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蒋介石的下属为何敢对异议人士屡用暴力？

四次血案幕后：蒋介石的智与不智（下）


　　但是，上项所谓“密令”，因没有说明所发单位及发出时间，故并不能确定就是蒋令，或确实得到蒋的认可。据当年曾任“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指导组长的万亚刚1990年初回忆，类似诸多密令当年都是通过这个“联秘处”拟发的，许多未必经蒋过目或同意。他就明确地讲过这个“联秘处”下令处理李、闻问题的情况，他认为，正是由于他当时自拟一复电，指示霍揆彰等可予“打击”，才造成了李、闻被杀的意外后果。（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结合1991年大陆出版的唐纵日记内容，也可以看出万亚刚回忆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唐日记写道，闻一多案发生次日，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霍揆彰的顶头上司陈诚拍着胸脯保证：“此事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由此可知，蒋介石对此事应该更不知情。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同为军统特务骨干人员沈醉的说法，即杀害李、闻的主谋是霍揆彰，而霍“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就连身受其害的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显然也倾向于相信：杀害闻一多先生的黑手不是蒋介石，而是一介武夫霍揆彰。(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说蒋事先不清楚云南当局刺杀李、闻内情，还可以通过蒋日记作一比较。蒋日记不是有闻必录，日记中不记之事，有时蒋未必不知情，这是事实。但是，蒋记什么，不记什么，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蒋日记中对“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和“下关事件”的不同记述情况，就可以有一大致了解。

　　比较这三起事件，可以发现，凡是蒋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发生，他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马上怀疑共产党，即相信一定有共产党在煽惑和组织，如“一二·一惨案”。

　　而蒋一旦发现上述判断有误，事情实际上是国民党人自己做的，马上就会谴责其属下的做法愚蠢、无知。他除了斥骂、惩罚外，还常常会找机会，比如在内部演讲中解释，为何不能凭借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

　　“较场口事件”就不一样了。蒋日记中对此事一无记述，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在日记中也全无记载，显非偶然。这一方面说明两人对此事的了解程度和态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说明，两人应该都不是不知情，而只是认为不重要，或知道是秘密行动，故未列入工作项目，自然在日记中也就未做记述。

　　由此或可推知，凡蒋介石知情且认可的事情，因为不处置，不理睬，不重视，因此日记中亦多不记录。像对较场口事件，直到一周后看到双方公开争吵太久，闹得范围太大，蒋虽出面劝告了重庆市党部，要他们“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他也没有将此事写入日记。但是，正是因为蒋感情上这种倾向太过明显和强烈，他到底还是会有发泄出来的时候。2月27日，事件过去17天后，蒋在日记中提到当天见周恩来时的谈话情况，他记述道：听到周提及较场口事件，顿时怒不可遏，当场呵斥称：那种庆祝会不流血，我革命党实该挨打。你们如刺激国民党员太过，就别怪我管不住他们。他在日记中对自己发火还颇为得意，称：“非如此决不能促此辈之反省，以为无赖可无止境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2月27日）

　　由蒋日记对上述三大事件的不同反应即可看出，蒋介石在“李闻惨案”问题上，其反应更近似于对“一二·一惨案”和“下关事件”的反应，与对“较场口事件”的反应情况明显有别。对“李闻惨案”，蒋刚一得到消息，和陈诚一样，也是马上认定与昆明军方无关。当着手下的面，他甚至连“疯子”两个字都骂出来了。由此不难看出，蒋介石对霍揆彰的所作所为，确实极其痛恶，事先毫无思想准备。

　　说蒋介石不是上述事件直接的幕后黑手，除了其日记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情况外，还应注意到蒋这时对政府暴力负作用的批评性看法和一些政策性指示。他在多个场合都明确告诫手下“不应打人”，在日记中也曾特别强调问题的所在，即“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6月25日）基于下级干部暴力蛮干屡禁不止，蒋还专门对特务情报部门作出了政策性的“指示”，明确强调要禁止随意使用暴力和运用所谓“难民”。既然强调技术、强调方法，主张被动还手，反对全靠暴力蛮干，可知霍揆彰不顾一切直接杀戮的做法，不会是蒋介石授意的。


下属为何敢于屡用暴力？

　　蒋介石虽然不是战后政府诸种暴力行为直接的幕后黑手，却未必与这些“政府暴力”事件毫无关系。

　　还在“一二·一”惨案爆发前半年，即1945年4月下旬，蒋介石就针对当时何应钦所报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有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爆发学潮危险的情报，下过可以“予以断然处置，决不稍有姑息”的密令。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下午约见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因听到汇报并联想起联大学潮不断的情况，一时间怒火中烧，语言愤激，当场要求他们：“对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3月23日）

　　6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中央情报指导委员会上再度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

