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31日 星期六
郑超麟：共产主义者的恋爱与革命（下）
秋白倡议给这两个老朋友和解一下。一天晚上，在述之房间里，秋白、一飞和我都来了，亦农也来了，主人述之和碧兰先在那里，秋白先说了一番道理，中间夹杂着对于三个当事者的批评。我只记得他给碧兰的批语是一个法文字：Ligomisshlennaya（可以译为“不慎重的”，也可译为“水性杨花的”）；秋白之后，轮到亦农讲话，亦农把这件事说得很轻微，仿佛根本没有问题。述之不同意亦农的话，他说：“亦农同志刚才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冠冕堂皇”四个字以及刚才那个法文字，是我在此次调解会议中唯一记得清楚的。
以后，“没有问题”亦农常到宣传部来玩，述之夫妇也常去亦农家里，大家见面有说有笑的。在独秀“失踪”期中，亦农为上海区工作请示中央，曾有几次一早就到宣传部来找述之，两夫妇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亦农就坐在床边商量事情。在第五次大会上，这两个人同受打击。武汉失败后，亦农渐渐抬起头来，起初做湖北省委书记，后来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做了长江局书记，指挥湘鄂赣三省秋收暴动，最后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地位相当俄国党内的斯大林。述之从北京来，向他作报告与请示，和森密告述之声中，他也投下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我同若飞、世炎，及其他的人都在亦农家里说笑话，自然大家说到亦农的恋爱问题。过后，亦农问我，“今天开活动会议时，有个女同志在台下呆呆地看我，你知道是谁？”接着，他说了一些面貌上的特征。几句话后，我就明白了。我说：“这是诸有伦，贺昌的爱人，你不要胡闹。”他说，他决不在同志的爱人中间找爱人。他说这话，也是间接表示他对于彭述之的不满意。此时贺昌在莫斯科。过了一个时候，诸有伦和罗亦农同居了。恰好诸有伦的母亲从四川带了小儿子来上海探望诸有伦，也就搬进罗亦农的公馆里做丈母娘，我们几个常去陪她打牌。
为这个恋爱事件提出抗议的，倒不是贺昌本人，而是上海大学的二位教授同志：施存统和李季。施存统提出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提出一条原则：女同志要另外爱一个男同志，必须先同原来的爱人正式脱离关系。李季的抗议则有些费解，他是站在党的利益上说话的，他说：“罗亦农某次演说时告诉我们：凡损害党的利益的人，我们都要恨他，像他挖掉我们祖宗坟墓那样去恨他。现在罗亦农做出这种事情，就是损害了党的利益。”眼看上海大学师生同志要闹起来了，还是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出面找他们谈话，才压下去的。
贺昌本人则一直隐忍着，隐忍到革命失败，罗亦农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时候。这时，贺昌才联合林育南、刘昌群等几个湖北同志去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在湖北工作时的几条罪状，于是把罗亦农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推翻了，连带着组织局本身也撤销了。这其间也有其他中央委员帮助，如李维汉。
诸有伦在公馆住了一年多，就去莫斯科读书。她在那里爱上了邵力子的儿子邵至刚，一九二八年因为划船溺死在莫斯科河里。
诸有伦去莫斯科读书，我们都为亦农捏一把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说起诸有伦的故事，我们都不敢告诉罗亦农。罗亦农确知诸有伦爱上了别人的消息，是当他做了湖北省委书记以后，而且在加入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此时，武汉已经笼罩在反动气氛中了。以前出风头的漂亮女同志，有的离开了武汉，有的退出了党，尤其是当地的女同志。可是有一个例外，高潮时期湖北妇女协会的负责人李哲时，在党内仍旧积极进行地下工作。她是抱独身主义的女知识分子，年纪相当大了，几个月武汉大闹恋爱的时候，她都作壁上观。可是此次，经不起罗亦农的追求，她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了。我未离开武汉前已经知道此事，我回上海不久，罗亦农和他的新爱人也到了上海，半年多以后，李哲时去龙华收葬了罗亦农的遗体，她以后去了莫斯科读书。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晚上向警予造出的因，引起一连串的果，至此才得结束。这中间闹了多少风潮，结了多少仇恨，而且引起了多少党内斗争！和森对述之，立三对和森，贺昌对亦农，亦农对述之！在上海，新惠中旅馆，我亲见贺昌如何请周恩来谈话，如何在周恩来面前恶毒攻击罗亦农！那时我就意识到恋爱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于是想到其他几个党内斗争也是由恋爱引起的。我这话并非说：凡党内斗争都是由恋爱引起的。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的。我曾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在若干朋友面前发挥这个见解。可是他们都不以为然，说这见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并不专靠事实来辩护我的见解，因为事实可能是偶合的，我认为自己的爱人为同志或老朋友夺去了，即使你能诉诸理智，把这件私事同政治，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很难避免对于这个同志发生反感（atnipathie），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到此也站在他的对方了；自己本站在他的对方的，到此也更进一层反对他了；自己本可以同他一致的，到此也慎重迟疑了。贺昌不一定是存心报复才如此激昂反对罗亦农的，但他既然对罗亦农有反感，恰逢有人反对罗亦农，他就乘机发泄了，恐怕为了湖北工作要少些，为了诸有伦要多些。
但也有例外，我至今还怀念一个朋友颜昌颐，他是如此大度，以至自己爱人被人夺去毫无怨心。他和夏之栩相爱多年，为了工作需要，一个留在北京，一个来到上海。有一天，世炎路过上海，记不得是谁在北四川路新雅请客，昌颐也在场，那时我没有见过夏之栩，不过知道她是昌颐的爱人而已。席间，我向昌颐打听：“夏之栩最近有信来么？”昌颐说：“夏之栩现在是世炎的爱人了。”颜昌颐这话说得很自然，倒是世炎涨得满面通红，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了。昌颐决非矫情，我认识这个人。
乔年就没有世炎那样幸运，他和史静仪的恋爱，差不多和世炎和夏之栩恋爱同时，可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史静仪是刘仁静的发妻，刘仁静从家里带她出来，不喜欢她，送她去莫斯科读书。她的文化提高了，也不喜欢刘仁静，可是刘仁静渐渐喜欢了她，她回国后，留在北京工作，不肯到上海来同刘仁静过活。刘仁静当时编辑《中国青年》，我常到ＣＹ（共青团）中央去玩，因此也成了刘仁静的朋友，差不多每星期都给《中国青年》写文章。一九二六年秋季一个星期天，ＣＹ中央几个青年人发起去吴淞玩，我和刘仁静也去了，刘仁静总是郁郁不乐。回来在火车站候车时，我忽然发现刘仁静一个指头用布条包扎着，我问他“你怎么伤了指头？”刘仁静不响，别的人就把话题岔开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后有个人，可能是刘昌群，悄悄告诉我：“刘仁静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今天我们郊游就是带他出来散散心的。”原来如此！这个血书就不同牛奶调红墨水写的了。
不久之后，刘仁静就去莫斯科读书了。反对陈乔年的，不是刘仁静本人，而是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乔年的反感。后来湖北同志控告罗亦农时，罪状中有一条，就是陈乔年患伤寒病时（当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亦农（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为他支出的医药费多至几千元。第五次大会之前，延年去北京开会，知道湖北同乡的反对，他从北京回广东路过上海时，才向我吐露一些不满弟弟的话，我从来未曾听他说过这类的话。
延年没有一丝一毫的罗曼史，直到他的死。
同乔年一样，尹宽和王若飞也为恋爱闹了大风潮。尹宽去山东做省委书记。孔夫子礼仪之邦，男女界限分得很严。尹宽初到时，组织内只有几个女同志，每逢开会都低着头。尹宽很费了力气，提高女同志的自尊心。他的理论，他的工作方法，他的应付手段，在山东男女同志看来，都是新的。大家信仰他，崇拜他，我们在上海都听到他的口碑。他不闹恋爱问题，多好！他的爱人王辩是个才女，一位老先生的掌上明珠。老先生是山东的老同志，女儿也是同志。两人秘密相爱了。不久，尹宽就被中央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了。当时，五卅运动之后，工作开展，庄文恭能力不够，中央想到山东的工作成绩，才调尹宽来。我去看他，只见他的房间内有一个女同志，矮矮的，胖胖的。尹宽介绍：“王辩同志。”这个女同志只是低着头笑，我已猜到几成了。
不久之后，我听到山东同志写信给中央控告尹宽，说他把王辩同志拐带去上海，大家都气愤，要求中央处罚尹宽。特别气愤的是王辩同志的父亲，那位老同志，他要携带利刀去上海同尹宽拼老命。为恋爱问题向中央控告一个同志，而且用这种语言来控告。我想这是仅有的一次，除了孔夫子家乡之外不会发生的。中央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以后，山东同志又写信来，说王辩的父亲提出一个条件，可以承认既成事实。这就是要党中央的陈独秀和团中央的恽代英出面做证婚人。中央也没有理会。恰好此时尹宽的老肺病复发了，吐血，不能工作，中央批准他休息，另派王一飞代理他做区委书记。当时，国际要中国派一批学生去莫斯科读书，中央也把王辩同志派去莫斯科了。王辩和尹宽分开，固然可平息山东同志的气愤，但他们仍旧保持恋爱关系，不断地通信。
当时，莫斯科盛行“倒戈”，意为女同志在国内已有爱人的，到了莫斯科后就在那里另找一个爱人。有爱人在莫斯科的男同志，人人自危，尹宽也是如此。去莫斯科开会的同志，回来后常常说起莫斯科的恋爱故事。一次，李立三从莫斯科回来，我代替尹宽问他王辩有什么故事。立三气愤说：“怎么可以怀疑王辩呢？王辩一心忠实于尹宽。”这对于尹宽是很大的安慰。
王辩在广州暴动前不久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她知道尹宽作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她到广州时恰逢广州暴动。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在路上找到暴动的兵士，拿证件给他们看，说要找广东省委，兵士没有理会她们。其实此时尹宽已经来到上海，代表省委向中央接头。他住在旅馆。听说王辩已经回到上海，找不到中央，便在报上登载“寻人启事”。以后，中央派尹宽做安徽省委书记，王辩也由广州回上海，去芜湖，终于同尹宽相聚了。
可是二人久别相聚不久，王辩就被捕，判刑，入狱，尹宽逃来上海，等候另派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尹宽参加了左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王辩也刑期坐满，从安徽狱中放出，来到上海。中央告诉她尹宽已被开除，但她要求同尹宽见面，中央让她找到尹宽。她在尹宽家里住了两天或三天，我曾去见她一次，她已是一个胖妇人，而非娇羞少女了。
王辩在莫斯科读书时反托的，她在芜湖和尹宽相聚时，尹宽还未接触到托派文件，两人思想没有分歧；此次在上海相聚，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她终于回到中央去。
王若飞的恋爱也引起了风潮，不减于尹宽，但没有闹到以悲剧收场。李沛泽是保定的女学生，来到河南做工作。我未曾见她一面。人家告诉我，她有中国古典美女的丰韵。佘立亚王若飞二人追求她，结果王若飞成功了。佘立亚于是大闹，一些同志跟着佘立亚闹。问题提到中央。王若飞由豫陕区区委书记调到上海来做中央秘书长，自然为了工作需要，但也是为了这场恋爱纠纷的。同时，李沛泽也被派去莫斯科读书了，同王辩一样，拆开男女，分居两地，但仍保持恋爱的关系。是否能够保持恋爱的关系到底，那就全看本人了。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大会，王若飞以江苏省委代表团团长资格去莫斯科出席，大会后又暂留在莫斯科做代表，便同李沛泽相聚。
在莫斯科的恋爱一定比国内的更热闹得多，我听来的一些故事，现在都忘记了。总之，王辩，甚至李沛泽，在那里被人视为“落后的”，因为守住了国内的爱人。那里有男的抛弃了女的，也有女的抛弃了男的，只好让别人去写那里的故事了。
在国内，那几年除了一个例外，我未见男同志抛弃在莫斯科的女同志的。这个例外就是王一飞，王一飞初回国时是饿不择食，很快就找到一个爱人，名叫张亮，但也不久，就发现两人性格不合，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他于是把张亮送去莫斯科读书，自己很快找到性格相合的爱人。此次轮到张亮在莫斯科跳脚，痛骂王一飞了。张亮回国，成了有力的女干部。红军长征时，她留后方。以后，她同瞿秋白一伙人由旧苏区潜回上海，不幸在福建途中全体被捕，供出瞿秋白的真实姓名。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报纸刊物，有人说她是梁柏台夫人，有人说她是项英夫人，不知孰是。
我在本章开始时说，我只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不写自己的罗曼史。但写到这里，发现完全不写自己，也是不行的。只好简单地写一些。
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曾同蒋光赤相约在北四川路创造社出版部楼上见面，说了别后各人情况以及其他问题之后，他从怀里取出一张新出版的小报给我看，其中记了一条新闻，大意说：郑超麟和蒋光赤二人在共产党内闹恋爱纠纷，蒋光赤的爱人被郑超麟夺去了，两人闹到党中央去，结果陈独秀判决这爱人归郑超麟所有，蒋光赤抱头大哭。我看了哈哈大笑，蒋光赤也笑。我已经忘记了这小报的报名。我当然知道了蒋光赤有个爱人，就是他常常夸耀的那个河南女学生。可怜，我连面也没有见过！而且那个女学生已因肺病死在庐山了。小报这个新闻虽然无稽，但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这几年间共产党高级干部之间恋爱纠纷的歪曲的反映。
回国后，不知何故，我总觉得自己已经超过恋爱的年龄，因之没有恋爱的兴趣和准备。那一对“模范夫妻”的破产，更使我视恋爱为畏途。恰在这个时候，蔡和森一面痛苦不堪，一面还能在楼下客堂间同杨馥兰说笑话。杨馥兰是上海大学女生，每日到宣传部来做二三个钟头的技术工作，如剪报，贴报，整理资料之类，这个工作是我领导的。一天，我参加沪东一个工人支部会议回来，身上的工人服装尚未脱下，蔡和森正在客堂间，便对我说：“超麟，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问他甚么消息？他说：“等一会再说罢。”当时，杨馥兰正在低头工作。不久，她走了。和森说：“你快进攻罢，馥兰爱你哩。”他告诉我，“刚才同馥兰说话，知道她没有爱人，便同她开玩笑，把你介绍给她。看她的表情，是同意的。”我以为和森瞎说，但从此我注意了这个十九岁女孩子，渐渐觉得和森的话也许不是瞎说。
后来，我和杨馥兰成了朋友，常常一起出去玩。在那二个月中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说出“必须说的话”，但终于没有说出。这个女孩子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她本是林伯渠的干女儿。延年来上海时在宣传部认识她，就派她在南方区委做工作，因此同我的朋友黄国佐（黄平）认识，两人不久就结成伴侣了。她离开上海后，我对她的感情反而更加热烈起来，懊悔当初没有说出那几句“必须说的话”。我尝到了失恋的痛苦。到了世炎去广州开会回来，告诉我馥兰和黄平结婚的消息，我才渐渐忘记了她。
这段插话带有积极的作用，即让我明白，我的恋爱年龄尚未过去，我还能得到女孩子的爱，虽然尚未消除对于当时所见党内恋爱纠纷的反感。
与蒋光赤一起哈哈大笑之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王若飞到我家里，拉我去聚丰园吃晚饭，那是一对同志结婚。新郎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第一次见面，新娘则是旧时认识的，她原来的爱人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半年前被杨虎捉去枪毙了。但是陪伴新娘来的还有一个女同志，也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也是第一次见面。她短袄，黑裙，胖胖的脸，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双颊，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王若飞介绍，刘静贞同志，云南人。不知怎样，吃饭时，我少注意新娘，而多注意这位同我一般来吃喜酒的女同志。饭后，我找着若飞多问一点关于这个女同志的情况。若飞说，他今天是有意让我和她见面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同志对于恋爱的见解和议论和他的朋友郑超麟差不多。
我和这个女同志之间于是开始了斗争。她并不拒绝同你见面，同你说话，但装做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去看她，去同她说话，装着对待你和对待其他同志没有两样，话正说得投机时，她忽然告诉你准备回云南去。有几次我实在失望了，接着她说了几句或作了什么动作，重新唤起了我的希望。这一个月内，我是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中度过的。每次都是我去找她，她不肯到我家里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中央要请陈独秀讲话，派汽车接陈独秀来我家，即愚园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来住三天。这一天，我请了一桌酒，宴请他们。王若飞问刘静贞：“你要看‘老头子’么？今晚在一个地方吃饭，我带你去看他。”她自然高兴去，到那里才知道是我的家，只好留下来了。饭后，我送她回家，从愚园路底两人徒步走到静安寺，然后分坐人力车到福熙路金神父路口她的家中。在走路时，我们已经约好第二天两人到炮台湾去玩。
中央请陈独秀讲话没有我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就向陈独秀道了歉，接她到北站，乘火车直到炮台湾，然后去长江沙滩上散步，谈话。从此，我的心就定了。
我们在一九二八年清明前后实行共同的生活。
这个恋爱是确确实实“没有妨害政治的”，因为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纠纷。
《郑超麟回忆录》（2004年3月）节选
郑超麟：共产主义者的恋爱与革命（上）
在这个政治的回忆录里，我未能遵守自己的格式，把私人的，与政治无关的生活也写了好多。我准备删去它们。在这章里，我不准备写我的罗曼史；以后有机会写另一种性质的回忆录时再去写它。但我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与政治有关的罗曼史。
“少年共产党”，从开始组织起到我离开法国为止，是那么缺乏诗意的，以致没一件罗曼史。原因很简单：没有女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蔡畅，那时尚在法国，她是否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不记得，总之两次大会都没有她，我常往巴黎也未曾见她。她的爱人欧阳泽是我的读哲学的朋友之一，在里昂大学运动中被驱逐回国的，她的母亲不喜欢欧阳泽，却看中了李富春，迫她在法国和李富春结了婚。我在莫斯科时，欧阳泽探听人说蔡畅也在莫斯科，就寄了一大本日记来给蔡畅看。我们收下了这本日记，那真是一字一泪。欧阳泽在患肺病，在吐血，但一心忘不了留在法国的爱人，又听到许许多多可忧虑的传说。他在日记里，从同居生活的回忆起，到生死观的问题止，都说到了。我怀疑字里行间沾染着血迹—从肺里吐出来的血。一九二六年春，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见蔡畅，她刚从莫斯科回来，我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淡淡一笑。
在莫斯科也没有女同志，这话是说，当我在莫斯科时候，那里还没有中国女学生。从某些人的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如何盼望国内送女学生来。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同李慰农叫做“农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飞介绍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给外国同志，说这是Kutauruka（中国女人）。东方大学有高丽女人、波斯女人、印度女人、高加索女人，等等，独没有中国女人。我们都觉得没有光彩。卜士奇回国，一到北京，便向何孟雄夫人缪伯英进攻，闹了很大风潮，连我们在莫斯科都听到了这风潮。他到上海又向沈玄庐的媳妇杨之华进攻，但没闹风潮。国内的同志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同饿鬼一般，幸而卜士奇后面回来的，即我们一批人，比较文明些。事实证明，我们并未比国内同志有更多的性饥渴。
我们这批人回来好久没有人闹恋爱问题。那时仿佛是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蒋光赤代表那种五四观念，我们都嘲笑他。他和河南一个女学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他很得意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没有人欣赏他。我们都以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与五四运动初期相反，从俄国回来的人大多不反对家庭代定的婚姻了。薛世纶请假回家去结婚，留在湖南工作。何今亮从海参崴来参加第四次大会，顺便回家结婚，而且洞房花烛。任作民回家，带了他的夫人出来，一位很贤惠的夫人，一九二六年病死于上海，我因为疏忽，见面时未曾向他表示吊唁之意，惹得他大不高兴。任弼时“女学生”，回去湖南结婚，带了他的“小老婆”出来上海—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老婆，而是一个既矮又小的女孩子，她在中央各机关之间传递文件，显得很能干。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ＣＹ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ＣＹ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
上面说过，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看见的恋爱风潮。后来，我在武汉同太雷一道工作时，我们曾解决湖北省委组织部一个姓魏的干事的恋爱问题。太雷提出一个原则，说：“恋爱只要不妨害政治，就是私人的事情，团体不来干涉。”我抬起头来向太雷看看。别人自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他们也不知道太雷这话的一切含义，因为他们不知道太雷自己的恋爱史。
上面既然提到瞿秋白和杨之华，那就不妨说说他们二人的恋爱史。两人恋爱成功在太雷闹事以前，但确实没有“妨害政治”。那时，杨之华漂亮，温柔，聪明，能干，但已是沈玄庐的媳妇。在法国与我同属于“图书馆”的无名（吴明）于里大运动中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主持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一次，青年团召集什么会议，上海不方便，沈玄庐叫他们去萧山开。无名被杨之华的美色所迷，几乎发疯了，写了许多绝望的情书。可是杨之华不理他。沈玄庐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内有拆白党”。沈玄庐第一次退出共产党，与这件事不无关系。可是，他的儿子和媳妇并不相爱，沈剑龙爱了一个高丽姑娘，冷淡了杨之华，之华遂给她的女儿取名“独伊”，以表示她的悲哀，而且自己离家去上海大学读书。秋白此时新丧偶，他的爱人姓王，是丁玲（当时名蒋冰之）的朋友，害肺病死了的。他和之华怎样恋爱起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约在黄仁案发生，秋白和何世桢同时离开上海大学以后不久，我们晨起读报，忽然看见《民国日报》上有三个奇特的广告：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那时，上海小报中最有名的《晶报》，由主笔张丹斧（丹翁）执笔评论此事，但把当事人的姓名都改换了。沈剑龙改为审刀虎，瞿秋白改为瞿春红，杨之华改为柳是叶，沈玄庐改为审黑店，上海大学改为一江大学，商务印书馆改为工业印书馆。我们以后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红。有一天，我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中心奸狡。”不久之后，玄庐再度退出共产党了，不能说同这件事没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件事情，玄庐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
那时北京有个轰动学生界的恋爱事件，女主角是卢隐女士的朋友，卢隐女士特为此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现在北京陶然亭附近还留下一块奇特的墓碑，时常有多情的人，读了《象牙戒指》之后，走去凭吊，这故事将与小说和墓碑同垂不朽。故事中的男主角是我们的同志：高尚德，字君宇。他是早期共产党员，《向导》的一个编辑。我初到上海时，他恰在上海，我在《向导》编辑部会见他几次。以后，他就回北京去了，不久，他就死了。
我们并不羡慕这种属于“五四”初期的恋爱形态。我们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女主角并不是同志，这个恋爱并不是建立在革命事业上，我们则很羡慕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结合，称之为“模范夫妻”。向警予，矮小，始终作内地女学生装束，毫不沾染上海的浮华习气，她和杨之华成了对照。那时，她很活跃，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民党运动，这一切方面，她都有份。《向导》上又常有她写的小文章，她恨死党内浪漫的男女同志。开会或闲谈时，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事情当作笑料，但向警予如果在场，她就会提出抗议或者说几句话，使得独秀不能下台。别的同志更加不敢在她面前放肆了。我们的女同志都害怕她，杨之华尤其害怕她。由于她要规劝人或教训人，大家都称她“祖母”，或“革命祖母”。瞿秋白说：“我们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就是李季，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就是向警予。”
我一回国，就同这对“模范夫妻”住在一起。起初在慕尔鸣路，后来在民厚里，后来在福生路。在民厚里末期，和森去北京养病了，警予留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工作。中秋节前不久，我们没有等待和森回来，就迁居福生路。此时，彭述之也从医院出来。他二月间就生病，住进宝隆医院，五卅前的罢工运动，五卅时的轰轰烈烈群众运动，他都没有参加，此时运动已经退潮，他才病愈，从医院出来。中秋晚上，为了庆贺佳节，迁居加述之病愈，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晚饭后进行“晚会”。这是我们从俄国学来的办法：每个人做一种游戏。三个主人之外，还有张伯简、沈泽民和泽民夫人张琴秋。彭述之跳了高加索舞，张琴秋唱了《可怜的秋香》，别的人也做了游戏，向警予不肯唱歌，也不肯做别的游戏。大家都不依。最后，她念了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客人散了，我回到亭子间睡觉，警予还在述之房里不走。天气热，亭子间房门和前楼房门都开着。我一觉醒来，听到警予还在说话，而且说了出人意外的话，即表示她爱述之。不久，她就上三楼去了。述之到我房里来，说“怪事！怪事！”他告诉我刚才警予说的话。他说：“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我警告他，说：“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他说：“当然，我自己毫无意思，她也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她说，不过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罢了。”述之说这是实在话。
从这日起，向警予常常从三楼下来去述之房间谈话，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起初几日，述之还把谈话经过告诉我，同我商量“怎么办”？我看见他渐渐动摇了，便加紧警告他。以后，述之就不同我商量，他接受了向警予的爱。
蔡和森要从北京回来了。向警予先接到信或电报，说他将于某日某时左右到上海北站。这日，我问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述之说“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到了时间，有人敲门，我从亭子间下去开门，一看是和森，黄包车上还有行李和一篮天津雅梨。他急忙问我：“警予哪里去了？”我说：“在楼上。”他颇惊讶，因为到车站没有看见向警予来迎接，以为出了甚么事情？第二日或第三日，事情揭穿了。向警予“宋学家”做不来瞒骗的事情。和森问她有甚么心事？起初她还回答：“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以后就原原本本把事情说出来了。
当日或次日，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独秀、和森、国焘、秋白、述之都到会，还有ＣＹ和上海区的人列席，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也不记得讨论什么问题。我旁听，向警予也参加会议。讨论完毕，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当时，独秀、秋白、国焘，以及列席的人，他们的神气好像戈果理的《钦差大臣》剧中最后一幕的场面。他们好久说不出话来，因为这是如此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最后，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警予总是不响。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警予又不响。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团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中央，即独秀、秋白、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的。向警予并不提出抗议，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独秀嘱在场的人对于这件恋爱事情严守秘密，尤其嘱秋白切勿告诉杨之华，大家都允诺了。但没有用。不久，就有好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相信，杨之华决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
这件事情，中央处理得对不对，我很怀疑。向警予自己当然不肯决定。但她宁愿舍和森而就述之，是可以想得到的。即使当时是双方均等的，但发展下去，旧爱一定会渐渐减少，新爱一定会渐渐增多，倘若中央决定警予同述之结合，或任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则往后可以减少许多纠纷，因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散会后，向警予斥责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和森无法自辩。晚饭后，他不上三楼去，在客堂间踱方步。我也在客堂间。他说：“超麟，我的心同刀割了一般。”我提议同他看电影去，他答应了。这是新奇的事情，因为他是从来不看电影或京戏的。我们到新开张不久的奥迪安电影院去，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历史片，场面很华丽而热闹，但他视而不见。幕间休息时，我请他在酒吧间喝咖啡。电影再映，他不想去看了，我只好牺牲这部片子，陪他回家去。
以后几天，三楼床上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二楼床上也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向警予在两楼中间奔走不停。我看见这个生活过不下去了，于是去找陈独秀，请他设法解决。他想了一下，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字条，要和森和向警予立即搬到旅馆去，等待去海参崴的轮船。这字条，我带回来，和森接受了，警予和述之则恨我入骨。彭述之还同我闹了一场。
我说这个恋爱事件有重大后果，是指它牵连得多，而又影响于后来的党内斗争，和森和述之从此结下了冤仇。在第五次大会上，和森拼命打击述之。一九二七年秋天，和森主持北方局，位居顺直省委书记述之之上，报告中央，说王荷波一案是彭述之告密的，或述之指使他的小同乡段海去告密的，这话连当时主持中央而在政治上反对彭述之的瞿秋白也不相信。
