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血案幕后：蒋介石的智与不智（上）
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前后不过半年左右，国民党当局在昆明、重庆和南京三地，接连四次用暴力打杀异议人士，制造了一连串血案。这些血案不仅没有压制住异议者的声音，反而严重地损毁了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形象。面对接连发生的这类“政府暴力”事件，身为最高领导人且坚持独裁体制的蒋介石，也毫不犹豫地处罚了几位当事的地方军政要员，包括批准枪毙了两批行凶的人犯。
但奇怪的是，蒋的督责、斥骂和惩戒，却从未能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是蒋真的约束不了手下，还是其中另有原因？
“一二·一惨案”：从“不重视”到“沉不住气”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党政军针对学生集会采取了威慑和破坏行动。次日，学生罢课还未形成气候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就向蒋提交了一份情况报告，并要求指示进一步应对方法，却未获批复。
蒋对昆明事件不重视，有一个重要背景。就在昆明学潮发生一周前，蒋刚刚对苏采取了一个重大外交行动，撤回了准备负责接收东北的东北行营，以抗议苏军秘密援助中共夺占东北。一周来，蒋为应对这一事件和采取各种后续行动，正处在高度紧张之中。而11月26日昆明学生罢课开始后，蒋又赶上了另一件他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情——蒋对苏采取对抗行动，最需要美国出面干预，不想，他最为倚赖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却在这个关键时候突然宣布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赫亦不挽留，反而宣布要派五星将军、前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而这个马歇尔，一年前在蒋介石因为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与史迪威将军尖锐冲突时，曾坚定地站在史迪威一边。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最后作了妥协，中美军事关系势必会因此而走向严重危机。马歇尔的任命，明显地让蒋深感头疼。由此可知，这个时候发生的昆明高校学生罢课问题，自然很难被提上蒋介石的议事日程。
等到蒋开始考虑“对联大学潮之方针”时，已到了12月1日，即惨案爆发当晚了。因为不知道惨案的发生，故在下周“预定工作课目”中，也只是公式性地把它排在第三位，还是和“政治协商会议方针与宣传”放在一起，提醒自己需要抽时间注意这一问题。
12月2日，蒋介石得到了昆明惨案的消息。从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的日记可知，事情一发生，国民党相关党政情报机关即认定有共党幕后唆使，并且说已捕到“凶手”，说是“共党所使之落伍军官”“向学生投手榴弹二枚，死四人伤六人”。值得注意的是，和后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这时虽然意外获知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却丝毫没有暴怒发火。在2日的日记中，他只是简单且平静地记下了一行文字：“昆明学潮，昨日共党又利用青年威胁群众罢课，致死伤数人。”（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2日）
蒋介石开始花时间来研究昆明学潮问题，已经是6日的晚上了。他在当天下午从唐纵那里得知，即使已决定枪毙两名投弹凶犯，昆明的大学生们依旧不依不饶，不仅不信两犯是真凶，而且坚决要求惩办云南军政负责人关麟征和李宗黄。这一情况大大出乎蒋的预料。
眼看美国特使马歇尔即将来华，蒋介石开始沉不住气了。他当晚着手研究解决办法，决定自己出面，起草一份《告昆明教育界书》，要求昆明各校教师负起责任，同时写信给卢汉，要求各方通力合作，尽速劝导学生复课，确保地方秩序不受煽动而紊乱。如限期之内仍不能令西南联大学生复课，则“应作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之一切准备”。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该校思想复杂，秩序紊乱，已为共匪反动派把持，不可救药矣，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7日）
此后，由于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蒋介石几乎天天都催问和督促属下，并限定要在马歇尔来华前的12月17日解决问题。因此，他的日记也每天都在记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直到12月15日他按计划飞去北平，这件事情才在他的日记中消失了两天。
21日，即在马歇尔到达中国的次日，蒋介石明显地心情不错。他在日记中写道：“西南联大已复课，学潮当可平息”了。
较场口事件：为何一开始只字不提？
较场口事件发生在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庆民盟和中共等政协代表发起组织的庆祝会受到国民党方面有组织的冲击，部分与会代表被殴伤。
这一天，蒋正在重庆，上午在办公室撰写《三十五年共党叛乱经过概要》。一直到12日日记，蒋全未提到较场口冲突之事。作为负责情报及特务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中对昆明惨案调查、处理的记述接连不断，但对较场口事件，他也干脆一字未记。
