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交出北京时争取新闻自由

 　　摘要：1949年1月6日，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任张东荪与国军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代表守城的傅作义将军，与围城的共军谈判。在一顿礼仪性的晚餐后，摸清了傅作义的“底”的聂荣臻将军，立刻发电报到军委，明确报告傅的条件，四项条件中的第二条是：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第三条则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学术为神圣之事业，亟须保持其超脱与尊严，遇事驱驰，终非盛事。”猜猜此话出自何人之口？

　　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一定出自那些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理念的知识分子。

　　其实不然。说这话的，乃是曾经横刀跃马、叱咤风云的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

　　206页的《傅作义办学情深意重——记 傅 作 义 办 学 十 六 年（1940-1956）》，是一本非正式出版的纪念文集，记录了傅作义将军的办学理念及思想，作者是追随傅作义创办私立陕坝奋斗小学、历任该校正副校务主任、校长的唐自强先生，以及其他教职员工。近年来，一些当年私立或教会中小学校的教师、校友们纷纷撰写、出版此类回忆与纪念性的文字，成为民间记忆强劲复苏大潮中清新的一脉，对于研究现代教育史、发掘现代教育传统中的宝贵资源，具有独特的价值。

　　本书是记述傅作义办学理念及方法的第一手资料。穿越半个多世纪的风烟，一个戎马将军的办学理念及实践，仍闪烁着启示的光芒。

　　烽火办学路

　　将军办学，近因是为了解决抗日战争中军政干部子弟子女的就学问题。

　　1936年的绥远抗战中，傅作义率部取得百灵庙大捷。翌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傅作义随即率部转战察晋绥各地疆场。随着部队中喋血伤亡残疾者的增多，救恤之外干部子女就学成为抗战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办学的远因，则源于更深远的关切。在与人谈论办学精神时，傅作义说：“中国积弱，已及百年，瞻国之士，不曰实业之不兴，即曰军备之不振，此犹浅之乎视之也。其较深入者则谓文化之落后，政风之颓圮，斯则庶几近之，而犹未及肌理。余思此弊三十年，乃知贪渎之原，胥由享受过高，或家累太重······故吾人领导干部，欲求其功，宜养其力，欲责其廉，先释其累，予立斯校，意即在此。更明白言之，即所以为国家育人才，代干部教子弟，能使仰事俯畜之不忧，始有高风亮节之足言也。”从根治中国积弱的角度考虑教育的价值，立意堪称高远。

　　傅作义还说过：“以吏治之澄清，人才之培育，为救国之首要。”联系上述一番话，可以看出，在他眼中，官员贪渎与教育有关，所以，归根结底，教育更基本。或许有人会认为，将军的药方未切中中国问题的根本。果若有此，未免求全责备。国家与社会的进步，有赖不同人从不同角度朝着一个方向共同进发，不必指望任何人手握终极解决的十全大补。

　　1940年夏，私立奋斗小学在宁夏平罗县黄渠桥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眷属所在地创办，起初学校暂名“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奋斗小学”。建校之初，因陋就简，“矮屋三椽，读教一室。人虽十七，而级则六年。彼时虽为小学，实如私塾耳”。虽然一切不够正规，但解决了一些随军干部眷属子女失学问题，初步解除了抗日前线干部的后顾之忧。

　　经过四年发展，到1944年秋天，学生人数增加到472人，教职工由十余人增至二十余人，而校址则迭经播迁，最后迁至绥西陕坝，与创办于1942年的私立奋斗中学同在一个校园。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傅部眷属团的迁移，又分别增设了归绥奋小、张垣奋小、奋斗幼儿园和北平奋小。

　　奋斗中小学的办学资金，初期来源于傅部中以干部互助合作方式入股集资创办的“共济实业合作社”，该社所获利润专供抚恤救济之需。1940年该社结束后，所留财产估值百万元，拨做奋斗学校基金。同时，又组织“奋斗基金实业社”经营这笔款项，作为抗日阵亡残废官佐的救恤费、遗族子女教育补助费以及奋斗中小学的经费开支。

　　奋斗中学除招收军政子女外，兼收一般非干部子女，也为一般社会青年开辟了就学之路。

　　傅作义对办学，确如《傅作义办学情深意重——记傅作义办学十六年（1940-1956）》书名所示，当得上情深意重四字。

　　首先表现在钱财上的投入。据该书书中一篇研究文章介绍，傅作义本人所投入的办学资金，数目难以统计，但据信非常可观。他还将自己旧藏的一套万有文库及一些工具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陕坝奋斗中学农场是奋斗中小学基金生产单位之一，傅作义把自己在战争时最心爱的坐骑大白马送给了农场，并自购骡马两匹，专为饲养下驹。

　　傅作义还亲自担任奋斗中小学校董的董事长。他多次到校巡视、听课，以至于能呼出许多学生的姓名。每年节假日，他都宴请全体教职工，并且勉励有加。在他的领导下，奋斗中小学的预算编制使用得格外精细，保证了教学的需要。

　　傅作义甚至将终老之业选为教育，“将来解甲归田后，即专心致力教育为终身夙愿。”百战将军，其志可感。只是，世事难料，这一理想后来并未实现。

　　“造命”事业

　　傅作义选择的办学之才，是一群有理想有担当的人，且有高度共识，皆视教育为“造命”的事业，认为教育关系个人前途、国家命运、人类幸福，至深且巨。

　　傅作义本人，对教育也有深思熟虑的见解。关于中小学阶段的教育目标，他认为，“小学多重美育，发展其健硕纯善之身心；初中着重生活，启迪其做事做人之认识；而高中则以不窒碍文科天才之进取，约略侧重理科为原则。盱衡国势，不得不然。”他甚至认为，“将来大学专科，亦当依循此径，再及其他。天假时力，当庆全成。”