这对有名的“模范夫妻”来到莫斯科后终于拆散了。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模范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立三为了减轻和森的痛苦，叫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和森和一纯恋爱了。有人说：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一纯的妹妹恋爱。但立三和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此事同我的工作有关，后面还会说它。向警予在莫斯科爱了一个蒙古人，一九二七年她孤身回国工作，在武汉曾同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她在武汉做工作很努力，武汉反动后仍坚持工作，直到牺牲，没有再闹恋爱问题。
但牵连更多的，还是留在中国的一支。蔡和森尚未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前，福生路宣传部房子里，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活泼的女学生，问我：“述之同志在这里么？”原来是陈碧兰。她从北方携带她的爱人罗亦农的介绍信来见述之，信内亦农托述之照顾碧兰，因为她年纪轻，不懂事。我们久仰陈碧兰的大名，她是我们回国以后才去莫斯科的。黄日葵的爱人陈碧兰，刘仁静的爱人史静仪，以及从法国来的蔡畅、郭隆真，还有其他人，成为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女学生。从此，中国学生也可以向其他民族学生夸耀了。这几个人中，陈碧兰最漂亮，李鹤龄（即合林）、黄国佐（即黄平）、罗觉（即亦农），立即向她进攻。罗觉是领袖，是旅莫支部书记，得到了优先权。黄国佐知难而退，李鹤龄大哭一场。罗觉先回国，陈碧兰和黄日葵的关系若即若离，因为二人的结合本是勉强的。她回国后有意避开罗亦农，亦农在北京，她在河南，亦农赶到河南，她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亦农咬破指头写了血书给她，她心中不忍，才允许和他恢复关系。后来，何资深在狱中告诉我：“这血是假的，亦农在北京和我商量，我教他这个办法：拿牛奶调红墨水写在纸上，如同血写的一般。”何资深又说，他后来在上海遇见陈碧兰，告诉了她这件事，陈碧兰笑起来要打他。
以后，陈碧兰常来宣传部，向警予本来认识她，她以前在上海，也曾为了倾向浪漫受过向警予的规劝和教训。可是，此次，向警予有其他的理由不喜欢陈碧兰，陈碧兰每次来时，向警予都催她早走，因为福生路离她的曹家渡住处太远，迟则没有电车，回不去，又要在这里借住了。向警予夫妇去俄国后，彭述之抑郁，烦闷，喝酒，醉后头痛。秋白劝他勿饮中国酒，须喝外国的白兰地，因为虽醉而不头痛。述之果真买了瓶白兰地来，连瓶子装在大衣口袋里。国焘则邀他出去散步，安慰他，而且告诉他自己失恋的故事。原来国焘曾经追求刘清扬而未成功。可是，比白兰地，比国焘的安慰更有效的，是陈碧兰。此次则是述之向陈碧兰进攻了，他为的是填补向警予在他心中留下的空隙，这个恋爱成了功。
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罗亦农来到上海，他是从北京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的，推荐者是张国焘，彭述之没有反对。我们都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情，因为亦农至今还不知道此事。区委代理书记王一飞关照我，“亦农一到，你先带他去我家里，我先同他谈一谈。”那天，述之不在家，我也有事出门去，忽然亦农闯来了，他直上二楼去找述之，只有碧兰一人在家。他看见房内摆了两张床，又有女人用品，便问碧兰，“述之找到爱人了么？”碧兰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正在为难时候，王一飞来了，把亦农拉走。这是我回家以后陈碧兰告诉我的。（未完待續）
《郑超麟回忆录》（2004年3月）节选
“少年共产党”，从开始组织起到我离开法国为止，是那么缺乏诗意的，以致没一件罗曼史。原因很简单：没有女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蔡畅，那时尚在法国，她是否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不记得，总之两次大会都没有她，我常往巴黎也未曾见她。她的爱人欧阳泽是我的读哲学的朋友之一，在里昂大学运动中被驱逐回国的，她的母亲不喜欢欧阳泽，却看中了李富春，迫她在法国和李富春结了婚。我在莫斯科时，欧阳泽探听人说蔡畅也在莫斯科，就寄了一大本日记来给蔡畅看。我们收下了这本日记，那真是一字一泪。欧阳泽在患肺病，在吐血，但一心忘不了留在法国的爱人，又听到许许多多可忧虑的传说。他在日记里，从同居生活的回忆起，到生死观的问题止，都说到了。我怀疑字里行间沾染着血迹—从肺里吐出来的血。一九二六年春，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见蔡畅，她刚从莫斯科回来，我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淡淡一笑。
在莫斯科也没有女同志，这话是说，当我在莫斯科时候，那里还没有中国女学生。从某些人的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如何盼望国内送女学生来。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同李慰农叫做“农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飞介绍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给外国同志，说这是Kutauruka（中国女人）。东方大学有高丽女人、波斯女人、印度女人、高加索女人，等等，独没有中国女人。我们都觉得没有光彩。卜士奇回国，一到北京，便向何孟雄夫人缪伯英进攻，闹了很大风潮，连我们在莫斯科都听到了这风潮。他到上海又向沈玄庐的媳妇杨之华进攻，但没闹风潮。国内的同志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同饿鬼一般，幸而卜士奇后面回来的，即我们一批人，比较文明些。事实证明，我们并未比国内同志有更多的性饥渴。
我们这批人回来好久没有人闹恋爱问题。那时仿佛是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蒋光赤代表那种五四观念，我们都嘲笑他。他和河南一个女学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他很得意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没有人欣赏他。我们都以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与五四运动初期相反，从俄国回来的人大多不反对家庭代定的婚姻了。薛世纶请假回家去结婚，留在湖南工作。何今亮从海参崴来参加第四次大会，顺便回家结婚，而且洞房花烛。任作民回家，带了他的夫人出来，一位很贤惠的夫人，一九二六年病死于上海，我因为疏忽，见面时未曾向他表示吊唁之意，惹得他大不高兴。任弼时“女学生”，回去湖南结婚，带了他的“小老婆”出来上海—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老婆，而是一个既矮又小的女孩子，她在中央各机关之间传递文件，显得很能干。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ＣＹ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ＣＹ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
上面说过，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看见的恋爱风潮。后来，我在武汉同太雷一道工作时，我们曾解决湖北省委组织部一个姓魏的干事的恋爱问题。太雷提出一个原则，说：“恋爱只要不妨害政治，就是私人的事情，团体不来干涉。”我抬起头来向太雷看看。别人自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他们也不知道太雷这话的一切含义，因为他们不知道太雷自己的恋爱史。
上面既然提到瞿秋白和杨之华，那就不妨说说他们二人的恋爱史。两人恋爱成功在太雷闹事以前，但确实没有“妨害政治”。那时，杨之华漂亮，温柔，聪明，能干，但已是沈玄庐的媳妇。在法国与我同属于“图书馆”的无名（吴明）于里大运动中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主持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一次，青年团召集什么会议，上海不方便，沈玄庐叫他们去萧山开。无名被杨之华的美色所迷，几乎发疯了，写了许多绝望的情书。可是杨之华不理他。沈玄庐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内有拆白党”。沈玄庐第一次退出共产党，与这件事不无关系。可是，他的儿子和媳妇并不相爱，沈剑龙爱了一个高丽姑娘，冷淡了杨之华，之华遂给她的女儿取名“独伊”，以表示她的悲哀，而且自己离家去上海大学读书。秋白此时新丧偶，他的爱人姓王，是丁玲（当时名蒋冰之）的朋友，害肺病死了的。他和之华怎样恋爱起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约在黄仁案发生，秋白和何世桢同时离开上海大学以后不久，我们晨起读报，忽然看见《民国日报》上有三个奇特的广告：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那时，上海小报中最有名的《晶报》，由主笔张丹斧（丹翁）执笔评论此事，但把当事人的姓名都改换了。沈剑龙改为审刀虎，瞿秋白改为瞿春红，杨之华改为柳是叶，沈玄庐改为审黑店，上海大学改为一江大学，商务印书馆改为工业印书馆。我们以后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红。有一天，我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中心奸狡。”不久之后，玄庐再度退出共产党了，不能说同这件事没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件事情，玄庐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
那时北京有个轰动学生界的恋爱事件，女主角是卢隐女士的朋友，卢隐女士特为此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现在北京陶然亭附近还留下一块奇特的墓碑，时常有多情的人，读了《象牙戒指》之后，走去凭吊，这故事将与小说和墓碑同垂不朽。故事中的男主角是我们的同志：高尚德，字君宇。他是早期共产党员，《向导》的一个编辑。我初到上海时，他恰在上海，我在《向导》编辑部会见他几次。以后，他就回北京去了，不久，他就死了。
我们并不羡慕这种属于“五四”初期的恋爱形态。我们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女主角并不是同志，这个恋爱并不是建立在革命事业上，我们则很羡慕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结合，称之为“模范夫妻”。向警予，矮小，始终作内地女学生装束，毫不沾染上海的浮华习气，她和杨之华成了对照。那时，她很活跃，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民党运动，这一切方面，她都有份。《向导》上又常有她写的小文章，她恨死党内浪漫的男女同志。开会或闲谈时，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事情当作笑料，但向警予如果在场，她就会提出抗议或者说几句话，使得独秀不能下台。别的同志更加不敢在她面前放肆了。我们的女同志都害怕她，杨之华尤其害怕她。由于她要规劝人或教训人，大家都称她“祖母”，或“革命祖母”。瞿秋白说：“我们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就是李季，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就是向警予。”
我一回国，就同这对“模范夫妻”住在一起。起初在慕尔鸣路，后来在民厚里，后来在福生路。在民厚里末期，和森去北京养病了，警予留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工作。中秋节前不久，我们没有等待和森回来，就迁居福生路。此时，彭述之也从医院出来。他二月间就生病，住进宝隆医院，五卅前的罢工运动，五卅时的轰轰烈烈群众运动，他都没有参加，此时运动已经退潮，他才病愈，从医院出来。中秋晚上，为了庆贺佳节，迁居加述之病愈，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晚饭后进行“晚会”。这是我们从俄国学来的办法：每个人做一种游戏。三个主人之外，还有张伯简、沈泽民和泽民夫人张琴秋。彭述之跳了高加索舞，张琴秋唱了《可怜的秋香》，别的人也做了游戏，向警予不肯唱歌，也不肯做别的游戏。大家都不依。最后，她念了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客人散了，我回到亭子间睡觉，警予还在述之房里不走。天气热，亭子间房门和前楼房门都开着。我一觉醒来，听到警予还在说话，而且说了出人意外的话，即表示她爱述之。不久，她就上三楼去了。述之到我房里来，说“怪事！怪事！”他告诉我刚才警予说的话。他说：“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我警告他，说：“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他说：“当然，我自己毫无意思，她也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她说，不过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罢了。”述之说这是实在话。
从这日起，向警予常常从三楼下来去述之房间谈话，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起初几日，述之还把谈话经过告诉我，同我商量“怎么办”？我看见他渐渐动摇了，便加紧警告他。以后，述之就不同我商量，他接受了向警予的爱。
蔡和森要从北京回来了。向警予先接到信或电报，说他将于某日某时左右到上海北站。这日，我问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述之说“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到了时间，有人敲门，我从亭子间下去开门，一看是和森，黄包车上还有行李和一篮天津雅梨。他急忙问我：“警予哪里去了？”我说：“在楼上。”他颇惊讶，因为到车站没有看见向警予来迎接，以为出了甚么事情？第二日或第三日，事情揭穿了。向警予“宋学家”做不来瞒骗的事情。和森问她有甚么心事？起初她还回答：“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以后就原原本本把事情说出来了。
当日或次日，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独秀、和森、国焘、秋白、述之都到会，还有ＣＹ和上海区的人列席，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也不记得讨论什么问题。我旁听，向警予也参加会议。讨论完毕，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当时，独秀、秋白、国焘，以及列席的人，他们的神气好像戈果理的《钦差大臣》剧中最后一幕的场面。他们好久说不出话来，因为这是如此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最后，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警予总是不响。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警予又不响。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团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中央，即独秀、秋白、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的。向警予并不提出抗议，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独秀嘱在场的人对于这件恋爱事情严守秘密，尤其嘱秋白切勿告诉杨之华，大家都允诺了。但没有用。不久，就有好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相信，杨之华决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
这件事情，中央处理得对不对，我很怀疑。向警予自己当然不肯决定。但她宁愿舍和森而就述之，是可以想得到的。即使当时是双方均等的，但发展下去，旧爱一定会渐渐减少，新爱一定会渐渐增多，倘若中央决定警予同述之结合，或任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则往后可以减少许多纠纷，因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散会后，向警予斥责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和森无法自辩。晚饭后，他不上三楼去，在客堂间踱方步。我也在客堂间。他说：“超麟，我的心同刀割了一般。”我提议同他看电影去，他答应了。这是新奇的事情，因为他是从来不看电影或京戏的。我们到新开张不久的奥迪安电影院去，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历史片，场面很华丽而热闹，但他视而不见。幕间休息时，我请他在酒吧间喝咖啡。电影再映，他不想去看了，我只好牺牲这部片子，陪他回家去。
以后几天，三楼床上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二楼床上也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向警予在两楼中间奔走不停。我看见这个生活过不下去了，于是去找陈独秀，请他设法解决。他想了一下，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字条，要和森和向警予立即搬到旅馆去，等待去海参崴的轮船。这字条，我带回来，和森接受了，警予和述之则恨我入骨。彭述之还同我闹了一场。
我说这个恋爱事件有重大后果，是指它牵连得多，而又影响于后来的党内斗争，和森和述之从此结下了冤仇。在第五次大会上，和森拼命打击述之。一九二七年秋天，和森主持北方局，位居顺直省委书记述之之上，报告中央，说王荷波一案是彭述之告密的，或述之指使他的小同乡段海去告密的，这话连当时主持中央而在政治上反对彭述之的瞿秋白也不相信。
这对有名的“模范夫妻”来到莫斯科后终于拆散了。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模范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立三为了减轻和森的痛苦，叫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和森和一纯恋爱了。有人说：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一纯的妹妹恋爱。但立三和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此事同我的工作有关，后面还会说它。向警予在莫斯科爱了一个蒙古人，一九二七年她孤身回国工作，在武汉曾同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她在武汉做工作很努力，武汉反动后仍坚持工作，直到牺牲，没有再闹恋爱问题。
但牵连更多的，还是留在中国的一支。蔡和森尚未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前，福生路宣传部房子里，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活泼的女学生，问我：“述之同志在这里么？”原来是陈碧兰。她从北方携带她的爱人罗亦农的介绍信来见述之，信内亦农托述之照顾碧兰，因为她年纪轻，不懂事。我们久仰陈碧兰的大名，她是我们回国以后才去莫斯科的。黄日葵的爱人陈碧兰，刘仁静的爱人史静仪，以及从法国来的蔡畅、郭隆真，还有其他人，成为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女学生。从此，中国学生也可以向其他民族学生夸耀了。这几个人中，陈碧兰最漂亮，李鹤龄（即合林）、黄国佐（即黄平）、罗觉（即亦农），立即向她进攻。罗觉是领袖，是旅莫支部书记，得到了优先权。黄国佐知难而退，李鹤龄大哭一场。罗觉先回国，陈碧兰和黄日葵的关系若即若离，因为二人的结合本是勉强的。她回国后有意避开罗亦农，亦农在北京，她在河南，亦农赶到河南，她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亦农咬破指头写了血书给她，她心中不忍，才允许和他恢复关系。后来，何资深在狱中告诉我：“这血是假的，亦农在北京和我商量，我教他这个办法：拿牛奶调红墨水写在纸上，如同血写的一般。”何资深又说，他后来在上海遇见陈碧兰，告诉了她这件事，陈碧兰笑起来要打他。
以后，陈碧兰常来宣传部，向警予本来认识她，她以前在上海，也曾为了倾向浪漫受过向警予的规劝和教训。可是，此次，向警予有其他的理由不喜欢陈碧兰，陈碧兰每次来时，向警予都催她早走，因为福生路离她的曹家渡住处太远，迟则没有电车，回不去，又要在这里借住了。向警予夫妇去俄国后，彭述之抑郁，烦闷，喝酒，醉后头痛。秋白劝他勿饮中国酒，须喝外国的白兰地，因为虽醉而不头痛。述之果真买了瓶白兰地来，连瓶子装在大衣口袋里。国焘则邀他出去散步，安慰他，而且告诉他自己失恋的故事。原来国焘曾经追求刘清扬而未成功。可是，比白兰地，比国焘的安慰更有效的，是陈碧兰。此次则是述之向陈碧兰进攻了，他为的是填补向警予在他心中留下的空隙，这个恋爱成了功。
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罗亦农来到上海，他是从北京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的，推荐者是张国焘，彭述之没有反对。我们都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情，因为亦农至今还不知道此事。区委代理书记王一飞关照我，“亦农一到，你先带他去我家里，我先同他谈一谈。”那天，述之不在家，我也有事出门去，忽然亦农闯来了，他直上二楼去找述之，只有碧兰一人在家。他看见房内摆了两张床，又有女人用品，便问碧兰，“述之找到爱人了么？”碧兰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正在为难时候，王一飞来了，把亦农拉走。这是我回家以后陈碧兰告诉我的。（未完待續）
《郑超麟回忆录》（2004年3月）节选
毛澤東突然評《水滸》，鄧小平陷入進退兩難
毛澤東從批江青到批鄧小平的嬗變（13）
《新史記》鄭仲兵
筆者引述並評說《鄧小平年譜》記錄的1975年間和1976年春季鄧小平復出後，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至再度下台的歷史過程（續）：
1975年8月14日
毛澤東同陪讀人員談對中國古典小說《水滸》的看法，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說書中農民起義軍領袖宋江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義，讓人招安了。（按宋江搞哪門子“修正主義”？顯然在借古說今！）當天，姚文元得知消息後致信毛澤東，提出將毛澤東的評論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員和有關宣傳、出版部門，以“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同意。”（按：姚文元接得如此之快，豈不事先安排好的？毛還批示“同意”，更可見《評水滸》的“項莊舞劍”之意了。30年前本人就聽一位長輩說過，解放初鄧小平主政西南之際，就曾自詡宋江，還戲封屬下一百單八將，如李井泉為豹子頭林沖，閻紅彥為霹靂火秦明，胡耀邦為大刀關勝等等。倘若屬實，毛拿《水滸》宋江說事，就更不足怪了。）之後，中共中央印發了毛澤東關於評《水滸》的談話。本月下旬，江青召集于會泳等人開會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按：江青點了題。所謂“現實主義”，所謂“架空毛主席”，顯然是毛的意思。）
1975年8月21日
鄧小平在住地會見胡喬木，接受他轉交的蕭勁光本月20日致鄧小平的信。鄧小平後將信送交毛澤東。信中揭發7月14日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刁小三的邏輯》、上海《學習與批判》第七期發表《八路軍的“樣子”》的文章攻擊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按：說明“海派”已開始行動了。）下午，出席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篇目的會議。在胡喬木問前不久毛澤東評《水滸》的指示是針對什麼、是不是特別有所指時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是主席用三個月的時間聽讀《水滸》後的看法，要人整理出來的意見。絕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按：胡喬木的鼻子很靈的，尤其對毛的言行。竊以為，鄧是在裝糊塗。）
胡喬木協助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
1975年8月26日
鄧小平約胡喬木談修改《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按：“提綱”是7月中旬胡耀邦到中科院工作後，主持起草的。）指出：這個文件很重要，要加強思想性，多說道理。但不要太尖銳，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你同耀邦他們一起議論一下，要親自動手修改。科學院是個有爭論的單位，所以每一句話都不能輕易去說，無論說什麼都要好好考慮，要慎重。你轉告耀邦、李昌，要他們少在群眾中說話，等提綱改好了，國務院通過了，毛主席批准了，讓提綱自己說話，讓群眾在討論提綱時自己說話。（按：鄧小平這個“鋼鐵公司”現在也言“慎重”了。還要胡耀邦他們少在群眾中說話，可見他是有警覺的，心態在改變。）
1975年9月1日
鄧小平閱杭州大學教授夏承燾來信，作出批示：“夏我不認識，反映的是一個方面的問題，印送政治局同志參閱。”夏承燾在信中反映：文化大革命以來，有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是相當數量的舊知識分子，由於歷史或思想原因而受到衝擊，建議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貫徹到基層。（按：此信就沒有轉給毛了。）
1975年9月5日
鄧小平將一封關於要求進一步落實文藝工作政策的來信批送中央政治局成員參閱。這封署名“天津市文藝界一個普通黨員”的來信說：近幾年來文藝界出現的一些事情很難使人理解，……特別是落實政策問題，文化部過去十幾個副部長，一個都不用，司局長也放在一邊，還有大批老演員也閑著；有人一說就是“十七年”如何如何，好像文藝界17年就沒有好人了。（按：此信也沒有轉給毛）
1975年9月13日
鄧小平會見送來江青在大寨講話材料的胡喬木、吳冷西。在他們談到江青講話中稱“宋江架空晁蓋”是影射鄧小平“架空毛主席”（按：沒有毛的意思，江豈能亂說，而且是在鄧要參加的15日召開的全國學大寨會議的前三天。）時，說：真的指我，（按：似恍然大悟！）那要把講話材料送主席看。不過不能由我送，要通過別的途徑。（按：顯然已亂了方寸）又說：不要緊，讓她說。現在叫喊反復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復辟的。（按：一句自我鎮定、自我安慰的話，但說得理不直氣不壯！）還指出：現在教育方面的問題積了一大堆。國務院將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按：教育方面當然問題嚴重，須知，教育是毛親自——而不通過江——抓的，遲群、謝靜宜都是毛親自派的。後來事實也證明，毛就是從教育問題上開始批鄧的。鄧小平在這裏說的話，無非是要給身邊的秀才們壯壯膽，秀才中的大多數，比鄧小平還膽小）
1975年9月15日
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這次會議涉及的問題，雖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樣全面，但就實現25年的目標來說，（按指用25年時間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僅次於那次會議，或相當於那次會議。（按：鄧何以把這次會與七千人大會相比？似用隱喻的方式，強調這次會要用黨內“讓人說話”、“出氣”的做法，來調整和改變文革發動九年的傷病局面。而七千人大會正是他負責籌備和組織的）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面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面，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鄧小平的講話多次被江青的插話打斷。（《新史記》第6期）
《新史記》鄭仲兵
筆者引述並評說《鄧小平年譜》記錄的1975年間和1976年春季鄧小平復出後，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至再度下台的歷史過程（續）：
1975年8月14日
毛澤東同陪讀人員談對中國古典小說《水滸》的看法，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說書中農民起義軍領袖宋江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義，讓人招安了。（按宋江搞哪門子“修正主義”？顯然在借古說今！）當天，姚文元得知消息後致信毛澤東，提出將毛澤東的評論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員和有關宣傳、出版部門，以“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同意。”（按：姚文元接得如此之快，豈不事先安排好的？毛還批示“同意”，更可見《評水滸》的“項莊舞劍”之意了。30年前本人就聽一位長輩說過，解放初鄧小平主政西南之際，就曾自詡宋江，還戲封屬下一百單八將，如李井泉為豹子頭林沖，閻紅彥為霹靂火秦明，胡耀邦為大刀關勝等等。倘若屬實，毛拿《水滸》宋江說事，就更不足怪了。）之後，中共中央印發了毛澤東關於評《水滸》的談話。本月下旬，江青召集于會泳等人開會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按：江青點了題。所謂“現實主義”，所謂“架空毛主席”，顯然是毛的意思。）
1975年8月21日
鄧小平在住地會見胡喬木，接受他轉交的蕭勁光本月20日致鄧小平的信。鄧小平後將信送交毛澤東。信中揭發7月14日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刁小三的邏輯》、上海《學習與批判》第七期發表《八路軍的“樣子”》的文章攻擊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按：說明“海派”已開始行動了。）下午，出席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篇目的會議。在胡喬木問前不久毛澤東評《水滸》的指示是針對什麼、是不是特別有所指時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是主席用三個月的時間聽讀《水滸》後的看法，要人整理出來的意見。絕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按：胡喬木的鼻子很靈的，尤其對毛的言行。竊以為，鄧是在裝糊塗。）
胡喬木協助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
1975年8月26日
鄧小平約胡喬木談修改《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按：“提綱”是7月中旬胡耀邦到中科院工作後，主持起草的。）指出：這個文件很重要，要加強思想性，多說道理。但不要太尖銳，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你同耀邦他們一起議論一下，要親自動手修改。科學院是個有爭論的單位，所以每一句話都不能輕易去說，無論說什麼都要好好考慮，要慎重。你轉告耀邦、李昌，要他們少在群眾中說話，等提綱改好了，國務院通過了，毛主席批准了，讓提綱自己說話，讓群眾在討論提綱時自己說話。（按：鄧小平這個“鋼鐵公司”現在也言“慎重”了。還要胡耀邦他們少在群眾中說話，可見他是有警覺的，心態在改變。）
1975年9月1日
鄧小平閱杭州大學教授夏承燾來信，作出批示：“夏我不認識，反映的是一個方面的問題，印送政治局同志參閱。”夏承燾在信中反映：文化大革命以來，有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是相當數量的舊知識分子，由於歷史或思想原因而受到衝擊，建議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貫徹到基層。（按：此信就沒有轉給毛了。）
1975年9月5日
鄧小平將一封關於要求進一步落實文藝工作政策的來信批送中央政治局成員參閱。這封署名“天津市文藝界一個普通黨員”的來信說：近幾年來文藝界出現的一些事情很難使人理解，……特別是落實政策問題，文化部過去十幾個副部長，一個都不用，司局長也放在一邊，還有大批老演員也閑著；有人一說就是“十七年”如何如何，好像文藝界17年就沒有好人了。（按：此信也沒有轉給毛）
1975年9月13日
鄧小平會見送來江青在大寨講話材料的胡喬木、吳冷西。在他們談到江青講話中稱“宋江架空晁蓋”是影射鄧小平“架空毛主席”（按：沒有毛的意思，江豈能亂說，而且是在鄧要參加的15日召開的全國學大寨會議的前三天。）時，說：真的指我，（按：似恍然大悟！）那要把講話材料送主席看。不過不能由我送，要通過別的途徑。（按：顯然已亂了方寸）又說：不要緊，讓她說。現在叫喊反復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復辟的。（按：一句自我鎮定、自我安慰的話，但說得理不直氣不壯！）還指出：現在教育方面的問題積了一大堆。國務院將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按：教育方面當然問題嚴重，須知，教育是毛親自——而不通過江——抓的，遲群、謝靜宜都是毛親自派的。後來事實也證明，毛就是從教育問題上開始批鄧的。鄧小平在這裏說的話，無非是要給身邊的秀才們壯壯膽，秀才中的大多數，比鄧小平還膽小）