蒋正式在日记中提到重庆较场口事件，是16日到南京之后。他在下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的第八项注明了“重庆较场口殴斗问题”几个字，这说明他注意到两方面各执一词持续争吵不停的情况。而他的处置方针是：本党同志应停止扩大宣传，不再与彼辈计较，息事宁人。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回的麻烦则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国民党内的那些强硬派了。
由于2月中旬美英报纸披露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不少东北人士对美苏密谋损害中国东北权益极感愤慨，因而在重庆游行，散发传单宣言以示抗议。中共方面却在这时公开要求政府承认它在东北的军事存在，及限制政府军进入东北的数量，这进一步引起蒋介石与众多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以CC系重要骨干方治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马上行动起来，推动学生上街，向苏联示威，并声讨中共。蒋19日即已得到报告，却对出现这种情况颇感庆幸和兴奋。他在20日的日记中明白写道：共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引起“群情愤激”，中立各报无不“对共党鸣鼓围攻”，“多数青年亦皆觉共党之所为在出卖民族利益，而决非真正之国民革命也”。在他看来，这说明：“孙行者魔力虽大，最后终必为上帝所制服。”
由于蒋心态如此，党内如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等虽极力上书反对发动学生游行，蒋却并未出面阻止，而是任由方治等发动了2月22日的重庆反苏大游行，其影响一时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但蒋并不担心，反而像是出了一口恶气，认为这实是对“俄国在华廿五年来未有之教训”。当然，蒋懂得适可而止。24日，他在日记中决定：“各地学生对东北问题游行示威……自此应即阻止，不可扩大。”
对于2月22日大游行，蒋介石虽然颇感痛快，却也对中统局组织特务在游行时乘机捣毁中共的新华日报社和民盟的民主报社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的做法表示了不满。由于中共、民盟接连向政府当局和马歇尔告状，蒋亦不得不把吴铁城等找去痛斥，指责此种做法不仅“为国际诟病，为俄共口实，实为本党最拙劣行动之污点”，要吴“彻底查办”。不过，蒋介石到底不相信这件事做错了。
27日，得知苏联大使提出强烈抗议，“诬指我政府机关所指使”；马歇尔亦站在苏联人一边批评国民党不该挑起此种争端，危害和平局面，蒋明显地情绪失控了。下午见周恩来时，竟“致不能自制……怒发冲冠，声色太厉”，事后连他自己都感觉到当时的反应可能有点过度。但他毫无认错之想，是肯定的。
南京下关事件：中统局局长被蒋“一顿臭骂”下关事件发生在1946年6月23日晚。事情刚一发生，唐纵就得到了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又是一件惊人的事情。有所谓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盛沛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炯伯、胡厥文、阎宝航及学生陈震中、陈立复等十人，下午七时由上海车抵下关车站，当有苏北难民群向马等陈诉共军暴行，请求共同向国府及中共办事处请愿，护送还乡，历时甚久，未获圆满答复，发生殴打情事。来京之马叙伦及南京党部徐士年、市府钱江潮，与《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受伤，在场宪兵亦被打伤。至一时半马社长犹有电话来。”
这个时候，国人企盼的和平局面正逐渐被各地频发的军事冲突蚕食，负责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马歇尔正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下关事件此时出现，其影响之恶劣，不难想见。故24日，刚一得到报告，蒋尽管听信了下面的说法，一时以为是苏北难民与上海来的代表发生冲突，却还是十分恼火。他当天日记的开篇就记称：昨晚下关车站江北避共之民与由沪来京为共匪张目之所谓学生代表互殴，“又造乱案，可痛”。
但第三天一早，蒋介石在听取联络秘书会报后，就了解到了事情真相。原来，这一事件是南京市党部主委马元放组织，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亲自参与指挥，派特务、党员假扮难民，协同“苏北难民”一同做下的。而且，听说上海又有30余学生代表准备赶来南京声援，市党政宪特各部门负责人还密谋进一步组织“苏北难民”，再度围攻新到来的上海学生代表。蒋本来就非常恼火了，得到这一消息，当晚就叫唐纵召叶秀峰和马元放来官邸晋见。叶早到一步，被怒气冲天的蒋一顿臭骂，吓得紧随其后的马元放干脆没敢进去见蒋。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特别记述了这件事情，称自己痛斥了“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同时哀叹：“痛心极矣”。26日，蒋介石也询问过下关事件的善后情况及其社会反响。但这一事件发生得突然，平息得也迅速，故蒋此后已不再关注这件事了。
李、闻惨案：蒋“逐日监督、跟进”案件李公朴遇害是在1946年7月11日晚，但李案发生后接连4天均未见蒋日记中有任何反应。（目前发表的唐纵日记因缺7月10至13日及15日日记，也不见有李公朴被害内容的记载。）甚至闻一多15日遇害当日，卢汉、陶镕、梅贻琦等昆明党政团和学校领导人都有急电呈蒋，蒋因携宋美龄、蒋经国14日上庐山游山消暑，除15、16两日个别发了几封重要电函外，多在山里观景散心，“欣慰无已”。