　　按照蒋上述旨意，尤其是蒋6月5日指示，由会报形成的指导意见随即被“转知西南各地会报及党政军机关”，刚刚接替关麟征站到昆明反民盟斗争最前线的霍揆彰，自然倍感压力。霍不得不本着“守土有责”的精神，破釜沉舟也要把民盟的气焰打下去。

　　霍揆彰7月13日给蒋发了一封表决心的电报：“职惟本钧座意旨，有利国家者，任何牺牲在所不计……若再滋扰甚而暴动时，职拟断然处置。”职“决依法戒严，大举肃清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霍揆彰致国民政府军务局转呈蒋主席电》，1946年7月13日，原件藏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档案，转见《闻一多研究动态》第85期，近代中国研究网）这时李公朴刚刚被杀，霍依旧向蒋信誓旦旦，表示要将“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足以看出霍为什么李案刚出，马上又会再做闻案。如无领袖意旨和“任何牺牲在所不计”的“忠党”精神支撑，霍又何以会如此狂热？

　　而对部下的这种态度，蒋介石又何尝真的反感过？他骂归骂，罚归罚，内心爱憎分明，在日记中显而易见。听说李、闻被害，蒋第一反应就是：二人“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为“将礼义廉耻之民族德性扫地殆尽”的五六位民盟教授中“最劣”者。因此，他对二人之死，不仅毫无怜悯之心，反有幸灾乐祸之意。要处罚手下时，他自不免长吁短叹，难下狠心，因为他明知霍忠心为党，故再错，他亦“不能不为之恕谅”也。

　　如此在思想上、情感上煽惑仇恨，在责任上、职守上督导严责，属下滥施暴力后却多方恕谅、宽宥，后来者基于“忠党”之心、守土之责，会前赴后继，大胆效尤，可想而知。


“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作为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组织的最高独裁者，不管蒋介石如何痛恨民盟等中间亲共的势力，至少在战后这一阶段，他并不希望发生此种未经批准，且持续爆发的极大损害国民党形象的政府暴力事件。但为什么蒋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呢？比较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日记，可以看出蒋在处置上述事件时存在着颇多值得探讨的具体问题——

　　一、情绪不稳，造成指示混乱。如3月23日和6月5日关于对民盟骨干张奚若、闻一多、罗隆基等，“不必姑息”，“应施打击”的指示，就明显地存在着旨意不明，极易引起下级误读的情况。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含有激烈用语的训话或指示，有时又是在蒋心情不好，愤激操切，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出的，与其本意未必完全一致。除对自己的脾气常常难以控制，不时会讲出过头话外，蒋有时还会发出自相矛盾的方针和指示。如前述6月5日蒋在中央情报会议上明确指示应“打击”民盟骨干人员，7月3日在同一会议上又指示，对中共及民盟等应“采取被动还手政策，我不先放枪，若彼放一枪，我即放二枪，若彼动拳，我即动脚”。（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二、疑忌过深，导致决策偏颇。国共两党相互疑忌仇恨，在当时条件下很难避免将对手妖魔化，遇事容易马上联想到对方，并且一定会把对方往恶处想，也属常态。但问题是，同为国民党人，不少国民党干部对事情的判断，却往往会比蒋介石要来得准确和客观一些。

　　如下关事件，刚一发生，还没有开始调查，国民党众高层领导人实际上就和王世杰、唐纵一样，马上猜到是党人所为了。对这样一种国民党高层干部凭直觉即可感知的情况，蒋介石却要看到调查结果才恍然而知，因而惊，进而怒，其指导督责自然起不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三、不谙下情，难免被下属欺瞒。蒋介石不仅对党内政治文化明显隔膜，对下情亦不甚了解。这自然会方便部属执行命令时巧予应付，欺瞒折扣。在以上两起昆明惨案的调查处理过程中，蒋介石就屡被下属欺瞒。

　　在头一起昆明惨案中，蒋完全不重视调查工作。得知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惩凶。在他看来，云南当局对此事并无责任，因此，只要下令枪毙投弹凶手，事情即可顺利解决。而云南当局也乐得如此。于是就出现了1日发生惨案，蒋3日上午下令枪毙凶犯，4日下午云南警备司令部就举行了军法会审，宣判凶手死刑。实际上，两名被枪决的“凶犯”，即陈奇达、刘友治，并非当日闯进学校用手榴弹行凶的军官总队的军官，而是两名盗卖军事物资的死刑犯，被昆明驻军拿来欺骗蒋介石和社会舆论的。（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吴思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8期，台北中研院1996年）如此处置，不仅使蒋的指令打了折扣，而且也难以服众。