1975年9月15日
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這次會議涉及的問題，雖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樣全面，但就實現25年的目標來說，（按指用25年時間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僅次於那次會議，或相當於那次會議。（按：鄧何以把這次會與七千人大會相比？似用隱喻的方式，強調這次會要用黨內“讓人說話”、“出氣”的做法，來調整和改變文革發動九年的傷病局面。而七千人大會正是他負責籌備和組織的）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面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面，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鄧小平的講話多次被江青的插話打斷。（《新史記》第6期）
林彪找毛主席请求一定安排罗荣桓为政治局委员
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刊登该书第十六章“调到北京工作”。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十六章 调到北京工作(续）
（上篇：“八大”对树立刘少奇的威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组织上安排不很得当。我和一些军队干部私下议论时，感到把刘的人在组织上摆得太高了。在两年后的“八大”二次大会上进行了弥补和平衡，补选了一批候补中央委员，主要是军队干部。）
子：这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父：尽管如此，这也没有完全消除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由此而引发的一些矛盾，它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显露了出来。
有件事顺便在这里提几句。在“八大”政治局委员的人事考虑上，军队的元帅已经有六名列为候选人了（朱、彭、林、刘、贺、陈）。林彪找毛主席，请他一定要把罗荣桓安排上。毛主席反复权衡，把罗安排成政治局委员了。我们这些林、罗的老部下得知这件事后非常高兴。十几年后林彪垮台了，不少揭发材料说，林彪和罗荣桓之间的关系不好，在东北时期罗荣桓就向林彪进行坚决的“路线”的斗争。那是瞎说的。
“八大”是比较平淡的会，只是在讨论大会对政治报告的决议时，出现过不同意见。多年以后我听周恩来说过，决议草稿的内容中有“我国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毛主席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在主席台上就作了修改，但在那个大家热烈拥护的场合下，举手同意了。事后毛主席还是强调，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件事曾在“八大”小组会上听说过。文化革命开始后，这件事又被翻出来了，把它说成了是“毛泽东向刘少奇的斗争”。
子：我在其他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中也看到过此事，但没有佐证。
父：我记得文革期间周恩来还在一个文件上写过一个比较长的批注，说明了这件事情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中央肯定有存档）。当我看了周恩来对此的批注，才知道毛主席和刘少奇早在1956年八大时就有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六十年代初才开始的。
“八大”制定的制度和提出的一些想法很好，比如：新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样实行常任制，每年都应举行一次全体代表会议，每届任期五年。但是只是1958年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在“八大”，毛泽东表示了他下一届不想再当国家主席，还流露了今后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的主席的想法，他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得连任一届，这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设想。
刘少奇、邓小平在党章上写进了“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是为毛泽东离职后准备的。在那个毛主席有崇高威望的时候，这个规定的提出，使很多包括我在内的老干部不理解，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共产党的领袖多是终身制。我们习惯于毛主席是党的唯一的、别人不能取代的最高领袖。当大家得知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认为既然如此，也就不提什么了。
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党的“九大”上说，“我们这些人只要不死，总是要当中央委员的。”并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写进了党章中，之后还写进宪法。这说明毛泽东认为以前刘少奇等人在“八大”提出的我们党要“设党的名誉主席”这一条，并不秉承他的真实意思，而是为夺取他的权力而在做某种准备。（《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6）
《大公报》这时则公开对国民党在全无法律依据和公平审理程序的情况下，任由民众检举进而任凭党人肆行杀戮的作法，深表不满。其评论曰：“上海广州大清党之时，杀人殊多，犹可诿为非常之变。今历时数月，而恐怖未减。上海特务处常有刑人之事，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共党诚与宁政府大不利，然凡共党是否俱应处死，国民党之党化的法律中有无此项规定？即曰有之，而南京当局何以知各地藉清党杀人者之必无冤诬？且解释清党之义，不过驱跨党分子而出之耳，何以动辄死之？”特别“其普通分子，多为青年男女，薄受教育，若依法律，亦多不至死。况处置共党者，名义耳，共党未必能捕，捕者未必为共。况若再有诬陷之行为，对于欲捕者或所仇者，而辄以共党目之，甚至有藉此诈财之事，至发生资本家共产党与无产者共产党之奇谈。国民革命之名，败坏尽矣。”[112]
对于任由党人杀戮共党，特别是任由军队介入“清党”，滥捕滥杀的做法，其实一些普通的，但多少具有一些法律观点的国民党人，也早有担心。如有作者6月即公开撰文，委婉地“奉劝革命军旗帜下的武装同志”：“逮捕和杀戮，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应由正式法院去执行，不要因便宜而自滥用。免得共产党人要加你们一个 “有枪阶级”的徽号，作为宣传的资料。也免得民众因不平的缘故，发生共产主义的感染性。”[113]
“清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清党”唯一的目的真是像蒋介石、胡汉民所言，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是否靠拘捕、关押、杀戮就能够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个问题实际早就萦绕在众多国民党人的脑际之中，且始终困惑不解，挥之不去。仅以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努力为例。用其领导人之一陈德征在1929年 3月国民党三大报告中的说法：上海党部自1927年4月15日正式从共产党人的手中接收过来之后，整个工作均集中于清共，“举凡对外宣传及整理党的内部工作，均以清共为唯一之目标。”包括清理下级党部，清除跨党分子；侦查及协助清党委员会拘捕共产党徒；努力于反共宣传和主持反共后之民众运动，唤起民众对于革命与反革命之认识等等。但是，对共产党的活动，仍“有防不胜防之概”。[114]事实上，更让上海国民党人头疼不已的是，反共之后，上海党组织原本就受到极大削弱，特别是能独挡一面的党员很少，结果因为种种派系矛盾和由“清党”检举所造成的相互猜疑诬陷，以致不少党员竟陷于牢狱之灾，甚至惨遭枪杀。而各种机关中，投机分子则乘机混水摸鱼，以谋私利。党、政、军、警等各部门，也是派系林立，结党营私，故相互掣肘。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宣告结束工作之际发表的宣言，就最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对这种情况激愤填膺，却又徒唤奈何的复杂心理。
其宣言称：“本会自成立工作以来，已逾三月，结束在即。回顾三月来之工作，因种种障碍，进行艰难。诚如白崇禧同志之言，假革命之流，充塞本党，在本会以外，借清党之名，行勒索之实。一时市民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即忠厚同志，亦皆兢兢然以明哲保身为戒。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本会初成立际，原欲本总理大无畏之精神，集中全市清党工作，使假革命之流无从凭藉。讵料土豪劣绅之被检举者，本会正欲严究，则从而包蔽；共产分子之被告发者，本会正欲惩办，则从而轻处；忠实同志之被诬陷者，本会正欲营救，则从而投狱，或竟罹杀身之祸。其惨毒至于如斯，全市党员在刀锯鼎镬之下，愤慨叹息，莫可名状。最痛心者，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到处民众之欢迎，簟食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年去四月，克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115]
对“清党”运动倍感失望的，自不止于上海党部一家。事实上，随着7月中旬武汉实行“分共”，进而于8月以后也开始实施“清党”行动，两湖地区及江西、河南、山西等省也先后实施“清党”。因“清党”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因为原本被视为清除对象的武汉国民党人，以及只是形式上挂着国民党旗号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的加入，所带来的问题以及人们对“清党”运动所发生的不满，自然也就更多了。
由于武汉政府改弦更张，国民党内主张宁汉合流，重归统一的呼声骤然升起，蒋介石被迫于8月15日通电辞职，以示其决心促成统一之愿望。[116]而随着蒋介石坚辞下野，南京国民党中央人事大幅变动，“清党”运动据原案业已到期，故中央清党委员会及所属各地清党委员会，亦多半自行消解，或结束了工作。虽然，变动中的国民党中央仍以中央清党委员会名义一度发布通告，说明：“以时局影响，交通阻滞，各省市多有不能依期竣事者，自应延期，继续办理”，[117]但事实上，自中央到各地，统一的“清党”组织工作已不复存在。作为一种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所发起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清党”运动本身事实上就此已告一段落了。
结语
以“清共”为中心的“清党”运动的结束，实际上只是基本上解决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从共产党及其左派国民党人手中，夺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权力的问题，和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大量隐藏在国民党各级组织当中的问题。其第二期“清党”所提出来的所谓“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自然完全无从实现。[118]其第二期“清党”所强调的其他目标，诸如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之类，同样无从达到，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对国民党的侵蚀，反而愈发变本加厉。而由于“清党” 所带来的地方权力的重新洗牌，以及二期“清党”把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列入清除打击对象，使本来就已经是内讧连连的国民党内部更加混乱。再加上党政军警权力分割，各有统系，复与地方权利纠葛一团，相互猜疑、争斗、诬陷，动辄即欲藉“清党”之机置对方于死地之风，自是日盛一日。所谓“各地党员互控案件积牍盈尺，其违背党纪应行查办者固不乏人，而挟嫌诬告，希图陷害他人者什常四五。一经调查，真相多为彼此攻击，互相裁诬共产党、反动派、土豪劣绅、恶化腐化皆可随意加诸异己。”[119]这种现象，实已成各地国民党“清党”后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
国民党这时所以会发生如此混乱的现象，表面上是武力分离共产党以及由此造成的地方权力重新洗牌的结果，实际上却是其党的政治取向自然回归过程中力量整合的一种必然表现。蒋介石国民党所建立的南京政权及其统X治模式，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政治的统X治架构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它依旧是一种头重脚轻，政权与其被治之民上下脱节的统X治结构。其统X治模式依旧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央与各地军政官僚机构依靠县以下的地方士绅或地主阶层，来实现对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征缴与治理的模式。也正因为如此，国共合作以及北伐战争时期在许多基层社会曾经一度被颠覆了的旧有的统X治秩序，经过“清党”又迅速回复了过来。多数地方的豪强或士绅又重新成为政权与下层民众之间的联结枢纽。换言之，国民党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自下而上的革命理念，但其基本骨干却依然保持着自上而下的“高贵”特质。这也就决定了它在走向全国政权时，会不惜与共产党破裂关系，重新改变曾经被共产党人改造过的组织构成，回归自我。
当然，国民党毕竟曾经被共产党式的革命观念熏陶和洗礼，其党员中许多人更留学苏联或深信前此种种革命的言说。因此，就党的组织而言，虽然彻底割断了和共产党的关系，其思想语言却依旧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在“清党”期间，即使其实际的内外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党员乃至于清党委员依旧时时把“世界革* 命”、“扶助工农”之类的字眼儿挂在嘴边。许多国民党人甚至再三提醒自己：“我们万不能以共产党所说与我们相类似而变易了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消灭共产党，惟有实行这政策比他更认真。”[120]这也就难怪那些反感激进思想的国民党人感觉奇怪：“何以世界革命及打倒一切的口号尚沿用不改？”既讲为全民谋利益，又主张彻底农工运动；既反对苏俄帝国主义，又高唱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如此“漫无区别，吾国能否单独自谋生存？”[121]
从前引上海清党委员会结束宣言，从其他国民党人激烈主张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以及他们中许多人坚信只有给工农以利益，才能真正战胜共产党的种种言论，不难看出，国民党就其党部系统而言，其实仍旧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激进的色彩。这也正是为什么，“清党”运动虽然使国民党基本上把县以下基层农村的阵地还给了传统的旧势力，虽然使军队、警察和政府的权势部门迅速趋于腐化，[122]但是，在城市中的相当部分党部及其党员骨干，却依旧保持着大革命时期的某种激进的心态和热情。国民党一些党部此后仍旧能够热心于工人运动，致力于推动减租减息，其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始终存在着对贪官污吏以及土豪劣绅的某种敌对的心理，此亦其原因之一。
由上所述，亦可以得出本文的再一种结论来，即“清党”运动实际上还导致了国民党“党格”上的一种分裂。这既包括其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的相对保守与腐化，也包括其某些思想理念与其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
[112]社评：《党治与人治》，《大公报》1927年7月3日，第二版；前引社评：《上海之特别军法处》。
[113]乃器：《怎样铲除共产党的潜势力？》，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1日，第四张，第一版。
[114] 前引《三全大会中之上海特别市党务总报告》。
[115] 《清党会发表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1日，第四张，第四版。
[116] 转见前引《事略稿本》（1）第659页。
[117] 《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9月20日，第一版。
[118] 从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统计党员人数5万余人，国共关系破裂后一度变成1万多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时，亦即国民党“清党”运动结束后，其总人数反又大幅超过“五大”时的统计人数，可知国民党想靠“清党”“消灭中国共产党”实不可能。
[119] 《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汪宝宣（加王旁）倪弼叶楚伧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7年6月1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83.3。
[120] 前引陈孚木：《如何使共产党没有反攻能力？》。
[121] 《李宗仁在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预备会上之提案》，1928年），台北党史馆藏档，2－2/5.2。
[122] 蒋介石在二期清党开始不久就发现军队和权势机关腐化的严重情况，称：“现在南京的学校、机关，以及好一点的洋房，几乎没有一处没有不给军队占住，弄得学校不能开学，机关不能办事”，“使一般社会批评我们国民革命军还不如从前的北军。”而上海，“无论总指挥部，或特务处、政治部，以及各机关的办事人员，都是大嫖大赌，整夜打牌，甚至有几千元的输羸。”“还有许多是贪婪括钱，真是无所不为。”“这种情形，同军阀有什么分别？” 蒋中正：《总部第五次纪念周训话》，《清党运动之概论》，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215－224页；《蒋介石口中之党员腐败》，《大公报》1927年 5月31日，第二版。
杨奎松，《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5）
“清党”运动之所以会诱发各种矛盾冲突，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极大地刺激了各种势力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权力的欲望。
北伐战争第一次打破了旧有的地方权力格局与秩序，造成了第一波权力洗牌的情况。只是在当时条件下，情势来得过于突然，多数人尚未能够适应新的权力形式，如党部、省市县政府以及迅速介入地方权力关系之中的军队等。因此，以民众工作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及其受其影响的左派国民党人便捷足先登，很容易地控制了许多地方上的权力。
随之而来的蒋介石与武汉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第二波权力洗牌的发生。由于这一次的夺权行动采取了暴力的形式，并且被迫藉助于军队和地方旧势力，结果不仅使许多军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地方权力的受益者，而且在很多地区重新恢复了旧有的统X治关系，或造成了新旧杂处，互相攻讦的内讧局面。
第二期“清党”的发动，特别是为了进行政治审查停止地方党部活动的指令，再度引发了第三波权力洗牌。这是因为前两次权力更迭积累了太多的利益冲突和恩怨纠葛，许多上台未久的地方党部都因此而受到冲击。再加上因为军事上的关系，一些地方军队发生调动，新的军队往往又会因为“清党”等种种关系，卷入到地方矛盾中来，从而形成新的纠葛。一些党部因扶助民众团体或利用前期的夺权和“清党”为所欲为，所造成的党政之间的矛盾冲突，自然也随之暴露无遗。何况，国民党省一级党与党之间，党与政之间，其实也多处在权力洗牌过程之中，领导人走马灯式的换来换去。对市县以下各种权力关系的变动的影响，当然也不可小视。[90]
南京当局并不是不了解可能出现的这种复杂情况。但是，它这时能够找到的解决问题，确保公正的办法无他，只有请担任各级清党委员者做如下之宣誓：“余等誓以至诚拥护三民*主义，服从中央命令，于最短期间努力肃清共产分子、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一切投机腐化恶化分子，以固党基”云云。[91]此种办法，自然效力甚微。因为，清党委员会除在少数城市中外，对权力洗牌斗争最为尖锐的县以下地区，只能依靠党部或相关部门，选派职员前往检查监督。其不仅不能保证这些职员会否公正不阿，且无法指望这些特派员凭藉个人的能力就能解决地方上的权力冲突问题。
关于其特派员的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只要看下述一例即不难了解。
江苏睢邑县农民协会商民协会教育协会等电告南京政府称：睢邑地方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试图捣毁党部，被报告军警，将其重要分子捕获。徐州清党委员会委托警备司令派其副官来睢办理此案。王“始住县党部，继住天主堂，人甚奇离。自言为包黑子第二，可以断万古含冤之案。又其嗜好颇深，昼则吸食鸦片，夜则挟妓同宿。入民国以来，从未见有委员如此。且其言语甚不一致，忽言被捕之人冤枉，令其各具诉状；忽言要开市民大会，以便取决。因而反动分子又均蠢蠢欲动，讵反动派之党徒及其家属竟于十八日率领戚族仆佃来城暴动之说。吾民众日受惊惶，莫知所措。”[92]
而上级党部所派人员，无论能力如何，均无力解决地方纠纷，偶有尝试者，甚至还会遭遇牢狱之灾的情况，亦不鲜见。如江苏省特派员李亚飞赴泰兴县调查冤诉，认定公安局长陆文凤贪诈取财，为土豪劣绅；陆文凤则反诬李亚飞为共产党。结果，双方都召集民众，发表通电宣言，互不相让。最后引发两派人员冲突，造成严重流血事件，除有人被打死外，李亚飞等党部人员也被“打得一身的血”。最后两人双双被捕，并于7月10日被送去他处看押。虽“经省党部竭力营救”，亦因内部情形复杂，中央联席会议亦无从做出决定。鉴于各地党部多有职员被当地军政机关遽行枪毙之事，故省党部不得不活动“由省政府纽永建厅长致电将李同志等五人及反动派陆文凤等八人共十三人一并押来宁”，避免地方先斩后奏。“嗣以此事关系党务，牵涉甚多，遂决计向中央党部请示办法。中央方面当经议决，归中央清党委员会核办。”直至8月中旬，李亚飞才经中央清党委员会裁决，得以脱险。[93]又如上海杨虎、陈群派往宁波协助“清党”之黄埔生陈芝范、蒋孝先和孟卿等人，因积极改组当地团体，而惹恼了地方势力，竟至被诬为共产党而遭省党部驻甬办事处钱学壬等拘禁。幸亏蒋介石亲自过问，才得以解脱。[94]
对各级清党委员会来说，最容易引起社会各界非议的，严格来说还不是其人员公正与否的问题，而是其几乎同样存在着滥捕滥杀的嫌疑。这是因为，虽然清党条例明文规定，缉拿人犯应通知该地军警或行政机关，[95]事实上各级清党委员会几乎都成立了专门捕人的便衣队，并自行审讯。一旦得到线索，不经侦查核实，即先行拘捕审讯。而这种审讯，更经常是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在这方面，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虽然有着特务处滥捕滥杀招致众怒的教训，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令人发指。该委员会甫一建立，就宣布所有共产党员、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动恶化分子，甚至“学阀”之类，均可告发，并可代告发人保密。只要得知消息，不论真伪，即可立即配合军警前往缉拿。[96]其滥捕滥捉，且自设公堂刑讯逼供的作法，自然同样引起市民的恐惧。
有上海市民控诉称：“查上海市清党委员以清党为名，行残民之实，恃无上之威权，草芥［菅］人命，藉军警之势力，陷害无辜，听分部之偏言，遒良民于囹圄，逼招勒供滥用毒刑，公报私仇，全无证据。”“甚至指名逼招，希图诬陷，未得确证，擅行判决，致被判者究不知其罪名之何自而来。断狱之离奇，黑暗求之吾国数千年之历史中，洵无如是者。”[97]
南京当局自然也清楚前此之滥捕滥杀造成恐怖，影响国民党威望损毁太大，因而也极力设法树立一种讲求法制和公平的形象。为此，中央清党委员会成立不久就组织了中央和各省的清党审判委员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组织，他公开对报界说明：“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组织清党审判委员会，就是要将种种案件“公开审理，庶使真正三民*主义之信徒不致断送于清党时期中。”[98]
5 月28日，清党审判委员会第一次开审。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亦亲自出席，并邀集“总政治部、黄埔同学会清党委员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留宁官生办事处、总司令部军法处、江苏第一监狱署代表委员会，……在第一监狱署开始审理”。当日审判的“姚钟鼎、文善在两人均黄埔学生，确无反动嫌疑，实系被人诬告，当宣告无罪。”为告诫泛滥不已的诬告之风，审判结束后，胡汉民还特别提出：“此后无论何方，如无根据之告发，原告人须负相当之反坐罪。”[99]而实际上，仅就中央审判委员会所审之人犯，十之八九不是滥捕，就是被诬，亦未见胡汉民等要求追究诬告之人。以第九次审判之5名黄埔生为例，不过因为或从武汉跑来，或从南昌跑来，或不肯毫无证据地签名枪毙从武汉跑来的同学，就被诬为反动分子，当堂审判者却无一人对如此诬控表示愤怒和提出反坐控告的。[100]
南京中央成立清党审判委员会，虽只能每日或隔日一审，每堂审理之人数也十分有限，但多少也还是使一些青年免受了牢狱之灾，甚或挽救了个别无辜青年的性命。问题是，这种示范对地方上其实并无多少影响。上海清党委员会行事血腥，然而由杨虎任警备司令[101]的警备司令部及其特别军法处断案处刑更不讲理。陈群、杨虎虽同为上海清党委员，却对上海党部，乃至于清党委员会也绝无商量。[102]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洪东夷及二区十六分部党员钱淳，已经清党委员会审查，认定为“本党忠实同志”，却又被人向警备司令部举发，“不幸横遭诬陷”。虽经清党委员会再三向军法处交涉，该处均置之不理。之后，很快将二人分别判处徒刑15和5年，即押入漕河泾第二监狱去执行刑期了。[103]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市党部工农部秘书张君毅，亦同样被莫名检举，遭警备司令部密捕。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请其释放，均遭拒绝，终被枪杀。且不仅罪状未宣布，就连尸身也不知去向。此事终于引起南京中央联席会议的强烈不满，以致当堂“议决：令总司令部（叙由）查张君毅为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即有罪犯嫌疑，何致遽行枪毙，实属滥权擅杀，不顾党纪，仰该总司令严行查办并复。”[104]由此可知南京国民党之“清党”，虽有统一机构指导，政出多门的情况并无改变，清党委员会远不能左右各地的“清党”行动，甚至连它自己的人也保护不了。
上海特别军法处与特务处一样，终因过于专断，且杀戮过甚，而被蒋介石撤掉。但其残暴名声却成为南京国民党挥之不去的阴影。就连上海市党部的人员也承认：除党部人员无辜被害外，“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105]《大公报》对此曾专门有评论批评称：“政治刑事犯而付军法，且特立机关，执行杀戮，此种制度为任何文明国家所不许，亦古来专X制政体下所从无有之。惟民国后之中国耳。”“民元二年，北京有陆建章之军政执法处，恶探遍都，陷害杀人之事，不可胜记。”但“民元之军政执法处，实无法无天，而却无刑讯。故冤死虽多，而生不受辱。”不想，上海从特务处，到特别军法处，不仅嗜杀成性，而且每每刑讯逼供。以至于“平日畏恶共产党极甚者，对于上海之处置党案，莫不认为惨酷。” 此诚为“南京政府数月间之第一污点”。[106]
上海毗邻南京中央，又为舆论中心，从特务处到特别军法处，乃至于清党委员会，尚且能如此残酷，远离中央和一般不在舆论视野之内的地方上，这样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温州肄业于浙江第十中学校师范部年轻党员蔡雄，曾与数十人联名呈控王超凡、戴英、林益等“朋比为奸，武断乡曲”。“适遇清党时机，王超凡以指导员名义带领谢越尘、戴英、林益等盘据温州公安局，串通局长叶林森，诬指蔡雄为共逆，提案刑讯，煨红铁链，用尽苦肉滥刑，逼令将当日联名呈控诸人牵连诬枉，希图一网打尽。由是大兴党狱，四出捕人，藉端索扰闾里不宁，甚至不电省请示，假借市民公判，竟于前月二十三夜将蔡友擅行枪决。案延一月，状尚未宣布，尸骸又不准领。”[107]类似情形，实不胜枚举。
当然，捕杀清除共产党人，无疑还是第二期“清党”的中心所在。所不同者，一期“清党”时尚有监察委员会“和平待遇”的表面文章，而二期“清党”则高举“消灭中国共产党”之大旗，再不必避讳这个“杀”字了。包括不少普通国民党人，也“老实不客气的”主张：“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杀”。[108]甚至身为文人的监察委员吴稚晖，也毫不含糊地主张杀一儆百。得知陈独秀之子陈延年落网后，虽有消息称陈已“作悔过书一通”，吴依旧就专门致函杨虎要其将陈处死。函称：“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109]
南京国民党滥施杀戮来寒共党之胆的作法，其效力这时也还是受到了相当的怀疑。除众多国民党人自己闭目塞听地宣称不仅“本党内部的敌人已经肃清”，且“苏浙粤桂闽皖晋蜀诸省之共产分子，皆一律肃清”外[110]，多数中心城市以外的民众所看到的却是，共产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也逐渐开始以同样血腥的暴动、杀戮等红色恐怖手段，还之以颜色。
对于这种情况，一些党外之士竟早有预见。浙江永嘉县的几位82－88岁高龄的晚清举子，二期“清党”伊始就联名致函国民政府提出了这种看法。其函称：政府因治安关系，对“坏法乱纪之共党，不得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惩其一以儆其首。此先哲所谓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是也。至于各省州县之共党，未有犯法之事实发生，不得因其居中把持即与两湖党员相提并论。解散之则可，拘禁之则不可；训斥之则可，滥杀之则不可。书之歼厥魁首，胁从罔治。旧染污俗，感兴维新。诚哉是言。”“况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先总理讲之又讲，遗书俱在，妇孺皆知，亦何怪无识少年之误入歧途也。祸有由起，情有可原。若不度理揆情，而滥用刑威，累及无辜，窃恐国党杀共党，共党亦杀国党，明杀暗杀，自相残杀，循环报复，宁有穷期？势必将双方有用之人才，同归于尽而后已。”[111]（未完待续）
注释：
[90] 关于各省党部频繁变动情形，前引王奇生文中亦有介绍，并可可参见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中央日报》1928年3月30日四版。内称：安徽一省自去年3月到现在，为期不过一年，省党部已经变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变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变更省党部的事情。每更换一次人员，势必发生一次纠纷，结果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致使“党内无派”的理想不能实现。
[91] 《上海特别市清党委员会就职典礼》，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5日，第二张，第四版。
[92] 《睢宁县农民协会商民协会教育协会等致南京国民政府代邮快电》，1927年7月2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51。
[93] 《句容县党部特别委员会为泰兴反动派陆文凤等摧残党务诬陷忠实同志，请吾党诸同志一致声讨通电》，1927年7月26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九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26日，台北党史馆藏，2－3/122；《泰兴党案告一段落》，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17日，第二张，第二版。
[94] 《陈芝范等致南京蒋总司令函》，1927年7月6日；《蒋中正致宁波王警备司令蒋公安局长函》，1927年7月9，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735。
[95] 前引《清党条例》。
[96] 转见韩信夫等：《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634页。
[97] 《上海市民海华等呈为清党委员横行不法逮捕善良陷害无辜仰祈立予查明从严纠正事》，1927年7月；《上海市民陆一飞、姚子谦、高玉山等一百六十人函》，1927年7月20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534。
[98] 《南京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第一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第二张，第三版。
[99] 同上引注。