直到1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才开始高度关注这起连续谋杀案。当日，蒋介石得到唐纵等人的报告，马上致电在南京的唐纵，要他即赴昆明主持破案工作；并电报给云南新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称：“李公朴与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种暗杀案之续出。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也。”
蒋当天下午进一步得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已介入李闻惨案，将十余左倾教授接入领馆避祸。这一情况使蒋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在已经派出唐纵等情报官员后，他当晚又电示正在沈阳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云南省省长卢汉，要他们立即返来南京商谈此事，以便尽快回昆负责调查处置。但是，蒋介石突然高度重视此案的首要原因，显然不是两位知名教授意外惨死，而是因为美国人的公开介入。
蒋介石每天记日记通常仅为一页纸篇幅，字数至多不过四五百字，因每日事务头绪繁杂，故每件事仅寥寥数语。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用了近200字来记述昆明这一事件，可见重视程度。但他记述李、闻被杀事，仅用了50余字，一多半的内容都是在骂那些被美国驻昆明总领事接去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教授没有骨气。蒋在日记中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从7月20日开始，面对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蒋介石不得不开始把调查解决“昆明暗杀案”列为首项工作任务，并每日花费相当时间来研究处理。21日，蒋介石已得到消息，李、闻案与霍揆彰的警备司令部有关。因而决定“即令霍来报告，再定处置。”22日，蒋致电唐纵和霍揆彰，要求二人务必在25日前取得调查结果，并在25日密来庐山面报。在当日日记中，蒋已在哀叹：“云南军事干部幼稚无知，不胜痛苦。”24日，蒋上午参加庐山夏令营开学典礼即回寓所与卢汉“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由卢汉谈话中，蒋进一步得知霍揆彰在李、闻案中的所作所为，故在日记中再斥曰：“幼稚如此，可叹！”
25日，霍揆彰上庐山见蒋，路过南京时公开对记声者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捂住，并供认不讳。”暗示暗杀主使者为龙云之子龙纯曾。（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26日）晚见到蒋介石时，霍仍将这套说辞和所谓证据呈报于蒋，当即遭到蒋的痛斥。当然，蒋也并不是就要惩处霍。骂归骂，霍退出后，蒋即“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
8月6日，蒋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总算想到一个与前不同的更能平息众怒的办法，其日记称，此乃“上帝指示”之所得也。他当晚即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召来，要其飞昆明，并“面授处理方针”。次日一早，蒋再召周来，令其马上动身，除指示同意先将闻一多案查明审结外，并告：“处理暗杀案方针，必须撤究严惩霍揆彰方得其平也。”至此，蒋自感“心神幽静，思虑渐消，与夫人并肩散步，采花移树，甚觉自得也”。
15日，昆明军事合议法审判法庭第一次开庭。18日晚，冷欣由昆明携来顾祝同等对处置闻一多案人犯供词及报告材料，蒋连夜批阅。次日早，蒋指示冷欣案件公布方式等。然而，蒋未能马上摆脱此案的困扰。22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下午总览美国舆论，以论坛报对我文告社评为最坏，咸以昆明暗杀案件指明为余部下所为一事，更加深刻，心神顿受刺激。”
越是不满美国人的批评，蒋就越是不放心案件的处理，生怕案件公布后会有明显破绽，引起内外舆论群起而攻。因此，一向不相信手下人办事能力的蒋介石，仍旧不能不逐日监督、跟进案件的审讯情况。待闻一多案审结，蒋介石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昆明闻一多被刺案，凶手已判决处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时将霍揆章（彰）革职看管，以平公愤。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如此处理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
蒋介石并非“幕后黑手”
有关蒋介石可能为幕后指使者的猜疑，久已有之。1970年代末，曾任军统特务骨干的程一鸣曾强调说：“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才敢动手。”言外之意，蒋对暗杀李、闻不仅知情，而且应该是批准了的。据此，1980年代大陆史学界基本相信，蒋介石就是刺杀李、闻的幕后黑手。有学者甚至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找出了相关的证据，称霍揆彰当年曾得到南京方面的密令，说密令称：“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参见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未完待续）
作者：杨奎松，系文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同舟共进》编委
《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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