　　四、独裁作风引发事态恶化。在两次昆明惨案发生前后7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蒋介石日记和唐纵日记中看到蒋对干部发火训斥，乃至痛骂的记录，就不下二三十次。由此不难想见蒋与众多下属之间存在的那种猫鼠关系。因为怕报告了不好的消息刺激了蒋的神经，就连蒋最重要幕僚陈布雷都要注意筛选下面报上来的报告和信息：哪些报，哪些不报，既要照顾到事情的重要程度，也要照顾到党内各种人事关系，同时还要看蒋的心情。因此，一些批评蒋和抨击政府的舆论与活动，地方党政军警特部门报归报，却习惯于不等批复，打了再说。这也是上述多次政府暴力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像“一二·一”惨案前的11月26日，关麟征就有过电报向蒋请示如何应对，但他并没有等到蒋的回应，就动了手。同样，霍揆彰在暗杀李公朴后，也有电报给蒋介石表明心迹和决心，蒋也没有亲自看过和回复，霍即当作蒋已认可，放手让部下再去杀人。

　　从上述关、霍两人都在未得蒋直接批复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独裁的蒋介石对类似事情其实常常是因反应迟缓而误事。1945年11月26日昆明学潮发生后，蒋如果能够早些介入和解决，就不至于再发生“一二·一”惨案；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被害后，蒋如果马上重视并着手调查，闻一多也不会被杀。

　　其实，蒋介石虽一向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却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和看不过来的文件。但蒋又习惯大权独揽，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或研究，下面干部请示或呈文得不到及时的答复和指示，又不能不处理，自然也就有了越权和做错的可能。尤其是1944年以后，蒋因主要致力于军事外交事务，加之精力体力均不如前，与夫人休息游玩的时间较前为多，“以致许多公文均无暇批阅”，由此引发的问题自然也就愈其多了。（万亚刚回忆，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就曾代蒋回复地方一般性函电——作者注）

　　在一党独裁和领袖专权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瞒上欺下，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顽症。蒋介石及党的决策或情报机关再有权威与权力，也不可能监督和了解一切。何况国民党高层派系林立，蒋又习惯于任人唯亲，为此甚至不得不受到夫人宋美龄及孔家的极大牵制。上行下效，战后国民党内派系问题发展到尾大不掉乃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反映在上述政府暴力事件上，出了事情找几个低级官兵出来“挺身做烈士”，相关派系高官出面把犯错误的干部及其追随者保下来，也就成了一种惯例。如霍揆彰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骨干，事情刚一发生，陈诚马上就站出来表态，进而亲派总长办公室高参、陈诚系负责情报特工的张振国等前往协助霍揆彰处理善后，应对调查。因为有陈诚在幕后，负责调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以及唐纵等人，亦只有设法配合。霍虽因蒋坚持，最后仍遭处分，但有关系网相罩，所谓处分亦仅形式而已。不过半年时间，霍就堂而皇之地又以中央委员身份出现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虽经龙云电蒋抗议，霍被要求再回籍养病，几个月后，却又被推为国大代表，并获得了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任用，重又回到权力地位上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能使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愈趋恶化，难有解决的出路。

　　严格地说，近代中国政治始终是在暴力的阴影中发展而来的，当政者无不靠强力压制异议或反抗者；造反者无不靠武装暴力革命夺权。革命一方即使登上统治宝座，也还是以暴易暴。如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早年就是革命党，不仅用武力对付北京政府，就是对党内政争亦一样诉诸武力。变成执政党后，对这种经验和路径的依赖，明显地带到了战后。习惯于军人当政的国民党，一旦政权受到威胁，即会动用武力。尽管战后国际国内和平民主呼声高涨，国民党自身亦不能不做出宪政姿态，这些都对它直接斥诸武力有所制约，但是，它对持异议者的抗议活动仍旧找不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只会通过经过伪装的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也因此，越是在军人直接当政的地区，就越容易弄出严重的流血事件来。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袖，固然比关麟征、霍揆彰等更具政治头脑，但他性格上仍具军人气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虽从政治策略的角度一直出来做灭火的工作，其内心里却总也压不住对异己分子的强烈怒火。正是他的激愤言论，时时都在起着纵火的作用。

　　蒋无法真正灭火，也与国民党自身体制密切相关。读蒋这一时期的日记，很容易发现其家长式的统治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而且常常会使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复杂化和严重化。这其实也反映出所有专制体制的一个共同的弊病。对此，唐纵近距离观察所得的看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也有几分道理。他写道：

　　“委座之权力在形式上事务上日见集中，而在实质上（如对大员顾虑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见降低。”其事必亲临，人必亲选，唯可用之才有限，可用之策亦少；其任人唯亲，而愈用亲信、亲戚，愈容易受到牵制，束缚手脚，结果是每每“励精图治，要求改变现状，但同时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一进一退，无补于时艰，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作者：杨奎松，系文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同舟共进》编委

《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