[100] 报载第七次审判，11人犯被审，其中3人并无违法行为，5人一时受人鼓惑，毫无共产行为，另外3人干脆就是路过受罪，无证可指，结果统统开释或保释。《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第七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0日二张二版。《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幕后之第九天》，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5 日，第二张，第四版。
[101] 总司令部特务处迁往南京后，另设国民革命军警备司令部驻上海，杨虎6月15日转任警备司令。
[102] 经中央清党委员会先后任命的上海清党委员有陈德征、陈群、黄惠平、潘宜之、冷欣、冷隽、俞国珍、高方、陈超、周致远、桂崇基、杨虎等共13人。而经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上海特别市临地执行委员（即市党部委员）则有陈德征、陈群、黄惠平、潘宜之、冷欣、冷隽、俞国珍、吴倚沧、汤济沧、张晴川、周志逸等11人，多数人都是两边兼任，可知一般史书所引陈立夫关于“清党委员会系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市党部无权过问”的说法，并不准确。参见《三全大会中之上海特别市党务总报告》，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四张一版；《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各省各市清党委员》，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 月27日三张四版；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04页。
[103] 《清委会严正声明》，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31日四张四版。
[104]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五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8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105]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04页。
[106]社评：《上海之特别军法处》，《大公报》1927年8月18日，第二版。
[107] 《浙江县永嘉县公民王定慧呈国民政府书》，1927年6月20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
[108] 《我对于清党委员进几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1日，第四张，第一版。
[109] 《共党巨憨陈延年正法》，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第二张，第一版。
[110] 《蒋中正警告同志－对三全代会的感想》，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16日，第一张，第三版；《国民政府告两湖民众书》，前引《清党运动》第六部，第299－302页。
[111] 《呈为党狱繁兴祸机四伏佥请各属免予株连以庇人材而延国脉事》，1927年6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
杨奎松，《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4）
上海第三区第二十区分部执行委员李次山、谭毅公、黄焕升及全体党员，眼见“清党”过于血腥，也集体上书上海临时政治分会、特别党市党部、南京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等等，提出《清党建议案》，明确认为：“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我们当革命党的人，早把死生置之度外，共产党当初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他那不怕死的精神是和我们一样，或许更进一步。我们在清党运动中，和清党成功后，决不可用过分的高压手段对付他们。叫我［他］们掉转枪头，对我们革命。”我们国民党要反对他们，只能在消灭阶级斗争上做工夫，在消灭无产阶级上做工夫。我们要叫无产阶级的人都有饭吃、有书读，都好过日子，慢慢地实现“劳工资本化”、“贫农地主化”，使他们都变成小资产阶级。只有到那个时候，阶级才能消灭。也只有消灭了阶级，他们一阶级的共产党也才能失其根据，也就不愁他们不罢手了。“这是我们反对共产党唯一的方法。”[63]
逃离广州来到武汉的共产党人韩麟符，和此时的《大公报》记者等，也都介绍过广东国民党要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根据所介绍的情况，可以了解到，在广州“四?一五”事变当中许多被枪杀的工人，或是在抵抗中被打死，或是因为武装抵抗导致军队伤亡，被捕后被杀红了眼的军队擅自拉去白云山等隐蔽处秘密枪毙。但对捕到之人，李济深主张，此次搜捕共产党未尝非一痛心之事，故除首要者外，其他能具悔过书者，自不应过甚处置。古应芬、钱大钧、李福林、邓彦华等则主张将共党分子彻底肃清，抓来的一般均应枪毙，工农组织当一律解散。而曾养甫，特别是陈孚木等，对杀人问题则主慎重，对工农团体更是强调保护。陈孚木并且马上出面保释了十余人。[64]结果，广州“四?一五”捕人虽多，开始甄别也早。仅两三天之后，广东当局就以军政督察委员会的名义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凡有相关部门或人士可以作证者，均通知到场陪审和作证。如该委员会19日即有公函给广州中山大学通知次日开审该校被捕学生，要求中大派员陪审。该校亦随即选派教授前往，并请知情的学生出席作证。[65]
然而，杀机既开，又如何会因为少数人之呼吁或一两地之稍有收敛而根本改变？南京国民党人此时为动员“清党”，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各级军政官员四处讲演鼓吹，党内但能舞文弄墨者亦随之撰文宣传，以至于弄得普通国民党员群情激愤，就连国民党各团体在上海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也变成了声讨异己分子的场所，甚至群起“议决通缉著名学阀章炳麟、黄炎培、沈恩孚、张君励、蒋维乔、郭任远、朱炎、胡敦复、殷芝龄、袁希涛、张东荪、阮尚介、刘海粟、沈嗣、凌鸿勋等，俾警反动而申党纪案”。就连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也感觉过分，不得不申斥曰：“所称反动，并未举出何等实据，不得仅因群众一时激昂，辄予通缉”。[66]
幸而这时国民党尚未一统天下，故还有天津的《大公报》敢于发出抗议之声。其社评称：“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呜呼！吾人诚厌闻所谓左右国共之争，而实不能不代吾全国青年请求保障。夫不论左右国共，除其中少数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从事其间者，宁非为救国救民来乎？纵心思幼稚，局量偏浅，手段凌杂，而指导者之过也。至不在党之学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67]
第二期“清党”及其争论
第一期“清党”，实为自3月以来各地靠打乱仗夺权之延续。南京政府成立，短期内无法整合各地各具系统的党、政、军、警各部门，对“清党”的范围、方法、要求也没有具有可操作性的文件规定，其乱象叠出，可想而知。
一方面，依靠突然袭击的办法，以夺取各地党政权力和打压共产党与左派国民党势力为主要目的“清党”行动，很快就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继续延续此种作法已不大可能；另一方面，跨党分子及其左派国民党人，并非都是活跃人物。大家都在国民党内，并且过去许多言论观点又大体相近，“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68]并将其清除出去，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大规模武力“清党”，转向群众性的，以揭发、检举兼及政治审查为主要内容的“清党”运动，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免的结果。
但是，前一期的混乱和滥捕滥杀，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很少有人不理解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党领导人“清党”的核心目的，是出于维护其权力地位，从而保持其对国民党的绝对掌控的一种政治需要。问题是，前一期的“清党”已经明显地暴露出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即由于共产党人过去在基层的工作相当深入和广泛，又都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因此在许多地方，不仅工、农、学、妇等群众组织中的活动分子大都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就是国民党组织中人，往往也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清党”行动不可避免地要殃及到这些人。而事实上，这些人中相当多数只是一些热血青年罢了，他们不仅不是共产党员，而且思想上也认同国民党的主张。过去，由于他们的存在，地方上土豪劣绅，甚至帮会势力都受到了压制。如今，“清党”清到他们头上，一些地方的豪强势力遂乘机东山再起，甚至摇身变成国民党员；那些地方帮会势力，更是因为帮助蒋介石手下夺权有功，重又开始在地方上为所欲为。
对此，广东的陈孚木就公开批评说：今天“清党”，许多人兴高采烈地同室操戈，排斥异己，不仅动辄要打杀以前与共产党接近的人，甚至“以共产党所说与我们相类似而变易了我们的政策”。要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同志接近 共产党？就是因为国民党内有人打着反共的旗号，“所做的工作，一向无非是拼命替共产党‘赶水捉鱼’”。因为，“在他们蓝色眼镜下，一切与群众接近的人物，一切理论清楚，做农工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人物都是共产党，不然也至少是共产党的走狗。由于这种错觉，他们简直不把这些同志认为同志，讥笑怒骂，排挤倒轧，无所不用其极。于是这些同志有为的被压迫得旁皇无主，而共产党却又乘机威逼利诱，只好将错就错，入了共产党的牢笼。”这已经是这几年最让人痛心的事情了，而他们如今还想把那些与共产党接近的人统统杀掉，把工农团体统统解散，把革命政策统统改变，试问：“如果说这些同志以前是和共产党接近的，便就可杀，那么推算上去，还怕要把孙总理拿出来鞭尸三百。这不是反动极了吗？”他们的这种做法，“试问如何不令工农运动朝气正盛的同志，绝望愤激，拂袖而走，与 共产党为伍？”[69]
陈孚木的激烈批评，与广东的情况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是指向古应芬等人的。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显然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故亦为其他许多国民党人所担心。只是，一般党员看得不如其深遽，表达方式不能如其直率而已。但至少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已经在发出类似的呼号了。他们强烈地要求：“凡执行清党的人员，应当认清自己的同志，不要听土豪劣绅乱指，说是某某是跨党，某某是共产党员。总之贤愚不等。在清党的时候，应当认清了才是，不可冤枉忠实同志，免得继续努力者寒心”。[70]“我们这次清党，虽然把亡党卖国共产党‘清’了出去，可是引了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洋行买办……‘清’了进来，这岂是我们‘清’党的本意吗？不是！不是！绝对的不是！”[71]
包括一些地方军政要员，虽然没有公开批评“清党”弊病，但也不能听任自己管区内政出多头，特务政工恣意横行，滥捕滥杀，无法无天，造成社会持续不安。[72]如制造了“四一二”事变的白崇禧、周凤岐即联名向蒋表示了对上海“清党”现状的强烈不满，要求加以规范。其电称：“近月以来，因清党运动，往往有任意拘押人犯，迳行审判……情事。值此时期，事权混乱，物议沸腾，将何以彰德意？职等为统一事权，慎重人命计，特照戒严法组织临时军法处，请派专员秉公办理并通令淞沪军警及各团体，此后不得任意拘人。即应捕获之罪犯，其与军事有关者，亦应于廿四时以内送该军法处办理，以一事权而免物议，是否有当？”[73]
事实上，蒋介石等人这时也已经发现前一段“清党”的弊病了。5月8日，注意到各界对陈群、杨虎的物议甚多，就连坚决支持武力“清党”的张静江也看不下去了，电蒋称：“除重要及阴险分子之外”，应待全国代表大会发落，务令陈、杨二人“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74]而黄埔军校学生因不满“清党”中的种种作法接连不断的来信来电，对于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尤其不会毫无作用。
黄埔军校，自蒋下令“彻底清党，不可再允共产分子在校”之后，于4月18日开始逮捕。凡“学生中平日言行不正，思想不纯或经官长之考察，或经本人之自首，或经同学之举发而皆经多数同学公认者，计共剔除共产捣乱分子百七十余员名，均于是日寄押于奉令来埔协助之中山兵舰附近”。至5月初，前后连同校部及分驻各地之入伍生，“逮捕之员生约四百人之谱”。[75]结果是许多黄埔学生大呼其冤，认为：“这次广东清党运动中有一些反动分子乘机而起，藉公报私，排斥忠实同志……，更有乘机报复，加以杀害、侮辱，在军阀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亦所罕见。”有学生甚至直截了当地写信给蒋，认为李济深“对黄埔学生特别残酷”，说每天公安局用铁甲车运出的死尸中都有被害的黄埔同学。李不过是在利用“清党”排斥黄埔生及外省军队，暗中培植他的势力罢了。[76]结果，蒋不得不特别指示各方：“凡黄埔学生有共产嫌疑者，请交黄埔同学会审查，而后再定罪状”。[77]
对于“清党”所造出的种种恐怖，就连再三强调“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也是摆首连连。他这时曾经这样形容“清党”意义之大走样。他宣称：“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试问：他们自己不是党员，以何资格来清吾之党？真正之CP，亦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打倒CP分子，于是党员皆大惧，偶语有罪。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78]
有鉴于此，南京国民党人不能不考虑开展第二期“清党”，全面规范各地行为。第二期“清党”的作用，按照蒋的想法，就是要在已经打倒了共产党之后，求根本消弥之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以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第一期清党，自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伎，办理稍有不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断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亦大受其影响，此不可不注意者也。”蒋特别说明： “吾人对于跨党分子苟非捣乱谋叛具有证佐者，只须停止其党籍，限制其自由，予以警告，促其自新，无论湘鄂共产党徒仇杀国民党员如何惨暴，吾人绝不必存报复之念，效其所为，对敌人固不宜慈悲，亦不必如共产党徒之残酷也。”他并且告诫说：“若夫怀挟私怨，攘夺权利，诬人以莫须有之罪名，则尤其是非本党同志所宜出，不幸有之，则清党之结果不特将治丝益棼，且有摘瓜抱蔓之忧矣。”[79]
1927 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正式通过的《清党委员原则六条》，除了指定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何思源、段锡朋、冷欣、郑异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外，还决定要加强对党员质量的控制。不仅对所有党员都要经过三个月审查，尤其要在“清党”时期停止发展党员入党，以防不良分子乘机混入。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曾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80]随即，中央清党委员会依据“原则六条”，拟定了组织大纲和“清党”条例，并经第八十九次联席会议通过。[81]紧接着，中央清党委员会先后指派了各主要省市的清党委员，制发党员审查表、党员半月工作报告表及党员登记册等，交由各省市清党委员会分发各党员照式填写，严密清查。省市以下则或停止党部活动，候命审查；或指派特派人员实地考察监督，但一律明令规定8月底清查完竣，9月30日以前将各地审查结果报告中央。[82]
在把土豪劣绅等列入清除对象的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则公开把西山会议派引为同志，宣布：“因纯粹反共而开除党籍之同志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均应先行恢复党籍，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追认。”[83]不仅如此，包括对于此前与国共两党观念上冲突甚多的国家主义派，胡汉民等亦公开宣布：“打倒国家主义派”的口号应当废止，主张对国家主义派当“包涵之，纠正之”，因“彼有何罪？”。[84]而新加入之清除对象，即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按照中央清党委员会随后之解释，恶化分子仍是指共产党，腐化分子则是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85]换言之，第二期“清党”，已将原本在第一期就未受到打击的西山会议派及国家主义派公开排除出打击对象，所增加者，不过更强调要打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而已。
那么，第二期“清党”是否着力清除过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呢？显然没有。因为再明显不过的是，这个时候南京国民党连谁是共产党都弄不清楚，只能靠检举、揭发和有无过激言论来定性，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更是毫无标准可循，不过便利于内讧与自残，徒增无穷纠纷而已。
如安徽郎溪县前县党部夏雨初、祁光化、韩仁举等，“清党”前办党，动用县款举办种种活动，并指乌惠南、王景周等为土豪劣绅，发动民众，将其打倒。“清党”发生后，县党部停止活动，乌惠南、王景周等遂在县府支持下，指夏、祁、韩等假办党之名，贪污挥霍县款，实属贪官污吏，不仅将祁、韩等投入监狱，通缉在逃的夏雨初，而且要夏、祁、韩等家属全额赔付。[86]
如广东南雄县县长邓惟贤，因与县党部王成章等矛盾重重，相互指责，纠纷已久。邓被迫离开南雄，受命赴赣东办理招抚事宜，王成章等即以贪污罪名控告邓畏罪潜逃，监察院亦随即下令通缉。邓不服，控告王成章为“共党”，王之同伙县教育会会长邓功伟等为土豪，南雄县党部又被停止职权。但南雄县党部亦绝不接受，发动民众举行抗议行动，又是通电，又是上书，罗列事实，为自己正名，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87]
又如江苏东台县，党部控告缪步青侵吞公款，是为劣绅，由县拘捕。驻军二十六军一师随即出动士兵一连包围县署，从狱中将缪劫去，旋奔党部，由缪步青帐房张宝山等指示按名绑走党部特别委员蔡悔予、职员叶华、朱璧、缪楚佩四人，指为反动分子，解赴南通，且沿途拷打，并准备不日处死。东台县特派员急报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会议只能议决：请总司令转令该师师长放人，并将缪案送南京审理。[88]
由上不难看出，南京国民党人以武力夺权，原本对内对外矛盾纠葛就多，提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罪名，反而便利了地方上各种势力之间，在找不到证据将仇方打成共产党的情况下，又多了种种便于将仇方置于死地的藉口。更何况，“清党”以前，原本地方上藉助于北伐军兴向当地统X治阶层兴师问罪的激进青年就多，南京国民党地方或党、或政、或军，又往往是靠帮会组织乃至于地方豪强来夺取权力、维持秩序和保证田赋租税之收入的，其间的谅解通融，甚或狼狈为奸正多。不仅清除土豪劣绅之类不易为，而且凡曾有过与地方旧势力冲突之行为者，不论党员或党部，此时亦多遭不测。
正是基于地方豪强秋后算账，导致“清党”前积极投身工农运动者多遭打击报复的情况过于严重，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九次会议于6月1日特别批准了吴稚晖、叶楚伧两委员的一项提案。该提案提出：“本党在四月十五日未清党以前，各地往往受共产党之暗示，执本党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有出轨举动。迨清党以后，到处又绳以常法，诸多牵累，甚有不安生业之情状。此近于不教而诛。”故“凡惩办土豪劣绅之案，党人曾有自动行为，除其本人实系共产党，仍归清党机关请该管官吏办理外，其余事犯在四月十五以前概令具结保释。其未到案者免予捕拿，以安生业。”根据政治会议的书面解释，这就是说，凡在4月15日以前为打倒土豪劣绅而有出轨举动者，不论所犯结果轻重皆属无罪，即经判决亦当为无效。[89]但很显然，在地方党、政、军关系紊乱，特别是地方权力正在借着“清党”之机重洗牌的情况下，这种规定几乎是不可能奏效的。（未完待续）
注释：
[63] 李次山等：《清党运动建议案》，1927年4月2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一（2）144；并参见清党运动急进会：《清党运动》第六部，1927年6月，第153－156页。
[6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3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4/12。并见《大公报》义勇为927年5月4日，第六版。
[65] 《军政督察委员会致中山大学朱家骅委员函》，1927年4月19日；《中大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复军政督察委员会函》，1927年4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0－3－21。当然，此种甄别的效果其实很怀疑。半年之后，就仍有47名中山大学被押学生联名请求“保外候讯”。《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函呈广州特别刑事法庭庭长函》，1927年11月26日，同前引，20－3－23。
[66]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一次联席会议》，1927年6月2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67]社评：《党祸》，《大公报》1927年4月29日，第二版。
[6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97页。
[69]陈孚木：《如何使共产党没有反攻能力？》，1927年4月，《清党运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1927年5月8日，第131－138页。
[70]严露清：《清党废话》，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6日，第一张，第三版。
[71] 杨志行：《对于“清党运动”的意见》，《国民党清党运动论文集》，上海：新中国社，1927年，第113页。
[72] 据上海建设委员会代电，可知上海此时情形之混乱。电称：“现在各军部各师部各政治部以及特别军法处绥靖处、特务处、谍报处、稽查处、警察厅等均得逮捕人员，机关既多，政令不一，人*权或失保障，民众不免危疑”。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3。
[73] 《白崇禧、周凤岐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5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二），第31－312页。
[74]转引自杨天石《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第416页。
[75] 《军校教育长方鼎英致蒋校长电》，1927年5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558。
[76] 《第四期学生李钟美呈校长书》，1927年5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672《第六期入伍生一团十七连学生孙洪禀呈秘书长转呈校长书》，1927年5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675。关于李济深在“清党”过程中对黄埔军校异常严厉，导致军校学生大批逃跑的情形，还可参见刘光琮：《我所亲历的黄埔军校“清党”和北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28－ 429页。
[77] 转见前引《事略稿本》（1），第414页。
[78] 《胡汉民同志演讲不要再上共产党的当》，1927年5月16日，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清党运动》，1927年，第65－66页。
[79] 《蒋总司令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1927年5月，前引《中国国民党清党运动》，第67－72页。
[80] 《清党委员原则六条》，1927年5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7日，第一张，第三版。
[81] 《中央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1927年5月8日，转见《清党运动特刊》，国民革命军北路军总指挥部兼三十七路军政治部印，附录14页；《清党条例》，1927年5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三张，第三版，
[82] 《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各省各市清党委员》，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第三张，第四版。
[8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九十七次联席会议纪录》，1927年6月7日，转见李云汉：《“上海中央”与北伐清党》，《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第694页。事实上，自“清党”运动开始，蒋介石等即不曾以西山会议派为对手。其所谓封闭环龙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中央之宣布，亦从未实施过。居正前引书，第280页。
[84] 前引《胡汉民同志演讲不要再上共产党的当》，1927年5月16日。其实，第一期“清党”因其范围不过沪宁及苏、浙、皖、闽、粤数省市，其部分党员虽反感国家主义派，一度有鼓噪和乱扣帽子的情况，但亦未见有组织地采取过直接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行动。
[85]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四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5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86] 《前安徽郎溪县党部执行委员夏雨初上国民政府函》，1927年6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45。
[87] 《邓惟贤呈文》，1927年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国民政府函》，1927年7月14日；《广东省党部复南雄县党部电》，1927年4月5日；《南雄各界大请愿宣言》，1927年7月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一（2）179。
[88]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十次联席会议》，1927年7月29日，台北党史馆藏档，2－3/122。
[89]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函》，1927年6月1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档，一（2）143。
杨奎松，《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3）
从非法到合法的经过
相对于1927年5月上旬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成立后进一步发起的“清党”运动，此一期“清党”当为第一期。蒋介石此时的“清党”行动较前在各地夺权之最大不同，就是开始公开动用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以取缔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机关团体，逮捕杀害共产党员、著名的左派国民党人和异己的工会领袖等。如4月8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首先就查封了听命于武汉方面的总政治部。不仅蒋介石毫无顾忌地公开发布布告和通电，声明因政治主任邓演达“唆令党羽，引起暴乱，丧失本军之信用，阻碍北伐之大计”，故不得不“下令封禁”，而且下令部属逮捕政治部首从。[33]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13日从香港与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褚民谊一同登船，褚即已得知蒋令。故16日下船时，褚即引导巡捕将孙逮捕，随即被害。[34]而一些远离舆论中心的地区，如福州、厦门、杭州、宁波等地，此时驻军亦时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取缔和镇压亲武汉的党部与民众团体的情形。
但是，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身份，动用军队取缔军事单位的总政治部尚可，查封或取缔党部与民众团体则名不正、言不顺，仍有非法之嫌。故考虑到政治影响，蒋介石自身的言行还不能不比较谨慎。结果，4月9日夺取江苏省及南京市党部权力的行动，因为蒋人在南京，手下仍只能暗中支持帮会势力组建劳工会，组织劳工会分子实施打砸和抓捕。可是，因为帮会分子的权威不足，虽有命令指名要抓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张曙时、侯绍裘等，而张却依旧能够依仗其老资格几进几出，并直接闯到总司令部问罪，温建刚乃至蒋介石则因密令不能公开，亦不敢当面捕张。就连侯绍裘也是次日转去上海，在上海才被秘密逮捕和杀害的。[35]同样的情况，蒋介石4月12日取缔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也不得不由白崇禧派人出面去找上海的青红帮，请帮会提供帮助，包括伪装工人去冲击工人纠察队，然后驻军再乘机以制止工人械斗为藉口，实施包围和收缴武器，查封纠察队各个办公地点。[36]
然而假藉名义，并不能减少非议和纠纷。取缔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行动，就引来上海市党部、上海临时市政府以及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等纷纷发表函电抗议或质疑。总工会不仅公开号召大罢工，而且工人纠察员更自动启封被封的纠察队总部，入内办公。12，13两日，市党部、总工会、学联会等更接连举行群众大会，发起请愿运动。13日的请愿群众游行至刚刚由孙传芳五省联军浙军改编而成的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时，竟至于发生了军队射杀示威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开枪十几分钟之后，士兵还闯入附近里弄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上枪毙。”仅据驻军单方面的统计，当场死伤者也已在百人以上。[37]蒋介石身为总司令，号称以打倒军阀为职任，部属却发生如此恶行，自不免更是受到广泛谴责。身居事发地点附近，亲眼目睹事件经过的文化青年郑振铎等、冯次行、胡愈之等，愤而联名致信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等，对他们翘首以迎的“人民之军队”，“今乃演此绝灭人道之暴行”，表示异常震惊。[38]甚至就连“清党”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西山会议派，亦电斥其非。其电称：“日前以军警收缴武装纠察队枪械，目为工友冲突，掩耳盗铃而曰天下皆愚而我独智，宁有是理！”[39]
值得注意的是，西山会议派之电报，拍发日期为4月14日，内中披露吴稚晖13日已受命联络邹鲁，商议两派联合共同“清党”的情形。而西山会议派对吴所提建议，断然拒绝，原因竟是因为吴所提办法，即所谓“清党已有决心与办法，但表面仍称联俄容共，打倒西山会议派”。[40]西山会议派所以明知蒋已实施反共，仍旧恶言相向，其原因当或在此。