　　这些办学思想，今日看来，仍然不失其光辉。只是，今日中小学教育，仍在功利主义的道路上狂奔，与半个多世纪前这位戎马将军的境界，距离遥遥。

　　奋斗中小学虽然基本上贵为干部子弟学校，但对学生却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学生没有骄师傲友的表现，没有少爷小姐习气，不炫其家长权势，不显其特殊身份。为了防止学生有“攀比”、“自豪”现象出现，学校要求学生全部住宿在校，同在一口大锅中吃饭，主食以糜米饭为主，副食也很单调。就连傅作义的儿子傅亨、女儿傅克庄、侄儿傅瑛也不例外。

　　已经82高龄、毕业于奋斗中学的王兴武告诉笔者，在奋斗中学，“傅作义的儿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多么了得的事实。初中升高中，每年有三个保送名额，而傅作义的儿子并不在保送之列，仍需参加考试。

　　关注学生身心，重视体育，强调学生自治，强调做事做人，这些教育思想在奋斗中小学得到了彻底践行，而践行的办法，并非通过枯燥的说教，它们体现于日常生活中非常具体的细节要求中。

　　摘录一些《私立奋斗中学学生操行评点表》中，管窥一下对学生言行、风度、待人、律己等方面的要求：

　　【4】行：

　　认识：行的重要，近世尤切。入境径观，可察其民。故国体精神，个人气概，均于一步一趋中见之。我辈盛世强民，胸襟雄阔，当做虎行，勿为狼顾。

　　（56）平时走路，必须平视、挺胸、阔步、迈进。 （58）行路不可袖手。 （59）行路不可插手裤袋。

　　【6】听：

　　（76）他人私语，绝对不可窃听。 （77）必须有欣赏音乐和戏曲的习惯。 （78）名人演讲，遇有机会，必须往听。

　　【8】动：

　　认识：宇宙之大，品类之繁，世事之杂，个人之微，无时不在动中。然而，这是 “律动”，不是乱动。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指入水，则大海震荡”。生逢科学的群众时代，此点尤须审慎。

　　（96）开窗移凳，必须用力轻，用心细。 （98）未经许可，不可动用他人之物。

　　【10】风度：

　　认识：有人忘而生厌，有人一见倾心，其故为何？即风度是也，故命世之才，常具吸人之力；拒人千里，终身无成。

　　（147）坐立姿势，常须保持正直。 （148）室外伫立，必须挺胸、抬头、睁眼、闭嘴。 （153）咳嗽、喷嚏，必须用手帕掩住口鼻。（154）痰唾鼻涕用纸包纳，扔在垃圾箱。

　　【12】待人：

　　（209）绝不蔑视他人的主张。（214）绝不谄媚权贵。 （215）他人无心的过失，必须宽恕。 （216）与别人同坐，绝不用手臂多占别人的地方。 （219）对待工友，必须和平相处。

　　整个操行评点表，达200多条之细密，具体而微，贴近生活。其中还有规定学生必须爱护生灵的内容。与今日那些大而无当的道德宣教相比，这些融汇于学生日常生活、细致而切实的要求，无疑更具效力。今日中国，即使最国际化最繁华的都市，随地吐痰现象仍然是一道独特的景观，已足够说明问题。

　　在学校恳亲会给家长的信中，还有提醒家长进行早期性教育的内容：“性教育应从儿童幼年开始实施。当母亲的应借助动植物的生活相击暗示，不可任其持神秘的观念，污秽的心理，自戕自贼，遗害终生。”

　　经历过上个世纪中叶的海桑之变，私立奋斗中小学于1952年交公。此前的1951年，奋斗中学校长陈禄林以反革命罪被镇压，多年后获平反。如今，在私立奋斗中小学受教过的学生，多已老成凋谢。那些健在的，提起当年的母校，无不充满感激与怀念。

　　锋镝下的新闻自由

　　谈傅作义办学的书，让我想到了另一本书——读《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年前读此书，书中的一个问题至今未能释怀。

　　问题与国共两方将军对民主政治、新闻自由的看法有关。

　　《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从北平和谈写起。1949年1月6日，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任张东荪与国军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代表守城的傅作义将军，与围城的共军谈判。在一顿礼仪性的晚餐后，摸清了傅作义的“底”的聂荣臻将军，立刻发电报到军委，明确报告傅的条件，四项条件中的第二条是：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第三条则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写到这里，该书作者发了一通感慨：“作为1950年代即到北京读书，后来一直在北京生活写作的人，著者读到这四条中的第二条，即在如此严峻时刻，即将献城的傅将军，还想着北平的新闻自由，不免心头一热。”

　　不过，接下来作者的叙述及评议，与这一段议论似乎不无矛盾。

　　毛泽东在给前线的回电中，针对第二、第三两条，如是表态：“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林彪更提到：“关于出版、信仰自由问题，我们的民主纲领中早有阐述，这里不多说了。”对此，作者评议道：“手握重兵、杀生无算的双方，在如此紧急的时刻居然都谈到民主政治，是不是因为代表民意的张东荪在场？”

　　体现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的话语，出现于刀光剑影的生死场，搏杀的双方均是出于策略吗？

　　在毛泽东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这一细节，能支持作者上述以设问方式做出的评议，但仅仅能支持一半，对于另一造，也即傅作义为何在大兵压境的情境下，还挂记着新闻自由与民主这些不当饭吃的东西，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解释。

　　读《傅作义办学情深意重》，联系傅作义对教育所抱的一些理念与思想，或可并不牵强地推测：对于新闻自由，这位戎马生涯的将军，未必是出于一时的策略，而是怀有一份尊崇与信奉。

章诗依，经济观察网2012-03-26，原标题为《将军、学校与新闻自由》