人(剥夺人的生命权)。我国著名思想家黎澍在二十几年前反思“文革”时,在揭露那场浩劫的本来面目时,曾深刻指出,“文革”实质上是“封建主义”的复辟,并提出彻底清除一切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及其影响的主张。现在根据各种愈益交织的社会矛盾情形来看,这项工作还需要认认真真去做,不然,就会贻害我们的现代化事业。

  如何防止“文革”悲剧,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人代会答记者问时曾有深刻阐述,他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与三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的严重问题在于,一时崛起的经济体让一部分人沉湎所谓的“中国模式”,而淡化“文革”反思,忽视巨大的潜在危险,让人忧心忡忡。

甄炎,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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