说在发动了夺取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的“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等计划“表面仍称联俄容共”，颇有些令人疑惑。但蒋介石等想要利用西山会议派在各地的组织，却暂时不敢马上承认西山会议派为同道，甚至还没有正式决定废止联俄容共口号，却显而易见。[41]这也就难怪，包括蒋介石委以重任，负责上海行动的杨虎、陈群二人，在具体实施了蒋的一系列行动计划之后，也弄不清楚蒋的新方针究竟是什么。其14日当天还在电询蒋介石：“现在是否仍容纳共产党，对捣乱分子如何处置？”[42]
眼看与汪精卫约定的时间已到，武汉方面诸人已注定不可能来南京开会。汪精卫与武汉方面国民党人不到南京来，蒋介石等人就没有办法施加自己的影响，反而还不得不继续受制于武汉中央。故蒋介石非破釜沉舟，独树异帜不可了。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将前此讨论过的监察委员会的弹劾案程序化的问题即被提上了日程。
监察委员们显然是几易其稿，多次讨论，最终补齐了程序上必须的会议录和相关文件。[43]为了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合理，他们以3月28日为第一讨论的时间，而以4月2日作为正式决议的时间。考虑到4月2日决议后延至10天以上迟不发布，颇不合逻辑，他们还有意在“会议录”里写上了一段暂不发送的讨论。其文为：“黄委员绍竑：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案，何时发出？吴委员敬恒：待决裂后发出。李委员宗仁：吴委员言甚是。武汉方面种种行为，意在挑衅，故宜少加容忍，待其爆发，然后对付，庶效力更大。主席：现在可暂保存，至必要时发出。”[44]但多半是考虑到如此太不正式，且刚刚开会形成决议，尚未成文，就当堂决定推延发出，太不合乎逻辑，于是再易其稿，将原拟之议推迟3天，至4月5日再拟一“会议录”，专门就此做一决议。同时将原本准备突出其临时及紧迫性质的无序号之“会议录”，分别标注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字样，以示正规。其拟就的第三号会议录内写道：“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将本会本月二日议决之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党案暂行保留案。议决：俟适当时再集会议决定发送”。[45]
监察委员会弹劾程序的各项文件应当是在14日左右补充齐整的，因蒋介石当天已将监察委员会举发咨文及吴稚晖举发呈文转发李济深，并询问李是否可以与他联署复电以示拥护。蒋当天亦下令将咨文和呈文分发给各报馆，准备刊出，其本人也在起草告全党同志书等。[46]与此同时，蒋介石一面开始积极准备另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行动，一面已陆续开始采取行动正式实施“清党”了。
4月14日下午一时，白崇禧受命率部封闭了听命于武汉中央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秘书主任潘宜之等则武装接收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当天被捕者据称有千余人，一律押至龙华总指挥部讯办。[47]陈群公开宣告称：“因从前市党部被共产党及跨党分子把持，吾人今作清党运动，对于共产分子当然势不两立！”[48]与上海几乎同时，李济深也在广州采取了行动。因为广州共产党机关及其受影响的团体甚多，李济深等得蒋电当天下午就做了周密部署，于当晚全面实行了突然袭击。从当夜12时起，广州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济难会、妇女解放协会、铜铁工会、海员工会、河南驳载工会、酒楼茶室工会，以及黄沙粤汉路、广三路、石围塘、广九路、大三路等几方面的工人纠察队，均被军队和机器工会有组织的武装工人所包围和攻击。纠察队方面虽有些微抵抗，但均被攻破，死伤工人上百名，被捕者不下千人。[49]15日，广州市公安局发布告称：此次行动，乃奉总司令训令，准中央监察委员会咨，对各地共产党首要分子实行非常紧急处置。广州政治分会同日决议：在全省肃清共产党，通告限期10天，共产分子自首免罪，并要求各机关密报共产分子。[50]但对共产党影响甚大之黄埔军校，因蒋这时尚无明令，故此时广州方面除当晚派舰监视和全体缴械外，并未立即采取捕人行动。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亦明电蒋介石：虽由李济深处“得悉前方情况，惟处置方法未明了”。蒋16日才正式批复：“彻底清党，不可再允共产分子在校，以维党国。”[51]
显然，到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公开宣示“清党”的方针了。17日，蒋介石分别发布了“清党”布告和通电。其通电自然言之凿凿：“顷奉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咨内开：经四月二日全体紧急会议议决：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并知照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首要诸人照附来名单，及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等因，准此。事关叛乱党国，自应严为防范。除呈覆遵照外，合令各军一体知照，饬属严为侦察。如有上项情事，应即依案执行，以维治安而遏乱萌。”[52]
4月18日，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蒋介石等人通过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办法，勉强解决了定都南京和成立政府等各项法理上的难题，南京政府亦宣告组成。进而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谋叛咨文得以正式发表，蒋介石等则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治会议等名义发表通电和宣言，历数中共罪行，要求文武将士、革* 命同志及全国国民，一并驱除共产党分子。[53]南京政府也以接受政治会议议决案通电的形式，表示拥护，同时发布了秘字第一号令，宣布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7名。命令称：“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54]
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建立及其各项声明、宣言和通缉令的发出，使“清党”行动从此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其所控各地国民党人及其军政当局再也不必拐弯抹角地利用帮会势力靠“打”、“砸”、“冲”的办法，来逮捕跨党分子，和取缔共产党组织及其亲武汉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团体了。而南京国民党人与武汉方面公开分裂的结果，使得以武汉中央为正统的江浙皖闽粤桂几省的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员，瞬间失去了合法抗争的基础，只能四散离去，或转入地下。其党政及民众组织相应亦大部瓦解，甚或销声匿迹。这些情况的出现，自然也就使得前此一度频繁出现于城市街头的大规模斗殴流血事件迅速消失，以发型衣着乱捕路人的恐怖情形也相应减少。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虽然可以为“清党”提供合法的形式和条件，避免前一阶段打乱仗所造成的极端血腥的局面，却仍旧不可能避免滥捕，特别是滥杀的情况。
按照这时发布的监察委员会咨文，可知凡因涉嫌被通缉或经党部举发而被捕者，不仅各执行“清党”的党政军部门“仍须和平待遇”，而且其命运也要“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才能决定。[55]事实上，各地开始实施夺权行动的过程中，就已经普遍发生滥捕滥杀的现象了。较典型者如福州“四?三”事件。报载，当日右派举行示威大会时，“突有左派分子、新编军第二师某部代表方毅威等三人登台，力斥其非”，结果，“即有右派分子胡豚（加三点水旁）等登台，厉色声言方某等扰乱会场秩序，喝令绑下台，以待闭会后惩诫。当被逸去二人，仅剩方毅威一人，乃将其军装剥下，穿一单服，背插纸旗，上书“共产党”三字，于会散后随同游街示众。至万寿桥时，由胡豚（加三点水旁）用手枪将方毅威击毙，掷尸闽江，逐流而去。”[56]监察委员会咨文公布后，当街杀人的情况虽有改善，但各地不经审讯随意杀人的现象依旧十分普遍。这显然也与蒋介石等人的纵容和鼓励不无关联。
监察委员会的咨文原本就是蒋介石等人用来掩人耳目者，他们自然不会把咨文中“和平待遇”之类的要求当一回事。尤其是蒋介石此时军务、政务忙不胜忙，也无暇多顾。凡下属报来之案件，他向来问也不问，即信以为真。如陈继承奉命撤换第二十二师内跨党分子，其因对六十五团团长印象较好，故特别关照，后电蒋称：“六十五团长傅维钰本共产分子，经职问其态度，云绝对拥护校长，并可登声明，要否更换乞示。”蒋当即批复：“傅维钰另调工作，各营连共产分子应一律撤换可也。”新编第一师师长张与仁报称：赣州工人要求将谋杀工人领袖陈赞贤的军官曹厚清立予枪决，虽经劝止，但该工人等还是勾结市厅人员于当晚将已经被押之曹厚清拉出杀毙。蒋亦电示：“工人擅自捕杀军官曹厚清。如此横暴何堪设想！仰该师长即将该工会改组，其职员全部缉拿照律严惩，切勿延误。”[57]陈群因连日来捕得包括孙炳文等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左派分子，深为厌恶，也电蒋希望枪毙。电称：“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如何处置乞钧示遵行。”蒋亦毫不含糊地批复：“叛徒严惩”。[58]显而易见，蒋对杀戮习已为常，只是其处置此类事件之态度，很大程度上会受部属的态度及其报告的倾向性的影响。
因为有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可想而知各地主持“清党”行动的军政要员捕杀异己通常都相当放手。只要上报，均无不批。据报，福建被捕之省党部筹备处人员黄素云、林梧凤、朱铭庄、郑尚衡、郑长宣、方尔敏、陈景中、徐琛、罗扬才、林峥、金哲贞等，几审过后，连是否跨党分子都未完全弄清，就已笼而统之报为首要，结果就马上被要求名正典刑，以示儆惩。然而因该人等许多事实尚未清楚，家属及亲朋还在多方活动力保，于是福建当局不得不乘夜将人用马车拉到郊外，每人轰了一二十枪了事，事后既“无宣告罪状的文告”，亦“未知系奉何人命令执行”。[59]
而多半是因为有蒋介石凡共产党一经讯实立予正法，不必久押的指示，[60]受命在上海指挥“清党”的陈群、杨虎，则更是常常独断独行，连党部都不经过，更谈不上必要的手续和审批。以至于全面“清党”开始后，除了枪毙共产党要犯还公布消息外，枪毙一般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其他人等，经常连消息也不发布。当时即有报道称：上海“连日深夜在特务处处决共产党人不少。预置空棺枪决后即抬埋，姓名罪状概未宣布。”这也难怪舆论界这时对上海“清党”议论纷纷，并惊呼“恐怖”了。[61]
但严格说来，在国民党各地直接参预“清党”行动的人员当中，也并非都是杀戮政策的主张者。任职于陈群手下，身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情报股长的李公朴即公开向报界透露说，就杀伐问题他曾专门向陈群谈到过自己的意见。按照他的观点：“吾人对于共产党之态度，［当］非若武汉方面鱼肉国民党员，动辄加以杀戮。吾人殊不愿出此残忍举动。盖吾人之所以疾首痛心者，为破坏革命工作，扰乱后方治安。故对其主要人物，先加警告，限期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否则逮捕之后，吾人并不认为某党某派但以破坏革命工作论罪。而对走狗式之附和人员，亦加警告，使与反动派脱离关系，否则令其离开上海。两俱不听，当亦不再客气矣。惟即逮捕之后，亦必侦查确凿，方加处置。”[62]（未完待续）
注释：
[33] 转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24－125，132页。
[34] 《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1927年7月），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2286。
[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7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91－1096页。
[36] 有关“四一二”事变驻军藉口工人械斗实施缴械的史料甚多。可参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146 页。但陈立夫及白崇禧等均承认他们当时不得不藉助于帮会的帮助。陈立夫并且指明总部行营特务处长，蒋指定负责上海“清党”行动的两大干将之一的杨虎，即是青帮头领。见陈立夫前引书，第101－103页。白崇禧亦回忆，因取缔工人纠察队的缘故，不得不“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镛等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采取行动之人员化装成工人混入工厂，以便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第54，75页。
[37] 《时事新报》两次公布死伤数字，一次显为军方发布之消息，称军队死2人，伤30余人，工人死30余人，伤40余人，死伤数字应不下于110人。一次未显示倾向，仅公布死伤人名103人，其中军队死12人，受伤5人，余为工人及民众。但两次公布之死伤名单（第一次公布了28名伤者名单），除个别人可对上号以外，余均不相同。且所谓军方死亡者，只标明由缴械司令部收殓，显未让报道者查验死因。而凡能查验伤情之士兵，则均非枪伤。鉴于军方在缴械问题上公然造假，以及死者不公布死因，和伤者均非枪伤等情，推断可知军方发布的所谓游行者先放枪，第二师为自卫而还击，及士兵因此死伤等消息，亦多属虚构。转见《时事新报》1927年4月14，17日。
[38] 《郑振铎等为四?一二惨案致上海临时政治分会书》，1927年4月13日，前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87－189页。
[39] 居正：《清党实录》（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第280页。
[40]《秘书处致法驻总支部书》，1927年5月29日，同上引书，第280页。
[41] 蒋介石此时在公开讲话中仍有对西山会议派的斥责之语，白崇禧也有通电宣布西山会议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之中央为“非法机关，应即查封”，曾引起西山会议派强烈反感。同居正前引书，第280页。
[42] 《杨虎、陈群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4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5册第80页。
[43]从罗家伦公布的会议录标明“此系原件但未注明会议次数”，和笔者在党史馆抄得的1927年3月28日，4月2日，5日，8日，14日，15日会议录等均标明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号会议录”的情况，亦可知此系两种不同的拟稿。只是其或分由不同人所拟，或曾几易其稿。
[44] 前引罗家伦
[45]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三号会议录》，1927年4月5日，前引台北党史馆档案，2－6.1/6。另关于待适当时机发送一点，罗家伦公布的文件中则是在4月2日会议录中以会议讨论的形式提出的。
[46] 多半因顾虑到广州实施搜捕的突然性会受到影响，蒋介石15日又急电白崇禧临时通知各报馆“暂缓发表”。《蒋中正致上海白总指挥电》，1927年4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882。
[47]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9页。
[48] 转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49－250页。
[49]林忠佳等编：《申报广东资料选辑》（十一），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96年，第443－444页。另有报道称当夜被捕者“合计二千余人”。见《大公报》1927年4月27日，第六版。
[50]《广州公安局关于“清党”之布告》，1927年4月15日，前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65页。
[51] 《方鼎英致蒋校长电及蒋中正批示》，1927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5册第81页。
[52] 转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48页。
[53]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1927年4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70－283页。
[54] 《国民政府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案通电》，1927年4月18日，前引《事略稿本》（1），第284－286页；并转见杨天石：《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第413页。
[55]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咨文》，1927年4月18日，前引《事略稿本》（1）第230－233页。
[56] 《福州通信》，《大公报》1927年4月14日，第六版。
[57] 《新编第一师师长张与仁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致广州李总参谋长请转令赣州张师长吉安叶师长电》，1927年4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479；筹笔001－007/卷别3/0483。
[58] 《上海陈群致蒋总司令电及蒋批示》，1927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478。
[59] 《福州枪毙共产党七人》，《大公报》1927年5月8日，第六版。
[60] 仅见于北京《晨报》<1927年5月9日，第三版。
[61] 《呜呼恐怖时代，空前未闻之东南党祸》，《大公报》1927年4月26日，第二版。
[62] 《李公朴谈对于共产党态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4日，第三张，第一版。
杨奎松，《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2）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却从未有过与武汉翻脸的任何公开的言论。因此，其手下也始终要藉助于地方帮会势力来协助自己的夺权行动，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且蒋在公开场合也还要表示中立，对所发生的一切佯装不知。不仅如此，自出发之日起，他一直在就武汉方面的各种批评和指责在做出回应和进行辩解，却也都是在尊奉武汉方面为“中央”的口气下出之。包括3月26日到上海之后，其在公开场合服从武汉中央及国府的态度亦未稍改变。很显然，正如何应钦等人所言，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始终还在犹豫动摇之中。[14]
蒋介石的决心如何下定？据邵元冲日记记，3月21日他正准备离开杭州之际，恰好张静江从南昌来杭，当晚约邵与这时也到杭州的蔡元培等谈话。张因了解蒋认可南昌会议并纵容部下在各地夺权的情形，故声称：“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受此鼓舞，邵等于次日上午遂进一步与张静江商量“此后应付事宜”。当日得知上海已经克复，张静江、蔡元培、邵元冲、蒋梦麟、马叙伦等当即同车赶往上海。
25日上午，张静江一行抵沪后，即约集吴稚晖、李石曾同至前敌总指挥部晤白崇禧、潘宜之等驻沪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明确认为“非分裂不可”，李石曾态度“亦激昂”。因得知蒋26日晚到上海，27日众人便一并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内，与蒋“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讨论中，吴稚晖力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15]
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来否定武汉中央的权威，因为涉及到与苏联，特别是与这时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问题，故蒋介石一时还有所犹豫。由邵元冲日记可知，27日的会商并未决定出任何具体办法，故28日不得不“继续讨论”。到28日，又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均未到，且还必须要等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到后，才能决定实施分裂的可能程度，会议仍未形成最后意见，“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16]
29 日，何应钦、程潜和古应芬等到会，但程潜的态度显然十分摇摆，会议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次日因李宗仁等仍未到而休会。4月1日李济深等到会，对分裂主张表示赞同。“惟同时得朱益之（培德）致介石函，劝介石一切慎重以退为进等语，介石又为踌躇。”邵元冲记曰：“连日工人纠察队等以武力猛扑租界等消息日剧，而当局者总迟日无所表示，疑事无成”，倍感焦急。[17]可知连日讨论中，蒋始终不置可否，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如此反反复复，延至4月2日，又意外得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已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一向公开都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故汪回对两方面影响均甚为重大。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18]
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共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但十分明显，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故无论是蒋，还是吴稚晖等，当日都未将正在讨论中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汪对众人所言也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
如能将武汉国民党人约来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3日当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济深和蔡元培等商谈结果，就连态度激烈的吴稚晖也转趋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希望汪出面能请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前来南京共商妥协之策。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即有记述称：今天“稚老甚愤激，谈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来耳。”[19]可以想见，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故蒋亦匆匆发表通电，声明：“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20]
然而，4日一早，不知何处得来消息，说武汉方面已免了蒋介石总司令职。[21]包括蒋介石在内，众人一早便又来到汪精卫住处。这回大家均相当愤怒，痛斥鲍罗廷及共产党。在众人的推举下，吴稚晖“始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且说明，依此方案，对共产党人“必将采断然之处置”。至于对武汉方面，因此一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
没想到，汪精卫原本就认为上海众人的种种怀疑太过离奇，听到吴等不仅准备全面破裂，而且打算动用军队和警察拘禁共产党人，当即“怫然”。对此，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在一旁转圜，并提出：“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卫明白提出三点：“（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秀使其制止；（二）武汉此时如有负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上海众人这时用以指责武汉方面及共产党人，且倍感焦虑和担心者，实不过此三方面问题而已。汪精卫的办法在不公开破裂与武汉及共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了蒋等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众人一时自无话可说，最后“众乃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22]不过，从蒋介石当天对上海驻军黄埔生训话的情形可以了解，其心态当天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蒋介石一反以往讲演中极力强调武汉方面的指责纯属诬陷的方法，第一次开始公开扬言：“一切自有监察委员审察处理”，只要监察委员认定武汉中央的决定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其无效。[23]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了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共这时因早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自然表示绝无其事。[24]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共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2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当天送报，次日一早即刊出。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等见报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吴稚晖尤为激烈，他斥责汪在宣言中使用“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字眼儿，声言：“‘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26]
据蒋介石日记和汪精卫自己回忆，此次会面中，吴稚晖激愤之中，时有辱骂之辞，令汪相当气闷。[27]十分明显，汪在上海本来就倍感压迫，又受到此番刺激，也难怪会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了武汉。
鉴于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28]邵元冲等均以为此前的计划已经搁浅。因为相信蒋介石“关于党务事犹有所犹豫”，故汪离沪次日，邵元冲即亦心灰意懒地“与孑民、湘芹、稚晖、石曾、梦麟、夷初等共同迁出外间”，离开了蒋介石在丰林桥的总部行营所在。[29]他们不了解的是，汪精卫跑去武汉，蒋介石其实倍受刺激。因蒋声明拥汪，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汪精卫必须留在宁沪，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以他的经验，汪只要去了武汉，一定会站到武汉方面的立场上去。蒋也曾明确地向汪精卫表示过自己的这种担心。不料，汪最后还是一走了之。故蒋会有“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的强烈感慨。[30]而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破釜沉舟，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于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使彼不得藉以造谣。”[31]
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宣称：“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黄绍雄、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X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32]
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
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未完待续）
注释：
[14] 前人习惯据当事人之一白崇禧的口述为证。《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有云：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给人印象，蒋到上海时已决心清党。然此说并无相关文献可予证实。鉴于上文下接“并召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之语，查蒋之训话为4月4日，已去蒋到上海之日一周以上，可知白此说时间跨度甚大，不可简单做蒋到上海之3月26日或3月底理解。《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一酒把酒年，第37－38页。
[15] 《邵元冲日记》，第313－314页。
[16] 《邵元冲日记》，第314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有该次会议之会议录（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8－129页），但其一，该日之会议录存有两种不同版本，一为罗家伦公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一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档案号2－6.1/6）。不仅名称各异，而且内容文字也各异。可见，此一会议录恐系事后补造之物。其二，会议录记：当晚“到会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共5名监委，但对照邵元冲日记，古应芬当日似未到会，邵元冲当天日记有“介石谓湘芹处已去电促其即来”，次晚日记有“程颂云、古应芬、何敬之等皆来共商”。其三，据雷德华（朱华）早有之考证：《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有报道称：“江苏特别委员吴稚辉（晖），昨日（二十八日）因事乘车（上午十时零七分－引者注）赴杭，闻不日即行返沪。”（见雷德华：《国民党中监委会全体紧急会议记录是赝品》，《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惟因当天吴稚晖又有日记称：“入住道署，开监察会”（原藏台北党史馆的《吴稚晖日记》的相关片断，为杨天石教授所提供），加以邵元冲日记亦有因补记而日期出错之处，故对当日有无召开过此一会议，尚须存疑。即使开过，恐怕也只是尸其名而已。
[17] 《邵元冲日记》，第314－315页。
[18] 《邵元冲日记》，第315页。
[19] 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3日条。
[20] 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第209页。
[21] 汪精卫对此也有过说明，说是“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1日，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36页。
[22] 《邵元冲日记》，第315－316页。一般史书所据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会议纪录”，亦存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相似的问题。因此一时期监察委员会议录均为议事录，向无速记录，却惟独此一记录有吴稚晖个人发言的完整速记，显不合逻辑。且党史馆所藏“原档”（档案号2－ 6.1/6）与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9－134页收录之“原件”，还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除开始程序及吴稚晖主发言内容大体一致外，其他内容之文字，包括会议的后半议程，都不相同，几乎看不出是同一次会议。此亦足以见其为补造之物。鉴于汪精卫刚到，且众人第一次会与之讨论和共产党关系问题，当日尚无结论，后两日又续谈，至4日才提到有弹劾案，且因汪不赞成而暂时作罢，说2日当天监察委员即正式开会决议清党，情理上颇有可疑之处。关于4月 2日可能并未召开过正式监察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清党决议的理由，还可参见当事人之一黄绍竑的说法（《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43－450页），以及雷德华（朱华）的相关考证（雷德华前引文；朱华《再谈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中临会会议记录的真伪》，《档案与史学》1991年第4期）。
[23] 参见蒋介石：《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1927年3月7日；《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同志书》，1927年3月12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辑，第160－165，170－174，211－212页。
[2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即决定向上海的中共中央去电，要求中共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且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1日又做出进一步决定，即使蒋介石发动政变，工人也不得公开与之作战，而应将武器藏起来。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柏林自由大学、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页。
[2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一酒把酒年，第593－594页。
[26] 《昨日国民党员会议席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第一张第三版。
[27] 见前引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
[28] 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19页。
[29] 《邵元冲日记》，第316页。
[30] 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6日条。
[31] 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7日条。
[32] 《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8日，第一张，第三版。
杨奎松，《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1）
1927年春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发起过一个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此一运动的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大部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时间。[1]南京政府取得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2]
“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甚至多半也是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新生政权结合群众检举的办法，用武力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
“清党”运动的最大成功，是它成就了一个南京政府。没有“清党”的举措，南京的国民党人就难以独树异帜，自诩正统，更难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各地的党政权力。也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权力，他们才得以最终使久经分裂的国民党重归统一，并且从此主导了国民党乃至于中国政治以后的发展。
关于“清党”运动的历史，向来没有太多的研究。除了两岸相关史书对其经过情形有过观点截然相反的总体陈述[3]外，其后专门性的学术研究论文通常已不再注意其事实经过，而是转向讨论其暴力、专断的必然与得失，以及此一运动对国民党的利弊等方向去了。[4]
但是，对于“清党”运动本身的情形，我们的了解是否已经足够具体了呢？其实还不够。时至今日，有关“清党”决策的过程，人们更多相信的也还是南京国民党人自己补造的那些历史文献。而作为一场几乎遍及各省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其“群众性”的范围和规模也还是没有引起读者应有的重视，更遑论其复杂的进程和多数普通的国民党人卷入这场运动的背景与影响了。甚至，一般研究者连国民党之“清党”何谓一期，何谓二期，都不甚了了。而离开了对历史场景的全方位描述和体认，仅仅着眼于其观念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或仅仅注重其运动的失控和运动后党员构成的变动，就来评论这场运动的深层意义及其后果，难免不会有以偏盖全的危险。[5]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力图对“清党”运动再做一全景式的描述，以便于读者能够了解整个运动的曲折复杂，并从中感悟和发现问题之所在。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根本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上海的资源，必要时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6]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了政治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南昌政治会议的召开，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先后被人捣毁。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即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清党”运动的发生，并不是蒋介石及其周围少数亲信设计和推动的结果。实际上，眼看朝思暮想的北伐战争顺利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讧却愈演愈烈，许多原本就对国共关系现状极端不满的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都倍感焦虑，坐卧不安。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国民党人的态度到在其次，共产党人篡党夺权的危险已是迫在眉睫。2月22 日，为抢在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上海之前取得政权，中共方面不仅极力推动武装起义，而且意图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此举当即引起上海国民党人的反感。吴稚晖即在国共联席会议上公开声言：“有人蔑视国民政府者，吾反对之；二十年内有议共产者，吾反对之；有卖于俄罗斯者，我力除之也。”[7]
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邵元冲这时的日记，则清楚地记述了他们一辈国民党人，以及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这时因焦虑、激愤以至于暗中串连，急于推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采取断然行动的情形：
2月18日，访蒋梦麟谈，对杭州收复事已全证实，惟对于此后浙局整理办法殊难有望，而内部之不一致尤为可虑，殊不知所届也。
2月26日，访梦麟一谈，对于干部及各地之纷纠多所讨论，颇以为虑。余以历史上之关系，讵宜坐视。不日拟赴浙及赣中相机规诫，以尽微责，至于能悟与否，则听之而已。
2月27日，午前访（吴）稚晖、（钮）惕生等谈。稚晖对于两党间之轇輵及（张）溥泉之态度，有所讨论。……明日拟赴杭一行，与敬之有所接洽。
3月4日，九时至杭州，寓西湖饭店。午后访何敬之，兼晤蒋伯诚、王达天、顾祝同、鲁咏庵、潘宜之等……对于党务问题，敬之等意须（蒋）介石能拿出主张，一切始有办法，且谓介屡次游移，且事后每由他人受过，故现在不敢十分自己表示主张云云。
3月5日，午前访敬之，再以各方情形与之切谈，并望其对介石有所建议。
3 月6－10日，在省垣与军界当轴及党务同志磋商此后救济之办法，同人等皆切望有一具体之步骤计划，并望余有所主张，余遂为草订一进行计划大纲，预备于南京收复后，即由军界同志请介石来宁商决大计，以期根本整理党务，军界同志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故多激昂唏嘘，此问题不解决恐军心解体矣。
3月11日，白健生自嘉兴返省垣与敬之会商总攻击计划，予亦以各方情形及此后抵沪后之措施有所陈述，健生亦以为然。[8]
由上不难看出，从南昌陈果夫、温建刚，到上海邵元冲、蒋梦麟、吴稚晖、钮永建（惕生），到杭州何应钦（敬之）、蒋伯诚、王俊（达天）、顾祝同、潘宜之及白崇禧（健生），即从蒋之亲信，到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一直到蒋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时都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摩拳擦掌，只等蒋一声令下了。
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连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很］愤愤不平。”[9]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10]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11]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一切，就要看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了。
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并随即封闭和解散了共产党及左派领导下的各种报刊和民众团体。蒋16日到九江，次日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即被捣毁。蒋20日到安徽安庆，23日安徽省市党部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亦遭捣毁。不难看出，在武汉方面坚持在3月10－17日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12]之后，蒋是毫不犹豫地纵容其手下贯彻了2月21日南昌会议夺取各地党政权力的既定方针的。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仅有的少数骨干分子，利用地方帮会势力，通过“打”、“砸”、“冲”，或干脆挑起左右派的“械斗”，来区分“敌”“我”，进而组织自己的力量，夺取权力。[13]（未完待续）
注释：
[1] 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如黄金麟即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之观点，认为 “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共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的运动。见《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十一卷第一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包括中山舰事件，都可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02页。
[2] 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开始时，两湖、江西及长江以北大部分省份尚不在其控制之中，一些省份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国民党的党组织。
[3] 其中以李云汉和杨天石的著作最具代表性。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4] 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5] 黄金麟和王奇生的文章是近些年来有关“清党”运动研究的最为出色的两篇文章，但两文的视角和立论，似都还有可商榷之处。黄文对作为追求正统的标志性象征，即对“革命”的符号作用的看法，与其对斥诸于暴力形式的国民“革命”正当性的理所当然的接纳，明显地成为其论说逻辑的致命伤。而王文关于“清党”导致国民党出现人才逆淘汰，从而使组织“蜕变”的论点，其概括似也有讨论余地。
[6] 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11－12期。
[7] 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8] 《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310页。
[9]转见《清党运动之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30页。
[10] 《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1924年1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1] 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合共7人。8名候补监察委员当中，已知可以站在反对武汉一方的，也有黄绍竑、李宗仁、李福林3人。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中央监察委员名单可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7页。
[12] 会议通过了包括《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15个文件，决定实施集体领导，限定总司令只是军委委员之一，包括军官任免、出征、动员等都须经军委会集体决议，再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才能交由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等职务亦被取消。
[13] 关于因搞不清谁是自己人，以至于四处发动械斗来分清敌我和利用帮会势力来夺权的情况，可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96－100页。
杨奎松，《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傅作义交出北京时争取新闻自由
摘要：1949年1月6日，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任张东荪与国军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代表守城的傅作义将军，与围城的共军谈判。在一顿礼仪性的晚餐后，摸清了傅作义的“底”的聂荣臻将军，立刻发电报到军委，明确报告傅的条件，四项条件中的第二条是：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第三条则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学术为神圣之事业，亟须保持其超脱与尊严，遇事驱驰，终非盛事。”猜猜此话出自何人之口？
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一定出自那些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理念的知识分子。
其实不然。说这话的，乃是曾经横刀跃马、叱咤风云的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
206页的《傅作义办学情深意重——记 傅 作 义 办 学 十 六 年（1940-1956）》，是一本非正式出版的纪念文集，记录了傅作义将军的办学理念及思想，作者是追随傅作义创办私立陕坝奋斗小学、历任该校正副校务主任、校长的唐自强先生，以及其他教职员工。近年来，一些当年私立或教会中小学校的教师、校友们纷纷撰写、出版此类回忆与纪念性的文字，成为民间记忆强劲复苏大潮中清新的一脉，对于研究现代教育史、发掘现代教育传统中的宝贵资源，具有独特的价值。
本书是记述傅作义办学理念及方法的第一手资料。穿越半个多世纪的风烟，一个戎马将军的办学理念及实践，仍闪烁着启示的光芒。
烽火办学路
将军办学，近因是为了解决抗日战争中军政干部子弟子女的就学问题。
1936年的绥远抗战中，傅作义率部取得百灵庙大捷。翌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傅作义随即率部转战察晋绥各地疆场。随着部队中喋血伤亡残疾者的增多，救恤之外干部子女就学成为抗战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办学的远因，则源于更深远的关切。在与人谈论办学精神时，傅作义说：“中国积弱，已及百年，瞻国之士，不曰实业之不兴，即曰军备之不振，此犹浅之乎视之也。其较深入者则谓文化之落后，政风之颓圮，斯则庶几近之，而犹未及肌理。余思此弊三十年，乃知贪渎之原，胥由享受过高，或家累太重······故吾人领导干部，欲求其功，宜养其力，欲责其廉，先释其累，予立斯校，意即在此。更明白言之，即所以为国家育人才，代干部教子弟，能使仰事俯畜之不忧，始有高风亮节之足言也。”从根治中国积弱的角度考虑教育的价值，立意堪称高远。
傅作义还说过：“以吏治之澄清，人才之培育，为救国之首要。”联系上述一番话，可以看出，在他眼中，官员贪渎与教育有关，所以，归根结底，教育更基本。或许有人会认为，将军的药方未切中中国问题的根本。果若有此，未免求全责备。国家与社会的进步，有赖不同人从不同角度朝着一个方向共同进发，不必指望任何人手握终极解决的十全大补。
1940年夏，私立奋斗小学在宁夏平罗县黄渠桥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眷属所在地创办，起初学校暂名“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奋斗小学”。建校之初，因陋就简，“矮屋三椽，读教一室。人虽十七，而级则六年。彼时虽为小学，实如私塾耳”。虽然一切不够正规，但解决了一些随军干部眷属子女失学问题，初步解除了抗日前线干部的后顾之忧。
经过四年发展，到1944年秋天，学生人数增加到472人，教职工由十余人增至二十余人，而校址则迭经播迁，最后迁至绥西陕坝，与创办于1942年的私立奋斗中学同在一个校园。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傅部眷属团的迁移，又分别增设了归绥奋小、张垣奋小、奋斗幼儿园和北平奋小。
奋斗中小学的办学资金，初期来源于傅部中以干部互助合作方式入股集资创办的“共济实业合作社”，该社所获利润专供抚恤救济之需。1940年该社结束后，所留财产估值百万元，拨做奋斗学校基金。同时，又组织“奋斗基金实业社”经营这笔款项，作为抗日阵亡残废官佐的救恤费、遗族子女教育补助费以及奋斗中小学的经费开支。
奋斗中学除招收军政子女外，兼收一般非干部子女，也为一般社会青年开辟了就学之路。
傅作义对办学，确如《傅作义办学情深意重——记傅作义办学十六年（1940-1956）》书名所示，当得上情深意重四字。
首先表现在钱财上的投入。据该书书中一篇研究文章介绍，傅作义本人所投入的办学资金，数目难以统计，但据信非常可观。他还将自己旧藏的一套万有文库及一些工具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陕坝奋斗中学农场是奋斗中小学基金生产单位之一，傅作义把自己在战争时最心爱的坐骑大白马送给了农场，并自购骡马两匹，专为饲养下驹。
傅作义还亲自担任奋斗中小学校董的董事长。他多次到校巡视、听课，以至于能呼出许多学生的姓名。每年节假日，他都宴请全体教职工，并且勉励有加。在他的领导下，奋斗中小学的预算编制使用得格外精细，保证了教学的需要。
傅作义甚至将终老之业选为教育，“将来解甲归田后，即专心致力教育为终身夙愿。”百战将军，其志可感。只是，世事难料，这一理想后来并未实现。
“造命”事业
傅作义选择的办学之才，是一群有理想有担当的人，且有高度共识，皆视教育为“造命”的事业，认为教育关系个人前途、国家命运、人类幸福，至深且巨。
傅作义本人，对教育也有深思熟虑的见解。关于中小学阶段的教育目标，他认为，“小学多重美育，发展其健硕纯善之身心；初中着重生活，启迪其做事做人之认识；而高中则以不窒碍文科天才之进取，约略侧重理科为原则。盱衡国势，不得不然。”他甚至认为，“将来大学专科，亦当依循此径，再及其他。天假时力，当庆全成。”
这些办学思想，今日看来，仍然不失其光辉。只是，今日中小学教育，仍在功利主义的道路上狂奔，与半个多世纪前这位戎马将军的境界，距离遥遥。
奋斗中小学虽然基本上贵为干部子弟学校，但对学生却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学生没有骄师傲友的表现，没有少爷小姐习气，不炫其家长权势，不显其特殊身份。为了防止学生有“攀比”、“自豪”现象出现，学校要求学生全部住宿在校，同在一口大锅中吃饭，主食以糜米饭为主，副食也很单调。就连傅作义的儿子傅亨、女儿傅克庄、侄儿傅瑛也不例外。
已经82高龄、毕业于奋斗中学的王兴武告诉笔者，在奋斗中学，“傅作义的儿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多么了得的事实。初中升高中，每年有三个保送名额，而傅作义的儿子并不在保送之列，仍需参加考试。
关注学生身心，重视体育，强调学生自治，强调做事做人，这些教育思想在奋斗中小学得到了彻底践行，而践行的办法，并非通过枯燥的说教，它们体现于日常生活中非常具体的细节要求中。
摘录一些《私立奋斗中学学生操行评点表》中，管窥一下对学生言行、风度、待人、律己等方面的要求：
【4】行：
认识：行的重要，近世尤切。入境径观，可察其民。故国体精神，个人气概，均于一步一趋中见之。我辈盛世强民，胸襟雄阔，当做虎行，勿为狼顾。
（56）平时走路，必须平视、挺胸、阔步、迈进。 （58）行路不可袖手。 （59）行路不可插手裤袋。
【6】听：
（76）他人私语，绝对不可窃听。 （77）必须有欣赏音乐和戏曲的习惯。 （78）名人演讲，遇有机会，必须往听。
【8】动：
认识：宇宙之大，品类之繁，世事之杂，个人之微，无时不在动中。然而，这是 “律动”，不是乱动。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指入水，则大海震荡”。生逢科学的群众时代，此点尤须审慎。
（96）开窗移凳，必须用力轻，用心细。 （98）未经许可，不可动用他人之物。
【10】风度：
认识：有人忘而生厌，有人一见倾心，其故为何？即风度是也，故命世之才，常具吸人之力；拒人千里，终身无成。
（147）坐立姿势，常须保持正直。 （148）室外伫立，必须挺胸、抬头、睁眼、闭嘴。 （153）咳嗽、喷嚏，必须用手帕掩住口鼻。（154）痰唾鼻涕用纸包纳，扔在垃圾箱。
【12】待人：
（209）绝不蔑视他人的主张。（214）绝不谄媚权贵。 （215）他人无心的过失，必须宽恕。 （216）与别人同坐，绝不用手臂多占别人的地方。 （219）对待工友，必须和平相处。
整个操行评点表，达200多条之细密，具体而微，贴近生活。其中还有规定学生必须爱护生灵的内容。与今日那些大而无当的道德宣教相比，这些融汇于学生日常生活、细致而切实的要求，无疑更具效力。今日中国，即使最国际化最繁华的都市，随地吐痰现象仍然是一道独特的景观，已足够说明问题。
在学校恳亲会给家长的信中，还有提醒家长进行早期性教育的内容：“性教育应从儿童幼年开始实施。当母亲的应借助动植物的生活相击暗示，不可任其持神秘的观念，污秽的心理，自戕自贼，遗害终生。”
经历过上个世纪中叶的海桑之变，私立奋斗中小学于1952年交公。此前的1951年，奋斗中学校长陈禄林以反革命罪被镇压，多年后获平反。如今，在私立奋斗中小学受教过的学生，多已老成凋谢。那些健在的，提起当年的母校，无不充满感激与怀念。
锋镝下的新闻自由
谈傅作义办学的书，让我想到了另一本书——读《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年前读此书，书中的一个问题至今未能释怀。
问题与国共两方将军对民主政治、新闻自由的看法有关。
《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从北平和谈写起。1949年1月6日，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任张东荪与国军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代表守城的傅作义将军，与围城的共军谈判。在一顿礼仪性的晚餐后，摸清了傅作义的“底”的聂荣臻将军，立刻发电报到军委，明确报告傅的条件，四项条件中的第二条是：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第三条则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写到这里，该书作者发了一通感慨：“作为1950年代即到北京读书，后来一直在北京生活写作的人，著者读到这四条中的第二条，即在如此严峻时刻，即将献城的傅将军，还想着北平的新闻自由，不免心头一热。”
不过，接下来作者的叙述及评议，与这一段议论似乎不无矛盾。
毛泽东在给前线的回电中，针对第二、第三两条，如是表态：“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林彪更提到：“关于出版、信仰自由问题，我们的民主纲领中早有阐述，这里不多说了。”对此，作者评议道：“手握重兵、杀生无算的双方，在如此紧急的时刻居然都谈到民主政治，是不是因为代表民意的张东荪在场？”
体现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的话语，出现于刀光剑影的生死场，搏杀的双方均是出于策略吗？
在毛泽东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这一细节，能支持作者上述以设问方式做出的评议，但仅仅能支持一半，对于另一造，也即傅作义为何在大兵压境的情境下，还挂记着新闻自由与民主这些不当饭吃的东西，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解释。
读《傅作义办学情深意重》，联系傅作义对教育所抱的一些理念与思想，或可并不牵强地推测：对于新闻自由，这位戎马生涯的将军，未必是出于一时的策略，而是怀有一份尊崇与信奉。
章诗依，经济观察网2012-03-26，原标题为《将军、学校与新闻自由》
2012年3月30日 星期五
蔡尔康：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
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
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1899年传入中国说，还有一种是 1902年传入中国说。“‘文革’前，学术界普遍认为，1902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首次将马克思（麦喀士）介绍给中国人；而在1987年以前，学界共同的看法是，1899年刊发在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1987年9月10日，陈铨亚在《光明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1898年传入中国说。陈文认为，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文著作是“英人克卡扑（Kirkup）所著的《社会主义史》。此书因广学会的著名人士李提摩太委托，由胡贻谷翻译，于1898年夏天在上海以《泰西民法志》之名交付广学会出版。”陈铨亚的这一观点，后来被周子东等人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吸收，也被其他一些学者引用。田子渝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中提到：“由于资料的限制，在‘文革’前，我国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梁启超于1902年通过《新民丛报》第18号上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首次将马克思（麦喀士）介绍给中国人民。现在有论者指出中国报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是1898年，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中国人胡贻谷翻译，在上海广学会出版《泰西民法志》（原著为英国人克卡扑撰写的《社会主义史》第七章上）。”
以上说法均持之有故。但是，唐宝林1998年4月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一文，对马克思主义1898年传入中国说提出质疑，“经笔者考证，此说可能有误”。唐宝林经过认真考证后指出，《泰西民法志》实际出版于 1912年，是“宣统三年岁次辛亥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上海广学会藏版”。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发表王也扬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通过颇有说服力的史料，明确支持了唐宝林的说法：“现藏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图书馆的广学会 1912年度工作报告（英文）中有当年该会新版（New）和再版（Reprints）书籍的完整目录，《泰西民法志》（History of Socialism（Kirkup）byI.K.Hu）清楚地列于1912年新版书之中，并记有印数1000册。而1898年度的广学会工作报告并无出版此书的记录。另外，笔者还见到《泰西民法志》的译者胡贻谷1917年为其老师谢洪赉（又名庐隐）撰写的《谢庐隐先生传》（现藏上海图书馆），书中写道，‘著者获遇先生，在一八九八年之初，盖为余初入中西肄业之年也，时年仅十四。’显然，一个初入中西书院学习的14岁少年是不可能翻译《泰西民法志》这样的著作的。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书前有译者胡贻谷写于宣统庚戌（1910年）的序，版权页上印有‘上海广学会藏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的字样。”其实，林琳早在1985年就曾撰文指出：“公元1899年2月（清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的《大同学》第一章中有一段话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并引述了《大同学》中的一段原文：“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帛，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复无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作者据此认定：“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他的名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间是1899年2月。这是毋庸置疑的史实。”
笔者通过查阅《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一书中收录的《大同学》（节录）一文，署名本杰明明颉德著、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的第一章“今世景象”中的一段文字，“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与林琳文中的引文是一致的。《大同学》先是在第一章“今世景象”中将马克思误作“英人”，随后在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中改正过来，明确其为德国人，却又将马克思的名字译成了“马客偲”：“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而在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再译为“马克思”：“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而且也提到了恩格斯的言论：“恩格斯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切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
综上所述，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先在《万国公报》分期刊发，后于1899年5月成书出版。
蔡尔康，来源: 学习时报
鄧小平直接拆江青的台，江青“完全同意”
毛澤東從批江青到批鄧小平的嬗變（12）
《新史記》鄭仲兵
筆者引述並評說《鄧小平年譜》記錄的1975年間和1976年春季鄧小平復出後，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至再度下台的歷史過程（續）：
1975年7月26日
胡喬木將電影《海霞》主創人員謝鐵驪、錢江給毛澤東的信（按：文化部把《海霞》說成“是黑線回潮的代表作”）交給鄧小平。鄧小平很快就轉送給毛澤東。
1975年7月28日
鄧小平閱北京京劇團一工作人員提出對“右派分子”一律赦免摘帽建議的來信，作出批示：“此件印發政治局各同志，請國鋒、吳德同志對此事瞭解一下，以便在政治局談一談。”
1975年7月29日
毛澤東在鄧小平轉來謝鐵驪、錢江來信上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按：此批示見《年譜》74頁注1）
1975年7月30日
晚，根據毛澤東對電影《海霞》主創人員謝鐵驪、錢江來信的批示，鄧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文化部負責人和《海霞》攝製組成員參加的審片會，審看《海霞》的兩個版本——最初送文化部審查的片子和修改後的片子。接著，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決定在全國上映修改後的《海霞》。
1975年7月
鄧小平同毛澤東談話。匯報說：全國生產情況形勢不錯。鋼沒有完全達到指標，但是有希望。夏糧豐收了，秋糧長勢不錯。還談了解放幹部問題、文藝政策問題。在匯報到都說我兩次講話叫復辟，說是劉少奇的班底又起來了，有人不高興時，毛澤東說：再過兩三年就好一些了。在表示有人講一講，有好處，沒壞處時，毛澤東說：無非是挨罵。我歷來就是挨罵的。（按：鄧顯然去討毛的話，但毛沒有為他說好話。鄧只好解潮，什麼“有好處，沒壞處”。結果毛來了句“無非是挨罵，我歷來挨罵”。顯然帶有情緒。也可能就是沖著鄧來的。）
1975年8月2日
鄧小平閱汪東興報送的中共吉林省委辦公廳電話請示記錄，作出批示：“電話覆：可在長影本單位傳達，其他單位不傳達。”7月29日，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轉報長春電影製片廠黨委《關於學習和傳達貫徹毛主席“七二五”重要批示的請示報告》。（按：鄧發動對江的“火燒”夠急的。江得知會作何反應，毛看到會作何感想？）
1975年8月8日
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按：當時中央音樂學院併入五七藝術大學）音樂教師李春光貼出大字報，揭露並駁斥（文化部及其上司）對影片《創業》的無端責難。大字報的抄件經鄧力群、胡喬木送鄧小平，鄧小平轉送毛澤東。毛澤東閱後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按：毛未云何以為用，更沒有對大字報的內容加以肯定。）
1975年8月12日
鄧小平閱江青本月10日來信，得知江青自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連隊搞了三個試點，還把這三個連隊的指導員分別派往湖南株洲和天津農村，準備搞一年的試點；待任務完成後，江青準備和姚文元、陳錫聯、紀登奎一起接見他們。隨即，在信上作出批示：“三個指導員蹲點時間已久，目前正在整軍，他們以早回部隊為好。建議仍由江青、文元同志處理，回部隊後，由北京軍區談話，錫聯、登奎同志忙，可以不參加了。”（按：鄧小平開始直接拆江青的台，且把陳錫聯、紀登奎和她拉開。可說是“在太歲頭上動土”了。）
1975年8月13日
江青在鄧小平批件上批意見：“如果部隊沒有特別困難，建議他們三位還是按主席的指示，在基層堅持一年為好。”（按：江青與鄧小平叫板，還用“主席指示”來壓鄧。）
1975年8月14日
中午，鄧小平接到江青要秘書打來的電話：完全同意小平同志批示，取消留基層一年的建議。（按：只過了一天，江的態度完全變了，表示“完全同意”鄧的批示。何以如此，意味深長。）
1975年8月13日
劉冰等聯名請鄧小平轉呈致毛澤東的信，揭發遲群（按：還有謝靜宜）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鄧小平收信後即轉交毛澤東。（按：鄧小平不知向毛轉送了多少封“告狀信”和材料，有的信和材料是有意組織人寫的。矛頭直指江青和文化革命，頗有逼宮之勢。鄧小平的主動進攻之勢，似到此為止，下面應是毛和江青們的反擊了。）（《新史記》第6期）
《新史記》鄭仲兵
筆者引述並評說《鄧小平年譜》記錄的1975年間和1976年春季鄧小平復出後，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至再度下台的歷史過程（續）：
1975年7月26日
胡喬木將電影《海霞》主創人員謝鐵驪、錢江給毛澤東的信（按：文化部把《海霞》說成“是黑線回潮的代表作”）交給鄧小平。鄧小平很快就轉送給毛澤東。
1975年7月28日
鄧小平閱北京京劇團一工作人員提出對“右派分子”一律赦免摘帽建議的來信，作出批示：“此件印發政治局各同志，請國鋒、吳德同志對此事瞭解一下，以便在政治局談一談。”
1975年7月29日
毛澤東在鄧小平轉來謝鐵驪、錢江來信上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按：此批示見《年譜》74頁注1）
1975年7月30日
晚，根據毛澤東對電影《海霞》主創人員謝鐵驪、錢江來信的批示，鄧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文化部負責人和《海霞》攝製組成員參加的審片會，審看《海霞》的兩個版本——最初送文化部審查的片子和修改後的片子。接著，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決定在全國上映修改後的《海霞》。
1975年7月
鄧小平同毛澤東談話。匯報說：全國生產情況形勢不錯。鋼沒有完全達到指標，但是有希望。夏糧豐收了，秋糧長勢不錯。還談了解放幹部問題、文藝政策問題。在匯報到都說我兩次講話叫復辟，說是劉少奇的班底又起來了，有人不高興時，毛澤東說：再過兩三年就好一些了。在表示有人講一講，有好處，沒壞處時，毛澤東說：無非是挨罵。我歷來就是挨罵的。（按：鄧顯然去討毛的話，但毛沒有為他說好話。鄧只好解潮，什麼“有好處，沒壞處”。結果毛來了句“無非是挨罵，我歷來挨罵”。顯然帶有情緒。也可能就是沖著鄧來的。）
1975年8月2日
鄧小平閱汪東興報送的中共吉林省委辦公廳電話請示記錄，作出批示：“電話覆：可在長影本單位傳達，其他單位不傳達。”7月29日，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轉報長春電影製片廠黨委《關於學習和傳達貫徹毛主席“七二五”重要批示的請示報告》。（按：鄧發動對江的“火燒”夠急的。江得知會作何反應，毛看到會作何感想？）
1975年8月8日
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按：當時中央音樂學院併入五七藝術大學）音樂教師李春光貼出大字報，揭露並駁斥（文化部及其上司）對影片《創業》的無端責難。大字報的抄件經鄧力群、胡喬木送鄧小平，鄧小平轉送毛澤東。毛澤東閱後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按：毛未云何以為用，更沒有對大字報的內容加以肯定。）
1975年8月12日
鄧小平閱江青本月10日來信，得知江青自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連隊搞了三個試點，還把這三個連隊的指導員分別派往湖南株洲和天津農村，準備搞一年的試點；待任務完成後，江青準備和姚文元、陳錫聯、紀登奎一起接見他們。隨即，在信上作出批示：“三個指導員蹲點時間已久，目前正在整軍，他們以早回部隊為好。建議仍由江青、文元同志處理，回部隊後，由北京軍區談話，錫聯、登奎同志忙，可以不參加了。”（按：鄧小平開始直接拆江青的台，且把陳錫聯、紀登奎和她拉開。可說是“在太歲頭上動土”了。）
1975年8月13日
江青在鄧小平批件上批意見：“如果部隊沒有特別困難，建議他們三位還是按主席的指示，在基層堅持一年為好。”（按：江青與鄧小平叫板，還用“主席指示”來壓鄧。）
1975年8月14日
中午，鄧小平接到江青要秘書打來的電話：完全同意小平同志批示，取消留基層一年的建議。（按：只過了一天，江的態度完全變了，表示“完全同意”鄧的批示。何以如此，意味深長。）
1975年8月13日
劉冰等聯名請鄧小平轉呈致毛澤東的信，揭發遲群（按：還有謝靜宜）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鄧小平收信後即轉交毛澤東。（按：鄧小平不知向毛轉送了多少封“告狀信”和材料，有的信和材料是有意組織人寫的。矛頭直指江青和文化革命，頗有逼宮之勢。鄧小平的主動進攻之勢，似到此為止，下面應是毛和江青們的反擊了。）（《新史記》第6期）
八大上代表传言：“打仗靠毛主席，建国靠刘少奇”
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刊登该书第十六章“调到北京工作”。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十六章 调到北京工作(续）
参加党的“八大”
子：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父：我再次当选为大会代表。
1956年9月15日，“八大”在北京开幕，大会代表1026名，比 “七大”多了一倍，代表着全国一千万党员。这次大会和1945年在延安那个穷山沟子里开的“七大”的闭塞情况大为不同了，完全是开放式地开会。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五十多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也应邀列席，这种开放是以后历届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仅有的。
“八大”会场在新建成的全国政协礼堂。毛主席致了开幕词，会议之中他没有作什么专题的发言，也没有像“七大”那样深入各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意见，他和代表们离得远了。
子：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兄弟党代表团和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中共以后党代会所没有的。
父：他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作，只是在会上发表了祝贺式的致词，主要是热烈颂扬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是毛主席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表明毛主席是党的领袖，刘少奇是接班人。“八大”的这种安排，意味着刘少奇已成了党的主要领袖之一，邓小平成为接班的人了。
“八大”提出了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纲领，《政治报告》提出：“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子：这些论述，后来因毛主席和刘少奇反目，被当成了刘的一个大“罪行”，给予完全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后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否定了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批判。刘少奇在“八大”的论述又被当成了他的一个大功劳，给予完全的肯定。
父：我认为这样前后矛盾的作法不合实际。因为在党的“八大”上提出这些论述，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来的，如果那时刘少奇就敢于反对毛泽东，公开办违背毛心意的事，那么党的“八大”就开不成了。既便如此，这些论述还是有缺陷，一是对社会主要矛盾提的并不准确，二是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封建思想还根深蒂固。如果只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主的矛盾，那就是等于承认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这与实际是不符合的。中国反封建的任务，应当说至今还没有完成。封建思想的影响远远大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老百姓中是这样，在共产党内也是这样，它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政治和人民的思想、意识、文化、生活。
子：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反对“把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应当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父：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可笑的是，大会自始自终在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歌功颂德，甚至对刘少奇也有歌颂。我们这个以农民出身党员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政党”，对个人崇拜这个封建糟粕的东西已经视而不见了。
“八大”对树立刘少奇的威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些人感到满意和成功的一面。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组织上安排不很得当。我和一些军队干部私下议论时，感到把刘的人在组织上摆得太高了。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干部），几乎全进了中央委员会。相反，军队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名额很有限，一些老资格军队干部没有被安排。在大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时，各组里就传出这样一些议论：“今后是建设时期，有建国才能的人应当进入中央委员会。”还有人颂扬刘少奇说“打仗靠毛主席，建国靠刘少奇”，连“干白区党的比二万五的（军队干部）斗争更艰苦，因为是老虎肚子里活下来的”等议论也出来了，而且传得很广。党内这种潜在的思想分歧有增无减，这个被人忽视的问题很快被察觉了，在两年后的“八大”二次大会上进行了弥补和平衡，补选了一批候补中央委员，主要是军队干部。（《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俄罗斯“文化保守主义”之路
“路标现象”及其争论
在一百年多前的1909年7月，有七位作者出版了一本叫做《路标》文集的书。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在俄国引起轩然大波，各派人士都卷入到对《路标》的讨论之中。左派批评者把此书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背叛”，但当时俄国主要自由主义者阵营更对该书大为不满。米留科夫甚至“暴跳如雷”，到处组织人批判这本书，他和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人为了回击“路标派”的观点，于1910年专门组织撰写了《俄国的知识阶层》一书，展开对“路标派”猛烈的思想论战。从批判的语言看，自由主义者与革命党人倒是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似乎更加难以容忍以前的“同道”以其“思想的深刻性”触及到他们的灵魂。因为别尔嘉耶夫们明确指出“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很弱，一直没有形成有精神威望和感召力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他们要么是纯粹实践性及事务性的，要么是“激进”地做革命者的“尾巴”，这“绝不是俄国知识分子所想追求的思想体系”。而革命党人对这些“叛徒”的“思想挖掘”虽然表示义愤，但也许思想光谱的落差太大，唯物主义最高纲领语言和这些“背负十字架”的“寻神派”话语之间缺乏共同讨论的基础，对他们的蜕变并不感到意外，或者说压根就没太往心里去。因为在革命者看来，这是些生活于幽灵、梦想和宗教世界的人，对这种一贯以“蔑视社会生活的常规姿态”来抨击革命的观点可以反击，但不值得过于认真。他们玩的不过是“抛弃之中抛弃”，因此对“路标派”从“根源”上批判的反应反倒不如正统自由主义者强烈。
20世纪的俄国文化保守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
1905年革命以后，尤其是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以后，政治上的反动与经济上的激进改革使俄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俄战争的失败以及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导致的社会信心的丧失和无政府主义的蔓延、各革命组织的大众民主与启蒙时代的“宪政”诉求分道扬镳，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变成了民粹主义的“激进进化论”的“多数暴政”。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大量的非理性行为释放出来，使这些原来倾心马克思主义逻辑力量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的革命政党感到不寒而栗，对政治斗争诡谲凶险产生退意，对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感到失望，对普加乔夫式的农民运动本能的反感，对俄国的现实忧心忡忡。他们憎恨现代工业的功利主义和世俗、厌恶市民社会的平庸和乏味、更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哲学、恐怖主义持否定态度。他们看到，暴民政治的狂潮，吞噬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在这种精神和现实的痛苦之中，他们走到了不可知论的路途上，等革命的尘埃落定之后，那些“先天缺乏斗争精神”的“贵族思想家”们经过一段痛定思痛的思考，思想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选择了对“现实政治的逃避”，在“革命神话”与“思想神化”中毅然选择了后者，以心灵的皈依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与其在“生中之死”，不如在“死中之生”，也许这就是“凤凰涅槃”的精神。因为俄国自古以来主流都是对正统观念的信仰，他们需要为俄国思想界另辟蹊径，创建“逆主流而动”的价值观。
这批最后的贵族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他们提出要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消除疯狂“否定派”的“红色死亡”阴影，回到传统进行思想探索。他们认为，俄国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上一个阶段的“矫枉过正”和全盘否定，把已有的积累付之一炬，到头来总是处在没有根基的“白纸上”不知该从哪里吸取资源。所以他们说，在一个众人都躁动的时代，不只是需要投入的勇气，可能更需要退出的勇气，退出是为了冷静地反思，以避免社会在循环中不断地轮回到原来的起点。所以他们并没有一般被从革命车轮上甩下的人的矛盾窘境，反而是高调宣传“主动撤退”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革命大潮中都有退出者，但像俄国“路标人”这样自觉退出后，先验地去创建一个思想体系来弥补革命中的思想苍白和文化荒漠化，则实属罕见。
剧变以后“路标思想”的回归
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和思考一百年来在俄国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路标》思想的人在俄罗斯文化界越来越多。苏联剧变以后《路标》文集在俄罗斯好评如潮，民众如同发现“先知教诲”一般地争相阅读，以至于在90年代初该书卖到脱销，它的很多章节被纳入教科书成为学习的范文，一时间社会上形成言必称“路标”、言必称“别尔嘉耶夫”的现象。在21世纪初俄罗斯的“谁是俄国最著名的思想家？”的问卷调查中显示，白俄学者竟然占了4/5，“路标人”竟然占到了2/3。2009年是《路标》文集发表一百周年纪念日，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主题研讨会，大部分与会者认为，一百年前的声音仍然响彻在俄罗斯的上空，它那“终极关怀性的精神价值”对俄罗斯至今仍有重大的意义，“路标派”甚至被奉为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探寻俄国前进道路上的“灯塔”。
但也有一部分人质疑说，这样一些“小众”精英脱离时代、对社会问题完全漠不关心，他们那孤芳自赏的形而上学观，只不过是知识分子“自恋”的表现，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自我迷惑”，究竟有何实际价值呢？他们企图依托人性善而设计那套哲学，既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操作呢？也就是说，道德实践的落实建立在何种制度建构上，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他们若真是特殊使命的担当者，在俄国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中，在哪里可以寻觅到他们的身影呢？这种“宗教乌托邦”在一些修道院的“长老”级人物中说说也就罢了，是无法面向社会大众的。果真如思想界所言，这本书对俄罗斯的精神探索、思想转型有那么大的价值，俄国知识群体为什么又会在国家民族的关键时刻整体“缺位”呢？它充其量是一种精神学上的臆想，如果不相信上帝的精神救赎观念，不相信宗教整合机制的功能，这种理念的整个背景都将不复存在。人们或许会问，是一些什么样的作者撰写的一本什么样的书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对《路标》文集以及别尔嘉耶夫等人的作品，我的感悟也是在不断升华的，每次阅读都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我在1992年翻译《俄国共产主义含义及其起源》一书时就写过读后感，十月革命80周年写过《否则就永远不能讲了——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十月革命90周年的时候写过《“‘革命’为什么不可轻言”——从“路标文集”看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等文章。坦白地说，我对“路标派”的态度是有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欣赏。秦晖对我在研究俄国问题过程中的“保守化”苗头感到不满，他说，我原来比他“左”半拍，是站在他的左面，但是却在俄国思想史的领域里，竟然跑到他的右面去了，越来越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味道了。我不承认他对我下的这种定义，也不认为我变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我认为自己对“路标派”的整体判断并没有太大的偏离，时至今日我仍然坚持认为，在实践方面，《路标》是一本“失败”的书，他们脱离现实的纯思辨过程固然有不得已的因素，但“主动撤离”的“告别革命”远在此之前。
即便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就知识界的思想清理而言，没有能比它更深刻的东西，“路标派”为俄罗斯思想史中添加的具有哲学思辨性的“宗教道德”观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虽然我并不同意他们把人类精神的“入场卷”交给上帝，也不同意他们对激进主义造成的社会制度弊病，以“人们忘记了神，所以才会这样”的解读模式来回答这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而且我对他们单纯寄希望以重建信仰的“新宗教运动”来解决社会的道德问题也持有疑问，对他们认为俄国在激进化和保守化两极间荡秋千的原因的分析持有异议。
但是我仍然对“路标人”自成一体的创造性的、“启示录式”的解释体系表示理解，对他们“以巨大的震动唤醒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自我谴责态度充满敬意。对这些思想的守护者认识到俄罗斯标榜的“第三罗马”不对劲，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东正教帝国，因此需要进行重新的“宗教启蒙”的自觉意识表示理解，对他们看到“分裂”是俄国生活中的典型现象，这个国家的种种灾难就是来源于它“本身是破碎的，无特定风格的，缺乏自身有机统一的，上下从来没有步调一致过”，俄国社会的断裂必然会导致俄国思想界的断裂，因此需要打造新的、俄国人共同需求的思想体系作为凝聚力的想法很认同，对他们自觉地去做“俄罗斯思想”的创造者表示钦佩。姑且不论他们的努力有没有成效，是否能为俄国人所接受，但至少他们“努力过”，仅这一点就值得中国知识界学习。
“三部曲”的由来：从《唯心主义问题》
到《路标》文集再到《来自深处》
俄国历史上有一种“文集现象”：持有类似立场的一批作者往往围绕一个议题分别著文，合成一个集子出版，以壮声势。一些文集因此便成为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文集作者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构成某个派别。《路标》文集、《唯心主义问题》与《来自深处》并称为“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三部曲”。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并非偶然。早在七年前的1902年，由莫斯科心理学会出版了П. И. 诺夫哥罗德采夫主编的《唯心主义问题》一书，书中收录了他本人与С. Н. 布尔加科夫等12名学者的文章，这些学者都对“现代批判运动”中只重视用物质利益来理解社会运动的倾向表示担忧，并提出“要捍卫多样性的怀疑精神和对人类精神的探索”，以支持“良心自由”。这12个学者当时都是沙俄体制的政治反对派，多数人参与了1901年解放同盟（立宪民主党前身）的建立，其中布尔加科夫、司徒卢威、弗兰克和别尔加耶夫都是在不久前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
众所周知，“经济决定论”原本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转向自由主义的“桥梁”。根据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达就不能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也就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前提，因此不发达的俄国必须经历很长的资本主义阶段。司徒卢威等人当年就是根据这种逻辑反对民粹派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演变成自由主义者。也正是以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共识为基础，他们还与当时同样认为“俄国社会主义”（19-20世纪之交这个词是特指民粹派所谓俄国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村社社会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鼓吹的“西方社会主义”相对立）行不通的列宁等人联手编辑文集，组成批判民粹主义的“文字联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895年司徒卢威与普列汉诺夫、列宁、波特列索夫等人出版的论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该文集还收录了一篇伯恩斯坦评述《资本论》的文章，这些文字的主旨都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俄国生产力、经济基础很落后，因此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一步跳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司徒卢威他们也逐渐发现几个问题，一是仅仅以“经济发展阶段达不到”为理由，很难为他们心目中已经视为基本价值的“个人自由”尤其是“精神自由”作辩护。如果经济太落后，追求个人自由是不是就太“奢侈”？如果将来经济高度发达了，个人自由是不是又会“过时”了呢？总之，个人自由是一种独立的价值，抑或仅仅是追求“经济进步”的工具？是与人的价值相关的永恒命题，还是仅仅在所谓“资本主义”这个“阶段”才有意义、此前此后都没有用的东西？
二是他们注意到，过分“唯物”可能会有利于“资本主义”，但这却是一种忽视个人价值的、人欲横流而精神空虚的“坏的资本主义”，当时的俄国已经存在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呼吁“新的中世纪”其实就是为此而发，这也就是今天所谓“现代性批判”的滥觞。三是他们也发现，他们的论战对手民粹派尽管不重视“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但却非常强调经济利益诉求的至高无上，同时又否定宗教，对信仰和精神领域十分冷漠。他们几乎是把民众的“均贫富”物质诉求作为唯一的革命动力，鼓吹为均贫富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一切规则，冲破一切道德规范。所谓“要土地，不要宪法”，所谓用什么手段去均贫富“归根到底是一样的”，所谓如果贫富不均，自由就是毫无价值的“抽象权利”、就是“用金碗吃饭的权利”等等说法，都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感到民粹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唯物主义”的，批判民粹派不能不注意这一点。
进一步他们还发现，与他们并肩反对民粹派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少人一方面以“唯物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来拒斥民粹派，一方面也与民粹派同样敌视宗教精神，主张为物质诉求可以不顾一切，甚至只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指出的方向，符合“进步”的“客观需要”，也可以不择手段。区别只在于：民粹派现在就鼓吹为“社会主义”可以不择手段，而列宁认为今天搞社会主义不符合“规律”，明天才能这样做。但今天为“符合规律”的资本主义发展似乎也可以不计较手段：我们“能够希望用小经济来代替可能是在被掠夺的农民土地上经营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吗？”可见，列宁这时甚至认为用“掠夺农民土地”来建立资本主义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如果“经济规律”使“资本主义”过时了，那就不要说“掠夺农民土地”的为富不仁者应当抄没财产，没有掠夺行为的有产者也应当被没收，甚至就连还没有被资本家“掠夺”的“农民土地”本身，也不妨由我们革命者来“掠夺”——只要是为了搞经济上更“进步”的社会主义！
因此，从1895年到1902年，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这些人便出现了从“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的趋势。客观“进步”的尺度逐渐让位于主观“道德”的评价。他们与本来就对康德唯心主义和各种宗教哲学有造诣的一些学者，如诺夫哥罗德采夫和Е. Н. 与С. Н. 两位特鲁别茨科依等人逐渐走近。如布尔加科夫先是指出，重视经济进化的唯物史观与强调心中良知与道德律令的康德“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必须结合起来，后来就对“批判唯心主义”的评价越来越高。到了1902年，这两批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于是就有了前述《唯心主义问题》一书的问世。
但是这本文集讨论的基本上都是形而上的抽象哲学，对于现实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并没有多少涉及。因此它的读者仅限于很小的学术圈子，几乎没有社会反响。同时这些形而上的探讨也尚未对他们的现实政治立场产生多少影响。司徒卢威、别尔加耶夫等人作为自由主义者这一时期继续参与解放同盟和后来立宪民主党的活动，并且迎来了1905-1907年的俄国第一次宪政民主大潮。
俄国文化保守主义形成
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大潮终于退落，俄国历史进入政治上所谓的“斯托雷平反动”、经济上所谓的“斯托雷平改革”时代。然而这次失败的大潮却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轨迹，并对俄国不同立场的相关者都构成了极大的震撼和挑战。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笔者以“‘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几章来描述了这些震撼。这里就不再赘言。
对于反对派自由主义者阵营而言，1905年宪政民主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两个方向的蜕变：一些自由主义者看到革命中“暴民”的威胁和斯托雷平强人政治下经济改革的成效和强权下的“稳定”期间的经济增长，他们对宪政民主失去热情，转而希望铁腕强人能够给国家带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繁荣。这就是所谓马克拉科夫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
另一些人则既对“暴民”、也对铁腕寡头都没有好感，他们认为应该反思的不仅仅是革命期间的政治激进，更是革命前就已经长期存在的文化激进，即西方启蒙思潮传入后俄国人出现的浮躁和对自身传统的抛弃，由此导致“唯物主义”盛行，精神世界空虚。结果是无论民众还是权贵都缺乏责任感，这样下去无论什么“主义”都会被扭曲，西方的社会主义在俄国会民粹化，而资本主义则会寡头化。因此他们发展了革命前就已经滥觞的“批判唯心主义”倾向，认为俄国人应该重建信仰，回归东正教的精神世界。在他们看来能够拯救俄国的既不是“人民”也不是圣明君主，而是上帝。他们当时因此被称为“寻神派”。作为对比其实我们可以把前述那种呼唤铁腕的思想称为“寻人派”——他们寻的是强人。
“寻人派”后来在俄国革命中消失了，而且在后来的思想史上再无踪迹，尽管在“人民”崇拜中俄国的强人政治不仅很快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但是“寻神派”革命后不但没消失，反而由别尔加耶夫这类流亡知识分子在西方发展成一股系统思潮，在思想上影响深远，并成为今天西方“后现代”或“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源头之一，80年后乘剧变之风又回传俄国，风靡至今。然而与“寻人派”消亡、强人却一再出现相反，思想史上显赫的“寻神派”至今没有在俄国人的实践中、更不用说世界各国的实践中结出什么可见的果实。
1909年的《路标》文集就是“寻神派”或俄罗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形成的标志。与1902年的《唯心主义问题》专注于抽象哲学、几无社会影响不同，《路标》文集完全针对刚刚过去的1905年革命，篇篇文章都直指现实，因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和强烈的反响。从他们七个人的文章题目我们就可以窥见其一二：别尔嘉耶夫的论文是《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司徒卢威的《知识阶层与革命》、格尔申宗的《创造性的自我意识》、布尔加科夫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伊兹戈耶夫的《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基斯加科夫斯基的《保卫法律》以及弗兰克的《虚无主义的理论学》，都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以及所造成后果的原因。他们要理直气壮的强调精神高于物质，就是要当“文化保守主义”，所保的是“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所守的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人本学的精髓”。
1902年的那本书只是思想探索，还没有体现为行动上的转向，司徒卢威们此后仍然作为立宪民主党活动家活跃在革命风潮中，而《路标》则不仅是思想上、也是行动上真正的“路标转向”：不仅“路标派”基本脱离了政治活动，俄国知识界的“激进时代”也结束了，知识分子一再呼吁革命而农民群众普遍麻木不仁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下一次革命已经是工农民众激进而知识分子却成为“保守”阶层了。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917年俄国再次爆发了更大的革命，这次不仅罗曼诺夫王朝大厦倾塌整个俄国社会也卷进了越来越“激进”的漩涡。俄罗斯之大，已经容不下这些路标派学者“整理国故”的书桌，他们不得不再次回应现实。1918年，他们又自行出版了《路标续集》——《来自深处：对俄国革命的反思》，该书11篇文章保持了《路标》文集以一贯之的思想，对1917年革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来自深处”这个书名源出自《旧约·诗篇》中的大卫“登上圣殿之歌”，描写大灾难降临之际大卫向上帝的呼救：“主啊：来自深渊的我向您哭诉，……”这个书名就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两个看法：当今的革命是一场大灾难；灾难的原因是人们的精神堕落，必须靠“寻神”来解脱。
因为当时俄国已处在内战的血与火当中，人们已无暇顾及思想讨论，所以此书的思想冲击力远远不如《路标》，它出版后不久即被革命后的当局查禁，再次问世时已经是剧变之后的20世纪末了。不过人们也发现，此书的作者们这时与《路标》相比在一脉相承之下也有了一些变化，除了对祖国的前途更为悲观之外，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有更向政治保守主义靠拢的趋势。和《路标》中的“寻神派”与“寻人派”形成对比、与马克拉科夫主义保持距离、对民粹与沙皇都有批判的态度相比，《来自深处》的作者之一司徒卢威明确声称：现在看来斯托雷平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在二月革命（还不是十月革命）后斯托雷平改革已经被彻底否定，几乎成为过街老鼠的形势下无疑是很尖锐的看法。当然，作者中也有若干的差别，如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就把“布尔什维克对临时政府的胜利”和“斯托雷平对第一届杜马的胜利”相提并论，都看成是精神堕落时代“君子斗不过小人”的体现。在当时的滚滚大潮中，他们这些人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别尔加耶夫等人不久就被赶上“哲学家之船”驱逐出境。而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则留在国内，在苏联的国家法学研究所工作，直到斯大林“大肃反”中不幸罹难。
《唯心主义问题》、《路标》与《来自深处》今天被称为“‘路标’三部曲”，在俄罗斯思想界影响甚大。今天那种以对“革命”的态度划线的“革命”、“反革命”二分法早已过时了，对于这批从“启蒙者”到“保守派”、从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到东正教“国学”家的俄国当时顶尖知识分子的心路旅程，我们是应该深入分析的。
金雁，经济观察报2012-03-23
谁被怀疑向彭德怀提供致信毛泽东的材料（下）
（续前）张恺帆并没有说出已经大规模饿死人的事实，他甚至没有直接提及饿死人。（注20）但他不断提及干部的工作作风蛮横，曾逼死社员：“群众现在对我们意见很多，我讲今天到会的干部，当然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一部分人，骑在群
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辄就是打骂，不给饭吃，有的作风坏到这样程度：”吃干饭上前（怕被人吃完了），吃稀饭上后（前面稀些后面稠些）‘，群众意见很大。我们
讲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是他们这样还嫌不够。有的白天吃三餐，晚上还要吃夜餐，我亲自在黄汰城看见两个人在食堂里吃两碗很
厚的面疙瘩，油倒得像浓茶，原来这两个人都是干部，群众揭发他们不仅好吃，而且经常打人，有一个是生产队长，还逼死一个社员。“”浮肿病人吃的红糖、黄豆，有些干部还从中卡油，据说有个地方发了几十斤红糖被几个医生全部分掉。这些人要加倍处分，他们在’死人手中抓饭吃‘，不处分怎么得了！“
张
恺帆还说，中央指示，死人要深埋，上面竖碑，栽几棵树，一个公社可以搞几个公墓区。现在无为县乱挖人家坟墓的行为脱离了群众。他打算在无为县蹲上几个月不
走，对发现的克扣粮食行为一定依法纪严处。在这次讲话行将结束时，张恺帆宣布了三项纪律：不准打人、骂人、捆人；不准克扣口粮标准；不准营私舞弊（包括贪
污腐化在内）。（注21）
干部“工作作风问题”是张恺帆批评的重点，在接下来几天的
讲话中一再提及。1959年7月22日，张恺帆在无为的一次会议上说，“基层干部动辄打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从上到下，几乎都有。我们有个县
委委员，名叫赖风旭，在三官殿打人，同时我昨天还接到一封来信，说他老婆在那里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赖在养殖场里，据说问题很多。宗发有个基层干部，打了
44人，其中因打致死的贫农五人。打了之后还扣人家伙食，同时，打人的时候，又不准人拉，谁要拉他就打谁。有个人被打致死，他的家属到大队要2块钱买官
（棺）材都没有要到。他打的人，从七岁到63岁，老少都有。曾经一早上打碎人家六口锅。这个人现在逮捕了，可是有些人还在顾虑，他是曾政委的警卫员，整他
他要告状。曾政委难道会庇护在他面前工作过的人吗？你们把省委首长看得这样简单。我们在处理干部的时候是要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但是，是否违法乱纪，致成人
命，严重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的人，也要保护他的积极性呢？如果这样搞，那就要损害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注22）
这里所提到的曾政委，即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按照一个半月后无为县的汇报材料，张恺帆在无为县共处分15名干部，此外还“骂了九人”。（注23）在无为县，张恺帆提出著名的“三还原两开放”：吃饭还原
（解散食堂）、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他晚年回忆说，在7月7日讲话之前，他在无为县西乡、东乡、南乡考察了二三十个公社，回
到县城后即决定给安徽省委写报告，同时停办食堂。稍晚，正在安徽庐江县调研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也被张恺帆叫到无为，张恺帆希望桂能与他一同反映无为
的现状。“我知道，这种时候，我一个人反映，曾希圣同志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此时，
张恺帆已将无为县200万斤粮食装上船，准备完成省委要求的征购任务。“王光宇同志一天几次电话向无为要粮食，张口就是几千万斤……他（桂林栖）把桌子一
拍：”装上船也不行！卸下来！粮食一点也不准调出去！‘“张恺帆说，这之后，他打电话给安徽省候补书记、副省长陆学斌，希望他从省委宣传部派两个人过来。
陆学斌派来了《安徽日报》的两名记者。张恺帆让他们写一份报告外加一份内参。”如果省里讲不通，就把内参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是决心要把实际情
况反映上去的。“（注24）
只是，令他意外的是，正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改变了政策方向。他也因此受到牵连，与陆学斌一道被打成“妄图修改总路线”的“张陆联盟”。
下篇：扫地出门，批倒批臭
按
张恺帆晚年的回忆。他在无为县调查时，安徽省委常委宋孟邻等人也来到无为，“对凡是我调查过的地方，他全都重新‘调查’一遍；凡是我说情况严重的地方，他
都说不怎么样。他避着我召开地、县干部会议……宋孟邻当着我的面不敢讲什么，却背后放空气：”张某人肯定要犯错误了，他大闹无为二十天。‘后来我才知道，
我在无为解散食堂，他们已经派高鸿（安徽省委常委）专程把我写的反映无为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送到庐山给曾希圣、黄岩看了，说我‘大闹无为二十天’，‘擅自强
迫解散食堂’。宋还背着我找白犁平（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夏云（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主任）谈话，说：“张某人不看全局，专看阴暗面！’我再在无为蹲下去也没有意思了，就回到了合肥。”（注25）
回到合肥后，张恺帆发现，此前曾支持他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也改变了态度，认为“无为的情况
还是可以的。”因为彭德怀1958年上半年来安徽时，陪同者恰好是张恺帆，故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1959年8月4
日，安徽省委专门就张恺帆案形成报告，送给庐山开会的曾希圣，后递交给毛泽东。8月10日，毛泽东做了批
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
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
机会主义的党……”安徽省省长黄岩提前从庐山回来，召集省委常委会议，张恺帆开始受到长达51天的批斗，被“扫地出门”。（注26）
“父亲要写检讨，不让回家。”张恺帆之子张新元说，父亲有时会带他出席批斗会，他对此有模糊的印象：在合肥稻香楼宾馆地下的会议室里，因天气炎热，而放置了一个堆满冰块的大木盆降温。现场人并不是很多，张恺帆写的检讨无法被通过，大家坐着批斗他。
有的批斗会则人数众多。庐山会议后，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成员方一清参加了安徽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主会场在江淮大戏院，坐了1000多人，还有别的会
场，一共有2000多人与会。大会开了几天时间，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下来小会批斗张恺帆。”方一清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次一两百人参加的批斗会场，张恺帆
没有受到体罚，他坐在那里，既不反驳，也不检讨，只是沉默听那些批判话语。
方一清
说，当时发言的人很多，以省委领导为主，他没有发言，同时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在劫难逃。果然，他也很快因“反对大跃进，说放卫星是假的”、“配合张恺帆向党
发动进攻，说人民公社饿死人”等罪状而被打成右倾分子。在被打倒之前，安徽省文化厅拟任方一清为单位内的反右倾办公室主任，方一清说他拒绝了。“我知道这
个职位要说瞎话，我不愿斗人，就说自己思想跟不上，不够条件。”这后来也成为方一清的一条罪名，不仅辜负党组织的信任，而且牵涉到对庐山会议的态度。
无
为县开始收集并汇报张恺帆的相关材料，内容包括张恺帆在无为期间的讲话、批示、调查报告、通话记录等，张恺帆会见过的人接受了调查，县委相关领导还专门就
某些情况做了说明，包括张恺帆1957年在无为的讲话也被翻了出来。（注27）对张恺帆的批判并不局限在“三还原两开放”，包括他在巢县“站在地富立场，
引起思想混乱”，以及保护反革命分子刘某的历史也被揭发出来。他讲过的一句话———干部两个保姆，以前资产阶级这样的也不多，同样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此
外，另有材料举报他违反交规反要抓交通协管员及“大闹胜利旅社”辱骂服务员，不一而足。（注28）总之是要从各个层面将其批倒批臭。
1959
年国庆前几天，张恺帆一家被下放到淮北劳动。这之后他还曾被秘密囚禁，调查解放前坐牢的经历，欲定其为“内奸”。（注29）张恺帆受到批斗后，安徽农村的
境况每日愈下。无为县刚刚升起的希望又沉了下去。“我老家方楼村有100多人，饿死了一半。我家也死了不少人。他们也来求援过，我没办法。自己都吃不饱，
一个月20多斤粮，乡下来人还要招待。”方一清说，他的岳母、内兄和解放前刚刚分家的叔叔都在死亡名单上。
做
了三年右倾分子之后，张恺帆在1962年6月被宣布平反。依官方数据，在无为县大跃进人口最低谷的1960年，人口总数为662557人，而此前该县人口
最多的年份是1957年———982979人。三年来，无为县人口减少了约32万人，大约是该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注30）而整个安徽省农村1961年
较1958年共减少了449万人。（注31）
注释
注1：张新元2012年1月于安徽合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下同。
注2、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3、4、5：《张恺帆回忆录》张恺帆口述，宋霖记录整理，宋霖、刘思祥注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7：《无为日报》1959年7月4日头版报道《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宣传口各单位干部积极开垦种菜》。
注8：《无为县志》126页，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注9：据《无为县志》，1959年无为县人口死亡人数为86278人，死亡率为9.747%.而在1957、1958年年，死亡率分别为0.913%和1.104%.
注10：参见《张恺帆回忆录》。
注11：在《张恺帆回忆录》中，有关于李世农“因为如实反映情况”而受批判的段落，但并未提及张恺帆参与批斗，也没有就此道歉。
注12：2012年1月，方一清在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下同。
注13、14、15、16、17：《张恺帆回忆录》。
注
18、19：《张恺帆同志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无为县档案馆馆藏。《张恺帆回忆录》也收录该讲话，但个别地方有增删。譬如，删掉了
“对1958年的成绩和今年午季丰收的成绩是不能动摇的”，在“全县粮食总产在十一二亿左右”前增加了一句“据县委汇报”。
注
20：戴厚英在1992年3月《随笔》杂志发表的《恺老，您好》中说，“在那谎言无价，人命如草的‘大跃进’年月，安徽人民的状况只能用血泪书写……就在
这个时候，张恺帆发出了一个真实的声音：百姓家里没粮了，他们已经饿死了。”事实是，张恺帆并未直言饿死人，这大概因为当时的氛围下，公开宣说饿死人仍是
重大政治错误。
注21：1959年7月7日《张恺帆同志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注22：《张省长在无为县公社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无为县档案馆馆藏。
注23：《张恺帆处分和骂干部情况》，1959年9月6日统计。无为县档案馆馆藏。
注24、25、26：《张恺帆回忆录》。
注27：见无为县档案馆档案《关于对反党分子张恺帆在无为进行反党罪行活动、检举有关材料及省委张陆联盟的会议》。
注28：参见合肥市档案馆相关档案。
注29：《张恺帆回忆录》。
注30：参见《无为县志》。无为县实际人口以1961年为最低，但因迁入人口多，故总数超过1960年。该统计数据也疑似造假，因为出生、死亡和迁入、迁出的人数，和总人数的增减并不吻合。
注31：见《当代中国的安徽》第602页附录二《安徽省综合统计表》之人口数，1958年年末安徽农村总人口为2997万人，1961年末为2548万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
◎1959年，张恺帆来到了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张恺帆印
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
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
◎张恺帆回忆，在无为县城，县委书记姚奎甲在
向张恺帆汇报时，仍坚称1958年全县共收粮食13亿斤，上交7亿斤，现在农民每人每天可得4两原粮，全县浮肿病人不过万把人，“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
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但第二天，他从无为县粮食局长处获知，县里有两本账，一本7亿斤，另一本13亿斤。
◎
在无为县，张恺帆提出著名的“三还原两开放”：吃饭还原（解散食堂）、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张恺帆还让《安徽日报》的两名记
者写一份报告外加一份内参。“如果省里讲不通，就把内参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是决心要把实际情况反映上去的。”
◎
彭德怀1958年上半年来安徽时，陪同者恰好是张恺帆，故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专门就张
恺帆案形成报告，送到庐山。8月10日，毛泽东做了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韩福东，南方报业网
谁被怀疑向彭德怀提供致信毛泽东的材料（上）
[导读]张恺帆被打倒，主要领导称其“大闹无为20天”。他被批斗、下放农村，还遭秘密关押审问207天。他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怀”。受此案牵连，无为县、社、队干部被批斗处理的有28741人。
彭德怀(前右)1958年上半年到安徽视察，陪同者恰好是张恺帆(前中)。故有人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致信毛泽东的材料是张恺帆提供的。张新元供图韩福东翻拍
“大跃进”期间，安徽城市居民送肥下乡支援农业。董青摄合肥市档案馆提供
张恺帆蒙冤记
张新元跟在保姆身后，蹦蹦跳跳跑去食堂打饭。那些住在自家楼下的乡下人，和保姆抬个大桶，装了满满的稀饭回来吃。
这
个细节停留在张新元的脑海里，成为他对大饥荒年代的经典记忆。时间进入1959年，他刚好十周岁，在安徽省政府的宿舍区，有很多2层高的楼房，他的父亲张
恺帆和其他三家省领导住在其中一栋楼房内，每家独立单元。张新元与父母住在楼上，那些来自安徽省无为县乡下的亲友就住在楼下。“家里住满了人，父亲不嫌弃
这些农民。”张新元不知道自己家里到底住过多少人，只记得一大桶的稀饭都会被吃得精光。（注1）
张
恺帆（1908年12月18日-1991年10月29日）是无为县人，时为安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是安徽省第三号政治人物，权倾一时。他能给
这些乡下的亲友提供庇护。1959年，饥饿已经在安徽省内流行，浮肿病到处可见。张新元记忆中的另一片段是，有人给他父亲下跪。“这个男人跪下求我父亲，
具体因为什么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没饭吃。”张新元对南都记者说，他当时正读小学，在课堂教育中学习到的都是旧社会的农民向地主老财下跪，“怎么现在有
人向我父亲下跪？我父亲又没逼租，也不是坏人。新中国怎么这样？这不符合我从小受的教育，所以这个画面印象很深。”
当
饥饿的农民凭借关系，在张恺帆家里谋得一口饭吃时，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
山会议前期，“中央领导全党做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注2）“纠左”运动，也贯彻到安徽。在庐山会议召开后，张恺帆前往老家无为
县，宣告停办公共食堂，并处分了一些干部。他在无为县观政潮广场上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说，“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劳而获，剥削别人。请问社员搞点小
块土地，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卖卖，这是剥削了哪个？我们是领导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贫穷的道路。”“这样搞下去，人家要革我们的命了。”此时，
无为县和整个安徽境内，已经大面积死人。“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味道。”张恺帆晚年回忆他1959年7月
在无为县的见闻时说。（注3）
张恺帆没有想到的是，以“纠左”为目的的庐山会议，中
途改变方向。彭德怀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在庐山受到批判，全国范围内由是开始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张恺帆很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安徽省委主要领导称其“大闹无为20天”。他被批斗、下放农村，还遭秘密关押审问207天。（注4）他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怀”。受此案牵
连，无为县、社、队干部被批斗处理的有28741人（注5）。“我们家族死了20多人，包括我的亲二叔，我之前只知道他死了，后来二叔的外孙告诉我，他是
被抓到牢里死去的。”张新元说。
对张恺帆的平反发生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安
徽省委也进行了改组。全国范围内的甄别平反工作始于1961年6月，但在七千人大会后加速，“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包括受到错误
处理的群众得到平反。这是当时进行的所有甄别平反工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成果。”（注6）而张恺帆，是所有这些平反案件中，牵涉级别最高的干部之一。平反
后，张恺帆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结束后，曾出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1985年离休。
上篇：“歌声笑声四起”？
“天蒙蒙亮，
星星还闪着兰（蓝）光，
起床的哨声响了，
清脆的声音在晨空荡洋（漾）。
拿起车拐，
扛起锄头，
一个个神来焕发，
像湖水涌出了村庄。
向着碧绿的田野，
向着无际的棉岗，
歌声笑声四起，
随着晨风飞向远方。
披着闪亮的晨星，
迎着清凉的晓风，
踏着露珠晶莹的小径，
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
劳动。”
这是1959年7月4日《无为日报》上刊发的一首小诗《新的一天》，作者署名赵同津。诗中描述的是当地农民晨起集体劳动的情形。“星星还闪着兰（蓝）光，起床的哨声响了”应符实况，农民们拿着农具“像湖水涌出了村庄”也大体不差，只是“一个个神来焕发”、“歌声笑声四起”则与现实相去甚远。此时，和全国其他
县市一样，无为县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同日的《无为日报》称，两天前，该县宣传口各单位，“正集中全力，乘胜前进，大开、突开空、荒地，广种蔬菜，
他们提出：快种、多种、种好、勤管理，保证在本月十五日做到蔬菜自给。”（注7）
“蔬
菜自给”话语背后，暴露了一个秘密：“1958年无为全县粮食实产7亿斤，上报为10亿斤；1959年实产4.5亿斤，上报为9亿斤。虚报的总产只得在社
队亩产上浮夸，在粮库里做夸大了的假账，在减少社员的口粮供应上下工夫，大搞所谓‘低标准，瓜菜代’。”（注8）因饥饿，无为县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死亡。按
官方统计，1959年无为县人口死亡率约10%，其中绝大多数为非正常死亡。（注9）
张
恺帆正是在7月4日这一天前往无为县调查，开始所谓“大闹无为20天”的历程。无为县陡沟区张家墩是张恺帆的出生地，他出生时，父亲是小地主，拥有土地
200余亩，一半佃出，一半雇工耕种。1928年4月，张恺帆20岁，加入中共。1933年10月至1937年8月，他曾被捕入狱，度过3年零10个月铁
窗生涯。1952年安徽省建制后，张恺帆任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1956年7月，中共安徽省第一次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其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在15名省
委常委中，张恺帆的排名仅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安徽省省长黄岩、安徽省委副书记李世农之后。1957年底，李世农因反对用专政手段解决群众闹事事件
而受到批斗，后划为右派。在反右运动中，安徽全省党内外人士划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万人。（注10）李世农倒台后，张恺帆成为安徽省内第三号人物。
“我父亲后来讲，人无完人，有功劳也有错，要承认错误。反右运动时，他是书记处书记，也错误地批判过李世农，应该道歉。这一点（勇于道歉）我觉得他是不错
的。张劲夫（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说他不是当官的料。”张新元说。（注11）
反右
派运动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真话变得稀缺，很多人为了自保而噤声，另有人迎合领导意图，大肆浮夸与造假。1958年下半年，《安徽文化报》也接到很多来信与
来稿，宣称亩产万斤。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出版处处长兼《安徽文化部》总编辑方一清原本支持“大跃进”，但这时他发现问题了。“都是浮夸，上上下下异口
同声。这不是开玩笑么？我是农村出来的种田人，从几岁开始一直种到18岁。我对农村熟悉，我不相信。在开编辑会的时候，我说：亩产几万斤？知不知道一亩地
面积到底有多大？不可能的啊。编辑部好多人不熟悉农业，但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我们报纸侧重文化，不怎么登这类报道。但《安徽日报》登了，小女孩坐在高产
的水稻秧苗上。我说这是胡搞嘛，上面应该了解一下，不能相信。但结果《人民日报》也登了，都吹了起来。”（注12）
方
一清1921年生于无为县长堤乡（现福渡镇）方楼村，曾参加革命打游击，任无为县第一副县长。1959年，他并未回无为县调查，但“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
悉。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春节的日子不能过的。我有亲戚到城里来说，食堂已经没粮了，吃草，饿死了很多人。”此时，中央正在贯彻“纠左”方针，方一
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只是就饿死人的现象向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提出了建议———他当时没有想到这会成为自己的“罪状”。
这
一年的春节，张恺帆也没闲着。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建议，省委负责同志在人民公社成立后第一个春节“到下面去，与民同乐”。他后来解释这样提议主要是因为，
“老百姓没有饭吃，又没有人敢说”，他希望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亲自下去看看，了解实情。那时，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都要兼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曾希圣兼肥
东县，张恺帆兼巢县。张恺帆在这年除夕去了巢县，“到旗鼓公社和公社干部一起吃年夜饭，公社干部想尽办法，到处奔走，才弄到四菜一汤，有一点肉，一点小毛
鱼，鸡都没有。酒呢，是山芋干酒。旧社会再穷，过年也有大几样菜啊。由此可见浮夸风造成后果的严重。”（注13）
当
时，全国上下正在进行“反瞒产私分”运动，认为农民私藏粮食，干部带人去农民家到处搜查。张恺帆说，他向省委作了汇报，表示农民真的在挨饿。但曾希圣坚持
认为，张恺帆受到蒙骗，此前另一位省委常委桂林栖写了一篇《揭开粮食的秘密》，作为文件下发，内称在桐城查出一两亿斤农民私分的粮食。
农
村的粮食不断被征收上去，开始有很多乡下人前来向张恺帆反映情况。“特别是无为，来的大多数是拄拐杖的浮肿病人，有的一进门就喊‘救命’，还有我的亲戚，
来了就躺在我的家中，不肯走了。惨状触目惊心，忍无可忍。我决心再到巢县、无为乡下做些调查。许多好心人劝我：”不要下去吧。下去也没有用，讨批评，何必
呢？‘我说：“怕什么呢？共产党不能不关心群众疾苦。’”（注14）
张恺帆只在巢县做了短暂逗留，就去了无为县。7月4日至23日，他在这里掀起了一场风暴。
中篇：“大闹无为20天”
1959
年7月4日，张恺帆在巢县发现情况比春节时严重，公共食堂一概是清水煮青菜、萝卜叶子。刚从无为县赶来的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杰说，无为的情况更为严
重。他们于是来到了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注
15）
很多人向张恺帆下跪求救。他们说，“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
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食堂不能再办了。”“张省长，把自
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张恺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
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注16）
张
恺帆晚年回忆，当晚，在无为县城，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向张恺帆汇报时，仍坚称1958年全县共收粮食13亿斤，上交7亿斤，现在农民每人每天可得4两原粮，
全县浮肿病人不过万把人，“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但第二天，他从无为县粮食局长处获知，县里有两本账，一本7亿斤，另一本13亿
斤。前者准确。他知道县委书记在说谎。（注17）
不过，7月7日张恺帆在无为县五级
干部会议上作长篇讲话时，还是首先表示：“对1958年的成绩和今年午季丰收的成绩是不能动摇的”。“特别是去年那样大的旱情，我们还取得了很大丰收，全
县粮食总产在十一二亿左右，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今年午季产量也不低，比去年有了很大的增产。”（注18）
张
恺帆在将“我们的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一笔带过之后，着重讲的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存在缺点……主要是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同时，没有很好地考
虑到群众生活，也就是没有把群众生活安排好。”他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并不科学：“肚子”比“面子”重要；现在问题非常严重，“病人很多。特别是浮肿病很多、粗腿很多，妇女子宫下垂很多，闭经的很多。我们到了许多村子都看到床上睡着病人，每个村子都有。病人为什么这样多？57年、58年
有这样多么？很显然，与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是分不开的，如果谁说这与生活没有关系，那要检查这个同志的群众观点。机关里也没有，我也没有，省里没有，县委
会我看也没有，关起门来说亮话，就是生活没有搞好，没营养，再加上去年大跃进劳动过度所造成的。现在有许多人骨瘦如柴，争（睁）眼看不到这个事实是不对
的。”（注19）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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